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25日 星期五

西方的鐘擺:新自由主義之後

朋友對這裡昨天〈中國一位八十後的三次思想顛覆〉一文留言說:「過猶不及,鐘擺不是在這一方,就盪至另一方!」這是就中國情況而說的。

這的確是中國百多年來動盪的特點,無數志士仁人為尋找國家民族出路摸着石頭過河,前進忽左忽右,有時甚至倒退。路向飄忽的一個原因,是心裡失去依靠。在西方堅船、利炮、科技、思潮的逼迫下,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有土崩瓦解之勢,看來靠不住了,技術上靠不住,制度上靠不住,文化也靠不住。在大船快要沉沒有之際,既摸不到石頭,就稻草也得抓一把,以祈救命。但哪一根稻草可以救命,誰也不知道,只能不斷試錯以求對,證偽而存真。這過程持續了近兩個世紀,八十後的李曉鵬的三次思想顛覆,是這過程的繼續。

這其實也是所有國家和社會發展的規律。一種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是否可行,是否對人民有利,只能在實踐中驗證,鐘擺因而不斷擺。從老百姓的角度去看,只希望制度有所改善,也希望鐘擺的幅度能有所控制,不要過猶不及,減少起義、暴動、革命這樣的翻天覆地動盪。

在大船上,人缺少了參照物,有時會感覺不到船的波動,要放眼外面,才知道波濤汹湧。看看歐美的情況,動盪其實很厲利,作為西方「旗艦」的美國最矚目,奧巴馬的重大政策一個一個推翻了,而特朗普自己的許諾亦像鐘擺一樣從這一端盪到另一端,最新的例子是美軍在阿富汗之是留?是駐?是增?

擺動與制度有關。在西方民主選舉下,常常有毫無行政經驗的候選人在競選時為了拉票,「誓神劈願」地作空頭承諾而當選。幾年之後搞出個「大頭佛」,選民便又行使「神聖權利」,用選票換上另一個說得更動聽的。這樣的走馬燈遊戲有時會呈現潮流,特別是在歐洲,有時左派得勢,有時右翼興起。最近,則是右傾的民粹主義囂張,歐美一樣。

各方評論把歐美目前的困境歸咎於全球化,主要是經濟貿易全球化。吊詭的是,這本來是西方,主要是英美為了雄霸全球而倡導起來的。到它們自己受到全球化負面因素打擊而無法適應,又發動起逆全球化來。

後面其實是它的指導理論被證偽了,就是在實踐中被證明行不通。這就是新自由主義理論。

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榮譽退休教授 Noam Chomsky (諾姆‧喬姆斯基) 在《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Neoliberalism and Global Order) 中對新自由主義有這樣的概括:「『新自由主義』,顧名思義,就是在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個新的理論體系,亞當·斯密被認為是其創始人,該理論體系也被稱為『華盛頓共識』,包含了一些有關全球秩序方面的內容。」

而所謂「華盛頓共識」,「是以市場為導向的一系列理論,它們由美國政府及其控制的國際組織所制定,並由他們通過各種方式實施 ── 在經濟脆弱的國家,這些理論經常用做嚴厲的結構調整方案其基本原則簡單地說就是:貿易自由化,價格市場化和私有化」。

這套理論自七十年代石油危機之後開始在西方吃香,英國戴卓爾夫人率先大張旗鼓以之施政,美國里根總統接着推行。到冷戰結束,西方又把這一套向東推進。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國際貨幣基金組 (IMF) 「援助」受災國家的條件,就是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一波又一波的「顏色革命」、茉莉花革命,其實都是新自由主義的擴張,在「普世價值」的旗幟下,要求的不僅是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上與西方接軌。

福山是在新自由主義的節節勝利下宣布「歷史的終結」的。這證實錯了,歷史繼續發展,西方要尋找新路向。

日前 (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美國智庫雜誌 The American Prospect (美國展望) 發表了華盛頓經濟戰略研究所總裁 Clyde Prestowitz 的文章 Competing with China (與中國較量),提出美國要摒棄來自芝加哥學派 ── 新自由主義權威 ── 的桎梏,效法中國將經濟規劃提高到政府層面,不應該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轟炸別的小國或者策動其他國家的顏色革命上,而是多關注一下經濟貿易。

西方的鐘擺會怎麼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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