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興衰，勢不可擋

耶魯大學教授保羅．肯尼迪

中美之間的大國博弈，近來熱鬧非常，各種條分縷析的鴻文紛至沓來，讀不勝讀，有的令人倒吸涼氣，有的讓人提氣振奮。「知道的永遠不如不知道的多」，簡單的問題如是，複雜的問題更加如是。你輕易下個結論，誰料經有識者一點撥，才知道自己冬烘，不是迂腐，就是淺陋。

有時，你往微觀處鑽入，由於不具備相關知識，例如芯片的專門知識，會越鑽越糊塗，以致迷失。這時不妨退而到高處一歇，如饒宗頤提倡的作六合觀。登高眺望，視野擴大，人會清醒一點。

於是翻出一本舊書，《大國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這是移居美國的英國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最著名的著作，被譽為「相當於百科全書」的巨著，有 23 種文字的譯本。最近躍上中國權力高層的劉鶴，據說極力推薦這本書。

書是一九八七年出版的，有個副題：一五零零至二零零零年的經濟變化與軍事衝突。因為視野廣闊，談的是五百年來列強的興衰變化，「重點是描繪國際體系中一流強國勵精圖治、富國強兵過程中經濟與戰略的相互影響」，雖然距今已三十多年，讀來仍覺如在評述當今時局。

大國的興衰涉及經濟與軍事。書的前言就簡要指出兩者的關係：任何大國的興衰，一般都是戰爭的結果，也是有效地利用本國生產與經濟資源的結果；不僅是戰時的利用，而且要看在戰爭「之前數十年間，這個國家的經濟力量與其他一流國家相比是上升還是下降所致」，因此「研究和平時期大國位如何持續變化，同研究它在戰時如何打仗一樣重要」。

《孫子兵法》重視「勢」，有〈勢篇〉，有「孫臏貴勢」(《呂氏春秋》)之說。勢先於戰，得勢而乘勢，然後能任勢以取勝。勢不僅形成於臨陣之時，也不僅在於軍事。《大國興衰》的前言就指出：「如果一個國家把它的很大部分資源不是用於創造財富，而是用於軍事目的，那麼，從長遠來看，這可能將導致該國國力的削弱。」即國勢轉頹而下降。

「同樣，如果一個國家在戰略上擴張過分 ( 如侵佔大片領土和進行代價高昂的戰爭)，它就要冒一種風險：對外擴張得到的潛在好處，很可能被它付出的巨大代價抵銷了。如果這個國家正處於相對經濟衰退時期，這種困境將更加嚴重。」

稍諳世界歷史都會看到，這就是歐洲一個接一個大國從興到衰的規律，而當前的美國提供了一個鮮活的放大版例證。

為什麼大國會不由自主地走上軍事擴張以致飲鴆止渴的老路?

保羅．肯尼迪指出：大國往往會自覺不自覺地增加軍費，那怕數量比兩代人之前多得多仍然覺得國際環境不夠安全，這往往不是因為自己力量下降，而「僅僅是因為其他國家發展得更快，正變得更強大」。更要命的是，「大國走下坡路時的本能反應是，將更多的錢用於『安全』，因而必須減少經濟『投資』，從長遠來看，使自己的處境更為困難。」

這仿佛是給美國「批命」了。美國的軍費多會過世界其他國家的總和，軍事力量世上無雙，足以毀滅地球多少次，而且東有大西洋、西有太平洋作天然屏障，然而總覺得不安全，那怕捏造個藉口，也要找個敵人開打。冷戰結束了，更無畏懼，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一個一個地打。可是要更新老舊的基建，湊錢就困難重重，聯邦政府與州政府都喊窮，私人機構不願投資。

歷史證明，這種神經質的不安全感改變不了一個在走下坡路大國的命運，因為世界的興衰變化還繫於另一個「勢」。保羅．肯尼迪認為，「綜合經濟力量和生產能力對比的變化，與國際系統中各大國的地位之間，有一種因果關係。」他舉了兩個歷史的例證：
── 十六世紀以後世界貿易集中地由地中海逐漸移向大西洋和西北歐；
── 一八九零年後的幾十年中，世界工業品集中產地又由西歐慢慢移向其他地區。
這都說明：「經濟力量的轉移預示着新大國的崛起。這些新大國總有一天會對世界軍事形勢 和各國領土狀況施加決定性影響。」

如今，世界繼續發生經濟生產力的大轉移：「過去幾十年發生的全球生產的重要力量向『環太平洋地區』轉移，不只是引起經濟學家的關注，原因就在這裡。」

這樣的大勢之變，是浩浩蕩蕩的，莫可抗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