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經驗：負面標題能提高點擊率

標題使用的正面詞語比負面詞語稍多，但負面詞語較能吸引讀者點擊。以平均約15個單詞的標題計算，每增加一個負面詞，能提高點擊率 2.3%。 正面詞則「趕客」，會顯著降低標題被點擊的可能性，大約降低 1.0%。個人情感用語同樣影響點擊率。「悲傷」(sadness) 等情緒用詞會提高點擊率，而「快樂」(joy)則相反。可是看不到「憤怒」(anger)等用詞在統計上有顯著影響。在政經類新聞中，負面用詞對點擊率的提升作用最大。 

這印證了美國之前的研究發現，即人們有意無意地受到以監察、求疵、批判為重點的政治新聞影響，是造成美國今天政治兩極嚴重分化和群體尖銳對立的重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這是對同一個新聞的不同報道標題的比較。論文指出：「因此，無論新聞如何，用負面語言來表述都會提高點擊率。」

Upworthy 的讀者應較抗拒負面新聞，可是它的報道標題的負面用語仍能提高點擊率，而正面用語則反。可見人性的負面偏好本能很難拒抗。Worthy.com 的月訪問人數曾接近九千萬的高峰，可是十年下來，至今年五月已下跌到七百餘萬。下滑與臉書(Fb)二零一二年向公眾開放差不多同時發生。臉書對負面資訊的擴大作用就不必多說了。

這些有創意的「正向媒體」和應用軟件的作用，相對於負面消息到處傳播的殘酷現實，不啻杯水車薪。嚴重點說，還可能有違人性 ── 人天生就對負面消有偏好。不管你怎麼「偉光正」，它在你的潛意識裡默默左右着你。

心理學研究認為，人類在採摘、狩獵社會年代起就懂得對一切危險的訊息保持敏感。一聲驚呼，以致風吹草動，都可能讓人的腎上腺分泌暴升，讓人拔腿就跑。自我保護、躲避損失，已進化為人的本能。畢竟，你錯過了美味的果子，頂多難過一會；一不小心被老虎抓住，會葬身虎口。失與得對人的刺激並不一樣。你損失一千元的打擊遠遠超過你得到一千元的興奮。這形成規避損失心理。股票市場大量「大閘蟹」就是規避損失心理的產物，他們規避真金白銀實際損失的痛苦，寧可接受可能更大的帳面損失。

惡比善有更大影響力是常識。一張兇神惡煞的面孔，一定比一張和眉善目的面孔給你留下更深刻印象。我們對不利、負面東西的反應比有利、正面東西的反應敏銳。從這個義意上說，新聞學提倡「壞消就是好消息」大有道理；反過來，好消息即使不是壞消息，也不真箇是好消息。媒體「有經驗」的採編人員即使拿到好消息，也可能會適當加工文字，千方百計從中提取負面成分，以攫取讀者的眼球。商業取向的網媒，以流量為王的網紅、自媒體更精於此道，你一放鬆警惕，就會中計。

作為讀者，自求多福吧。

(「人性負面偏好」下)

你可以只接收好消息

各種「好消息」App

互聯網時代資訊泛濫，各種訊息 24小時不斷洶湧而來。其中負面消息充斥，雖未必佔多數，位居前茅總不錯。厭煩了嗎? 在市場經濟驅動下，有需求就有供應，網上 App 店原來有為此量身度造的應用件，安裝了，收到的會「盡是好消息」( ONLY GOOD NEWS)。

其中一款應用軟件聲稱，壞消息和消極情緒無處不在，使人們忘記了周圍發生的好消息，讓人憂心忡忡而浪費時間，無法專注工作。這款軟件用過濾器刪除每日的負面新聞報道，讓用戶隨時了解世界上的正面消息。

英國二零一五年就有人創辦 The Happy Newspaper，一份四開32版的小報，搜羅全球好人好事，每三個月出版一期。我以為這只會曇花一現，生存不了多久。上網一搜尋，它居然還在；其中的 Everday Heroes 欄目報道了這樣的好事：倫敦有家 Eggs & Bread 自助式食肆，主要供應早餐，餐單只有雞蛋、麵包(多士)、咖啡或茶，連埋單都自助，隨緣樂助。這是針對倫敦有 28%貧困線下人口而開辦的，希望「讓人人早上都能有個好開始」。

在野蠻而蓬勃發展的網媒領域，也有以傳播「好故事」為主打的網站，例如總部在洛杉磯的 Upworthy.com。

Upworthy 是自撰的字，意思是「值得鍵入」的。網站二零一二年創立，標榜正向新聞報道(positive storytelling)，一句口號是「每天傳遞最佳的人性」(delivering the best of humanity every day)，旨在向讀者傳播勵志的新聞故事；創辦翌年一度被與譽為「有史以來成長最快的媒體網站」。它在報道標題上怎樣遣詞用字?  

英國《自然人類行為學報》(Nature Human Behaviour)今年三月刊登了題為 Negativity Drives Online News Consumption (《負面偏好推動網上新聞閱讀》) 的論文，研究對象正是 Uworthy.com。研究揭示了讀者對標題中正面詞和負面詞的不同反應。論文由美國、德國、瑞士、瑞典學者共同完成。

研究分析了網站約 105,000 條報道的標題，共 570 萬次點擊。其中的新聞標題用詞， 2.83% 被歸類為正面詞，2.62% 為負面詞。 最常見的正面詞是「愛」(love)、「漂亮」(pretty)和「美麗」(beautiful)；最常見的負面詞是「錯」(wrong)、「壞」（bad）和「糟糕」（awful）。 91.61% 的標題至少有一個正面詞或負面詞。

(「人性負面偏好」上)

英美報刊不再珍惜羽毛

日前與一家大學新聞系幾位師生交談，談到一段經驗，就是剛進報館當電訊翻譯時，一位前輩告訴我，新聞的消息來源很重要；一般來說，西方的主要通訊社、報刊雜誌都有不短的歷史，在國際間享有聲譽，有很高的江湖地位，都珍惜羽毛，因此可信度很高。

前輩從事國際新聞報道數十年，很受大家尊重，我一直記得他的種種教導。我在工作中閱讀不少英文電訊，又旁及報館訂閱的多份英文報雜誌，主要是美英的，也有日本的。進入互聯網時代之初，閱讀更便利了，能涉獵的報刊雜誌更多。

可是慢慢就不行了，所有網上報刊都要收費。從經營者角度來說，這無可厚非，可是讀者的感受完全不一樣。以我來說，只選一家去訂閱不大可能，也不可能多訂閱，更不可能都訂閱。退休幾年下來，我幾乎完全不瀏覽美英報刊了。對求知來說，確有損失。

其中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美英報刊看來已不那麼重視新聞操守、珍惜自己羽毛了。它們對中國的報道固然弄虛作假得沒有底線，連對自己眼皮底下的新聞也罔顧事實。英國脫歐、美國特朗普當選兩役，對我來說，真如當頭棒喝，兩地的報道和評論都完全脫真實世界，到爆出「冷門」結果才如夢初醒。拿英文材料作二手報道的中文報道更是一地雞毛了。

英國《經濟學人》(Economist)周刊過去享有崇高權威，內容、文字都非常嚴謹，連漫畫也別具英國式辛辣味道，水平高超。可是也急劇下滑了。張維為教授有一條經驗，看它對中國的分析，從相反角度作判斷論就對了。

早上讀到哈佛大學教授 Graham Allison 駁斥《經濟學人》的一篇文章，才知道這本雜誌對美國問題一樣信口雌黃。 Allison 在哈佛大學任教50年，二零一七年出版的《注定開戰：美國和中國能否逃脫修昔底德陷阱？ 》一書暢銷世界。可是他對《經濟學人》一篇文章宣稱「美國經濟在全球沒有對手」大不以為然。

《經濟學人》的封面文章把美國與七國集團中的對手比較，說美國不僅領先，而且領先優勢還在不斷擴大。它看來，G7就是世界。 Allison 認為這很荒謬，等於不准世界短跑冠軍保特（Usain Bolt）上場，就把奧運金牌授予美國一名短跑運動員。《經濟學人》排除的是中國。

Allison 透露，他在哈佛大學與同事打賭1000美元，認為2023年美國GDP的增速不可能超過中國，他甚至打賭：美國經濟今年的增速不及中國一半。

他建議大家不妨也打打賭，不過在下注之前要看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和學者的預測：今年美國經濟增速將在0.1%至1.6%之間，中國經濟增速將在4.8%至6%之間。Allison 判斷，到2023年結束時，中國經濟的增速將是美國的三倍以上。

有朋友日前通知我，美國《時代》(Time) 周刊宣布六月一日起取消網上閱讀收費，對外開放所有網上文章。很久沒有閱讀 Time 了，不知道它是否與 Economist 「一擔擔」。

山野獨行有多危險? 傳媒各說各話

朋友傳來「NOW新聞」網本月十九日(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九日)的一個截圖，壓在圖片上的標題是： 

近年單獨行山

意外死亡率

接近一成

警籲山友結伴同行

這標題文字零碎，沒有主詞，語意模糊。把它串成句子，是「近年單獨行山的意外死亡率接近一成，警方呼籲行山者結伴同行」。傳達的要旨是： 單獨行山很危險。

可是危險到什麼程度就費解了，「意外死亡率」怎麼理解?是：

A、單獨行山，意外死亡的比率接近一成?

B、單獨行山發生意外者當中，死亡的比率近一成?

假設一百人單獨行山，A 意味着有十人死亡；B 難有確數，因為不知道有多少人發生意外，若一百人中有十人發生意外，則一人死亡。

在網上查看了其他傳媒的相關報道：

「有線新線」的標題：獨自行山遇意外死亡率達一成　警籲市民結伴同行

「明報網」：警：單獨行山死亡率近10% 高於結伴同行6百分點 籲市民避免單獨行山

單從標題來看，「有線新聞」網的意思模棱兩可，理解為「獨自行山『遇意外死亡率』達一成」，是A；理解為「獨自行山遇意外(，)死亡率達一成」是 B。「明報網」很明確是 A，並在內文進一步闡明： 「據警方數字，單獨行山的死亡率接近10%，結伴同行的死亡率則低於4%。」意思是一百個單獨行山者中有近十人死亡 ── 這很荒謬，比新冠肺炎的死亡率高多少倍?

究竟真實情況是怎樣的? 我比較了各傳媒的報道，在「文匯網」中找到較具體的數據： 「根據(警方提供的)有關(對行山遇險者搜救)數據分析，在65名獨行客中就有5人死亡，死亡率接近一成，而在191宗結伴行山人士求救個案中有7人死亡，死亡率接近4%。」它的報道標題不那麼聳人聽聞： 「單獨行山易遇險 樂行App助救命」。

新聞材料顯然是警方提供的，但我不到相關官方新聞稿。有新聞業朋友告知，因應當前香港的行山旺季，警方日前聯同多個部門會見記者，提供了搜救行山遇險者的數據，呼籲行山者注意安全。 警方提供了「情況便覽」(Media Fact Sheet)，但沒有發通稿。傳媒的報道材料主要源自「便覽」，當中的統計數字來自二零二一年九月到二零二二年八月共 256 宗對行山遇險者的搜救行動。據此，B 的理解才是對的。

即「近一成」是指單獨行山者中遇險求救者的死亡率。要補充一點：當中有六人在西貢遠足時失蹤，只有兩人生還，即死亡率高達66%。

我一直認為，各種語文、文字都有自己的優點和缺點。中文是意合式(parataxis)文字/語言，西文是形合式(hypotaxis)。意合式文字比較自由、靈活，適合寫詩；形合式文字比較約束、嚴謹，適合寫文件。中文總體上有個趨於嚴謹的發展趨勢，以適應越來越複雜的社會發展。若不注意在適當的場合、時間說適當的話、寫適當的文字，隨時會「撞板」。傳媒「單獨行山死亡率」這樣的標題，已屬見怪不怪，要計較的話，眼不見為淨好了。

上述新聞可以怎麼標題?不妨考慮：獨行山友遇險求援，失救者近一成。

曾江：倒斃? 猝死? ……

日前，老牌演員曾江獨自在酒店隔離檢疫時離世了，香港傳媒紛紛以「曾江倒斃」報道。曾江陪伴香港影迷數十年，不幸撒手塵寰時，竟獲傳媒這般報道，令人寒心。

他的待遇其實已比林尚義──球員出身的香港知名足球評述員──略勝一籌。多年前，香港某大報以「林尚義家中暴斃」作標題，以頭條報道其死訊，讓人以為該報與他有十怨九仇。

報人素來講究譴詞用字，是褒是貶、是抑是揚，要有分寸。「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寸」字約產生於戰國時期，其字形是在代表手的「乄」符號的下部加一短橫，以指示離掌根一寸的橈動脈位置，即中醫切脈之脈門，也叫「寸口」。中國人做事因而特別重視分寸。

《人民日報》在國共矛盾尖銳之時以「蔣介石死了」報道蔣介石在台灣去世； 《大公報》以「日本投降矣」報道全國浴血抗戰八年之後的慘勝，都堪稱用字講分寸的經典範例。

有人會說，「倒斃」完全符合事實。據報道，曾江是被酒店職工發現「倒臥房間內，昏迷不醒」，然後「經(警員和救護員到場)檢驗證實當場死亡」的。「倒臥而死」不就是「倒斃」嗎?按這個說法，所有死亡都是「倒斃」，除了上吊而死。

關鍵不是「倒」，而是「斃」。

在《現代漢語詞典》中，「斃」字的第一個義項就是「死」，但註明「用於人時多含貶義」；用於牲畜則不同，說牲畜倒斃沒有問題。例詞「斃命」釋為「喪生」，亦註明「(於人)含貶義」。

就所見，其他網上字典都沒有特別註明「斃」字含貶義，但所舉的例詞例句如擊斃、槍斃、凍斃、溺斃、束手待斃、作法自斃等都不是好詞；「多行不義必自斃」更不好，是自取滅亡了。

所以，報道歹徒死於警槍之下可說擊斃、倒斃，而同樣的用語不能用於與歹徒槍戰下殉職的警員。

「暴斃」按字面意思是「突然死亡」，貶義更明顯。以之報道「流浪漢暴斃街頭」已嫌冷血，以之報道一位受到不少球迷熱愛的公眾人物遽然逝去就更不近人情。

有朋友提出，說「猝死」又如何?

「猝死」這詞看似是一般用語，其實也是醫學名詞，容易造成語意模糊，以致混淆。

「犭」旁的字，意思都不大好，如犯、犲、狂、狠、狷、獄、狡……； 最好的可能是「獎」字了。「猝」 的意思是突然，猝然、猝發、倉猝、猝生變化、猝不及防，指意外之事發。「卒」字 有結束、完畢的意思。「酉」加「卒」為醉，是說人喝酒喝到不能再喝，神志不清了。「犭」(犬)加「卒」為「猝」，是指犬隻發瘋，到處亂竄，逢人就咬，使被咬者「猝不及防」。

「猝死」的字面意思就是突然死亡，但它又是醫學專名，指隐患引起的突然死亡，是 Sudden death (SD）的翻譯。不同文獻對「猝死」有不同定義，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是：「平素身體健康或貌似健康的患者，在出乎意料的短時間內，因自然疾病而突然死亡即為猝死。」可是對「短時間」沒有統一的量化標準，從一小時到24小時，以至48小時都有； 世界衛生組織主張六小時之內。常見的心源性猝死可以一小時內奪命。嬰兒睡眠時發生的嬰兒猝死症（Sudden infant death syndrome，SIDS）至今未能查明原因。

可見，「猝死」的使用也要慎重。有傳媒用「猝逝」，較好。

惡性競爭下的傳媒愛用「大詞」，以求聳人聽聞，甚至不惜製造「假新聞」。如今，看新聞輕忽不得，真累。美國開國元勳傑佛遜曾言：The man who reads nothing at all is better educated than the man who reads nothing but newspaper (什麼都不讀，比只讀報紙更有教養)。這究竟是傳媒的悲哀，還是讀者的悲哀? 

香港的天空，你看得見？

很多事物，即使你每天面對，如若懶於思考，亦會不明所以；若是有先入為主的謬見，就更會是非顛倒，明明是白的，也見之為黑。有人更為之砌詞狡辯，或輕描淡寫地散播謬誤。

朋友傳來「生果報」一篇題為〈七月仰天觀雲圖〉的文章就是例子。

香港很多人慣於埋首次眼前利益或手機，不要說國際眼光、百年大局，連天上是藍天白雲還是陰霾密布也疏於觀察，要靠別人第二、第三手餵料，以致常被誤導。

那篇文章的作者故意用上一些天文氣象述語如卷雲、高積雲之類，看似有研究，其實對香港天空缺乏自己的觀察，以致連香港藍天白雲出現的規律都毫無認識。

文中說：「對不少二三十歲的香港人來說，記憶中的天空，也許灰濛濛的居多，就算是冬日晴天，眼見的藍，總是來得暗淡，遠處群山，永遠模糊不清，只有在農曆新年、黃金周等北方工廠連假的幾天，才得見蔚藍明亮的青天。」又說「瘟疫蔓延，讓北方廠房停產數月，才是（香港）得享青天的有力助攻。」觀之上文下理，這其實是作者自己的認識。

作者強藉他人之口說了三點，一是香港的天空「灰濛濛的居多」，二是「冬日晴天」該是藍天白雲的，三是要北方工廠春節或因瘟疫停工香港才能見到藍天。

一個地方的天空是否乾淨明淨，受內外因素影響，就是本土污染和外來污染。香港近年日益注重環境保護，空氣質素有重大改善。從環保署的「每月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可以見到明顯進步。

香港一般空氣監測站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分低、中、高、甚高、嚴重五級統計，「低」即空氣質素最好。據二零一五年至今年各年七月的累計小時數據，二零一五年屬低級的佔 79%，然後一路上升，87%, 92%, 97%, 93%，到今年七月達到99%。據此，很難想像「香港的天空灰濛濛的居多」。

也可以從能見度的數據去看。從天文台資料可見，香港的能見度冬低夏高，大致是一月最低，六七月最高。這主要是地理氣候使然，北面亞洲內陸與南面海洋的溫差，使香港寒暑之間有吹東北季風與吹西南季候風之別。於是十一、十二月雖然氣溫適中、風和日麗，但到一月二月就雲量增多，偶有冷鋒下南，內陸人口、工業密集地區的渾濁空氣隨之而來。香港要到春節「才得見蔚藍明亮的青天」之說真不知從何說起。

香港夏天吹的則是從海面來的潮濕而清潔空氣，如果雲量不多，就都是藍天白雲。可是到了打風的日子，環流也會讓香港吹起偏北風，或者高低氣壓相持下空氣流通不起來，渾濁空氣聚而不散，空氣能見度會很低，那真是灰濛濛的日子。

今年情況如何？六七月，天文台的低能見度（能見度低於八公里，相對濕度低於95%，不包括出現霧、薄霧或降水）時數都為零。是否因為大陸工廠因疫情停工？相信不是。一到三月的數字都低於去年，可能與工廠停工有關；但四月五月就高過去年，這時內地的工廠普遍重新開工了。

內地由生產形成的不潔空氣的確會影響香港。一個明顯的證據是，從一九六八年至今，各月份低能見度時數最高值集中出現在二零零四年至二零一二年，那正是中國「入世」後的經濟超高速增長期。隨着中國經濟向追求質量轉型，並且強調改善環境，香港的低能見度時數逐漸減少。向前翻看，六七月連續為零，只在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八八年出現過。一九八八年的八月也是零，且看今年能否再創連續三月為零的紀錄。

今年七月的天氣的確有點特別，是本港自一八八四年有記錄以來最熱的月份，平均氣溫達30.2度，比正常值高1.4度；熱夜（日最低溫度>= 28.0 攝氏度）數目達 21 天，是有記錄以來最多熱夜的月份；全月總雨量只得125.4毫米，只為正常值的三分之一。

香港很多人有這樣那樣的荒謬觀點，很多是在別人輕描淡寫說詞下耳濡目染得來的。所謂香港難見藍天白雲之說，又順便向大陸栽贜，就是這樣的說詞。

從垃圾食物到垃圾資訊

有朋友「質疑」：你真的不看新聞？

當然不是，正如我不相信在 TED 公開演講「新聞對你有害」的 Rolf Dobelli （杜貝利）真的不看新聞。關鍵是要時刻警剔自己，要有所選擇，知所選擇。

人天天要進食，在不知溫飽的年代，會飢不擇食，最重要的是吃飽肚子。如今，特別是在較富裕的城市，人們不會能吃的都吃，而要講究什麼可吃、該吃，什麼應當拒吃。這並不絕對，垃圾食物最富誘惑性，很多人在宣傳不斷轟炸下，會忍受不了，特別是年輕人。

對於精神食糧，也必須同樣警惕。大量新聞是刻意包裝、採寫的，有目標、有針對性地製作，盡量利用人性好奇，利用人接受「壞消息」時內分泌亢奮的天性。

現代新聞學有所謂 infotainment，把新聞訊息（information）作娛樂（entertainment）化包裝。為了讓乾澀枯橾的訊息容易為讀者接受，一定的處理無可厚非，但過度了就會變成垃圾資訊。

這是對讀者低端能力的迎合；也是對傳媒人自身責任的低端迎合，放棄了傳媒人提升讀者、引領社會的艱巨責任，甘於為商業利益而庸俗化，以至低俗化、惡俗化。

這正如谷歌就 infotainment 一字列出的例句說的：New lows may have been plumbed in infotainment or entertainment but they constituted commercial highs. （訊息與娛樂混合或娛樂性或許陷進了新低谷，但構成了商業新高峰。）

味蕾的喜好很大部分是培養出來，長大了，都喜愛自小吃慣的口味，以至拒絕接受新口味。自小由垃圾食物餵養，會終身離不開它。我認識有美國土生華人，每餐離不開可樂，去到哪裹旅行都一樣；知道哪裹沒有美國飲慣的那一種可樂，不會去。

垃扱新聞一樣有這般功能，人一旦習慣了那種短小、浮淺、虛飾、濫用圖像的新聞，難以接受篇幅較長、深入剖釋的文字閱讀。

進入數碼時代，資訊爆炸，資訊重量不重質變本加厲。這會嚴重抑制腦力。德國學者 Manfred Spitzer 把這稱為「數字癡呆化」（digitale demenz）。人人智能手機在手，既有社會進步的一面，也有個人退步的一面。

「有得揀至係老闆」？錯，「識得揀」更重要。

吃東西要認品牌。有人揀 M 字頭的，有人視為畏途。上網瀏覽一樣。但仍得動腦筋，我被標題吸引了，常在是否鍵入 read more 之前想一想，真值得去讀這新聞嗎？一想，常常就略過了，沒有浪費時間。

看了一段介紹一部日本茶道電影的短片，年邁的茶道老師要求，對一個一個儀式化的動作，不要問，不要想，只讓手自己做 …… 很有禪味，我想到音樂練習。

但上網、閱讀，是另一回事。

記憶與資訊，皆可弄虛作假

對於記憶的準確性，我越來越警惕，不管是自己的記憶，還是別人的記憶。為的是記憶可以被植入，這未必是有意的，而一旦被誤植了，你可能深信不疑，甚至在一再回憶下自我加固，揮之不去。若有人刻意誤植，而你又出於某種偏見，就可能執迷不誤，錯誤印象蒂固根深，無法根除。

日前，我就聽到一則這樣的錯誤記憶，讓我錯愕。那是半個多世紀前的往事，來自一段因為在音樂比賽中與冠軍失諸交臂留下的遺憾。據說，失敗是由於對手擁有雲鑼這一當時罕有的中國樂器的優勢之故，非戰之罪也。

我有幸是當時勝方的一員，絕對肯定沒有這一樂器。雲鑼即使現時也不是所有中樂團都擁有樂器，一是昂貴，二是便用率不高，三是音準難調校。五十幾年前由一伙十來歲學生組成的樂隊哪有錢添置雲鑼？他們可能對雲鑼是什麼都不知道。

這事當作笑談好了，不必當作回事，更沒有需要刻意澄清。記憶中一些事實的細節重組了，常常是不知不覺地發生的。這可能是出於心理需要，潛意識裡需要自我寬解，一些事實於是悄悄變形。每個人都應該有這樣的經驗。

自己親歷的事情尚且這樣，據外界賦予的印象，就更難全面和準確了。若不夠冷靜，欠理性分析，跳不出當時當事局限 ，甚至不斷接受誤導的輸入，錯誤印象就只會不斷加強、加深。

在現今社會中，這樣的誤導最可能來自傳媒。過去，主要是報章、雜誌、電台、電視。傳媒曾有極高的信譽，特別是印刷傳媒，當年是可以作為課外教科書看待的，每日讀報可以學到寫作，也如天天翻看知識百科全書。這是白頭宮話當年的往事了，當網上傳媒，特別是社交媒體全世界風行之後，「媒體」（media）已幾近於負面字眼。

美國是傳媒大國，經常有關於傳媒的調查。去年，蓋洛普與一個基金會根據不同機構的相關調查進一步研究，了解一般民眾對傳統傳媒和社交媒體的信息有多信任。結果發現，62%成年人認為傳統傳媒的報道是偏見的（biased）；認為不準確的資訊佔 44%。社交媒體更甚，偏見的80%，不確的64%， 誤傳的（misinformation) 65%。

今年二月，美國《哥倫比亞新聞評論》與路透社發表了一項聯合調查，列出美國人對軍方、執法機關、大學、最高法院、行政部門、國會的信任度，民眾對傳媒的「根本不信任度」(hardly any confidence at all)竟然墊底，比國會還底。

調查發現，只有 6% 美國人從報章雜誌攫取資訊，而 41% 不相信來自「消息靈通人士」的消息。

假消息（Fake news）成為特朗普的口頭禪，反映了美國人這一心聲。

香港傳媒如何？如果有可能，不妨翻翻三十年前今日前後的報道，看看有多少是準確、站得住腳、經得起歷史考驗的？那段日子的報道應該是香港傳媒最可悲的一頁，因為滿篇滿紙都是道聽途說的謊言、假消息。三十年了，香港傳媒會檢討一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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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Trust in media hits bottom, 60 percent say sources pay for stories
https://www.washingtonexaminer.com/washington-secrets/trust-in-media-hits-bottom-60-percent-say-sources-pay-for-stories

科學鴻溝：危害資訊傳播

「科學發展一日千里」是經常掛在人們嘴邊的話，只要觀察一下也可以發覺，這日漸在社會上形成了巨大鴻溝：科學鴻溝。鴻溝的一邊是遙遙走在科學前沿的科學家，另一邊是普羅大眾。科學不但發展得快，而且發展得細，由細分和跨界形成的學科和專門知識領域難以勝數，如果不是某方面的專家，你可能連一知半解都談不上。這不但是一般民眾的情況，也是傳媒的情況。這有時很危險。

過去，傳媒在社會上享有很高威信，報紙上說的，通常都可以視為是真的、可靠的。可是隨着科技以至社會的各個方面都飛快發展，情況就不一樣了。一個擺明的情況是，傳媒工作者的知識水平跟不上知識的發展，以致掌握不了每天要接觸和報道的、會涉及專門知識的新聞。過去有一個稱謂叫「萬金油記者」，你可以從褒義去理解它，即像萬金油一樣包醫百病的記者；也可以從貶義去理解它，就是對什麼事情都只是略知皮毛的記者。

從絕對意義上來說，記者確實不可能什麼都通曉。以香港傳媒的狀況來說，記者大都是讀新聞系出身的，這樣的記者當然比較多懂一些新聞學知識，但也意味着除此之外沒有什麼專門知識。我倒認為，傳媒應當多招聘非新聞系出身的人當記者和編輯，使隊伍的知識面多元化，培養不同領域的專線記者。至於新聞報道的知識、技能，「在職培訓」就可以了。這也是一些大型金融財經機構的聘人策略，因為它們知道，要應付來自各方各面的顧客，得配備相應的隊伍。

即使國際大型傳媒機構、通訊社，它們的記者也並非通天曉，哪怕是專線記者也一樣。每當遇上某個領域的突發性事件，記者就有捉襟見肘之狼狽。若硬着頭皮上，又急於追求時效，報道難免錯失。

偏偏，我們進入了人人都掌握着高性能通訊工具的時代，而又有人在鼓吹人人都當記者，於是人人爭相到網上發布消息。這樣，資訊就更加沙泥俱下了。多數人的錯失是無心之失，而不少卻是有心之失，即故意造謠生事，混淆視聽，讓人防不勝防。日前，我就因此着了「人和母豬配種」的道兒。

假如我們──大陸和香港──有個 SMC (Science Media Centre，科學媒體中心) ，這樣的錯失就可以減少，尤其是在面對涉及高新科學、科技的重大事件時，可以減少公眾的誤解以至恐慌。

科學界與新聞傳媒之間也有巨大的科學鴻溝，它既是由科學的發展形成的，也是由雙方截然不同的性格造成的。科學研究工作都躲起來進行，若說「天下名山僧佔多」，科學家佔的名山也不少。科學家很多重大的研究成果，不是遇上特殊情況，如得了個什麼獎，不會為大眾知道。即使這時，他們也大都不愛出鋒頭，不愛也不善於面對傳媒。記者則正好相反，都在趕熱鬧。SMC 就是有感於這鴻溝之巨大、以致不利於科學和社會的發展而成立的，二零一二年首創於英國，如今，加拿大、澳洲、新西蘭、日本也設立了。

拒絕招聘「 紅衛兵」

多年前聽一位台灣的報人說，在台灣，他們可以聘請醫學系、法律系等專業學系的大學畢業生當記者。這使他們可以有非常專業的專線記者，例如用醫科畢業的記者跑醫療線 (香港傳媒的用語)。我很驚訝，這在香港是難以想像的，因為記者與醫生的薪酬差別很大，不會有人願意放棄高薪的醫生職位去當相對低薪而工時特別長的記者。在台灣，兩者的收入卻沒有多大差別 (不知道現在的情況如何)。

醫生與記者兩種職業之掉換，只能是單向的。假若香港真有對新聞報道充滿誠的年輕人，讀完醫科之後，願意去當記者，相信任何新聞機構都會大開中門歡迎，因為人才難得，他們具有一般記者所不能的本事。讀新聞系出身的，卻決不可能轉職當醫生去，除非能夠再考入醫學院，接受幾年的專業訓練。

難道記者、編輯是只要有一定學歷者都做得了的嗎?不能絕對地這樣說，但據我所知，只要文筆有一定水平，又有一定熱誠，做新聞工作並不難。一些必要的技巧、知識、修養，完全可以「在職訓練」，邊做邊學。

如果這論據可以成立的話，新聞機構招聘新人時，面對來自新聞系和其他不同學系畢業的年輕人，該怎麼選擇?

我一向主張，應優先選擇非新聞系的，因為他們的知識面比較寬廣，不論是念中國文學的、英國文學的、哲學的、歷史的、心理的、藝術的……只要有出色的文筆和充分的新聞熱誠，就可以。他們其他方面的知識，非常有利於新聞報道的採寫、分析、評論，而這是主要學習新聞技巧和理論的新聞系學生較欠缺的。

試看香港已故和健在的新聞界前輩，由新聞學系科班出身的有多少?

香港新聞界一個行內行外人都注意到的現象，就是「新人輩出」，你只要看看電視台新聞報道沒有多少個你記得住的面孔和名字就知道了。不論是紙面傳媒或電子傳媒，都必須不斷招聘新人，以補充流失的人手。多年來，幾家大學的新聞系是主要的招工來源。

日前在一個飯局中，某電子傳媒的新聞部門高層要員卻嚇然說，他們不再招聘新聞系的學生了，一個也不要。原因是，各個新聞系訓練出來的都是「紅衛兵」，都有造反的意識形態，下班之後去反，在工作中也反，於是形成年齡較長的高層與都是「年少有為」的前線員工的長期對立。朋友面對這樣的局面，為免新聞部門被挾持，疲於奔命，以致意與闌珊。

這種挾持與反挾持的對立，不僅存在於朋友所在的電子傳媒。只要留意一下一些報紙的社論立場和新聞報道取向，就可以發現。各個傳媒「內鬨」的新聞就是這樣不斷出現的。

朋友向各大學新聞系示威的做法可以取得什麼成效?我不敢樂觀。新聞系成了「紅衛兵」的溫床，可能不過是冰山的一角，其他院系有沒有同樣的問題?

希望沒有吧。到了看似桃李滿園，而實在挑不出幾個好果子、挑來挑去都是「蘿底橙」時，香港就真的玩完了。

一位新聞老兵的話

幾個月前見到一位資深的新聞老兵，他在這個圈子打滾幾十年，人脈廣博，曾位高權重，直至大概一年之前，才退休下來。這是我們一年多以來第一次見面，他一聊起來便說，退休之後的一個重大轉變，是從此不看報紙了。

這讓我有點意外，卻是一點兒不驚奇。我很早便與同事、朋友說過，若不是因為工作需要，我不會看報紙──香港的報紙。這其實就等於不看報紙了，因為外地的報紙──印刷版的報紙──不會看得到，而只會在網上看電子版的。近年出外旅行，登上航機，我也不選香港報紙來看。

這位朋友過去每天回到辦公室要看很多報紙，不是逐份報紙都細看，但起碼要知道各家報紙都在注意什麼、炒作什麼。他在家裡還要訂一份報紙，以備一早起來瞄一瞄，有時放工之後還要細讀。

退休了，自然沒有在辦公室博覽群報的便利；至於家裡的一份報紙，他說早就通知報紙檔，從他退休的第一天起就停止訂閱。

我沒有追問這到底是為什麼，因為大概已估計到他的心態和感受了。他接着告訴我，去參加了一個課程，學「砌機」── 真空管擴音機。這是古老當時興的玩意，是半導體擴音機面世之前的舊式擴音機。如今一些人出於懷舊，也出於對音質的挑剔要求，對真空管擴音機重新熱衷起來了。他是「番書仔」，也喜歡中國的書法，而喜歡高品質的音響，就更順理成章。

俗語有說：「做哪行厭哪行。」在某個行業待得久了，會日久生厭，這是很多人的常情。讓人生厭的行業一般是刻板的，工作重複，沒有新意，做久了便生厭完全可以理解。新聞業是最多彩多姿的，是精彩百出的世界的反映。為什麼會對之生厭?

這使我回憶起香港蒙受沙士襲擊期間讀過的一個報道。當時，香港一片愁雲慘霧，香港從個人、到各行各業都備受打擊，建立才幾年的特區政府窮於應付而吃力不討好。政府在這全世界前所未遇的惡疫面前，表現不盡如人意，成績卻也有目共睹，因而得到世界衛生組織表揚。可是香港輿論那時都在玩一個鋪天蓋地的遊戲：誰是兇手?誰該人頭落地?香港於是不但受到醫學上的瘟疾襲擊 ，也受到社會、政治上的瘟疫襲擊，社會上一片戾氣。打開報紙，幾乎看不到一句好話。

那時，一名在經濟衰退下生意失敗了的年輕人，準備埋頭苦幹，力圖東山再起。要怎麼做?他對記者說，其中一點是，不看報紙，以免自己的決心受到傳媒製造的消沉氣氛影響。我不知道這位出輕人後來是否再能冒出頭來，但我分明感覺到，他是昂着頭埋頭苦幹的。

我很小就喜歡看報紙，寧可不吃早餐，早上去門要賣一份報紙，把報紙當作一扇展望社會、國家、世界的窗子，把報紙當作老師。後來更因為這樣而投身到這個行當去的。

如今，我也不看報紙了，因為不想被愚弄。放下幾塊錢去買一份這樣的報紙，我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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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文參閱：新聞無俾益 不看更快樂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hk/2013/04/blog-post_19.html

對中國認識的巨大落差

各國公眾對本國政府的滿意/不滿意度調查。
來源：Pew 研究中心

昨天轉載了英國《金融時報》的〈重新評估中國式治理制度〉一文，有讀者留言說「作者把中國政府說得太好」，另一讀者又說太多有關大陸打壓、迫害、貪腐……報道使香港年輕人難以接受。這些意見都有根據。

在香港的一個最大好處，是可以接觸不同的資訊，很自由。自從互聯網成為人們生活一部分之後，自由度就更大，可是人受到的考驗也更大。信息每天排山倒海湧來，對你辨別真假、去粗取精的能力，有更高的挑戰。否則，你會隨波逐流，被資訊牽着鼻子走，人云亦云。久而久之，失去自己的獨立思考能力。

以香港近日發生的事情為例，就很容易失控──對自己失控。事情的發展讓所有人都困擾，但我發覺，這其實是很好的學習機會，若能好好珍惜，結合見到稀奇事物，通過書本向智者求教，可以得到額外的啟悟，提高對我們這個城市、這個世界的人和事的認識。

只是，很多人滿足於信息量，而對信息的質量要求越來越低了；都滿足於信息在螢幕上快速滾動，而不願安心下來翻翻書本，咀嚼其中的智慧。譬如讀馬丁•雅克 (Martin Jacques)的〈重新評估中國式治理制度〉一文，與細讀他的《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就有天壤之別。書是二零零九年出版的，五年過去，略嫌譁眾取寵的書名的預見，進一步接近事實了。世界銀行幾個月前指出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國際貨幣基金會(IMF)這個月初也宣布了類似的統計。兩者都是購買力平價的統計，有一定爭議性。但可以相信，爭議不久將消弭，代之而來的是鐵的事實。

美國權威的皮優研究中心(Pew Research)上月就全球各地的經濟發展信心發表了研究報告，認為本地經濟表現差勁的中位數是60%。希臘最壞，97%的人認為經濟惡劣，意大利96%，西班牙93%，美國也達58%。相對之下，89%中國人認為經濟向好，其次是越南87%，德國85%。

更值得注意的是對政府整體表現的滿意/不滿意度。對政府不滿是普遍的，全球的中位數達69%。這與經濟表現掛鉤，最糟糕的也是希臘的95%。美國是62%。而中國，不滿意的只有8%，滿意的高達87%。

這不是第一次發現，Pew過去也發表過類似的研究報告。這與人們一般的印象有巨大落差，在西方傳媒和香港大部分傳媒中被渲染得一無是處的中國，人民對政府的滿意度竟是世界最高的。

我做過傳媒工作，曾經很熱愛自己的工作，深諳其中的苦樂，也了解其中的利弊。到離開之後經過多年冷眼旁觀，對傳媒特別是本地傳媒的專業水平和職業操守，越來越不信任了。

把傳媒說得一無是處會是不顧事實的，但對傳媒切不可失去誡心。哥德的經驗很值得參考：「自從不讀報後，我輕鬆愉快而情緒良好。人們往往只把注意力放在別人的所作所為上，而容易忘去自己身上的義務。」

也不能全怪傳媒，今天的傳媒基本是商品。對任何商品，你都得是個精明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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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PewResearch: Global Public Downbeat about Economy

http://www.pewglobal.org/2014/09/09/global-public-downbeat-about-economy/

香港巴黎兩報的編採自主

《明報》今天報道了一條編輯部與管理層衝突的新聞，標題是「頭版標題被改 編輯不知情」。另有副題「(總編)張健波：改版正確 機制須檢討」。這是這家報館幾個月前因為總編職位調動引起編採人員與管理層對立之後，矛盾的又一次爆發。

所有傳媒都有個不成文守則，就是編輯部自主，不受經理部左右，即保持新聞處理的獨立性，避免受到經管、財政利益的影響。經理部與傳媒管理層關係密切，編經兩部的關係其實就是編輯部與管理層關係的反映。

在正常的實際操作中，兩者之間是要緊密合作的，管理層中一般不乏新聞內行人，並非都是生意人，兩者之間不會楚河漢界、壁壘分明。假若對立起來了，那一定是經營困難或者外部政治環境的反映。《明報》的標題事件，大概是兩者兼而有之。

標題是由一名編務董事改動的，其時警方在中環開始向「預演佔中」的示威者清場，這位編務董事為報道新聞的最新發展，而「編輯記者都跑光了」之下，親自捉刀，停機改版。他就此與一名副總編輯在電話中溝通了，核實了最新情況。「編輯不知情」之說看來過頭了，可以說「不在場」。

在報紙這一行做久了，免不了會遇上這樣的停機改版。有時是突發的，在意料之外；有時是預發的，例如「清場」就早在預料之中，只是不知道幾點鐘發生而已。要停機改版的必定是大新聞，作為新聞工作者遇上了，都會高度緊張興奮，而自誡保持清醒有序，會留守着，直到無法作出最後改變為止。

我最奇怪的是，在上面的例子中，為什麼「編輯記者都跑光了」，而「守到尾」的竟然是非編輯部的一名編務董事。這應當屬於機制中須檢討的內容之一吧?這是不是不夠專業了?不專業也反映在文字上，除了上述「編輯不知情」標題外，報道的記者、編輯連什麼叫肩題或引題(在大標題之前)，什麼叫副題(在標題之後)也分不清楚。

自從互聯網成為信息的重要以至主要來源之後，報紙的經營日趨不景氣，全世界皆然。怎麼應對這信息爆炸而報紙難辦的困境，是所有報紙營辦者與編採人員都逼在眉睫的考驗，是同舟共濟還是爆發新矛盾?

香港一批資深新聞工作者最近曾就此到歐洲展開學習之旅，同行的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蘇鑰機日前在《明報》報道了到巴黎《世界報》（Le Monde）的訪問，談到這家世界知名大報的興衰。

對於追求「話事權」的編採人員來說，《世界報》曾經非常風光：以前一直由員工佔多數股份，比例曾高達52%。它的最高管理層多年來由員工選出，可是報紙不斷虧損。到二零一零年，三名商人注資一億歐元拯救，佔了51%股權，員工股份則降至兩成左右。當時有傳媒學者認為：「現實和資本主義終於追上了法國的報業」，員工不能要辦報而不理盈虧。有人哀嘆這是「新聞工作者獨立性的死亡」，但也有評論指出，新聞工作者本身是問題，而不是答案。

在《世界報》的制度中，在總編輯之上設有總監(director)，編採人員可毛遂自薦，再由投資者提名，然後交由全體編採人員投票，獲六成人以上支持才能上任。一年多前，一名總監在既得老闆看中又獲得八成同事支持下上台了，「認受性」很高，可是之後一推行改革，反對浪潮就掀起了，被迫下台。

這可以視為民主的一個小縮影。

記者：應恰如其分，毋譁眾取寵

稱謂是身份的標籤，可以加強自我意識，增加安全感。據心理學家說，那怕是消極的身份標籤，有時也有這樣的作用，例如把自己視為金融風波的受害者，至少可讓他與其他人同病相憐。

多數稱謂很客觀平實，如按國籍、地域區分的中國人、美國人，按職業區分的教師、醫生、律師、足球員。也有崇敬有加的，如稱音樂家、指揮家、作家、畫家、歌唱家等。近年，這些稱謂有了一些改變，如改稱音樂人、寫作人、歌手等等了。即使從事這些行當的，也愛這樣自稱，而不愛自詡為XX家。

有一個職稱是一直不變的──記者，reporter。從中英文去理解，記錄者、報道者的意思是一樣的，都是把發生了的事情如實告訴讀者。人是最好奇的動物，由於好奇，人類創造了偉大的文明。近代發展步伐加快，記者與之相輔相成。

在傳媒中，記者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是寫新聞報道的記者，也可以是寫評論的評論員，或者兼備兩種身份的特稿作者。在我的認識中，三者不可混淆。新聞報道要不偏不倚，「有碗話碗，有碟話碟」；評論可以按報紙立場發揮。按英國《衛報》的格言，Comment is free, but facts are sacred (評論可自由，事實為神聖)。新聞特稿則富個人色彩，可以在事實的基礎上，加上個人獨特角度的觀感、體會等等，在歐美一些大報，名記者的特稿往往放在顯著位置上，是吸引讀者的焦點。但這代替不了新聞報道。

很多人說香港報章的水平每況愈下，依我看，下降的標誌之一，就是以上三者的界限混淆不清了。特別是作為報紙「主打」的新聞報道，新聞不似新聞，特稿不似特稿，評論不似評論。似乎記者不知道在寫什麼體裁的東西，編輯也不知送來的是什麼體裁的稿件，老總也一樣。

有朋友昨天在面書上載了雅虎的一段新聞，標題是「沙中綫鑽挖工程用本地工人」這惹來了感喟、慨嘆與疑惑。標題中語源自報道中的一句話：「港鐵沙中綫總經理黃維銘表示，項目聘用本地勞工，可以培訓鑽挖技術的新血……」。我今天翻看了不同媒體的報道才弄清楚事實：長近百米的鑽挖機過去多在外國組裝(建落馬洲支線時，也曾在本地組裝過鑽挖機), 沙中線這回開了個「地下工廠」，由海外專家監督，就地組裝鑽挖機，以期培訓本地人才，20多名工人當中，有10名是本地的機電、燒焊工人。由此可見以上雅虎新聞，從記者到編輯都馬虎得很。

傳統新聞機構又如何?資深傳媒人周融昨天在《明報》評論版發表了一篇長文〈容我向《明報》進一言〉，批評新聞報道不良的「評論化」（Editorialising）趨向，就是說記者不是依事實寫報道，而是從個人立場、觀點出發作取捨，且妄加評議，於是「身分雖則還叫記者，其實立場又偏又倚，不中立更不中肯。沒有了本質，他們還是記者嗎?」

這正是日前在這份報章上讀到人大發言人傅瑩舉行記者會的報道時，給我的印象。通欄標題是「人大記者會 提問事先安排」，千多字的兩段報道，主要是宣洩記者的不滿，沒有幾個字交代傅瑩講了些什麼。傅瑩是前駐英大使，能言、精幹，寫過一本書談在英國以英語演講的體會，很可讀。

這使我想起美國一名傳媒人得獎後一句珍視記者身份的話：You are a reporter, no more, no less. No fanfare. (你是記者，要恰如其分，毋須譁眾取寵。)

美國已故著名參議員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1927 – 2003) 也有一句新聞從業員都應記住的話：Everyone is entitled to his own opinion, but not his own facts. (意見因人而異，可；事實因人而異，不可。)

我還抄錄了美國開國元勳傑佛遜的一句話：The man who reads nothing at all is better educated than the man who reads nothing but newspaper. (什麼都不讀，比除了報紙什麼都不讀有較高的教育水平。)香港有太多後一種人，他們愛沆瀣一氣，同病相憐。

英國新聞自由較量進入新回合

英國首相卡梅倫向傳媒發出警告

英國通過修改《皇家憲章》(傳媒監管)的方式來加強監管傳媒，是三個多月前的舊聞了。昨天寫到這話題去，是因為香港傳媒近日為新聞自由問題熱鬧起來之故。對於英國新聞自由之受「打壓」，很奇怪，香港傳媒鮮有報道。在網上搜尋，中文報道幾乎只見於大陸和台灣。

就《皇家憲章》展開的較量，並沒有隨着《憲章》由英女王御簽而停息，而是一個新回合的開始。傳媒與政府繼續出招。英國新聞自由的招牌畢竟是世界最老資格的，對世界傳媒有象徵意義，國際傳媒組識也介入了。

卡梅倫政府知道，加強監管傳媒會引起重大爭議。他敢於這樣做，是基於英國公眾的壓倒性支持。英國傳媒近年來可稱劣行昭彰。法官 Leveson 的獨立調查報告匯編了數以千計受傳媒欺凌者的投訴，其中有普通老百姓，也有身分顯赫的名人，反映了英國人對傳媒的普遍不滿。這使卡梅倫有足夠勇氣強硬「修理」傳媒。

三大政黨儘管有一致立場，仍然沒有通過議會立法去作規管，一是避免立法過程的冗長爭辯，二是避免形成傳媒與政客的正面對立。最後搬出《皇家憲章》這一古老的形式來，讓英女王作「丑人」好了。

《皇家憲章》也稱為《皇家特許狀》，最早的一份上溯到一零六六年。至今，歷代英國君主頒發的這種《特許狀》接近一千份，有750份仍然有效。這卻正好惹來英國傳媒的嘲弄，《泰晤士報》、《衛報》等多家報章，都直斥這是利用中世紀的工具來規管現代報業。

英國報業一方面自稱擁有西方國家最嚴厲的自我監管制度，但在自我監管的「報業投訴委員會」(Press Complaints Commission)大失社會所望之下，面對新形勢，正密鑼緊鼓籌備新的自我監管機構，名為「獨立報業標準組織」(Independent Press Standards Organisation)，據稱已獲九成以上傳媒支持，以與官方通過《憲章》籌備成立的獨立監管機構唱對台戲。

對於大部分傳媒揚言不會在《憲章》上簽字確認，首相卡梅倫警告，將來若再發生傳媒危機，而當時的政府「不那麼開明」，傳媒可能要面對「可怕的法例規管」。《憲章》不同於議會通過的法令，它的規管是通成立一個獨立的機構進行，但有權力要求傳媒對投訴賠償達一百萬英鎊。他說傳媒可以成立新的自我監管機構，但必須接受《憲章》的約束。

「世界報業與新媒體聯會」(The World Association of Newspapers and News Publishers 〔WAN-IFRA〕) 已決定就新聞自由向英國派出觀察團。這個組織過去曾向埃塞俄比亞、南非、利比亞、也門等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派出新聞自由觀察團，而向英國派團卻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英國傳媒有很多反對接受外界、特別是官方監管的理由，但不得不承認，要進行有效的自律了。可是對香港傳媒來說，「自律」如洪水猛獸，等同「自殺」。它們要汲取英國同業的教訓麼?

英國傳媒濫用自由招「惡果」

常識告訴我們，絕對的自由是不存在的，不管是哪一個領域的自由。人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之下，爭取最大的行動自由，地球本身就是這樣一個環境設定。各種限制，有的是外加的，有的是要自加的。以為可以為所欲為了，不加自律，結果是自招惡果，要受到更大的限制。新聞自由就是這樣的東西。

說到新聞自由，不能不提英國，爭取新聞自由最早是在英國提出的。這在工業革命期間得以實現，新聞媒體被譽為「第四權」，與國王、議會和教會的權力相提並論。從此，新聞媒體在西方國家民主化進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正是在英國，最近卻出現了被很多新聞業界人員視為新聞自由嚴重倒退的發展：去年十月三十一日，英女皇在《皇家憲章》上一揮筆，標誌着英國的新聞媒體此後必須受到政府和社會的嚴格監管。憲章在議會得到三大政黨通過，經樞密院交到英女皇手上，完成了必要的程序。它是「關於媒體自律的《皇家憲章》」(Royal Charter on self-regulation of the press)。

在英國，《皇家憲章》是很獨特的法律文件。眾所周知，英國不是成文法國家。《皇家憲章》卻是由英國皇室簽發的正式文書，以保證某一個體、組織或公共機構在國家中擁有特定地位和權益，並規定其義務和責任，與相關法律條款一道保障有關機構的獨立性和公正性。著名的英國廣播公司BBC就獲授予《皇家憲章》，自一九二七年起，《憲章》每十年更新一次。對BBC來說，這猶如不受監管的「護身符」。二零零六年，BBC又獨簽發新的《皇家憲章》。

英國沒有專門的新聞法規，媒體操守一直靠一個名為「新聞投訴委員會」的行業自律機構監管。這個機構的作用有多大，從英國媒體醜聞不斷可以想見。近數年最大的醜聞，是新聞集團旗下《世界新聞報》二零一一年的竊聽醜聞；二零一二年，又有BBC一名前主持人的性侵犯醜聞。這引發了英國各界對於媒體道德底線的討論。

英國在法官 Leveson 主持之下對媒體操守展開了調查，並在二零一二年十二月提交了報告，指出傳媒濫用新聞自由之下，「肆意破壞無辜人民的生活」(wreaked havoc with the lives of innocent people)。報告並提出若干建議，包括：

•    政府無權左右傳媒發布什麼，但傳媒必須自律；

•    業界必須有新的監管機構和行為守則；

•    這得以法律為後盾，以保證監管獨立而有效；

•    新的安排要恢復公眾的信心，讓公眾相信對媒體的投訴得以嚴肅處理，也保證媒體不受干預。

英國首相卡梅倫去年因而提出修改《皇家憲章》，並對媒體設立監管機構。新的《憲章》草案幾經爭持之下，獲得三大政黨一致支持而通過。英國媒體的反對是自然的，但先後向高等法院、上訴法院申訴都被駁回。新的《皇家憲章》最終簽署。

用英國《泰晤士報》執行總編輯 Roger Alton 的話說：「一下子，這個國家報業一百年的傳統，獨立的不受政治干預的傳統被拋棄了。」

孰以致之?傳媒該深刻反省。

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為蹲在路邊的電視主播難過

昨天早上上班時經過廉政公署總部大樓門口，見到停泊了多家傳媒的採訪車，多名相信是記者的漢子歪歪倒倒地靠在大樓門口旁邊，有的掛着、托着攝影機。一位常在電視上見到的新聞主播蹲在地上，雙眼通紅，滿面疲憊。剛在早上的電視報道中知道，「廉記」早一個晚上帶走了多名職業足球員，以調查打假波案件。這些傳媒人可能已在大樓門前挨寒抵睏地熬了個通宵，難怪那位主播已不顧得什麼公眾形象，在川行而過的上班男女面前公然「踎街」了。他們的盡忠職守，讓人敬佩。

在香港，當記者不易為。當記者有吸引人的地方，很多年輕人會因為記者可以見識到大量一般人難以接觸的人和事，可以有多采多姿的見聞、歷練而入行。記者又可以仗義執言、為社會鳴不平、針砭時弊、當輿論先鋒。可是記者的工作時間很長，又不固定，讓人難以安排私人生活，入息卻偏低。記者的人員流動性因而很高，很多人入行不久，就冷卻了原來的熱情；不幾年，特別是踏進拍拖、結婚階段，就另謀高就了。記者職位於是成為很多人的職場踏腳石。在前線「摸爬滾打」的，始終以經驗不多的新記者為主；若是當電子傳媒記者的，要怎麼做、問什麼問題，得靠「採主」的電話遙控。

從報紙見報的文字可以見到，這情況已從採訪前線蔓延到後方的編輯部了，就是人員「不夠班」(不夠格)，濫竽充數者不少。讀今日的《明報》有這樣的標題：

──港視羅列8理據

覆核發牌突設限

──海鑽售樓書被查誤導

──劫銀行被冷待

        笨賊掠擺設就擒

都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這家多年來以「公信力第一」自詡的報紙突然撤換了總編輯，不知能否有助提高文字水平?「公信力第一」者尤如斯，其餘當等而下之了，儘管文字水平與公信力不能劃上等號。

以公信力而論，香港傳媒近年一直在下跌。中文大學新聞與廣播學院日前發表的調查再發現，香港傳媒的公信力進一步滑落。以十分為滿分計算，電子傳媒的得分是6.08，報紙是5.72，所有傳媒平均計算是5.82。公信力較高的屬所謂精英報紙，例如英文《南華早報》，銷量低；而很多人閱讀的反而是公信力低下的報紙，如《蘋果》在22家報紙中排第17。這反映了香港讀者的水平、口味、見識。

應當指出，這調查的準確性是值得商榷的，接受調查者大部分不過憑模糊的印象打分，因為涉及的傳媒機構凡30家，有誰能夠都充滿了解而對每家作出中肯的評分?但整體而言，可以反映出公眾對傳媒的印象每況愈下。

施永青不久前撰文說：「愈來愈少人肯接受香港傳媒訪問。」這話若出一般人之口，可能被斥為信口雌黃；可是施永青是免費報紙《am7:30》的老闆，這麼說應該有根有據。

這讓人替一些沒有少付出氣力的傳媒人難過，他們的努力難挽公信力江河日下的頹勢。昨天見到那位疲累的主播蹲在街邊時，實在為他難過。

「驚輸」，從新加坡到香港

新加坡人自我調侃的驚輸先生

英文是很開放的語言，不斷從不同語言中引入新字。較新的一個是 kiasu，澳洲的英文字典據說已收入了。我到網上的The Free Dictionary一查，居然找到很詳盡 的解釋，並說出它來源頭：來自Singlish (新加坡英語)，是福建話的音譯。谷歌的翻譯軟件也可以翻譯出來：怕輸。

原本的華語用字恐怕是「驚輸」。這是新加坡近年一個漫畫人物的名字：驚輸先生(Mr. Kiusu)。以他為名的連環漫畫書一直是新加坡暢銷書，還拍成電視劇，有各種同名的推廣產品。

從「驚輸」兩字可以大概想見這個人物的性格。不過驚輸先生不僅是怕輸而已，而是由此衍生出種種討厭、愚蠢、膚淺的性格和行為，比如貪小便宜，只要是免費的東西絕不放過；吃自助餐撐死地吃，不但為求自己吃飽，還要盡量多拿，讓別人吃不上好東西；滿身名牌衣飾也是因為驚輸所致。The Free Dictionary 說 kiasu 相當於英語的 dog in a manger，即「佔着毛坑不拉屎」。這其實不過是驚輸先生性格的一個方面。

這種性格據說是新加坡人的寫照。據說到新加坡駕車，當地人會忠告你：要過線千萬不要打燈號，因為這麼一來，鄰線的車輛不但不禮讓，還故意擋着你的去路，跟你過不去，儘管這對他沒有半點好處。

這只是新加坡華人的心態嗎?顯然不是。有台灣報章引述一位在新加坡住了八年再到台北工作的香港人的話說：「其實，怕輸是華人的天性。這在台灣、香港難道沒有嗎？商人拚命搶生意、記者拚命搶新聞，難道不是怕輸嗎？」他認為驚輸行為在新加坡特別扎眼，是因為當地文化根基淺，人們比較不善虛飾而已。

這話有道理，驚輸說得上是華人的劣根性，在號稱有五千年文化傳統的中國大陸，它的演譯恐怕比新加坡更讓人歎為觀止。多年前，一位大陸親戚在讀小學的兒子投訴，因為數學考試的分數挨了「虎爸」痛打，原因是只拿到99分，差一分不到滿分。至於不論什麼事情都爭先恐後，已成常態而慣見不怪了。

香港是國際大都會，香港人能倖免嗎?恐怕頂多可以五十步笑百步。今日讀報紙就見到一個很好的例子，《明報》有個通欄標題：能力國際評估 港生遜上海。下面的副題是：得分創新高 進步幅度輸他區。這樣的取態，與我那「虎爸」親戚有何分別?

「2012 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是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策劃的，有 65 個國家和地區參與，以評估15歲學生在科學、閱讀、數學的基礎能力。香港有 148 間中學約 5,000名的 15 歲學生參與，在科學、閱讀都排行第二，數學排行第三，與三年前的上一次評估相比，排名、得分都有進步。可是報章卻不予鼓勵，反予打擊。

報道訪問了中大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教授何瑞珠，主要引述她關於香港學生和家長之不足的批評。但我相信，她會對報道的負面取態不滿，因為報道中在照片說明中提到，她認為「雖然港生數學名列前茅，但學數學的焦慮感高，建議師長多作鼓勵」。《明報》顯然不覺得自己有責任與師長一起，對香港學生多點鼓勵。

整個報道充分反映出驚輸心態。香港人這種心態絕不下於新加坡人，在某些方面甚或有過之而無不及；由於發覺某些方面的優勢在消減，已一再觸發歇斯底里式的反應。

「作大無壞」蔚然成風

最近聽到一句四字「金句」：作大無壞。這是香港粵語的新成語，意思是「誇大沒有什麼不好」。這話可能在坊間流行一時了，只是我孤陋寡聞，到如今才知道。四字中，前兩字與後兩字同調同韻，很有音樂感，我聽到不禁會心而笑。笑的當然不只是音韻之協諧，而是它簡潔地針砭了香港時下的浮誇風氣。

這風氣不自今日始而於今為烈，而且成了波及海外華人社會、神州大陸的歪風。

這種誇大其辭的風氣，不能說由香港是始作俑者，而是商業社會中自然而然產生的現象。社會中的經濟自由度越高、越放任、越不受約束，這樣的誇張失實就越厲害。香港號稱是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系，這種由競爭激化的誇張失實自然嚴重，以至由商業廣告蔓延到其他領域。

在文學上，誇張是可以接受的，誇張有發人深思的功用，讓人在錯愕中有所醒悟。社會上過去一些誇大的稱謂，則是對一些有特殊成就和貢獻者的肯定，例於民國時代出現過不少「大王」，如「鋼鐵大王」、「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棉紗大王」等等。這顛覆了中國戲曲、舊小說中匪幫首領的「山大王」負面形象。

在經濟領域誇大其辭而蔚然成風，香港則可以說作出重大「貢獻」。這是隨着香港經濟在七十年代經濟起飛出現的，首先起飛的房地產作了表率，不知由誰帶頭把不大的樓盤、商場自稱作「廣場」之後，連小小的店鋪也「廣場」、「中心」成風了。補習社則紛紛升格為「學院」。

大陸改革開放之初，對香港的「廣場」莫名其妙；在大陸人心目中，天安門之前那麼大面積的城市空間才配稱作廣場。可是過了不久，資本主義作風在大陸開花結果，大陸的港式廣場就比香港還多了。大陸同胞眼中有「天下」，誇張起來更失實。如今在大陸任何一個城市，如果看不到一個號稱「天下第一」、「神州第一」以至「世界第一」的招牌，會叫人奇怪。

在大陸，「文革」是人們口氣最大的年代，人們不但動輙以全世界人民的代言人自居、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遣詞用字也務必求大，如「炮轟」、「狠批」、「掃盡」，「打倒」之餘還要「踏上一腳」。香港報紙把很多這樣的字眼繼承過來了。看起來夠「大」的詞，如「打造」(比「建設」大)、「機遇」(比「機會」大)之類，也受歡迎。自己炮製的「大詞」更多，最簡單的方法，是在原來的詞上加上「極」、「超」、「爆」、「豪」、「世界級」等前綴，甚至連用成「超極」等等。濫用下，乳臭未乾小兒也懂得用上「超」了，如「超臭」、「超開心」。

香港傳媒是「作大無壞」作風的表表者。普遍的作風是，面對一宗事件，先選定一個合自己口味而又認為可以譁眾取寵的角度，集中火力炮製，圖文並茂，攻其一點，以偏概全，不及其餘。於是路人甲的意見，概括成「市民認為」；個別學者的意見概括為「學者認為」；個別網民的意見概括為「網民認為」。

傳媒人愛自稱為「專業人士」。對比醫生、律師等可以看到，真正的專業人士絕對容不得「作大無壞」。

樹木，森林，六合觀

最近常畫速寫，提筆時不斷提醒自己注意一件事：小處着筆，大處着眼。

翻看那些人物速寫習作，覺得滿意的，一定是整體比例恰當，而姿態自然生動的。不滿意的，必定是哪個部位的比例不對了，例如腿短了、臂長了之類，又或者整體欠了自然的屈曲，例如站的姿勢太筆直。我們有個錯覺，以為人站着都是直的。可是你稍為觀察一下會發覺，人由頭到腳都左歪右曲、前彎後仰。人就算立正了，從側面看也絕不筆直，挺胸收腹之下，人呈S型。你把人畫得筆直，反覺不挺拔了。

畫得不好的主要原因，是專注於局部的小處，而無暇兼顧全局的大處，忽略了某一點與另一點在畫面上的相對位置和距離，例如腳跟相對於頭頂，應安放在哪裡?如果畫兩條腿時忽略了這樣的關係，比例常常就不對號姿坊不自然，整個人像的重心也不穩了。

寫字也經常出現這樣的毛病，留心把一個字一字寫好之餘，必須不斷注意「行氣」。昨晚拿出墨水筆來在一張Ａ4紙上寫字，練習的主要是這功夫。這不容易，一不留神就「左傾」或「右傾」了。

看畫家繪畫，常常見到他們從畫面向後退幾步，作較遠距離的觀察，以便從細部抽離，作全畫面的觀察。這是很好的觀察習慣，不僅適用於畫畫寫字，也適用於日常生活以致對社會政治問題的觀察。

日前在巴士站遇到一位不常見面的朋友。這位朋友在我工作地點的附近上班，這是第二次在下班時在巴士站遇上了。朋友很關心時事，一開口──兩次都一樣──說的就是報紙上的熱門話題，牢騷不斷。第一次，我唯唯諾諾；第二次，我忍不住打斷他的話了。忠告他要把眼界放開點，不要局限於小小的香港，更不要局限於被傳媒設定了的話題；世界很大，值得關心的問題，能讓人開心、開朗的事情多着呢，為什麼要鑽進那些芝麻綠豆、瑣瑣碎碎的事情中去?只要跳出香港一千一百平方公里的小框框，香港的事情都不過是茶杯裡的風波。

這道理恐怕三言兩語說不清楚。朋友要坐的巴士來了，我把他推上了車去。

這其實就是樹木和森林的關係。限於人的視角，人容易看到樹木而難以看到森林。要看到森林，你起碼得爬到山上去。你處身於森林中，就以為自己可以既看到樹木也看到森林。其實不然，你這樣絕對無法在心中建立起森林的大圖景來。每天從傳媒中得到國際新聞，你就真的有「國際梘野」了嗎?你只會丟進被設定的黑洞中去。

日前在香港報紙上讀到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牛軍寫的文章《中國周邊環境嚴重惡化嗎？》，文章開頭就指出：「不少人認為中國周邊形勢出現惡化甚至嚴重惡化的趨勢。從後冷戰時代20年地區形勢的歷史演變和全球政治體系變遷的角度看，可以說這種判斷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最可怕的是，香港傳媒都只報道「樹木」一時的新聞，而不讓你看到「森林」20年的變化。這也是西方傳媒的新聞取向和思維方式。

我非常欣賞饒宗頤在《文化之旅》小引中的一段話：「我一向觀世如史，保持『超於象外』的心態，從高處向下看，不局促於一草一木，四維空間，還有上下。這是我個人的認識論。」

四方加上下，是為六合。香港人只知有六合彩，可知有六合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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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文重閱：東西文化之差異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hk/2008/03/blog-post_54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