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政府成立這樣的委員會，會向社會邀請有識之士參與，借助他們的識見找尋對策。不過若處理不好，確也有淪為「吹水會」之虞；可能是由於所邀非人，或意見紛紜、莫衷一是、難達共識，或研究成果不為政府所喜等。這些委員會只屬臨時性質，委員雖有才學，但要在幾個月內的臨時湊合中就某一專題拿出有分量、切實可行的研究成果來，實在不易。能不能叫這些研究為「業餘性質的研究」?起碼，這樣的委員會與專職研究機構不同。
這其實反映了一個問題：政府的政策研究該靠誰?
香港回歸後的最大特點，是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用香港粵語的話來說，要「食自己」了。這猶如切斷了香港的臍帶──施政智慧上的臍帶。回歸前，英國人管治，大政方針在英國研究制定，高級官員從英國派來。回歸之後，中央基於「一國兩制」，放手讓香港人自己管自己，甚至予人為免「干涉香港內政」之嫌而畏首畏尾的感覺。為香港內政研制政策?想都不要想。於是，特區政府從董建華、曽蔭權到梁振英都愛成立高層次的顧問委員會。
港英時代，英國人是怎樣支援殖民地管治的?李彭廣的《管治香港》一書，從英國解密文件中找到一些答案。
英國政府對殖民問題研究的指導思想是：Knowledge is the only sure basis for any sound development (知識是任何穩當發展的唯一堅實基礎)，政策研究是應用知識來解決社會具體問題。研究機構主要設在英國本土，有需要時會與殖民地的大學合作，殖民地政府沒有設立有規模的研究機構的需要。這樣的研究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達到頂峰。殖民地部一九四五年設立了由一名助理常務次官主持的研究部，到一九四九年更成立一支專為殖民地研究服務的殖民地研究職系公務員(Colonial Research Service)以吸引人才，又設立研究獎學金。一九五五年初，研究人員達452名。
殖民地部還組成了若干個專業諮詢委員會(一九五五年有26個，有全職顧問42人)，聽取有特定知識和經驗的學者和專家的意見，以審批和評價對殖民地的研究計劃。
根據一九七九年的一份資料，正在擬備的研究文件有十份與中國有關。隸屬內閣辦公室的聯合情報委員會也從事研究工作。它一九七八年完成的十份研究報告中，有一份名為《中國對香港的威脅》。李彭廣在有關檔案中卻是找不到這份報告。
可以看到的是麥理浩(一九七一年出任港督)治港藍圖的來龍去脈。他在履新十個月之前，應命起草了一份秘密的治港大綱，其中分三部分：長遠規劃、內部政策、香港與中國。這啟動了港英政府七十年代大刀闊斧的革新，帶動了香港在大環境變化下的經濟起飛。治港大綱的總目標，「是為英國創造與中國談判香港前途的籌碼，而其載體便是在最短時間內把香港各方面的發展遠遠拋離中國內地的水平」。
李彭廣在書中說：「當然，沒有當時香港社會普遍要求改革和進步的共識，英國政府亦沒有可能推行這一具體戰略。另一方面，沒有英國殖民地管治的支援系統的協助，麥理浩亦沒有可能撰寫出這一份完整和周延的治港大綱。」
不得不承認，這份治港大綱是高瞻遠矚的，決不是眼光局限於香港的官員可以制定出來。香港當前也需要這樣的治港大綱，可悲的是，香港朝野具備這樣縱橫開闊視野和雄心的人可其少哉！鼻頭的丁點利益、障目的一紙選票，蒙蔽了人們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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