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指數又叫「牛市與裸露的大腿」，說是要預測股市牛熊走勢，可仔細觀察女士裙子的長度。譬如美國一九二九年大蕭條之前，女士的裙擺曾迅速上移；到一九三零年大蕭條爆發，便流行長裙了。八十年代流行超短裙，到一九八七年十月，短裙忽然不流行了，美國股市隨即巨幅下跌。
如今，新冠病毒重挫經濟，股市卻逆勢熾熱，這究竟與裙子的長短又有什麼關係?又或者，裙擺長度與股市走勢，哪個是因? 哪個是果?
因果關係與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缺少相關知識，日子過不下去。相關知識，大則可指導人們生產，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小則能指導人們吃喝拉撒。這樣的關係，連一些小動物也認識，烏鴉用樹枝取食，貓咪懂得開水喉飲水都是證明。人二千多年前就把有關認識提升到哲學高度，佛教和古希臘哲學都以因果為重要思考課題。
蘇格蘭北部有個嚇布里底群島，島上居民發現，一旦虱子離開他們，他們便會發燒、生病；病人把虱子放回頭髮中，不久便退燒，病情好轉。頭髮裏的虱子似乎是生存必須的。
後來研究人員發現，島上居民身上多虱子，人一旦發燒，頭髮裡的虱子受不了，便會離開；病人退燒了，虱子又會回來。事情中看似有前因、有後果，但居民把因與果的關係顛倒了。
現實世界中有大量比這這更複雜的事情。德國作家 Rolf Dobelli 《清醒思考的藝術》中談到錯誤的因果關係有這樣的例子：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最神聖的人非時任美國聯儲局主席的格林斯潘莫屬； 他賦予貨幣政策神秘的榮光，讓人以為是貨幣政策會讓美國走上繁榮的可靠大道；政客、記者、商界領袖對他頂禮膜拜，視其為神；今天我們知道，那些評論家都是錯誤的因果關係的犧牲品。Dobelli 認為，美國與中國的共生現象對美國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要比貨幣政策重要得多；說得極端點，美國的經濟在當時發展得那麼好，純屬格林斯潘走運。
二零零八年禍及全球的華爾街海嘯爆發，格林斯潘承認事前完全看不到徵兆，他的神話就破產了。
在複雜的客觀世界，事情的成因不易弄明白，表面原因可能並非生成原因；一因可能多果，一果可能多因。這常形成關聯謬誤，誤把表面有關聯的事情視為因果關係。例如調查發現上教堂的人以長者為多，就說信教讓人長夀就輕率了。
人有兩種思維方式，一是直覺的、機械的、直接的，二是有意識的、理性的、緩慢的。諾貝爾經濟學得獎者 Daniel Kahneman (丹尼爾．卡尼曼)的 Thinking, Fast and Slow (《快思慢想》/《思考，快與慢》)一書說的就是這這兩個思維系統，一憑個人有限經驗敏捷反應，另一則要靠人積極調動去運作。
卡尼曼說，我們往往過於自信而高估了對世界的了解，而不知道無知之下低估了事件中存在的偶然性。
對「打針之後死亡」，你該「快思」?還是「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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