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忠是奸是豪傑?

在中國的戲曲舞台上，忠奸很分明，紅臉白臉一目了然。角色甫出台，一亮相，台下觀眾便都知道這是個怎樣的角色。有人說中國的戲曲例如京劇、粵劇等同西方的歌劇，甚至翻譯為英文時稱之為「北京歌劇」(Peking opera)、「廣州歌劇」(Cantonese opera)。其實兩者大不相同，譬如歌劇是貴族化的藝術，連去歌劇院看演出的觀眾也必得穿着煌然，而中國的各種戲曲，即使是得到清朝皇侯貴族激賞的京劇，也非常平民化，是草野村民的娛樂，至今仍不乏靠「上山下鄉」演出得以繼續生存的戲曲劇種。為了讓可能目不識丁的觀眾看得懂台上的表演，又遠在田頭山坡上也看到台上是個什麼角色，角色就面譜化起來，是忠是奸，一眼就看得出來。其他民間藝術如小說、說書等等，說事道情，也都這樣。西方就似乎只有給小朋友看的童話故事是這樣的。

現實世界比舞台複雜得多，用聽戲看劇的眼光去看自然不行，看着童話故事長大的，到一定時候也得「消毒」，以防以為社會事物也是正邪分明、因果必然的。事實是，很多人和事，「往事越千年」仍然難有個明確論斷，難以定是非、分忠奸。中國的史書主要是人物列傳，人物都歸類入冊，一旦被歸入〈奸臣傳〉，要翻案便難了。

在《北京法源寺》一書中，李敖讓康有為甫出場在法源寺與住持佘和尚邂逅，即雄辯滔滔地論說忠奸，認為對之不可以簡單化，說曹操不但不是大奸臣而且是大英雄，但要為曹操翻案還較容易，為馮道翻案便難得多了。

馮道生於五代亂世，號稱長樂老，是中國官場史上的「不倒翁」，侍奉過五朝、八姓、十三帝，為官四十多年而「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說他「朝秦暮楚」不為過。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認為馮道是五代時道德淪亡的表徵，是當代著名儒者卻無忠貞可言。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亦說馮道只是苟活於世。清代《續通志》把失節的文武官吏分為十類，馮道列入最壞一類。馮道於是成為歷史上典型的貳臣而被嘲笑。

然而在當代人心目中，馮道是有操守的儒者，甚至是模範丞相。當時契丹人打進中土，殺人屠城，漢人的英雄豪傑誰也保護不了老百姓，馮道卻「用巧妙的言詞，大臣的雍容，說動了契丹皇帝，放中國人一馬」。李敖借王安石之口說馮道是「純臣」，「是刮刮叫的了不起的大臣」，能「屈身以安人」，「如諸佛菩薩行」。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而被儒家捧為聖人，亦「正在安人而已」。這是從老百姓的利益出發，而不只是基於意識形態作判斷。

英雄、豪傑是有點模糊的概念，在字典中，是「才能勇氣過人」或「才智勇力過人」的人。相對之下，聖人賢人有英雄豪傑的一面，而都是非常正面的人物；豪傑之士則可能有不那麼「正面」的一面，他們豪邁傑出之餘，特立獨行的一面可能尤其讓人矚目，以至光彩照人。

錢穆特別強調，人之為豪傑，正為有一股氣，即「吾養吾浩然之氣」的氣。志氣、勇氣、霸氣、寶氣、福氣等等都帶「氣」，「氣」很抽象，但有與無大不一樣。如有人說，我未嘗無此志，只是外面條件不配合，錢穆說這是有志沒氣。勇也要有股氣，沒有氣，怎能勇?

錢穆又認為，豪傑要「尚氣」，亦要「立節」。節就是氣節的節，就是有一個限度，有一個分寸，「不論世界衰亂，我做人必有限度必有分寸 ，那便是一個豪傑」。

再抄一段：「道德也定要從氣節來，氣節也必要站在道德上。若說人身生理有血氣，有骨氣，從血氣中有勇，從骨氣中有志。人不能做一冷血動物軟骨漢，人之死生，也只爭一口氣。天下不能有無血無氣無骨的道德 ，也不能有無血無氣無骨的聖賢。我們可以說，中國歷史是一部充滿道德性的歷史。中國的歷史精神 ，也可以說是一道德精神。中國的歷史人物，都是道德性的，也都是豪傑性的。」(摘自錢穆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台灣國防研究院 「思想與文化」課演講之《中國歷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