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維為 (復旦大學教授)
這種對比是非常膚淺的，它實際上涉及的是兩種政治模式之間的競爭：一種是更強調選賢任能的模式，另一種則迷信選票的模式。相比之下，中國選賢任能的模式可能勝出。
中國的經濟奇跡已為世界關注，但中國政治制度的改革卻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這也可能是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而被故意忽視了。
事實上，中國毫不張揚地推進了國家治理方面的許多重要改革，中國已經建立了從上到下的一整套可以被稱為「選拔加選舉」的制度：大體來說，幹部晉升必須經過初步考察、徵求意見、內部評估、較小範圍內的投票等程式來選出能幹的，有民望的領導人。就此來看，中國共產黨可能已成為今天世界上最重視選賢任能的組織之一。
這種選賢任能的制度，深深地扎根於中國儒家淵源流長的政治文化傳統。這種傳統產生並維持了上千年的科舉制度，科舉制度無疑是世界歷史上最早的以公開考試的方式來選拔官員的制度。
中國繼承了這種傳統，並將其貫徹到整個體制中，儘管這種努力並非總是成功的。官員晉升的考核保准，涵蓋了消除貧困、創造就業、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以及最近越來越受重視的環境保護等。中國過去30多年的迅速崛起，與這種選賢任能的制度是分不開的。
儘管有不少聳人聽聞的腐敗醜聞和社會問題，但總體而言，中國的政治制度，正如其經濟一樣，保持了彈性和活力。
在體制建設方面，中國共產黨在各個級別上已經確立了嚴格的退休年齡和任期制。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和政府總理，最多只能任兩屆，總共十年。在最高層，中共中央政治局實行集體領導，這有效防止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出現過的個人崇拜問題。
這些精心設計的改革消除了領導人權力終身制的危險，而權力終身制正是引發阿拉伯之春的一個主要原因。
目前正在舉行的中國共產黨十八大，將產生中國新一代的領導人，這無疑是對中國選賢任能制度的最好詮釋。
中國最高決策機構，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候選人幾乎都擔任過兩任省委書記或具有其他相應的工作歷練。在中國，治理一個省的工作，對主政者才幹和能力的要求非常之高，因為中國一個省的平均規模幾乎是歐洲四、五個國家的規模。
很難想像在中國這種選賢任能的制度下，像美國小布希(George W. Bush)和日本野田佳彥這樣低能的領導人能夠進入國家最高領導層。
以即將接班的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為例，他曾在經濟充滿活力的福建擔任省長，後又擔任過民營經濟高度發達的浙江省委書記，其後又擔任過上海市委書記，上海是中國的金融和商業中心，還有許多強大的國有企業。
換言之，在習近平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他主政過的地區，就人口而言，超過1.2億；就經濟規模而言，超過印度。其後他又有五年時間，以國家領導人的身份來熟悉整個國家層面的政治、軍事等領域內的領導工作。
中國選賢任能的制度挑戰了「民主或專制」這種陳舊的二分法。從中國的視角看，一個政權的性質及其合法性，應該由其實質內容來判斷，這種實質內容就是能否實行良政善治、能否擁有勤政能幹的領導人、能否使多數民眾感到滿意。
儘管中國政府還存有許多不足，但它確實保證了世界上最高的經濟長期增長並大大改善了絕大部分國民的生活水準。根據美國皮尤調查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調，在二零一二年受訪的中國民眾中，高達82%的人對自己的未來表示樂觀，這一比例遠遠超過其他參與調查的國家。
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理想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但在現實中這一理想並非輕易可及。美國的民主制度距林肯的理想還相距遙遠，否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就不會公開譴責美國的制度是「1%有、1%治、1%享」。當然，「1%」的說法也可能過於嚴厲了。
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的改革的實驗室。中國這種「選拔加選舉」的模式已經可以和美國的選舉民主模式進行競爭。
溫斯頓．邱吉爾有一句名言：「民主是最壞的制度，但其他人類已嘗試的制度更壞。」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情況可能確實如此。許多中國人將邱吉爾的這句名言意譯為「最不壞的制度」，也就是中國偉大戰略家孫子所說的「下下策」，它至少可以保證壞領導人的出局。
然而，在中國儒家選賢任能的政治傳統中，政府應該永遠追求「上上策」或「最最好」的目標，力求選拔出最卓越的領導人。這當然很難做到，但這種努力不會停止。
中國通過政治制度上的創新，已經產生了一種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上上策」（選出久經考驗的領導人）與「下下策」（保證壞領導人出局）的結合。
(作者是復旦大學教授、春秋研究院研究員，近著有《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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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紐約時報》電子版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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