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重新認識口罩的作用

新冠疫情瘋狂擴散，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最新全球總病例統計已達 741 030 例，一百萬大關眼看就會突破。疫情讓人震驚之餘，也讓很多人奇怪，口罩的作用仍然未受到確認。

只要實事求是的看一看全球疫情，就明白口罩對遏止疫情擴散有沒有作用：凡是民眾廣泛佩戴口罩的地方，疫情都管控得較好，其中中國內地本土病例「清零」後已在穩步恢復生產；而由上向下宣傳有病才戴口罩、沒病不必戴的地方，現在都失控了，歐洲諸國、美國都成了「震央」。

醫學用口罩的歷史不長，只有百餘年，是一八九七年才出現的。首先使用的是法國外科醫生 Paul Berge。到一九一八年，源自美國的「西班牙流感」肆虐全球，口罩成為普通市民自我保護的恩物。那時，人們沒有有病才戴、沒病不戴的戒條。

戴口罩有沒有用，公眾其實不必宣傳教育，因為大家都看到醫護人員在佩戴以保護自己。口罩不可能只對醫護人員有保護作用。

多年來，中國大陸到了流感猖獗的秋冬季節都會有很多人戴口罩，五六十年代以來就是這樣。中國當時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後，醫療衛生工作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為目標，採取低成本較低的預防為主方針，赤腳醫生起着巨大作用。棉製口罩既可的防病，又能禦寒。那時，煤是百姓主要的煮食和取暖燃料，空氣污染嚴重，而人人都騎自行車上班上學，面上的口罩就有多種功能，人人都習慣戴上，特別到了冬季。

新中國建國七十年，人均夀命一直穩步上升，前三十年每年平均增夀一年。口罩在這奇蹟的創造中發揮了巨大力量。

後來摩托車興起，又多了適合摩托車騎士的口罩。越南大小城市的馬路，摩托車多如過江之鯽，騎士口罩需求巨大。早幾年到河內和胡志明，都對街邊口罩攤檔的貨色琳瑯滿目稱奇。日本亦有戴口罩的文化，要防的主要是花粉，口罩設計得雅致，與越南之通俗粗獷大異。

二零零三年的沙士一役，進一步鞏固了東亞的口罩文化。中國新冠疫情一發生，不必中央號令，全球搶購口罩的行動開始了，很多是海外華人自發的。據說，從全世界購回的口罩達 20 億個。一些外國政府也挺配合，主動援華的物資包括口罩，它們可能真沒想到自己有必要作儲備。如今，口罩流轉反向了。

一些國家似真箇後知後覺，一直到今天仍堅持原來的防疫口罩指引，認為除非受到感染，不必戴口罩，雖然有時會有個附言，就是勸籲群眾把稀有的口罩留給有需要的醫護人員使用。後面一個更重要的事實，是政府對疫情的嚴重性估計不足，口罩和其他防護資源缺乏充足的庫存。

到多國醫療系統瀕於崩潰的今天，這嚴酷的事實已充分暴露。口罩的重要性也在這時刻逐漸重新獲確認。一個例子是，法國向中國下了個十億口罩的訂單，包括7400萬個 N95。

美國權威的《科學》雜誌三月二十七日刊登了對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的採訪，其中問到其他國家在疫情中犯了什麼錯？高福答得直白：「在我看來，美國和歐洲國家最大的錯誤就是，人們不戴口罩。」道理很簡單：「許多人是無症狀感染，或還沒有出現症狀，如果他們戴着口罩，可以防止攜帶病毒的飛沫感染他人。」

美國：竟是健康安全指數最高國家

JHU的「全球健康安全指數」地圖，黃色表示對疫症準備充分，橙色
表示準備較充分，紅色表示準備不足。

這幾天，打開電腦都先看看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HU）的最新全球疫情統計。今天吃了一驚，美國的確診數一舉超越意大利和中國，世界第一了。全球數字突破了五十萬。這可說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因為多天來的疫情發展趨勢已預示了這個必然發展，但沒有想到美國從後趕上的「後勁」這般凌厲。

關心美國疫情的，近日可能都會常上JHU的疫情網頁看看最新發展。本來，發布有關統計的最權威機構該是美國疾控中心（CDC），可是疫控中心從二月下旬病例加速增加開始，一度停止更新數字，說要看統計去看各州公布的好了。不知到那一天，才又發布全國統計，數據說是每天中午更新的，但很落後於疫情。譬如此刻，美國確診數只有 68 440 例，而 JHU 的統計已達到 85 991，世界第一了。

美國疫情惡化到這地步，讓人大跌眼鏡。紐約一名急症室醫生接受 CNN 訪問說：「我們沒有機器、沒有病床。 想想吧，我們是在紐約，但這一切卻正在發生，就像一個第三世界國家的情景，真是令人震驚。 」這位醫生曾到非洲參與對抗伊波拉病毒，他說當年不害怕，因為有充分的防護裝備；現在卻對致死率低很多的新冠病毒害怕了，因為防護資源嚴重不足。

同時看到，美國有護士要拿垃扱袋作防護衣；又有護士因為醫院不能提供適當裝備，戴上自備的 N95 口罩，反被革職。

病人大增的同時，醫療資源嚴重短缺，疫情進一步惡化看來難以避免。紐約市長比爾·德·白思豪警告，紐約市會有一半人（約四百萬人）染病。儘管他指出 80%會是輕症患者，但其餘 80 萬重症患者應付得了嗎？

這情況相信是很多人預料不到的，有違大眾的「常識」。JHU 有個「全球健康安全指數」（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是對 195 個國和地區衛生安全的評估和比較。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大國，以總分83.5 排列榜首，在很多細項如實驗室系統、流行學人力、緊急預備與反應規劃等都名列第一。

新冠疫情是一次防疫的大考，是一次實戰檢驗，各國的表現呈現在世人面前，只要不是心迷眼瞎，都會有公論，自吹自擂沒有用。美國《大西洋》月刊網頁三月二十五日刊載一篇題為How the Pandemic Will End（疫症大流行將怎麼結束）的長文，已根據美國近三個月來的表現出論斷：「幻象破滅了。儘管新冠肺炎在其他國家擴散，提前若干月給美國預警，美國受到考驗時，『肥佬』（失敗）了。」

喬治城大學研究傳染病法律與政策的學者Alexandra Phelan就美國在新冠病毒檢測這麼簡單的事情上竟然「徹底失敗」，表示「難以想像」。

在「全球健康安全指數」中排第二位的是英國，接着是加拿大、澳洲、荷蘭。中國 48.5 分，排51位。整體平均分是 40.2。── 這是不是有點「搞笑」？

疫情：夏天會消失？秋冬會重來？

全球疫情圖

據世衛組織的最新統計，新冠病毒已蔓延到 196 個國家和地區，差不多可以說，全球不能倖免了。這也意味着，新冠病毒很可能不會如疫情初起時一些專家預測的，會隨着北半球變暖而消失，而可以成為季節性流行病，像流感一樣。

美國知名病毒學家何大一日前被問到新冠病毒會不會季節性流行時指出，新冠肺炎不同於沙士的一點是，它已在人口中建立強大據點，比沙士強大 25 倍 ── 這倍數如今應已被幾何級數地翻越 ── 連南半球的澳洲、南非、巴西、阿根廷都有社區傳播。這樣，北半球或許可以到天氣回暖時緩一口氣，但南半球的疫情擴大後，到了冷暖再循環時，疫情可能又向北半球回歸，就像流感一樣。

他說：「這當然還屬猜測，可是流感的表現正是這樣。」

回顧二零零三年的沙士，世衛組織列出的受波及國家和地區共 29 個，主要在中國，全球病例 8096 個，死亡 774 人，從三月到九月擾攘約半年後消失。南半球只有澳洲、新西蘭、南非有病例，加起來僅八例。

一比較，可見今天疫情之兇悍猛烈。

沙士病毒還來得及展現在不同季節、不同溫度、濕度環境的生存與殺傷能力，就消失了。新冠病毒雖在結構上與沙士病毒很相似，但不能因此推斷它也會在幾個月後消失。

世衛本月初曾說，仍難以根據新冠病毒一個季度的表現窺測它的未來動向，仍沒有足夠理由相信它在不同氣候環境下會有不同表現。

哈佛大學流行病學家 Marc Lipsitch 認為氣候對新冠病毒的影響微乎其微，而「沙士不是死於自然」，而是在極嚴格的共衛生措施干預下「被殺滅」的。

在發現的七種冠狀病毒中，有四種對人無害。英國愛丁堡大學傳染病中心的科學家十年前曾發現，其中三種有季節性表現。據病人呼吸道病毒樣本研究，三種冠狀病毒活躍於十月到來年四月，表現與季節性流感相似。但第四種從病人免疫系統檢得的病毒，時序的活躍度隨意得多。

冠狀病毒屬於一類「包裹病毒」（enveloped viruses），有個油脂質的外殼。有研究發現，其他同類病毒的外殼較不耐熱，而在溫度較低時會凝固，病毒因而得到保護。大部分這類病毒都有較強的季節性。

研究也發現，在溫度 21-23C，相對濕度40%之下，新冠病毒在塑膠、不銹鋼等硬面上可以生存 72 小時以上。還有研究發現，它在 4C 可以生存 28 天以上。

不過，新冠病毒對氣環境確有偏好，與氣溫、風向、相對濕度有關。從疫情地圖可以看到，爆發最激烈的地點主要在北半球北緯30 至 50 度的環球地帶，顯示較偏好溫帶較涼快和乾燥的環境。熱帶地區相對而言，疫情較輕，但印尼和一些非洲國家也有病例。

傳染病大流行，並不只取決於氣候。歷史上為害最烈、最廣的西班牙流感，肆虐高峰期就不在秋冬流感季節，而在夏天。

同樣重要的是，病毒傳播也取決於人的行為習慣。

美國：口罩背後的悲涼

讀到美國醫生 Adrien Burch 在 Medium 平台上一篇關於口罩的文章，標題就指出「你聽過的可能不對」（What You Heard Was Probably Wrong）。

文章主要面對美國公眾，是針對美國人對口罩的普遍認識而言的。疫情爆發以來揭示的一個東西方化分歧，是誰該戴口罩。疫情下，西方人認為有病才戴；東方人認為沒病要戴，有病更該戴。香港街頭可見，西方人鮮有佩戴的，中國人都戴。

文章介紹了諸多關於口罩防止病菌病毒感染的研究。譬如，美國著名的醫學資料庫 Cochrane Review 有一項關於非物藥手段對防止呼吸道病毒作用的研究，從三千幾篇研究報告篩選出 215 項，作綜合比較。其中七篇涉及口罩（N95 與醫用口罩）防衛 SARS 的作用，當中六篇認為有「重大防護作用」，主要是就醫護人員而言，

另一篇北京沙士時期對社區感染情況的研究發現，經常戴口罩（普通的醫用口罩）可以把感染風險減少 70%。Cochrane Review 那篇報告並指出：沒有證據顯示較昂貴而令人不舒服的 N95 勝過普通口罩。

文章說的，對很多中國人來說庶幾屬常識了，但對自小就被告知病了才該戴口罩的人來說則是新知。

文章到最後，讓人覺悲涼。作者告誡人們，大疫臨頭，都該戴口罩，奈何美國一罩難求，「政府因此不能硬性規定我們都佩戴，那怕佩戴是明智之舉」，「我們唯一的辦法是用布、用手邊可得的各種材料自製口罩」；理論上，布口罩的保護作用與醫用口罩相仿。

文章說，在疫症大流行開始之初，醫療物資短缺，叫人不用戴口罩可以抑制對口罩的需求，「是有價值的戰略抉擇」，但如今，公眾需求已不會威脅醫務供應，因為公眾和醫院都難望得到新口罩。因此現在得轉檔了，要向公眾宣傳戴口罩的好處；要討論怎樣讓我們的醫護人員戴上迫切需要的口罩，哪怕我們可以送上的不過是自製口罩。

文章下面有多條鏈接教人 DIY 製造口罩的，包括一條香港的，教人用廚房紙、紙巾造口罩。

美國到這個時候還缺這缺那，真叫人着急。今天讀到英國劍橋大學政治和國際研究系高級研究員馬丁·雅克（ Prof Dr Martin Jacques）十天前一篇文章，其中說到：「回首一月時，他們（西方國家）指責中國政府延宕了兩星期；如今，全世界都見到，西方各國政府浪費了兩個半月。」

他提醒人們：「就中國而言，決不要忘記那是全新而神秘的挑戰。後來的國家都可以從中國的經驗中學習。中國甚至不知道那是什麼病毒。它要弄明白這是從未見過的病毒，然後排出它的基因序列，並立即與全世界分享。」

美國昨天新增確診病例近萬，總數達五萬五千多例。照這樣幾何級數上升下去，說不定幾天之後，就超過意大利（六萬九千餘）和中國（八萬一千餘）。可是特朗普叨念的是盡快重啟美國經濟。美國歷史上，有哪位在任總統能夠在經濟衰退下連任？

紐約：疫情下瀕於崩潰

大量港人自疫情惡化的歐美國家緊急回港，香港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徒然增加，本來稍為放鬆的社會氣氛又一下子拉緊了，最新的累計確診病例急升至 356 例。

可是，你能想像香港受感染人數上升到破萬嗎？這樣，我們的城市裡會是怎麼個景象？這意味着會有約二千名重症患者，有數百人屬於危重症。香港每十萬人有 3.5 張 ICU 病床（五年前數字），總數不到三百張，能應付這巨大壓力嗎？真難以想像。

這其實正是華爾街所在的紐約市的情況。

剛才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HU）查看到，紐約的確診病例從昨天約九千急升到了 13119 例。紐約市人口只比香港多一百萬，按比例推算，相當於香港有一萬一千人確診。難怪紐約州和紐約市都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了。按目前趨勢，確診人數每兩三天就翻一番。

紐約市所在的紐約州，整體情況不妙，最新確診數達 23 230 餘，佔全美一半有多，佔全球的 6%。按人口比例，紐約州的疫情比意大利還嚴重。

這些數字其實又不一定反映實際情況。疫情急劇爆發後，紐約州州長科莫大力推動抗疫，其中之一是向聯邦爭取檢測權。據紐約 Intelligencer （《情報員報》）昨天（二十三日）報道，紐約進行了近八萬餘例檢測，紐約市約佔六成，檢測出數量巨大的病人。相比之下人口多一倍的加州只做了二萬六千例，若同紐約一樣做檢測，確診數可能上幅上升。

Fauci  （右）在白宮記者會上對特朗普的胡話引俊不禁而掩面，
後來被 Science 的記者問及，答曰「不予置評」。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近半數確診者不到 45 歲，男性佔 57%。

還有：13% 是在醫院交叉感染的。這反映了醫療系統內設施、資源、應急能力不足，正瀕於崩潰邊沿。

科莫頒布緊急命令，要求醫院把收治能力提高百分之五十，增加病床、病房。紐約州有病床 53 000 張，可是醫療人員說，要有 113 000 張才能應付，相差一倍。ICU 床位就更短缺，目前只有 3 000 張，可是新冠病人的需求是 18 000 至 37 000 張。更不要說人手和配備的增加了。

科莫日前能在電視觀眾面前公開要求總統特朗普調撥聯邦資源、調動軍隊援助，兩人隔空吵了起來。特朗普則認為這是州長自己的責任，後來才在壓力下，調派軍方一艘醫療船到紐約去，也調動工程兵到曼哈頓和紐約市郊建造七所「方艙醫院」。

這其實涉及美國聯邦體制問題，責任搞不清，平時互相扯皮不打緊，一旦出現緊急狀況，問題就大了。卡特里那颶風等災難已一再暴露問題，可是不了了之。紐約州長、市長都正好是民主黨人，今年是大選年，親疏有別，共和黨的特朗普就公然予以冷待了。

號稱世界領袖的美國的總統自疫情以來的表演真讓人歎為觀止。《科學》雜誌網頁剛刊出了一篇對 Anthony Fauci （美國敏感症與病研究院院長）的訪問，這位矮個子院長連日來都與朗普一起在疫情記者會上露面，以專家身份回答記者的問題，且以一再糾正特朗普的胡話受人注意。

訪問中記者說，大部分人都認為你在記者會上表現出色，你代表了真相和事實，可是還是有人（指特朗普）說假話、非事實的話啊。Fauci 解釋一番，最後說：「我可不能搶過話筒，把他推倒啊。」

今天在電視新聞見到，記者會上，Fauci 不見了。可能特朗普終於對他忍無可忍。

何大一：抗疫各種失誤的源頭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最新疫情統計

新冠肺炎在全球的蔓延速度超乎人們想像，一個地方若不早作防備 ── 主要是早發現、早隔難 ── 一旦失控，感染人數就以幾何指數的速度飆升。不久前還掉以輕心的美國，如今的確診人數已急升到三萬五千餘例。

若對之難有準確概念，可以用中國作參照。中國人口大概是美國的四倍，把美國的數字乘四，可知道換了在中國是怎麼個狀況。一算，竟是相當於中國有十四萬餘人染病。中國確診人數在八萬一千餘例左右就到遏制住了。換言之，美國疫情比中國嚴重75%以上，而且遠遠未知什麼時候才見頂。

以發明雞尾酒療法醫治愛滋病知名的美國病毒學家何大一日前接受訪問，被問到對美國疫情看法時說，美國確診病例 ── 那時是10,400 例 ── 顯然被低估了；美國檢測之不足讓人尷尬，「這絕對是領導失敗」。

他沒有明說是政治領導的失敗，還是防疫領導的失敗。從實際情況看來，兩者兼而有之。

紐約已成為重災區。何大一在訪問中一開始就說：讓我給你說說我在紐約約這裡見到的情況：我們大約兩星期前發現首宗病例，之後以每兩天三倍的速度增加；在 Presbyterian 醫院，拭子取樣約 25% 呈陽性；在郊外社區，約 10% 呈陽性；「因此可說，病毒到處都是」。

截至昨天（三月二十二日）晚上，紐約州已有一萬五千餘確診病例，其中紐約市約佔九千。對比之下，香港人口比紐約市少約一百萬，而最新確診僅為 356 例，少八千幾例。

何大一把這稱為一場美國災難，一場現在才呈現出來的「慢動作災難」（a slow-motion disaster），而這其實是可以避免的，「美國反應的種種失誤幾乎都指向一個源頭：美國沒有充分檢測。」只有檢測能就每個疫症大流行提供最重要的答案：當下有多少人染病。

他就美國全國估計：美國不作檢測、不作為，每六天，染病人數就翻一番。

據三月十九日的數據，南韓的檢測達到每百萬人五千多次，而美國只有約一百次，相差達 50 倍。

關於檢測，他指出人們說的都是核酸檢測（PCR），鮮有人說抗體測試（antibody testing），而這是打贏這場疫戰的重要武器。他說美國很多實驗室現在都能做抗體測試，以調查本社區例如紐約中有關病原的外顯率（penetrance），以了解社區受感染的程度。對愛滋病毒HIV和很多其他疾病都有這種測試，刺一滴血，十五分鐘就知道結果。

何大一說，中國、南韓、歐洲都已採用這種快速測試。有關生產商一天可以生產一百萬個檢測劑。不過在美國，FDA（美國食物藥物管理局）的動作「非常非常緩慢」，以保護公眾為名未予批準使用。何大一說：「照我看，這延緩弊多於利。」

美國無疑至今是世界第一強國，從經濟、軍事、科學皆如是，但新冠病毒爆發了疫情，也暴露了美國更大的安全隐患，很多匪夷所思。其他國家和地方亦有類似情況。能不能在這百年一遇的全球瘟疫中吃一蹔長一智，從危中得到機，從禍中得到福，將是各國本世紀的最大競爭。

西方沒有海圖，儘管中國繪出來了

「新冠病毒大流行」派對

英國 BBC 一篇解釋英國當前防疫措施的報道，在談到措施會有什麼效果時說：「我們正處身於沒有海圖的水域，因此沒法預測。」

確是這樣。近日每天起來，都發覺疫情失控的西方各國有新措施推出，封城封國、派錢減息、緊急立法、軍隊上街、軍車運屍等等。昨天剛剛信誓旦旦誇下的海口，今天可能就不動聲息地掉進字紙簍了，「變臉比翻頁還快」。難得的是台上唱戲的政客都面不變色心不跳，沒有絲毫臊色。這樣的朝令夕改讓人眼花繚亂，讓國民不知所措，英國 BBC 因而解釋一番。

可是你在台上歇力地唱，台下只顧喧鬧，並不當回事。倫敦超市的貨架儘管被搶空了，可是酒吧依然擠得滿滿的。首相約翰遜頒下種種禁足令後，電視台抓到他愛浦吧的老父，老頭子卻道，要去還得去呀，人家酒吧要做生意呢。美國不遑多讓，老人易中招，後生舞照跳 。基至有縱樂者把新冠狀病毒稱為 Boomer Remover，即「（戰後）嬰兒潮一代（老人）的清除者」。

進入「沒有海圖的水域」這話，其實更適用於中國。武漢發現新型肺炎時，面對的是一個完全陌生的敵人。可是過了兩個多月，中國已用自己的犧牲和努力，提供了大量可貴的反面教訓與正面經驗，有完整的示範。嚴格來說，其他國家，尤其是疫情發展滯後以月計的歐美，進入的已不能說是「沒有海圖的水域」。海圖已存在，儘管未臻完美。

中國海圖未必放諸四海而皆準是事實，洋為中用，中為洋用，都不能照單全收，國情不同之故，特別是西方國家。可以見到，一些國家在疫情惡化下紛紛下令封城，推動社交隔離，意圖盡量拖延疫情，把徒升的疫情曲線拉下來，以避免醫療系統崩潰。可是成效都欠佳。

西方抗疫為什麼學不了中國？旅法學者宋魯鄭列出四大原因：思想僵化、政治弊端、經濟結構、文化差異。

思想僵化是指西方傲慢自負、自我感覺良好，認為民主制度在抗疫上具有無可辯駁的優越性，不屑學習中國。

中國（紅）與海外（藍）新增確診趨勢圖

政治弊端是指政治權力臣服於資本和大眾。政治人物為了選票，既要討好資本勢力，又要討好選民，最關心的是疫情對經濟的損害，而不是人的生命。民主制度下中央對地方民選官員沒有約束力，對地方官員不配合，中央政府沒有辦法。

經濟結構是指製造業空心化，比如歐洲只有三家口罩工廠，美國的口罩90%來自中國。法國的醫療產品80%以上來自歐洲以外，其中60%來自印度和中國。

文化差異在疫情危機有顯著的表現。中國文化有危機意識，人們懂得積殼防飢、未雨綢繆，人人都量入為出，多少有積蓄；西方人則愛及時享樂，美國人一半沒有儲蓄。中國崇尚集體主義，西方是個人主義。誰該戴口罩之爭也是文化不同之反映。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文揚，今天刊文探討疫情中的文化因素，提到美國《國家評論》雜誌（National Review）上有智庫學者通過兩個月來在亞洲旅行觀察到：「亞洲國家應對疫情有着自己的方式」，而「目前，關於我們擁有戰勝疫情能力的最振奮人心的消息，來自於我們大致可以稱之為『儒家世界』的地方。」西方也自有他們的方式，不過至今未能振奮人心。

英國說有海圖或許也是對的，東方的海圖不適用於他們。那就繼續多費時間摸着石頭過河吧，繼續零感染的中國也是這樣走過來的。

病毒源頭，從梅毒到流感

病毒、病菌一直陪伴着人類成長。隨着人的認知提高，很多病毒、病菌的來龍去脈弄清楚了，知道是從哪種生物傳染得來的，可是要確定原發點的時間和地點，仍然困難，有些千百年成謎，不宜信口開河。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陳平今天在一篇文章裡拿梅毒作例子說明：西方主流文獻通常說梅毒起源於北美洲的印第安人；據說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西班牙水手把梅毒帶回歐洲，傳遍地中海地區，可說是「西班牙病」；拿破崙攻佔意大利，瞧不起法國的意大利人把它稱為「法國病」，波蘭、德國等國家都這麼說；法國人卻反稱之為「意大利病」；梅毒由波蘭傳到俄國，俄國就稱之為「波蘭病」；穆斯林的奧斯曼帝國（今天的土耳其），大而化之，稱之為「基督教病」。

可見，把偏見投射到疾病之上不是新鮮事。特朗普口沒遮攔把新冠狀病毒叫作「外國病毒」、「中國病毒」，不少西方媒體一樣缺乏基本的新聞操守而起哄，不妨視之為西方種族主義、好鬥文化的沉渣泛起。

傳染病在不同地方存在，不少來自受人馴養的動物。疾病又通過民族、國家間的交流而擴散。歐洲有強烈的向外擴張傾向，哥倫布的航海大發現把擴張推向高潮，出現了所謂「哥倫布大交換」(Columbian Exchange)。好的一面是形成物資大交流、交換，玉米、土豆、花生、甜薯、馬、羊、馬、先進技術等被推廣到各地，促進了糧食、人口、社會的發展。不好的一面是傳染病擴散了，全球受害。

歐洲固然因為梅毒等受害，美洲的印弟安人、澳洲的土著更慘，幾乎種族滅絕，殖民者帶來的霍亂、流行性感冒、瘧疾、麻疹、鼠疫、猩紅熱、天花、結核、傷寒、黃熱病等，把毫無免疫力的印弟安人、澳洲土著病死大半。死不去的，「群體免疫」了。

想不到英美政府面對新冠病毒不思進取之下，竟對自己的百姓祭出這「殺手鐧」來。

美國（北美洲）似乎與性病有緣，除了臭名昭著的梅毒，源自非洲的愛滋病是傳到了濫交成風的美國才得以「發揚光大」 ，最後危害全球的。

美國也是流感的溫床。最猖獗的一九一八年流感大流行，一直被稱為「西班牙流感」，而據後來的考證，源頭其實是美國堪薩斯州的農村，傳染到美國軍營後，在美國流竄多地，才由美兵帶到歐洲，以至全世界，造成至少五千萬人死亡。

二十世紀有過三次典型的流感大流行，除了一九一八年，還有一九五七年、一九六八年兩次，都與香港有關。一九五七年的一次稱為「亞洲流感」，一九五七年五月首先在香港發現。一九六八年的一次就索性稱為「香港流感」。所幸是，兩次大流行的死亡率都不高。即使這樣，香港人一定反對把這兩次流感的H2N2、H3N2 稱為香港病毒吧？

一個病首先在某個地方發現了，不等於當地就是發源地，這是科學問題。鍾南山昨天（三月十八日）在廣州說：「病毒源頭和疫情發生不一定是一回事。 （一九一八年）H1N1首先在墨西哥發生，你能說他是墨西哥病毒嗎？ 二零一二年Mers在沙特發生，你能說他是沙特病毒嗎？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在中國、武漢，不等於他的源頭就在中國。現在沒有證據，這是科學問題，科學問題和政治問題是兩回事。通過分子生物學的觀點是可以搞清楚的，現在沒有搞清楚之前就下結論是不負責任的。」

可自稱天才的美國總統就這般不負責任。香港也不乏不負責的傳媒和個人滿口「武漢肺炎」。

兼善天下 vs 獨享疫苗

「消失吧，黑夜！黎明時我們將獲勝！」 馬雲運往意大利的
捐贈物資外包裝上，印上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的歌劇《圖蘭朵》
一段詠嘆調的歌詞和曲譜。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二千多年前這古訓，不少中國人至今以之為立身處世格言，國家作為延續中華文化的主要實體，同樣以之指導行止。

中國自晚清道光以來內外交困，飽受欺凌逾百年，一窮二白是幾代人的記憶，只能獨善其身是為常態。因為世界上沒有誰會幫你，也沒有誰能幫你，因為中國太大，誰都馱不動。

確也有一些好心人伸出了援手，那怕杯水車薪，不起根本作用。不過中國人依着「滴水之恩，湧泉相報」之另一古訓，到中國能夠相報時，不會吝嗇自己的力量。中國人相信天理有循環，禍福會相倚，順逆在恆變，山水有相逢，誰知道什麼時候世界會來一個誰都措手不及的變臉？

疫情今年以來發展，就真讓人開了眼界，變臉不斷發生。內地有個網上用語叫「活久見」，是說活得久了，就什麼稀奇古怪、難以想像的現像都會見到。搞創作的要有豐富的想像力，寫小說、繪畫、作曲……都一樣，但都要從超乎想像的現實世界中汲取養料，或「師造化」，或採風，或「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這幾個月，世界光怪陸離，幾乎每天都能讓人瞠目結舌，有些讓你感慨萬千，有些讓你意氣難平，總之是讓你更透徹地看清楚世界的人和事，至於能否讓你如醍壼灌頂、智慧升 le，是另一回事。

今天早上讀到一段消息，就反映出一個本以為普世的價值觀在受到嚴重挑戰。

據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意圖「買斷」德國正在研製的新冠病毒疫苗，讓美國獨家享有。德國多位內閣部長和議員對此大為憤怒。德國《星期日天地》（ Welt am Sonntag）在頭版的有關報道題為「特朗普vs柏林」，意思是這是特朗普對整個德國的挑戰。

據報，特朗普對正在加快疫苗研製的德國公司 CureVac 開出十億美元價錢，以求疫苗「只向美國供貨」。但德國經濟部長 Peter Altmaier 對有關報道回應說：「德國是非賣品。」疫苗這樣賣給你，等於把德國都出賣了。

外長 Heiko Maas 說，德國研究人員領先世界的藥物和疫苗的研究，是全球合作網絡的一部分。德國議會健康委員會一位議員說「如今重要的是國際合作，而不是國家私利。」德國人還指出，宣揚美國優先的特朗普追求的恐怕還不是美國的利益，而是竸選連任的個人私利。

疫苗研發是是個頗為漫長的過程，而且要面對病毒可能變異引致的失敗。沙士因而至今沒有針對性的疫苗。疫苗應用起碼是一年後的事，特朗普關心的應該不是它的應用，而是年底大選的宣傳效應。

不過據 BBC 今天報道，Curevac 一名老闆說，如果一切順利，疫苗今年初夏便可以弄出來，然後經審批，到八月便能推出。這可謂神速。

「達則兼善天下」，中國如今還屬發展中國家，說不上「達」，但對一些有困難的地方伸出援手還是力所能及的，畢竟，很多求援的國家，規模上比中國小得多。它們的疫情在規模上相對於中國不算多大，但對這些國家可能是滅頂之災。更重要的是這些國家求助無門，連意大利向歐盟求助也毫無回應。中國自己救災，愛說「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可是在其他國家，大災來了就只存在受災「一方」，卻根本不存在支援的「八方」。

中國能做的，充其量不過是理應存在的八方中的一方。不過這樣仍然被一些袖手的人挑刺，如說，援助不是無償的，是商業買賣。即使這是事實，有什麼問題？如今的醫療物資就是戰略物資，英國法國都說進入戰爭狀態了。從口罩到呼吸機，全世界都在搶購，中國有得賣，願意賣，不囤積居奇，不是好事反而是壞事？

「消失吧，黑夜！黎明時我們將獲勝！」 馬雲運往意大利的捐贈物資外包裝上，印上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的歌劇《圖蘭朵》一段詠嘆調的歌詞和曲譜。《圖蘭朵》講述了一個名叫「愛」的王子拯救中國公主圖蘭朵的古老故事。中國一隊專家、幾十頓物資，一定無法獨力「拯救」意大利，但不敢忘記《圖蘭朵》中那怕是虛構的愛。

黑夜還未消退，黎明前的黑暗中，魑魅魍魎正囂張。

疫情有多嚴峻？轉個角度看看

庶幾可說，世界已陷入全球經濟衰退（global recession），就差數據公布了。

全球經濟近年每年約增長3.5 ~ 4%。據國際貨基金組織的定義，全球經濟下跌2.5%，就是全球衰退。英國《金融時報》日前已根據多位國際頂級經濟專家意見指出，當下已進入全球衰退。從上世紀七十年代算起，是為第七次，上一次是二零零八年發端於華爾街的金融風暴。

華爾街股市這重要風向標昨天下跌達 12.9%，創 33 年來最大單日跌幅，也近日來的第三次熔斷。美股16天內下降逾兩成，正式進入熊市，這速度比歷史上著名的一九二九年大蕭條的急瀉還快。

瑞士達沃斯國際經濟論壇網頁前天（三月十五日）發表文章，報道論壇邀請美歐經濟顧問就疫情引致大衰退(major recession)的可能性發表意見。美國專家組有 36 人回應：
強烈同意者 19%
同意者 44%
不確定者 31%
不同意者 8%
歐洲專家組 38 人回應：
強烈同意者 48%
同意者 34%
不確定者 13%
不同意者 4%

美國方面，強烈同意和同意的佔 63%，而歐洲方面佔 82%。可以看到，處於震央的歐洲經濟專家因為他們對疫情之嚴峻更有切身體會，對前景也更憂慮。美國的情況連日急劇變化，專家們今天的意見可能已有不少改變。

歐洲各國的疫情統計確實相當嚇人，如果連同人口基數計算，再與中國對比，畫面會更清晰，亦更「得人驚」。比如人口約0.83 億的 德國，昨天一天增加 1174 個確診病例，這相當於 14 億人口的中國一天增加1.98 萬個病例。0.6 億人口的意大利昨天新增 3233 病例，相當於中國一天新增 7.5 萬例。注意，中國如今的累計病例才 80 881 例，而意大利按比例一天就不多達到了。

用累計病例計算，更可怕。意大利昨天累計有 27 980 個確診病例，放在中國，相當於 652 866 例。65 萬餘，是中國如今累計確診病例的八倍！

美國如何？最新累計確診數 4629 例，相當於中國累計 2.0 萬例，相當於中國二月二日的情況。

這樣去比較一下法國、英國、西班牙等國的疫情，都會大吃一驚。

英國經濟學家羅斯義（John Ross）今天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疫情爆發之前，西方經濟就已陷入疲軟。美國和歐盟當前經濟周期峰值是二零一八年第二季度。從那時起至二零一八年第四季度，美國GDP增速從3.2% 降至 2.3%，歐盟GDP增速則從2.5% 降至1.2%。

新冠肺炎對長期病患者的殺傷力最大，疫情也因而對歐美經濟創傷更大。西方經濟陷入衰退看來不可避免，日本已提前衰退了。

羅斯義並指出，由於西方企業已經積累了巨額債務，疫情導致收入下降，企業償還債務將更困難，危機可能惡化到信貸等市場。這是多年來量化寬鬆、超低利率釀成的苦果。

歐洲經濟環境和疫情比美國惡劣，歐洲經濟專家對前景更悲觀也就順理成章。

資本效益第一，人命關天其次

今天是全球新冠疫情發展一個重要轉捩點：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統計，全球累計確診新冠肺炎病例超過16萬，中國以外累計確診病例突破八萬，達八萬六千餘。另據中國國家衛健委的最新數據，截至今日零時，中國內地累計病例為 80 860 例。即是說，國外病例已超過中國自去年年底以來累計的病例。

如世衛組織說，疫情的震央已轉移到了歐洲。

意大利的情況很可怕，昨天一天新增達 3 590 例。翻看中國的每日疫情紀錄，如果不計算二月十二日因為湖北把臨床確診病例也計算在內，而讓當天確診數字突然飆升到 5 090 例（含湖北4 823 例），日確診病例的高峰出現在二月三日，全國日增 3 887 例，其中湖北達 3 156 例。

也就是說，意大利的日增病例已超過湖北的紀錄。毫不誇張地說，今天意大利就是一個多月前中國的湖北。

中國的疫情曲線在二月三日達到頂峰後就徐徐下降，但意大利和歐洲的疫情看來還在登頂。西班牙、法國、英國……都在惡化，還有切斷了與歐洲人流往來的美國。

這當兒，一再有西方主流媒體驀然驚覺，中國以慘痛犧牲為世界爭取的二三個月可貴窗口期被白白糟塌了。幾個月來，西方只顧冷眼旁觀中國的「好戲」，只有少數國家在醫料物資、人員培訓、緊急預案等方面及時作了防備。

表現最難看的是英國，極端不作為下，索性破罐破摔，煞有介事地揣出群體免疫理論來，公然告訴國民，要讓他們六成以上染病以生成群體免疫力，好阻斷病毒的傳染鏈。也好防止醫療系統崩潰，更重要的是防止經濟崩潰。

不能說這毫無道理，接種疫苗也同這理論有關。人接種了疫苗可以產生免疫力，但不必也不可能保證每一個人都接種，但只要多數人接種了，傳染源就無法作惡。

疫苗都是有了充分研究然後推廣接種的。可是對出現才幾個月的新冠病毒研究仍然十分初步，不知道病愈後的免疫力有多強、能維持多久，而且新冠病毒很可能變異。悍然放任幾千萬人去染病，無異於拿他們的性命作賭注。

西方多個大國家目前疫情政策背後都一個思維邏輯，即新冠肺炎約八成為輕症，兩成為重症、危症，都沒有有效藥物可治，可是醫療資源有限。最合乎經濟效益的辦法因而是只收治危重症，其餘政府就不管了，請自我隔離，好自為之。

病人突然如潮擁至，有使醫療系統崩潰的危險，一月時猝不及防的武漢是個可怕的教訓，如今輕忽大意的意大利又重蹈了覆轍。但拒收拒治的更深層原因是計算經濟帳，看怎樣才符合資本效益，所謂「人命關天」是其次。這冷靜到以至冷酷的計算，完全是電腦式的運算，且有科學理論，可就是不涉人情。

美國有部得過五項奧斯卡大獎的電影《雷霆救兵》（搶救大兵瑞恩），講的是二戰中美軍不惜代價搶救一名二等兵的故事，因為軍方發覺他兄弟四人中有三人陣亡了。類似的西方價值觀宣傳，加上西方的人道、人權說教，很多人照單全收了。

可是一同眼前現實對比，西方在疫情政策上的表現，冷酷得難以讓人置信，一直掛在嘴邊的人道、人權呢？

確診人數背後潛伏着什麼

圖一：武漢疫情發展

新冠肺炎一旦在一個地方爆發，衛生部門會公布確診人數、死亡人數等數據，數字一旦達到某個量，人們就恐慌了，為的是不知道多少有病徵、沒病徵的病人潛潛伏在社區中。武漢的慘痛經驗，可以在方面提供什麼參考？

在博客發布平台 Medium (由推特聯合創辦人 Evan Williams 創辦）上，Tomas Pueyo 有一篇非常精采的長文，用大量數據和圖表對不同地方的疫情發展作出分析和推算，令人耳目一新。文章特別解釋了，為什麼一些地方的疫情出現爆炸性擴散，而一些地方得以避免。

各地疫情的發展，常以統計表展示，最常見的是以時間為橫軸，確診數或死亡數為縱軸，以曲線呈現兩者關係的發展。

圖二：中國湖北以外地區及南韓、意大利，伊朗的疫情發展

以武漢疫情為例，曲線從去年十二月緩緩上升，到一月二十日之後呈現指數式飆升，確診數成倍成倍的增加。到疫情一個多月在海外擴散，韓國、伊朗、意大利、法國、德國、西班牙……美國也紛紛發生這樣的徒升。這是否疫情發展的必然模式？

不是。中國湖北以外各省的曲線沒有這樣的徒升，即病人沒有爆炸性地指數式增加，都在除除上升後呈平台式發展。香港、澳門、台灣，還有新加坡、泰國等地都一樣。

關鍵在於它們都及時採取了果斷的措施，遏制了病毒擴散，特別是內地湖北以外各省市，在武漢一月二十三日封城之後即聞風而動，沒有出現第二個武漢。它們都汲取了沙士的教訓。

文章中有一個關於武漢的圖表（圖一，原載於《美國醫學會學報》〔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特別重要。它沿時間軸展示了確診數（橙色柱）與實際潛在的病患數（灰色柱）的變化。潛在病患數是逐個追查確診者出現病徵日子而推算出來的，確診者可能在若干天前就染病，成為潛在的傳染源。把兩者在同一圖表中呈現出來，可以見到在每日確診多少人的同時，社區存在多少未被發現的病人。疫情爆炸式發生之初、即呈指數式徒升時，日確診數雖然不大，但社區中其實已存在數倍以上的潛在病人。

圖三：香港、新加坡與意大利等國的疫情發展對比

根據新冠肺炎的潛伏期和傳染基數，再參照武漢的圖表，就可以根據一個地方的確診數和病死數，推算出實際存在的染病人數。文章作者 Tomas Pueyo 為此製作了一個應用程式。

他以美國華頓州有 22 病人死亡之日為例推算，存在的新冠肺炎病人約有一萬六千之多。22 死亡病人中有 19 人來自同一個老人院，如視之為單一的傳染源，推算的潛在感染者也有約三千人。

從這個圖表還可以看到，武漢一月二十三日封城之後，效果是立竿見影的，兩天後的實際潛在病人數即大跌，然後從一月二十六日的高峰逐日下降，至二月二日下跌到確診人數之下，但確診數要 12 天之後才到高峰回落。

從中也可以推算，封城若猶豫不決那怕拖延一天，實際病例數也會在指式飆升下大幅增加千百例。

面對新冠病毒這樣的可怕傳染病，抗疫就像打仗。打仗，兵貴神速，決策、動員、執行、落實都容不得半點拖延、遲疑、敷衍。否則，就會出現圖表上那些如箭脫弦的飆升。

檢測？不檢測？──背後的思考

對抗新冠肺炎的一個重要手段是病毒檢測，以早發現、早隔斷、早治療，可是各地政府對之取態大不相同。這涉及多方面問題，從中可以見到各地公共醫療政策的根本取向。

首先，是有沒有足夠的核酸檢測試劑盒，這是根據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研製的，可從樣本的熒光信號測定是不是新型冠狀病毒。中國迅速測定了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並公諸於世，讓各國可以提前研製出測試劑來，中國已有七種測試劑推出，並有能力對外支援。

其次是測試成本，和由誰承擔。美國做一次測試約要三千美元，如果沒有足夠的醫療保險，你就卻步了。

更重要的是，政府要不要廣泛檢測。

在各種因素作用下，各地取態很不一樣。美國紐約州州長科默日前接受 CNN 採訪時說：「在中國和韓國相比，他們每天進行五千到一萬次檢測，我們一共才做了五千次，這是我們的問題所在。」他警告，如果美國不提升核酸檢測數量，將無法遏制住疫情。

韓國在檢測上非常進取，不僅大量使用中國贈送的試劑，還努力自己生產。確診病例因而推高到七千四百多例。而一計算死亡率，分母大了，死亡率只有0.8%，與中國除湖北以外的死亡率相若。

日本則向美國看齊，對中國增送的測試劑，使用了一些，就放棄了對疑似患者繼續檢測。確診數自然也低，最新只有 504 例。

對於是否也應擴大測試，日本很有爭議。日本第二大富豪、軟銀集團掌舵人孫正義昨天（二月十一日）看不下去，提出捐贈一百萬份病毒檢測試劑。可是立即招來激烈反對，批評者認為這會讓大批患者湧往醫院，造成醫療系統崩潰。兩小時後，孫正義不得不撤銷提議。

「日經中文網」今天刊出了編輯委員矢野壽彥題為〈日本新冠病毒檢測數為什麼比海外少？〉的文章，可以看作是對孫正義的回應。

文章說，日本的測試少不是能力問題，而是因為日本厚生勞動省根本沒有把測試視作「醫療行為」，而當作「流行病學調查」。

文章提出這樣邏輯：現代醫療的基礎都是早期發現，以避免病情惡化，降低死亡風險。「但是，如果像此次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是沒有治療藥的疾病，將另當別論。因為就算能儘早發現，也未必有助於『早期治療』。從醫療角度來看，進行檢測的意義將減弱。」

結論是：「如果擴大追求並未感染證據的『安心檢測』，只會招致醫療一線的混亂，傳染病專家對此持否定態度。」

這使人想到日本小說/電影《楢山節考》中日本古代信濃國（今長野縣）棄老的不成文規定，老人家到了70歲，就要由家人背到深山野嶺等死，避免消耗家中的糧食。

在醫療系統瀕於崩潰的意大利，據說醫療人員已不得不優先救治較年輕的病人了。

美國CNBC電視台編輯、金融專家桑特利（Rick Santelli）三月五日在節目中說：「與其那樣恐慌，不如讓每個人都感染病毒，沒準也許會更好，然後一個月後這事就結束了。」

弱肉強食，優勝劣汰。世界回到叢林蠻方了？

疫情中的大政府、小政府

中國疫情已進入尾聲，櫻花綻放的武漢在着手復工復產了。可是每天仍然受到源源不斷的疫情訊息轟炸，尤其是來自中國以外疫區的。這仿如看戲，剛看完上集，下集又上演，而且可觀性不減。最大的可觀之處，是從上下集中對比不同政治體制國家的應對之道。

回放中國「劇情」，疫情在武漢爆發之初，的確錯失了防微杜漸之良機，到病毒基因排序都已弄明白了，仍未採取果斷行動；要待十來天之後，鍾南山一聲「肯定人傳人」震聾發瞶，才展開中央主導的連串雷霆萬鈞行動，拉開抗疫大戰的帷幕。

直到如今，西方仍然抓着這「小辮子」不放。BBC前天（三月九日）採訪世衛組織駐華代表高力（Gauden Galea），在中國抗疫勝利在望之下，仍僅知質疑中國的前期防疫工作。

可問題是，武漢若足夠「透明」，西方就能對病毒應付自如了嗎？事實是，中國八萬多人染病了、三千餘人病亡了，很多國家包括英國仍然手足無措，一位位高官病倒了，政府防疫仍然章法零亂。

也難怪，如果連號稱世界第一的美國也如此這般，連口罩問題都解決不了（庫存只有三千萬隻，缺口近五億隻），對其他國家怎能強求？

英國皇家聯合醫院麻醉及重症醫學顧問 Tim Cook 日前在《衛報》以重症護理病房（ICU）醫生的身份撰文，談到疫情下 ICU 病房可能面對的情況，指出 ICU 病房是稀缺資源，在英國尤其如此，大部分 ICU 床位的使用率達到90%甚至更高。英國的 ICU 人均床位數是美國的十分之一，在歐洲 31 個國家中排第23位，只及德國的四分之一。

他提到：預計英國將有三成以上人口感染新冠肺炎。這若真個發生，對床位的需求會增加十倍，即一家醫院至少要增加十間 ICU 病房。英國人引以為傲的 NHS 醫療系統應付得了？

歐洲疫情最嚴重的意大利已斷然宣布全國封城。意大利的 ICU 床位的人均數量在歐洲是相對較高的，疫情最嚴重的倫巴第州還要擴大 ICU 病床規模，其他醫療條件較差的國家如英國能不擔憂？

英國醫學雜誌《柳葉刀》一篇社論指出：「沒有任何其他國家可以用（中國）那樣的速度動員各種資源和人力。」它指的主要是，中國兩周左右就建成有二千多張病床的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又徵用體育館、會議中心等建成 13 所臨時醫院，並從全國各地調集了幾萬名醫護人員到湖北。

至今，已有一百多個國家發生疫情。這些國的社會資源、政治體制、文化傳統都不一樣，很難旨望有一套可以完全套用的抗疫方案。作為中國人，不必嘲笑有外國抄襲中國作業不到家，事實是沒有哪個國家能抄到家，特別是西方國家。意大利宣布全國封城夠大膽，但這能否徹實執行？一貫散漫的拉丁裔人民是否願意乖乖配合是另一回事。

西方人酷愛自由，特別是美國，常把「大社會、小政府」掛在嘴邊。這話的意思是，老子愛自由，政府你小管。太平盛世，這無疑很好。可是到了非常時期，這話的意思就變為，政府愛莫能助，請自求多福。於是你想做個核酸測試可能都不成，更別旨望萬一染病有「阿爺」埋單了。

疫轉峰迴，兩周巨變

很難想像疫情在短短兩個星期裡發生這麼大的變化。

兩個星期前，新冠病毒仍肆虐於中國，但每日新增病例已下降到四百左右，主要在湖北；湖北以外的日新增病例已下降到個位數。

那時，這裡寫了篇〈「疫」轉：全球疫情進入新階段〉，因為看到疫情此落彼起、開始向全球擴散的苗頭。二月二十五日，中國以外新增病例427例，第一次超過中國的新增數字（411例）。

當時，美國《時代》周刊指出，疫情正向比中國更脆弱的國家擴散。是哪些國家，沒有明說。他們也許想不到，兩星期以來在疫情擴散中表現最不濟的，竟會包括周刊所在的美國。

更重要的是，疫情對全球化之下生產供應鏈的打擊比人們想像的大得多，中國在其中的重要性也比人們想像的大得多。

人們愛拿沙士一役與當前比較。其中一點是，當年（二零零三年），中國經濟居世界第六位，如今是第二位，目前佔世界經濟總量16.3%。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估計，二零一九年全球經濟增長中，39%源自中國。 中國二零零三年的製造業產值僅佔全球的 8%，遠遠低於美、日、歐。今天，中國製造業產值已佔全球的四分之一，世界最大。

中國生產大量製成品和中間產品。製成品影響到市場供給，包括醫療用品口罩、額探（熱）槍等；中間產品則影響到生產，大至汽車，小至抗生素藥物。

美國製藥業近年不斷把生產轉移到成本較低的中國、印度等地，美國藥物使用的原料約八成要外求，包括抗生素、糖尿病用藥、止痛藥、抗愛滋病毒療法的關鍵原料。FDA承認，中國是美國第二大藥品供應國，也是美國醫療用品和裝備最大的供應國。美國使用的抗生素，以及心臟病等常見慢性病的藥物和成分，許多來自中國。在全球最大的非專利藥物（generic drug）出口國印度，製藥原料七成由中國進口。中國工廠延後開工，印度製藥生產叫苦之餘，停止出口一大批藥物，讓美國也叫苦。

由於中國經濟達到的規模，疫情對全球經濟造成的影響也是17年前無法相比的。華爾街道瓊斯指數近三個星期以來累計下跌近20%，逼近技術性熊市的「紅線」，是這事實的反映。

國際政治關係也因此受衝擊。《金融時報》外交專欄主筆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昨天的專欄指出：「當公共衛生緊急狀況遭遇全球經濟衰退，世界各地的政治局勢可能發生變化。」譬如特朗普連任的前景已蒙上陰影，疫情若在歐洲的人口密集的難民營爆發，會直接衝擊歐盟成員國之間的關係。疫情也助長了反全球化力量的氣熖。

兩個星期的最大變化其實發生在中國。病毒已被圍困在武漢，最後殲滅戰正展開。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昨天已代中國宣布，「疫情正在中國走向結束」。可不是，習近平都到武漢視察了。

戰疫：決策能力與動員能力

這次中國抗疫之戰，堪稱波瀾壯闊，悲慘壯烈，而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有人謂，其中以四位院士 ── 鍾南山、李蘭娟、王辰、張伯禮 ── 最能在危難時刻盡顯國之棟梁氣慨。

中國戰勝新冠疫情已成定勢，「遍地英雄下夕煙」之中，四位院士確是卓有殊榮。鍾南山再次敢醫敢言，率先指出病毒絕對人傳人；李蘭娟實地考察武漢後，毅然建議中央把武漢立即封城；王辰大膽提出建立方艙醫院，把病人應收盡收、應治盡治；張伯禮到武漢以中醫抗疫，探索出中醫的優勢方案。這些都是戰疫進程中的分水嶺事件。

難得的是中央對這些來自烽火前線「將士」的大膽建議立即採納，並火速調動全國力量協辦，而十四億人聯動如一人，上下一心。這與疫情發生之初的反應遲疑、錯失先機形成強烈對比。戰疫無疑也是戰役，決心下定，就像打仗般部署和行動。有決策能力，還要有動員能力，執行能力。

據說，日本有人從戰爭的角度分析說，中國的緊急動員機制顯示：空運能力是日本的四倍，鐵路運輸能力是日本的九十倍，一周建上千病床的高等級戰爭醫院，人員和物資的快速集中，數億人的瞬間移動管制，顯示中國不再是一個可以作戰爭的對手；在某種意義上講，中國抗疫起到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作用。

前天（三月四日）國家衛健委在北京舉行記者會，工業和信息化部裝備工業一司司長羅俊傑講到負壓救護車的生產，可視為緊急動員力的好例子。

疫情爆發之初，負壓救護車十分緊缺。工業部的醫療物資保障組立即組織生產，春節期間就加班加點造車。主要企業紛紛立下軍令狀，二月五日，僅十天就有244台負壓救護車下線。華晨汽車製造的40輛負壓救護車在各省市交警接力護衛下，頂風冒雪急馳二千公里，從瀋陽開到武漢。至今，負壓救護車日均產能超過一百輛，累計生產將近二千輛。到二月十五日，已有 360 輛抵達武漢；至三月三日晚上，運抵湖北的達到 690 輛，覆蓋全省17個地市，武漢就有329輛。

此外，為疫情 ── 主要為武漢 ── 提供醫療設備達 6.5 萬台（套），包括無創呼吸機約1.4萬台，有創的呼吸機2900餘台，心電監護儀約1.5萬餘台等。用作核酸檢測的 P3 移動實驗室（車），移動 CT 等等很多是馳援湖北的醫療隊從各省攜帶而來，或從全國範圍內緊急徵調的。用於危重病人而中國未能生產的人工肺（ECMO），通過全球範圍內緊急採購和全國徵調，有67台運到湖北。

上述日本的分析說，中國抗疫展示了可以與美國比肩的戰爭動員能力。可是從美國應對 COVID-19 可能蔓延之進退失據看來，美國是怎樣的動員能力？這讓人想起：據說二戰時，總統羅斯福早想參戰，可是難以得到支持，最後靠日本「偷」襲珍珠港為他動員了美國人民。史上一直流傳：日本人的秘密行動，美國其實早就破譯了。

再回頭說作為天津中醫藥大學校長的張伯禮。他除了寫下「請戰書」、調集二百多位中醫專家承辦江夏方艙醫院而建立「戰功」外。還從疫情中指出了公共衛生體制的問題，認為不能像SARS一樣，轉頭就忘了教訓；認為現有的《傳染病防治法》要修訂，「現在機制不順，層層上報、層層審核、層層淡化，到中央都衰減變味兒了，影響中央決策」。

「再就是，基層社區的衛生能力明顯不足」，以致那麼多人一發熱就往大醫院擠，「如果社區的醫療衛生設施足夠強，發揮『攔礙干預』作用，疫情可能會在早期得到有效控制」。

這看來將是中國改善公共衛生體制的重點。

中國公共醫療不光彩的短板

新中國經過建國70 年的建設，尤其是經過改革開放40 年來的高速發展，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收入突破一萬美元，逼近高收入經濟體門檻。可是從衛生方面去看，仍存在巨大改進空間，有不光彩的短板。

據國家財政部國庫司發布的《2018年財政收支情況》，二零一八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中的醫療衛生與計劃生育支出為1.57萬億元，同比增長8.5%，佔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 7.1%。增長幅度頗不小，可是攤分到國民頭上就每人一千元多一點。

據王紹光文章的數據，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衛生總費用中36%來自政府預算，本來就不高的數字此後逐年平均下降一個百分點，到二零零零年降到14.9%。

與此同時，社會支出的份額（公費醫療經費）也從44%下降到24.5%。居民負擔的比重則節節攀升，從一九八零年的23%上升到二零零零年高達60.6%。內地宣稱信眾不用看醫生的邪教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

相比之下，在OECD三十餘個發達國家中，政府承擔份額小於70%的只有五個。

王紹光的文章引述了世界衛生組織二零零零年對191個會員國的衛生系統分三個方面進行的績效評估。在衛生負擔公平性方面，中國竟然排在第188位，倒數第四。此前二十年，世衛對社會主義中國的公共衛生體係可是讚不絕口的。

在醫療向城市、向市場傾斜下，中國醫療機構與設施的使用效率下降，醫療機構的門診量和住院量雙雙下滑。不是中國人生病少了，而是醫療費不斷攀升，抑制了城鄉居民的有效需求。全國醫院的病床使用率在八十年代一直維持在80%以上；進入九十年代便一路下滑，到沙士發生的時期跌到60%。

中國人預期夀命的增長，就是這樣失去上升動力的。

王紹光指出，非典危機值得汲取的教訓不能限於經濟方面，還必須重新認識「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應指全體公民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全面進步。

正當新冠病毒肆虐的高峰期間，《廣東社會科學》重刊了鐘南山，王經倫研究組的《我們是否吸取了SARS留下的教訓？》文章，原文發表於二零零五年，原標題為《抗擊SARS實踐與新人文精神的思考》，從抗擊SARS的實踐探討「以人為本、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是人文精神的實質和核心價值」；探討「作為人自身在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諸方面如何自我提升、完善和超越」，提出人屬於自然，「作為萬物之靈的人與並非萬物之靈的其他生物一樣，都唯有親近自然、善待自然」。文章認為「SARS事件警示我們：經濟發展並不等於社會進步，經濟發展並不等於人的發展。」

文章亦從公共衛生角度提出，「必須建構和完善政府決策與社會應急機制，增強我們應對自然災害和突發性事件的能力」；「必須加大公共衛生事業的投入，樹立『預防為主』的方針，改變發展醫療衛生事業過度市場化的傾向」；糾正「重治輕防」的偏差。

中國的公共醫療服務儘管不盡完善，但亦在不斷改進，自改革開放以來進行過多次「醫改」。目前全國統一城鄉居民醫療保險的制度就是二零一六年後逐步建立起來的。這次新冠危機中由阿爺埋單包醫的氣概，也是中國特色醫療制度的一部分。

新冠病毒給中國帶來空前的沉重打擊，想必亦予人巨大警醒。

（三之三）

中國公共衛生中的兩種迷信

世衛有個各國醫療開支佔GDP比率的統計，查看一下中國的數據，讓人心中一涼。其中最新的二零一七年數據顯示，中國為 5.15%，稍高於世衛的5%最低指標。在可以查看到的自二零零零年以來數據中，中國此前 17 年的數據全部低於 5%，一度低到只得 3.66%。

這是怎樣的概念？── 遠低於歐洲 7.78% 的平均水平，甚至低於非洲國家 5.65% 的平均水平。與中國差不多水平國家有摩洛哥（5.25%）、埃及（5.29%)、巴哈馬群島（5.76%）、柬埔寨（5.92%）、白俄羅斯(5.93%)等。（https://www.who.int/data/gho/data/indicators/indicator-details/GHO/current-health-expenditure-(che)-as-percentage-of-gross-domestic-product-(gdp)-(-)）

王紹光教授在沙士一役結束後不久撰寫的《中國公共衛生的危機與轉機》一文指出，中國的公共衛生形勢在改革開放之後之所以惡化，「衛生部門當然要負一定責任，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與我們改革總體思路中隱隱約約存在的兩種迷信有關」，即對「發展是硬道理」的錯誤理解，和對市場的迷信。

他指出，各級政府在實際工作中往往把「發展是硬道理」理解為「經濟增長是硬道理」，以為只要經濟持續增長、餅越做越大，其他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儘管政府從未公開說過公共衛生不重要，但財政資源的分配表明公共衛生不是關心的重點。

一九九三年以後，「我們的經濟平均每年增長8-9%，但也正是在這個時期，我們的公共衛生狀況惡化了，社會危機加劇了」，經濟增長開始與公共福利的改善脫節。

對市場迷信的衛生改革是從八十年代開始的。為了緩解當時的「看病難、住院難、手術難」，衛生改革以擴大衛生服務的供給為重點，搞活衛生機構內部的運行機制。隨着衛生事業規模迅速擴大，醫院裝備質量明顯改善。到八十年代末，問題基本解決了。到九十年代以後，建立市場經濟被確立為改革目標，假設市場可以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醫療衛生事業也逐步被推向市場。

於是，政府預算的衛生支出與社會支出的份額（公費醫療經費）迅速下降，居民個人衛生支出的比重節節攀升。 一九八零年，居民衛生支出佔衛生總費用的比重不過 23%；到二零零零2000年，已高達 60.6%。換句話說，這段日子以來中國衛生總費用的增長主要是由居民個人負擔的。

王紹光指出，與其它國家進行比較，「中國的醫療衛生領域恐怕是世界上最市場化的之一」；「現在的醫療衛生體製完全變成了一種營利性產業」。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醫療工作的重點從較貧困的農村移向較富裕的城市，從「重預防」移向「重醫療」，從低成本移向高科技、高成本。

於是在中國總體醫療佔GDP比例不高之下，一些大城市的醫療資源己達到或超過發達國家的水平。王紹光據當時資料指出，以伽馬刀為例，瑞典是發明伽馬刀的國家，全國只有一台，而中國僅報到衛生部的就有三四十台。CT等設備的擁有率，中國的一些城市也超過歐美主要大都市的水平；有些地區的大型醫療設備甚至供過於求，造成浪費。

（三之二）

中國公共衛生問題，從人均夀命變化去看

中國人均預期夀命自一九六零年以來變化

一段時間以來，我有一個很大的疑惑：為什麼中國人均預期夀命的增速，到改革開放之後放緩了，如失去動力？

在這個疑惑之前，是另一個疑惑？那是在七十年代後期開始從事新聞工作時，拿中國與非洲國家比較，不明白為什麼中國在人均GDP上與很多非洲國家相若，但可以比非洲人多活二三十年？

英國學者羅思義（John Ross）喜歡從各國的人均預期夀命去比較各國的發展成就。例如，他根據世界銀行一九六零年之後較準確的統計數據指出，自一九六零年到二零一七年，中國平均預期壽命從 43.7 歲提高到 76.4 歲，增長 32.7 歲，增速高於世界上除中國以外99.2％的人口。

他曾在《一盤大棋》一書中專門拿人均夀命的變化，對比中國與條件相若的印度的發展，肯定了中國的巨大成就。

新中國建國時，人均預期夀命只有 35 歲，去年到建國七十周年，增長到77歲。

可是從時間軸去看會發現，增長不是均速的：前三十年增長迅猛，增長了31歲，一年增加一歲多；後四十年只增加 11歲，一年只增長3.3 個月。兩個階段的差異不可謂不巨大。

中國一九八零年開始改革開放之後，經濟增長潛力如井噴般爆發，人均 GDP 在 40 年間增長了 30 倍。可是人均夀命的增速大大放緩下來，與經濟發展完全不同步。這是為什麼？

中國人均夀命自周以來變化

二零零三年沙士爆發之後，王紹光教授（香港港中文大學榮休教授，現為清華大學教授）寫過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國公共衛生的危機與轉機》，分析這場公共衛生危機對中國的經驗與教訓。新冠病毒危機爆發後，文章再度刊出，讓人驚覺 17 年前血的教訓仍然深刻而鮮明。

文章提到，中國自一九八零年以來，對公共衛生的投入大幅度提高了，佔 GDP 的比重從一九八零年的 3.28% 一路提升，至一九九九年第一次達到了世衛組織規定的 5% 最低標準，次年更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的 5.3%，達到 5.7%。全國醫療機構、醫院床位、醫療專業人員數量都大幅增加。

一個地方的公共衛生水平有兩個重要標準：平均預期壽命與嬰兒死亡率。這兩個指標自建國以來的改善都讓中國人自豪，中國人民的健康水平總體上已經處於發展中國家的前列，達到了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沿海發達板塊大城市的水平，已與發達國家不遑多讓。

王紹光卻指出：「但是，人們往往忽略了一個簡單的事實：如此輝煌的成就主要是在八十年代以前取得的……人均壽命的增長基本上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完成的。八十年代以後，增長似乎失去了動力。」

一九八零至一九九八年間，中國內地的人均壽命增加了兩歲，而基數比中國高的澳洲、香港、日本、新西蘭和新加坡增加了四至六歲；與中國基數相同的斯里蘭卡，增加了五歲。

顯然，中國的公共醫療存在重大問題。

（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