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工匠、工匠精神

一位朋友傳來一個金句：The best work is the work you are excited about，可譯為「最好的工作是你為之與致勃勃的工作」。

工作，或說職業，一向主要是為了生活去做的。不是說不必從個人志趣出發去從事某個職業，而是世事難以從心所欲，當生存成為壓倒性需要時，你只能向現實妥協，以待更好時機去另謀高就──最好又能搵錢（更好是大錢）又能滿足自己的志趣。

不同時代都有這樣理想主義的人，隨着社會走向富裕，社會資源足以養活大批即使躺平也不至於活不下去的人，個人志趣就越發彰顯。

由此想到近年備受敬重的匠人，想到越發神聖的匠人精神。

匠人值得尊敬。他們往往數十年如一日從事某種技藝、工藝，手藝精熟極致，為人驚嘆。這樣的工匠自古有之，倒油能穿錢眼不濺銅錢的賣油郎就是這樣的工匠，功夫之深厚可媲美百步穿楊武將的武藝。不同的是，武將的武藝可以建功立業，賣油郎的手藝只能餬口。工匠和工匠精神今天都受到讚賞，是巨大的時代變化。

可是，工匠都是因為對他的工作興致勃勃而一生致力這工作的嗎？賣油郎一定不是。

很可能有相當一部分是無奈地入行的，其中一部分後來真的喜愛上了有關手藝，而兩者最後都在不斷重複工作下，熟能生巧，達到前人未及的水平與境界。

非遺目前大熱，都有傳承人，其中很多是若干代的傳人，有幾十年以致百年以上的經驗積累。百年老店是這種傳承的具體展示。日本有很多這樣的老店，這樣的繼承常常是無奈的，是自江戶時代開始的「身份制」的殘留。當年為了保證有足夠的稻米收成，稻農被硬性綁定種地，這擴大到工商、流通、服務等各行各業。後來自民黨有所繼承，用「大店法」保障各行各業的既得利益，甚至限定你家可以做這種生意，那種生意得讓別人去做；你家可以在這裡開店，不能到另外的地方經營。於是你家會幾代都只能做這生意，於是也產生了不少工匠。

這是日本工匠精神特別受吹捧時不能不知道的。

一個人年輕時，其實不一定知道自己喜愛什麼，不知道自己有什麼潛能。潛能常常是在不斷試錯後發現的，也常常在試錯下發現自己原來不是自我認為的那塊料子，這時，正確的選擇不是「堅持下去就是勝利」，而是要學習「放棄的藝術」，不要為沉沒資本陪葬。

若被逼接受某種工作或職業，與其自怨自艾，不如利用時機，鑽研工作，發掘其中的樂趣。自由戀愛成婚理所當然，但不保證百年好合；反之，盲婚啞嫁不一定不能與子偕老。

剛聽到北京一所音樂學院的校長說：音樂家要有百分之一百的天賦，外加百分之一百的努力。

「百分之一百的努力」有個公式：十年加一萬小時。

這也可以說是工匠和工匠精神的定義。

從垃圾食物到垃圾資訊

有朋友「質疑」：你真的不看新聞？

當然不是，正如我不相信在 TED 公開演講「新聞對你有害」的 Rolf Dobelli （杜貝利）真的不看新聞。關鍵是要時刻警剔自己，要有所選擇，知所選擇。

人天天要進食，在不知溫飽的年代，會飢不擇食，最重要的是吃飽肚子。如今，特別是在較富裕的城市，人們不會能吃的都吃，而要講究什麼可吃、該吃，什麼應當拒吃。這並不絕對，垃圾食物最富誘惑性，很多人在宣傳不斷轟炸下，會忍受不了，特別是年輕人。

對於精神食糧，也必須同樣警惕。大量新聞是刻意包裝、採寫的，有目標、有針對性地製作，盡量利用人性好奇，利用人接受「壞消息」時內分泌亢奮的天性。

現代新聞學有所謂 infotainment，把新聞訊息（information）作娛樂（entertainment）化包裝。為了讓乾澀枯橾的訊息容易為讀者接受，一定的處理無可厚非，但過度了就會變成垃圾資訊。

這是對讀者低端能力的迎合；也是對傳媒人自身責任的低端迎合，放棄了傳媒人提升讀者、引領社會的艱巨責任，甘於為商業利益而庸俗化，以至低俗化、惡俗化。

這正如谷歌就 infotainment 一字列出的例句說的：New lows may have been plumbed in infotainment or entertainment but they constituted commercial highs. （訊息與娛樂混合或娛樂性或許陷進了新低谷，但構成了商業新高峰。）

味蕾的喜好很大部分是培養出來，長大了，都喜愛自小吃慣的口味，以至拒絕接受新口味。自小由垃圾食物餵養，會終身離不開它。我認識有美國土生華人，每餐離不開可樂，去到哪裹旅行都一樣；知道哪裹沒有美國飲慣的那一種可樂，不會去。

垃扱新聞一樣有這般功能，人一旦習慣了那種短小、浮淺、虛飾、濫用圖像的新聞，難以接受篇幅較長、深入剖釋的文字閱讀。

進入數碼時代，資訊爆炸，資訊重量不重質變本加厲。這會嚴重抑制腦力。德國學者 Manfred Spitzer 把這稱為「數字癡呆化」（digitale demenz）。人人智能手機在手，既有社會進步的一面，也有個人退步的一面。

「有得揀至係老闆」？錯，「識得揀」更重要。

吃東西要認品牌。有人揀 M 字頭的，有人視為畏途。上網瀏覽一樣。但仍得動腦筋，我被標題吸引了，常在是否鍵入 read more 之前想一想，真值得去讀這新聞嗎？一想，常常就略過了，沒有浪費時間。

看了一段介紹一部日本茶道電影的短片，年邁的茶道老師要求，對一個一個儀式化的動作，不要問，不要想，只讓手自己做 …… 很有禪味，我想到音樂練習。

但上網、閱讀，是另一回事。

新聞毒害多，不讀也何妨

杜貝利的《清醒思考的藝術》

朋友傳來一篇五千多字的長文，標題很長，在〈新聞對讀者「有害」？〉之後還有個補充題〈資訊爆炸下如何擬定閱讀策略〉，出自一位在英國進修的香港傳媒人之手。文章從瑞士作家 Rolf Dobelli （杜貝利）的文章、著作，以至在 TED 「大肆宣講」不要看新聞談起，講到對資訊爆炸的應對之道。

我對杜貝利的觀點並不陌生，翻看一下這裹的資料，二零一三年時翻譯過他在英國《衛報》的 News is bad for you – and giving up reading it will make you happier （新聞對你有害，不讀較快樂）一文。此前不久，還買到他的暢銷書《清醒思考的藝術》（The Art of Clear Thinking）一書，了解人們常犯的 52 種錯鋘思維。多年來一再翻閱這書，大有裨益，最近常置案頭。

報紙、傳媒一直有兩面性，可以傳播新知而為精神食糧、引領社會進步，亦可以作為商品而利用人們齷齪的好奇心去賺錢，以至謀奪權力。

有日本作家說：「仔細閱讀幾份報紙的人，一年所學到的知識比大部分學者在他們龐大的書室內所學到的還要多。」本港已故作家林燕妮曾自言：「我們從小就在報紙上學到很多新知識，也學懂了教科書上沒有的字和用法，一直看到長大成人，報紙其實是我們上學之外的另一間學校啊！」

可是亦早就有人看到報紙醜惡的一面。馬克．吐溫辛辣地說，報紙最大的本事是「先抓住事實，然後隨心所欲地曲解它。」歌德因而說：「自從不讀報紙後，我輕鬆愉快而情緒良好。人們往往只把注意力放在別人的所作所為上，而忘卻自己身上的義務。」

不讀報紙，我以前會覺得不可思議。我讀書時就每天買報、讀報，後來進入報館，更與報紙難分難解，讀香港的，讀外國的。李約瑟引用他中學時校長的一句話提出：「要用廣闊的視野思考問題。」好的報紙能讓人擴闊視野，為思考建立更堅實的基礎。可是日益商品化、市場化之下，傳媒不可避免地淪為商品。林燕妮多年前就看到，香港大多數報紙已「低落到青樓妓女的程度，只說趣事讓客笑，依偎青客襟頭任君摸」。

聽到一些朋友說不再看報紙了，包括一位在新聞圈內曾經位高權重的朋友說從退休的第一天起就不再看報紙，我一點也不奇怪。我自己亦一樣。

所以幾年前在網上讀到杜貝利的文章，大有共鳴，立即就把它翻譯過來。如今再讀，更覺得有道理。他指陳的新聞報道問題，如誤導性、理性缺失、徒增認知錯誤、無助闡釋事物、妨害獨立思考，如今更變本加厲。

在很多領域裹，競爭會帶來進步。傳媒不一樣，新聞商品化之下，為了奪取眼球，為了「賣紙」，什麼新聞道德操守都是廢話、屁話。傳媒老闆把責任推給讀者：我不過滿足他們之追羶逐臭。

人確有一受「壞消息（新聞）」刺激就腎上腺素上升的本性，因而愛看「壞消息」。幾年前，美國媒體研究中心進行過一個關於美國三大電視台(ABC、NBC、CBS)六個月內新聞報道的調查，發覺負面新聞佔了差不多三分之二(61%)，而正面新聞約只有七分之一(15%)。

香港傳媒上有多少正面新聞？如果你對壞消息已上癮，那就繼續讓新聞毒害身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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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
Rolf Dobelli:新聞無裨益 不看更快樂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com/2013/04/blog-post_19.html

是「堅持到底」還是「妥協放棄」？

兩個星期之前（五月十二日），英國的「超級大富翁」（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掀起高潮，這節目自一九九八年開辦以來的第六位百萬英鎊富翁可能要誕生了。退休醫生 Andrew Townsley 答對了 14 題之後，只要再答對一題，就可以拿走一百萬英鎊獎金。

「終極問題」是：在賽車史上，以下哪一項比賽最先開辦？
A: Le Mans 24 hours (勒芒24小時耐力賽)
B: Monaco Grand Prix ( 摩納哥大獎賽)
C: Indy 500 (印第安納波利 500 英里大獎賽)
E: Isle of Man TT (英國曼島摩托車賽)

一道非常冷僻的題目，就算你是賽車迷也未必知道答案。

坐在輪椅上的 Townsley 倒抽一口涼氣，皺起眉頭思量一番，再打電話問過自己的「智囊」，最後說：「我不知道答案，要是答錯了，損失的錢在實在太多。都答了這麼多了，要是心血潮（作答）是很愚蠢的。」他選擇放棄對一百萬鍈鎊的最終追逐，拿走 50 萬英鎊好了，這比一無所獲好得多。

用港式粵語的話來說，是「袋住先」。

這選擇是否明智？可能很有爭議。主持人接着問 Townsley，他心目中可有選擇的答案？Townslsy 說，他對答案沒有把握，但會選擇 D。D 正好是正確答案！

他如果「永不放棄」，拿走的獎金就增加一倍，成為最終大贏家。

認為他應當「堅持到底」，自然是事後孔明之見。認為他應「袋住先」則是現實。無論如何，他贏了，儘管贏到的不是終極的一百萬英鎊。

生活是妥協的藝術，人生是一個一個妥協下走過來了。有的妥協是自已的主動選擇，有的是對現實的低頭，是你不能不接受的、可能是殘酷的現實。

不懂得妥協，會不會成功？有可能。「堅持下去」、「鍥而不捨」有強大的道德感召力，甚至很有誘惑性，可以避免挫敗、羞恥、無能等心理打擊，容易使人快捷地憑直覺去接受，而不進行深入而緩慢的推理分析。

習慣了二元對立式思維的人，很容把堅持與放棄對立起來，要麼永不放棄、堅持到底，要麼一敗塗地、萬刦不復，不知道兩極之間其實有無限的妥協可能。《妥協的藝術》（Mastering the Art of Quitting）一書因而提倡「巧妙式的放棄」；認為「堅持」需要用「放棄的能力」來調和。

疫情還未過去，新冠病毒還在肆虐。冠狀病毒在這方面應對人有所啟發。對人有影響的冠狀病毒有七種，它們在適應人體環境而繁衍的能力不一樣。其中四種並不致命，與人共生，你好我好； MERS 的致死率接近四成，SARS接近一成，都在一進入人體後就與人「攬炒」，自己也因此難以繁殖下去。新冠病毒的致死率在2%~3% 上下，命運如何還有待觀察；若慢慢變異而把致死率下降到 1% 以下，可能長存於人的生活環境中，如多種流感病毒一樣。你要生存，就得妥協。

看看 Townsley 在「終極問題」前的過關可以見到，他並不那麼英明神武，過關其實有點幸運，但善於利用「軍師」的建議。譬如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最初是為誰而創作這問題，是音樂愛好者的常識題，他就不知道答案，依靠現場觀眾投票而選出答案，他就過關了。這就是「巧妙式放棄」。

極化二分：抹殺了灰色的精彩

證明二等一

世界有些事物不能並存，非此即彼，例如生與死；亦有很多事物在此與彼之間有巨大空間，在其中可有非常精彩的演繹，排斥這個空間，愚蠢之極。非黑即白，把變化萬千的灰色抹殺了，會十分可惜。

黃仁達的《中國顏色》一書，從美學、政治、歷史、文化角度論述各種中國顏色，非常可讀。各種顏色有諸多細分，譬如赤色就分作 19 種；黑白分明的黑有七種，白有八種；之間的灰有六種。依我看，純黑（百分之一百的黑）只能有一種，白亦一樣；各種黑與白中只能取其一為正色，其餘應歸作灰色。這樣，灰色就有廿多種。

其實，灰色又何止廿多種？應有無限的灰色。灰色有個特點，就是常因傍邊顏色的存在而予人不同色感，你穿上灰色上衣、紅色褲子，上衣的灰色就偏紅，紫氣隱然，上下非常調和。一條紫色圍巾，一枚綠色別針，也有這樣的作用。

二元對立造成的極化，讓人只能在 A 餐 B 餐中選其一，讓人無奈之餘，損失巨大。

有個演繹謬誤(Deductive Fallacies)叫假虛假二分法(False dichotomy)，它對一個問題提出看來全面涵蓋的選擇或觀點(一般是兩個)，而其實涵蓋並不全面。例如野蠻女友的刁難：「你答應就是愛我，不答應就是不愛我。」

這樣的謬誤不限於野蠻女友。特朗普這麼推理：美國 3.3 億人，疫情中死了九萬多人；中國 14 億人，才死了四千幾人，不合理，中國一定有隐瞞。一下子把導致兩國疫情不同的其他可能性都抹殺了。

在二元對立極化思維下的美國，這樣的推理普遍得很，兩黨因而極度對立。奧巴馬是美國第44 位總統，在他之前的 43 位總統提出的人事任命，有86次在國會受到阻撓；奧巴馬的人事任命被阻撓的竟然達到 82 次，幾乎是此前歷任總統的兩倍。

兩黨的極化集中表現在國會，是為精英極化，形成極化的政治環境，這進而深刻地影響了公眾思維和決定，甚至降低了實質信息的影響力。目前疫情中，因而有美國醫學專家、科學家的意見都抵不過政客信口雌黃的咄咄怪事。

美國政治學家福山日前在《美國利益》網站撰文《美國政治腐朽的代價》指出，美國的政治衰敗源於兩種結構性失衡，一是美國制衡制度的失衡；二是高度政治極化的失衡，這是不可逾越的障礙，已一再使政府停擺。他預言，疫情大流行正加深美國的政治極化，美國的政治衰敗可能會更糟糕。

很不幸，這種二元對立的極化思維也像病毒一樣在擴散。

從「二元對立」到「三極並存」

非洲扎伊爾的面具

中西文化差異巨大，各有優缺點。可以見到，中華文明是唯一流傳不滅的文明，而西方文明催生的工業文明，不消幾百年就雄霸世界。

西方（歐洲）文明長於分析，可以不厭其煩地把一個事物不斷細分下去，不止不休。於是物質從分子、原子……一路細分，至今無窮無盡，還要花費天文數字的資金去興建新型對撞機，不管新發現會有多大實用意義。

在哲學上，西方對一個「對立」概念玩出很多花樣。已故山東學者龐樸在《對立與三分》一文說到：「即以『對立』範疇而論，畢達戈拉學派便已區分了三種對立的方式：特異、相反、相關。亞里士多德進一步將對立分成四種：相關、相反、有和缺失、肯定和否定；有時候他還加上第五種：兩端。到了黑格爾，對立的分別更帶上他慣常的深奧玄思和邏輯必然：從差異起，經過對反，達到矛盾。」

二元對立是相當有力分析工具，可以應用於不同範疇。最經典的是理性與感性二分，而對理性一向有較高的評價。又如存在與缺位的二分，同樣地，前者在西方哲學中的地位遠高於後者。其他如男性/女性、文明/野蠻、白色人種/有色人種、現代/前代、說話/寫作等的二分，都在對立中有所偏重，難以調和。

龐樸認為，中國哲學專長於綜合，中國哲學家雖然很早便注意到了對立，象徵對立的詞匯不知凡幾，關於對立關係的宏論更是辨證圓通；只是很少花工夫去分析對立的狀態，從而將對立分類；以至於，我們不甚知道陰陽、反覆、矛盾諸如此類範疇是否反映着不同種類的對立，也不介意對立本身究竟有無種類上的不同。

一直到現代，中國才有了對抗性矛盾和非對抗性矛盾的劃分。其中最有名的，是毛澤東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分析。

中國人長於綜合之下，用一個「陰陽」就包容了天地各界的對立，也概括了相反、相關等各種對立，「經之緯之，籠之統之，萬物於是皆備於我了」。

龐樸特別指出：「作為不甚注意分析立雙方如何對立的補充和結果，中國哲學家花過很大的力氣研究對立如何和諧和結合；而這一方面，恰好是西歐哲學家所很少注意的。」

關鍵是一分為三。《易象》有「三極」之說，後來陸象山闡釋為：「有一物必有上下、有左右、有前後、有背向、有內外、有表裡，故有一必有二，故曰一生二。有上下、左右、首尾、前後、表裡，則必有中，中與兩端則為三矣，故曰二生三。」

由此而成三極。兩端是極，中間也是極；兩端的極相對而立，相較而存，更與中間的極相對而生，相較而存。一般總是說，中間是與兩端相比較而存在的，反過來一樣有道理，兩極是與中間相背離而生成的。孔子在《中庸》中提出「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更顯出兩端為了中間而存在」。

龐樸認為：「談『極』而只見兩端，將不免於淺顯；客觀存在的極，看來像是三個。」

小心引導式提問的陷阱

提問有正常提問（normal question）和引導式題問（leading question）之分。相對於正常提問，引導式提問可以說是「非正常」提問，關鍵在於它在提問中預設了答案，企圖把你「錨定」。你若頭腦不清醒，就容易被他牽着走。

日前一文提到的「你知不知道自己很（招人）討厭？」就是典型的引導式提問。提問的預設答案是「我知道自己很（招人）討厭」或「我不知道自己很（招人）討厭」。

電視、電影的法庭戲中，律師盤問證人或被告時，常有類似的引導式提問。有時，這會招來對方律師的 objection（反對）。法官於是要裁定反對有效或無效。

律師可以問：「當日晚上十一時你在哪裡？」答案是開放式的，你可能在任何地方。

他若問道：「你當日晚上十一時在蘭桂坊與 A 君見面是嗎？」這就是引導式提問，預設了你當日晚上十一時的活動，有意讓你有「是」或「否」去回答，誘使、強迫你默認、同意提問中的預設。證詞可能因而失去自主性，而帶有引導下的傾向性，變得不公平。

所以法庭上對引導式提問有限制，尤其是在「主問階段」，律師不能對己方的證人提出「引導式問題」；只有在「盤問階段」，才能對對方的證人提問「引導式問題」。

這樣的提問並不限於法庭，在日常生活中也經常遇到，朋友之間、推銷員、傾談生意，冷不提防會冒出來。

男仔第一次約女仔去街，如問「你星期六有空嗎」是正常提問；若問「星期六一起去看電影好嗎」，就屬引導式提問了。

店員問「喜歡這個手袋嗎」是正常提問，直接問「你想付現金還是簽咭」就是引導式提問。

問卷調查、網上突然彈出要你回答的框框，都可能有這樣的提問。

現在連考試也出這招了。香港中學文憑試DSE歷史科問考生：「1900-19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你是否同意此說？……」這與法庭上狡猾的律師的提問相似，預設答案用一個斷句寫到問題上去了。

我這樣說會不會武斷？沒看到為答題提供的兩項資料，我仍有懷疑。資料一摘自日本法政大學校長梅謙次郎的文章，一摘自黃興寫給日本政客井上馨的信，都反映了清未民初時兩位日本友人對華的支援，都是對問題中「利大於弊」斷句中之「利」的補充。「弊」呢？取決於考生「就你所知」了。

考生的確可以「就你所知」而不受提問的制肘作答。問題是，為什麼試卷不以正常提問出題，而要「非正常」地引導式出題？法庭上，律師不可以巧言操弄去引導式提問；考場上，就可以別有用心地去「引導」考生？

追求零風險的衝動

一九五八年，美國頒布了一個食品法，規定食物中不能含有致癌物質。

這不是很好嗎？可是最終撤銷了，因為無法實施，哪些食品可以做到致癌物質為零？被視為西方現代醫學之父的帕拉塞爾蘇斯 （Paracelsus）在十六世紀就有「有毒只是個劑量問題」的名言。中國則有「水至清則無魚」的智慧。

可是人對「零」總有莫名的追求衝動。

零的概念是古巴比倫人的偉大發明，在阿拉伯世界興旺起來，並傳播全球，對美國硅谷成就了基於一和零的資訊科技革命。

零的概念有利也有弊。零在市場上常展現為免費。一件商品，不管減價幅度多大，都不及免費吸引。心理學家一再以實驗證明，人們都經不起免費的誘惑，結果是放棄了質量好的東西，而擁有了不少免費得來而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東西。某些商品免費派發引起瘋搶，不是新聞。商家很懂得利用人們的這一心理。「買一送一」是個變體 ── 第二件是免費的！

人們在市場以外也有對零的衝動，比如上述美國的零致癌物法例。香港推廣交通安全的「路上零意外」目標，其實也不可能實現，除非行車速度都降到零。這也並非沒有好處。驢子永遠不會吃到鼻尖不遠之外的胡蘿蔔，但能一直拉動車子前進。香港的交通意外死亡人數不斷下降也是事實，十幾年前，香港大約每兩天有一人死於交通意外，如今每三四天才死一人，一年約百人。

所有生物都有安全意識，這是萬物繁衍必需的天性。人作為萬物之靈，更關心安全，而對不安全有無法自制的心理障礙。心理學家做過一個著名實驗，讓兩組人接受電擊，一組人被告知電擊一定會發生，另一組的電擊有一定概率，例如 50%。監測發現，兩組人都因為擔心電擊而有同樣的生理反應，如心跳加劇、出汗等。第二組的電擊概率一路降低，都無法舒緩受試者的擔心。直到概率下降到零，受試者的生理反應才完全恢復正常。

心理學家把這稱作對風險的概率偏誤。在風險率公開的地方，這比較好辦，例如在股市。但在其他地方，人們對風險就難以直覺理解，會偏向於追求零風險，而這往往是子虛烏有的。

這有時會被其他很有吸引力的目標誤導。例如，六合彩的獎金一旦非常巨大，購買彩票的人數一定飆升，儘管中獎機會更渺茫了，輸錢的風險更大。反而獎金較低 ── 其實也不少 ── 時有較大中獎機會。

對於來勢洶洶的新型肺炎，害怕當然有道理，個人做好衛生管理和防護，是對社會、家庭和自己的責任。對於管理當局，責任更大，困難也更大。最大分別是，在家裡，你可以為自己創造一個自我封閉的相對靜態小環境，一個社會卻不能。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曾光說過其中的矛盾：公共衛生不是在理想狀態下做的，它要兼顧到社會客觀正常運轉，要在動態中解決問題，而不是在理想的靜態中解決問題。

零風險只存在於實驗室的理想理境中。若有人高調要求零風險，那不是無知就是有意的誤導。

抽離：看清河流的來龍去胍

一位從未獨自生活過的高僧一個人躲進深山，從總受群眾簇擁到獨處天地之間，開始時很不適應，連生存都成問題，生火就是很大的考驗；後來總算活下來了，進入新常態，反而感受到自由和解放。

他這樣閉關四年後有一個體會：不少人害怕獨處，覺得孤獨、寂寞，是因為思念己逝的過去 ，期盼不稳定的將來，心念跳來跳去，不知道何去何從。

他常這樣比喻：一個人處身河中，被水包圍着，但不知道河水有多深，河流有多長，不知道河流從哪裡來到哪裡去；站在岸邊高處的人，不在水中，卻能清楚看到整體環境，看到河流在起伏的大地曲折流動的來龍去胍。

他因而建議人們每天找個獨處的時光，那怕五分鐘十分鐘，放下手機等讓人分心的事物。他指出，有些人想事情 ，喜歡獨自走到街上，在放鬆的狀態下，很容易就得到新意念；相反，困在屋裡，諸多考量，總看不見整體局面，苦惱不堪。

西方網上有創作人作調查：你的最佳意念是在什麼地方閃現的？（Where do you come up with your best ideas?）最熱門答案是：散步時、跑步時、旅行時（在飛機上、在機場、在火車巴士上）、一覺醒來之時、在交談中、在聆聽有聲書籍時、淋浴時，鮮有人說是坐着苦思冥想想出來的。

後來成為中國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原稿，田漢寫在香煙包裝紙的背面上。有第二國歌之稱的《歌唱祖國》的詞曲由王莘創作，最初的歌詞也是在火車上拿香煙紙包寫下來的。

心理學上有一種意識力叫「連結」（association）。人一旦與一種說法、思想、觀念真正「連結」起來，會失去外部意識，由之產生的氣憤、恐懼、嫉妒、愛、驕傲或其他強烈情緒，往往沒有邏輯性。

與之相反的是「抽離」 （dissociation），這是產生外部意識的過程，會想到「你自己」、「要停下來看看」、「要退一步想想」、「要從某種處境中脫離出來」。「抽離」的情緒狀態講究邏輯、計劃、秩序、方法、理性，可以防止我們「失去控制」，使我們去理解了一個概念：行動要面對什麼後果？

「抽離」就像從思想、意識上把自己從地面、從河流中提升起來，到上空向下看自己，擁有航拍機一樣的視角，重新審視處身的環境；也可以從其他不同的角度，如房間一角，從山尖上遠距離地觀察，模糊掉具體細節而看得更全面‘更客觀，也更有時間、歷史意識。

要躲進山中去閉關四年太難了，但任何時候都想到抽離、適當抽離非常有必要。（有朋友不能躲進「山中」，躲到了「中山」。）

從狂熱到野蠻

巴黎黃背心運動中被毀壞的雕像

法國啟蒙哲學家狄德羅（Dini Diderot，一七一三至一七八四年）在《關於功罪與美德的隨筆》中有一句名言：「從狂熱到野蠻不過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是極言其過渡迅速，不必經過漫長的多階段演化，狂熱一下子可以變為野蠻。

歐洲的啟蒙時代不但在歐洲文明的演進上有極具意義，亦為人類文明留下了豐富思想遺產，全世界至今受益。因為有啟蒙時代燦若繁星的諸多傑出知識分子的著述，傳播進步思想，歐洲才得以衝破王權、貴族權、神權的束縛，掙脫思想和制度的藩籬，開創了此後的經濟、政治、文化發展。

狄德羅去世五年之後，法國大革命的狂飆爆發，暴烈抗爭持續四十多年，革命起義彼伏此起，「不斷革命」的激進理念，至今在世界各地產生迴響。法國史實，以及革命風潮所及的每個地方，都一再血淋淋地證實了狄德羅的預見。

在當今世界，「從狂熱到野蠻」演進更短促了。

對於這一演變的研究，法國大革命提供了很好的真實材料。單看這一數字就夠了：一七九一年至一七九四年雅各賓派專政期間，巴黎斷頭台三年內斬去七萬「反革命分子」的頭顱，有保皇黨成員，有只是反對雅各賓派的人。巴黎市中心位於凱旋門與羅浮宮之間的協和廣場，就是當年血流成河之地。

法國大革命中巴黎的斷頭台

幾年前到巴黎，特地步行到協和廣場一看，想到當年腳下曾頭顱滾滾而四周觀者狂呼，猶背脊生寒。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革命變化」是很好的心理學研究課題。心理學的發展在歐洲可以追溯到古希臘，但作為一門科學，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才發展起來的。德國著名心理學家艾賓浩斯（H.Ebbinghaus，一八五零至一九零九年）因而說：「心理學有一個漫長的過去，但只有短暫的歷史。」

法國大革命後，歐洲學者都把革命的勝利看作是理性的勝利。然而，這無法解釋革命專政下的恐怖。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一八四一至一九三一年）獨闢蹊徑，開拓了對這現象的心理學視角，從一八九四年開始發表一系列著作，包括《革命心理學》（一九一二年）、《戰爭心理學》（一九一六年）等，其中最為人熟知的是一八九五年的《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他通過多年觀察，細緻描述了群眾運動中的一般心理特徵，指出人作為孤立個體時，有鮮明個性，而一旦融入群體，特別是群眾運動後，他的所有個性都會被群體淹沒，思想被群體思想取代，呈現情緒化、無個人見解、弱智的特徵。這解釋了為什麼群體往往呈現出盲目、衝動、狂熱、輕信的特點，集體無意識是主流。

人生幾十年，你一定可以或遠或近地觀察到各種群眾運動的狂熱、狂躁。香港戰後以來不乏這樣的騷動，每次都不乏勒龐歸納的特徵。不過若論從「狂熱到野蠻」的演變，都不及太平山下眼發生的一幕幕暴亂匪夷所思。幾乎忘記了，我們居住在太平山下！多大的諷刺！

這將永遠是香港的恥辱。

英語的「自己活，也讓別人活。」

英文有句非常好的成語：Live and let live。文字很簡潔，而內涵豐富。用中文翻譯可說：自己活，也讓別人活；或自己生活，也讓別人生活。即要有寬容、包容之心。

這富於哲理的話，可以應用到日常生活當中。網上的 Free Dictionary 有這樣的例句：Your daughter's not going to do everything the way you would—just live and let live. （你的女兒不會對你言聽計從，「自己活，也讓別人活」好了。）意思是要對女兒包容點。這是一家之內的事，未必有關重大宏旨。

又例如：I don't understand why people can't just live and let live instead of trying to bend everyone to their will. （我不明白為什麼人們不能「自己活，也讓別人活」，而非要把己的意志強加於人不可。）意思是不滿一些人以自己的意志為絕對真理，他那麼想，也非得讓你也那麼想不可；你不聽從，就用強制手段讓你服從；你不願犧牲，就強迫你犧牲。

這在一個小家庭內尚且會釀成衝突，在層面廣泛的社會就更不可以接受，不管你的意志有多宏大光明，你的理想多麼遠大高尚，都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

這裡昨天重新轉載了雷鼎鳴教授多年前的舊文，文中引用了 The end does not justify the means 一語，意思是：目標正確，不等於達到這目標的手段就正確；即是說不可以不擇手段去達到自以為正確的目標。

雷教授是中學時從一位「極有學問的」神父學到這道理的。一位基督宗教的神職人員若能能從世俗的角度去理解這句話，會非常難得。但我很擔心，一個虔誠於一神宗教的人能不能真正做到。

從歷史去看，傳教士做過很多常人難以理解的艱難事業，他們不避窮山惡水、瘴氣瘟疫，全世界無孔不入地的傳教，憑的是崇高理念與信仰的支持。他們相信他們信奉的真理是絕對，而且是唯一的。你不接受、不相信，是你不對，是為異教徒，是另類，是可以用另類手段對待的。據此，才可以理解為什麼西方浸滿鮮血的殖民主義，與用光明天堂引導信眾的西方宗教，會有那麼密切以至互為利用的關係。

這樣的信仰是當年歐洲每個人都從出生開始就滲透到腦海中的，潤物細無聲，言之為洗腦絕不為過。他們長大後據之行事，自然以為是善行，是上天的意旨，即使旁人視為邪惡。

更可怕的，是他們以上帝的名義，把教義強加於信眾的行為。中國人的文化傳統重謙和，「三人行必有我師」而好學，而西方則「三人行我必為師」愛當教師爺，甚至蠻橫到「我之所欲必加於人」，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手中的是「普世真理」，你必須聽從。西方自工業革命以來的經濟成就更加助長了這種心理自信和行為自信，結果是故步自封，對與之不同而昭昭明甚的理論以致事實，聽而不聞，視而不見，閉目塞聽，難以進步。這弊端之禍害正日益顯現，是西方日漸衰落的根本原因之一。

Live and let live，用中國二千多年的話說是「和而不同」，強調「和」字。英語句子中雖然沒有「和」字，意思是存在的，希望港人都能體會，懂得要「自己活，也讓別人活」，更不能「我活不好，就不能讓你活得好」。

福報夠嗎？厚德才能載物

有報道說，內地一名去年在三百萬人中脫穎而出，中了價值一億元禮包獎的女子，暴富之下改變了人生軌跡，要在一年有效期內盡量享用機票、食宿等獎品優惠，拼命環遊世界，但獎品並非「全包宴」，個人仍須付出，她的信用卡因而嚴重透支，一度尬尷到在遊輪上連下船費都付不起；健康透支亦嚴重，半年裡去醫院的次數，比過去二十幾年加起來還多。

不過也有網站報道說，這女子成了網紅，「一條廣告可能抵上小編一年工資，所以別再為人家刷爆信用卡而焦慮了」。

這麼說來，這女子的命運還在激烈演變着，未有定數。

一夜暴富，財源滾滾，不久之後卻是禍災頻仍，這樣的事例古往今來，中外多見。「暴富」的「暴」不一定如中彩的剎那而至，可能是奮鬥得來，可是仍可能帶來不適應的變數。

BBC 上有個故事：一名當了幾十年空姐的女子發明了一個鎖匙小掛鉤叫 Finders Key Purse，方便把鎖匙掛在手袋、背包上，鎖匙能隨手拿到，又是飾物。她創業頭一年就賺了四百萬美元。可是連鎖反應接鍾而來，本來是一家之主的丈夫無法適應家中地位變化，離婚了；有親友遠道來攀附，也有朋友寧可對敬而遠之。人際關係因而迅速大變。報道題目是「一夜暴富伴隨而來的孤獨寂寞」。

對於財富，有人用馬太效應來解釋，即富者越富，貧者越貧。可是中外都看到，財富不能久享，「富不過三代」，馬太效應只在短時間尺度內適用。於是有人有「熵增原理」來解釋。熵是熱力學、訊息學概念，本質是一個系統「內在的混亂程度」。在自然狀態下，熵總是趨向混亂無序。

在當今社會發展不斷加速之下，這樣的無序、混亂也在增加。發展越快，越無序。很多人暴富，又有很多人破產暴貧，從巔峰跌到谷底。

中國人有句話叫「德不配位」，通俗點講是「德位與財位不配」。一個人能擁有多少福報，能承受多少福報，有其定數。缺乏足夠的德行支持，就無法與增加的財富匹配。財富增加而諸事不順，就應當自問，是不是自己欠了福報？是否要設法增加福報？

淨空法師說：恩裡生害，你什麼都給他準備了，他連培養福報的機會都沒有了，反而害得他沒有福報；沒有有錢的命，命裡承受不了那麼多財 ，不發財比發財好；沒有智慧，有錢反而是壞事。

「君子之澤，三世而斬」由此而來。這對個人、族群、國家都適用。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很多人看重其中的前半句；其實後半句同樣重要。自強了，還要厚德，增加福報，才能承載萬物，行之久遠。

江湖之遠，虛擬與現實

在香港，大概每個成年人都讀過甚至沉迷過武俠小說，特別是年輕時。以金庸、梁羽生著作為代表的新派武俠小說五六十年代誕生於香港，並傳播到全世界的華人社會，曾風靡一時。後來又隨着香港的功夫電視武俠劇、電影武俠片，掀起另一波浪潮，影響超越華人世界。

已故數學家華羅庚曾對武俠小說家梁羽生說：「武俠小說是成年人的童話」。這話並不誇張。童話以非凡的想像，彌補了現實世界的缺憾，予閱世未深的小孩精神滿足。人的年紀大了，對不如意事常八九的世界失望增加，武俠小說對他們無疑是恩物。不僅社會下層最受逼迫的販夫走卒，就算社會精英分子，亦爭相投進武俠小說去找個躲避現實的世外桃源。

內地官媒曾報道，金庸小說在內地還為「禁書」之時，鄧小平就從境外買來金庸小說。「鄧小平習慣利用中午和晚上睡前的半小時，津津有味地看金庸的武俠小說。即使是出差到外地，他也會帶上武俠小說。他睡前愛看武俠小說，是貪它不用動腦筋，看得輕鬆、不累，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武俠小說的濫觴可以追溯到洪荒時代對英雄人物的崇拜。魏晉六朝的志怪小說，後來催生了唐傳奇、宋元話本。至明清，《水滸傳》、《三俠五義》等白話小說興起，成為現代新派武俠小說的基礎。

武俠小說有個特點，就是都以改朝換代、漢族與外族戰爭之動盪作為英雄輩出的背景，在這樣的時勢，人都以武力證明自身價值，這亦為小說建立起行俠仗義的基本思想基調。

武俠小說的場境是所謂「江湖」。

江湖一語早見於《莊子》：「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後來也泛指社會、民間、隐士居處。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說：「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江湖就是遠離皇帝、遠離官府的地方。武俠小說中的江湖，更是山高皇帝遠，且有着自己的遊戲規則。

中國的知識分子多少有兼善天下之志，但同時又不甘於俗流而有獨善其身的嚮往，其時雖窮而最好不愁衣食，有紅袖添香，有詩書作伴，能間中「該出手時就出手」行俠仗義一下，豪氣干雲一番就更好。可是現實世界能有這般的出世境界麼？走進武俠小說中神馳片刻好了。

以前，人們儘管嚮往武俠的江湖，總能把精神世界與現實世界分得清楚，知道什麼是虛擬的，什麼是真實的。

高新科技的出現，似乎在打破這個界限。據說，伴隨着網絡虛擬世界成長的年輕人的心智已大大不同於他們的父輩。他們是所謂後物質時代的人，不愁衣食，而在嚶鳴相類的網上朋輩間建立起超廣博的世界，一個可以跨越國界而又與現實交錯的新江湖。

與舊江湖一樣，新江湖有自己一套遊戲規則，視現實世界的法律為無物。說是遊戲規則是真的，很多行事方式與他們的網上遊戲相似，問題都靠暴力解決。不同的是，不會「憂其民」、「憂其君」，只在意於自己「高大上」而虛渺的利益和價值觀，如在遊戲中攻佔某個城堡。

江湖不遠，就在身邊。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房寧認為：「任何一個事物都有A，B兩面，如果說我們的社會是一個主流的、公開的、法治的社會，那麼就一定會有一個化外之境，一個非主流的、隱蔽的，甚至是非法的另類『社會』。換句話也可以說，主流社會是一種公開的，為法律認可的秩序，而黑社會是另一種隱蔽，非法的秩序。中國以前有一個說法 ── 江湖，這個江湖就是主流社會之外的另類社會。需要指出的是，黑社會和主流社會有著伴生關係。」江湖就在身邊，黑社會就在身邊。

梁羽生就「俠」的定義說，「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看着當前亂局，恍惚之間竟渴望有這樣的大俠出現。

梁羽生曾以「情懷蕭索覓佳人」對魯迅的「心事浩茫連廣宇」。「佳人」何處？

從切蛋糕到程序刻板

昨日與家人到油麻地一家平民化飯館吃晚飯，飯後分享生日蛋糕時，聊起了多年前在一家酒家切生日蛋糕的趣事：效勞的酒家服務員竟然以切馬拉糕的刀法切西式奶油蛋糕。大家對當時一些細節已記不清楚，幸好，我在這裡紀錄了。一搜尋，就把文章翻出來。對比當前，有溫故知新之效。

中國人的蒸糕花樣百出，沒有人能準確知道有多少品種，單是粵人地區就數不勝數，都因時因地而異，各個季節、節慶有不同的蒸糕。相同的是，糕都是各種材料混和下蒸成的，每口都吃到一樣的材料、味道，天然「平等」。

西式奶油蛋糕不一樣，它的重點是其中的奶油。英語的奶油(cream)一字也有精華之義，一個國家的「奶油」、一支軍隊的「奶油」就是其中的精英分子。蛋糕的奶油主要抹在蛋糕的上面和周邊，表面和內裡很不一樣，不可能每口吃到一樣的食材和味道，所以分切蛋糕很講究。一般蛋糕都是圓形的，要從圓心作放射性的分切。要「平等」，一定要嚴格遵守這個程序。

於是，用切馬拉糕的縱橫刀法切奶油蛋糕就不可接受 ── 有違「程序公義」。

昨晚也切了一個蛋糕，是西式的，抹茶芝士蛋糕，可是用切馬拉糕的縱橫刀法切開分享，沒有人有異議。奇怪麼？

關鍵是，蛋糕雖曰西式，卻是方形的，「奶油」上下分層分夾。你縱橫分切也保證人人「平等」，都能分享到一樣的蛋糕。

這是否可以說明：刻板的程序其實並非不可以改變，先把蛋糕改變就行。

不過有人會立即說，改變「蛋糕」比改變「程序」更難。── 這正是當今世界的嚴重問題。要造新蛋糕，有既定的嚴格程序，程序重重設障，首先就克服不了，新蛋糕就可望不可即。畫餅充飢好了。

西方的民主制度經過一二百年發展，已千瘡百孔。不少西方政治學者、政治家憂心忡忡之餘，只能哀嘆，毫無改善制度的能力。

在那篇〈切馬拉糕刀法的啟示〉舊文中，有些文字自覺值得重溫：

「人的思維有不愛思考的趨勢，所有事情都盡可能形成定勢，然後按既定模式做事，形成無意識動作，不作思考，也不必思考。吃飯、穿衣、走路……等等都不假思索地去做，駕車、開關電腦……也可以不假思索。

「一本關於創意的書有這樣的論述：The real purpose of thinking is to abolish thinking. As a self-organizing information system, the human brain allows incoming information to organize itself into routine patterns. (思考的真正目的是撤銷思考。人的大腦作為一個自我組織的信息系統，會讓輸入的信息形成慣性模式。)創意設計，就是要讓設計方便得讓你很快就「唔使用腦」地使用。這就是「傻瓜機」大受歡迎的最大秘密。

「必須知道，這是不自覺地進行的。人因此經常「唔使用腦」地行事，按習慣了的模式去做事、去看問題、去『思考』── 一切其實都不假思索，按『自動波』(既定程式)進行。真至踫了釘 ── 例如發覺切馬拉糕的刀法原來是不可以切遍天下的 ── 才猛然驚覺。」

距離之美與錯覺

黑釉陶罐

案頭有一個黑釉陶罐，相當粗糙，尤其是翻過來看，碣色的陶胎很不平整，還多砂眼；罐身的釉色不勻，較薄，可是籠罩着一層柔和的包漿，手感潤澤。

這是一位收藏古陶瓷的醫生朋友多年前送的，說是不值錢的東西。的確，相對於他那些宋明瓷器，這陶罐一點不起眼，無疑是雞肋。前些天收拾東西，翻出這包裹得嚴嚴的陶罐來。摩娑一番後，覺得與其束諸高閣，不如朝夕相見，索性拿來做了筆筒。只要小心伺弄，該不會有損傷。

我對它無知，是耀州窑、建窑還是什麼窑的？是哪個年代的？價值幾許？都不知道。只感覺，其中沉澱着歲月滄桑的古樸之美，讓人遐思邈遠。

這美感是距離帶來的。對一種事物，時間距離、空間距離、心理距離，會加強或削弱審美效果。所謂朦朧美，也與距離有關。

那陶罐美嗎？我真的喜歡，對陶瓷，一向喜歡造型簡樸、釉色純淨的。宋瓷珍貴而討人喜愛，主要是因為宋朝王帝的審美眼光高古，讓工匠摹仿青銅品去燒製御用瓷，讓宋瓷成為千古珍品。黑釉陶罐不能與宋朝御用瓷相提並論，但一樣予人簡約樸素的美感。

關鍵是時空距離的作用。

詩的美也常靠距離營造，古今一樣。「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秦觀），「如何讓你遇見我/在我最美麗的時刻/為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他讓我們結一段塵緣/佛於是把我化作一棵樹/長在你必經的路旁」（席慕容），都動用了時空距離這利器。

還有一首《世上最遙遠的距離》的詩很出名，到網上搜尋，作者可能是泰戈爾，詩開頭說：「世上最遙遠的距離/不是生與死的距離/不是天各一方/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卻不知道我愛你。」詩歌不斷發展，最後可能是「世上最遙遠的距離/是飛鳥與魚的距離/一個翱翔天際/一個卻深潛海底。」之所以說「可能」，因為是偽託泰戈爾之名上載的。據香港作家張小嫻說，她一九九七年在《荷包裡的單人床》小說中通過主人公蘇盈之口說了開頭幾句，後來就有好事者不斷續貂，利用距離兩字作文章，出現不少版本。

距離遠了，朦朧了，也會產生錯覺，「遠看一隻豬，近看一頭驢」就是這樣產生的。空間距離如是，時間距離亦一樣。你沒有在那個時代生活過，或只懵懵懂懂生活過，卻死命企圖顛倒時間，重返舊時，總欠說服力，甚至讓人覺得是無知的錯覺。

見到一批大概二十歲上下的後生揮舞起港英旗，我就有這樣的感覺。要重返他們出生前的英國殖民時代？正為脫歐焦頭爛額的英國有識之士，全世界擺脫了殖民主義奴役的人，看到都會為這樣的無知失笑：翻到哪年哪月的黃曆去了？

《聖經》生產的常識

特朗普在白宮建立《聖經》學習小組

常識這東西，常常因人而異，你之「常」不等於他之「常」，城市人之「常」不等於鄉下人之「常」，反之亦然。有時慨歎別人「冇常識」，易身處地一想，會在搖頭之餘，覺得雖然荒謬而可以理解，但是否情有可原，則是另話了。

譬如美國有印刷商日前趁政府舉行新一輪美國「對華三千億美元關稅」聽證會，懇請白宮不要開徵「聖經稅」，道出的是行內常識，行外卻未必知道。總統特朗普雖是虔誠信徒，也未弄清事實。

據彭博社報道，Harper Collins 基督教出版公司 CEO Mark Schoenwald 在會上指出：「我們相信政府並不清楚關稅會對《聖經》帶來的潛在負面影響。切勿在宗教團體，顧客頭上徵收『聖經稅』。」25％關稅會增加《聖經》的成本，導致《聖經》短缺，傷害到基督教書籍出版，甚至影響到教會、教堂、非營利機構、宗教團體等。

南京生產的《聖經》

當今基督宗教的領導核心在歐洲，歐洲教會對社會和政治的影響力卻在衰落。美國是殖民地時期由英國清教徒建立的國家，國歌 The Star-Spangled Banner（《星條旗》）的歌詞一再歌頌「上帝的力量」，其中「我們信仰上帝」（In God We Trust）還寫入《美國法典》，印上美鈔，成為美國的國家格言。基督宗教在美國的勢力遠大於歐洲。

美國人口中，四分之一屬於基督教福音教徒，據《華盛頓郵報》報道，白人福音教徒中對特朗普的支持率高達78％。特朗普上任後在白宮內成立「聖經學習小組」（Bible Study Group），在美國近百年歷史上是第一次。

他們使用的《聖經》可能不少來自「戰略對手」中國。目前，全世界最大的《聖經》印刷廠是南京的「愛德」（Amity Printing），是一家與 United Bible Societies (UBS) 合資的企業。UBS在戰後的一九四六年由13 個國家的成員組成，如今已擴展到一百五十多個國家，可說是《聖經》印刷的最權威機構。

為什麼要在中國這個「無神論」國家生產《聖經》，UBS董事會成員David Thorne說：「簡單的理由是，中國是世界貿易的製造業發動機。較複雜而有趣的答案是，這是上帝之手施於教會任務的結果。」二零一七年，愛德以近八十種語言印刷《聖經》一億六千萬冊，行銷七十多個國家。

不知道美國在《聖經》上對中國的依賴程度有多高。剛結束的第四輪關稅聽證會卻顯示，
美國對華依賴程度超過五成的商品佔整體近30%，遊戲機、玩具、白色家電等有12%對華依賴程度超過八成；智能電話依賴度達79%，顯示屏達 84%，筆記本電腦達 94%。

聽證會舉行前，沃爾瑪等六百多家美國公司聯署敦促特朗普解決與中國的貿易爭端，給特朗普說了一條常識：「加徵關稅是美國公司直接支付的稅款，而不是中國支付的。」特朗普一再說，關稅是中國企業支付的。

聽證會中，美國政府人員反覆詢問出席者「真的不能從中國以外地區採購嗎？」於是進口商一再解說：一些商品只能通過中國市場採購；有些商品強行更換採購渠道也可以，但由於不及中國產品價廉物美，等於另設25％以上的關稅。

習特會上，特朗普退了，向常識回歸，但不知能持續多久。

是 brain wash，還是 mind control？

人被稱為萬物之靈，靈就靈在最愛動腦筋，愛學習也善於學習。這是優勢，但也會被人利用，人一旦被灌輸某種思想，可能走上歧路。對於自信的人來說，這看似不可思議，但當你看到群眾運動中着魔的人群，不覺得恐怖嗎？

不要旁觀，走進人群去體驗一下，那種腎上腺素激升帶來的亢奮、狂熱，是旁觀者無法感受的。對比一下進戲院和在家裡獨自看電影，對比一下到球場與過萬觀眾一起狂呼和在家裡孤零零看大賽，也可以有所體會。

這樣的對比機會已稀少，強弱落差也減退了。以前的電影院有過千坐位，如今過百的已不多；在香港能吸引人萬人入場的球賽，一年難得有一次。人有「埋堆」的潛意識，會渴望到人堆裡，難得的放縱一番。英國就是這樣把英國紳士改造為足球流氓的。

除了潛意識，還有思想上的蓄意引導，這往往是潤物無聲的過程，一些心理分析著述更說是「微妙而陰險的過程」（a subtle and insidious process）。微妙，是因為受影響的個體在外來思想點點滴滴的浸潤下，還以為自己的行為都是理性的自主決定。陰險，是因為有人在隱秘地操控着，背後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甚至如邪教的有意坑害。

這是一種系統的影響（a system of influences），要從深層次左右一個人的核心價值，包括他的身份（族裔、價值觀、信仰、愛惡、決定、行為、人際關係等等），從而形成 新的「偽身份」（pseudo-identity）或「偽人格」（pseudo-personality）。

人是在學習中成長的，從小就開始接受各種充滿愛心、不含功利目的的影響。有目的也未必是壞事，如今對「癮君子」、犯罪分子的改造也是這樣進行的。這甚至被公然稱作「思想改造」。

冷戰時期，西方杜撰了「洗腦」（brain wash）一語，據《牛津字典》，它的定義是 to make someone believe something by repeatedly telling them that it is true and preventing any other information from reaching them （通過不斷說教，並封鎖其他資訊，讓人相信某事為真）。

關鍵是封鎖資訊。以前，這通過實質的封鎖進行，邱吉爾稱之為「鐵幕」。進入資訊時代，這顯得荒謬。弔詭的是，正因為資訊爆炸，人只能有選擇地接收資訊，你若缺乏足夠識見、定力、眼界，就會如填鴨一樣被餵飼特定的飼料，生活在自我營造的井底 ── 社交圈子 ── 裡。這樣的封鎖，比「鐵幕」更有效。

給你餵飼「營養豐富」而單一飼料的人，充滿「愛心」而執着，鍥而不捨，他們可能是老師、朋輩、神職人員，甚至家長。

這不等於洗腦嗎？據心理學理論，這是 mind control （思想管控）。區別在於，施控者是「敵人」，是為洗腦；施控者為「善者」，則稱為 mind control。「善者」若披上西方文明與宗教的外衣，意識管控的力量更大。

西方文明與他們的宗教密不可分，一個最重要的基點是：我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真神，餘皆非善，以至為真惡。

從溫文爾雅到面目猙獰

揮刀砍殺中國人後來可以來一個「亮相」的小津安二郎

人都是善與惡的綜合體，兩者都會在適當環境下呈現。一個平時溫文爾雅的人，在特定情境下、在某種力量驅使下面目猙獰起來，不必驚訝。

人們今天去日本旅遊，都對日本人之溫順守禮讚譽有加，都一定難以相信他們與當年暴戾的侵華日軍、與在香港三年零八個月中跋扈的日軍是同一族群的人。即使同一個人，也存在這樣的極端矛盾。

日本著名電影導演小津安二郎一九三七年應徵入伍侵華前，已拍過36部電影，頗有名氣，從戰場寫回來的家書據稱「非常有詩意」。但作為毒氣部隊的一員，他對投毒這樣說，「是『伊佩里特』嗎？就是撒粉呀，就請這樣放心地說」。「伊佩里特」（Ypèrite）是來自德國的名稱，就是殺人於無形的芥子毒氣。他甚至掄刀砍殺中國人，一次發言說過：剛上戰場，「不自覺地拚命喝酒，借幾分酒意行事。到最後就不在乎了。砍人時也像古裝片一樣。掄刀砍下時，會暫時一動不動。呀！倒下了。戲劇果然很寫實。我居然還有心情注意這種事情。」啊！一個揮刀砍頭後的亮相、定格！該揮刀多少次，才有這樣的「表演」心得？

小津一九四三年第二次入伍，到南洋隨軍拍電影，日本投降後被關入英軍戰俘營，被遣返後沒有受到任何法律制裁。

一些侵華日軍的下一代也難以理解這樣的善惡倒置。村上春樹就對父親的侵華經歷耿耿於懷，他在今年六月號的《文藝春秋》發表〈棄貓，在談論父親時，我所談論的事〉一文說，「他還向我描述過一位被斬首前臨死不懼的中國戰俘，幾十年來，我一直懷疑他參與過南京大屠殺......由於過於介意，我們已經有 20 多年沒有見過面。」

個人這樣的惡性表現，都是在置身某個情境和集體的情況下發生的。集體無意識是瑞士分析心理學家榮格提出的概念，簡單地說，就是一種代代相傳的無數同類經驗，在人群心理上的沉澱。這樣的群體心理默默而深刻地影響着我們的社會、思想、行為。適當運用下，集體無意識有積極意義，藝術創作往往因為喚醒這樣的潛意識而感人至深。

它亦有負面以至邪惡的一面，可讓一個群體無意識、無理性地受控或失控，納粹德國、日本軍國主義的動員令就是這樣下達和執行的。現代社會科技發達，人心卻空虛，邪教等等思潮乘時泛濫。

英語慣以 cult 稱邪教，但 cult 所涉的不限於宗教，所有思想思潮、意識形態、政治理念、對共同利益的共同關注，都可能形成如宗教信仰般的虔誠、狂熱，也會發展成 cult。Cult 字源於拉丁文cultus，字源與 culture (文化) 一樣。Cult 有負面意思，於是西方有人提出應以 new religion （新宗教）來稱呼那些有別於傳統宗教的教派，但亦有人不同意，認為其中始終有善與惡之分。

對某種主張的信仰，一旦執迷了，就是迷信。迷信，一般就宗教信仰而言，信仰某種超自然力量。Encarta百科全書對「迷信」這樣定義：非理性地相信某種行為或儀規具有神奇效力。迷信是對某一些事物迷惘而不知其究竟，可又「盲目地相信」，「不理解地相信」。

倘若認為某種社會、政治主張具有無所不能的偉力，是「包治百病」的普世價值，信之如宗教般虔誠，這與迷信何異？因而作出旁人駭然的異行，以至面目猙獰，就不出奇了。

青梅：買一斤？買兩斤？

每次去街市、超市，我都有接受理性/非理性考驗的感覺。譬如，青梅一磅九元，兩磅十六元，你買一磅還是兩磅？

根據西方經濟理論，人怎麼花錢、怎麼投資，一定是理性的。這樣的集體理性形成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這手會讓自由市場完美運作，仿如「上帝之手」。

可是這樣的理性越來越受質疑了。

二零零八年華爾街爆發禍及全球的金融海嘯，當時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到國會接受質詢，承認犯了錯誤：他原以為企業為了本身利益 ，會順利成章地保護自己的股東，因而一直鼓吹取消對金融業的管制，讓市場力量自行其是，由市場理性自己管理市場。金融海嘯卻以傪痛事實證明了市場的非理性。

經濟學有「實驗經濟學」，美國普林斯頓兩位經濟學家把心理學研究和經濟學研究結合 ，以解釋人們在不確定條件下如何決策；兩人據此在二零零二年據此贏得諾貝爾獎。研究發現，人和企業的決策常常是非理性。可惜，這未能阻止金融海嘯在幾年後發生。

如果大企業、大銀行在動輒以億美元計的投資也經常作出非理性決策，一般升斗市民在買賣、投資上有非理性所為，就一點不出奇。《怪誕行為學》一書有大量這方面的事例，這書原名 Predictably Irrational： the hidden forces that shape our decisions （直譯是「可預期的非理性，我們決策背後看不見的力量），作者 Dan Ariely 是以色列人，是美國杜克大學的心理與行為經濟學教授。他直言，人人都是非理性的，而且是可預測的非理性，即非理性會一次又一次以相同的方式發生。於是，這些非理性有可預測性，據此可以為改進決策、改善生活提供支點。

「人人都是非理性的」的意思，應當是人人都是理性與非理性的綜合體。理性一面較顯性，非理性則常常是隱性的，你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可是它常常左右着你的行為，例如讓你不必要地買了兩斤而不是一斤青梅。

更有甚的是，有所謂「理性弔詭」，即理性中存在非理性。這是廣泛的存在，這甚至存在於被視為最理性的科學之中。

通過歸納法得出的結論、定理，都會被視為「真」，這其實不過是指定條件範圍內的「真」。事實上，「完全歸納」並不存在。「天鵝都是白色的」這「真理」，到黑天鵝一出現就不真了。這很科學，科學都接受「證偽」。

可是在其他領域，「證偽」則難。經常是，說得通的就是合理的、理性的，人們多不願花時間去看一看「合理的」是不是真實的，有多少是真實的；是不是理性的，有多少屬理性的。理性的自信鼓勵了人的野心，鼓勵人們去追求主觀的真，而不是客觀的實。

譬如民主，你認為讓你投票你就有權利，而不知道這可能在表面上尊重你的權利，實際上是說沒有人會對你的選擇負責。英國脫鉤就是這麼抉擇，按制度設計，要在重大、複雜議題上為平民百姓作主的國會，把決定權交給全民公投，其實是狡猾的「卸膊」。

西方整個經濟制度、政治制度都建基在「人人都是理性」的假設之上。這越來越像浮沙上的城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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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 TED/Dan Ariely：Are we in control of our own decisios?
https://www.ted.com/talks/dan_ariely_asks_are_we_in_control_of_our_own_decisions/transcript?language=en

節慶不斷，何必較真

每年到了這個時候，必有種種節日祝賀如飛花落葉飄來。進入智能手機年代，要向各方親戚好友發個「新年快樂」之類賀語，「話都冇咁容易」，根本不用自己花腦筋，網上自有人為你設計得美輪美奂，從美術到文字都達到高水平，各顯心思，讓人忍不住收到又轉發出去。儘管早有人警告，這些「免費早餐」不少是「有心人」散播的，帶有不同病毒，但人們猶豫了一下，便把警告拋諸腦後。

這樣的熱潮從中國人的冬至就開始，一浪接一浪，持續到中國新年，之後又有人日、元宵接力。香港華洋雜處，中西節慶都過，特別熱鬧。西方人即使不過華人節日，也把這段日子稱作 holiday season，很多人索性並作一起，作「節日祝賀」（Season’s Greetings)算了，既省事又政治正確。倒是香港人愛「恭祝聖誕，並賀新年」，連大陸近年也一樣，沒有意識形態的敏感。

歐美人對聖誕節還是十分重視的，只是節日的宗教色彩大大沖淡，成為習俗。主要原因是商業介入，被商人挾持了；更重要的是信仰基督的人日漸減少，年輕人掛上十字架，作飾的意味大於宗教。這在歐洲尤其嚴重。去年遊羅馬，在星期日到埋葬聖保羅遺骸的聖保羅堂參觀，崇拜場面之冷清令人吃驚，儘管我早有所料。

聖誕節在香港依然熱鬧，大陸近年時興過洋節，最大的節自然是聖誕節，到處都有節日布置，慶祝的主要是年輕人。只是你不問可知，沒有幾個向你說 Merry Christmas 的真箇在慶祝耶穌誕辰，大家不過在個藉口與朋友找樂子。熱鬧是商人與消費者循環互動下營造出來的，認真不得。

可是偏有人較真，寫出文章，洋洋灑灑列出十大應該為耶穌慶祝生辰的理由，都是傳教士自中國明朝以來傳播到中國而一直影響到今天中國生活的東西，包括公元紀年、拼音字母、紅十字標誌和醫療服務、幾何學等西方科學知識、西式教育、一周七天的工休制度，甚至北京人，大熊貓都是傳教士發現的。於是，要感謝這些傳教士，而傳教士是耶穌派來的，因此都要慶祝耶穌生辰。

我讀到這樣的理由就失笑了。宗教信仰這東西真不能較真，要較真就無法信了。多年前讀過龍應台與已故聖嚴法師一個對談，龍說喜歡讀佛，但總不能全心信奉；法師說知識分子常太理性，而信仰的東西要信就得全心的信，不能太理性 ── 大意如此。已故季羡林是著名佛教專家，也說過越是對佛教研究得深，越是不能成為佛教徒，因為看到太多矛盾。也是太理性之故。

這完全適用於基督教。你越是對西方以基督教處於主宰地位的歷史了解得深，越是知道基督教徒從被逼害上升到主宰歐洲大小國家政權與財富地位之變遷史，又進而伴隨着殖民主義向全世界擴張的歷史，你越是無法接受它宣揚的和平與愛。

不是說其中沒有正面的東西。要說西方文明對全世界的貢獻，基督教功勞極大。英國學者尼爾．弗格森（Niel Ferguson)論西方文明，列出七大「殺手鐧」，之一是工作倫理，「西方人最早將更廣泛而密集的勞動和更高的儲蓄率結合在一起，從而促進了資本的持續積累」，密集勞動者的勤勞與基督教信仰，尤其是與英國脫離羅馬教庭的新教（香港稱為基督教）教義分不開。

過節，還是少較真算了。距離春節還有一個多月光景，今天已收到豬年的祝賀了。生肖對於過年真那麼重要麼？我真不願去研究當中有沒有十大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