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東理工大學教授，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對於如何看這些制度，國內大致也有兩派。一派認為，經過了那麼多的批判與革命，這些制度還延續到當代，那麼就證明我們批判還不夠。2000多年的封建專制浩浩蕩盪。這基本上是自由主義的意見。另外一種意見，我借用胡適的話 ── 他也是自由主義大師，他說如果經過西方洗禮和滌蕩能夠繼續沿承下來的那些東西，就是中國的好東西。
換句話說，凡是歷史上發生，且經過近代百年革命政黨的批判與否定仍傳到當代的制度 ── 這些制度往往是名雖變，實未變，這就是我們要認真對待的傳統。凡歷史上發生，又在歷史流變的過程中消失的制度鄉、學說、觀點等等，皆是「非」傳統。這些非傳統的唯一去處是博物館。
要研究這些制度，意味着我們研究的重點應從政體轉向治體 ── 中國的政治學史其實向來無政體一說，重在治體；而西方則恰恰相反，重政體而輕治體。西方重政體的傳統源於古希臘，尤其是亞里士多德；中國以治體為核心的研究分治道、治術與治效，此一研究取向歷來是儒法合流。
事實上，政體之爭不僅是當代之困惑，也不僅是近代之困惑。對於中國政體之惑，肇始於利瑪竇，然後在我們民族的思維中糾纏了400年之久。進而形成了一個很難擺脫又難以言明的東西。在《中國札記》一書中，利瑪竇追問：中國是一個什麼樣的政體?他的回答首先是「西方人從來沒有看到過」。
接下來他試圖對這個問題進行回答：有皇帝，所以中國是一個君主政體；但中國事實上是由士大夫在執行整個治理，那麼按照西方分類，中國又是一個貴族政體；可是中國的貴族並非來自世襲，而是源於科舉，那麼中國又是一個民主政體。顯而易見，利瑪竇最終並未回答中國是個什麼樣的政體，但他開啟了不知而強為知的先河。
如果我們擺脫用政體來理解我們的經驗，轉而以治理體系作為理解我們自身發展的重點，以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來做東西方比較，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治理體系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
中國史學敘述裡面第一類就是正史，紀傳體，比如二十四史；第二類是編年體，以《春秋》和《資治通鑑》為主；第三類是事件體，第四類就是制度史，以唐代杜佑的《通典》為典型。我們今天，就要重返這個資源，看到古代制度的近代沿革，從當代治理的績效來重新評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今天信息化時代的快速流動，給我們的治理制度帶來的衝擊。
我們要從這兒出發，梳理中國的內部治理和對外治理的話語。也許這樣的傳統並不是一無是處，也許這其中有能夠滿足當代國內關係與國際關係的一般理論和一般概念。
如果從治體的視角出發，我們要注意的是，就西方的治體而言，自西羅馬帝國崩潰，蠻族入侵建立了國家之後，那裡由原始國家演變為封建國家，再演變為主權國家和民族 ── 主權國家 ── 但有一點沒有變，這些國家始終處於一種分崩離析的「戰國」狀態。因而他們所有的政體理論與治體 ── 包括國際學說的敘事 ── 均與這個「戰國」狀態有極大的關係。與之相較，中國今天是一個統一的國家，歷史上有分有合，但以合為主。我們的治理體系，總而言之是建立在一個以合為主的大一統的框架之內。
這樣的傳統，使我相信，只要是中國的領導人，就不會將「替代美國霸權」作為未來中國的最高發展戰略。我也相信，中國領導人一貫主張的「不當頭」，「永不稱霸」，絕非一種掩護「崛起」與「擴張」的外交辭令，而是中國傳統智慧使然。在此問題上，東西方歷史觀之間確實存在極大的差異。
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央提出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我看來，這個提法表明，延續了20多年的，圍繞著政體展開的無謂而有害的爭論被轉移到有效的關於治體的研究上。這將是一個重要的轉折。
（摘自「觀察者網」作者<以制度研究推進中國話語體系重建>一文，原文載於《文化縱橫》雙月刊2017年08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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