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面對危機，第一個是要「直面身處危機的現實」，但作為一個國家或城市，要達成「舉國共識」才能直面危機。如果社會分裂，共識難產，那就無法直面現實，要就國家、社會狀況作出誠實的自我評估更無從談起。危機可能因而一年一年拖延下去，讓泥足越陷越深，以致難以自拔。
願不願意為解決問題「承擔責任」，在個人與國家都存在兩個可能，要麼咬緊牙關、擔起重責，要麼推卸責任、怨天尤人。後者總把自己看作是受害者，總認為要負責任的是別人，以致明明自己有病了而不肯承認，反要別人吃藥。
戴蒙德指出，國家、城市危機中，有些問題是個人危機中不存在的。
例如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制度在現代社會中有關鍵作用，社會據之有規律地運作。可是制度必須與時並進，要適時革新。制度若難以更新而與時代脫節，就是發展的跘腳石。有時，制度在建立之初，建立者為避免朝令夕改而為改革設下較高的門檻。這在一二十年中不成問題，一二百年過去，門檻可能各種條件僵化而越來越高，以致把門都封死了。譬如在美國，想修改不適應時代的憲法，根本沒有可能。
又例如，領導者在解決危機中的角色。領導者角色之重要是不言自明的，問題是怎樣才能保證有才能者能脫穎而出。投票選舉可以嗎？有人說，西方的民主選舉的一個起源，是到處征戰的遊牧民族，他們要民主選出智勇雙全的領袖不難，因為誰是帥才，戰場上、馬背上見真章，有目共睹，絕不會有「靠把口」的無能之輩能得到眾人的擁戴。現代選舉完全是另一回事，只要能說會道而贏得選民歡心就可以上位，選出個騙子來不出奇。選民對自己的錯誤選擇無為力，最大的本事是若干年後，「選」他下來。你見過哪個「民主」國家領袖、官員因為抗疫失職被革職查辦？
戴蒙德又提到國家應對危機中的集體決策權問題。集體決策，而不是個人決策，是「民主」國家為避免「獨裁」的制度設計。可是這制度經過長時間的演變，已在不同「民主」國家中畸變，不但無法匯集集體智慧，反而造成政治極化，形成互相不信任的低效政治生態，使共識成為鼻尖前面的永遠吃不到的紅蘿蔔。美國在「否決政治」慣性下，產生了特朗普個人以 Tweeter 治國的空子，集體決策完全給繞過了。
戴蒙德是美國學者，對美國了解最深，特別用兩章分析美國在危機面前的狀態（其他六國都只佔一章），可是書中找不到 Donald Trump 的名字。用意是避免讓人以為分析只就特朗普施政而言，而希望讀者從美國整體去看問題。
《劇變》成書時，新冠疫情還未發生。見識了美國政府和特朗普對應對疫情之無能、拙劣，再讀戴蒙德的分析，感受更深刻。
（《劇變》閱讀筆記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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