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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15日 星期一

雷鼎鳴:死亡數據顯示疫苗安全得很

 雷鼎鳴(前科技大學經濟學系系主任)

2021-03-12

  在本文執筆時,香港已有超過十萬人接種科興疫苗,佔全港六十歲或以上人口百分之五。至今為止已有三人時序上在接種疫苗後死亡。復必泰剛開始接種,暫未有相關數據。

  部份媒體大驚小怪,有意無意地暗示這些死亡個案與接種疫苗有因果關係。此種缺乏拜學求真態度與數據分析能力的低下對社會並無好處,有些港人受到誤導,沒有這麼積極接種疫苗,不但會造成更多的人生病及死亡,而且拖累着經濟的復甦。

  為甚麼說部分傳媒從業員缺乏科學態度與能力?但凡閱讀一些重要事件的報道,我們總希望作者能有較深入的分析,而不是作一些即食麵式的誤導評述,有些基本的factcheck是要做的。在此事上,不查一查香港的各種死亡統計數據便作報道便是失職了。

  根據統計處資料,香港約有二百萬人在六十歲或以上,每一個年齡群的死亡率都有詳細數據。六十歲以上的群組,二○一八年的死亡率是百分之二點四五左右,當然年長的,例如八十五歲以上的,死亡率又高於六十左右的,不贅。據此推算,平均每年約四萬九千人,每一星期約九百四十名六十歲以上的人死亡。既然這年齡群有百分之五的人已接種了疫苗,在一星期內,純以機會率計算,在已接種疫苗的群組中,就算疫苗對生命毫無威脅,也「理應」有四十七人左右因其他原因而死亡。在接種疫苗的人數愈來愈多後,這個死亡數字還會繼續上升。我們要解釋的反而應是為何到目前只得三人死亡這麼少。

  這個解釋也可十分簡單,疫苗不是補藥,沒有養生成份,但能夠行得走得去打針之人,雖然大多年過六十,絕大多數應不是臥牀或有重病之人,所以死亡率低於長者中的平均值。看死亡個案,除了一人死因未明外,其餘兩人皆有嚴重疾病。

  倘若打了針的那十萬人中,在短期內遠超過四十七人死亡,我們便應大為警惕,要搞清楚接種疫苗後死亡率是否會高於自然死亡率。到執筆之時,我們較嚴謹的說法只能是:疫苗會引致死亡這一假說並無根據。傳媒若不查核數據便亂說,是沒有負起社會責任了。

  眾所周知,現時所有疫苗都未有數據顯示它們有甚麼長期性的副作用,這些數據可能幾年後才會有。但科興等滅活性疫苗與久經考驗的流感疫苗相似,所以被認為比較安全,但代價是有效率較低。不過,沒有長遠性的數據,並不構成不接種疫苗的根據。衞生署的說法倒是借用了經濟學家的慣用語言:接種的預期效益大於代價,值得接種。

  這說法內含兩點要注意的細節。第一,尚不能排除疫苗在長期會有不良的副作用,但短期而言,似無證據證明副作用很大。第二,效益與代價都會因人而異。在歐美遍地皆病毒,打針的效益便遠大於疫情受控了的中國,香港則介乎歐美與中國內地之間。在代價方面,有重病或年老衰弱的比身壯力健的大得多。就算總體而言,打針的效益大於成本,這並不意味對所有人而言都是這樣,衰病之人應得醫生同意方去打針。這好比運動對身體利大於弊,但有心血管病的人也可能在運動時猝死。若知道自己有隱疾,應自己小心,沒有暗病的人更應接種,以達群體免疫,這可保護那些有暗病不能接種的人。所以打針也是一種社會責任。

  公眾不明白接種疫苗的成本效益,本無奇怪,但傳媒卻應有責任提供更專業的報告,而不是推波助瀾,唯恐天下不亂。十年後,據不少分析預示,世界近半的職位會因人工智能、大數據、自動化等的出現而消失掉。今次部份傳媒反映出的專業能力不足,正警示我們數量分析能力的缺乏,若無此種技能,很多人在未來的世界中會被淘汰,香港的教育體系應為此早作準備。

  順帶一提,當港人望梅止渴,希望打了針後可到各處旅行時,世衞卻宣佈反對各國使用健康護照作旅行之用,理由是窮國人民不是不想接種,而是負擔不起疫苗,不讓他們旅行,是對窮人的歧視。我對世衞在醫療衞生上的專業貢獻,一直佩服,對它保護窮人利益之心也認同,但在應否有健康護照或健康碼的問題上,卻不同意世衞這典型的左翼觀點。這剛好違反了中國當年擺脫貧窮的關鍵措施,鄧小平眼見中國人民人人皆窮,唯有用「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口號打破思想禁區,中國才富了起來,今天全國人民也完全脫貧。世界各國若不讓已接種疫苗的人旅行,怎能使到經濟復甦?經濟停頓,窮國一樣受累,更無人維護人民的健康與財富。

https://hd.stheadline.com/news/columns/849/20210312/916613/%E5%B0%88%E6%AC%84-%E9%9B%B7%E5%B0%84%E9%87%9D-%E6%AD%BB%E4%BA%A1%E6%95%B8%E6%93%9A%E9%A1%AF%E7%A4%BA%E7%96%AB%E8%8B%97%E5%AE%89%E5%85%A8%E5%BE%97%E5%BE%88


2020年4月7日 星期二

保羅·克魯格曼:美國,否認與死亡之地

作者: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即克魯明) 紐約市立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原文刊於《紐約時報》網站,3月30日) 死亡飛快地向你襲來。就在三週前,白宮和福克斯新聞(Fox News)的官方說法還是這個新冠病毒沒什麼大不了的,相反的說辭都是居心不良的政治謊言,是那些想讓特朗普下台的人在搞鬼。現在,紐約全面暴發衛生危機,所有的跡像都表明,很多城市很快也會陷入同樣的境地。 幾乎可以肯定,情況會越來越糟。在發達國家當中,美國處在最糟糕的發展軌跡上——沒錯,比處於大流行這個階段時的意大利還要糟糕,確診病例每三天翻一番。 我不確定大家是否明白,這種指數級的增長意味着什麼。如果它以目前的速度持續增長一個月,數量將增加一千倍,幾乎一半的美國人將被感染。 我們希望這種情況不要發生。許多州已經處於封鎖狀態,雖然並非所有州都這麼做,但流行病學模型和一些初步證據都表明,這將會「壓低曲線」,也就是說,大大減緩病毒的傳播速度。但是,當國家的噩夢觸底之前,我們有必要後退幾步問一問,為什麼美國的應對如此之爛。 最高領導人的昏庸,顯然是一個重要因素。數以千計的美國人正在死去,而總統還在炫耀他的收視率。 但這不只是一個人的問題。無論是導致對大流行的初期應對不力的科學否認,還是現在看來可能發生的成千上萬的不必要死亡,都並非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所獨有。在發達國家中,美國一直以來都是否認和死亡之國。只是我們現在看到,這些國家性格上的缺陷,正在以越來越驚人的速度呈現出來。 關於否認:試圖遏制住新冠病毒威脅的流行病學家猝不及防,他們的工作迅速被政治化,即指稱他們的所作所為是用來傷害特朗普、宣傳社會主義或者其他目的的騙局。但對於這種反應,他們不應該感到意外,因為氣候科學家多年來面臨着同樣的指控。 雖然否認氣候變化是一種全球性的現象,但它的中心顯然是在美國:共和黨是世界上唯一否認氣候變化的主要政黨。 氣候科學也不是他們唯一反對的東西;沒有一個共和黨2016年總統提名候選人的角逐者表示願意支持進化論。 共和黨否認科學的背後是什麼?答案似乎是對特殊利益集團以及小傑里·福爾韋爾(Jerry Falwell Jr.)等福音派基督教領袖這二者的忠誠的結合。福爾韋爾認為冠狀病毒是針對特朗普的陰謀,然後不顧衛生官員的警告重新開放了他的大學,似乎已經自己動手創造了一個病毒傳播熱點。 無論如何,關鍵的一點是,幾十年來在多個方面對科學的否認,為否認病毒奠定了基礎,而對病毒的否認在當前大流行關鍵的前幾周令美國的政策無法運轉。 關於死亡:我有時還是會遇到一些人,他們堅信美國人的預期壽命是全世界最高的。畢竟,我們不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嗎?事實上,我們的預期壽命是發達國家中最低的,幾十年來,這一差距一直在穩步擴大。 這種不斷擴大的差距,反過來,肯定反映了美國獨有的全民健康保險缺失,以及同樣獨有的「絕望之死」—— 因毒品、酒精和自殺導致的死亡 —— 在看到經濟機會消失的白人工人階級中的激增。 與其他富裕國家相比,我們每年多死數十萬人,而我們即將因冠狀病毒而多死數万人,這兩者之間有什麼聯繫嗎?答案當然是肯定的。 具體來說,當我們對疫情進行「解剖分析」—— 這個慣用語在此刻已經不是什麼隱喻 —— 我們可能會發現,對政府的敵意經常破壞對有需要的美國人的幫助,而在減緩對當前危機的有效反應方面,這種敵意也發揮了關鍵作用。 那更大的圖景呢?在美國獨有的否定科學之風盛行和美國獨有的高死亡率之間有聯繫嗎?老實說,我還在思考這個問題。 一種可能的說法是,美國的政治格局賦予了反科學的宗教右翼以特殊權力,後者曾支持反政府的政治人物。但我不確定這是否是一個全面的說法,像福爾韋爾這種人掌握的權力,本身就是一個需要解釋的現象。 在任何情況下,重要的是,儘管美國是一個擁有光輝歷史的偉大國家,有許多值得驕傲的方面—— 我深深認為自己是一名愛國者 —— 但強硬右派的崛起,正如我說的,也在把美國變成一座否定與死亡之國。這種轉變在過去幾十年裡逐漸發生;只是現在我們正在目睹後果以快進的方式展開。

2019年8月13日 星期二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作者:雷鼎鳴
(原載二零一三年八月十六日《經濟日報》之「雷鳴天下」專欄)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是文革時被紅衞兵叫得震天價響的一句口號。

文革帶來十年浩劫,這已是歷史的定論。紅衞兵是當年的積極參與者,難以全部推卸責任,但紅衞兵都是壞人或不懂理性分析的蠢蛋嗎?我認識不少曾當過紅衞兵的朋友,他們雖已屆垂暮之年,但看來看去,我也不覺得他們壞到哪裏,反而覺得他們曾是一批信念極強的理想主義者。你說他們大多都不懂分析問題嗎?也不見得!我從前讀過大量在極左思潮氾濫時,神州大地出現過的政論文章及大字報,扣除口號外,邏輯嚴謹,能在自設的思想系統內圓潤運轉的論述所在多有。有些人反共,但共產主義思想的老祖宗馬克思是這麼容易被批倒嗎?我年輕時曾讀齊過《資本論》,並且讀過數理經濟學家森島通夫(Michio Morishima)的名著《馬克思的經濟學》,書中能把《資本論》中的論述,用嚴格的數學公理化及證明,足可見左翼思想有其一套完整體系。當然,紅衞兵也有投機分子,但他們當中不容抹殺掉的理想主義和局部的理性精神卻仍是不堪一擊,阻擋不了十年浩劫的出現。為甚麼會這樣?

港理性傳統遭破壞

我闖蕩學術界多年,遇過能交流思想的朋友不計其數。近年他們很多都大表憂心,怎麼香港的部分媒體及政客都變得顛倒是非,蠻不講理?傳媒捕風捉影,製作「新聞」,未審先判,甚至有涉嫌妨礙司法公正的事件,繼而聲大夾惡,我們幾乎每天都可看到。更有甚的是事事黨同伐異,立場決定一切,把一些不檢行為也包裝為正義舉措。這些人似乎已接近思想失控,對香港理性傳統的肌理,正起着深遠的破壞。

但正如紅衞兵一樣,他們絕大部分都不是壞人,而且認為自己的理想十分崇高偉大。

問題在哪裏?正在於他們搞不清目的與手段的關係,往往以為崇高的目的可凌駕一切,手段就算卑劣,只要用口稱的正義目的作包裝,便可為所欲為!紅衞兵當年也有相同的思路,自以為有將革命進行到底的目的後,一些泯滅人性,把父母師長鬥垮鬥臭的手段便得以自圓其說。

我中五時一位極有學問的班主任包善能神父(Matthew Brosnan 1923-1997)曾說過:「The end does not justify the means」,這是真正智慧之言。我一生對此思茲念茲,不敢或忘,在本欄也說過此事。司法界中人不應對此有異議,因為他們極度重視司法上的「程序公義」,例如你就算肯定某人有罪,也絕不可偽造證據;胡亂公審當然也是違反「程序公義」的。

手段上的公義,或程序上的公義,是文明社會必須重視的原則,而且是求取公義的必要條件!但香港尚有多少人對此有執着?使人懷疑。失掉了它們,香港的文明便倒退了。

勿污染公民抗命含義

本欄讀者都知道我不贊同「佔領中環」的行動。若要我把它定性,我認為雖然籌備人用心不是這樣,但其客觀效果就是一場未經深思熟慮,在未經港人授權(大部分港人對此並不支持)下,用侵害無辜人利益的手段,進行無效的政治勒索。發起人是理想主義者,但一時說這是可癱瘓中環的「核彈」,一時又說這是愛與和平的行動,反映其理念不清。沒有正義的「公民抗命」是以侵害無辜人民的利益作為勒索手段的,不要污染了「公民抗命」的含義。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學術界中人個個都有自己獨立的思考,絕不需要代言人,但我卻的確知道,不少學界朋友對香港顛倒是非的氛圍大感不滿。「幫港出聲」的兩位學者發起人鄭赤琰與何濼生都是界內熟知的溫和人士,但他們仍「老馬有火」,正正確實了我對學術界的一些觀察。

空有崇高目的,但不講究手段正義性的人士,是使人感到可惜的。你若這樣做,便等於走向自己理想的反面,自己也與你所反對的人一般無異,歷史上的悲劇,可以為鑑。

(原載二零一三年八月十六日《經濟日報》之「雷鳴天下」專欄)

2017年8月11日 星期五

利瑪竇之問,與中國的政體、治體

作者 / 曹錦清
(華東理工大學教授,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制度的生命力比王朝更為強大,王朝有興衰,但制度是有沿有革。比如郡縣制貫穿百代,2000多年;科舉制1300多年且目前又有恢復的樣子;監察制,巡視制也例行2000多年,且巡視制在當代中國的反腐敗當中起到的作用有目共睹。我們要看到,制度,上和觀念有關;下,則是和整個中國版圖內的社會生活實際有關,所以制度的變動是比較緩慢的。故而,以制度的沿革為中心,上,要考察和制度相關的觀念變化;下,要考察與制度相關的社會經濟生活之變遷。

對於如何看這些制度,國內大致也有兩派。一派認為,經過了那麼多的批判與革命,這些制度還延續到當代,那麼就證明我們批判還不夠。2000多年的封建專制浩浩蕩盪。這基本上是自由主義的意見。另外一種意見,我借用胡適的話 ── 他也是自由主義大師,他說如果經過西方洗禮和滌蕩能夠繼續沿承下來的那些東西,就是中國的好東西。

換句話說,凡是歷史上發生,且經過近代百年革命政黨的批判與否定仍傳到當代的制度 ── 這些制度往往是名雖變,實未變,這就是我們要認真對待的傳統。凡歷史上發生,又在歷史流變的過程中消失的制度鄉、學說、觀點等等,皆是「非」傳統。這些非傳統的唯一去處是博物館。

要研究這些制度,意味着我們研究的重點應從政體轉向治體 ── 中國的政治學史其實向來無政體一說,重在治體;而西方則恰恰相反,重政體而輕治體。西方重政體的傳統源於古希臘,尤其是亞里士多德;中國以治體為核心的研究分治道、治術與治效,此一研究取向歷來是儒法合流。

事實上,政體之爭不僅是當代之困惑,也不僅是近代之困惑。對於中國政體之惑,肇始於利瑪竇,然後在我們民族的思維中糾纏了400年之久。進而形成了一個很難擺脫又難以言明的東西。在《中國札記》一書中,利瑪竇追問:中國是一個什麼樣的政體?他的回答首先是「西方人從來沒有看到過」。

接下來他試圖對這個問題進行回答:有皇帝,所以中國是一個君主政體;但中國事實上是由士大夫在執行整個治理,那麼按照西方分類,中國又是一個貴族政體;可是中國的貴族並非來自世襲,而是源於科舉,那麼中國又是一個民主政體。顯而易見,利瑪竇最終並未回答中國是個什麼樣的政體,但他開啟了不知而強為知的先河。

如果我們擺脫用政體來理解我們的經驗,轉而以治理體系作為理解我們自身發展的重點,以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來做東西方比較,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治理體系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

中國史學敘述裡面第一類就是正史,紀傳體,比如二十四史;第二類是編年體,以《春秋》和《資治通鑑》為主;第三類是事件體,第四類就是制度史,以唐代杜佑的《通典》為典型。我們今天,就要重返這個資源,看到古代制度的近代沿革,從當代治理的績效來重新評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今天信息化時代的快速流動,給我們的治理制度帶來的衝擊。

我們要從這兒出發,梳理中國的內部治理和對外治理的話語。也許這樣的傳統並不是一無是處,也許這其中有能夠滿足當代國內關係與國際關係的一般理論和一般概念。

如果從治體的視角出發,我們要注意的是,就西方的治體而言,自西羅馬帝國崩潰,蠻族入侵建立了國家之後,那裡由原始國家演變為封建國家,再演變為主權國家和民族 ── 主權國家 ── 但有一點沒有變,這些國家始終處於一種分崩離析的「戰國」狀態。因而他們所有的政體理論與治體 ── 包括國際學說的敘事 ── 均與這個「戰國」狀態有極大的關係。與之相較,中國今天是一個統一的國家,歷史上有分有合,但以合為主。我們的治理體系,總而言之是建立在一個以合為主的大一統的框架之內。

這樣的傳統,使我相信,只要是中國的領導人,就不會將「替代美國霸權」作為未來中國的最高發展戰略。我也相信,中國領導人一貫主張的「不當頭」,「永不稱霸」,絕非一種掩護「崛起」與「擴張」的外交辭令,而是中國傳統智慧使然。在此問題上,東西方歷史觀之間確實存在極大的差異。

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央提出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我看來,這個提法表明,延續了20多年的,圍繞著政體展開的無謂而有害的爭論被轉移到有效的關於治體的研究上。這將是一個重要的轉折。

(摘自「觀察者網」作者<以制度研究推進中國話語體系重建>一文,原文載於《文化縱橫》雙月刊2017年08月號)

2014年12月3日 星期三

老師們,負起責任來!

去年香港花展中的鬰金香
作者:周舵

鼓吹讚美佔中的人士當中很多還是老師,包括高校教師。請問老師是幹什麼的?4個字:教書育人。請問老師們,你們是怎樣「育人」的? 都說學生是花朵,老師是園丁,庶幾近之。可是真叫奇怪,不知從何時開始(應該是從1960年代遍及全球的那股極左狂潮開始),老師不但不再是什麼園丁,更談不上有什麼「培育」可言,卻不折不扣成了學生的跟屁蟲、諂媚者,老師與其說是園丁,不如說是糞肥;更有甚者,有人主張老師應該讓學生反過來教育自己(我當然不是指現在內地走到另一個極端的校方和教師的獨裁威權式教育)。其實這也不是什麼新鮮事,自有革命黨以來,誇大吹捧、討好諂媚年輕人,「唯新是尚、唯年輕是尚」就逐漸成為了世界潮流,一切舊東西,歷史傳統、道德傳承、文明積澱統統都在徹底掃蕩之列。這究竟是進步,還是找死?實在難說。 像樣一點的家長都知道,孩子除了母親無條件的愛之外,還需要父親的引導和規範,需要父親給他們立規矩,讓他們懂得遵紀守法。母親的愛給孩子安全感,父親的權威和紀律讓孩子知道,現實世界的真相很嚴酷,它不是一個專門給你準備的生日party,只等你來切蛋糕了。沒有什麼比父母的溺愛更能毁滅孩子的了。可怕的是,我們眼看着許多地方,不但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成了溺愛,整個社會也幾乎成了一個母愛無邊的世界,以致愈來愈多的人誤以為,不管他幹什麼,更不管幹好幹壞,天底下的所有好事天經地義必須得有他一份。「平等」這個好東西走極端到了這個地步,還能是好東西嗎? 記得六四20周年的北京香山紀念會上,北大教授錢理群先生流着淚說,他當時沒有盡到保護的責任,沒能盡全力阻止學生的過激行為,最終導致30餘名大學生的慘死(大意,不是原話)。錢先生是我們所有老師的榜樣,特別值得支援、鼓吹佔中的老師們深思!一方面認定政府是無可救藥的惡魔,一方面極力鼓動年輕人拿雞蛋去碰惡魔的高牆,這無論如何不能說是負責任的態度。相反,如果你們不認為政府是惡魔,那就應該合法表達訴求,合法抗爭,知所進退,有所節制。 老師們,請你們回歸本位,承擔起教書育人的責任來吧!一味討好、溺愛和縱容很容易,也特別受歡迎,但是,請你們千萬記住那位著名的亨廷頓先生的明哲之言:一個讓學生作主的學校可能是一個民主的學校,卻不大可能是一個好的學校(見《變動中社會的政治秩序》)。你們責任重大,不可輕忽啊!

摘錄自作者同題文章,原載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日《明報》

2014年12月2日 星期二

一個關於民主的偽命題

作者:關品方 (香港大學名譽教授)

我們要正確理解民主,澄清被扭曲了的概念。民主好像理所當然,但其實一直引起很大的誤解, 有意無意,讓人們以為民主就等同選舉制度,就是要一人一票直接選舉,而且任何人都應有提名權;因此不要提名委員會,而且要有公民提名。這就叫真普選,不然就是假普選。我要真普選!人云亦云,喊得震天價響。其實這真真正正是一個偽命題。

民主是社會行為的標準。文化價值觀表現在人類社會共存相互的行為上。民主不是核心價值的全部。胡適之和梁啓超是筆者服膺的近代學者。他們對民主和自由有極為精闢的論述。以文明態度對待反對的聲音,人際關係以友善為基礎,都是民主的核心組成部分。自由,平等,公正和法治更是關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是治港和施政的基礎,法治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它通過法制建設和實施來維護和保障公民的根本利益,是實現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的制度保證。此外還有敬業。 它是對公民服務社會的行為準則,要求我們忠於職守,克己奉公,服務大衆。誠信也是普世價值的主要內容,是人類社會道德建設的核心。

可見,單強調民主,以為民主就是一切,可以凌駕在其他核心的普世價值之上,本身就是誤導。如果一般民衆不明所以,那是缺乏公民教育的後果。但是,如果有些教授學者明知故犯,以倡導民主為名遂其個人政治目的,美其名曰公民抗命,干犯法律,然後宣稱要日後自首,以此來掩飾犯法的實質,那就更加不堪。應該說,我們要真民主!因為真民主是一個整體,是社會行為的標準。民主在政治制度上,各國政情不同,沒有什麽國際標準。公民提名不是必然,甚至不大可取。當前佔領運動的倡導者要政制改革一蹴即至,實質是假民主之名,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民意可以無視,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也可不顧。社會運動通常都是沙石俱下,學聯和學民,畢竟和激進組織如熱血公民、香港人優先、調理農務蘭花系、社民連與人民力量有本質上的不同,不能一概而論,學聯和學民應該自我改善,投入改革潮流,檢討自身的代議制度,推行普選,真正代表學生的民意,為長遠的未來鋪墊,或更考慮成立法人組織參加社區運動甚至組黨參政,為充實自己打好基礎。

要真正解決問題,要有協商智慧,因為對話美麗。香港當前的急務,政治上要解決選舉安排的問題。13學者提出的方案,涵蓋提名委員會擴大民主成分的具體建議,盡量引入直選的元素選出提名委員。特首候選人入閘提名委員會,8月底的人大常委決議並無規定,可考慮低至百分之十,讓更多不同背景的候選人參與。特首候選人出閘提名委員會,可考慮名單制度,讓最好有3名在同一名單取得百分之五十或以上出選。還可以有其他容或更具民主元素的辦法。集思廣益,平心靜氣來討論的話,半天之內,就可以把話說清楚,讓全香港市民商議,提出方案交立法會決定。

摘自《明報》「亂局還剛開始,市民仍須忍耐」一文

作者是香港大學名譽教授、13學者方案發起人之一、中央政策組特邀顧問

2014年10月26日 星期日

應重新評估中國式治理制度

馬丁•雅克 (Martin Jacques,《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作者)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金融時報》編者按】FT中文網一直關註對中國模式與民主制度的爭鳴與探討。《當中國統治世界》作者馬丁•雅克日前為英國《金融時報》撰文,稱不能否認中國的治理制度在過去三十年中取得的成績,也不應將西式民主視為評判政權合法性的唯一標準。他同時提出,未來西方在治理方面的問題有可能比中國更嚴峻。

西方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觀點:中國的軟肋在於政治制度。由於缺乏西式民主,中國的治理制度是不可持續的。最終,中國將被迫實行跟我們一樣的政治制度。

然而,中國的治理制度三十多年來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在這種制度下,中國進行了現代歷史上最偉大的經濟改革。

中國政府非常有能力,能夠以戰略眼光思考問題,與此同時也是務實和敢於嘗試的。這個政府讓中國人民生活水平快速上升,得到了群眾的廣泛支持。認為這個政府遲早(西方人一般認為只會早不會遲)會失去民眾支持的想法是牽強的。相反,考慮到中國經濟仍在快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也還在不斷提高,這個政權的支持率上升的可能性將大於下降。

然而,我們不應認為,民眾對這個政權的支持只會隨經濟增長的快慢而變化。在西方,民主制度是一個政權合法性的唯一來源幾乎已成為共識。這是錯誤的。中國政府的合法性根植於這個國家的歷史。政府和家庭,同為社會中最重要的兩種組織。在至少兩千年的時間里,政府被視為中華文明的守衛者和化身。這就是中國政府合法性的主要來源。

中國政府的一些其他特徵,比如重視賢能統治、政府能力以及關於國家與人民關系本質上具有家庭色彩的觀念,同樣是根深蒂固的。

每當政府失靈的時候,中國的情況就很糟糕,典型的例子是中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至1949年長達一個世紀的屈辱史。中共近幾十年來的主要成就,就是重塑了政府,在現代背景下恢復了政府的主要歷史特徵——其核心地位、能力、賢能治理、合法性以及效力——而在此前的一個世紀里,政府經歷了災難性的衰敗。

人們容易將中國政府看成是一成不變的。這是因為在西方,我們只將那些看上去將國家推向西方模式的改革視為真正的改革。事實上,自1978年以來,中國政府經歷了重大而持續的改革,其規模遠遠超過美國或英國發生過的任何改革。我們很難想象,如果中國政府本身沒有經歷深刻的改革,它如何策劃推動如此大規模的經濟轉型。這一進程將持續下去,甚至或許會更加令人嘆為觀止。

我們不應不屑地認為中國的治理制度是脆弱和不穩固的,我們必須理解這一制度——以過去三十年的標準來衡量,這一制度是非常成功的,世界將日益認識到,這個制度是他們必須學習的。迄今為止,人們認為,中國、而不是西方民主國家將面臨嚴重的治理問題。我們對西方民主制度的看法已嚴重脫離了歷史現實,我們將這種制度視為解決治理問題的某種永恆、理想的方案。然而,顯而易見的是,美國民主制度已日益變得失靈、短視、兩極化,容易受到既得利益集團(尤其是社會頂層那1%)的挾持。

從歷史角度來看,有充分理由相信,西方民主國家將面臨艱難而不確定的未來。它們過去的成功有賴於兩個基本條件:首先,西方在至少兩個世紀的時間里主導了世界,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優勢,讓西方的政治精英擁有了極高的地位和威望;其次,西方民眾的生活水平長期以來不斷得到提高。這兩點在未來都是不可仰賴的。

西方正在衰落,歐洲衰落得尤其快。一些人預測,到2030年,中國經濟產出可能占到全球產出的三分之一,經濟規模達到美國的兩倍。到那時美國的實力將一落千丈。這勢必影響美國民眾對本國政治精英和政治制度的看法。此外,鑒於有充分證據顯示近來美國和西歐許多民眾的生活水準停滯不前,未來會怎樣存在很大不確定性。

崛起中的大國在國內的民意支持率往往會不斷上升,而衰落中的大國會遭遇民眾的不滿。我們不應低估這樣一種可能性,即西方在治理方面遇到的問題將比中國更嚴峻。

本文作者著有《當中國統治世界:西方世界的沒落和新全球秩序的誕生》(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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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鏈接: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58783

舊文參閱:當中國統治世界!?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hk/2010/07/blog-post_15.html?showComment=1281320134167

2014年10月5日 星期日

中美幕後博弈與香港局勢之變

《亞洲周刊》:江迅

文章刊於《亞洲周刊》2014年10月12日 第28卷 40期。以下是關於中美博弈的摘要:

香港「佔領中環」啟動,警方發射催淚彈驅散群眾保住政府總部,避免台灣「太陽花學運」佔領立法院和攻進行政院的歷史在香港上演。當晚學聯和榮休主教陳日君都呼籲民眾撤離,是因為香港反對派背後的重要人物收到美國在香港代表的指令,要佔中緊急剎車,避免影響美國與中國合作對付伊斯蘭國 (ISIS)的戰略。港府其後放任群眾「佔領」其他地區,是「以退為進」,讓民意來向示威者施壓。

政府總部,是執政當局的權力象徵。亞洲週刊獲悉,特首梁振英在衝突激烈、戰況紛雜的態勢下,明確指令,無論如何要死守政府總部,絕不能出現台灣三月「太陽花學運」佔領立法院的香港版。據悉,這也是特區政府向中南海保證的。

東方之珠經歷了四天的警民激烈衝突,貌似平靜的背後,卻是中國與美國的較量與博弈,回歸中國十七年的香港,再度成了大國外交聚焦點。

(原文  http://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id=1412223346886&docissue=2014-40)
九月二十八日催淚彈之夜,到了晚上十點出現奇特的現象,不斷與警方攻防的示威者,突然收到學聯領導層的通知,呼籲立刻撤退,原因是有消息指出,警方可能會開槍,要避免無謂的犧牲。二十八日晚上十點多,學聯發出呼籲:「警方使用橡膠子彈,大會希望群眾撤離自保」。

學聯常務秘書鍾耀華出現電視中說:「因為有同學得到消息,警方開了槍,不過是什麽類型子彈未確認,呼籲大家先撤離,保留元氣。」稍晚的十一點,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原本到場支持「佔中」,他竟也開始呼籲學生及市民,撤離金鐘示威場地,指「特區政府失去理性,市民不要堅持,因為不會取得勝利」。

他們態度為什麼突然改變了呢?為何當警察還沒撤退時,示威者就要先撤退?

亞洲週刊獲悉,九月二十八日晚上,在香港金鐘街頭催淚彈煙霧瀰漫之際,香港反對派背後的重要人物,收到美國在香港的代表人物的指令,批評佔中三子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沒能控制局勢,主導這場公民抗命,只是跟著學生後面跑,不能控制佔中運動,會直接影響美國在香港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因而希望反對派急剎車,在這激烈衝突的晚上,嘎然降低衝突的強度,要從一個可能引起人命傷亡的衝突,變為一個「低強度的戰爭」││主要靠文宣和群眾運動來贏得民心。

美國當局的考慮,是當前美國正在忙於對付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之際,不希望在亞洲再多一個「麻煩點」。美國需要中國支持聯合國反恐,需要中國支持美國打擊伊斯蘭國。同時,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十一月還要在北京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參加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因而美國在香港這場因政改引發的警民衝突中,不會表現得太激烈,太偏差。

在香港街頭衝突最熱烈的時刻,也刺激中美雙方幕後外交的密集互動。因為中方了解,香港反對勢力的金主,都是與美國當局關係密切。要向反對派施壓,就要擒賊先擒王,先要將反對派的金主「搞定」。同時,中方也充分了解,美國在進攻ISIS的反恐行動中,需要中國合作,大家都有戰略利益的共同點。

香港國際關係學者、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沈旭暉,九月三十日在《信報》撰文說,「數天前和一位與政府交往密切的前輩茶敍。他說以其理解,中美就ISIS問題達成的默契,居然可能以香港為籌碼,要是中國答應出兵,美國就會『建議』香港泛民支援政改方案;要是中國不出兵而又要求美方的ISIS情報,卻會在方案作出象徵式讓步,儘管香港黨派不可能滿意,美國卻有了面子。這是筆者首次聽聞把香港政局聯繫到ISIS,即時反應,自然覺得難以置信,認為只會在平行時空發生。不過,單論外交倫理,卻真是可以這樣運作的」。

留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博士袁彌昌教授,也在本期亞洲週刊撰文指出,香港「已陷入低強度戰爭」,他也證實了美國理論模式中的「低強度戰爭」,就是要打文宣戰,要贏得更多的「心靈與頭腦」Hearts and minds(見本期第三十三頁專文)。

九月三十日,港人發現美國對香港事件反應的微妙之處。白宮新聞發言人厄尼斯特說:「白宮正密切留意香港的民主抗議活動,並『支持香港人民的意願』」,但他也不忘補上了一句,香港的民主要「依照基本法」──而這也恰恰是中方的立場。同時,中國外長與美國國務卿克里也計劃展開會談,而外電也開始透露,香港佔中問題將是雙方的重要議題。

英國首相卡梅倫對香港佔中行動「深表關注,期望問題可以解決」。副首相克萊格則要求與中國駐英大使緊急會晤,以表達對北京可能處理佔中行動的憂慮。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也表示,香港的民主原則應受到尊重,呼籲各方和平解決分歧。相對以往的用詞,這些表態相對平和。

中美的幕後博弈,是否可以化解香港這場危機?那些曾經在九月二十八日晚上嘎然撤退的學生與激進派,是否也將會再度受到幕後金主的壓力,正受到各方的矚目。■

2014年10月2日 星期四

從崇高理想到冷酷暴力

《狂熱分子:群眾運動聖經》第三部分第三章「團結催化劑」中關於仇恨的論述摘錄(下):

熾烈的恨意可以給空虛的生活帶來意義和目的。因此,漫無目標的人要是想為生活找到新意義,辦法除了獻身於一種神聖大業以外,還可以培養狂熱的悲憤。群眾運動在這兩方面都提供了無窮機會。

團結性和自我犧牲精神這回事本身就足以誘發仇恨一一哪怕當初它們是以最高尚的手段培養出來的。即使一群人的結合是為了鼓吹宗教寬容世界和平之類的崇高目標,一樣會對意見相左的人極不寬容。

這是因為,如前所述,個人捨棄自我乃是他產生無私心理和完全融入一個集體的先決條件,但捨棄自我的人極容易產生各種激情,其中包括仇恨的激情。在團結和無私的環境中,還有別的因素可以促使恨意的滋長。那就是,自我否定的人很容易會覺得他們有權利對別人冷酷無情。我們一般會覺得「忠實信徒」──特別是宗教上的忠實信徒──都是謙卑的人。但事實上,馴伏和謙卑會孕育出驕傲與自大。「忠實信徒」很容易會自視為被上帝揀選的人,是地上的鹽,是世界的光,是偽裝柔弱的王子,注定要繼承地上和天上的王國。與他信仰不同的人是罪人,不肯聽從他的人將會滅亡。

還有一個理由:當我們拋棄自我,成為一個緊密團體的一部分時,我們不僅拋開了個人利益,同時也拋開了個人責任。一個人如果沒有了恐懼、猶豫、懷疑和是非感,他會變得有多殘暴和冷酷,令人不敢想像當我們在群眾運動中喪失了自我獨立性,我們就得到一種新自由──一種無愧無疚地去恨、去恫嚇、去撒謊、去凌虐、去背叛的自由。這毫無疑問是群眾運動的部分吸引力之所寄。在群眾運動中,我們獲得了「幹下流勾當的權利」,而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分析,這種權利具有人所無法抗拒的魅力。

因此,憎恨不僅是促進團結性的方法,也是它的產物。勒南指出,自有世界以來,從未有過慈悲的國家。 我們大概可以補充說,自有世界以來,從未有過慈悲的宗教或慈悲的革命黨。與無私所孕育的僧恨和殘忍相比,由自私所催生的冷酷和惡毒顯得很沒有看頭。

看到一些標榜愛上帝、愛基督、愛國家或同情被壓迫者的群眾運動製造出大量血腥、恐怖與破壞時,我們往往會把這種可恥的扭曲歸咎於運動領袖的野心。但事實上,把高貴的動機變形為仇恨與暴力,並不是詭計多端的領導者蓄意操弄的結果,而是由愛上帝、愛國家一類的熱忱所催生的團結致之。去個體化(deinividualization)乃是徹底整合的前提,而無私的奉獻在相當大的程的過程度也是一個去人化( dehumanization)的過程。

切齒仇恨的根源

《狂熱分子:群眾運動聖經》第三部分第三章「團結催化劑」中關於仇恨的論述摘錄(中):

這一類不可理喻的仇恨是從何而來,它們又為什麼能發揮凝聚的作用?它們是我們拼命要掩蓋自己的貧乏、無價值、罪惡感和其他缺點的一種表現。自卑就此被轉化為對他人的怨恨。為了掩飾這種轉化,我們會作出最堅決和最持久的努力。顯然,最有效的掩飾方式就是找一些人一一愈多愈好一一來恨我們所恨的同一對象。看來,我們要宣揚什麼主義信條時,真正要別人接受的不是我們的特定信仰,而是我們那種不可理喻的恨。

哪怕是在合理悲憤的情況下,我們的恨意主要仍然不是來自別人對我們的傷害,而是來自我們意識到自己的無能和懦弱 ── 換言之是源於自卑。當我們自感比傷害我們的人優越,我們更可能的反應是鄙夷他們,甚至是可憐他們,而不是恨他們。悲憤與恨意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直接這一點,還可以從一個事實反映出來:我們釋放出的恨意並不總是指向那些傷害我們的人。情況往往是,被一個人傷害之後,我們會恨的是一個完全不相關的人。例如,……美國南方的貧窮白人飽受特權階級的氣,卻拿黑人來當出氣筒。

自卑可以讓人產生「想像中最不公正和最易作姦犯科的激情,因為他對於那譴責他和讓他認識自己缺點的真理,心懷切齒痛恨」。

任何崇高(sublime)的宗教必然會讓信徒產生強烈的罪疚感。這是因為高不可攀的理想必然會帶來實踐上的落差。由此看來,一種宗教愈崇高,它孕育出的恨意就愈兇猛。

恨一個有不少優點的敵人要比恨一個一無是處的敵人容易。我們無法恨那些我們鄙夷的人。日本人佔便宣的地方是,他們欽佩我們美國人要多於我們欽佩他們。因此,他們可以狂熱地恨我們,而我們卻無法多恨他們。……哪一天美國人開始全心全意去恨外國人,就反映出他們已經失去自信心。

恨意總是潛藏著欽佩。這一點,部分反映在我們喜歡模仿我們所恨的對象。每一個群眾運動都會按照選定的魔鬼的形象來塑造自己。基督宗教在其全盛時期的行為活像是「反基督者」。雅各賓派幹盡它所反對的獨裁政權幹過的惡行。蘇維埃俄國是壟斷性資本主義最透徹和最巨大的例子。希特勒以《猶太賢士議定書》作為行事指南,追隨它的指示直至「最小的細節」。

看來,當我們因意識到自己一無是處而深感沮喪時,並不會把自己視為比某些人低劣但比另些人高強,而是會認為自己比世界上最低劣的人還要低劣。於是我們會恨全世界,會把狂怒傾瀉到天地萬物。

失意者看到有錢人走下坡和正直者受辱時,會深感安慰。他們在普遍的沒落中看到人類平等的前景。在他們看來,大混亂就像墳墓一樣,是平等的溫床。他們熾烈地深信,一個新秩序必然會來臨,但在新秩序建立起來以前,舊的一切必須連根剷除。他們對千禧年的嚮往和呼籲,是以憎恨現有切和渴望世界末日的心情出發的。

為凝聚群眾製造魔鬼

群眾運動不一定要有上帝,但一定要有魔鬼。
《狂熱分子:群眾運動聖經》第三部分第三章「團結催化劑」中關於仇恨的論述摘錄(上):

在所有團結的催化劑中,最容易運用和理解的一項,就是仇恨。……海涅說過,基督宗教的愛所無能為力的事,可以靠一種共同的仇恨去做到。

群眾運動不需相信有上帝,一樣可以興起和傳播,但它卻不能不相信有魔鬼。通常,一個群眾運動的強度跟這個魔鬼的具體性與鮮明度成正比。希特勒被問到有沒有考慮過要把猶太人全部消滅時他回答說:「沒有……那樣我們勢必得另外創造一個猶太人。要緊的是有一個具體的敵人,而不僅是一個抽象的敵人。」1932年,有一個日本使團造訪柏林,研究納粹運動。當福格特(F.A. Voigt)問其中一個成員對納粹運動有何觀感時,對方回答說:「真是了不起。但願我們在日本也能有類似的運動,只是我們做不到,因為日本並沒有猶太人。」那些精明得知道該怎樣發動或推進個群眾運動的人,除了知道該提出何種主義綱領以外,還懂得怎樣挑選一個敵人。

共同的仇恨可以凝聚最異質的成分。如果大家有一個共同仇恨的對象,哪怕是敵人之間,也會產生一種親近感,因而減弱抵抗的決心。

一如最理想的神應該只有一個,最理想的魔鬼也應該只有一個。希特勒讓我們見識到,一個精明領袖的天分之一,是懂得把所有的恨意集中在單一敵人身上,使得「即使是彼此差距很大的敵對陣營,看起來也是屬於同一個範疇」。當希特勒選定猶太人當魔鬼以後,就把德國以外的幾乎所有地區的人都說成是猶太人,不然就是為猶太人背後的人。「英國的背後站着猶太人,法國和美國的背後也是如此。」

另外,一如最理想的神應該是無所不能和無所不在,最理想的魔鬼也是如此。當希特勒被問到他會不會太誇大猶太人的重要性時,他回答說:「不會,不會,絕對不會……作為敵人,猶太人的可怕再怎麼誇大也不為過。」不管一個群眾運動內部碰到什麼樣的困難和挫折,都會被說成是這個魔鬼搞的鬼,而每一趟勝利,都會被說成是對魔鬼陰謀的粉碎。

最後,一個理想的魔鬼還應該是個外國人。為了讓國內的敵人夠資格當魔鬼,必須把他說成有外國血統。

我們愛一個對象的時候,一般不會尋找同好,甚至反而會把跟我們愛同一個對象的人視為競爭者和侵犯者。但我們恨一個對象時,卻總是會尋求有志一同的人。

以下的道理不難理解:當我們受到傷害渴望報復時,總會希望有別人站在我們同一邊。但讓人費解的是,當我們的恨不是出於明顯的理由,而且看來是站不住腳的時候,渴望盟友的心理會更形迫切。而這種恨,也是最有力的凝聚劑之一。

2014年10月1日 星期三

最容易讓群眾運動滋長的環境

摘自《狂熱分子:群眾運動聖經》(by Eric Hoffer)第 26 節:

奴隸都是貧窮的,但在奴隸制普遍存在且行之有年的地方,發生群眾運動的機會並不大。奴隸之間的絕對平等,以及奴隸區域之內緊密的團體生活,都讓失意感不容易發生。在一個有奴隸制度的社會裡,會鬧事的不是新遭奴役的人就是剛獲解放的奴隸。就後者而言,他們的不滿來自自由帶給他們的苦惱。

自由對失意感加深的作用不亞於舒緩作用。選擇的自由讓個人得把失敗的責任也一肩扛。自由鼓勵多種多樣的賞試,也無可避免會帶來多種多樣的失敗與失意感。

一個人除非善於用腦子,否則自由就會成為他一種討厭的負擔。自我若是軟弱無力,再多的自由又有何用?我們參加群眾運動,是為了逃避個人責任或為了得到 ──用一個熱情洋溢的納粹黨員的話說──「免於自由的自由」。普通的納粹黨員會力辯他們並未犯下任何罪行,這並不是虛偽。他們認為自己受了騙,上了當,而且只是執行上級的命令,又何來責任可言?他們會參加納粹運動,不就是為了得到免於負責任的自由嗎?

由此看來,最容易讓群眾運動滋長的環境,就是一個相當自由卻缺乏舒緩失意感機制的社會。18 世紀的法國農民之所以會被法國大革命吸引,正是因為他們不再是農奴而擁有自己的土地。同樣的,俄國農民要不是已獲得一代或以上的自由並嘗過私有土地的滋味,大概就不會加入布爾什維克革命。

2014年8月9日 星期六

全球複製“美國夢”?

德意志銀行外匯研究全球主管 比拉爾•哈菲茲

據估計,兩千年前生活在地球上的那大約三億人,每人每年平均能夠享用的商品和服務,以今日的價格計算大約價值 800 美元。他們的生活並不算富足,但在這些生活在兩千年前的人眼中,賺錢並不是第一要務。

在東方,佛教教導人們拋棄世俗的東西,在不造成損害的前提下謀生,即所謂的「八正道」。印度教教導人們,「法」(道德規範)必須優先於「境」(對物質利益的追求),「法」的內涵包括慈善和憐憫。儒教的倫理則倡導「仁」,即利他主義的一種形式。

如今,這些思想在一些地方依然能夠得到體現,甚至在目前人均年收入已達5.3萬美元的美國也是如此。但總體而言,這些思想已淪為空談。現代的男男女女已找到一種共同的哲學。這種哲學體現在他們的行為方式上,其核心信條是:越有錢越好。蘋果(Apple)創始人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生前或許是一位禪宗信徒,但他的信仰並未妨礙他聚斂「身外之物」——截至2011年去世時,他「身外之物」的價值估計已達約 110 億美元。

在一個崇尚一切可量化之物的時代,這種物質主義或許是意料之中的。不僅如此,這種物質主義還反映出了一個正統的經濟學理論,即認為收入是增加「效用」(即滿足感)的關鍵。這為「賺錢是人生最根本目的之一」的觀點提供了理論依據。

美國非常擅長聚斂物質財富,世界其他許多國家則希望在這方面追趕上美國。中國、印度等新興市場國家追趕的勁頭格外足。但經濟數據能掩蓋的東西與它能揭示的東西一樣多,那些希望複製美國夢的人,應該首先把美國夢的模樣看真切。

在美國,最典型的工作是零售業工作,無論是作收銀員還是作中層管理者。只有五分之三的勞動者有帶薪假,一般為每年八天左右。這些人是幸運的。如果將監獄里的囚犯計入潛在勞動力隊伍,那麽美國的失業率——盡管按國際標準看較低——看上去就不那麽令人讚歎了。它構成了沉重的經濟負擔。美國政府關押 220 萬囚犯的費用,比發給 270 萬失業救濟金領取者的救濟金多出一倍。

美國人一般每天睡八小時,工作八小時,花三小時左右的時間處理日常瑣事:打掃、購物、照料孩子等。剩下的四個小時專門用來休閑。休閑的內容有時包括鍛煉、社交和閱讀,但主要還是看電視。美國人在那個讓人喪失主動思維的小盒子里看到的節目,幾乎反映不出過去一千年人類的進步。去年最火的一部電視劇是《海軍罪案調查處》(NCIS),講的是一個脾氣火爆的男子,他總能帶領海軍罪案調查處的同事們成功破獲罪案。第二火的節目是美式橄欖球比賽,在比賽中,大塊頭的球員們穿著裡面墊了不少墊子的球服,追逐一個橄欖形的球。第三火的節目就是《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了,這是一部情景喜劇,講的是幾位優秀的科學家,他們能夠理解最深奧的宇宙奧秘,卻被地球上最簡單的日常事務難倒。還有兩個很火的節目,分別是享有盛名的卡拉OK秀《美國偶像》(American Idol),以及業餘舞蹈表演秀《與星共舞》(Dancing With the Stars)。

現代人(Homo Sapiens Sapiens)出現於約 20 萬年前。自那之後,我們創造了偉大的藝術、建築和文學。哲學和宗教蓬勃發展,教給我們不同的活法。科技進步讓我們能夠見識到太空的深邃,也能夠切分原子。我們學會了如何醫治身體的疾病。我們在祖先從未想過人類可以踏足的地方留下了足跡。

這一切都在當代的美國達到登峰造極的水平。當代的美國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富足的文明,但在這里,人們既沒有多少可自由支配的時間,也難以很好地利用這些時間。本次金融危機反映出,美國人的生活方式比我們曾經以為的要脆弱。這是寶貴的一課。但美國人還應就自己財富的價值提出一些最基本的問題。有意追趕美國的國家也應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麽樣的生活。

(原載 2014年08月08日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版)

2014年4月30日 星期三

世行預測:中國今年或成全球最大經濟體

英國《金融時報》 克裡斯•賈爾斯 倫敦報道
2014-04-30

世界銀行(World Bank)今日公佈的數據顯示,美國正處於失去全球最大經濟體地位的邊緣,今年其經濟規模很可能落在中國之後。如果真是這樣,這一超越則要比人們普遍預期的來得更早。

自1872年超越英國以來,美國一直是全球最大經濟體。大多數經濟學家此前預測,中國經濟規模將在2019年超過美國。

上述數據是由世行國際比較計劃(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編制的,是對貨幣在不同國家的購買力的最權威估計,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大多數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機構所採用。這是自2005年以來該數據首次進行更新。

在對商品與服務的價格進行廣泛研究之後,世行得出結論認為,較貧窮國家的貨幣購買力要比早先預期的強,因而調高了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相對規模。

作為對真實生活成本的估計,購買力平價(PPP)被認可為比較經濟體規模的最佳方式,比變化無常的匯率更為理想,匯率很少能反映出商品與服務的真實成本。IMF基於匯率指標估算,2012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為16.2萬億美元,而中國的GDP為8.2萬億美元。

2005年世行認為,中國的經濟規模尚不及美國的一半,僅為美國的43%。使用購買力平價這一新的方法,並考慮到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顯著快於美國這一事實,世行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是,2011年中國GDP達到了美國的87%。

就2011年的情況而言,世行報告稱:“美國仍是全球最大經濟體,但以購買力平價衡量,中國則緊隨其後”。

IMF預計,2011年至2014年中國經濟增長了24%,而美國僅增長了7.6%,所以今年中國經濟規模很可能會超過美國。

這些數據徹底改變了全球經濟格局圖景,提高了大型中等收入國家的重要性。印度此前是全球第十大經濟體,如今已變為全球第三。2005年,印度經濟規模是美國的19%,到2011年達到美國的37%,該比例提高了將近一倍。

俄羅斯、巴西、印尼和墨西哥都進入了全球經濟前12強。相比之下,由於成本高、增長低的緣故,英國和日本相比2005年排行榜與美國的差距拉得更遠,德國的相對排位略有提高,意大利則維持了原有排名。

這一結果將加劇有關世行和IMF等全球性國際機構投票權的爭論,世行和IMF與全球經濟實力對比越來越脫節。

在考察實際人均消費時,該報告發現,新方法加上貧窮國家增長更快這一事實,已導致貧富差距“大大縮小”,“表明世界已變得更為平等”。

世界富國的GDP仍占全球GDP的50%,而其人口卻僅占全球人口的17%。

對比不同國家的生活成本之後,該報告還發現,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四個經濟體是瑞士、挪威、百慕大群島和澳大利亞,最低的是埃及、巴基斯坦、緬甸和埃塞俄比亞。

(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56024)

2014年3月26日 星期三

幸福不在「更多」,在「夠了」

作者:曼屏

50年前的咖啡館還在原地等你

第一次去巴黎,我帶着爺爺的重托,替他尋訪當年留法時最愛的梵卡咖啡館。巴黎咖啡的香醇會等待半世紀之久?我不太相信。

Google一搜,嚇我一跳,梵卡咖啡館居然還在,連地址都沒變。我急匆匆趕到那裡,一進門就興奮地找老太太。這一環顧,又嚇了我一跳,吧台裡還真坐着一位銀髮老太,正專心致志地磨咖啡。

我跑到她面前激動地掏出爺爺當年在這裡拍的照片,她也很激動,指着照片裡的女店員說,這個是她,她叫索菲亞。

此時,我的激動已不再是為爺爺找到舊相識了,而是為巴黎感動。

半個世紀的咖啡館,連女招待都沒變,門口那花,都還是當年的天竺葵,仿佛位置都沒挪動一下。

我問索菲亞,為何不把梵卡做大做強,至少也要在門口掛個百年老店這樣的金字招牌。索菲亞笑笑:「如果那樣,我的咖啡還能讓你爺爺在中國念念不忘嗎?」 

馬修乳酪不開分店

在巴黎,馬修乳酪是唯一讓我掏錢購買時可以不用想人民幣與歐元匯率的食品,口感一流。這家小店竟然被好萊塢電影導演發現,作為拍攝地。

我曾懷疑我再也不能在乳酪店櫃檯前看到馬修燦爛的笑容,他將在電視財富人物專訪裡津津樂道他的擴張計畫。可是馬修依舊像從前一樣跟所有走進他店裡的大學生打招呼:「Hi,馬修的乳酪是馬修親手做的喲。」

雖然現在買馬修乳酪的人排了很長的隊,但馬修卻說:「我只是一個熱愛做乳酪的人,埋頭幹活,遠離麻煩。」他甚至拒絕了家樂福、歐尚這樣的大型連鎖超市的配貨訂單。

「我們在這兒非常快樂,我對現在擁有的一切感到非常滿意。夠了。」他說。「我並不富有。」馬修說,「但錢對我就像甜布丁,多了會毀掉我的牙齒。」

馬修好像有一種「夠了」的感覺,我也終於長舒一口氣,這個「夠了」是一個很難的哲學:「我就是做這件事情,很開心。每個吃到我做的乳酪的人都很快樂,所以,夠了。」

瑪蓮娜刺繡手工坊

我的同學瑪蓮娜家族一直經營着刺繡工坊,這是巴黎僅存的兩家刺繡手工坊之一,另一家剛被Chanel收購了。每年,法國高級成衣設計師把要推出的高級定製系列設計草圖和構圖交給他們,再由他們一針一線地將水晶、寶石、萊茵石、玻璃珠等縫製上去。

法國的奢侈品 LVChanelDior 一直派人來瑪蓮娜家談收購意向,但瑪蓮娜的父親認為:「如果那樣,我們就會變成龐大的奢侈品集團和時尚王國的一條流水線,夜以繼日地忙碌。」

「這樣,我將沒有時間為我的女兒親手做她的畢業禮服和嫁衣,我還想為我的孫女縫製她的結婚禮服。」瑪蓮娜的媽媽說。

「這個世上還缺少什麼呢?不過一點時間和忍耐。我們不需要強大自己,因為我們一直在做我們想做的,這就夠了。」


在巴黎生活久了,我發現,這裡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定位,他們的自信,不是建立在與別人的比較上,他們任何時候都能做自己。

我們的導師羅曼特常常告誡我們,其實快樂,遠不需要我們渴求的那麼多。

一個明智的人心裡應該有一個聲音時時提醒自己:更多不等於幸福,這些已經「夠了」。

2014年3月18日 星期二

港大民調原始數據揭露的真相

作者:張志剛

陳莊勤先生在2月8日於《明報》以〈沉默的螺旋〉為題撰文,對現時中大亞太所和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所做的特首評分提出質疑。重點就是機構只公布平均分,但打分分數的分佈卻不清楚,只靠一個平均分,根本無法知道事情的真象。而本人上周撰文,指出單靠一個平均數,其實就是瞎子摸象。一般的研究,除了平均數之外,多會公布眾數(最多人打的分數)、中位數,以及50分以上的比率。當時本人大膽推測,眾數和中位數都是50,給特首打50分或以上的應該超過一半。文章見報當日,港大民意研究計劃也公布了最新的一次特首的評分,評分為47.5,而港大也第一次以附錄形式把所有評分的原始數據同時公布,這也是解決了陳莊勤和本人過去一直提出的質疑。因為附錄必須要以SPSS軟件才能打開,一般媒體都不具備這種統計分析的專用軟件,所以沒有引起廣泛關注和報道。當我們打開這個原始數據檔案時,馬上真相大白。陳莊勤不用估,本人也不用猜。

港大首次公布所有原始數據

港大把給0分到100分的頻率全部公開,可以說是非常公開透明。為方便表述解釋,現把分數組合成10分一組,一共10組,評分分佈見附圖。

經運算之後,得出這樣的結果。平均分是47.5,眾數是50,中位數也是50,給50分或以上的高達61.8%。看完那些評分分佈以及這4個重要指標,我們不需要再瞎子摸象,象的形狀完全出現於我們眼前了!

平均分是47.5,一般人的印象就是不合格!但如果看50分以上和以下的比例,在那998個給特首打了分數的人,有28%的人打了50分,給50分以上的有34%,那評50分以上的比率就是62%,比49以及以下的38%,多出一大截。當62%香港市民給特首打50分或以上時,這是合格還是不合格?一些聳人聽聞的講法,例如民望破產之類,又從何說起。

把平均分拉到只有47.5分,最大的原因是大約有9%的受訪者打了0分。本人之前撰文也解釋過,行政長官的施政有必然的兩面性,無論政策多好,都會有一些人不滿意。雙辣招有八成人支持,但還有兩成人反對,某程度是利益之爭,持有多個投資物業的人就不支持,地產經紀也不支持,迷信絕對自由市場的不支持。因為支持雙辣招而支持特首的,可能給60分,但反對雙辣招的就可能打0分。這種給行政首長的評分,就不能和讀書考試相比擬,資質良好、讀書用功的同學,可以科科取得優異成績,甚至做10A狀元。但行政首長推行政策,一定有得有失,結果也只會把平均分拉向中間。如果不看分佈和其他指標,就只會以偏概全,甚至錯下判斷。

極端10%主導輿情

除了看那50分和以上佔了62%的重要數據,我們不妨再把那10組的分數逐一研究,0分到9分的有10.5%,這是最極端反對梁先生的一群。但10到19分的卻只是1.8%,20到29分的也只有3.9%。從分佈來看,這不算是正常的分佈,有點「惡之欲其死」的味道,到30和40分的兩組,才回復正常,逐步回升到8.9%和13.1%。

給50分或以上的分佈,就算是正常分佈最多的是50到59分,佔了30.7%,愈高分數的比例愈低,逐步減少,沒有出現10分和20分組別近於斷層式的分佈。而這一成給予0到9分的群組,相信也是最主動發聲,最積極參與激烈行動的一群。當媒體的目光讓這一成人吸引,所謂輿情,便傾向了這最極端的10%。50分以上的組群,他們相對平和理性,政府施政,他們心中有數,但沒有參與激進的意見表達活動,他們就成為了沉默的大多數。但當大學訪問員來電時,他們就把自己的評價說出,但不幸的是,他們的評分又給那9%給零分的人拉低淡,如果沒有把所有得分公之於世的一日,這些沉默大多數的一群,永遠沒有見到「真象」的一日,也永遠讓那極端的10%去主導輿情,和代表民情!

這種錯誤的代表,不僅是把民情扭曲,也形成了陳莊勤先生撰文中所提及的「白色恐怖的寒蟬效應」。支持梁先生的,支持特區政府的,都以為自己是少數,這令到他們變得沉默和冷漠,這也是反政府群體最希望見到的後果和現象。看完這堆港大公布的原始數字,真相大白於人前,支持梁先生的,支持特區政府的,不是少數!這說明過去一年半的政策走對頭,證明特區政府官員的「勤力用心」,市民是看在眼裏。

如果要正確的政策可以走下去,可以開花結果有成績,不僅是需要市民打一個分數,更是要他們表達意見,更是要他們站出來!

(原載二零一四年三月十八日《明報》,原題為〈六成二給特首打50分或以上說明什麼!〉

2013年8月23日 星期五

向壞公民社會說「不」!——爭取普選,建設優質民主

作者:馮可強

「自己活,也讓別人活。」(Live and let live)—— 這句英諺的「live」是指個人按其自己的思想、信念、習慣、興趣、方式生活;因此「也讓別人活」就含有尊重和包容別人的意思。這種和平共存的包容精神和生活態度,原本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之一。

40年來,在眾多的社會抗爭與爭取民主的運動,包括幾十萬至上百萬人的遊行示威當中,香港人都是秩序井然,進退有據;無論是參加或不參加的市民,各做各的,事後都平靜地回復日常生活。

激情土壤可滋生極端
公民社會有陰暗面

香港人原本是不喜歡和不接受極端的思想和行為的。何為「極端」?大概港人所理解的,是不講道理,不尊重和不讓人表達不同的意見,打擊和醜化對方,宣揚憎恨和仇恨,繼而叫罵動武,等等。

是什麼原因令部分港人默許、容忍、接受、甚至支持一小撮人的極端言行,而導致今天激進民主派和激進建制派兩陣對罵「撕鬥」的局面?有關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因素錯綜複雜,例如貧窮差距愈來愈大、地產霸權、政府施政錯誤、政制不民主等等問題,的確引起社會大眾的不滿。另方面,六四事件使相當多港人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而多年來差不多每天的報章,又經常出現負面的內地信息(例如官員貪污腐敗和欺壓民眾、毒奶粉等),令港人感到氣憤。這些都是不容否認的事實。正如某位前國家領導人說過,只要中國辦好自己的事情,香港人對國家的認同就好辦了(大意)。

以上的種種社會內外因素,令不少民眾產生憤懣、以致激情。激情可以成為推動個人以至社會、國家進步發展的動力,但也可以滋生「壞公民社會」(bad civil society)。

香港人心目中的「公民社會」都是好的(公民參與、制衡政府、推動社會改革、促進民主、保護環境、公民教育等),而在香港,事實上也有很多好的公民社會團體發揮這些功能;但不少西方社會學者和政治學者(註),亦分析過「公民社會的陰暗面」(the dark side of civil society)。

首先,公民社會提出愈來愈多的要求、請願和期望,政府根本不可能全部給予滿足,出現「政府超載」的狀(overload the state)。

其次,如果公民社會太過相信自己代表群眾、真理和公義,而政府又不能滿足其要求時,它們就會攻擊政府是漠視民意、官商勾結、和壓迫民眾,進而導致不信任建制、任意嘲罵譏諷、凡事敵對的政治文化的產生。

其三,這種政治文化發展下去,可能會導致「反公民社會」(uncivil society),即反民主、沒有包容、不肯妥協、壓迫不同意見等。

最後,由於公民社會的動員力量愈來愈強,而導致社會對抗分裂,產生激烈的衝突。

回顧香港社會近幾年到現在的發展,不是已經出現了「壞公民社會」,證明了學者們的分析嗎?

香港的「壞公民社會」由多年前的「維園阿伯」揭開序幕;他們在香港電台的電視直播論壇節目中隨意打斷民主派人士的講話,又追罵其為「賣國賊」;但因是幾個人的零星行為,並未對社會產生影響。不過一直以來,一些言論文章隨便把泛民主派說成是「反中亂港」、「不愛國」、「勾結外國勢力」等,也不是理性客觀的做法。

將「壞公民社會」組織化和常態化的,是在要求民主、公義等的泛民派光譜中的極左的一端 ,也包括毫不客觀、以輿論工具打擊和醜化建制派的部分媒體和傳媒人。但其實這些自視為民主鬥士的人,所言所行完全違反民主精神。研究和鼓吹民主的政治學者(如Larry Diamond,戴蒙),把民主分為「選舉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和 「自由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兩類,並把後者等同 「優質民主」(high-quality democracy)。戴蒙列出了後者的組成要素:除了自由、法治、平等、問責等之外,亦包括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他所謂的公民文化,是互相競爭的黨派和組織都包容不同的意見,遵守法律和憲法,和平及反對暴力,願意妥協,等等。

當然,本地的「壞公民社會」經常以香港政制不民主、社會不公義等原因,為其過火的言行辯護。但不管有什麼高尚的理由或站在什麼道德高地,不等於可以採用不民主、不講理、以至故意破壞公共秩序的手段,將歪理說成為冠冕堂皇的道理。

「壞公民社會」更且採用「麥卡錫主義式」的搜尋迫害方法(witch-hunting),去對付建制派或稍為講一些公道話或不同意見的人,完全缺乏多元包容的民主精神,令不少中間派人士和比較客觀的學者因怕麻煩而不講話或少講話。反觀由1970年代到1997年的港英政府時代,左派、右派、國民黨、支持港英政府等不同政見的人士,都可以和平共存,讓別人講話,進行理性辯論,「自己活,也讓別人活」。

激進建制派尾隨激進民主派
雙雙加入壞公民社會

到了最近,「壞公民社會」也出現在建制派光譜中的一端。

對於一些支持政府的群眾活動,筆者雖然懷疑其成效,但相信很多參加者及組織者都是真的不滿部分激進民主派的極端表現,而並非任人指使操控;這些活動基本上是和平的,所以亦屬多元化社會的一部分。但如果一小撮激進建制派用同樣極端言行去對抗激進民主派,結果只會令「壞公民社會」出現勢如水火的敵對陣營,以及最近群眾鬥群眾的場面,而令夾在中間,企圖維持秩序的警隊執行任務困難,動輒得咎。

以叫罵對叫罵,以踩場對踩場,以衝撞對衝撞,以武力對武力,再加上疑似黑社會分子的介入,結果只會適得其反,讓「壞公民社會」繼續腐壞下去,甚至擴散影響,把更多人捲入,引致更多的社會內鬥虛耗,令整個社會把注意力、時間和精力都浪費在吵吵鬧鬧、互相譴責、有時甚至是無聊的事情上,而不去認真討論和解決眾多社會問題。

當權者要防止「左」的路線
否則廣大中間民眾遭殃

但同時要警惕的是,當權者如果不是站在更高的層次,以整體社會利益為依歸,採取更高明、更有效的策略和方法(例如更謹慎小心地搞好施政,以誠意和耐心去和建制各派及反對派等溝通,努力去解決一些公共政策議題等),反而按捺不住,沉不住氣,針鋒相對,以粗糙強硬的姿態處理,甚或讓人覺得默許和縱容群眾鬥群眾,只會火上加油,弄巧成拙。當權者絕不能走上這種「左」的路線!「壞公民社會」加上當權者「左」的路線,只會令廣大中間民眾遭殃,社會前景堪虞。

香港正處於九七回歸以來的第二次歷史大轉折點:特首及立法會的普選問題一定要在未來幾年內妥善解決,否則香港前途沒有希望。

凡是不忍心見到香港繼續沉淪下去的人,都有責任和義務去捍衛香港的多元包容的核心價值,維護香港的繁榮、安定、和平、理性、進步和改革。爭取普選而又講道理的泛民派中的大多數、對香港前途感到擔心而又看到問題所在的建制派人士、中間派人士、好公民社會的眾多團體組織、有社會責任感的傳媒,以及沉默的大多數等,都需要通過各種方式,向「壞公民社會」說「不」,因為它會令不少人錯誤認為這就是所謂「民主」,從而對落實普選有很大的擔憂和保留。各方都應進而積極主動地就政制改革提出意見和建議,互相釋放願意溝通、妥協、合作,以達成共識的誠意和信息,共同把普選問題化為逐步改善香港管治,建設優質民主的契機與起點,為香港前途帶來一個好的變局。

註:有關公民社會、公民文化和優質民主的論述和分析,可見Alexis de Tocqueville, Robert Putnam, Ahmed and Verber, Larry Diamond, Leonardo Morlino, Simone Chambers, Jeffrey Kopstein, Nancy Rosenblum等。

作者是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暨 名譽行政總裁

(原載於13/08/23之《明報》)

2013年8月18日 星期日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作者:雷鼎鳴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是文革時被紅衞兵叫得震天價響的一句口號。

文革帶來十年浩劫,這已是歷史的定論。紅衞兵是當年的積極參與者,難以全部推卸責任,但紅衞兵都是壞人或不懂理性分析的蠢蛋嗎?我認識不少曾當過紅衞兵的朋友,他們雖已屆垂暮之年,但看來看去,我也不覺得他們壞到哪裏,反而覺得他們曾是一批信念極強的理想主義者。你說他們大多都不懂分析問題嗎?也不見得!我從前讀過大量在極左思潮氾濫時,神州大地出現過的政論文章及大字報,扣除口號外,邏輯嚴謹,能在自設的思想系統內圓潤運轉的論述所在多有。有些人反共,但共產主義思想的老祖宗馬克思是這麼容易被批倒嗎?我年輕時曾讀齊過《資本論》,並且讀過數理經濟學家森島通夫(Michio Morishima)的名著《馬克思的經濟學》,書中能把《資本論》中的論述,用嚴格的數學公理化及證明,足可見左翼思想有其一套完整體系。當然,紅衞兵也有投機分子,但他們當中不容抹殺掉的理想主義和局部的理性精神卻仍是不堪一擊,阻擋不了十年浩劫的出現。為甚麼會這樣?

港理性傳統遭破壞

我闖蕩學術界多年,遇過能交流思想的朋友不計其數。近年他們很多都大表憂心,怎麼香港的部分媒體及政客都變得顛倒是非,蠻不講理?傳媒捕風捉影,製作「新聞」,未審先判,甚至有涉嫌妨礙司法公正的事件,繼而聲大夾惡,我們幾乎每天都可看到。更有甚的是事事黨同伐異,立場決定一切,把一些不檢行為也包裝為正義舉措。這些人似乎已接近思想失控,對香港理性傳統的肌理,正起着深遠的破壞。

但正如紅衞兵一樣,他們絕大部分都不是壞人,而且認為自己的理想十分崇高偉大。

問題在哪裏?正在於他們搞不清目的與手段的關係,往往以為崇高的目的可凌駕一切,手段就算卑劣,只要用口稱的正義目的作包裝,便可為所欲為!紅衞兵當年也有相同的思路,自以為有將革命進行到底的目的後,一些泯滅人性,把父母師長鬥垮鬥臭的手段便得以自圓其說。

我中五時一位極有學問的班主任包善能神父(Matthew Brosnan 1923-1997)曾說過:「The end does not justify the means」,這是真正智慧之言。我一生對此思茲念茲,不敢或忘,在本欄也說過此事。司法界中人不應對此有異議,因為他們極度重視司法上的「程序公義」,例如你就算肯定某人有罪,也絕不可偽造證據;胡亂公審當然也是違反「程序公義」的。

手段上的公義,或程序上的公義,是文明社會必須重視的原則,而且是求取公義的必要條件!但香港尚有多少人對此有執着?使人懷疑。失掉了它們,香港的文明便倒退了。

勿污染公民抗命含義

本欄讀者都知道我不贊同「佔領中環」的行動。若要我把它定性,我認為雖然籌備人用心不是這樣,但其客觀效果就是一場未經深思熟慮,在未經港人授權(大部分港人對此並不支持)下,用侵害無辜人利益的手段,進行無效的政治勒索。發起人是理想主義者,但一時說這是可癱瘓中環的「核彈」,一時又說這是愛與和平的行動,反映其理念不清。沒有正義的「公民抗命」是以侵害無辜人民的利益作為勒索手段的,不要污染了「公民抗命」的含義。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學術界中人個個都有自己獨立的思考,絕不需要代言人,但我卻的確知道,不少學界朋友對香港顛倒是非的氛圍大感不滿。「幫港出聲」的兩位學者發起人鄭赤琰與何濼生都是界內熟知的溫和人士,但他們仍「老馬有火」,正正確實了我對學術界的一些觀察。

空有崇高目的,但不講究手段正義性的人士,是使人感到可惜的。你若這樣做,便等於走向自己理想的反面,自己也與你所反對的人一般無異,歷史上的悲劇,可以為鑑。

(原載二零一三年八月十六日《經濟日報》之「雷鳴天下」專欄)

2013年7月2日 星期二

當政治審查在香港落地生根

作者:周融

記得在回歸前,香港人最大恐懼之一是九七後香港會變成政治審查世界,皇后大道東會改名為解放大道東,而大家工作甚至入學都要先查明是否政治思想正確,才能謀得一職半,或接受教育。

回歸後10多年香港人過着正常的生活,上班的上班,轉工跳槽自由一如既往,全無影響。想不到噩夢在15年後才開始抬頭,令人驚覺政治審查日子是否開始在我們這個自由土地落地生根?

以往我們可能認為任何香港人不支持中國共產黨就會受逼害!今天呢?想不到政治審查從另一方面入侵香港!

這個驚覺是來自兩位大學校長的任命。說的當然是嶺南大學的鄭國漢校長及公開大學的黃玉山校長帶來的校內風波。

兩人的所謂最主要罪狀其實可歸納為三點,第一是「梁」粉,第二是曾經支持23條,而第三是在一些議題上,如六四和國民教育,立場不堅決反對。

似乎在一部分人眼中,「梁」粉最要不得!OK,假若是另類「梁」粉,又如何呢?不知道在學生會中和校內反對聲音中,有多少人是「梁」(家傑)粉,或者是「梁」(國雄)粉?甚至是「何」(俊仁)粉?如是又如何?

其實學生支持誰人、反對誰人全無問題。香港是自由社會,大學更有思想和學術自由。但因為你是梁振英粉,無論你學術上、經驗和資歷多超卓,你就不可以做某一份工!這和有人說,你是梁家傑粉,或梁國雄粉或何俊仁粉,就不應進入某大學,有何分別?

這就不是香港人最不願見到的政治審查嗎?

至於23條、六四和國民教育等問題,不管大家立場為何,事實是有人反對,但也有支持者。自由社會是你我可以有不同意見,但彼此不可,更不應因自己和他人不同意見而受逼害。

至於人家說什麼,我不管,我認為你是梁粉就是梁粉,是「屈」?還是哪一派的民主自由精神?

最令人不安是這種行為會否在香港落地生根?老實說,在香港最落力推動民主自由的一群人,最不想、最反對香港成為政治審查社會的應該是我們的民主派。他們有出聲嗎?他們在哪?總不成凡是反對我敵人的人都是對的,他們採取什麼手段我都不管。這樣一來,道德的高地不馬上地陷,變成深淵?

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時正正就是明刀明槍,但求目的,不理手段,造成了大錯,中國和中國人民受了多少傷害,我們在香港難道不知道?難道我們還應該支持他們,或一聲不出,讓他們沾沾自喜,覺得他們得到社會支持,變本加厲,更進一步嗎?

當然有人會說,他們年輕,更不是當權者,可以作出怎麼呢?20歲左右的大學生不是小
學生,人家678歲做些傻事大家還會帶侮辱叫他們為「小學雞」,大「小學雞」三倍
的大學生還是年紀小?哈!

社會一代傳一代。今天掌權者三四十年前有誰不曾經是20歲的學生。三四十年後難道我
們想把自己的子侄,甚至再下一代交託於今天已表現出政治審查就是我的手段的這一群
人?

上世紀20年代的歐洲蔓延着一片恐共潮,當時蘇聯十月革命初定,正在積極輸出革命。德國也在這氣候中,積極打壓親共分子,不少德國人認為,要打擊惡魔,離不開用惡魔的手法。所以當納粹黨施暴期間,大家都不出聲。結果不用多說了。

也許嶺大學生會和他們的支持者只是在播種期間,甚至他們不知道他們的行為原來是變相推動政治審查!無論如何,只有一個方法是令政治審查不在香港落地生根,那就是大家要出聲了。

為你們的下一代,靠你們了!

(原載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七日《明報》)

2013年5月8日 星期三

迷失方向的貨櫃碼頭工潮

陳莊勤 (獨立經濟學者)

每天上班,我都會經過長江中心,(貨櫃碼頭)罷工工人進駐長江中心門外示威的起初幾天,除了掛出要求集體談判權的標語外,也掛滿了紅色的橫額標語,其中正中的兩幅分別是「階級鬥爭」和「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這兩幅中國內地文化大革命時才出現的標語標掛了幾天便被除了下來不再出現,但標語短短掛了幾天,已使一些人對職工盟究竟介入工潮的動機是在協助工人爭取權益抑或在借機搞政治運動產生懷疑。也給了和黃連日發表言論借「階級鬥爭」這詞對職工盟及李卓人先生進行強烈反擊的口實。

從這次工潮中,我再次為香港的政客感到悲哀,總是企圖把每一次的有實質訴求的社會糾紛上綱上線轉化為全民政治運動,把勞資糾紛上綱為「階級鬥爭」,把示威闖出馬路阻塞交通被法庭定罪非法集結上綱為「政治檢控」。

工人需要的是務實地爭取加薪、爭取改善工作環境,不是階級鬥爭。

舉個例說,碼頭吊機的升降機和吊機上的附設廁所,我想這些外國碼頭的先進設施,工會是應該知道的;而比較奇怪的是,工業行動持續了那麼久,沒有聽過代表工人的工會具體地提出要求資方增設這些設備,乾脆利落地徹底解決因上落吊機控制艙不便而使吊機手吃飯及如廁均極為不便的問題,反而聽得更多的是針對HIT的高層和李氏家族的人身攻擊。

其實,每一次工潮總會有一些政客希望借工潮來推動一些如集體談判權、仇富和階級鬥爭的宏觀政治訴求,他們對推動宏觀政治訴求比真正解決工人眼前的訴求更有興趣;問題是肩負眾多工人福祉的工會,不能讓這些宏觀政治訴求使他們忘記了最終還是要務實地解決工人們當前的問題。

什麼時候政客們才能成熟一點:多反省自己的行為,以行動務實地解決工人的問題;而不是捨本逐末地借所有的機會來推銷他們的政治取向、卻忘卻最重要的還是專注工人的訴求。也讓年輕人、少年人也學會成熟點去看問題,而非不經思考地推出一大堆人身攻擊、製造矛盾而無助解決問題的政治口號。

幾個貨櫃碼頭外判商在罷工37天後單方面提出了所有工種加薪9.8%,並表明不會重返談判桌。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先生批評,工會一直要求加幅達雙位數,意味與現時加薪最少只相差0.2個百分點,明顯是資方「要落工會面」。

工會一方面一直認為外判商只是棋子、李氏父子控制的集團應該是談判對手,另一方面卻每天在人家總部外高掛李氏父子吸血鬼的頭像。在監督政府和公營部門運作的大旗下,政客對政府官員和公營部門的負責人可以隨便有理無理的責罵,政府官員和公營部門的負責人無論怎樣被政客如惡霸般謾罵仍得硬頭皮應對。但不是政府官員和公營部門的負責人的,被你侮辱後還需要給你面子嗎?

始作俑者毫不留情面以這種毫不理性的「落人家面」的行動來謾罵人,現在卻因人家不按你的要求底線加薪便批評人家「要落工會面」。這是幼稚無知還是慣性的政客惡霸思維使他們忘記了一直在被他們侮辱的不是要被他們監督的政府官員和公營部門負責人、而是他們希望最終要與之坐下來談的談判對手?

罷工開始到近期,仍不斷為談判設前提條件,到原來願意談判的對手表示不會再返回談判桌時才高呼「談判、談判」。

這真是一次因沒有專注主題而迷失了方向的工業行動。

後記:文稿送出後,電視新聞說工會最終接納了外判商提出的9.8%加薪。這是外判商拒絕再談形勢下就加薪方案工會的唯一選擇。接下來的也許應是暫時放下政治口號,務實地專注爭取改善工作環境與工作安排的訴求。

(摘登自二零一三年五月八日《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