躁動不安的社群

作者：呂大樂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新力量網絡主席)

坦白說，我很想知道，在30、35年之後，當今天的政府檔案及機密文件都可以開封解密，讓人公開閱讀之時，我們對當前香港社會的心理及思想狀態，會否另有一番理解。究竟特區政府是否真的完全受北京所支配？又或者梁振英政府是否陰謀「賣港」求榮？而當然亦有一個可能性是，以上種種都只不過是傳說，但在2012年的香港社會，卻除了可以廣泛流傳之餘，更在廣大群眾之中產生影響力，叫人深信不疑，並因而對特區政府有十分強烈的反感。

對於梁振英政府，我沒有興趣為他們說半句好話（不過，以時下流行的標準來說，不參加批判特區政府，好人有限），至於梁振英本人是否「土共」，他的領導班子中各人是否早已潛伏於社會各界，屬暗中準備推行「赤化」香港大計的「雙面人」，我亦無興趣參與討論（因為實在沒有半點資料在手）。我想提出的是，假如我們以為梁振英政府在上台一兩個月的時間之內，便可以將原來完全相反的規劃，改為一項「割地賣港」的詭計，那似乎太小看我們的公務員的角色了。

對香港政府這部官僚機器的看法，港人在過去20年裏，由一個極端搖擺到另一個極端。在1997年之前，大部分人假設它是一部機器，按程序辦事，以行政手段解決難題。公務員隊伍被視為以「自動波」方式操作，能補一個未有全面民主化的政體及一位未必有領導才能的特首的不足。可是，在九七後新的政治環境裏，公務員團隊的弱點表露無遺。於是，市民大眾的感覺開始改變，覺得公務員隊伍軟弱無力，規範及程序全面崩潰，只會隨上級的意思辦事，全無章法可言。由於對梁振英政府的不信任及對公務員隊伍失去信心，所以認為梁振英上台一兩個月便可以隻手遮天，「割地賣港」，向內地富豪獻媚之說，可以愈炒愈熱。

「割地賣港」陰謀？

儘管香港政府的官僚系統不是什麼能夠長期自我完善、處處表現出程序理性的「無敵」行政機器，但它亦未至於一無是處，只懂迎合上級喜好，隨時掉頭轉向的行政組織。以發展規劃而言，它並不擅長做出大動作，而是以穩步累積漸進的方式逐筆畫出整個圖案。要它突然之間來個一百八十度轉向，會有一定困難。將目前香港發展規劃理解為一項忽然出現的「割地賣港」陰謀，實有誤導之嫌。

現時陰謀詭計之說充斥本地政治市場，並且甚有號召力。作為一種政治動員的手段，這沒有絕對的對與錯的問題──只要收到動員群眾的成效，那便是成功的手段。而在一些人的眼中，這種手法甚至很有道理：既然那是一個邪惡政府，對它加以妖魔化，那也只不過是講出真理而已！對於政治手段本身，沒有什麼好討論的。我感興趣的問題是，若然我們真的以此作為實際的政治目標的話，那便應該認為只要梁振英政府倒台，便可解決矛盾。在那種強調「割地賣港」的政治號召中，當前香港社會的矛盾，源於政治（包括北京意圖「赤化」香港、「土共」佔據了社會上的重要位置，於是有系統地進行「賣港」陰謀等）。只要清除了那些「政治障礙」，香港社會就會重新歸位，雨過天青，前途無限。如果將梁振英政府拉下馬而還未能解決問題的話，便向那在他們後面「發功」的政治力量開火，直至剷除種種禍港的元素為止。

群眾內心的恐懼

這種「政治驅魔」的主張之所以有其號召力，是因為它觸及群眾內心的恐懼。今天，香港市民六神無主，只覺周邊環境快速轉變，而未知如何面對。在焦慮不安的情底下，往往只想盡快消除壓力，追求一個簡單的答案，而不一定將問題對焦，並且對症下藥。將目前香港社會所要面對的問題簡化為政治陰謀，雖有一定的市場，但卻並不等於掌握到真正矛盾所在。

大部分香港人心底裏都明白，但又極之不想承認的現實，是雙向區域整合已經出現，而內地通過經濟力量而對香港所產生的支配作用，也愈來愈明顯了。當然，這樣說並非表示對北京而言，香港沒有利用價值，而是要指出兩者的關係早已不再是單向依靠，而是相互共生並存。而在日常生活層面上，最為困擾香港人的是在香港所見到的購買力，來自全中國——早前奶粉缺市只是初階段的表徵，進一步的是在遊客消費區所發生的爭執與衝突，而到了最近則連特區政府也要提出「港人港地」的安排，來釋除市民在買樓置業上的憂慮。這股購買力越山而來，港島、九龍、新界各處均可以成為傳說中的「深圳後花園」。就算沒有刻意以政治手段來「割地賣港」，無孔不入的購買力亦一樣可以支配香港。

三點問題

長篇大論之後，是否等於我會支持現時特區政府處理新界東北發展與規劃的方法？答案是否定的，但原因則有別於那些「割地賣港」論。特區政府處理新界東北發展與規劃的方法存在問題，最為嚴重的在於三點。

一是特區政府必須明白，過去做規劃工作時所設立的假設已站不住腳，必須全面修訂。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在2011年全年來港遊玩的2800萬「自由行」遊客當中，有1500萬人即日來回，這等於每日在新界至九龍有4萬多游動人士在區內購物、消費，影響社區內外的狀況（例如區內店舖的服務對象有所改變，而所提供的服務亦隨之轉變，這對區內居民的生活難免會造成影響）。而問題的性質並不限於數量上的增加，而是實實在在由於中港融合而帶來的新的人口流動、經濟活動的流動（由日常購物到置業投資），正對整個香港社會的空間佈局造成衝擊，並且影響到我們如何規劃未來發展。簡單而直接的說，當所有要放入考慮未來發展與規劃的假設和變數都起了重大變化的時候，政府還可以應用舊有的方程式嗎？

二是梁振英政府在受到圍攻的時候，為了保住免被反對力量「剝光豬」（即上台之後，每一項重要政策都被迫全撤），竟嘗試拿規劃內容作為跟對手討價還價的條件，以至進退失據，方寸大亂。這種談判策略或可作為一種拖延的手段（不過對方卻似乎更想乘勝追擊），但更為嚴重的效果是失去了原來的專業考慮依據。規劃本身不可能滴水不漏，完美無誤，它一定存在不足之處。不過，我們也必須知道，它亦嘗試回應過去的缺點（例如應否以興建資助房屋為主）及未能解決的問題（居住與就業的不協調）。應該怎樣發展東北，本來（雖然我們毋須照單全收）有它的依據。但現在當受到政治壓力時，特區政府逐項退讓，除了想盡快擺平事情之外，完全講不出各項修訂的原則及背後的理念。特區政府的「從善如流」，只反映出他們是以政治談判的方式，來解理一個需要專業分析的問題。以權宜之計來處理一個宏觀規劃的問題，只會埋下社會矛盾（例如居住與就業的不協調應如何看待，便無認真面對與討論），日後成為更嚴重的問題。這種看待規劃的態度，欠缺說服力。

三是特區政府在大受壓力之下，忙於平息各種猜測的過程中，開始迴避使用中港融合之類的用詞。他們似乎忘記了在市民大眾之中，有人抗拒融合，但也有人視此為未來的方向和新的機會。政府領導層的後退不單止在運用政治技巧上自亂陣腳，同時更暴露出他們的一大弱點——究竟在香港未來長遠發展的問題上，梁振英政府取得哪種民意的支持？哪種的政治授權？事實上，歷屆特區政府也未有在這個問題上認真了解主流民意的取向。與其在突發的場面中逐點回應或說明，特區政府不如認真讓整個香港社會來一次大辯論，看看反對融合是否大多數人的意見，聽聽有多少市民支持大力發展農業，了解他們如何理解保育鄉郊，明白市民對城市發展的期望。這聽起來好像是推倒重來，實際上是要為未來發展搭建最起碼的共同理解。

大部分市民身處兩極中間

現在的情是，香港社會有點像一個躁動不安的社群，因受焦慮所困而四出獵殺女巫。雖然問題的源頭並非女巫作法害人，但將可疑人物活活燒死，至少可泄心頭之憤，集體感覺良好之餘，亦毋須正面面對真正造成問題的成因。那種相當激動的反對意見的確可以產生政治動員的作用，但卻不見得真真正正的進入問題。而政府的權宜之計（或者有需要將港人港地安排涵蓋整個香港，方可釋除市民疑慮），也不見得是一種真正解決問題的方法。這邊廂充斥陰謀論，那邊廂是一個難以爭取市民支持的政府，大部分市民身處於兩極的中間，一臉無奈，還是想想辦法為自己打算好了。

(轉載自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之《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