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傑爭鋒因世亂

台灣花蓮的太平洋波濤

觀賞話劇《北京法源寺》，看着台上曾經叱吒風雲的歷史人物偉論滔滔，不期然有「一時多少豪傑」之慨歎。蘇東坡的這一千古名句，是面對故壘西邊之三國周郎赤壁而感喟。晚清民初與三國頗相似。中國的改朝換代，二三百一個循環，都有從盛到衰的命運。盛世走到末期，就是衰世、亂世。此其時也，天下大亂，群雄四起，醞釀着下一個循環，最後，有能者異軍崛起，帶領天下從大亂走向大治。衰世、亂世可長可短，但都「一時多少豪傑」。

《三國演義》為什麼那麼吸引人，直到今天的電子時代仍能在電玩中風靡天下? 就是因為當中之英雄豪傑多不勝數，燦若繁星。從漢末三國到南北朝的四個世紀中，中原烽煙四起，種族大兜亂，從人種到文化、語言都大洗牌。北方人不堪生活，大批南移到江南以至嶺南，進而把中原文化擴展到蠻荒之地。亂是亂，但文化擴大到新空間，提升到新高度。這是靠人去完成的，輩出之豪傑的功勞不小。譬如王羲之那代表着中華文化一個高峰的書法，一種無比閑逸的生活藝術，就產生在這樣的亂世。

更動亂、更殘暴的是春秋戰國，而且歷時更長，達七百五十多年。偏偏，這是中華文化最光輝燦爛的時期。中華文化中至今最值得參悟的經典，都出現在這個時期。被尊為百世之師的孔子就生於這個亂世，終生顛簸。「百世」不是虛言，一世三十年，百世就是三千年。二千五百多年之後的今天，孔子盛名不衰。

可是在當時，孔子在「競折腰」之英雄豪傑中並不突出，在記述春秋歷史、成書稍晚於孔子的《左傳》中，「孔子微不足道」(錢穆語)。孔子在歷史上留下的身影卻是越來越長，在約三百年後的《史記》中，司馬遷就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以示禮贊。錢穆指出，中國史上第一等的大人物，就是不特影響當代，而且影響後世的人物，多在亂世、衰世出世。宋代，南宋相對之下是衰世，而南宋名留青史的人物多於北宋。

錢穆在《中國歷史人物》一文中說：「就其和平正大能明道淑世者，則謂之聖賢。就其崇尚氣節能特立獨行言，則謂之豪傑。」而朱熹說：「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這麼說，豪傑都能崇尚氣節而特立獨行，而其中兼能和平正大、能明道淑世的，可為聖賢。聖賢自然是百世之人傑，是極少數。錢穆因而說，不要太看重聖賢，且先看重豪傑；縱不能做個聖賢，也該能做個豪傑，尤其是在這衰世亂世(文章寫於一九六八年)，做人總要有點豪傑精神，不然就會站不住腳，挺不起腰。

中國傳統的史書重於寫人，以人物列傳為主。《史記》就是一部人物列傳，事在人的背後。這與西方講歷史重於事不同。錢穆認為，「我們的歷史精神，也就是我們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其實也就是豪傑精神，亦即是聖賢精神。」這精神就是通過一個個人物表現出來的。

對於這些人物，中國人還有自己獨特的評價方式，就是只要他是豪傑，可以不論他的成敗；只要他是聖賢，可以不問他的功業。於是我們在詩書中、廟堂上、舞台上見到一個又一個千古景仰的「失敗者」，孔子、周瑜、諸葛亮、關公、岳飛、文天祥……，以至《北京法源寺》中最終都大事無成的滿台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