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會這樣?我認為，是因為中國把西方幾百年的資本主義發展進程濃縮在三十餘年裡集中向世人展現之故。資本主義的優勝之處固然在集中力量下迸放光彩，資本主義的弊端也集中爆發，連資本主義初期被馬克思、狄更斯等大力抨擊而如今已在西方基本克服了的先天毛病，也密集地在中國重現在世人眼前。當中國人在國家瀕於崩潰之際把市場經濟當作救命草抓到手中時，根本沒有時間和心思去了解真正的市場經濟是怎麼回事，只知道賺錢第一。也就是說，中國沒有如西方一樣，在走向現代性之前經歷啟蒙──市場經濟的道德啟蒙。
西方走向現代性之前有過重要的啟蒙運動，那是啟蒙思想、文學創作異常活躍的時代，它為隨之而來的工業革命、市場經濟、科學革命打下了思想、道德基礎。西方現代文明的各方面經典著作，幾乎都是在這個時代完成的，為嗣後的社會大躍進提供了指導思想。
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有過一個思想非常活躍的時期，可惜不幾年就在社會動蕩之下嘎然而止了，沒有得到真正的啟蒙。上月底，北京成立了民間的「人文經濟學會」。英國《金融時報》轉載了這個學會的理事張維迎在成立典禮上的講話稿，題目是〈以人文經濟學開啟新啟蒙運動〉。學會看來要致力給中國社會補上一課。
「人文經濟學」這名稱顯示了經濟學的身份尷尬。經濟學涉及數理，人文學科的人會視之為理科，可是經濟學研究的其實是人的行為，而人的行為莫測高深，沒有物理、數學那樣放諸四海而皆準的規律可言，經濟走勢因而也莫測高深。理科的人因而覺得經濟更像人文學科一些。
經濟真的有豐富的人文內涵。張維迎在演講中就談得最多的，是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提到亞當．斯密，人們首先想到的，是他的經濟學理論。他被譽為西方經濟學之父，以《國富論》把西方領入了市場經濟。可是，他更應被視為倫理哲學家。
《國富論》論的是利已，分析如何通過人人為己而達到國富。然而，光知道這方面，只認識了錢幣的一面。另一面是利人。斯密一七五九年完成《道德情操論》，從人類必具的同情心出發，討論了善惡、美醜、正義、責任等一系列概念，揭示出人類社會賴以維繫、和諧發展的秘密。《道德情操論》因而被視為市場經濟良性運行不可或缺的《聖經》，是西方世界的《論語》。對這本《聖經》，斯密前後修訂了六次，可見對它的重視。過了十七年，《國富論》才面世。
兩部經典合起來，就是人文經濟學的主要內容。中國目前最需要補上的，是《道德情操論》這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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