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國家財政部國庫司發布的《2018年財政收支情況》，二零一八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中的醫療衛生與計劃生育支出為1.57萬億元，同比增長8.5%，佔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 7.1%。增長幅度頗不小，可是攤分到國民頭上就每人一千元多一點。
據王紹光文章的數據，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衛生總費用中36%來自政府預算，本來就不高的數字此後逐年平均下降一個百分點，到二零零零年降到14.9%。
與此同時，社會支出的份額（公費醫療經費）也從44%下降到24.5%。居民負擔的比重則節節攀升，從一九八零年的23%上升到二零零零年高達60.6%。內地宣稱信眾不用看醫生的邪教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
相比之下，在OECD三十餘個發達國家中，政府承擔份額小於70%的只有五個。
王紹光的文章引述了世界衛生組織二零零零年對191個會員國的衛生系統分三個方面進行的績效評估。在衛生負擔公平性方面，中國竟然排在第188位，倒數第四。此前二十年，世衛對社會主義中國的公共衛生體係可是讚不絕口的。
在醫療向城市、向市場傾斜下，中國醫療機構與設施的使用效率下降，醫療機構的門診量和住院量雙雙下滑。不是中國人生病少了，而是醫療費不斷攀升，抑制了城鄉居民的有效需求。全國醫院的病床使用率在八十年代一直維持在80%以上；進入九十年代便一路下滑，到沙士發生的時期跌到60%。
中國人預期夀命的增長，就是這樣失去上升動力的。
王紹光指出，非典危機值得汲取的教訓不能限於經濟方面，還必須重新認識「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應指全體公民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全面進步。
正當新冠病毒肆虐的高峰期間，《廣東社會科學》重刊了鐘南山，王經倫研究組的《我們是否吸取了SARS留下的教訓？》文章，原文發表於二零零五年，原標題為《抗擊SARS實踐與新人文精神的思考》，從抗擊SARS的實踐探討「以人為本、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是人文精神的實質和核心價值」；探討「作為人自身在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諸方面如何自我提升、完善和超越」，提出人屬於自然，「作為萬物之靈的人與並非萬物之靈的其他生物一樣，都唯有親近自然、善待自然」。文章認為「SARS事件警示我們：經濟發展並不等於社會進步，經濟發展並不等於人的發展。」
文章亦從公共衛生角度提出，「必須建構和完善政府決策與社會應急機制，增強我們應對自然災害和突發性事件的能力」；「必須加大公共衛生事業的投入，樹立『預防為主』的方針，改變發展醫療衛生事業過度市場化的傾向」；糾正「重治輕防」的偏差。
中國的公共醫療服務儘管不盡完善，但亦在不斷改進，自改革開放以來進行過多次「醫改」。目前全國統一城鄉居民醫療保險的制度就是二零一六年後逐步建立起來的。這次新冠危機中由阿爺埋單包醫的氣概，也是中國特色醫療制度的一部分。
新冠病毒給中國帶來空前的沉重打擊，想必亦予人巨大警醒。
（三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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