群體智慧：三個臭皮匠與三個和尚

「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是傳統智慧；「三個和尚沒水喝」，也是傳統智慧。兩句話矛盾，但都可以找到無數例證。團隊可以集眾人之智而聰明， 團隊也可以抑制個人智慧而愚蠢。關於後者，有個世界著名的案例：美國入侵古巴豬灣的失敗。

1961年4月17日，一支由流亡古巴人組成的1500人美軍僱傭軍，在美軍飛機艦艇支援和兩名CIA官員直接指揮下突襲古巴豬灣，試圖佔領一個臨時機場，再由一個自邁亞密飛來的古巴流亡政府從當地向美國發電求救，為美國軍事製造藉口，顛覆新生的卡斯特羅政權。誰料，入侵僱傭軍三天後被全殲，一千多人被俘。剛上任90天的肯尼迪政府顏面盡失。這一役被視為美國外交決策最大敗筆之一。

入侵計劃是肯尼迪與五角大樓和中央情報局官員的聯席會議批准的，是一批美國精英的共同決定。事後覆盤卻發現，這樣一個軍事假設錯誤百出的計劃竟然得以批準執行，荒謬至極，並成為心理學上「集體迷思」(Groupthink)的著名案例。

集體/團體迷思(或盲思)，是指集體決策時，成員傾向於與團體保持一致，不敢提出異議，使集體無法客觀分析問題，從而作出錯誤決策。這是羊群效應、從眾效應、錨定效應等的特殊表現。

羊群效應其實把羊污名化了，魚、鳥、蟑螂……以至人都愛從眾，隨大流。實驗證明，用遙控機械魚可以操控魚群。一個魚群有幾十萬條魚，要多少機械魚才能操控? 生物學家發現，只要 5~10% 的機械魚就可以，而且魚群越大，需要的機械魚越少。也就是說：群體數量越大，越容易操控！

對人群亦然，對人群的操控，有比機械魚先進百倍的訊息傳播工具。想想英國的脫歐公投、特朗普與希拉莉的選戰，想想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橙色革命……人群操控，不是比羊群、魚群操控更易?

美國社會學家Scott E. Page 有個「多樣性預測定理」(Diversity Prediction Theorem)：判斷的多元化，包括判斷錯誤的多樣性，是群體智慧必不可少的的因素。亦即群體內越多樣性，各人越有自己的主見，集體預測就越準確，集體智慧就越高。試想，如果「烏合之眾隊」的棋手不是來自五湖四海，而是來自同一個棋社，能接卡斯帕羅夫幾招?《清醒的思考藝術》(德：Rolf Dobelli)一書甚至在〈團體迷思〉一節提出：「如果你領導着一支團隊，請你指定某人唱反調，他將不是團隊裡最受歡迎的人，但也許是最重要的人。」

不幸的是，多樣性今天很脆弱。這既因為人的隨眾心理傾向，不愛獨立思考，也因為網絡化的大環境，讓人們越來越受網上訊息、輿情支配，以致向兩極同質化。多樣性既不存，何來群體智慧?

(三之三)

群眾智慧：烏合之眾大戰棋王

《群體的智慧》一書有個長長的副題：〈為什麼大眾比小眾聰明，及集體智慧如何造就商業、經濟、社會、國家〉。這其實是說： 在一個集體中，由成員單獨作出的決策，往往不如由匯集群眾智慧作出的決策。而通常，無論集體多大多小，決策多是由其中的少數精英分子作出的。

這觀點與群眾心理學的經典之作《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一書的觀點恰恰相反，這書的作者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一八四一至一九三一年）認為個人融入了群體後，個性、理性都會被群體淹沒，「人獨處時聰明，成為集體就蠢了」。歷史上，不盡的群眾失控非理性暴動為此提供了大量例證。

法國大眾研究學者邁赫迪．穆薩伊德(Mehdi Moussaid)則有《人群探秘：群眾對我們的評價》(Fouloscopie, Ce que la foule dit de nous，中信出版社的中譯本名為《新烏合之眾》)一書。書中對高爾頓發現的「群眾猜牛智慧」歸納為：「當人們預估一個數值時,無須任何專業資質,所有普通個人估值的平均值最接近正確的答案,它肯定比這群人當中任何一個優秀個體的估計更準確。」

穆薩伊德就此組織了十幾個實驗，比如猜測一座紀念碑的高度，兩個城市之間的距離，一條河的長度，一間屋的室溫，一個公園的面積……。結果，據他說，受試群眾都給出令人滿意的平均值答案，哪怕個別人的答案錯到離譜。

最有說服力的例子，可能是烏合之眾與國際象棋棋王卡斯帕羅夫的大戰。

1999年，微軟遊戲平台向全世界發帖，邀請玩家組隊挑戰卡斯帕羅夫，不問水平、資歷，阿貓阿狗誰都可以同世界冠軍較量。 每步棋，微軟平台給烏合之眾隊24小時思考，每個參賽者獨立下棋，多數人下的一步會下到棋盤上與棋王對弈。這吸引了75個國家五萬多名棋手擠上擂台。卡斯帕羅夫此前兩年剛受過電腦「深藍」的重創，會不會再被五萬名九流棋手集體羞辱? 

1999年6月21日，棋賽開始，下了四個多月，竟然旗鼓相當。烏合之眾隊一度下出被棋王譽為「卓越的理論創新」的妙着，佔了上風(這一步後來成為國際象棋比賽中常用的經典招式)。烏合之眾隊的氣勢堅持至殘局，棋王在僅餘三子時顯出非凡本色，下出致命殺着，將！烏合之眾隊棋力遠遠超出人們預期，雖敗猶榮。

看來，依靠群眾智慧集體決策，庶幾可以無敵天下了！真的? 

(三之二)

「搵食」的群眾智慧

朋友從首爾回來，談到一次光顧食肆的經驗：在小街上不知道該進哪家小店的門時，發覺其中一家有人在排隊，門外除了韓文還有日語廣告，而旁邊的「友店」門可羅雀。憑直覺可知，不妨隨大流去光顧有人排隊的那家。果然，和風料理吃得滿意。這家大概是網紅店，日本遊客也聞風而至。

這該是很多人的經驗了，就是當不知如何選擇時，參考「群眾意見」好了，衣食住行都一樣。如今網上流行大眾打分，你不必上街，不必向朋友查詢，就知道哪家食肆有幾顆星，哪齣電影有多少評分；做網購時，也可以參考消費者的評論；據說外國還有給「性工作者」打分的，以給同好指南。

這樣的「群眾智慧」靠譜嗎?  

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博學家法蘭西斯·高爾頓(Francis Galton) 在人類學、優生學、地理學等諸多領域有過不少貢獻，是建立進化論的達爾文的表弟。「優生學」（eugenics）一詞就是他1883年率先使用的。他1906年在一個小城的牲畜家禽博覽會看到，人們在競猜一頭牛屠宰後能產生多少牛肉；競猜者花六便士就可參加，答案最接近的可以得到全部牛肉。有787人為競猜下了注。

高爾頓對統計學有過貢獻，曾就種子研究發現了回歸平均值（regression toward the mean）現象。競猜挑起了他的統計學興趣，結果發現那 787名競猜者估算的平均值是 542公斤，與正確答案543公斤只差一公斤。

類似競猜遊戲很多人玩過，一些聯歡宴會上常有花樣百出的競猜活動以營造歡樂氣氛，如猜一只乳豬、燒鵝有多重之類，哪一桌猜中了就可加餸，管你其實已吃到撐不下。

被推崇作「優生學之父」的高爾頓 1907年就他的統計發現指出： 「也許大眾的民主決策，比我們以前想象的更值得信賴。」下回玩這遊戲，不妨也統計統計答案的平均數，印證一下。

高爾頓的發現，直到近一百年後才被人重新公開並得到重視。2004年，美國《紐約客》專欄作者詹姆斯．索羅維基(James Surowiecki)寫了 The Wisdom of Crowds (《群體的智慧》)一書，把相關議題重新推到人們面前，並引來大眾研究( crowd study)學者的進一步實驗和研究。

高爾頓的發現和結論可信嗎? 

(三之一)

杏仁茶與《新烏合之眾》

外出吃晚飯，到了甜品環節，常點蛋白杏仁茶。稱之為「茶」，不知有何典故，怎麼做則是知道的。家人從淘買來杏仁粉，我早上泡咖啡，也加點，別有風味，只是喝到最後，杏仁粉渣粒使口感欠佳。最近索性自己弄起杏仁茶來。

方法簡單：適量杏仁粉、奶粉加水煮開，過瀘出杏仁粉顆粒，再煮開，加糖，加適量藕粉使變稠，熄火，加雞蛋成蛋花。要賣相好看點，就只加蛋白。自用就不必太講究了，其實黃白相間的蛋花一樣好看。

我只用不锈鋼絲網過瀘。開始時，擔心過瀘不好會影響口感。事實上是「過慮」了，杏仁顆粒過濾得很乾淨。

我以肉眼比較網眼與杏仁粉顆粒的大小，以為一定會有不少顆粒穿網而過，可是顆粒在瀘網上殘留成糊狀，並沒有穿過。可以想像，網眼被堵住了，顆粒自己形成一個篩，只讓液體慢慢通過，顆粒過瀘得乾乾淨淨。把大量米倒進漏斗，漏斗也會很快就堵住，儘管漏斗的孔比米粒大很多。

這都屬物理現象。換上生物，情況怎樣? 菲律賓大學的科學家把一籠老鼠緩緩放進水裡，籠的門是打開的，但驚惶失措的老鼠爭先恐後，把門堵死了。也有科學家向蟻巢注射幾滴殺蟲劑，以紀律見稱的螞蟻爭相逃生，同樣自己堵死了逃生門。

人又如何? 現代日趨嚴謹的科學道德審查，不容許用人當老鼠、螞蟻進行類似實驗，但西班牙納瓦拉大學確曾在一定的防護措施下，以二百名訓練有素的士兵做過相似的實驗，讓他們盡快衝出一個體育館的窄門。像老鼠一樣，士兵們越急，越難以衝出體育館。

這證明，在極端情況下，人與杏仁粉、米粒、老鼠、螞蟻......沒有兩樣。

這現象叫 social dilemma(社會困境)，就是說在特定情況下，對每個個體最有利的行動(例如爭先走出窄門)，對群體整體卻是最有害的。

幾年前當香港陷入世紀瘋狂的黑暗之時，在網上讀過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一八四一至一九三一年）著的《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增加了對個體在人群中的失控、失智之認識。不久前在深圳見到這書的實體書，而且有多個不同版本。進一步瀏覽，又發覺有《新烏合之眾》(Fouloscopie, Ce que la foule dit de nous)，這是法國學者 Mehdi Moussaid(邁赫迪．穆薩伊德)的著作，介紹的是「大眾研究」的新知。 書名也可譯為《人群探秘：群眾對我們的評價》。毫不猶豫就買下了。

這書果然非常有趣，常令人眼界大開而莞薾一笑，例如以上關於老鼠與人的「社會困境」對比。我們對人自身的認知太少了，作者告訴我們： 「我們與其他動物種群之間的區別微乎其微」。信乎?

「瀕臨絕種動作」與「瀕臨高難度動作」

一位朋友通過智能電話給我介紹一本書： 《瀕臨絕種動作圖鑑》。書名有點無厘頭，但一想就知道是怎麼回事，就是有些事情你不會再做，相關的動作也就瀕危，以至消失了。書中涉及的瀕危動作中有100個，朋友特別指出，其中四個與閱讀有關：看報紙、從書架上選書、看着(實體)地圖找路、查(實體)字典。

上網搜尋可以知道，這是日本九十後視覺設計師藪本晶子（Akiko Yabumoto）的作品。這書主要源自她在東京藝術大學美術學系設計科修讀時的創作，到出版成書時又擴充了內容。動作不同程度瀕危，其實是時代變遷的縮影，主要是科學技術進步之下，有形的商品與無形的應用技術，大大改變了每個人的種種社會活動。不知不覺間，很多事情、動作從生活中退場了。

書中把瀕危級別分為五級。零級：目前普遍會做，但未來可能消失的動作。一級，做得已沒那麼頻繁的動作。二級，還存在而一般不做的動作。三級， 以前會做但現在不會做、難以見到的動作。四級，小時候做過的動作。五級，日常生活中已經不做也看不到的動作。她說的是日本的情況，有些動作是日本才有的，而大部分也出現在香港。

零級：如晾衣服、(上街)買東西、吸地板、用鑰匙鎖門……。一級：交換名片、蓋印章、從書架上挑書、刷條碼、解開耳機線、抄筆記……。二級：如換燈泡、用毛筆寫字、用掃把掃地、看手表、用捲尺量東西、用熨斗熨衣服……。三級：找手機訊號、轉水龍頭、磨墨、拉繩關燈、相機過片、換CD、看報紙、看着實體地圖找地方……。四級：打算盤、(用雞毛掃)撢灰塵、蟯蟲檢查、(為消除雪花)敲電視機、跳房子、撥電話、削鉛筆……。五級：打井水、劈柴、生火、用洗衣板洗衣服、入閘剪票、甩(水銀式)溫度計……。

這些動作的消失，絕大部分是時代發展所致，很多一去不復返了，很多值得懷念。一些會在人們舊懷下重新出現，但能持續多久讓人懷疑。有朋友日前買了個紅泥小火爐，煮起碳燒煲仔飯來，難得的是他還記得明火煲飯的技巧。其實碳燒已是進步，用柴燒更懷舊，而這動作的難度更高，哪裡找到柴枝? 長期燒柴更沒可能，能忍受柴火熏燎嗎? 以前廚房到處烏黑一片是如今難以想像的。

技術創新帶來的是便捷、高效，讓人們減少了許多手續煩瑣、時間消磨。不過這些煩瑣、消磨有時也讓人懷念。有攝影師說，很懷念以前用菲林拍攝時，等待照片沖曬出來之前那段時光的殷切期待心情。那大概有如戀人若有所得、若有所失的朦朧情懷吧。執筆寫字該是第幾級的動作? E-mail 都成過去式了，手寫情信還存在嗎? 「家書抵萬金」真不可思議。

日前去參加一個婚宴，奉上的賀金放在一個用灑金宣紙手製的禮封中，再用毛筆寫上新人的名字。接收者的第一句話是：字寫得好漂亮啊！

忽然想到，也該有人出版一本《瀕危高難度動作圖鑑》。

睡眠：24 小時一次的萬靈丹處方

Matthew Walker 通過《我們為什麼睡眠》一書讓人重新發現，人人都有個唾手可得的「萬應靈丹」。

人和所有動物一樣，每天都要睡眠，每天要睡七到九小時，孩子睡得更多。睡眠對於人往往像例行公事，沒有得應有重視，科學家也從來沒能解釋清楚為什麼人一定要睡覺。

這其實是人類百萬年來進化的正果，過程中付出過沉重代價。當人還未能群體定居下來並有個安全的住所之前，睡覺得冒死進行，因為會有隨時被獵殺的危險。那時的人類群落不敢都睡着了，會有人輪流守夜，現代人露營也常這樣做，以至至今有三成人遺傳着百萬年來形成的夜貓子基因，他們的才華要三更半夜才能充分發揮。你到該睡覺的時侯還不睡，其實是背棄了人類進化的一個重大成果。

冒着巨大風險養成的睡眠習慣，該有與之相匹配的巨大利益才對。可是 Walker 指出，人是所有物種中唯一會無緣無故挨更抵夜的物種。其他飛禽走獸，到時到侯就會找一個安全的地方睡覺去，最多像貓頭鷹那樣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地睡，或者像鯨魚左右兩半大腦輪流入睡。

用 Walker 的話說，這進化成果就等於一服每 24小時一次的非藥物處方，只要你願意，這處方讓你每24 小時精神、體力都煥發新機，重新叉一次電。

近二十餘年的科技進步，大大推進了大腦神經科學研究和對睡眠的認知。簡單而言，在思想心理層面，睡眠能通過大腦神經網絡重整加強人學習、記憶、邏輯判斷等能力；可以調整情緒的大腦迴路，使我們能夠冷靜應對第二天的社交和心理挑戰；大腦甚至可以在虛擬空間中完成新舊知識整合，激發創造力。

至於在生理層面，睡眠可以加強免疫系統，防止感染，抵禦疾病；可以微調胰島素的平衡，調節葡萄糖的循環，調整身體的新陳代謝；可以調節食慾以控制體重；可以維持腸道有益健康微生物群落的繁衍；可以保持心血管系統健康，有助降低血壓，保持心臟的良好狀態。

(睡眠，四之二)

睡眠之神奇：我們為什麼睡眠?

昨天晚飯後，坐到書桌前閱讀。不一會兒就眼睏起來，呵欠連連。可能是「飯氣攻心」，更可能是因為早上起得早了點。我知道強撐沒用，既敵不過瞌睡虫，強撐眼皮讀書也不入腦。

索性闔上眼，用手撐着頭小寐。多久? 打算默數一百下就好。過程中稍有分神，不打緊，重拾數字數下去，大約數了 120 之數。以每分鐘約 60 拍的速度計算，小寐了約兩分鐘。這兩分鐘迷迷糊糊，似睡非睡，似醒非醒，但效果非常神奇。

再張開眼，瞌睡虫走了，呵欠沒有了，精神集中了。讀完要讀的書，練練二胡、做點運動、洗澡，再上網瀏覽一下，一直不覺睏倦，到午夜關燈睡覺。

這樣的經驗多有：在巴士、地鐵、飛機上眼睏得無法閱讀(書本也好、手機也好)，我會閉目養神。短短的若干分鐘靜寐，可保接着的旅程不再打睏，幾個小時的飛行都沒問題。

這幾分鐘，嚴格來說並未真的入睡，遑論深層次睡眠了。若能好好小睡，效果當然更好。

對於消除疲勞、恢復精力，沒有比睡眠更有成效了，咖啡或茶或什麼興奮劑、藥物都比不上。可是人們對睡眠的認識很不足。

每個人都有兩個與生俱來必要功能：食同瞓(睡)，你一出生就懂得做。對於食的研究、講究太多太多了，隨着社會富裕，食不厭精快無所不用其極。可是對於睡，則所知很少，而且不重視，以致睡眠不足成為無聲的流行病 (silent sleep-loss epidemic) 了，尤以富裕國家、地區為甚。香港的打工仔，個個唔夠瞓。

最近有一本書在全球大受歡迎，書名很簡明： Why We Sleep (我們為什麼睡眠)。作者 Matthew Walker 是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的神經科學和心理學教授、睡眠和神經影像實驗室主任，也是哈佛大學精神病學教授。這世界太多人受到睡眠不足流行病困擾了，這本書二零一七年出後被譯為 34 種語言出版，銷量過百萬；曾高踞《紐約時報》、《星期日泰晤士報》暢銷書榜第一位。

連比爾．蓋茨都給它為文推薦，因為這書讓他睡得更好，儘管這位年輕時為創業不斷熬夜的電腦天才不盡同意書中關於睡眠不足影響創意的論斷。

(睡眠，四之一)

集體思維，從潛意識到無意識

網球比賽中有個術語叫「非受迫性失誤」（unforced error），是指球手在對手沒有給壓力下打球下網或出界而失分，最典型的是發球雙錯誤，主動送分。

「非受迫」是從觀眾角度說的，場上球手主動給對手送分，其實是巨大壓力下的失誤，只是壓力潛而不顯，不足為外人道而已，有如心理學潛意識之存在。

據瑞士已故心理學家卡爾．榮格(C. C. Jung)的理論，人的心理結構有三個層次：意識（自我）、個人潛意識（情結）和集體潛意識（原型）。其中集體潛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又稱為原型，archetypes）較少人注意，但對社會有着潛在的巨大影響，就如個人潛意識對個人的影響一樣。

集體潛意識在人格結構中居於最底層，是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經驗庫存在人腦中的遺傳痕跡；個人潛意識是意識被遺忘了的部分，集體潛意識則是一直意識不到的東西。榮格用海島比喻：露出水面的小島是人能感知到的意識，潮來潮去而顯露出來的水下部分是個人無意識，而島下最底層的海床，就是我們的集體潛意識。

榮格認為遠古人類的意識和體驗會遺傳下來，人類因而享有很多共同的潛意識而不自知，直到我們出現自己都覺得奇怪的集體反應或情緒時，才覺得奇怪。譬如羊群效應，人會對一個莫名其妙的訊息作出不假思索的集體無意識反應。難以置信的集體踐踏死亡慘劇，其實是人在接收到某個訊息後的原始的求生心理反應使然。

後來美國心理學家弗洛姆(Erich Fromm)進一步提出了社會潛意識的概念，指的是一個社會中相當數量成員的共同潛意識。人是群體動物，需要與世界和所在群體人相聯繫，以免孤單甚至精神崩潰。他認為意識是文化產物，人的任何行為都是特定歷史文化的結果，而特定的歷史文化則是在一個地方或群體共同擁有的語言、邏輯、社會禁忌等。

集體潛意識或社會潛意識都有危險性，如榮格指出：「對無意識的認同會導致意識的削弱。」集體潛意識在中文也譯作集體無意識。無意識，就不僅是意識的削弱了。

這樣的集體無意識在任何地方都存在。今日讀到美國「世界政治評論(World Politics Review)」網總編輯 Judah Grunstein 的文章 The Dangers of Groupthink on China (〔美國〕對華集體思維的危險)，指出「假如很多美國政治圈內人還能夠並且仍經常嘲笑不時出現的羊群心理，那麼他們就該認識到，新出現的中國問題共識正在僵化為集體思維，這一危險性正在不斷增大。」在美國輿論長期渲染下，恐華、仇華已成為兩黨以致朝野上下的集體無意識，形成所謂民意，反之則「政治不 正確」。西方民主的政客都標榜民意，得民意則得權力，管他有意識無意識，管他危險不危險。

 Grunstein 的文章一開頭舉了個例子：9/11恐怖襲擊三天之後，美國國會審議《武力使用授權法》，授權總統小布什入侵阿富汗，只有眾議員 Barbara Lee 敢於投下反對票。20 年過去，這證明是反對集體無意議的一票。

香港也有樣的集體無意識嗎? 不妨參閱彭博社這篇關於大量香港人不肯打抗新冠病毒疫苗的報道。

關聯與因果，快思與慢想

關於股市走勢，美國有所謂 Hemline Index (裙擺指數)，就是說女士的裙子越長，股市就越低迷；裙子越短，股市越向上揚。

這指數又叫「牛市與裸露的大腿」，說是要預測股市牛熊走勢，可仔細觀察女士裙子的長度。譬如美國一九二九年大蕭條之前，女士的裙擺曾迅速上移；到一九三零年大蕭條爆發，便流行長裙了。八十年代流行超短裙，到一九八七年十月，短裙​​忽然不流行了，美國股市隨即巨幅下跌。

如今，新冠病毒重挫經濟，股市卻逆勢熾熱，這究竟與裙子的長短又有什麼關係?又或者，裙擺長度與股市走勢，哪個是因? 哪個是果?

因果關係與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缺少相關知識，日子過不下去。相關知識，大則可指導人們生產，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小則能指導人們吃喝拉撒。這樣的關係，連一些小動物也認識，烏鴉用樹枝取食，貓咪懂得開水喉飲水都是證明。人二千多年前就把有關認識提升到哲學高度，佛教和古希臘哲學都以因果為重要思考課題。

蘇格蘭北部有個嚇布里底群島，島上居民發現，一旦虱子離開他們，他們便會發燒、生病；病人把虱子放回頭髮中，不久便退燒，病情好轉。頭髮裏的虱子似乎是生存必須的。

後來研究人員發現，島上居民身上多虱子，人一旦發燒，頭髮裡的虱子受不了，便會離開；病人退燒了，虱子又會回來。事情中看似有前因、有後果，但居民把因與果的關係顛倒了。

現實世界中有大量比這這更複雜的事情。德國作家 Rolf Dobelli 《清醒思考的藝術》中談到錯誤的因果關係有這樣的例子：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最神聖的人非時任美國聯儲局主席的格林斯潘莫屬； 他賦予貨幣政策神秘的榮光，讓人以為是貨幣政策會讓美國走上繁榮的可靠大道；政客、記者、商界領袖對他頂禮膜拜，視其為神；今天我們知道，那些評論家都是錯誤的因果關係的犧牲品。Dobelli 認為，美國與中國的共生現象對美國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要比貨幣政策重要得多；說得極端點，美國的經濟在當時發展得那麼好，純屬格林斯潘走運。

二零零八年禍及全球的華爾街海嘯爆發，格林斯潘承認事前完全看不到徵兆，他的神話就破產了。

在複雜的客觀世界，事情的成因不易弄明白，表面原因可能並非生成原因；一因可能多果，一果可能多因。這常形成關聯謬誤，誤把表面有關聯的事情視為因果關係。例如調查發現上教堂的人以長者為多，就說信教讓人長夀就輕率了。

人有兩種思維方式，一是直覺的、機械的、直接的，二是有意識的、理性的、緩慢的。諾貝爾經濟學得獎者 Daniel Kahneman (丹尼爾．卡尼曼)的 Thinking, Fast and Slow (《快思慢想》/《思考，快與慢》)一書說的就是這這兩個思維系統，一憑個人有限經驗敏捷反應，另一則要靠人積極調動去運作。

卡尼曼說，我們往往過於自信而高估了對世界的了解，而不知道無知之下低估了事件中存在的偶然性。

對「打針之後死亡」，你該「快思」?還是「慢想」?

概率大小，從反應謬誤到無感

有這樣的說法： 醫生是唯一受過基本概率訓練的專業。這是診症時必須具備的本領。一個病徵可能由不同的疾病引起，會是什麼病? 這就涉及概率。

德國作家 Rolf Dobelli 《清醒思考的藝術》一書中關於基本概率的一章中，舉了扁桃體發炎的例子。扁桃體發炎很常見，可能是病毒感染 ，也可能由腦瘤引起 ，病毒感染的概率比腦瘤大得多。醫生於是會先診斷病人受到病毒感染，予以下藥。

一位收藏古瓷的醫生朋友一次談到一個收藏心得，就是有如診症一樣，用排除法研究手上瓷器的年代、真偽等，把小概率的可能性一點一點排除，先作出大致的判斷。這也有如刑偵人員偵查罪案。

可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問題，往往反過來，受小概率因素嚴重左右。

譬如買彩票，A彩票中獎可得一萬元，B彩票的彩金高達一千萬元，購買哪一種? B彩票的獎金高一千倍，人們都會被吸引過去。事實上，A彩票的中獎機會比B彩票高無數倍，而B彩票還可能隨着購買人數越來越多而中獎概率越來越低。這是對概率的偏誤，有時甚至麻木。    

人對損失、不利的感受，總大過由獲得、有利而來的感受。你無端得到一百元有點開心，無端丟掉一百元，則很肉刺。對於風險(損失、不利)，即使未發生、概率很小，心理仍然難以控制地緊張、抗拒。

這裡介紹過這樣的實驗：科學家把一批人分成兩組，告訴一組人一定會受到電擊，又告訴另一組人他們只有50%概率可能受到電擊，然後測試他們的生理緊張程度，如心跳、盗汗等。兩組人的緊張反應竟然沒有分別。研究人員把第二組受電擊的概率降低，一直降到 5%，4%，3%，仍然看不出區別來，兩組人一樣緊張。若宣布電擊強度會提高，兩組人的緊張程度一同上升。直至第二組的電擊概率下降到零，反應才出現區別。這說明，人們只對預期後果的強烈作反應，而不是對它的概率作反應。除非風險是零，我們很難區分風險高低的意義。

追求零風險不是理所當然的嗎? 美國一九五八年頒布一項食品法，規定食品中不得含有致癌物質。可是很快就發覺這不切實際。西方的現代醫學之父帕拉塞爾蘇斯早在十六世紀就指出，有毒無毒不過是劑量問題。追求完全無毒、無致癌物質，實在沒有必要。上述食品法最終無法實施。

人們其實又不是完全排除風險的。汽車在現代社會必不可少，人們每天出門少不了它。汽車可又是險惡的 「殺人機器」。據世衛組織二零一六年的統計，全球一年有1 350 000人死於交通意外。你儘管坐飛機可能心裡忐忑，但會不坐汽車嗎?

人生有限，經驗也有限，這限制了人根據經驗所作的判斷，也決定了人的非理性。人從學習中知道不少理性智識，有助遏止不自覺的非理性。難以規避的是，人從眼耳鼻舌身意得到的訊息是不平衡的，例如視覺本身就有不可避免的錯覺，要做到絕對理性，斷不可能。明乎此，人更加要警惕，不要被非理性控制，當前是是非非、似是而非的資訊滿天飛 ── 例如當前關於新冠病毒疫推廣接種的資訊 ── 更要當心。

常見的十大直覺偏誤

直覺判斷很重要，意外發生時，敏銳的直覺反應能救回性命。隨着社會秩序規範化，意外發生的機率日益減少，譬如交通日益繁忙而事故比率反而下降了。可是人們還是有大量思維定勢造成的直覺，愛不假思索地下判斷。判斷未必完全不對，只是可能在時空上錯配了。

羅斯林說了這樣一個故事：在非洲與一位天主教修女共事，修女的辦公室「門常開」，羅斯林到她的辦公室去商議什麼，亦不關門，門上掛着教宗的畫像。有一回，商議的事情有點敏感，羅斯林進門後，修女把門關上了，門後的風光讓羅斯林大開眼界：一塊紙板上掛滿避孕套。

修女依着天主教教義，反對避孕，但在實際操作上，她深深明白小小的避孕套對控制人口無節制膨脹和改善公共衛生有多重要。從大門予人的直覺去認識這位修女的工作就錯了。

羅斯林列舉了十種直覺偏誤(instinct)：

1. 二分化直覺偏誤(The Gap Instinct)，愛二元對立地看問題，只看到黑和白、我們和他們，止於「一生二」，不知「二生三」，更不知「三生萬物」。
2. 負面型直覺偏誤(The Negativity Instinct)，愛從負面下結論，對某些特定領域的事情慣於從負面解釋。
3. 直線型直覺偏誤(The Straight Line Instinct)，以為事情都直線地發展，不知有跌宕起伏，不知變幻才是永恆。
4. 恐懼型直覺偏誤(The Fear Instinct)，在過多負面資訊下，過高評估風險，並在無謂的恐懼下作出結論和部署。
5. 失真型直覺偏誤(The Size Instinct)，常被絕對數字、放大的圖表、眼前的特例嚇壞，不知道作整體比較、了解平均值。例如瑞典有人被熊殺死成為大新聞，因為世紀一遇； 每三十天有一女性被伴侶殺死就不為人關心。
6. 概括型直覺偏誤(The Generalization Instinct)，人通過把事物歸類以認識紛繁的世界，卻常常有簡化、粗疏之弊，例如簡單地把全球二百個國家歸類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歸類於多數的可能佔99%，也可能只是51%。
7. 宿命型直覺偏誤(The Destiny Instinct)，以為好的恆好，壞的恆壞，不知好壞會互相轉化，「石頭他朝成翡翠」。
8. 單一觀點直覺偏誤(The Single Perspective Instinct)，手中只有鎚子，會把所有東西都當釘子；手中若有更多工具如鋸子、板手、鉗子……就不一樣。提防專家變「磚家」。
9. 怪罪型直覺偏誤(The Blame Instinct)，即「甩鍋」，特朗普是典型中的典型。
10. 急迫型直覺偏誤(The Urgency Instinct)，在緊迫情況下失去冷靜而誤判，造成不必要失誤。

Factfulness 一書是羅斯林與兩個女兒合作完成的，二零一五年作出決定，誰料不到半年之後，羅斯林就診斷出未期胰腺癌，一年後去世。書最後由兩個女兒完成，二零一八年出版，網上可看到電子英文版。

迅速演變的世界日益光怪陸離，虛假訊息鋪天蓋地。要保持頭腦清醒，有必要給自己的思考工具箱增添工具。我推薦這本不長而易讀的書。

(閱讀《真確(性)》〔Factfulness] 之五，完)

世界越來越糟糕： 負面型直覺偏誤

這是 Our World in Data 網上的調查統計。「過去二十年，世界赤貧人口比例增加了?減少了?還是持平? 」表中所列國家沒有一個有過半人答對「減少了」，成績最好中國亦只有 49%的人答對。

人為什麼普遍對客觀世界有錯誤認知? 羅斯林在Factfulness 一書中列舉了人們思維方法上的十大「直覺偏誤」，都是由於種種原因而長期形成的直覺，如本能反應。

面對問題、事情，人們往往不假思索便憑感覺作出判斷，作出反應。這種直覺或本能，在英語是同一個字 instinct。台灣的中譯本譯之為「直覺偏誤」。

直覺或本能反應，是人必不可少的，危急關頭，說不定可保你生命安全。但思維上一旦定向了，認知上就必有偏誤。羅斯林以大量事例說明了十大 instincts 導致的錯誤。

譬如「負面型直覺偏誤」(The Negativity Instinct)，例子在傳媒上唾手可得。

中國昨天(一月十八日)公布最新經濟統計，數字如何，大受關注。路透社日前已採訪世界幾大研究機構如野村等作出預測，因為在全球經濟在疫情下哀鴻遍野，中國經濟可能是唯一的亮點。中國數字大致如專家們預期的，繼一季度比上年同期下降6.8%、二季度反彈而增長3.2%、三季度增長4.9%之後，四季度進一步增長6.5%，全年增長2.3%。中國應為各大經濟體中唯一能夠有所增長國家。

在互相依存的世界中，這值得所有人高興。可是西方一些傳媒是這樣報道的： 

China GDP grows after recording lowest economic growth in 40 years (法新社： 中國GDP 2020 年增長2.3%，創40年最低紀錄)

China GDP grows 2.3% in 2020, slowest in more than four decades: Official (《印度時報》：官方報道，中國 2020增長 2.3%，四十多年來最緩 )

China's economic growth slowest in 4 decades amid pandemic (德國之聲：疫情下中國經濟增長四十年來最緩)

香港一個公益廣告通過小孩的口說：「凡事向好嘅(的)方面諗(想)。」可是好些大人總是習慣性地向負面去想、去解釋，西方傳媒在中國新聞報道上尤其有這種定向思維。這猶如蝙蝠追逐黑暗，畏避光明。

Factfulness 一書說，負面型直覺有三種情況：個人記憶有偏誤，總以為今不如昔；記者與社運人士愛報憂不報喜；不敢指出壞事在好轉，擔心被批評麻木不仁。於是人們接收到的資訊充斥着負能量，一般人會憑感覺就說世界變得越來越壞。正面的消息不報道，逐漸好轉的更不報道。傳媒愛辨解說，這都是投讀者之所好。的確，能引發腎上腺素上升的壞消息最受人關注，這是動物本能 ── 把讀者放到動物水平看待了。

於是出現了包括諾貝爾得獎者等有識之士回答世界現狀常識題會輸給黑猩猩的怪現象。

今天讀到一篇關於品酒的文章，其中說：「葡萄酒的味道對我們每個人來講都不一樣，儘管我們酒杯中的每一滴酒都是從同一個酒瓶裡倒出來的。」當前對世界的認識亦一樣，儘管我們面對的是同一個世界。

但要警惕：對世界的認識畢竟不等同於捧着葡萄酒杯的輕啖淺酌。 

(閱讀《真確(性)》〔Factfulness] 之四)

認識的世界，現實的世界

羅斯林在TED演講

瑞典醫生羅斯林(Hans Rosling) 在 Factfulness (台灣中譯本名《真確(性)》) 一書中講了不少小故事，多是他以世界衛生組織顧問等身份到世界各地就公共衛生問題演講，或到海外行醫、學習的親身見聞，都關乎這書的主題：要睜開眼睛看清楚真實的世界。

其一。一九七二年，他作為第四年級的醫科學生到印度南部班加爾邦的醫學院學習公共衛生。第一堂課，討論一張X光片。他一看，判斷是腎臟癌，雖胸有成竹，但不搶着發言，以免讓人以為太炫耀了。很多印度同學舉手搶答，從如何診斷、防止擴散到最佳療法，一個接一個講了半小時。他大吃一驚，「他們絕對不是四年級的學生，根本已經是專科醫生」。他們「怎麼會懂得比我多?」他後來發現，他們的確是大四學生，但 「他們的教科書比我的厚三倍，而且還足足讀了三遍」。

其二。他讀書時，有女同學意外懷孕而要墮胎，可是這在瑞典是非法的；同學們於是湊錢給這位女同學出國墮胎去，去波蘭。若干年後，天主教在波蘭成為主導力量，墮胎被禁了；瑞典則成為如今我們所認識的「開放」社會，波蘭人要墮胎，紛紛到瑞典去。

其三。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爭時，醫護人員發現，昏迷士兵中，仰睡的死亡率比俯睡的高，原因是仰睡容易被自己的嘔吐物窒息。這項觀察挽救大量士兵，還挽救了其他數百萬昏迷病人，被列進全球急救課程。兒科醫生也因而主張父母讓幼兒趴着睡。

羅斯林在醫學院也接受這個教育，以至一九七四年有一次在瑞典一家超市外見有嬰兒車裡有嬰兒仰着睡，而嬰兒的母親在忙着購物。羅斯林忍不住偷偷把嬰兒抱起反過身來俯睡。

可是嬰兒猝死率並沒有下降，反而上升。直至一九八五年，香港一批兒科醫生發覺嬰兒俯睡的危險。失去意識的士兵在仰睡時會被嘔吐物窒息而死，但仰睡的嬰兒會有正常的反射反應，有嘔吐物會側過身來，趴睡的嬰兒則可能還沒有氣力把重重的頭髗偏側以保持呼吸暢順。瑞典當局七年後才改正了錯誤的指引。

其四。羅斯林二零一三年到非洲聯盟大會向五百名婦女領袖演講，把自己數十年來對非洲婦女小農的研究作了鼓舞人心的歸納，指出非洲可在 20 年內消滅赤貧。事後，非洲聯盟委員會主席 Dlamini-Zuma 對演講肯定一番之後，卻說他「欠願景」。 消滅赤貧竟然不算願景? 她的願景宏大得多： 「我的 50 年願景是，非洲人會成為歐洲受歡迎的觀光客，而不是歐洲所排斥的難民。」

「石頭怎麼會動?」書中一再出現這句話。香港粵語流行曲則有金句： 變幻才是永恆； 石頭他朝成翡翠 。世界的變化遠比人們想像的大。反過來，人們的認知往往落後於世界現實。

(閱讀《真確(性)》〔Factfulness] 之三)

視而不見： 從物理到心理…‥

圖中有幾個黑點?  ── 只見一點，不及其餘。

「視而不見」是普遍現象，是物理使然、心理使然，也是學理使然。這造成對客觀世界認識的普遍偏誤。

世界的發展越來越快。在三百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一千年以至一萬年前後的世界沒有什麼分別。進入「有史以來」的世界，在中國三兩百年就有王朝更替，經濟、技術、文化都有很大發展。桃花源裡不知魏晉的人們，重新進入外面的社會，「當知世界殊」。

如今，幾年以至一年的變化就不小，網上用語可能就很不一樣了。

可以說，以前一時以至百年千年對某一事實視而不見無所謂，如今可能「大件事」。

我們都相信眼見為實，都對眼雙眼環迴 180 度之所見有信心。實際上，雙眼清晰可見的範圍約莫只限於把手伸直之下大姆指覆蓋的狹小區間。你盯着電腦屏幕上某個字，能夠辨認焦點周邊多少字？我們閱讀時因而要不斷轉動眼球。

如果不刻意辨識，只憑印象去重組(reconstruct)──不是重現(reproduce)──留下的記憶印象而以為自己見到了什麼，必然有意想不到謬誤。

有過這樣的經驗：台上的演講者忽然有手捂住上衣口袋，問台下聽眾「我口袋有沒有插上筆?」眾皆茫然。

通過各方訊息──主要靠傳媒──去認識世界，就更易墮入視而不見的陷阱。

進入前所未有資訊時代，更可怕的陷阱是「信息繭房」(Information Cocoons)。人們關注的信息領域會習慣性地被自己的興趣引導，從而生活在桎梏一樣的「繭房」中，與世隔絕。

得過普立茲獎的哈佛大學研究員 Joseph T. Hallinan 在 Errornomics (錯誤學)一書中，第一章講的就是 We Look but Don’t Always See（我們視而不常見），主要障礙是眼睛的欺騙性。瑞典醫生 Hans Rosling 在 Factfulness (台灣中譯本名《真確(性)》) 講的則是認知上的視而不見，是心理、學理上的欺騙性。

((閱讀《真確(性)》〔Factfulness] 之二)

黑猩猩秒殺諾獎得主，為什麼?

人的智慧遠勝黑猩猩。黑猩猩答對一個問題的機率優勝於人，似乎很謊謬。但這是真的，非常真確，黑猩猩的得分不但高過一般人，而且比智者 ── 一批諾貝爾獎得獎者 ── 出色。

例如： 目前全球人均夀命是幾歲?三個選項：

A 50 歲 

B 60 歲

C 70 歲

當過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保護兒童基金會顧問的瑞典醫生 Hans Rosling 多年來在世界各地向數以萬計的人提問過幾百個類似的問題作測試，包括到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演講時，向觀眾席上的各地政要、企業家、經濟學家測試，發現人們很「堅離地」，不知世界發生了多大變化，知識不是過時了，就是被傳媒誤導了，或者被自己的思維邏輯引導到一個錯誤方向去。

他之後著書立說，到處演講，希望引起人們的注意。其中一本書叫  Factfulness: Ten Reasons We’re Wrong About the World, and Why Things are Better Than You Think。

書的副題好懂：我們錯觀世界的十個原因，和世界為什麼比你想像的好。書的主題則不好譯作中文。台灣的中文譯本譯作《真確》，這是相對於「誤解」而言的。Fact 是「事實」，factful 是 「事實的」或「合乎事實的」，而變作名詞的 factfulness 就難有對應的中文用語，硬譯為「事實性」讓人摸不着頭腦。近似的，可說「實事求是」，或簡化為「求是」。

這書說的其實就是「如何能夠對世界實事求是」，而不會自以為是而自欺欺人，以致誤己誤人。

書一開始就列出13 個簡單的問題考考讀者，都有ABC三個作答選項，涉及當前全球的基本事實和趨勢，例如低收人國家能讀完小學的女孩子佔多少?過去一百年死於天災的人口有什麼變化? 全球一歲幼兒種上疫苗的有幾巴仙? 全球有多少人口能享用電力? 全球赤貧人口佔多少?                 

Rosling 發覺人們對世界趨勢的變化近乎無知。例如，80%一歲兒童接種了疫苗，只有 13% 的人答對了。這還不是最差的。

據聯合國二零一九年公布的數字，全球人均預期夀命達到 72.4歲。諾貝爾獎得主有 29% 選對了「70 歲」；到包括康奈爾大學等多家大學測試的答中率是 17 至 18%；挪威教師答對的只有 7%。

這些問題如果交給黑猩猩作答，在三個答案中亂撞，答對的或然率應為33.3%。

是人們的常識欠佳嗎? 不這麼簡單。

(閱讀《真確(性)》〔Factfulness] 之一)

「理性非理性」下的民主

古希臘文明對人類的一大貢獻，是發現人有思想法則，據此可以發現「理」，掌握「理」，這能力就是理性。西方把理性用於自然，產生了科學；用於經濟活動，產生了市場經濟； 用於管治，產生自由主義、民主制度。這些都基於人是理性的設定。

可是人是不是如設定的那麼理性? 人有可貴的思辨能力，同時又受利益、欲望的驅使，一點蠅頭小利也可能讓人見利忘義。何況，思辨理性不如人們想像的可靠。思辨理性用於數學只會得出一個答案，但用於人的行為會得出不止一個答案，而且答案只是「可能」，不等於真實。 近代的研究發現，人有理性，同時亦有不理性。行為學研究的非理性行為，有些很古怪，但亦會看來「正常」得很。商人最懂得操弄人的非理性弱點，讓你家裹堆滿各種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東西。這些大家都存在的非理性可稱為「理性的非理性」，是受到各種利益左右、自以為是的非理性。  

美國行為經濟學家卡普蘭 (Bryan Douglas Caplan，George Mason 大學教授) 二零零七年出版了 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 (理性選民的迷思) 一書，說的不僅是行為經濟學，也是公共經濟學，尤其是關於共眾選擇的理論，從人的理性非理性去探討為什麼西方民主社會會選出不稱職的領袖，進而制訂出壞的經濟政策。《紐約時報》著名專欄作家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曾譽之為當年「年度最佳政治類書籍」。

他認為西方選民非理性基於四種偏見：反市場偏見、排外偏見、製造工作位偏見、悲觀偏見。從西方各國選舉看來，四種偏見都有增無減。剛舉行了的美國大選，更是一個集中的大型展示。

以創造就業職位為例，卡普蘭指出經濟增長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結果，不等同於創造了多少就業職位。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反而會撤銷了某些就業機會。最明顯的是，二百年前，95% 美國人是農民，如今僅為 3%。富餘的勞動轉移到了城市的製造業部門。

他指出，人們一般在就業、購物、招聘員工、制訂商業策略時是理性的，若不理性而為，會要付出沉重金錢代價。

在不花錢，相反會得到經濟利益時，人就可能非理性起來。於是一個種族主義的雇主也會雇用黑人，因為黑人工資低廉；一個保護主義者也會購買質優價廉的進口貨。投票取向是另一回事。投票選擇的政治信仰可免費享用，可滿足心理信仰，可建立自我形象，可消耗到消耗不起為止。

對於選民，有「理性而無知」(rationally ignorant) 之說。卡普蘭認為，選民與政客都要對西方民主之衰敗負責任。政客知道哪些經濟政策對公眾有利，也知道公眾不歡迎哪些政策，但他們最關注是怎樣才可以當選，以及怎樣才不會被選民拋棄。

在選民與候選人都「理性的非理性」計算下，選舉結果會是什麼?實例不勝枚舉，眼前犖犖大者是美國大選。

美國的一大不利因素

戴蒙德談到的美國另外三個問題，是選舉、不平等和對未來投資。

美國在各級選舉上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昨日提到，參議員把 80% 的時間和精力放在競選經費募捐和選舉活動上），可是戴蒙德說，由於美國選民不願投票和在種種阻撓下無法投票，美國只能算是「半個民主國家」。最近四次總統大選，都有近一億有條件投票的美國人不去投票。二零零八年奧巴馬當選時的投票率創下歷來最高紀錄，投票率亦僅為 62%。國會中期選舉的平均投票率僅為四成左右。洛杉磯最近一次市長選舉中，八成符合條件的選民棄權。

不投票的重要原因是不信任自己的政府和政客。在代表富裕國家的經合組織各國中，美國人的投票意欲最低。

第二個問題：不公平。「對於哪個民主國家最不平等問題的所有量化指標和衝量方法都指向同一個國家：美國。」例如：美國最富裕 1% 群體佔國民總收入的比例，從上世紀七十年代不到 10% 上升到如今 25% 以上。

另一方面，美國富有人家子女完成大學的概率是窮家子女的十倍。經濟不平等進而加深了政治不平等：年收入 15 萬美元以上的選民，投票率高達八成以上；而二萬美元以下的，不到五成。富人對政府、政客的影響於是不斷擴大，政府政客通過更多迎合富人的法律，代表富人的政客進而更易贏到選舉。這形成不斷惡化的循環。

第三個問題是對未來的投資，主要是政府投資。

美國在科學和技術的領導地位，讓許多人不擔心這個問題。戴蒙德卻指出：美國從前建立在受過教育的高水平勞動力和高科技水平基礎上的比較優勢正逐步消失。原因是三個趨勢 ：

── 對教育投資不斷減少，這至少始於廿一世紀初。在州政府層面，高等教育撥款增長速度僅為對監獄撥款增長速度的 1/25。

── 對教育的投資回報率越來越低，與其他國家相比，美國學生的成績不斷退步，在民主國家中排名靠後。

── 各州美國人所接受教育的質量差異巨大。美國，教育職責在各州和地方政府。各州之間、州的內部的教育情況有天壤之別。於是，「儘管我們的人口總數位居富裕民主國家之首，但大多教國民並沒有接受過技能訓練。」美國的競爭對手如德國、日本、芬蘭等都對孩子作一視同仁的投資。美國可以告慰的是，這些國家的人口不如美國多。可是戴蒙德提醒：「人口總數是美國五倍的中國也正在雷厲風行地提高本國學齡兒童的受教育機會。」

美國政府財政開支到哪裹去了？── 大部分用於監獄、軍隊和醫療。醫療？是的，不過戴蒙德指出，不是用於提高國民的健康水平，而是花在高額醫療保險、高昂行政費用、昂貴處方藥物等方面。

戴蒙德最後以應對危機的 12 項因素框架對照美國，認為美國仍保有一定優勢，如文化、核心價值優勢等，但不利因素是明顯的。在從上到下、從朝到野都極化對立下，美國對危機沒有舉國共識，難以對問題作出誠實的評估。

戴蒙德最後指出：「美國還存在一大不利因素：……美國最缺乏的是向他國學習的意願。」哪怕是很多方面相似的加拿大。

無法自省，又不願取人之長，後果如何，不言自明。

（《劇變》閱讀筆記之四，完）

政治極化：美國漸進式危機

戴蒙德在《劇變》書中分兩章分析美國當今危機的四個難題，一章講其一，一章講其三。他先講美國的優勢和最大難題 ── 政治極化。

美國的優勢主要是人口條件、地理條件和民主制度。美國有 3.3 億人，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是人口數與人均產出數的乘積。世界上有不少國家的人均產出高於美國，但人口數小，實力就不如。地理條件不但使美國絕大部分國土處於宜產宜居的溫帶，而且天然資源豐富，並有兩大洋保護，長期遠離戰火。美國的政治優勢是建國 230 年以來持續不斷的民主制度。

可惜，美國「正經歷一場漸進式的危機」，尤其是「廿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 當真是美國有史以來最令人焦慮的十年」，「本應秉持民主優勢的美國政府，正因日漸偏離真正的民主而失去了部分潛在優勢」。

西方的民主制度的優勢之一「是以妥協作為運作的必要手段」，降低了施政者實施暴政的可能，也使受挫的少數群體不會癱瘓政府。

可是，美國的政治妥協傳統正在加速潰敗 ── 這是戴蒙德眼中美國最可怕的問題。問題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不斷惡化，到二零零五年更趨嚴重，不但兩黨極化對立，兩黨內部亦如是，激進派與溫和派互不相讓。民間也一樣。

奧巴馬第一個任期內（二零零八至一二年）提名的政府職人候選人有 79 位被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否決，這比此前 220 年 43 位總統一共被否決的人數 ── 68 人 ── 還多。奧巴馬第二個任期內，美國國會通過的法案數量是歷來最少的。獲參議院批准的法官人數之少也創紀錄。這就是福山所詬病的美國「否決式政治」。

戴蒙德有兩位「聲譽極高的美國資深參議員」朋友都在對政治氛圍沮喪之下退下來了，他們對政治極化以致政治妥協崩潰的原因有這樣的分析：

── 競選活動成本不斷上升加強了政治捐款人的影響力，「聽命於金錢是我們政治體制和個人生活中最大的敗筆」。一位退休議員朋友估算，大約要把個人 80% 的時間用於籌募捐款和競選活動。剩下還有多少時間和精力去治國理政？

── 航空交通方便下，議員到周末便離開華盛頓返家鄉，535 名議員中差不多有六分之一平日在辦工室過夜。議員之間關係疏離，甚至互不相識。不斷往家鄉飛也是為了籌集政治捐款。 

── 兩黨為了爭奪選票，都爭取機會「如外科手術般準確」地劃分選區，候選人於是都採取極端立場 ，只吸引那些在自己選區內的選民就可以。

採取西方式民主的發展中國家常有軍人干政，美國政治有第三世界化跡象，軍人會干政嗎？戴蒙德認為美國不同，「美國有可能發生的是執掌美國政府或州政府的黨派將不斷對選民登記加以操控，往法院裹塞滿串通一氣的法官，從而利用法庭來質疑選舉結果的合法性，然後诉諸『執法機關』，利用警察、國民警衛軍、儲備軍或者軍隊去鎮壓持不同政見者。」

特朗普至今不肯保證若敗選會和平移交權力，這是兇兆嗎？

（《劇變》閱讀筆記之三）

國家危機之特異性

戴蒙德是從應對危機的個人經驗論述到國家應對危機之道的，兩者有同有異。國家應對危機，涉及領導者、集體決策、國家制度等問題，比個人問題複雜得多。

個人面對危機，第一個是要「直面身處危機的現實」，但作為一個國家或城市，要達成「舉國共識」才能直面危機。如果社會分裂，共識難產，那就無法直面現實，要就國家、社會狀況作出誠實的自我評估更無從談起。危機可能因而一年一年拖延下去，讓泥足越陷越深，以致難以自拔。

願不願意為解決問題「承擔責任」，在個人與國家都存在兩個可能，要麼咬緊牙關、擔起重責，要麼推卸責任、怨天尤人。後者總把自己看作是受害者，總認為要負責任的是別人，以致明明自己有病了而不肯承認，反要別人吃藥。

戴蒙德指出，國家、城市危機中，有些問題是個人危機中不存在的。

例如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制度在現代社會中有關鍵作用，社會據之有規律地運作。可是制度必須與時並進，要適時革新。制度若難以更新而與時代脫節，就是發展的跘腳石。有時，制度在建立之初，建立者為避免朝令夕改而為改革設下較高的門檻。這在一二十年中不成問題，一二百年過去，門檻可能各種條件僵化而越來越高，以致把門都封死了。譬如在美國，想修改不適應時代的憲法，根本沒有可能。

又例如，領導者在解決危機中的角色。領導者角色之重要是不言自明的，問題是怎樣才能保證有才能者能脫穎而出。投票選舉可以嗎？有人說，西方的民主選舉的一個起源，是到處征戰的遊牧民族，他們要民主選出智勇雙全的領袖不難，因為誰是帥才，戰場上、馬背上見真章，有目共睹，絕不會有「靠把口」的無能之輩能得到眾人的擁戴。現代選舉完全是另一回事，只要能說會道而贏得選民歡心就可以上位，選出個騙子來不出奇。選民對自己的錯誤選擇無為力，最大的本事是若干年後，「選」他下來。你見過哪個「民主」國家領袖、官員因為抗疫失職被革職查辦？

戴蒙德又提到國家應對危機中的集體決策權問題。集體決策，而不是個人決策，是「民主」國家為避免「獨裁」的制度設計。可是這制度經過長時間的演變，已在不同「民主」國家中畸變，不但無法匯集集體智慧，反而造成政治極化，形成互相不信任的低效政治生態，使共識成為鼻尖前面的永遠吃不到的紅蘿蔔。美國在「否決政治」慣性下，產生了特朗普個人以 Tweeter 治國的空子，集體決策完全給繞過了。

戴蒙德是美國學者，對美國了解最深，特別用兩章分析美國在危機面前的狀態（其他六國都只佔一章），可是書中找不到 Donald Trump 的名字。用意是避免讓人以為分析只就特朗普施政而言，而希望讀者從美國整體去看問題。

《劇變》成書時，新冠疫情還未發生。見識了美國政府和特朗普對應對疫情之無能、拙劣，再讀戴蒙德的分析，感受更深刻。

（《劇變》閱讀筆記之二）

如何面對危機不斷的世界

二十一世紀曾給人們帶來無限憧憬，二零零零年到來時已懂事的人，相信都對那年一月一日的興奮留有深刻印象。從全球角度來看，事實卻大相逕庭，黑天鵝一再出現，讓全世界陷入持續的動盪與不安。

九一一震驚全球之後，全世界捲入了恐怖襲擊與反恐戰爭的恐懼；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等國家戰火翻飛，引發難民潮衝擊歐洲；差不多同時，以華爾街為原爆點的金融海嘯席捲全球，誘發歐洲債務危機；英國選在這時候脫歐了，美國人則選出一個蠻幹的總統，挑起禍及全世界的中美貿易戰；「上天」惟恐世界不亂，偏偏在這時候弄出讓全球人人自危的新冠病毒來。總之，危機接二連三，至今不知伊於胡底。

正在這時，讀到一本好書：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劇變》（Upheaval），其中譯本的「人類社會與國家危機的轉折點」副題，彷彿有意為當前「百年未有的大變局」寫照。

這是戴蒙德去年出版的新著。戴蒙德是人類學家，以《槍砲、病菌與鋼鐵》聲名鵲起，之後接連出版了《第三種黑猩猩》、《昨日之前的世界》、《崩潰》等廣受好評著作，講的都是人類社會的興亡、演變和命運，涉及人類的身世與未來。《劇變》把視角拉回到當代，講的同樣是人類命運，而讓人有更切身感受。

所謂劇變，是個人或社會、國家陷入某種危機之後有所應對而發生的變化。中文的危機一詞，結合了「危難」與「機遇」，富有陰陽辨證的哲學意蘊。戴德指出英文的crisis一詞來自希臘語的名詞 krisis 與動詞 krino，有「使分開」、「做決定」、「加以區分」、「轉折點」的意思，因而指的是一個緊要關頭、一個轉折點。

丘吉爾說：「永遠不要浪費一場好危機。」《劇變》一書試圖從作者個人和他居住過一些日子的七個國家面對不同危機的經歷，提出應對之道。這七個國家──芬蘭、日本、智利、印尼、德國、澳洲、美國──的經驗有成功、有失敗，還有正處於「現在進行式」的，但都有值得借鑒的地方。

重要的是，危機或遲早會到來 ，「大部分個人危機和國家危機是多年裹漸進式變化積累的結果」。他引述其他學者的研究指出，美國的城市平均每12 年會經歷一場技術危機，平均持續四年，即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時間處於危機當中。

他提出，國家危機受到 12 項因素影響：

1 對國家陷入危機的舉國共識

2 國家願意承擔責任

3 明確要解決的國家問題，劃清問題的範疇

4 向其他國家尋求物質與資金援助

5 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

6 國民對國家的認同

7 國家要進行誠實的自我評估

8 國家過往應對危機的經驗

9 應對國家失敗要有耐心

10 國家在特定情況下的靈活性

11 國家的核心價值觀

12 不為地緣政治所約束

在當今危機四伏的世界中，這 12 條到處有參照物。

（《劇變》閱讀筆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