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非理性」下的民主

古希臘文明對人類的一大貢獻，是發現人有思想法則，據此可以發現「理」，掌握「理」，這能力就是理性。西方把理性用於自然，產生了科學；用於經濟活動，產生了市場經濟； 用於管治，產生自由主義、民主制度。這些都基於人是理性的設定。

可是人是不是如設定的那麼理性? 人有可貴的思辨能力，同時又受利益、欲望的驅使，一點蠅頭小利也可能讓人見利忘義。何況，思辨理性不如人們想像的可靠。思辨理性用於數學只會得出一個答案，但用於人的行為會得出不止一個答案，而且答案只是「可能」，不等於真實。 近代的研究發現，人有理性，同時亦有不理性。行為學研究的非理性行為，有些很古怪，但亦會看來「正常」得很。商人最懂得操弄人的非理性弱點，讓你家裹堆滿各種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東西。這些大家都存在的非理性可稱為「理性的非理性」，是受到各種利益左右、自以為是的非理性。  

美國行為經濟學家卡普蘭 (Bryan Douglas Caplan，George Mason 大學教授) 二零零七年出版了 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 (理性選民的迷思) 一書，說的不僅是行為經濟學，也是公共經濟學，尤其是關於共眾選擇的理論，從人的理性非理性去探討為什麼西方民主社會會選出不稱職的領袖，進而制訂出壞的經濟政策。《紐約時報》著名專欄作家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曾譽之為當年「年度最佳政治類書籍」。

他認為西方選民非理性基於四種偏見：反市場偏見、排外偏見、製造工作位偏見、悲觀偏見。從西方各國選舉看來，四種偏見都有增無減。剛舉行了的美國大選，更是一個集中的大型展示。

以創造就業職位為例，卡普蘭指出經濟增長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結果，不等同於創造了多少就業職位。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反而會撤銷了某些就業機會。最明顯的是，二百年前，95% 美國人是農民，如今僅為 3%。富餘的勞動轉移到了城市的製造業部門。

他指出，人們一般在就業、購物、招聘員工、制訂商業策略時是理性的，若不理性而為，會要付出沉重金錢代價。

在不花錢，相反會得到經濟利益時，人就可能非理性起來。於是一個種族主義的雇主也會雇用黑人，因為黑人工資低廉；一個保護主義者也會購買質優價廉的進口貨。投票取向是另一回事。投票選擇的政治信仰可免費享用，可滿足心理信仰，可建立自我形象，可消耗到消耗不起為止。

對於選民，有「理性而無知」(rationally ignorant) 之說。卡普蘭認為，選民與政客都要對西方民主之衰敗負責任。政客知道哪些經濟政策對公眾有利，也知道公眾不歡迎哪些政策，但他們最關注是怎樣才可以當選，以及怎樣才不會被選民拋棄。

在選民與候選人都「理性的非理性」計算下，選舉結果會是什麼?實例不勝枚舉，眼前犖犖大者是美國大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