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是文革時被紅衞兵叫得震天價響的一句口號。
文革帶來十年浩劫，這已是歷史的定論。紅衞兵是當年的積極參與者，難以全部推卸責任，但紅衞兵都是壞人或不懂理性分析的蠢蛋嗎？我認識不少曾當過紅衞兵的朋友，他們雖已屆垂暮之年，但看來看去，我也不覺得他們壞到哪裏，反而覺得他們曾是一批信念極強的理想主義者。你說他們大多都不懂分析問題嗎？也不見得！我從前讀過大量在極左思潮氾濫時，神州大地出現過的政論文章及大字報，扣除口號外，邏輯嚴謹，能在自設的思想系統內圓潤運轉的論述所在多有。有些人反共，但共產主義思想的老祖宗馬克思是這麼容易被批倒嗎？我年輕時曾讀齊過《資本論》，並且讀過數理經濟學家森島通夫（Michio Morishima）的名著《馬克思的經濟學》，書中能把《資本論》中的論述，用嚴格的數學公理化及證明，足可見左翼思想有其一套完整體系。當然，紅衞兵也有投機分子，但他們當中不容抹殺掉的理想主義和局部的理性精神卻仍是不堪一擊，阻擋不了十年浩劫的出現。為甚麼會這樣？
港理性傳統遭破壞
我闖蕩學術界多年，遇過能交流思想的朋友不計其數。近年他們很多都大表憂心，怎麼香港的部分媒體及政客都變得顛倒是非，蠻不講理？傳媒捕風捉影，製作「新聞」，未審先判，甚至有涉嫌妨礙司法公正的事件，繼而聲大夾惡，我們幾乎每天都可看到。更有甚的是事事黨同伐異，立場決定一切，把一些不檢行為也包裝為正義舉措。這些人似乎已接近思想失控，對香港理性傳統的肌理，正起着深遠的破壞。
但正如紅衞兵一樣，他們絕大部分都不是壞人，而且認為自己的理想十分崇高偉大。
問題在哪裏？正在於他們搞不清目的與手段的關係，往往以為崇高的目的可凌駕一切，手段就算卑劣，只要用口稱的正義目的作包裝，便可為所欲為！紅衞兵當年也有相同的思路，自以為有將革命進行到底的目的後，一些泯滅人性，把父母師長鬥垮鬥臭的手段便得以自圓其說。
我中五時一位極有學問的班主任包善能神父（Matthew Brosnan 1923-1997）曾說過：「The end does not justify the means」，這是真正智慧之言。我一生對此思茲念茲，不敢或忘，在本欄也說過此事。司法界中人不應對此有異議，因為他們極度重視司法上的「程序公義」，例如你就算肯定某人有罪，也絕不可偽造證據；胡亂公審當然也是違反「程序公義」的。
手段上的公義，或程序上的公義，是文明社會必須重視的原則，而且是求取公義的必要條件！但香港尚有多少人對此有執着？使人懷疑。失掉了它們，香港的文明便倒退了。
勿污染公民抗命含義
本欄讀者都知道我不贊同「佔領中環」的行動。若要我把它定性，我認為雖然籌備人用心不是這樣，但其客觀效果就是一場未經深思熟慮，在未經港人授權（大部分港人對此並不支持）下，用侵害無辜人利益的手段，進行無效的政治勒索。發起人是理想主義者，但一時說這是可癱瘓中環的「核彈」，一時又說這是愛與和平的行動，反映其理念不清。沒有正義的「公民抗命」是以侵害無辜人民的利益作為勒索手段的，不要污染了「公民抗命」的含義。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學術界中人個個都有自己獨立的思考，絕不需要代言人，但我卻的確知道，不少學界朋友對香港顛倒是非的氛圍大感不滿。「幫港出聲」的兩位學者發起人鄭赤琰與何濼生都是界內熟知的溫和人士，但他們仍「老馬有火」，正正確實了我對學術界的一些觀察。
空有崇高目的，但不講究手段正義性的人士，是使人感到可惜的。你若這樣做，便等於走向自己理想的反面，自己也與你所反對的人一般無異，歷史上的悲劇，可以為鑑。
(原載二零一三年八月十六日《經濟日報》之「雷鳴天下」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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