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爆魔鬼經濟學
(SuperFreakonomics)
Steven Levitt and Stephen Dubner
第1章
遏制氣候變暖：火山爆發？用煙囪捅破天？還是架一根18英里長的管子？
清醒、嚴肅地看待全球變暖問題。
“一些專家認為，全球氣候日益惡化，而人類似乎還沒有作好準備。”《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如是寫道。文章援引某些氣候研究人員的觀點，指出“這種氣候變化對人類構成了威脅”。
《新聞周刊》的一篇文章，引用美國科學院編製的一份報告中的內容發出警告，氣候變化“將導致世界範圍內的經濟和社會變化”。更為嚴重的是，“（在這種背景下）政治領導人是否將採取積極的措施來應對環境變化的挑戰，抑或哪怕僅僅減小其影響，氣象學家對此甚是悲觀”。
只要神志清醒，誰又不擔心全球變暖呢？
但在過去，這些科學家可不是這麼說的。刊行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的文章，預測的則是全球變冷的趨勢。
全球變暖：經濟學家的觀點
基於多種原因，全球變暖問題十分棘手，難以應對。
首先，氣候科學家沒法做實驗。從這點上看，他們更像經濟學家，而不像物理學家或生物學家，他們的目標就是根據現有數據搞清楚各因素之間的聯繫，而沒有能力有所作為，例如推動10年禁車（牛）法規的出台。
其次，自然科學研究異常複雜。人類的任何活動將產生何種影響取決於諸多因素。例如，假定我們把航班次數增加了兩倍，首先是對氣體排放量產生影響，另外還會對大氣對流和雲層的形成產生影響。
為了預測全球地面溫度，氣候學家必須考慮上述情形和其他因素，包括蒸發過程、降水量，不錯，還有動物的氣體排放量。氣候模型再深奧、複雜，也沒法準確地描述上述變量，因此，顯而易見，預測氣候是十分困難的。相比較而言，現代金融機構所採用的風險模型似乎就可靠多了，然而正如近期金融危機所表明的，實情往往並非如此。
氣象科學固有的不精確性意味著，我們無從肯定地預測當前走的這條路會導致氣溫升高兩攝氏度還是十攝氏度。我們也無從確切地知道，即使氣溫陡然上升，是否會真的給我們的生活帶來麻煩，抑或導致 “文明末日”的來臨。
正是因為這種令人發憷的災難後果（不論其有多麼遙遠），才使得全球變暖問題成為公共政策中最亟待解決的議題。如果我們可以確定氣候變暖將給我們造成多大的損失，那麼這個問題就成了經濟問題，歸根結底也就相當於簡單的成本收益分析。減少碳排放將帶來的益處，是否比為此投入的成本更大？如果等著在未來再減少碳排放，情形是否會更好？抑或，如果我們恣意污染地球，並在全球變暖的進程中學會生存，是否也行呢？
經濟學家馬丁‧威茨曼分析現有的最完善的氣候模型後得出結論，未來面臨十分糟糕情形的概率為5%，屆時溫度將升高10攝氏度之多。
當然，由於預測的是不確定性因素，所以結果就更為不確定。那麼，在全球將面臨重大災難的概率相對較小的情況下，我們應投入多大的成本來應對它呢？
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曾就全球變暖問題為英國政府撰寫了一份百科全書式的報告，他給出的建議是：我們每年應將世界各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拿出1.5%來應對這個問題。從現今看，也就是要為此投入1.2萬億美元。
然而，大多數經濟學家都知道，人們一般都不願為了應對未來問題而花費大量的錢財，尤其當這種未來問題發生的概率如此之低時。我們也可以靜觀其變，這樣做的理由在於，在將來的某天我們或許有更好的方案，其成本要比我們現在低很多。
就經濟學家而言，其所受訓練使之足夠冷血，因而能悠閒地坐下來，鎮定地討論有關全球性災難的利弊權衡問題，然而相比之下其他絕大多數人對此就沒有那麼鎮定了。對於未知的情形，大多數人都會作出過度的反應，表現為不同的情緒，例如恐懼、責備、麻木不仁，等等。此外，未知情形擾人心煩的一點還在於，會讓我們聯想到最糟糕的情形。（想想上次那個寂靜的夜晚，你聽到臥室外面令人恐怖的腳步聲。）全球變暖可能導致的最恐怖的情形，絕對與《聖經》中的描述無異：海平面上升，高溫煉獄，災難頻發，地球混沌無序。
因此，阻止全球變暖的運動熱情已儼然上升到宗教高度，也就容易理解了。這種運動的核心思想是，人類繼承了一塵不染的伊甸園，卻因為污染了它而罪孽深重，所以為了使人類免於萬劫不復的災難，我們就必須為此受苦受難。詹姆斯‧洛夫洛克或許可被視為這種信仰的教皇，他寫出來的懺悔文字，就像禮拜儀式中人們吟誦的禱文一樣，讓人感覺親切，共鳴感自然也會油然而生：“我們揮霍資源，過度污染地球……要做到可持續發展，現在為時已晚，我們當下要做的就是可持續撤退。”
“可持續撤退”聽起來就有點像懺悔一樣。尤其當我們用這種說法來批評發達世界時，這就意味著，少消費、少使用、少開車，還有就是要逐漸減少地球人口——雖然這麼說可能很殘酷。
如果說現代的環保運動有一個堅定不移的守護神的話，那麼毫無疑問，這個神就是阿爾‧戈爾，美國前任副總統、諾貝爾獎獲得者。他導演的紀錄片《難以忽視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不遺餘力地宣傳環保，讓數百萬人了解了過度消費的危害。此後，他創建了氣候保護聯盟（Alliance for Climate Protection），這個組織將自身描述為“史無前例的大眾遊說項目”。這個組織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於，它開展了耗資3億美元、命名為“我們”的公益宣傳活動，以倡導美國人改變其揮霍無度的生活方式為宗旨。
同時，任何宗教都有異教徒，當然全球變暖現象也不例外。鮑裏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是一位接受傳統教育的記者，後來順利當上了倫敦市市長。他讀了洛夫洛克的著作後，將之稱為“神父一個”，並得出了如下結論：“就像至高無上的宗教一樣，對氣候的恐懼滿足了我們懺悔、贖罪的需求，並符合‘技術進步定要遭到眾神懲罰’的這種亙古不變的潛意識。正因如此，對氣候變化的恐懼與宗教信仰十分相似，因為這一切都是不可知的：你的懺悔或贖罪行為到底是否有效，你根本就無從知道。”
因為我們塵世的伊甸園遭到了玷污，認為這是人類罪孽所致的狂熱信徒對此大加哀嘆，與此同時，異教徒則指出早在人類出現之前這個伊甸園的大氣中就已經自然地彌漫著充斥甲烷的濃厚煙霧，以至於生命差點就此絕跡。當阿爾‧戈爾倡導人們放棄使用塑料購物袋、不開空調、盡量減少出行時，不可知論者則在不滿地嘟囔：人類活動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僅佔全球總排放量的2%，其餘98%都源於自然現象，例如植物腐爛。
你開空調時應該想到的事情
一旦將宗教狂熱和科學的複雜性剝離，那麼全球變暖問題就變成了一個極其簡單的兩難困境問題。經濟學家親昵地將之稱為外部效應。
什麼是外部效應？當某人實施某種行為時，其他人被迫為他的行為付出代價。外部效應，即為經濟學中所說的“納稅卻沒有得到相應權利”。
如果你碰巧就住在一家化肥廠的順風方向，那麼氨散發的臭味就是外部效應。如果你的鄰居舉辦一個聚會（毫無禮貌，居然沒有邀請你），那麼他們的縱情喧囂就是外部效應。被動吸煙也是；同樣，毒品販子本來是要射殺另一個目標，但流彈卻擊中了遊樂場的一個小孩，這也是外部效應。
被視為全球變暖罪魁禍首的溫室氣體，都具有外部效應。你在後院點燃一堆篝火時，你就不僅僅是在燒烤了，你也在排放某種氣體，雖然其影響微乎其微，但終歸也是在給整個地球增溫。每次你坐進汽車、吃漢堡包或乘飛機時，你都在製造某些你自己並沒有為此承擔後果的副產品。
我們設想一下這樣的情形。有個家伙叫傑克，有一棟他自己建造的漂亮房子。冒著酷暑下班回到家，他就想放鬆一下，好好涼快涼快。於是，就把空調的溫度調到了很低。這麼做時，他腦海中閃過一個念頭，享受冷風會讓他多交一二美元電費，但這點小錢不足以讓他關掉空調。
他沒有想到的是，他的行為將導致發電廠排出滾滾黑煙。因為要發電，首先就要燒煤，水達到沸點後才會變成水蒸氣，水蒸氣的動力推動渦輪機，進而帶動發電機發電，有了電，傑克屋裏的空調才能製冷。
他也不會想到與開採煤礦和運輸煤炭相關的環境成本及工傷問題。僅以美國而論，過去的一個世紀中，葬身礦井的礦工總數超過10萬，後來死於炭肺的工人人數估計在20萬左右。現在看來，上述種種都是外部效應。令人欣慰的是，如今美國煤炭行業致死人數已大幅驟降，平均每年的死亡人數大約為36。
傑克沒有認識到這些外部效應，因此我們難以責怪他。現代技術如此先進，因此往往隱藏了與我們的消費活動相關的成本。從表面上看，傑克打開空調，一點兒也沒有污染環境。電就那麼神奇地來了，就好像是從童話世界中降臨一般。
如果世界上沒有多少像傑克那樣的人，抑或又有好幾百萬，誰又會在乎呢？然而，由於全球人口正在迅速地接近70億的關口，所有這些外部效應累加起來，就不能小看了。那麼，誰應該為此負責呢？
總的說來，這應該不是什麼十分棘手的問題。如果我們知道，某人使用一桶汽油而使人類付出了多大成本的話，那麼我們就可以對司機徵收相當的稅費。徵稅不一定能誘導他放棄駕車出行，事實上也不應如此。徵稅的意義在於，確保司機自己承擔因他的行為而造成的全部成本（用經濟學術語來講，就是“使外部效應內部化”）。
接下來，就可以將徵稅所得在因環境變化而利益受到損害的人們中間分配，比如，如果海平面突然升高，生活在孟加拉國低地的人們的財產將被洪水淹沒。只要我們確定合適的稅種，徵稅所得或許就能給當地的受害者提供補償。
然而，當真的要通過稅收來解決氣候變化帶來的外部效應時，那麼我們能說的只有四個字：祝你好運！因為困難顯而易見，例如徵稅多少、誰來收稅，此外我們不能忘記這個事實：沒人能保證溫室氣體不跨越國界。大氣時刻在運動，沒人知道其確切走向，這就意味著你們國家排放的溫室氣體和我們國家排放的已然混為一體、無法分辨。也正源於此，才會有“全球”變暖。
舉個例子，如果澳大利亞突然決定杜絕碳排放，但是，除非其他每個國家也都這麼幹，否則這個格調高雅的國度，即使費心費力地實施成本高昂的措施，也無法享受到由此帶來的益處。一個國家也沒有權力指示另一個國家該如何行動。近些年來，美國時不時會試圖減少碳排放量。但當美國對中國或印度施壓，要求其減少碳排放量時，這些國家會來上這麼一句：“嘿，你們分文未付就一路發展成了工業超級大國，那麼我們為什麼就不能呢？”在這種情況下，有誰還能指責它們呢？
當我們無法強求人們承擔因其行為而導致的全部成本時，他們也就沒有什麼動機去改變其行為方式了。過去，當世界大都市的馬糞泛濫成災時，市民轉而使用汽車，這可不是因為汽車對社會益處更大；他們這樣做，是因為使用汽車最符合他們的經濟利益。今天，我們要求人們改變其行為方式時，並沒有考慮其個人利益，而是打著大公無私的旗號。阿爾‧戈爾所提倡的正是這種方式，然而或許這種方式會讓全球變暖問題看起來更像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除非人們心甘情願地將個人利益擱置一旁，投入到功德無量的事業中來，即使這意味著個人利益將受到嚴重損害。阿爾‧戈爾正設法喚醒人們的利他主義道德意識，以及憎恨負外部效應的良知天使。
外部效應的邏輯：從汽車防盜裝置到火山爆發
請記住，外部效應經常不為人們所察覺。
為了防止自己停在街上的汽車被盜，很多人都用防盜鎖鎖住汽車方向盤，例如Club防盜鎖。這玩意兒體積不小，格外顯眼（有的甚至是熒光粉紅色）。如果使用的是Club方向盤鎖，那麼你就是在明確而直接地告訴偷車賊：你的汽車很難被弄走。與此同時，這把鎖也就在間接地表明，你旁邊的車，也就是沒有上Club方向盤鎖的車，更容易下手。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使用Club方向盤鎖的鄰車被盜的可能性更大，所以你的Club方向盤鎖就帶來了負外部效應。從這個意義上說，使用Club方向盤鎖堪稱反映自我利益的經典案例。
另一種叫做LoJack的裝備，不論從哪方面來說，都與Club方向盤鎖完全不同。這是一個小型的無線信號傳輸器，比一副撲克牌的體積大不了多少，被隱藏在汽車裏面或下面的某個地方，偷車賊看不到。一旦汽車被盜，警察就可以遠程遙控，啟動傳輸器，根據信號找到汽車。
與Club方向盤鎖不同的是，LoJack裝備不會阻止偷車賊偷走你的汽車。那麼為什麼要費神裝上這個玩意兒呢？
首先，可以幫你找回被盜的汽車，而且可謂神速。涉及盜車事件時，反應速度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的車已失蹤很多天，那麼一般而言，你也就別指望再找回來了，因為它可能已被殘忍地“肢解”。即使你不抱希望找到被偷的車，你的保險公司也會希望找到。因此，安裝LoJack的第二個原因就在於，保險公司會給你提供優惠保險費率。然而，安裝LoJack的最主要原因或許是：如果安裝了LoJack，汽車被盜走後的情形事實上格外有趣。
可以肯定，追蹤裝有LoJack的汽車是十分刺激的，這就好像你剛剛鬆開了獵狗的韁繩一般讓你興奮。警察立即行動起來，追蹤被盜車輛發出的無線電信號，在偷車賊還沒反應過來時就已將其緝拿歸案。如果你走運，說不準他甚至剛給汽車加滿油。
大多數被盜汽車最終會被開進地下拆車廠，也就是犯罪分子將所盜汽車拆成零件並銷售出去的非法秘密小作坊。要徹底掃蕩這些非法活動，警察的日子非常不好過，但是一旦使用LoJack防盜裝置，情況就大不一樣了。現在，警察只要追蹤到無線電信號，往往就能找到地下拆車廠。
當然，非法經營拆車廠的那些家伙也不蠢。一旦意識到情況有變，他們就改變工作流程。偷車賊不會直接開著贓車去拆卸，而是先驅車前往某個停車場，在那裏放上幾天。等他回來再取車時，如果汽車不見了，那麼他就知道這車裝有LoJack；如果車還在，他就會認為，將車送交拆車廠是安全的。
警察也不笨。當他們發現被盜車輛停在某個停車場時，他們可能會選擇不讓失主馬上認領。相反，他們會繼續監視，直到那個偷車賊返回將車開走，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將警察引向地下拆車廠。
那麼，LoJack這種裝置到底讓偷車賊的生活有多難過呢？
任意給定一個城市，裝有LoJack的汽車每多1%，該市被盜汽車就會減少20%。偷車賊沒法分辨哪些車上裝有LoJack，哪些沒裝，所以也就不會輕易冒險。LoJack裝置相對較貴，大約700美元一個，這意味著其普及率並不會那麼高，裝有這種裝置的新車比例還不到2%。即便如此，配備LoJack裝置的汽車卻扮演了罕見而奇妙的角色：給所有不配備LoJack裝置的吝嗇司機帶來了正外部效應，因為他們的汽車無形中也得到了保護。
不錯，並非所有的外部效應都是負面的。出色的公共教育可以帶來積極的外部效應，因為公民素質高的社會中，所有人都會從中獲益良多。（同時，也推高了知識產權的價值。）果農和養蜂人會給彼此帶來正外部效應：果樹為蜜蜂免費提供花粉，而蜜蜂也免費為果樹授粉。養蜂人和果農通常是鄰居，原因也在這裏。
最不可能被視為具有正外部效應的是自然災難。
一九九一年，菲律賓呂宋島上一座植被蒼翠但水土流失嚴重的大山開始發出轟隆隆的巨響，隨後天空中彌漫著帶硫黃味的火山灰。那就是歷史悠久的皮納圖博火山——一座休眠火山。附近的農民和城鎮居民不願疏散，地理學家、地震學家及火山學家及時趕往該地，最終說服大多數居民撤離。
六月十五日，皮納圖博火山連續而猛烈地噴發了九個小時。多次巨大的爆炸之後，火山頂部形成了巨大的碗狀凹陷，即所謂的火山口，海拔比火山爆發前低了850英尺。更嚴重的是，這個地區同時遭遇颱風襲擊。根據有關此次火山爆發的記述，天空“傾盆大雨，濃煙滾滾，並伴有高爾夫球大小的浮石塊”。當時大約有250人死亡，主要是由於房屋坍塌，接下來幾天的泥流泛濫造成了更多的人員傷亡。得益於科學家的預警，許多人免於災禍，這可謂不幸中的萬幸。
皮納圖博火山爆發是近100年中最猛烈、規模最大的。在最大爆炸發生的兩個小時內，噴射出的火山灰直衝雲霄，達22英里之高。大爆炸結束之後，皮納圖博火山噴射到平流層的二氧化硫多達2 000萬噸。這給環境造成了什麼影響呢？
結果表明，充斥二氧化硫的平流層就像一層防曬劑，減少了到達地表的太陽光。火山爆發後的兩年中，隨著二氧化硫的逐漸沉淀，地球溫度平均下降了大約0.5攝氏度。過去幾百年來，全球溫度不斷升高，而現在，僅僅一次火山爆發竟然就讓溫度明顯下降，雖然是暫時性下降！
皮納圖博火山爆發還帶來了其他正外部效應。世界各地的森林茁壯成長，因為樹木更喜歡散射的陽光。因為平流層中的二氧化硫濃度更高，人們觀賞到了最蔚為壯觀的日落。
當然，科學家關注的可不是這些，他們注意到了此中的全球變冷效應。《科學》（Science）刊載的一篇論文認為，如果每隔幾年就來上一次皮納圖博這種規模的火山爆發，那麼“這就會在很大程度上抵消預計將於廿二世紀來臨的人為變暖問題的威脅”。
就連詹姆斯‧洛夫洛克對此觀點也有所認同。“或許我們將被拯救，”他寫道，“如果發生些偶然事件，例如一系列的火山爆發，其規模、強度極大，濃煙滾滾，遮天蔽日，致使地面溫度下降。但是，只有傻帽才會拿如此不靠譜的概率來賭他們未來的生活。”
不錯，極有可能只有傻帽或蠢材才會相信，有誰能夠說服火山向天空噴發具有保護作用的臭氣，而且還要以合適的周期來爆發。但是，如果真有蠢材認為皮納圖博火山或許可作為防止全球變暖的藍圖，這又是什麼情形呢？同樣，過去認為孕婦不會注定在生產時死去的那些人，認為全球各地的饑荒並不是注定要發生的那些人，他們通通都是蠢材，對嗎？如果竭盡全力地埋頭苦幹，他們能找出簡單、便宜的解決方案嗎？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又能在哪裏找到這種蠢材呢？
二氧化碳與全球變暖沒有關係！
華盛頓貝爾維尤城（西雅圖市郊），一個普通的住宅區，矗立著一排排格外普通的建築。這裏有暖通空調設備公司、造船廠、加工大理石瓷磚的店面，還有一棟建築，以前是哈雷機車維修店。這棟建築佔地約2萬平方英尺，沒有窗戶，設計普通，貼在其玻璃門上的一張紙上寫著“高智發明公司”。
樓裏有世界上最非同凡響的實驗室。有車床、模具、3D打印機，當然還有很多功能強大的計算機。不僅如此，還有昆蟲飼養室，可以養殖蚊子，然後把它們放到沒水的魚缸中，隨後用100英尺開外的激光器把它們幹掉。做這個實驗的目的，是要戰勝瘧疾。瘧疾只通過雌蚊傳播，因為雌蚊更重，雌蚊比雄蚊振翅的速度慢，所以激光器的追蹤系統可以通過蚊子振翅的頻率識別出雌蚊，進而殺死它們。
高智發明公司的主營業務是創造發明。實驗室內，有精良的設備，人才濟濟，充斥著各色科學家和勇攀科學高峰的奇才，可謂聰明非凡的精英人才大本營。他們先是創造工藝流程或開發產品，然後申請專利，每年申請的專利都有500多項。這家公司也從外界收購專利，不論是《財富》500強的專利，還是在地下室辛苦鼓搗的單幹天才搞出的發明。高智發明公司的運作方式與私募基金頗為相似，募集投資資本，並在獲得專利許可時給予回報。該公司目前已掌握了二萬多項專利，比世界上幾十家公司加在一起的專利還多。正因為這個，有些人喋喋不休地抱怨，高智發明公司是一家“專利魔頭”，不斷積累專利，然後向其他公司敲詐專利使用費，在必要時不惜對簿公堂，但是這類指控幾乎沒有確鑿的證據。高智發明公司創建了第一個知識產權大眾市場，這可能是更客觀的評價。
這家公司的掌門人是一個叫內森的人，以廣交朋友為樂，就是我們在前文中提到過的那個內森——希望通過在大洋上散置“帶裙擺的輪胎”來減弱颶風的強度。不錯，那個對付颶風的裝置也是這家公司的發明。在公司內部，他們管這個裝置叫索爾特沉墜（Salter Sink），一是因為該裝置可以使海表較高溫度的海水下沉，二來因為這個裝置由史蒂芬‧索爾特（Stephen Salter）發明。索爾特是著名的英國工程師，數十年來一直在設法馴服大海的驚天駭浪。
現在，一切應該十分清楚了：內森可不是某個在周末搞搞發明的人。他是內森‧梅爾沃德（Nathan Myhrvold），微軟公司前首席技術官。二零零零年，他與微軟前首席軟件架構師愛德華‧榮格（Edward Jung）一起創建了高智發明公司。在微軟時，梅爾沃德發揮了多重角色：未來策略師、戰略家、微軟研究院的創始人，以及比爾‧蓋茨的“首席耳語官”①。“在我認識的人中，沒有誰比內森更聰明。”蓋茨曾這樣評價他。
現年50歲的梅爾沃德天資過人，他在西雅圖長大，14歲高中畢業後，先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學習，後進入普林斯頓大學深造，23歲時他已先後獲得一個學士學位、兩個碩士學位（地球物理學和空間物理學、數理經濟學），還有一個博士學位（數學物理學）。隨後他前往劍橋大學，追隨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rking）從事量子宇宙論研究工作。
梅爾沃德在回憶往事時說，小時候他看過英國的科幻電視節目《神秘博士》（Dr. Who）：“那位博士向一個人介紹了自己後，那人問，‘博士？你是某方面的科學家嗎？’隨後那位博士說，‘先生，各種科學家我都是。’我也是，也許吧，對！就是他！我就想成為那種人：全能科學家！”
他的知識如此淵博，一般博學之才在他面前，都會感到自慚形穢、無地自容。除了在諸多科學領域造詣高深外，他還精於自然攝影和廚藝，喜歡登山，熱愛收集絕版書、火箭發動機和古老的科學設備，酷愛收藏恐龍骨：與他人共同主持了一個恐龍骨挖掘項目，挖出的恐龍骨架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人都多。還有一點與他的愛好幾乎沒有聯繫：十分富有。1999年離開微軟時，他位列《福布斯》400位美國富豪榜。
與此同時，他的摳門也是廣為人知的，這也是梅爾沃德得以守住財富的原因。參觀高智發明公司的實驗室時，他介紹了自己最鐘愛的工具和裝置，顯然最引以為豪的是他從eBay或破產拍賣網站買來的那些東西。誠然，梅爾沃德對事物複雜性的理解不遜於別人，但他仍然堅信只要可能，就應找出簡單、便宜的解決方案。
目前他們的研發工作，包括以下幾個項目：效率更高的內燃機；減小飛機飛行的摩擦阻力以提高燃油效率；一種新型的核能發電廠，進而大幅提高全球的發電量。他們想出的很多點子仍然僅僅停留在創意階段，但是有些方案已經在挽救生命了。高智發明公司開發了這樣一種處理流程：如果一位神經外科醫生試圖治療患者的動脈瘤，這位醫生可以將患者的大腦掃描數據傳給高智發明公司，隨後數據被傳遞至3D打印機，接著與動脈瘤大小一樣的塑料模型就會打印出來。模型第二天就會快遞到醫生手中，所以，在打開患者的頭蓋骨之前，醫生就可以制定一個周全而詳盡的動脈瘤手術方案。
如果一個由科學家和工程師組成的團隊居然認為，只要他們聯手工作就能攻克世界上最棘手的難題，那麼這的確需要他們足夠自負才行。幸運的是，他們恰好就具備這種膽識和傲氣。他們已將人造衛星送上了太空，已協助美國防禦導彈攻擊，而且，因為計算技術的進步，已經改變了世界運轉的方式。（比爾‧蓋茨不僅為高智發明公司投資，還偶爾搞搞發明。他熱衷於根除瘧疾，殺蚊激光器就是因此才被發明出來的。）他們也在很多領域開展了很多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科學實驗研究，其中就包括氣象科學研究。
因此，至於他們何時才會開始考慮全球變暖問題，這只是一個時間問題罷了。我們拜訪高智發明公司的那天，梅爾沃德召集了十幾位同事，談論這個問題及應對策略。他們圍坐在一個長長的橢圓形會議桌旁，梅爾沃德坐在會議桌的一端。
這可是一屋子的天才，而且，毫無疑問，梅爾沃德就是他們的“哈利‧波特”。接下來大約10個小時內，他喝掉的健怡蘇打水之多，令人稱奇，或許因為有了能量，他鼓勵大家深入討論，自己有時靈感涌現，滔滔不絕，有時耐心傾聽，回應尖銳的提問。
會議室裏的每個人對全球變暖問題已達成共識，認為它與人類活動有關。但同時也認同：媒體及政界提到全球變暖時所用的語言，往往誇大其詞、危言聳聽，或過於簡略、忽略重點。梅爾沃德說，太多報道（說法）的可靠性，因為這類愚頑自負的人而大打折扣，說什麼物種將會滅絕之類的。
他自己相信嗎？
“很可能不相信。”
當有人提到《難以忽視的真相》這部紀錄片時，會議室頓時像炸開了鍋似的熱鬧，嘲諷、輕蔑之詞不絕於耳。梅爾沃德認為，這部紀錄片的目的在於“把人們嚇出屎來”。他說，“從技術角度講，阿爾‧戈爾沒有撒謊”，但是戈爾所描述的某些夢魘般的情景，比如海平面上升後，佛羅裏達州就會消失，“沒有在時間上作出任何合理的預測，沒有任何現實依據。沒有任何氣象模型表明佛羅裏達州會消失”。
然而，對此，科學界自身也難逃其咎。當今的氣象預測模型，按照洛厄爾‧伍德（Lowell Wood）的說法，“非常粗糙”。伍德是一位天體物理學家，如今已六十好幾，能言善辯，見到他，神智健全的伊格內修斯‧P‧賴利（Ignatius P. Reilly）①就浮現在腦海中。很久以前，伍德曾是梅爾沃德的學術導師。（伍德是物理學家愛德華‧泰勒的得意門生。）梅爾沃德認為伍德是這個世界上最聰明的人。他天生就對很多事物有敏感的認知，學識淵博：格陵蘭島冰核的融化速度（每年80立方千米），2008年中國未經批准就上馬的發電廠（大約20%），血液中的轉移性癌細胞達到多少時就會轉移（100萬）。
在科學領域，伍德已為大學、私營企業及美國政府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正是伍德想出了激光殺蚊的點子。之所以想出這個點子，是因為伍德曾在勞倫斯‧利弗莫爾國家實驗室（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開發過“星球大戰”導彈防禦系統（最近退休）。（從抵禦前蘇聯的核彈攻擊到滅殺傳播瘧疾的蚊子，這就是“和平紅利”。①）
今天，在高智發明公司的頭腦風暴會議上，伍德身穿一件五顏六色的扎染短袖襯衣，打著十分得體的領結。
“氣象模型在空間模擬方面很粗糙，時間上也同樣滯後。”他繼續說，“因此，氣象模型不能模擬的自然現象還非常多。一場巨大的暴風，比如颶風，就沒法模擬。”
梅爾沃德解釋說，這是有許多原因的。現在的模型都是用格子來繪製地圖，而這些格子太大了，因此模型也就沒法對實際天氣進行模擬。要把格子弄得更小、更精確，這就要求更好的模擬軟件，而這又會要求更強的計算處理能力。“我們設法在20~30年後能做到預測氣候變化，”他說，“而等計算機行業能給我們提供足夠強大的計算機來做這項工作，似乎也要花同樣多的時間。”
盡管如此，然而當今大多數模型作出的預測結果往往都很相似。這可能會讓人有理由得出這樣的結論：氣候科學家在把握未來方面已做得很不錯了。
“並非如此。”伍德說。
“每個人都在粉飾結果”，即調整模型的控制參數和系數，“唯有如此，模型得出的結果才不至於與常見結論相去甚遠，否則異類模型在爭取經費及融資方面就會困難重重。”換言之，導致大量模型結果雷同的原因，不是各自展開的實驗得出了公正結論，而是受爭取研究經費的經濟現實所迫。伍德說，我不是說應該忽視當前氣候模型的作用，而是強調，考慮我們地球的命運時，大家應該清楚地認識到氣候模型的預測作用畢竟很有限。
當伍德、梅爾沃德及其他科學家圍繞全球變暖問題，談論各種各樣的“常識”時，幾乎沒人不受“打擊”。
強調二氧化碳？“本末倒置。”伍德說。
為什麼？
“因為二氧化碳不是主要的溫室氣體，水蒸氣才是。”當前的氣候模型“不知道如何處理水蒸氣和各種不同類型的雲層變量。而它們才是需要重點考慮的因素。我希望，二零二零年左右，我們能夠獲得有關水蒸氣的準確數據”。
梅爾沃德引用了近期發表的一篇論文，論文斷言二氧化碳與近年來的氣候變暖幾乎沒有關係。相反，過去幾十年我們製造的大量污染顆粒物，遮擋了陽光，結果似乎還導致了氣溫的下降。這與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引起科學家關注的全球變冷現象如出一轍。當我們開始清潔空氣時，全球變冷趨勢就開始逆轉。
“因此，我們在過去幾十年中所見證的全球變暖趨勢，”梅爾沃德說，“或許正好是環保責任運動所致!”
並不久遠的過去，老師給小學生講，二氧化碳是自然形成的，是植物所不可或缺的，正如我們離不開氧氣一樣。如今，孩子們則更有可能將二氧化碳視為有毒氣體。這是因為，近百年來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已大幅上升，從過去的280 ppm（即百萬分率）上升到現在的380 ppm。
然而，高智發明公司的科學家們說，人們所不知道的是：大約8 000萬年前，也就是我們的哺乳動物祖先還在進化時，二氧化碳濃度至少是1 000 ppm。事實上，如果你在一個新建的注重能源效率的辦公大樓工作，你呼入的二氧化碳，其濃度也正好在那個水平，因為這是負責設定暖通空調系統的工程組織確定的標準。
因此，二氧化碳不僅沒毒，而且其濃度的變化也不一定就與人類活動密切相關。大氣中的二氧化碳也不一定就能導致地球升溫：有關冰帽的證據表明，過去幾十萬年來，二氧化碳濃度是在地球溫度升高之後上升的，而不是之前。
在梅爾沃德的旁邊坐著的肯‧卡爾代拉（Ken Caldeira），娃娃臉，卷頭發，講話聲音很柔和。他在斯坦福大學為卡內基科學研究所主持生態學實驗室。卡爾代拉是全球最受尊敬的氣候科學家之一，其研究成果得到最堅定的環保主義者的認可和引用。他和另外一名研究人員提出了海洋酸化（ocean acidification）的說法。海洋酸化是指海洋吸收了太多的二氧化碳，結果珊瑚蟲和其他淺水有機物的生命受到了威脅。此外，他還為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貢獻了研究成果，該委員會於二零零七年與阿爾‧戈爾一起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不錯，卡爾代拉拿到了諾貝爾獎證書。）
如果你在一次聚會上碰到卡爾代拉，你可能會把他歸為環保陣營的中堅分子。讀大學時，他的專業是哲學。在青年時代（他現年53歲），他是最積極的環保人士和徹頭徹尾的反戰派。
卡爾代拉深信，人類活動應對全球變暖負部分責任；在關於未來氣候將如何影響人類的問題上，他比梅爾沃德更為悲觀。他認為：“現在我們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的行為，簡直愚蠢得令人難以置信。”
然而，他的研究讓他相信，在這場鬥爭中，二氧化碳並不是真正的敵人。首先，與一般的溫室氣體相比，二氧化碳的負面效應並不是特別顯著。“即使其濃度翻倍，其吸收地球反射的太陽輻射量也還不到2%。”他說。其次，大氣中的二氧化碳的輻射效應也呈邊際遞減：空氣中每增加10億噸的二氧化碳排放當量，其輻射效應就會比上次更小。
卡爾代拉提到他以前從事的一項研究，即衡量濃度更大的二氧化碳對植物產生的影響。植物從土壤中吸收水分，但卻需要依靠空氣中的二氧化碳來合成自身所需的養料。
“為了吸收二氧化碳，植物付出了十分高昂的代價。”洛厄爾‧伍德說，“植物要從空氣中吸收一定量的二氧化碳，就得為此先從土壤中吸收100倍的水分。大多數植物，尤其是在成長的旺季，都缺少水分。為了獲得二氧化碳，它們作出了極大的犧牲。”
因此，二氧化碳濃度的增加意味著植物成長時需要的水分相對就較少。那麼，其生長效率如何呢？
卡爾代拉的研究表明，如果將二氧化碳的濃度翻倍，同時保持其他攝入量（水分、養分等）不變，植物生產效率提高了70%。毫無疑問，這給農業生產帶來了福音。
“大多數採用水栽法的溫室，都會額外儲備二氧化碳，其原因即在於此。” 梅爾沃德說，“而且，溫室中的二氧化碳濃度通常都在1 400 ppm。”
“二萬年前，”卡爾代拉說，“二氧化碳的濃度比現在低，海平面也比現在低，因缺少二氧化碳，樹木幾乎快要窒息。我們今天的二氧化碳濃度、海平面或氣溫，並沒有什麼特別不對勁的。給我們帶來危害的是，變化速度太快。總的說來，二氧化碳濃度更高，很可能對生物圈還有好處——只是，濃度上升的速度太快了。”
高智發明公司的那些家伙，有許許多多的有關全球變暖的常識性錯誤的例子。
伍德說海平面是在上升——自最後一個冰河時代結束以來，大約12 000年來一直在上升。如今，海平面比以前高了近425英尺，但其中大部分升幅是在最初的1 000年中發生的。過去一個世紀內，海平面上升的高度不足八英尺。
至於未來呢，伍德說，海平面不會像某些人預計的那樣，災難性地上升30英尺，不會上演“永別了，佛羅里達”這一幕；根據這方面最完整、最權威的文獻資料，到2100年，海平面大約會上升1.5英尺。這個升幅還不到大多數沿海地區漲潮和退潮的水位落差。“因此，我們就有點難以理解，”他說，“所謂的危機到底在哪裏。”
卡爾代拉臉上似乎流露出一種難以名狀的痛苦，他提到了一個令人震驚的環境殺手：樹。對，就是樹。卡爾代拉在斯坦福的辦公室，沒有用空調，而是用噴霧裝置來降溫，可以說，他自己是過著綠色生活的。然而，通過研究他卻發現，在某些地方種植樹木事實上會進一步惡化全球變暖問題，因為比起多草的平原、滿是黃沙的荒漠或冰天雪地，深色樹葉會吸收更多的陽光。
還有一個有關全球變暖的事實，幾乎無人關注：過去幾年裏，雖然大肆鼓吹“世界末日即將來臨”的論調一浪高過一浪，然而這期間的全球平均溫度事實上反而下降了。
太陽能電池加劇了全球變暖？
會議室的燈光暗了下來，梅爾沃德打了個手勢，隨後出現了一個幻燈片，上面概括了高智發明公司對於此前有關全球變暖解決方案的看法：
──太小
──太遲
──太樂觀
太小意味著，常見的環保工作根本就不會發揮很大作用。“如果你認為有問題要解決，” 梅爾沃德說，“那麼當前的這些方案是不足以解決問題的。風能和大多數替代能源的前景的確誘人，但這些能源的利用規模還太小。截至目前，風電廠基本依靠政府補貼。”那麼，人們鐘愛的普銳斯和其他低排放機動車又是什麼情形呢？“非常了不起，”他說，“不過，問題在於這類汽車在交通領域所佔比例還太小。”
而且，煤炭如此便宜，如果不用來發電，那簡直就是扼殺經濟，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尤其如此。梅爾沃德認為，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總量管制與交易制度，也幫不了什麼大忙，原因在於，這個舉措已經……太遲了。
大氣中的二氧化碳的半衰期大約為100年，部分能在大氣中存留達數千年之久。因此，即使人類立即停止燃燒所有礦物燃料，現存的二氧化碳還將在大氣中存留好幾代。假定美國（或許還有歐洲）在一夜之間神奇地搖身一變，成為零碳排放的社會。又假定它們說服了中國（或許還有印度）關閉所有燃煤發電廠，杜絕柴油卡車。就大氣中的二氧化碳而言，這種舉措可能並不具有那麼重大的意義。順便說下，你夢寐以求零碳排放社會，這也的確……太樂觀了。
“人們認為的很多好事，十之八九還真的不是什麼好事。”梅爾沃德說。他以太陽能為例進行說明。“太陽能電池的問題在於不清潔，因為它們是專門用來吸收太陽能的，然而只有大約12%的太陽能轉化為電能，其餘則再次以熱能形式輻射了，這正好加劇了全球變暖問題。”
誠然，如果大家廣泛使用太陽能，前景似乎不錯，但實際執行起來卻十分棘手。要想替代現有的燃煤發電廠和其他發電廠，就需要建造數以千計的新型太陽能發電站，而在這個過程中消耗的能源規模之大，正如梅爾沃德所言，足以導致長期而巨額的“升溫負債”。“我們終將擁有無與倫比的無碳能源基礎設施，然而，這是在我們製造大量碳排放，全球變暖問題日益惡化，我們最終建成太陽能發電站之後的事情，要等上30~50年。”
這不是說我們應該停止考慮能源問題，相反，這正是高智發明公司及全球各地的發明天才正在全力以赴追尋的聖杯：更便宜、更清潔的能源。
然而，從大氣角度看，能源或許可以被稱為輸入困境（input dilemma）的典型案例。那麼，輸出困境又是什麼情形呢？如果我們已排放的溫室氣體的確會引發生態環境的災難呢？
梅爾沃德並沒有無視這種可能性的存在。關於此類問題涉及的方方面面，他可能比任何氣候悲觀主義者考慮得更為深入周全：格陵蘭島或南極洲巨大冰層的崩塌；北極永凍層的融化可能導致巨量甲烷的釋放；還有，正如他描述的，“北大西洋熱鹽環流體系遭破壞，將使墨西哥灣流不復存在”。
如果悲觀主義者所言最終證明是正確的，那又會是什麼情形呢？如果地球的確每變暖一點，危險就多一點，不論是因為我們過度燃燒礦物燃料，還是自然氣候周期使然，又會如何？我們可不想毫無作為，用自己的體液把自己給燉了，不是嗎？
火山爆發與氣候變暖
一九八零年，當梅爾沃德還在普林斯頓念研究生的時候，聖海倫火山在他的故鄉華盛頓州爆發了。即便在約3 000英里之外的普林斯頓，梅爾沃德都能發現窗沿上積聚了一層薄薄的火山灰。“當大量的火山灰開始落在你的寢室裏時，要不去想它是很難的。”他說，“雖然，坦白地說，我住的地方一片狼藉，凌亂不堪。”
孩提時代，梅爾沃德就為地球物理現象而著迷，什麼火山啊，太陽黑子等，以及這些現象是如何影響氣候的。小冰期激起了他無限的好奇，以至於他堅決要求父母帶他去紐芬蘭的最北部參觀：據說早在 1 000年前，利夫‧埃裏克森（Leif Eriksson）及其率領的北歐維京人就在此安營扎寨過。
將火山與氣候變化聯繫起來，不是什麼新穎的創意。另一位博學通才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曾就此寫過文章，這似乎是將兩者聯繫在一起的最早的科學論文。在1784年發表的有關“氣象設想和推測”的文章中，富蘭克林斷言，受冰島近期火山爆發的影響，冬天格外寒冷，夏天出奇涼快，“歐洲全境濃霧持久不散，北美大部分地區亦然”。1815年，印度尼西亞的坦博拉火山罕見大爆發，引發了“沒有夏天的一年”，給全球帶來了災難：各地莊稼歉收，饑荒頻發，糧食暴動不斷，而且美國新英格蘭地區還出現了六月飛雪的現象。
按照梅爾沃德的說法，“所有罕見的火山大爆發都會給氣候造成影響”。
在全球各地，火山總在爆發，但真正的大爆發極為罕見。如果大爆發頻發的話，那就好了，我們十之八九不會坐在這裏擔心什麼全球變暖問題了。人類學家斯坦利‧安布羅斯（Stanley Ambrose）認為，七萬年前，（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多巴湖的火山超級大爆發，當時濃煙遮天蔽日，長久不散，最終導致了冰河期的出現，隨之，智人幾乎滅絕。
火山大爆發的主要特點，不在於噴射了多少物質，而在於這些物質噴往何處。常見的火山爆發將二氧化硫噴向對流層（這是距離地表最近的大氣層），這與燃煤發電廠排放的二氧化硫去處差不多。在這兩種情況下，二氧化硫只在天空中存留一周左右，隨後就會以酸雨的形式返回地表，影響範圍一般在火山爆發地點方圓幾百里之內。
但是，真正的大爆發發生時，二氧化碳直衝雲霄，比上述爆發要高得多，射入同溫層。同溫層是距離地表六英里以上的大氣層，南北極的同溫層則距離地表七英里以上。從這個高度往上，各種大氣現象就會發生劇烈變化。同溫層的二氧化硫，不會很快返回地表，而是吸收同溫層中的水蒸氣，形成快速流動的氣溶膠雲，將地球眾多地區覆蓋起來。二氧化硫在同溫層可以留存一年或更長時間，因此將給全球氣候造成影響。
一九九一年，菲律賓的皮納圖博火山大爆發，就屬於這種情形。皮納圖博火山噴往同溫層的二氧化碳，是一個世紀前喀拉喀托火山大爆發以來規模最大的；與皮納圖博火山相比，聖海倫火山的爆發不過像打了一個嗝。在這兩次大爆發期間，人類的科學水平進展非常大。來自全球的以現代技術武裝起來的精英科學家，密切關注皮納圖博火山的一舉一動，以期捕獲每一個可測量的數據。皮納圖博火山爆發對大氣造成的影響，是無可否認的：臭氧減少，散射的陽光更多，不錯，還有全球溫度的穩定下降。
當時，內森‧梅爾沃德還在微軟工作，但一直關注關於地球物理現象的科學文獻。他注意到了皮納圖博火山爆發帶來的氣候效應，一年後，又讀到一份長達900頁的報道——美國科學院編撰的題為“溫室效應的政策啟示”（Policy Implications of Greenhouse Warming）的報告。該報告中有一章內容專門探討地球工程學，美國科學院將之定義為：“為了應對或反制大氣化學變化的效應，而對我們的環境實施的大規模工程實踐。”
換言之，如果人類活動正導致地球升溫，那麼具有非凡創造力的人類又能否為地球降溫呢？
人類一直在想方設法控制天氣。迄今為止，幾乎所有的宗教儀式都有祈求降雨的禱告儀式。然而，最近幾十年中，非宗教人士已將這種禱告升級。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期，通用電氣公司的三位科學家在紐約的斯克內克塔迪縣工作，用碘化銀成功地實施了人工降雨。其中有一位化學家，名為伯納德‧馮內果（Bernard Vonnegut）；這個項目的公關負責人，則是他的弟弟庫爾特（Kurt），此人後來轉戰文學領域，成為世界級的小說家，因為在斯克內克塔迪縣工作時吸取了大量知識，所以他在寫作中涉及的異乎尋常的科學知識還真不少。
美國科學院1992年發布的報告，提高了實施地球工程實踐的可行性，直到此時，地球工程學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古怪狂人及異類政府專屬領域的現象才告終結。然而，美國科學院提出的某些構想，即便在庫爾特看來也似乎異乎尋常，過於玄乎。比如，“氣球屏障”方案，就是向天空投放數以億計的鋁膜氣球，進而改變陽光的直射方向；“太空鏡”計劃，則是將55 000個反射帆板發射到太空中，把陽光反射回去，從而擋住陽光照射地球。
同時，這份報告還提到了另一種可能性，即人為地往同溫層噴灑二氧化硫。這個點子是白俄羅斯科學家麥克海爾‧布迪科（Mikhail Budyko）首次提出的。毫無疑問，皮納圖博火山爆發後，同溫層的二氧化硫導致了地球降溫。但是，如果不用靠火山來達到降溫的目的，豈不更妙？
令人遺憾的是，將二氧化硫噴灑到同溫層中的方案，十分複雜、成本高昂，不切實際。比如，用炮彈將二氧化硫射入天空；或者，出動以二氧化硫作燃料的戰機，把尾氣排放在同溫層。“這些點子更適用於科幻片，它們不是科學方法。”梅爾沃德說，“從經濟或現實角度看，上述方案沒有一個行得通。”
另一個問題在於，很多科學家尤其熱衷環保，如肯‧卡爾代拉，極為排斥人為干預方法。在大氣中排放化學物質，居然是為了減少由於我們在大氣中排放其他化學物質而導致的危害？這種“以毒攻毒”的計劃，似乎與環保主義的原則背道而馳，愚昧至極。在將全球變暖問題視為宗教議題的那些人看來，沒有什麼比這種方法更褻瀆神明了。
然而，卡爾代拉認為，反對這種提議的最好理由在於，人為干預根本就行不通。
一九九八年，在科羅多拉州的阿斯彭舉行的有關二氧化硫問題的氣候會議上，聽了洛厄爾‧伍德的演講後，卡爾代拉得出了上述結論。然而，身為科學家，他不會盲從權威信條，即使本例涉及的環保信條與他的心聲更為接近，他還是更願意相信數據，於是做了一個模擬實驗以驗證伍德的觀點。“我的用意，”他說，“是結束人們對地球工程學的所有討論。”
他沒做到。不錯，卡爾代拉很反感人為干預的點子，但他的模擬結果卻表明，即使我們必須面對大氣中二氧化硫濃度大幅提升的後果，地球工程學卻似乎可以控制地球溫度，這也就是說，模擬結果印證了伍德的觀點，隨後他就此寫過一篇文章。可想而知，卡爾代拉是最不可能成為地球工程師的科學家，現在，他改旗易幟了，或至少可以說，已願意深入探討這個方案了。
於是，就有了這一幕的發生：10多年以後，卡爾代拉、伍德及梅爾沃德這三個人（一個昔日的反戰派，一個過去開發武器系統的設計師，一個兒時為維京人而癡迷的小子）在以前是哈雷機車維修店的建築內碰頭，各自得意地兜售他們阻止全球變暖的計劃。
解決氣候變暖：用一根18英里長的管子向天空吹二氧化碳
出乎卡爾代拉意料的是，不僅同溫層二氧化硫具有降溫潛力，事實上，我們要做的工作量之小也是他完全沒料到的：大約每分鐘34加侖的量，比耐用型園藝膠管的噴水量多不了多少。
變暖現象主要在兩極發生，這意味著氣候變化對高緯度的影響是對赤道的四倍。根據高智發明公司的估算，每年噴灑10萬噸二氧化硫，就能達到為北極地區降溫的目的，並減緩北半球大部分地區的升溫速度。
聽起來這個量可能很大，但相比而言，其實很小。每年，至少有二億噸的二氧化硫進入大氣層，大約25%的量來自火山爆發，25%來自人類活動，例如汽車及燃煤發電廠，其餘的則源於其他自然現象，例如海洋飛沫。
因此，要給地球降溫，只需要從目前二氧化硫排放量中取1%，再取其1/20，送往更高的天空就行。這怎麼可能呢？梅爾沃德的回答是：“杠桿作用！”
杠桿作用是物理學區分於其他科學（例如化學）的神秘要素。回憶一下“索爾特沉墜”，就是高智發明公司預防颶風的裝置。颶風具有摧毀性，是因為颶風在大洋表面積累了熱能，隨後熱能轉化成物理力量，這就是杠桿作用的基本過程。在颶風季節，“索爾特沉墜”利用驚天駭浪的威力，持續地將較高溫度的水注入深海，從而打斷了颶風發威的進程。
“就一千克二氧化硫來說，卡車、公交車或電廠將其排放到對流層，比排放到同溫層帶來的益處要小得多。”梅爾沃德說，“因此，對此加以利用的優勢是巨大的，這樣做簡直棒極了。難怪阿基米德會這樣說，給我一個支點，我將撬動整個地球。”
因此，一旦擺脫了道德準則和焦慮的束縛，給地球降溫的重任也就簡化成一個簡單的工程學問題了：如何以每分鐘34加侖的量向同溫層噴灑二氧化硫？
答案是：一根很長的軟塑料管。
一根“上天的園藝軟塑料管”，這就是高智發明公司對這個項目的叫法；或者，也可稱之為“穩定氣候的同溫層保護盾”，這聽來多少有點抽象。鑒於紀念首次提出這個點子的科學家的考慮，以及將地球被包裹在保護層中的情形，或許這個項目應該叫編織“布迪科的毯子”。
對熱衷於尋求便宜、簡單方案的任何人而言，真正的解決方案是無與倫比的。工作原理是這樣的。在地面基站燃燒硫黃，然後將產生的二氧化硫液化。“大家都知道這種技術，”伍德說，“因為早在二十世紀時，二氧化硫就是最重要的製冷氣體。”
從地面基站延伸至同溫層的軟塑料管，大約會有18英里長，但非常輕。“直徑也就幾英寸，不是什麼超大的管子，”梅爾沃德說，“實際上，就是一種繫特製的滅火水龍帶。”
水龍帶將用大量的高強度鋁膜氣球懸挂在空中，每隔100~300碼的距離就用氣球固定一次（按高智發明公司的說法，就是“一串珍珠”），氣球的直徑隨高度的增加而加長，從25英尺到100英尺不等。
沿水龍帶往上，每隔100碼就固定一個水泵，液化二氧化硫就這樣通過為數眾多的水泵被送往天空。水泵也會相對較輕，每個大約重20千克，“每個都比我家遊泳池用的水泵小”，梅爾沃德說。不在地面基站使用巨型水泵，而選擇很多小水泵，這有許多優勢：在地表用巨型水泵當然會產生更大的壓力，但這也會要求更粗、更重的軟塑料管；採用小水泵，即使有時出現故障，輸送任務仍將繼續；而且，採用標準化的小水泵會節約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