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朋友有點驚訝地發現，一位一向愛讀兩名知名政論者文章的友人，如今對他們的文章讀不下去了 。兩名政論者，一曾當某大報總編輯，又曾在政府高層做事；另一曾當立法會議員，又是大狀。兩人對香港時事的見解多年來頗得一些中產人士與年輕人共鳴，有不少粉絲。朋友的朋友是粉絲之一，可是不知打什麼時候開始，發覺兩人越來越偏激了，有失理性。在一般人眼中，兩名政論者的特殊職業背景享有理性光環。光環黯淡了，可能真是個不好徵兆。
友人認為，政論者不必太有使命感；使命感太強了，容易把自己推向極端而不能自拔。這頗有道理。
在中國特殊的政治制度下，中國文人自古受修齊治平之訓誨，只要讀好書，就能入仕，參與朝庭管治，甚至領兵出佂，決勝沙場。近百餘年來，中國傳統思想備受批判，但文人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使命感不減。若從事新聞或者能以筆作刀者，更加會爭相「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
這樣的使命感讓人敬佩，中華之重興與之有關。可是，所有美德都不是越多越好的，過猶不及。使命感太強，就常讓人臨事欠冷靜，發而為文就可能欠深思熟慮。
如果留意一下歐美大報的社論，會發覺與香港報章有一很大差異。香港報章在激烈以至惡性的競爭下，對時事的反應極快，這不是指報道，而是指言論、評論。一天前發生的重大事件，大小報章翌日就有洋洋洒洒的評論充斥，「揮斥方遒」。近事之著者有燒死兩位消防員的工廠大廈火災。歐美大報則往往慢半拍、一拍以至幾拍。
這與傳媒之競爭激烈程度有關，而更大的差異，恐怕是下筆時的慎重態度。似乎，歐美大報更與杜甫「文章千古時，得失寸心知」之感悟有共鳴。重大事件的發生往往如震攝彈的爆炸，讓人發懵，即使「下筆千言，倚馬可待」的快槍手，亦未必可以字字珠璣，難免不夠穩妥。讓情緒與事實都有時間沉澱一下，疏離一點，則有助思緒澄明。
西方有「沉沒成本」(sunk cost fallacy)之說，這本來是會計術語，指的是沒法收回的成本。由於相關者難以忍痛「割愛」，於是讓已經無法收回的成本繼續發酵着負面作用。這樣的「沉沒成本」在日常生活中很多：點了一個菜，不好吃，因為不想浪費硬吃光它；買的股票大跌，而繼續持有作倉底貨；對男女感情付出太多而無法一刀兩斷，繼續互相折磨；……。上述的政論者可能也有這樣的問題，因為害怕付出「轉軚」的代價，一次一次地說過了頭之後，就如西諺所說的 paint oneself into a corner (把自己推到死角)，只好不撞南牆誓不回。
我不愛多言，但有時仍不免說過頭了，所以常常謹記弘一法師說的：「言到快意時，須住。」
練某實是走火入魔，今日被通知取消專欄，咎由自取。但據稱，林行止亦將封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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