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鴉片戰爭以來的百餘年，對每個中國人，都是很沉重的歷史，沉重得讓人翻不動，或不敢、不願去翻。或許因為這樣，我對這些歷史的認識，偏於概括、簡略，大而化之。《沒有皇帝的中國》一書，卻讓我不忍釋卷，看完了還要重翻。書是朋友推薦借我看的，看來也得自己買一本以備日後重溫才對。
12位學者主要專於史學，還有法學等方面的，視野縱橫深博。譬如時間跨度不限於辛亥那幾年，而是從晚清起至當今各個歷史階段；不僅是從勝利一方的角度檢視革命的成果，更從失敗一方的角度檢視晚清的新政；也從與英法美等國的革命比較，看中國自晚清以來至今的憲政建設的成敗。不斷追問的問題包括：如何評價晚清新政?辛亥革命是否必然、必要的?如何認識革命與改良的關係?辛亥革命有何歷史影響、經驗、教訓?中國未來的路向?
12位學者來自香港、大陸、台灣以至美國，在不少問題上見解迥異，甚至針鋒相對。有些觀點是近年才形成的，例如對晚清新政的正面評價(袁偉時：「慈禧執政的最後八年是輝煌的。」)，包括對一些過去視為「負面人物」的人如慈禧、袁世凱等的不同評價；對辛亥革命與此後百年來中國「不斷革命」、「繼續革命」以致不斷流血之間關係的檢討。其中，李澤厚的「告別革命」命題引起不少爭議；由「若慈禧多活十年」引發的議論也惹來激烈反駁。
我對其中很多事實和觀點很有新鮮感，這才知道，原來我們還在享受着晚清新政的一些成果，例如大陸和台灣都沿用着晚清從日本學來的大陸法體系。
很顯然，辛亥革命過去一百年了，歷史學家對這過去看似評價較一致的重大歷史事件，至今還存在很不一致的看法。歷史事件，不如想像的黑白分明，不像數學題般對錯立判。
美國史專家劉緒貽在書跋中提到，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比爾德 (Charles Beard) 就所謂「歷史真相」有這樣的看法：「成文史並不是一種科學，而是一種『信仰行為』
；歷史學家不可能了解過去，只能把踫巧弄到手的一些零零散散的史料根據支離破碎的計劃重新構築一番，其反映的又是他那逃脫不掉種種限制的頭腦。」劉緒貽則認為，歷史學家對歷史的解釋要完全符合歷史實際非常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但可以使解釋接近歷史的實際。
辛亥革命一百年了，歷史學家還在拼湊着各自找來的歷史碎片，希望接近歷史的實際。困難包括，不少人難以從一個接一個革命的激越情緒中冷靜下來，擺脫「信仰行為」去研究歷史；不能切實回到那個歷史環境去分析各種因素的錯綜複雜作用；不能跳出事件構成的時空局限，從廣闊的視野去審視事件的來龍去脈和意義。沒有這樣的冷靜、疏離和視野，只訴諸情緒去尋求所謂「歷史真相」，只能陷入概念化黑洞，作繭自縛，無法自拔。
對「如果從一百年來的歷史來看，歷史的大趨勢是什麼」的提問，105歲的周有光回答說：「歷史的大趨勢不能從一百年來看，要從三千年來看。」他指出的三千年大趨勢是：
在經濟上，從農業化，到工業化，再到資訊化；
在文化上，從神學，到玄學，再到科學；
在政治上，從神權，到君權，再到民權。
周有光並指出：「在政治上，民主是必由之路，但是中國搞民主是很難的，傳統裡沒有民主思想，歷史又長，包袱越大，改革越難，所以要有耐性。國外估計，中國快的話需要三十年，慢的話需要一百五十年。慢一點進步也是進步。總之，中國不可能不走上民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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