鍛練肌肉之重要

朋友放上「臉書」的一段短片以及傳抄的文字，讓人一看嚇一跳，據說最新的科學研究顯示，「少吃多運動反而害你變易胖體質」，而且會得到「恐怖的肌肉減少症」。我留心看了那段來自日本電視台的短片，發覺若不特別留神，可能得到錯誤訊息，以為做運動、特別是有氧運動有害。

這段通過專家講解的短片其實是要告訴觀眾，不要只做有氧運動，也要做無氧運動。簡單的說，就是也要做鍛練肌肉的運動。這是針對靠節食和做有氧運動減肥的人而說的。

肥胖成為流行病之後，如何減肥成為都市人群的重要議題，相信大部分人減肥都從節食入手，再加上做點運動，主要是有氧運動。什麼是有氧運動(或稱帶氧運動)? 你持續做五分鐘以上還有餘力的運動就是了，步行、快步走、慢跑、游泳(長距離)、騎自行車、打太極拳、跳健身舞、韻律操都是，打打籃球、踢踢足球也是。它的特點是強度低、有節奏，可以持續地長時間進行。相反，舉重、短跑、跳高、跳遠、投擲這些靠爆發力的就不是有氧運動。

有氧運動可以增強肺活量和心臟功能，長期堅持有利增加血紅蛋白，提高抵抗力，抗衰老，增強大腦皮層的工作效率，增加脂肪消耗，防止動脈硬化，降低心腦血管疾病的發病率。如果加上合理的飲食安排，就可減肥。

可是，有氧運動對肌肉的鍛練不大。節食加上有氧運動把體重減下去了，卻掩飾了肌肉沒有增強而可能還減少了的事實。那段短片提到，日本進行了一項減肥實驗，分三組人進行，第一組只靠節食，第二組節食加帶氧運動，第三組節食加有氧運動再加肌肉鍛練；三個月後，三組人都減肥三公斤。可是進一步的測試發現，第一二組的肌肉量減少了，第三組則增加了。

這個實驗沒有說明接受測試的人的年齡。一般來說，人從30歲起就要面對肌肉萎縮，這不是患上病理性的肌肉萎縮症，而是人老化的正常生理現象。如果不加以鍛練，肌肉就會隨着年齡增加而逐步減少，最後像很多老人家那樣渾身鬆弛，好像只剩下個臭皮囊。

肌肉可說是個神奇的引擎，走路、蹦跳靠它，眨眼、微笑也靠它。加強肌肉力量和肌肉耐力，一生有益，如鍛練背肌可增強呼吸系統的功能，腰腹肌可保持腎臟健康等。由於肌肉總量呈下降趨勢，人的基礎代謝率每十年下降3%。不經常運動的人，每年減少0.25千克肌肉，增加0.25千克脂肪。有研究指出，增加0.5千克肌肉，一年可額外消耗1.5到2千克脂肪的熱量。

要注意一點：肌肉鍛練對於女性特別重要。原因是隨着年齡增長，女性的鈣質流失比男性多，骨質疏鬆較嚴重，骨骼需要更多強健的肌肉去支撐。肌肉支撐力不足，年紀大了較易跌倒，造成骨折之類重大傷害。

那段短片還有個重要訊息，說是對肌肉的鍛練幾歲做都來得及，八九十歲也可以通過鍛練增加、增強肌肉。

那段短片容易讓人誤解，以為有氧運動會減少肌肉。有氧運動可燃燒脂肪，可是節食不得法真會不利肌肉生長。重要的是，若要減肥，不要只吃少點、輕輕鬆鬆做點有氧訓練就算，而也要做做俯臥撐、舉舉錏鈴、下蹲起立(一定要慢速做，約一分鐘三次，以免膝蓋磨損)之類，要三管齊下。

對人是理性的/非理性的假設

理性?非理性?

我們的社會是否承認非理性的存在?這沒有絕對肯定或否定的答案，在某些領域是承認的，但在另一些領域卻不承認。有時，人們還會對人的非理性善加利用。

似乎凡涉及到安全問題的，人們會十分警惕非理性。譬如高速公路的設計，不會假設駕駛者都會奉守法地安全駕駛，而會防範駕駛者以至行人會亂衝亂闖；公路兩側、來往行車線的分隔帶，都不惜投入不菲的資金興建。

法律系統、司法系統，也對人的非理性百般防範，設計不斷精細。西方國家對政府監察制度，基本上是基於不信任而設計的，把政府官員看作是可能隨時變成胡作非為壞蛋的人。

可是我們又隨時可以見到對人是理性的假設。

艾瑞里在TED 的演講中舉了一個非常搞笑的例子：在歐洲，不同國家國民同意死後捐增器官的比例十分懸殊，相鄰的國家，文化傳統幾乎如出一轍，可是一國的國民壓倒性地同意捐贈，另一國壓倒性地不同意，這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可是原因卻非常簡單，關鍵在於填寫同意/不同意捐贈的表格的設計。「正路」的表格會問填卷人：若同意，請填寫以下表格。結果人們都懶理，捐贈率很低。但有國家這樣問填卷人：若不同意，請填寫以下表格。人們的反應一樣：不管。而這麼一來，同意捐贈器官的比率高極了。

你或者分不清楚誰理性、誰不理性，總之很多人糊里糊塗地就「被同意」了。

更大的理性假設，可能是民主選舉制度的設計。它假定，所有選民都可以對要投票解決的問題例如對候選人的人格、主張有足夠的認識，可以作出負責任的理性抉擇。可是無數例子證明，這樣的理性假設是不存在的。對於選民，除了年齡、出生地、居住年期等少數限制外，根本沒有思維、判斷能力的要求。民主選舉的目的本來是訴諸多數人的理性，結果是只憑數量而不計質量作出裁決。是非、善惡、真假、黑白全都要由數量而不是質量──理性──來判別。

市場之所以受到推崇，也是出於市場是理性的假設，因為人們到市場上進行買賣時，由於涉及個人的利益，都會細加衡量利害得失才作決定──理性的快定。集體的理性就形成那「看不見的手」──由利所驅動的理性的手。

利是否可以讓人聰明些?艾瑞里為此做了實驗：讓一批人做拼圖遊戲，他們分成三組，第一組獎金很少，第二組獎金額中等，第二組很高。這個實驗跑到印度去做，最高的獎金達50美元，相當於當地人五個月的工資，希望把獎金的威力盡量發揮出來。結果，第三組的成績反不如第二組。實驗在麻省理工學院進行，也一樣。說明「高額獎金不但加大了僱主的成本，而且妨礙管理人員發揮他們最大的工作能力」。

用這個結論來檢驗華爾街，對於那批拿天文數字工資和花紅的CEO為什麼會把全世界推到深淵，就有點頭緒了。華爾街認為，他們拿多少工資完全取決於市場，因而是理所當然的，完全合理的。

對於市場是理性的假設，應該到反思的時候了。

我們能主宰自己的決定嗎?

上面和前面兩個側面中，正中央的色塊的顏色……

 在主要靠西方文明建立起來的現代社會中，人們普遍相信人是理性的。西方文明代表着科學，代表着對迷信、對非理性的勝利。可是人真的能夠時常保持理性嗎?

丹、艾瑞里(Dan Ariely) 在TED 網站有個精采的演講，題目叫〈我們能主宰自己的決定嗎?〉。如果你沒有時間閱讀他的《怪誕行為學》一書，不妨花不到20分鐘聽聽他的演講(有中文字幕)，更不然，打開其中的 3:30，看看像那「扭計骰」的彩圖。這是我見過的最神奇的視覺錯覺圖。其中以紅色箭頭指出的兩個色塊(如左圖，分別在上方和前方兩個側面的正中央)，在被其他彩色方塊包圍着的時候，分明一塊是黃色一塊是棕色，可是一旦把其他色塊清除，兩個色塊竟然是一樣的棕色。你的眼睛竟然完全受騙了，毫無理性可言。

人的視覺是最發達的感覺器官，在大腦中有專區有來分析收到的視覺訊息。人每天通過眼睛接收到的訊息最多，人的大量訊息靠眼睛得來，然後據此作出決定。「眼見為實」，眼耳鼻舌身意中，眼據首。你看到的，你就相信。若你看到的也難以置信，你據其他感覺器官得來的訊息得到的認知、作出的決定還可靠嗎?例如到超市購買某「超值」貨品，接受銀行職員的推薦購買的某項金融產品，對某政客的「循循善誘」投上信任一票……。

我們每天接收的訊息多得難以計數，對大腦的運算能力要求越來越高，很多決定常常是近乎直覺反應地作出的，不經深思熟慮。這已成現代人的思維習慣。這樣作出的反應、決定，有多少算得上是理性的?有多少屬於你完全不察覺的非理性?

非理性，不可以理解為無知、愚昧。它經常是你無法控制的、不由自主的，就像大量的視覺錯覺一樣，由不得你靠理性去修正。上述兩個色塊的顏色明擺着要欺騙你，你仍然無法糾正自己的錯覺。

……是一樣的。

這方面的研究，近年有很大發展，其中一個成果是「驗驗經濟學」。美國伯克萊大學的經濟學家馬修．拉賓(Matthew Rabin)，因而在二零零一年獲得美國經濟學會的克拉克獎章(Clark Medal)；普林斯頓大學的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的弗農．史密斯(VernonL.Smith)則分享了二零零二年諾貝爾經的濟學獎。其中，丹尼爾．卡尼曼正是丹、艾瑞里的「師傅」。

丹尼爾．卡尼曼最近也有一本這方面的著作大熱，這就是 Thinking, Fast and Slow，台灣有譯本曰《快思慢想》，大陸有譯本曰《思考，快與慢》。這本書理論性較強，說的也是人的非理性思維與理性思維。他認為人有兩個思維系統，即思維系統一和思維系統二，各司其職。系統一訴諸直覺，運作勤快，反應敏捷，富有效率；系統二則相反，較懶惰，要靠人的積極調動才會運作。例如問你4 x 6等於幾，系統一不假思索便得到答案；456 x 789 就非要系統二無法解決。

這方面的書，近年不知不覺地讀了多本。《都是經濟學家惹的禍》一書的思路相同。《清醒思考的藝術》其實主要以艾瑞里和卡尼曼的研究成果寫成。《魔鬼經濟學》、《超級魔鬼經濟》、Erronomics (《錯誤學》)也是同類著述，都指出人的「傳統智慧」的謬誤。

由於「資訊爆炸」，人對不斷瘋擁而來的訊息窮於應付。可以想像，憑非理性的系統一作出判斷會越來越多。小心，商人、政客早已看準了人的這一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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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 Ariely 在TED 的演講http://www.ted.com/talks/dan_ariely_asks_are_we_in_control_of_our_own_decisions.html
舊作參閱：眼見未必為真之餘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hk/2011/12/blog-post_20.html

人的非理性與「看不見的手」

經濟學研究的是什麼?這樣問有點奇怪，經濟學就是研究經濟規律的學問嘛。可是經濟規律又是什麼?真的有這樣的可以預測經濟發展的規律嗎?不同學派的經濟學家都說有。可是，他們所說的「規律」不一樣。既然各有各的說法，那就等於說不存在一個必然的發展規律了，這樣的「規律」還能說是「規律」嗎?經濟學家研究的究竟是什麼?應該是什麼?

說到規律，我們會想到數學、物理學、化學裡的定理、定律，這些學科的定理、定律都是「鐵律」，放諸四海、四時而皆準。這是科學。可是在經濟學裡，你找不到這樣的「鐵律」。某個時期，某個經濟學派吃香，得到執政者認同而風行一時，據之推行的經濟政策似乎該見成效；可是若干年後，政策失效，經濟惡化，政府改朝換代，經濟學派也一樣，輪到另一種理論受吹捧。

西方近代的經濟發展就是這樣左搖右擺地走過來的，東方各國也受到影響。中國曾經奉行被稱為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理論，結果弄至民生凋弊，不得不改弦更張，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還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道路」?)。

英國學者 Graeme Maxton (曾經是《經濟學家》周刊的駐港記者)寫了一本書叫 The End of Progress – How Modern Economics Failed Us (進步的終止：現代經濟學如何坑害了我們)，寫的主要是二零零八年源自華爾街的金融海嘯對全世界的坑害。台灣的中文譯本把書名改為《都是經濟學家惹的禍》說得更白，矛頭直指經濟學家。

Maxton 認為，儘管經濟被歸類為科學，儘管很多學者和經濟學家希望它是一門科學，但經濟學不是艱深的科學，甚至算不上是科學，不是一門能準確作出預測的學科。它不能像物理學、化學一樣可以通過實驗與觀察得出一致的結果。譬如一項經濟政策推出，經濟學家無法準確預測成效。

他以西方過去三十年的失誤指出，經濟學家告訴西方各國政府，要讓亞當．斯密所說的「看不見的手」來分配資源、訂定價格、調節平衡，政府應當少干預。結果弄出了過去一百年裡這個理論的第二度失露。他強調，這只不過是個理論。

那麼經濟學研究的是什麼?我沒有深究過多少經濟學的理論，只是沒有系統地讀過一些有關的書。不知道打什麼時候起，我有個印象：經濟學其實是行為學，它研究的應該是人的行為，就是人在面對各種利與害時，會怎樣行動，會作出怎麼樣的選擇。

根據亞當．斯密的理論，一切經濟人包括消費者、企業都是理性的，他們在市場中會作出理性的決定，從而形成「看不見的手」來推動市場有效率運作。以此為基礎，各種制度建立起來了，政府則最好少插手。這理論的基礎，是相信人是理性的。

這裡昨天提到的《怪誕行為學》一書，卻通過大量有趣的實驗，證明人不但不如想像的理性，而且是很不理性的；人在各種情況下會受心理的左右，作出自覺或不自覺地的非理性行為。書中研究的，不僅是人的日常行為，而且是經濟行為。如果人的行為是那麼非理性，市場「看不見的手」的基石就崩塌了，「看不見的手」還可以是市場的「上帝」嗎?

自覺付款反映的非理性

「誠實茶」考驗人們的誠實品德

新聞報道說，美國一家機構在美國不同城市進行了一項測試，通過讓市民在無人看管下購買瓶裝茶然後自覺付款，來檢驗他們的誠實程度。結果，全美平均計算，有 8% 的人拿了飲品後不付款。最不誠實的是首都華盛頓的市民，居然有20% 的人飲「霸王茶」。

主辦這個測試的機構叫 Honest Tea (誠實茶)。我在它的網站上看到有關短片，一看，就對測試結果有懷疑了。那賣茶的攤檔擺明車馬，高高掛起 Honest Tea 的招牌。我認為，這招牌一定對「顧客」的心理造成影響，以致無法反映他們在完全自主情況下的誠實程度。也就是說，他們該更加不誠實才對。

剛讀完了一本十分精采的書《怪誕行為學》，這是中文版出於市場考慮的譯名，原名是 Predictably Irrational：The Hidden Forces That Shape Our Decisions (可預測的非理性：左右我們作出決定的隱蔽力量)，作者是美國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行為學教授 Dan Ariely。這是一本關於行為學與經濟學的書，Dan Ariely 可以稱作行為經濟學家。這是近年一個頗為熱門的跨學科研究領域，一個特點是，通過實驗研究人的行為，然後據此檢示經濟學的傳統理論。結果是對傳統經濟學的巨大顛覆。

這本書分作十多章，每一章都針對人不同方面的非理性行為進行實驗，用數據去顯示人在不同情況下的非理性行為模式。這些實驗都經過精心的設計，經常只作了一些輕微改變，就能誘出人們潛服的非理性。

譬如人的誠實問題。這個問題對經濟有多大影響?看看這個統計：在美國，買衣服可以退貨，於是不少人把商店當衣櫥，把新衣穿一兩次後退回去。美國服裝業估計這一年造成160億美元的損失──約相當於入屋爆竊與汽車盗竊損失的總和。

有這樣簡單的實驗：在麻省理工學院大學宿舍一個公用雪櫃裡，放進六罐可樂和一個放了零錢的小盒子；幾天後，可樂都不翼而飛，零錢分文不少。這說明學生不老實，但有分寸──實物可以順手牽羊，現金分毫不貪。

人都有歹念，受到誘惑就會潛出。一個由哈佛大學學生參與實驗是這樣的：做50條常識測驗題，憑成績拿點小獎金；第一組人受嚴格監控，無從作弊；第二組，答題後，對照標準答案，自己評分，再抄寫答卷交上，領取獎金；第三組，照第二組去做，但可以把答案草稿毀掉；第四組，照第三組去做，但交上答案後，按評分到一個錢箱自己拿獎金。很明顯，誘惑不斷加大。結果如何?第一組答對32.6題，其他三組的成績都上去了，不過差不了多少，分別答對36.2、35.9、36.1題，說明在這情況下，不誠實不致太離譜。

怎樣可以啟動人們心裡的自律機制呢?在哈佛商學院裡做過這樣的實驗：做一些簡單的數學測試，第一組，參與測試的學生無從作弊；第二組測試分兩部分，先憶記出中學讀過的十本小說的書名，然後做數學測驗，答案在自我核對標準答案後重新填寫交上，草稿紙毀滅可也；第三組與第二組基本相同，只是先要憶記的是《聖經》裡的十誡。

結果如何?第二組明顯作弊了，可是第三組的成績與第一組相同，接受測試者可以作弊，但沒有放任自己，只記得十誡中一兩條的，與記得全部十條的，都受到約束。

照此推理，到 Honest Tea 攤檔買茶的人的良知，多少會受到「誠實茶」啟動才對。如果華盛頓仍有兩成人飲「霸王茶」，他們之中的老實人一定遠少於八成。

對人生不同階段的品味

有朋友傳來一段以三杯咖啡妙論人生的文字，香港人愛喝咖啡，讀一讀，再回味各自杯中的咖啡、細品人生也不錯。

三杯咖啡的第一杯，加糖加奶，這好比人的童年，不屑於品味甜之外的滋味，只求滿足口舌之欲。

第二杯不要糖，咖啡特有的香味凸顯出來，是為中年人的世界。少了不着邊際的夢想，多了苦澀，多了對生命的思考。

第三杯是原汁原味的黑咖啡，好比老年人的生活。所有矯情、客套、奉承都被歲月過濾掉，沉澱出的是誠信、友誼、真情等可以終身相伴的情感。苦到極至，便是甘甜。這才是喝咖啡的最高境界。

另一朋友即回應：「聽雨歌樓上/客舟中/僧廬下之差別」。對極了，所言是蔣捷《虞美人》詞中的三個不同的聽雨心態：「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 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

人經過人生不同階段的歷練，看待事物自有不同感受，一般來說，是走向成熟。這是個循環上升的過程，到最後可能返樸歸真，而境界一新，如禪家所喻的，從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再回到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人處於不同的人生階段時，很難跨越時空的局限，去理解另一個人生階段的心境、心態。當你還是青春少艾，怎能品出黑咖啡的回甘味道，怎麼能有僧廬下聽雨的深刻體味?

在《紐約時報》上讀到一篇舊文，題目是 Old Age, From Youth’s Narrow Prism (從年輕人的狹窄棱鏡看老年)，作者是一位老年病學心理醫生。他講到一段自己的經歷：有一次，到一家老人院去看望一位93歲老婆婆，與她日夕相對73年的丈夫剛去世了。這位心學家想安慰她，問她現在覺得怎麼樣。老婆婆沉默了一會，回答說：「像在天堂上。」

原來，她那去世的丈夫脾氣暴躁、愛罵人，她受夠了，如今得到解脫，一點不難過。

心理醫生在文章中說，我們常常對老年有錯覺，這源自以自己的年齡為中心作出觀察和判斷，就是以自己年齡為常態，特別是從較年輕的角度去看較年長的。

紐約大學一位神經學教授也在《紐約時報》撰文談老年問題，題目是The Joy of Old Age (No Kidding) (老年之樂，說真的)。他自小愛以元素周期表的不同元素來比喻自己的年齡，正處於「金」齡，排79的元素，在邁向「汞」齡。各地的人均夀命都在延長，老年的許多問題是以前鮮有人談論或知道的。

若不愛飲咖啡，茗茶一樣可以品味人生。中國茶不加糖不加奶，怎麼隨不同茶味品出不同境界?我曾給一位開茶莊的朋友寫過以下對聯：

本色沖來 管他或濃或淡

人生細味 自是還苦還甘

香港曾經的輝煌源自香港的「自主性」嗎?

那天在書展看到本屆書展作家陳冠中一段錄像片的片段，他正好談到香港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自主性」。短片該是香港電台二零零七年的製作，相信是配合香港回歸十周年而推出的。陳冠中是本土作家，對香港有深厚的感情，在那個時刻回顧香港近數十年的發展歷程，很自然就緬懷到二三十年前的「黃金歲月」。

那是香港不少人的得意歲月，這包括像陳冠中那樣正巧能把個人的黃金歲月與香港的黃金歲月重疊起來的一代人。這樣的交集若不完全，一樣也對那段日子有各自的懷念，譬如「八十後」、「九十後」，也會從那個年代留傳的吉光片羽，例如電影、歌曲中感受那個年頭的傳奇與風采。當然，這樣的感受、記憶難免不完整，以至被扭曲。

從那個年頭走過來的人的記憶又如何?我對於個人的記憶──包括自己的記憶和他人的記憶──都沒有十足信心，記憶模糊以至被植入錯誤內容的屢見不鮮。香港七八十年代的所謂「自主性」是為一例。

香港的七八十年代是香港近現代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年代。英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接收了香港管治權，但管治上基本以「不作為」為指針，面對因為大陸局勢不斷變化而在香港引發的社會劇變不思進取，以致香港在六十年代，在全世界「五洲震蕩風雷激」之下，社會矛盾更加激化。

到了七十年代，港英政府終於改弦更張，自麥理浩一九七一年接任港督起，從社會民生入手進行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經過六十年代折騰的香港社會自此如浴火重生的鳳凰，振翅高飛。大陸一九七八年結束「文革」，開始實施由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政策。香港人成為「第一個吃螃蟹」的勇士，進入大陸，殿定了至今是中國內地最大外來投資者的地位。香港經濟也自此進行新的轉型，把製造業遷到大陸，騰出空間大力發展金融服務、房地產業。這股創新、奮進的氣勢雖然受到過中英爭拗、港人恐慌外逃潮的打擊，仍然持續至回歸之前達到頂峰。這就是所謂香港的「自主性」的輝煌時期。

可是，這樣的變革真的源自香港人的「自主性」嗎?這得要先問一問，為什麼麥理浩甫一上任，就能在第一份《施政報告》中就提出相當完整、高瞻遠矚的治港藍圖來?當時，沒有誰認真去研究，也無從研究。左派認為這是港英政府的懷柔政策，其他人都忙於利用新機遇去「搵錢」改善生活。

直到幾年前，嶺南大學的教授李彭廣到英國去翻查英國政府的解密文件，才得到一些答案。李彭廣在據此寫成的《管治香港》一書中指出，麥理浩在履新十個月之前，就應命寫成了秘密的治港大綱，治港大綱的總目標清楚表明：「是為英國創造與中國談判香港前途的籌碼，而其載體便是在最短時間內把香港各方面的發展遠遠拋離中國內地的水平」。這距離中英正式開始香港前途問題談判還有十多年。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一九八二年到北京會見鄧小平，要以香港的治權換主權，手中捏着的籌碼，就是麥理浩「黃金十年」給香港民生帶來的巨大改善。

其中，沒有半點香港的「自主性」，也沒有半點對香港人的善心。

香港那個階段的成就當然離不開香港人「獅子山精神」的艱苦耕耘，但如果說香港人那時是憑「自主性」造就出一個黃金時代，那就太小看英國人了。英國人小看不得，至少，他們到現在仍讓不少人蒙在鼓裡，甚至讓不少人為他們搖旗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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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文參閱：治港藍圖在哪裡制定?http://silverylines.blogspot.hk/2013/01/blog-post_18.html

從書展到書墟的變化

星期六到書展逛了五六個小時。有幾年不到書展了，今年承蒙一位朋友送來不用排隊的VIP入場券，就去湊湊熱鬧，發覺書展宛然成「書墟」了。

書展集合那許多出版商、零售商，提供那許多許多書籍供讀者選購，價錢又比市面的便宜，對好讀書的人來說，實在功德無量。可是那「趁墟」般的市井式喧鬧，又與讀書應有的閒適雅靜氛圍大異其趣。「書墟」的喧囂盛況堪足與年宵的花墟媲美。

「墟」是市集，既集且雜。四方八面、各路人馬匯聚而來，不一定是出賣自己農地裡生產、家裡飼養的，各種商販會迎合聚集民眾的各種需求到來做買賣，連賣武、化緣、看相、吊脖子的、偷雞摸狗的……也吸引來。書展不也是這樣的墟市嗎?組織當然不一樣了。「書墟」在現代化的會場舉行，不愁日曬雨淋，做買賣的、來花錢的咸稱方便，難怪規模每年都在擴大。

既然是「墟」，自然是市場導向的。在書市上，人們最需要什麼，從佔地面積可以清楚看到。也許我的印象不對，我發覺，出售傳統書籍的攤檔所佔的比例萎縮了。所謂傳統書籍，是成年人的閱讀書，而出售文具等非書籍用品、兒童圖書的攤檔佔地，即使不會過之，亦應旗鼓相當。我走到三樓的兒童圖書部分，看到偌大的展館竟然全部是給兒童書以及教育用品佔據了，頗吃一驚。市場竟有那麼大?

市場看來的確大了，就是入場的不只是本地人，還有大量是外來的，其中主要的當然是內地客。操普通話人相當多，不少還與本地人一樣，拉着行李箱而來。以前見到拉着行李箱來購書，覺得很誇張；現在，這變得很普遍，我幾次幾乎被拖在主人身後的機關跘倒。更誇張的是帶來外傭，由外傭拖行李箱。

展銷內地書籍的攤檔似乎也減少了。我一進門受到誤導，跟着「簡體字書」的指示牌上三樓去了，以為那是內地出版社的集中地。去到三樓，拿着地圖看了好一會仍無法找到有這樣的所在，最後在宗教類攤檔包圍當中找到兩三家。後來才發現內地出版社主要在一樓和本地的混在一起。相對過往，內地大出版社明顯減少了。一些出版不少好書的，例如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有些書只帶來個孤本──僅一本。

被誤導到了三樓也有個好處，就是書價便宜些，有買二送一的，有買一送一的，送的是三本或兩本中較便宜的一本。若兩本同價，買二送一就等於半價了。不過仔細看看折為港幣的書價會發現，比兌換價高了不少。優惠之下，仍比去深圳購買便宜。近年，內地版圖書的價格不斷上升，加上人民幣匯價上升，買書已不便宜。不過相對於港版書、台版書還是便宜些。

話又說過來，買書仍然是十分划算的買賣。以學者的著述計，本本是長時間研究成果的結晶，而你只花一百數本塊錢，這成果就到手了。我對於買書已十分謹慎，那天卻仍然買了十多本，其中包括多本合集，也就是說買回來了幾十人的研究成果與心得。

今天聽一位鬼佬同事繪形繪聲地形容書展排隊入場的人流，說人龍在大廈之間又上不下地之字狀蜿蜒，「活像一條河」(like a river)。即使是隨大流的，淌進河去，總該有點收穫，像我一樣。

彈琴復長嘯：古今不同

竹林七賢之一的阮籍在長嘯

讀古人詩書，常有關於「嘯」的記述，文人常以嘯一舒胸臆。武俠小說，俠客也愛長嘯，甚至可以嘯出聲波，傷人百步之外。但究竟何謂之「嘯」?曾在書中讀到：嘯即吹口哨。可是仍不大了了。日前遇到一已移居台灣的朋友，他竟然學嘯去了，學習之地是內蒙古，而他學的嘯不同於吹口哨。

古之愛嘯文人似乎多屬隱士。魏晉多曠達之士，他們不受世俗禮法拘束，愛隱逸山林，常以嘯舒懷。陶淵明有句云「嘯傲東林下」(《飲酒》)，又有句云「登東皋以舒嘯」(《歸去來兮辭》)。唐王維的「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則是讀過唐詩的人都熟知的。我那位朋友熱愛古琴，曾嘗試斲琴(造古琴)，後因為對生漆有敏感反應，才在醫生勸阻下放棄了。想不到他為了得「彈琴復長嘯」的雅興，竟然北上到草原學藝去。

據《說文解字》，嘯，吹聲也。據網上的《漢典》，嘯的第一義是「撮口作聲，打口哨。」而據「百度」，嘯是一種歌吟方式，嘯沒有切實的內容，不遵守既定的格式，只隨心所欲地吐露出一派風致，一腔心曲，因此特別適合亂世名士。

那位朋友要學的嘯有點不同。他告訴我時帶點神秘，要我猜他到內蒙古學什麼。馬頭琴?長調?都不是，他作了點解釋，我猜到了，是呼麥。但好生奇怪，為什麼要學習這種聽起來有點古怪的當地民間歌唱方式?

據「百度」，「呼麥」是圖瓦文xoomei的音譯，原義指「喉嚨」，即為「喉音」，是一種緊縮喉嚨而唱出「雙聲」的泛音詠唱技法，即一個人能同時發出兩個高低不同的聲音。據朋友說，還有人可以發出三個高低不同的音的。

我以前在文字上知道有這種歌唱方式時覺很神奇，那時的報道說，內蒙能唱呼麥的人已寥寥可數，很難學，是瀕於滅亡的民間技藝。可是後來在到CD上聽到了，近年到香港演出的內蒙藝團也例必有呼麥表演。這可能與呼麥的瀕危得到國家重視之故。二零零六年五月，呼麥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二零零九年十月，呼麥又成功入選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只是，我不懂欣賞呼麥，覺得無論高低音的音色都不好聽，兩者之間的音距很大，難以融合。

據朋友說，呼麥其實是漢人失傳了的嘯，嘯的藝術傳到了蒙古族去，經過發展就成為呼麥。朋友多年前接觸到呼麥就想學，可是在語言不通之下沒學成。這回再去拜師學藝，花上更多時間，入門了，但還不能唱兩個音。那天在酒樓裡，不便讓他放聲而嘯，聽他「彈琴復長嘯」，只能待來日了。

如果嘯是吹口哨，嘯可以達到很高的藝術境界。吹口哨，很多人會，但沒有幾個把吹口哨當作一門藝術手段提高技巧，去演繹音樂作品，甚至表演。這是冷門的藝術，卻也有國際比賽，「演奏」的樂曲可以是高深古典樂曲呢。「彈琴復長嘯」，原來也可以抱着結他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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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口哨世界大賽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KF-UirUU-U

香港粵語：因雜交而富有生命力

香港處於一個非常特殊的地緣政治位置上，這不但長期影響着香港的政治、經濟動向，也影響着香港的文化，包括它的語言──香港的粵語。經過近數十年來香港與廣洲的各自發展，兩地本來同根同源的粵語已出現明顯的差異。這充分說明，語言是有生命的。雨果說過：「語言和太陽都是不會停止的，到了語言固定的一天，它就死亡了。」從這個角度看，香港的粵語生命力旺盛。而那位毛小姐因為發覺社會上多了一些南下的用語而擔心「永不超生」，不是過慮就是無知。

西方一位學者指出：「語言和文化一樣，很少是自給自足的。」一種語言要自給自足的話，必須存在於一個完全與外界隔絕的環境裡。在當今世界上，這樣的語言恐怕不多了。亞馬遜森林裡的皮拉哈(Pirahas)人語言是其中之一，而因為難得，成為研究語言發展的可貴「標本」。香港處於東西南北交通交匯之地，它的語言自然難以保持「純正」。語言由於是在人的交往、溝通中形成的，從來都不可能「純正」。粵語就是「不純」的產物，主要是楚人的語言，春秋戰國時中原的雅言，加上百越人中不同部族越人的語言「雜交」而成。

外來語言在不同時候慢慢滲透進日常用語中、成為人們的慣用語之後，過了一段時間，如果不刻意發掘，可能就不知道其源頭。不久前，有朋友傳來二三十個香港粵語的英語字源，讓我莞爾之餘有茅塞頓開之快。原來江湖中人說的「老粒」（搶劫）就是 rob，「花臣」（新款式）即 fashion，「仆街」竟源自 poor guy（粗劣的人），「蛇 guare」（驚嚇、恐懼）是 scare，……。

當然也有源自其他語言的，例如「冚巴爛」(全部)據說源自阿拉伯語，「巴閉」(了不起)據說從印度語而來。

中國自「五四」掀起白話文運動以來，不知從日本引進了多少新詞，這些都已完全融和到中文包括粵語中，不着痕跡了。香港近年也自日本、韓國吸收一些新詞，其中很多是商人為標新立異而引進的，不是為了豐富我們的語言，很多相信難以長期在中文生存，例如「放題」(任吃)之類。

近年南下的用語的確不少。香港教育學院的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去年根據統計，認為香港十五年來的十大南下新詞──毛小姐眼中的「統戰工具」──是：微博、維權、黃金周、減排、自由行、提速、經濟體、國足、博客、高新。有南下自然也有北上，十大北上新詞則是：訴求、問責、解讀、減持、雙贏、追捧、爆冷、操控、惡搞、智庫。香港很多用詞已列為大陸書面正式用語，打開各版本的《現代漢語詞典》，特別是後面補充的「新詞新義」部分，可以發現很多。

那位毛小姐因為擔心「永不超生」出了一本書，列舉不滿的南下用語，有報章列出五個為例：適切、加大力度、方方面面、重中之重、政策出台。其中的確有屬南下的，可是五個中起碼有兩個不是。「適切」恐怕是從台灣引進的，據台灣教育部的網上詞典，適切解「適當、剴切。如：『言談適切』」。早在五四時期，夏丏尊的文章裡就使用「適切」一詞。台灣又可能受到日本影響，因為日語有漢字詞「適切」，意思是適合。「方方面面」則是古老用語，孫中山 《民權主義》第五講有這樣的話：「自己一方面要做駕駛的汽車夫，又一方面要做修理的機器匠，那是很麻煩的，是很難得方方面面都做好的。」 朱自清 《白采的詩》則有道：「至於情緒之不能持續著一致的程度，那是必然；但讓它起起伏伏，有方方面面的轉折──以許多小生命合成一大生命流，也正是一種意義呀。」

記住：香港是無法自給自足的，包括它的語言。

香港譯音 vs 大陸譯音

香港文化的最大特點，是融和，既融和東西，亦融和古今。所謂東西古今，不過是泛稱。香港文化融和的，其實又何止東西古今?香港人講求實際，只要「啱使」(合用)，管它來自哪裡，都會為我所用。這種但求「就手」(方便)的態度，有時也會引起爭議。昨日就在報上看到一個這樣的報道：有議員毛小姐發覺香港的傳媒、官員使用了一些「內地用語」而緊張起來，擔心這些用語是大陸的統戰工具，擔心(香港/香港人)「會永不超生」云。

這真是「驚人」發現。是什麼用語?報道中提到一些譯名，例如前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港譯戴卓爾夫人)，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爾(港譯伊斯坦堡)，美國的弗吉尼亞州(港譯維珍尼亞州)。所譯「港譯」只不過是為了方便而這麼說的，香港其實在譯名上從來不統一。譬如戴卓爾夫人，這是當年港英政府的譯名，香港大部傳媒採用，但也有部分傳媒不跟隨的。港英政府當年對祖家英國政府的要員和來自英國的港府高官都配上度身定造的譯名，譯名都不求準確而但求儒雅，善頌善禱。這完全是立場的表述。如果那些對戴卓爾夫人有刻骨之仇的英國人知道她在香港有這麼個「卓爾不凡」的名字，一定對香港「另眼相看」。

這使人想起美國韓戰中美國第八集團軍司令兼聯合國地面部隊司令Matthew Bunker Ridgway 的譯名。對於Ridgway，當年有兩個不同譯法，一曰李奇威，一曰李奇微。一曰「威」一曰「微」，很明顯表示了兩種對立的態度，「威」是台灣和香港很多傳媒的譯名，「微」自然就是大陸的譯名了。他一九五一年以放棄漢城以退為進，成功遏制住了中國軍隊的攻勢，此後成為中國軍隊頭痛的對象。他的回憶錄在大陸的譯本至今稱為《李奇微回憶錄》。可是，你拿新華社編的《英語姓名譯名手冊》翻查，Ridgeway 譯為里奇韋。

譯名，最忌加上主觀的褒貶意識，這樣做可能會冒犯某些人，和經不起時間考驗。譯名最好採用中性或者沒有多少特定意思的字，減少不必要的聯想。這與給子女、給自己改名很不一樣。「戴卓爾」、「馬卓安」、「彭定康」之類譯名，很明顯不合這要求，而載荷着很多人的期許。

香港的譯名又有很多出自民間，例如「講波佬」譯的球員、球會名稱，電影發行公司譯的影星、影片名稱等。這些譯名常常隨意發揮而成，市場導向為主，要好聽、順口、矚目，譯音對不對、合不合理就次要了。對於這些，受眾的要求不高，一旦習慣了，就明知錯了也不計較。例如不久前「掛靴」的英國球星David Beckham，香港人都知道他是「碧咸」，聽到大陸叫他做「貝克漢姆」會大為詫異。「碧咸」顯然是望文生音從Beck-ham 譯來的，而Beckham 其實應讀為 BEH-kuhm，聽聽http://inogolo.com/pronunciation/Beckham 的讀音，可知哪個譯音準確。Titanic 香港譯為「鐵達尼」，大陸譯為「泰坦尼克」，也屬這種情況。

「維珍尼亞」(Virginia)的確是香港人習慣的譯名，而它也反映了香港人英語讀音上的常見錯誤。其中的「珍」顯然是這樣譯出來的：Vir-GIN-ni-a。但它其實應該讀為：Vir-GI-ni-a，因而不可能是有n 韻母的「珍」，而是零韻母的「吉」(以普通話發音為準)。

這種讀音錯誤在香港人中很普遍。例如Panasonic (是Pa-na-so-nic，不是Pan-na-son-nic)，Sony (是So-ny，不是Son-ny)，Nikon (是Ni-kon，不是 Nik-kon)，Canon (是Ca-non，不是 Can-non)

大陸的譯音一般較準確，但刻板；香港的譯音常錯，但靈活，常有神來之筆。香港人能知道取長補短就好，不要自以為是。

那篇關於毛小姐擔心「永不超生」的報道有此一問：港人愛把韓語、日語、英語的潮語字拿來使用，毛小姐怎麼看?問得好！

驚喜合唱：快閃藝術化

「讓我的歌聲隨那微風，吹開了你的窗簾。」

從朋友傳來的鏈接中，看到一段「快閃合唱」的短片，很受感動，讓人覺得藝術與生活似魚水般融和，是魚因水而活?還是水因魚而活?你難以分得清楚。藝術不應脫離生活，生活也離不開藝術。

那「快閃合唱」發生在台北的101大廈，在那裡人頭攢動的美食中心裡，忽然有女高音的嘹亮歌聲不知道從哪裡響起：「這綠島像一只船，在月夜裡搖呀搖。……」一把男高音接上了：「讓我的歌聲隨那微風，吹開了你的窗簾。」是台灣人都熟悉的《綠島小夜曲》。當滿堂食客都又驚又喜地翹首找尋那美妙的歌聲來源之際，和聲合唱的立體音牆從四面八方響起來了，把所有的男女老少都融入了歌聲裡。

接着，笛子、二胡、古箏加進來，唱起了江蘇民歌《茉莉花》、閩南語的《望春風》，兩首歌曲又交織成來，以合唱方面演繹。最後，敲響了鼓聲，《阿里山的姑娘》讓人們擊掌、扭動起來。

即使不在現場，你也完全可以感受到那幾分鐘之內營造起來熾熱氣氛，可以分享那種倏然而至的藝術感動。

末了，短片像商業電影那樣，有長長的字幕，讓參與者、參與機構都分享成就的榮光。我數了一下，參與合唱的有七十多人，伴奏的有四十多人，涉及的幕後音樂、影片、文化、商業、學術團體和個人難以細數，單是攝映師就有十人。拍出來的短片不到十分鐘，但從策劃到「演出」到製作，一定花了多個月時間。由此看來，這已經大大不同於「傳統」的「快閃」概念了。

快閃族或快閃黨，即 flash mob，這現象和名稱的出現，只有十餘年歷史，是手機、互聯網通訊普及的產物。最初的一次快閃據說是二零零二年在紐約發生，是哈潑(Harper’s)雜誌的編輯Bill Wasik 發起的。他召集了約二百人擁進凱悅酒店等高級消費場所，作無厘頭擾攘，然後鳥獸散。

關於 flash mob的定義，二零零四年版《牛津字典》稱之為「不尋常的、無目的的舉動」；新禧版《韋伯斯特字典》的解釋則是「一群人通過互聯網召集，到一個公眾地方迅速聚集，標奇立異一番然後解散」。這看來是針對初期的 flash mob 而言的，後來，「快閃」被賦予藝術表演、社會議題等內容，更接近於西方上世紀六十年代出現過的「聰明暴民」(smart mob)，指的是當年優皮士以街頭劇提出政治訴求的行動。如今的「快閃」少了「無厘頭」，而出現兩個不同的方向，一趨向政治化，一趨向藝術化。

藝術化的「快閃」有過很可觀的表演，最出名可能是在荷蘭安特韋普火車站的《仙樂飄飄處處聞》舞蹈了，百多名看似是旅客的男女忽然「即興」在大堂載歌載舞起來，讓人們驚喜莫名。倫敦希思羅機場的無伴奏合唱等亦非常出色。看得出，都經過非常精心的安排。這樣的安排都以不着痕跡、富有即興色彩、能激發圍觀者的情緒為佳。在YouTube 可以搜尋到不少這樣的表演，但真正出色的不多。101的驚喜合唱是其中的表表者。

香港也有過類似的藝術快閃，不過都屬傚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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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驚喜合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player_embedded&v=bbqY1P6KJmI
經典的Do Re Mi 快閃舞蹈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QLCZOG202k
希思羅機的歡迎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MG2vNVq0ww
星球大戰快閃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D2g5yhJazY
哥本哈根地鐵車廂內的快閃
http://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player_embedded&v=gww9_S4PNV0

泛亞鐵路將以「高鐵版」面世

很多年前，曾在新聞中看過泛亞鐵路的構思：建設一個連接中國和東南亞的鐵路網，這樣，從新加坡乘火車，可以經過中國直通往歐洲。當時覺得，這是很遙遠的宏圖，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建成。

如今，這仍是個有待實現的藍圖，可是在新元素的推動下，有望早日實現。這新元素就是高鐵。泛亞鐵路構思時，全世界只有日本有子彈火車。如今，不但歐洲有了高鐵，中國也有了，而且是高鐵網絡覆蓋面最廣的國家，在技術和成本上也有優勢。中國也是構思中的泛亞鐵路最重要的參與者。

可是，這在近年又受到意想不到因素的打擊，在國際是金融海爆發，在中國，是劉志軍事件和在合肥發生的高鐵出軌事故。有關的負面影響正在逐步消退，最近，高鐵發展又重新得到推動，不但在中國，而且在國外。泰國就頻頻傳來高鐵上馬的消息。

泰國要搞高鐵已不是新聞，新的發展是，計劃日趨具體，國際招標兩個月後就要進行了。中國、日本、歐洲都大有興趣，日本首相安倍不久前訪問泰國，也與泰國總理英拉當面談到這問題。

根據計劃，泰國要建四條高鐵線：曼谷至中部羅勇府，曼谷至北部的清邁，曼谷至東北的廊開府，以及曼谷到南部泰馬邊境城鎮巴當勿刹。工程會在二零一四年年底展開，二零二零年建成。

這些高鐵線的興建，當然着眼於促進泰國本身的交通和經濟。目前從曼谷坐火車到清邁要12至16小時，高鐵建成後，兩個半到三小時就可以了。可是更重要的是三條線路的向外延伸，通往緬甸、老撾、馬來西亞，打通與鄰邦的交通，把泛亞鐵路連接起來。譬如從廊開府向北，就是老撾首都萬象(永珍)。老撾有計畫建設與中國昆明相連的高鐵，其中在中國的路段已開始施工。

馬來西亞與新加坡也在密鑼緊鼓地籌建連接兩國的高鐵。今年二月，兩國會談取得新成果，同意興建吉隆玻至新加坡高鐵，長約354公里的距離，只需90分鐘即可完成，預計二零二零年前投入運作。

至於緬甸，英國《經濟學家》雜誌早就報道說：「中國勢力也會跟着鐵路延伸，除了與周邊國家經濟整合，還可藉由通往仰光的中緬高鐵，直達印度洋出海口。」

可以想見，東南亞夢想多年的泛亞鐵路，可能六七年間就可建成了。夢想可以加快完成，除了高鐵這技術因素之外，是因為中國龐大市場的形成。東南亞各國都希望自已的物質和商人可以更方便地以「無縫接軌」的方式到達中國各地。東南亞各國目前不是沒有鐵路，而是各國的鐵路除了技術落後之後，是各有技術標準，難以接軌。

此外，中國已投資在伊朗興建鐵路網。鐵路網除了連接伊朗境內的多個城市，還可能繼續向西擴展到伊拉克，最終連接各地中海沿岸國家，成為中東地區的一條走廊。

這是一場地緣經濟政治的革命。

學會中文，感恩不已

如此這般學四聲

有這樣的小故事：一個巴羅克藝術團上演巴赫的清唱劇，表演者都是孩子。樂曲是巴赫的艱深作品，要求嚴格、一絲不苟。有聽眾聽到那些胖嘟嘟的小孩子演唱得完美無瑕，十分驚訝，便問合唱團指揮：「這些孩子怎麼能夠演唱這麼高難度的樂曲？」指揮說：「噓！小聲點！如果你不告訴他們這些作品有多艱深，他們永遠不會知道。」

小孩子就是「好欺負」，不管多麼難的是事──例如學中文──他們幾年下來就學會了。

以上的故事是美國漢學家莫大衛(David Moser)說的，是他在結束一篇關於學中文的長文時說的故事。文章在網上流傳很廣，題目是Why Chinese Is So Damn Hard? (為什麼中文這麼TMD難?──這題目用廣東話翻譯會成「點解中文咁鬼難?」更傳神，不必用上粗話TMD)莫大衛力數學中文之苦之難，但他學得很成功，在北京經常到央視客串演出，還說相聲。

我是日前在英國《金融時報》上讀到〈全球第二重要的語言是什麽？〉一文，知道有莫大衛以上一文而再找來閱讀的。

當今全球最重要的語言，無異是英語了。對於這個第一的地位，英語和法語有過激烈競爭。在法國，這競爭的心態尤其是強烈，這表現為社會上對英語的抗拒。可是到如今，英國已變得難以抗拒了。巴黎法國國立人口研究所(Institut national d’études démographiques)的一篇文章尖銳地指出，年輕一代的法國研究人員和科學家認為語言問題已經解決：英語才是他們工作的語言。

這形成了英語人的優勢，卻也形成了他們的劣勢──失去了學習其他語言的動力。他們和其他國家人的相處時會發覺，除了自己，其他人都掌握兩種以至多種語言。

說英語的人應該學習什麼第二語言因而成為問題。文章說：答案似乎比較明顯了，應該學習漢語，因為漢語是即將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國家的語言。這就帶出了漢語難學的問題。作者說，他有一些同事能非常熟練地使用漢語，但人數並不多；很多人半途而廢了，作者本人屬於「學了這麽久，不甘心就此放棄」的人，「可能會有一絲成功的希望」。

學中文之難，是我們「中文人」不容易理解的。莫大衛說，對以英語為母語的人來說，中文比大學裡可以學的其他約三十種語言都難。難到什麼程度?與法語比較，法語屬於「易」；學中文要在說、讀、寫都學到如學法語一樣流利，得花三倍的時間。他說，一個美國人學中文，好比要一個搖滾樂結他手去學有三個鍵盤、30個音栓的管風琴。

他說：有人把學習中文比喻為「學習謙卑的五年課程」；我曾以為這是說五年之後你就能掌握中文，也學會謙卑了；我現在學了六年中文才知道，這句話的意思 是，你學了五年之後，中文對你來說仍然莫測高深，不過你已徹頭徹尾學會謙卑了。

中文、中華文化的確莫測高深。能夠基本掌握中文，很感恩。

貴族化體育運動與鬥地主

「平等」作為政治口號，是首先在歐洲響起的。這其實正好反映了當時社會的不平等，反映了平民、特別是剛冒起的資產階級對世襲貴族在權力、經濟上的壟斷的反抗。貴族的壟斷甚至展現在體育運動上。

昨天談到的哥爾夫球是個例子。哥爾夫球的起源有各種不同說法，中國有人提出，中國南唐時期（約943年）便記載了類似的遊戲叫「捶丸」，比西方起源於中世紀蘇格蘭之說要早五百年。根據蘇格蘭之說，哥爾夫本來是農民農閑時的玩意，後來貴族階級拿去了，訂出各種規則，其至連衣着都有規定，性質就完全改變了，出入哥爾夫球場、打哥爾夫成為身份的象徵。

網球也曾經是這樣的玩意。過去，網球場上的衣着也有嚴格規矩，以顯示上流社會的體面。有「壞孩子」之稱的麥根萊的「劣行」之一，就是蓄意打破這些條條框框，上場時，故意穿得鬆鬆垮垮、讓上衣蓋在短褲上。如今，這已成為潮流。不過在女子方面，有名無實的「裙子」還是必要的。隨着網球場廣泛建立，網球逐漸普及化，網球的貴族色彩已減退不少。

比哥爾夫更貴族化的是馬球，以至以馬球──Polo──作品牌的Ｔ恤、襯衫也身價不菲。

不久前，在《東遊記》一書中讀到一篇關於有人把西方的馬球引進到上海以滿足那裡的暴發戶高人一等心態的文章。書是多位在華工作、生活多年的外國人寫的文章的合集，不同的人從不同角度發表了對今天中國的觀感。馬球一文寫的是上海今天的暴發戶，以及他們愛好炫富形成的巨大社會落差。有外國人為滿足這些人的心理需要，居然連人帶馬從外國弄來了馬球隊作比賽。弄不來的是有關的文化、素養。結果自然是一幕滑稽戲。

歐洲的貴族有其虛偽、浮誇，但也自有經過數百年積累形成的文化內涵。西方的許多顯得「文明」的禮儀，例如飲食文化、餐桌禮儀都與貴族生活有關，西方的餐桌禮儀頗有繁瑣之處，但主旨不外與人為善、為人着想，例如用餐完畢要把餐具並放在盤子上，實為了方便待應生收取。

凡是貴族化了的東西，一方面會受到一些努力「向上流動」的人的愛慕。這些人沒法廁身馬球場，也買一件Polo 恤穿穿；另一方面，難免形成貧富之間刺眼的標誌物。當社會的貧富懸殊不太嚴重、社會比較穩定的時候，這沒有什麼；到社會貧富之間的矛盾到了臨界點，這樣標誌物就會受到衝擊。粉嶺哥爾夫球場就是這樣成為議論焦點的。

貴族化的玩意有沒有可能平民化?當然有，網球是個好例子，但更成功的是跑馬。當年英國人把這英國上流社會的玩意帶到香港來時，一定沒有想到這會成為香港今天風靡萬千市民的「體育比賽」。它把英國的貴族氣派與中國人嗜賭的世俗習性結合起來，使香港賽馬之盛舉世無兩。

哥爾夫球也可以這樣嗎?暫時看不到這樣的趨向，倒是有可能發展成為「鬥地主」，這是《明報》今日社評提到的。我初一看，以為是樸克牌的「鬥地主」，仔細再看，才知道指的是中共掌政初年煽動鄉下窮人鬥富人的運動。

早些天才有論者擔心大陸的政治審查在香港落地生根，如今，又讓人擔心階級鬥爭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