譜寫粵語詩詞歌曲真的那麼難?

粵語先詞後曲的經典之作

有個問題我多年來一直不解：為什麼用國語(普通話)填寫歌詞沒有倒音問題?而以粵語填寫歌詞就有?這個問題，我直到最近才自以為是地想通了。

寫國語歌、普通話歌，普遍是先詞後曲的，因為歌詞中字的音調限制較少，「不怕」倒字。粵語歌則普遍是先曲後詞，因為字的音調限制很大，字的音調稍變，字義就變了，或者讓聽者莫明其妙，像「耶穌歌」把「耶穌愛你」唱成「耶穌哀你」──「愛」與「哀」只有一度音程之差。

用國語填寫歌詞真的沒有倒音問題嗎?事實上不是，《你的眼神》中的「有情天地」我怎麼聽都是「有青田地」。以前聽一位內地音樂家詬病內地早期的革命流行曲《我是一個兵》，說劈頭第一句唱的是其實「我是一個餅」。但為什麼一般人不覺得這樣的倒字成問題呢?

國語也好，普通話也好，其實屬於北方官話或稱北方方言。北方官話使用的地域很廣，廣及東北、西北、西南，於是口音有很大差異。差異主要在音調上，如果以拼音寫出來，基本上相同，只是音調變了，而且是有規律地變，如第一聲變第二聲，第三聲變第四聲之類。山東話、河南話、山西話、四川話、東北話等之間的分別，基本上是這樣的。在北方官話人群中，說話溝通沒有多大問題，即使不能說對方口音的話，互相也都聽得明白。在北方的相聲表演中，演員經常穿插不同的官話方言，當地觀眾都聽得懂，都懂得笑。聽不明白的，就一定屬於非官話人口，像吾等「南蠻」了。

這樣，國語歌、普通話歌這裡那裡有倒字就不成問題，可能有些人會聽得更親切。

粵語之下也有不同地方口音的粵語，例如廣西白話、南番順口音的粵語，但差異沒有北方官話各種方言的大。廣西、湛江那邊會把陰平聲說高一度，從 re 變成mi；順德話則把所有的陽平聲 so 變成陽上聲 do。這都不礙溝通。在填寫歌詞時，出現這樣的倒字也不成問題，以前一些老倌如白駒榮唱粵曲也有地方口音。但相對於北方官話，這樣的寬容度小得多了。

人們說到以粵語填寫歌詞、或者把粵語詩詞譜成歌曲之難，一定會歸咎於粵語的九聲，說是因為有九聲之多的限制。我對此不以為然。

九聲之「九」很誤導。它其實是很籠統、很模糊的概念，其中雜以音高、收韻、有沒有滑音來劃分。若純粹以音高來劃分的話，其實就只有四個，即 sol、la、do、re，即九聲四調(有別於九聲六調之說)。這麼一來，難度就低了一半有多。也就是說，寫粵語歌，先詞後曲遠遠不如一些人所說的那麼困難。所謂九聲的限制，不過是逃避困難的藉口而已。

香港也有人先詞後曲而寫出佳作的。最出色的可能是于粦的《一水隔天涯》。我曾思忖：這究竟是先曲後詞?還是先詞後曲之作?有一次見到人稱大師的于粦，就親自問他，才確定是先有詞的，不過歌詞在個別地因為旋律上的考慮，作了調整。由於旋律寫得好，許冠傑還曾再填詞去唱。

寫詞的、寫曲的能這樣合作，自然有利創作。許冠傑許多歌一手包辦曲與詞，黃霑也一樣，所以都不乏佳作。黃霑的《滄海一聲笑》肯定是先有了由吟誦「滄海一聲笑」自然而成的 la sol mi re do，再發展出餘下三個樂句和歌詞來的。

香港的粵語流行曲若能多從先詞後曲去創作，說不定能走出一條新路來。這不容易，但試想，有哪一種藝術創作是容易的?是沒有限制的?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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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作參閱：粵語的九聲六調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hk/2008/12/blog-post_09.html
粵語的入聲與超陰平聲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hk/2008/12/blog-post_10.html

粵語歌詞的佳作與不佳作

香港書展中一個研討會

Tracy 君在這裡昨天一文後留言，推薦了黃霑《緣》的歌詞。我聽流行曲其實不多，這曲就沒有聽過，不過從歌詞看，的確可列為香港粵語流行曲高峰期的佳篇。日前在文章中說，多年來能像宋詞一樣離開曲調而獨立流傳的香港粵語流行曲歌詞絕無僅有。這是事實，卻不等於說多年來沒有好的歌詞出現。

我曾經提出，香港的教育當局不妨選一些粵曲曲詞佳作做語文教材，既有助中文教育，也有助扶持粵曲。還可以考慮的是流行曲歌詞，在似恆河沙數的香港粵語流行曲中，不乏文字、技巧、立意俱佳的作品。這樣的詞作大都非常淺白，小學生也可以誦讀、歌唱。

這樣的歌詞不能獨立流傳與缺乏推廣有關。多年前，我曾給朋友出過點子：編一本《港詞三百首》，把香港粵語流行曲歌詞的佳作，像宋詞一樣脫離音樂而獨立流傳。這當然沒有成事。

七八十年代，的確不乏這樣的佳構。例如鄭國江的《詠梅》(關正傑唱)就很好：

雪入梅林梅傲雪  風入梅林梅耐風

韻味適雅士  折在家裡奉

梅蕊銀瓶幽香送

吐艷華堂人盡嗅(讀如「汞」)  身在重重榮譽中

說是詩意重  說是畫意重

誰料難得百日紅

一朝芬芳散  回想似一夢

枯枝泣風裡  空言當初勇

最羨同儕仍耐凍  果實盈盈仍耐風

愛極反變害  讚譽不永在

寧願形態不出眾

這樣的詞，文字隽永，音調協諧，立意超脫，有對梅花的感詠，也有個人對人情世事的感悟，即使脫了歌曲，也完全可以當作詩詞來誦讀。這樣的歌詞並不少見，黃霑填過不少(如文首一例)，盧國沾也填過不少(如《大地恩情》：大地倚在河畔  水聲輕說變幻  夢裡依稀  滿地青翠  但我鬢上已斑斑)。

有這樣功夫和修養的填詞人，如今似難覓了。新晉的填詞人，或許較熟悉年輕人的心態，較能寫出他們的心聲，但文字素養看來差遠了。

日前在《樂友》中讀到徐允清的〈評簡嘉《逝去的樂言》〉一文，知道有這麼一本研究七十年代香港以方言填寫歌詞風氣的書。我到圖書館借來閱讀，又順手借了《歌潮．汐韻──香港粵語流行曲發展》一書。在後一書中，讀到了《傳說》一曲的歌詞，是林夕的作品，Raidia 樂隊演唱的。這歌我沒有聽過，但從歌詞來看，距離能獨立成篇的要求差很遠。且看這兩句：

小玉典珠釵鉛華求長埋

祝君把新歡乘龍投豪門

且不說文句通不通，一讀就非常拗口，你若能說粵語，即使不懂粵語的什麼九聲六調，也不會喜歡「鉛華求長埋」、「乘龍投豪門」這樣的句子，原因是要連續讀五個陽平聲字，這是粵語中最低音的音調。再看下去，後面還有「檀郎無忘情」，「瑤台求重逢」，「長平難逃情」，「流離仍重圓」，「難為郎長情」，「泉台諧盟鸞」。讀了這些句子，你一定知道粵語的陽平聲是怎麼的。

在舊詩詞格律中，最忌「三平調」，即三個平聲字連在一起。「五平調」更不可思議，況且沒有一較高音的陰平聲、而都是低沉的陽平聲?不是說現代的歌詞也要遵守舊詩詞的格律，而是應了解這些格律，知道文字音調怎樣安排會好聽一些。

好的詩歌應有好的音樂性，歌詞更該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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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詠梅》(關正傑)：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8MboqXhodM

《大地恩情》(張學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piAC4cZoY

流行曲歌詞的破句

香港的粵語流行曲 (Cantopop) 可稱是個異數，八十年代一度響遍全世界華人社會，連神州大地也攻陷了，長城內外、大江南北，到處都是香港歌星的歌。此番風光，只能回味了，香港的粵語流行曲如今不但難以唱出香港這個小地方，甚至在香港也難以流行起來了。箇中原委，黃霑已在他的博士論文中作了非常沉痛的分析。香港的粵語流行曲的興衰不僅是音樂現象，也是社會現象，能折射出香港不少弊病。其中一點，是急功近利之下的粗製濫造，就香港的粵語流行曲而言，就是作曲、作詞、歌手的粗製濫造。

以作詞為例，我得到的印象相當不好。我以為自己少接觸時下流行曲才會這樣，問問身邊的朋友，特別是唱歌的朋友，他們的感覺也一樣。粵語流行曲歌壇的衰微本身，其實已是有力的說明。

有一段時間，家裡常常收看無線電視台晚上八點鐘一個單元連續劇，我只偶爾看一看，那粵語主題曲則是經常聽到的。過了一段時間，我發覺完全不知道歌手唱的是什麼。看着字幕去聽，也要很吃力才聽得懂，而一不看字幕，又如墜雲霧山中了。那主題歌，大概聽了一年半載吧，可是現在回想起來，竟然記憶不起任何旋律和歌詞，只留下看着字幕「都唔知佢唱乜」的惡劣印象。

我着實為此研究了一下，發覺問題是多方面：歌手的咬字吐詞問題；部分用詞太生澀甚至是「生安白造」的，要看到真能猜出意思；還有是太多破句。

什麼是破句?就是歌詞的節奏與音樂的節奏失調。在先曲後詞的情況下，音樂的節奏已規定了，歌詞的節奏必須配合着填上才行。漢語是單音節字組成的，其中最多的是雙字詞，也有不少單字詞，還有少數三字詞。讀一連串漢字，必須把字詞之間的關係劃分好，才能明白意思。譬如「讀一連串漢字」這個短句，是由「讀、一連串、漢字」這樣的節律組成的，若誤為「讀一、連串、漢字」，就不明所指了。音樂與歌詞配合時，應該讓人一聽就知道字詞是怎樣劃分的。

不同字數的詞結合起來因而有自然形成的節奏，即詩詞律句中的頓。五字句多為二加三，或二加二加一；七字句多為二加二加三，或二加二加二加一。這形成節奏的輕重，配上音樂時就必須互相吻合。

戲曲非常重視這樣的節奏，虛字、粵曲中的「孭仔字」不會放到重拍上。這樣的配合，聽得多了自然明白。以前的填詞人如黃霑、鄭國江、盧國沾一輩，不會填出破句來，他們大抵都曾在耳濡目染中受過傳統文化薰陶。新晉填詞人受這樣的滋養少了，可能是破句百出原因之一，我聽的那一首電視主題曲屬這一類。

類似的病句，在以前的國語、粵語流行曲比較少見，但也是有的。我喜歡蔡琴的《你的眼神》，其中有兩句一直聽不明白，過了很久看到歌詞才知道唱的是什麼。那是最後的兩句：有情天地，我滿心歡喜。

「有情天地」不是常用句子，已經難聽得明白，「天地」倒音成「田地」就令人更聽不懂。「我、滿心、歡喜」唱成「我滿、心歡喜」，也糊弄了我多年。這應是先詞後曲的創作，責任應在作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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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霑論香港粵語流行曲之興衰：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hk/2012/02/blog-post_07.html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hk/2012/02/blog-post_08.html

維港兩岸 兩色對峙

傍晚約六時四十五分，下班回到家中看到火球似的夕陽快落到大嶼山的山脊線上，急步上到天台，靜觀維港景色變幻。兩岸漸漸籠罩進黑影中去，高空的雲彩則逐漸變成桔紅。似火舌的紅雲，慢慢從東北方向西南方移動。到接近七時，出現如照片中的景色，維港上下在中央分作兩色，似兩軍對峙，港島為藍軍(曼城乎?車路士乎?)，九龍為紅軍(曼聯乎?利物浦乎?)，仿似人工設色。

此，二元對立的香港也。

粵音吟誦 難得一聽

葉嘉瑩教授教吟誦

宏光的「醉夢紅樓」音樂會中，有個較特別的節目，就是安排作為大軸的粵音吟唱《將進酒》，由譚寶碩作曲並演出，又吹洞簫，又吟唱李白的名作。這樣的節目難得一聽，「安歌」中，譚寶碩帶領觀眾唱起來，這相信能使大家都對這個音樂會留下深刻的印象。

吟唱作為中國文人誦讀詩文的方式，已近於失傳了。大陸近年有人要致力重興這種誦讀古詩文的方式，組識了學會，又利用現代的傳訊工具，在電視、互聯網上推廣，吸引了一些人參與，可是距離成為風氣，仍然十分十分遙遠。

漢語是調性語言，文字讀出來，就有音調；各種方言都有，音調一變，字義就變，或者變成另一種方言了。譬如「筆下留情」用廣府口音的粵語來讀，音調是re la sol sol，若變音讀成 re la do do ，就變成順德口音的粵語了。任何漢語方言的一念一讀都有音調，拉長聲調或把調移高一些來讀，就是誦了。加點藝術性處理、投入感情，就變為吟。對音調變化、節奏變化多加努力，刻意安排出較動聽的旋律來，那就是唱了。吟誦、吟詠、吟唱，大概就是介乎吟與唱之間的詩文誦詠方式。

古詩文比較簡潔，而且都較注意平仄安排，即使在古體詩的階段，文字的平仄變化沒有硬性規定，文人也為了便於誦讀，把平仄安排得順口、有變化，於是就有了不成文的平仄相間規律。到了唐朝，五七言絕句律詩成形，就有了嚴格的格律詩格式。這更便於吟誦，使吟誦成為詩文的誦讀傳統。幼兒學習詩文，都不求甚解，必先背誦。浸淫之下，自然也就懂得隨着不同詩文而吟詠起來。

這種創作，已隨着古典詩文不再成為兒童的必修課而式微，以至失傳了。白話文、白話詩的創作都沒有音律上的要求，怎麼寫都可以，作者連平仄都不必懂。這樣的詩和文頂多只適宜讀，誦、吟、唱都用不上了。

吟詠本來沒有什麼藝術要求，是自娛的，不為表演；也是自我的，你怎麼理解就怎麼吟詠，通過吟詠加深對詩文的記憶和理解。它又是即興的，自由的，沒有譜子，沒有拍子，沒有定式，隨時可以變化。吟詠於是也是非常富有中國文人特色、審美趣味的藝術形式。它由於與語言關係密切，不同方言區之間的吟詠非常不同。

吾生也晚，沒有吟詠方面的沉淫，偶爾有機會聽到，例如到麗江聽當地的古樂團中老先生的表演，十分好奇。大陸一些朗誦表演，有時也加插古詩文吟詠，網上也可以聽到一些。但老實說，聽不出多大興味來。也不知道那些是否就是傳統的吟詠。

那晚譚寶碩作曲的吟唱又不同，有很強烈的粵語民間說唱味道。珠三角清未民初時期有很豐富的說唱文化，如板眼、粵謳、木魚、龍舟、南音等，它們之間很相似，差別主要在於節奏和伴奏，同樣的曲詞，可以互換方式演唱，例如可以唱成南音，可以唱成板眼。民間藝人懂得怎樣問字尋音，熟悉不同板式節奏，隨時可以靈活變通。這樣的民間說唱，也瀕於失傳了，只存在一些粵曲之中。還可以勉強獨立生存的，只有南音。

粵語由於音調的限制，根據詩文創作歌曲，難度較大。粵語流行曲的創作絕大部分先曲後詞，但這樣創作的難度也不見得容易，證據是多年來能像宋詞一樣離開曲調而獨立流傳的歌詞絕無僅有。這是另一個話題了。

簡而不單：宏光之「醉夢紅樓」音樂會

去聽音樂會，主要是去享受，享受音樂，享受現場演奏的氣氛。若有其他附加值、得額外收穫，那自然更好，例如會會志同道合的朋友，給演出的朋友捧捧場、打打氣；又或者得到音樂之外的其他藝術感受：詩詞、書法、繪畫……。上星期六到香港大會堂音樂廳欣賞宏光「醉夢紅樓」音樂會，大概不少人有音樂之外的各種不同滿足。音樂廳雖然不爆滿，但氣氛很好，音樂不錯。

宏光作為業餘中樂團體，經常邀請不同的專業音樂家合作。這既有助提高樂團水平，也給觀眾新鮮感。這次就請來本港的著名洞簫演奏家譚寶碩合作，讓譚寶碩施展了渾身解數，樂隊、演奏家、觀眾都受益。譚寶碩在藝術領域中涉獵甚廣，如宏光團長李俊生在演出場刊中說：「譚寶碩先生能演、能書法、能繪畫、能詩詞；遊刃於詩書畫樂諸界之間，於樂壇中則以擅奏洞簫和製造洞簫見知於同好。」演出中，舞台背幕投射出譚寶碩的書畫創作，以配合不同樂曲意境，這有助於氣氛營造，豐富了觀眾的想象，是很好的賞試。

這樣的配合，在正式音樂會上很少出現。大概，對於習慣演奏「嚴肅」音樂的音樂家，這有點花俏了。這裡當然有個「度」的問題。現今的多媒體手段很方便，也因此容易濫用，對音樂欣賞、演奏甚至場地形成干擾。當晚的舞台與正式音樂會的舞台不同，兩邊露出部分側幕，而本來用來反射聲音的舞台側牆移至面向觀眾。這縮窄了舞台，音響效果也應受影響。這改變不知道是否與須要投射幻燈片有關。

就宏光演出而言，影響似乎不大。近八十人的樂隊把舞台擠得滿滿的，樂隊整體音色豐滿而柔美，是聽宏光演出較少聽到的。這與樂隊的聲部配置和選曲都有關。

從「演員表」發現，嗩吶只有兩支。對一個近八十人的樂隊來說，這看似偏少。一些人數較少的樂隊，嗩吶也往往不止此數。嗩吶的音色雖已改良得較柔和，但仍然霸氣十足。幾支嗩吶足以讓樂隊頭重腳輕。而宏光偏重於拉和彈，而且都在演出中表現出相當強的中音部。拉弦中有六把中胡，彈撥中的中阮、大阮、三弦更有九把。二胡的音色豐厚、潤澤了，不僅是因為有近二十人之故，也因為有中胡的堅厚襯托之故。

音樂會的選曲與文學有密切關聯。重頭戲的《紅樓夢》組曲與曹雪芹的名著相關，粵語吟唱《將進酒》是李白的名篇，《感懷》一曲選自源出於王維詩意的舞劇《大漠孤煙直》，《蘇堤漫步》可聯想到蘇東坡在杭州的政風文采。通過譚寶碩的書與畫，這些都不難與音樂聯繫起來。

音樂並非越艱深越好。現代藝術近年興起簡約潮流，連流行文化也簡約成風。人們接受簡約，有利於親近中國傳統藝術。中國不同門類的藝術都追求簡約，常常跡近西方近代才有所發現並興起的抽象藝術。譚寶碩擅長的洞簫就是十分簡約的樂器，不過是一根挖了幾個孔的竹竿，比起西方安裝了不知多少個複雜部件的長笛、黑管之類，簡約極了。

宏光那個晚上的選曲也偏於簡約，沒有多少艱難、複雜、快速的演奏而重於旋律，樂隊演奏得舒服，聽眾也聽得舒服。對一個業餘樂隊來說，這樣揚長避短，是聰明之舉。

藝術不必避簡單，只要能簡而不單。

雨後庭院掇影

古琴與中西語文之意合形合差異

古琴的傳統減字譜記譜法，無疑有改進的空間，可是不能簡單地以「落後」視之。我認為，它的存在與特色自有其道理。它與西方現代記譜法比較，多少反映了中西文化的差異，尤其是語言上的差異，而音樂也是一種語言。

中文與英文的一個重要差異，是中文是意合(parataxis)式語言，英文(和其他相同語系的語言)則是形合(hypotaxis)式語言，兩者是句法問題的重要概念。重於意，則字與字、詞與詞、句與句之間的連接成分常常省略；重於形，則以上連接會清楚表現。相對之下，形合式的英法德俄等語文都比較嚴謹，而中文則簡潔、靈活得多。

馬致遠的《天淨沙》是意合的很好例子：

枯藤老樹昏鴉

小橋流水人家

古道西風瘦馬

夕陽西下

斷腸人在天涯

整首詩只用了一個介詞「在」來說明字詞之間關係，其餘的都是偏正式複合詞，且絕大部分是名詞。它們只是簡單地並列在一起，可是構成了意象非常豐富、深遠的意境、內涵，有可供想像的巨大空間，不但意在言外，而且妙不可言。

一位翻譯界的前輩在他的博客中提供了這樣的中譯英例子：

中文：遠看山有色，近聽水無聲，春去花還在，人來鳥不驚。

英譯：When you look afar, the mountains are green and clear,

巴蜀地區典藏古琴精品展
正在深圳博物館舉行，至
二零一三十月七日結束。

      But no sound of stream is heard when listening near.

      The flowers remain in full bloom when spring’s away,

      A human being’s approach the bird doesn’t fray.

在英譯中幾乎每句都要用 when (當)來表明字詞之間的關係，而在中文，你不必說「當遠看山有色，當近聽水無聲，當春去花還在」，而自能領會那些不存在的「當當當」。

西方人初接觸中文，曾說「中國的語言」是人類的「嬰兒語」；如今，西方學者都同意中文是「智慧的語言」，甚至是「世界上最成熟的語言」。標誌之一，就是它的意合性，既含蓄而富內涵。

這也是中華文化藝術的特點，無論哪門中國藝術，都有意無意地作出這樣那樣的「留白」，好讓讀者、觀眾各自伸延自己的想像。國畫、書法、篆刻、戲曲、舞蹈、器樂……莫不如是。這是一種參與，可以說是創作上的參與。陳寅恪說，詩無二解不是好詩。好的詩──可以予人想像空間的詩──與不同的人的感悟結合，得出的又何止二解?

參與的如果不是一般讀者、觀眾，而是創作者，可以發揮的空間就更大，結果會更豐富。譬如粵曲的梆黃唱腔，只設定了節奏、和樂句結束音等限制，其餘的就讓歌唱者去自由發揮，於是各種「腔口」精彩紛呈。這是西洋歌劇難以想像的，儘管他們也有即興的華彩樂段。

回到古琴問題上。有了五線譜或簡譜標示音高和節奏後，減字譜就可以簡化，例如只須記下第幾弦而不必標明音位在幾徽又幾分之幾之處，除非是特殊的音高。左右手的指法也自有規律，不必都標明，除非對象是初入門者。古琴有七弦，一個音、一個樂句怎麼彈，可以有不同選擇，彈琴者可以自由發揮。二胡只得兩弦，不同演奏家的指法也不會相同呢。事實上，古琴家之間的演奏差異更大。這可給古琴演奏更大的「留白」。

天津音樂學院的秦序教授認為減字譜不記節奏是為了「活法」，又認為「譜上的規定性亦無譺『活法』」。古琴若太固執於傳統，那就是「死法」了。

向壞公民社會說「不」！——爭取普選，建設優質民主

作者：馮可強

「自己活，也讓別人活。」（Live and let live）—— 這句英諺的「live」是指個人按其自己的思想、信念、習慣、興趣、方式生活；因此「也讓別人活」就含有尊重和包容別人的意思。這種和平共存的包容精神和生活態度，原本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之一。

40年來，在眾多的社會抗爭與爭取民主的運動，包括幾十萬至上百萬人的遊行示威當中，香港人都是秩序井然，進退有據；無論是參加或不參加的市民，各做各的，事後都平靜地回復日常生活。

激情土壤可滋生極端
公民社會有陰暗面

香港人原本是不喜歡和不接受極端的思想和行為的。何為「極端」？大概港人所理解的，是不講道理，不尊重和不讓人表達不同的意見，打擊和醜化對方，宣揚憎恨和仇恨，繼而叫罵動武，等等。

是什麼原因令部分港人默許、容忍、接受、甚至支持一小撮人的極端言行，而導致今天激進民主派和激進建制派兩陣對罵「撕鬥」的局面？有關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因素錯綜複雜，例如貧窮差距愈來愈大、地產霸權、政府施政錯誤、政制不民主等等問題，的確引起社會大眾的不滿。另方面，六四事件使相當多港人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而多年來差不多每天的報章，又經常出現負面的內地信息（例如官員貪污腐敗和欺壓民眾、毒奶粉等），令港人感到氣憤。這些都是不容否認的事實。正如某位前國家領導人說過，只要中國辦好自己的事情，香港人對國家的認同就好辦了（大意）。

以上的種種社會內外因素，令不少民眾產生憤懣、以致激情。激情可以成為推動個人以至社會、國家進步發展的動力，但也可以滋生「壞公民社會」（bad civil society）。

香港人心目中的「公民社會」都是好的（公民參與、制衡政府、推動社會改革、促進民主、保護環境、公民教育等），而在香港，事實上也有很多好的公民社會團體發揮這些功能；但不少西方社會學者和政治學者（註），亦分析過「公民社會的陰暗面」（the dark side of civil society）。

首先，公民社會提出愈來愈多的要求、請願和期望，政府根本不可能全部給予滿足，出現「政府超載」的狀（overload the state）。

其次，如果公民社會太過相信自己代表群眾、真理和公義，而政府又不能滿足其要求時，它們就會攻擊政府是漠視民意、官商勾結、和壓迫民眾，進而導致不信任建制、任意嘲罵譏諷、凡事敵對的政治文化的產生。

其三，這種政治文化發展下去，可能會導致「反公民社會」（uncivil society），即反民主、沒有包容、不肯妥協、壓迫不同意見等。

最後，由於公民社會的動員力量愈來愈強，而導致社會對抗分裂，產生激烈的衝突。

回顧香港社會近幾年到現在的發展，不是已經出現了「壞公民社會」，證明了學者們的分析嗎？

香港的「壞公民社會」由多年前的「維園阿伯」揭開序幕；他們在香港電台的電視直播論壇節目中隨意打斷民主派人士的講話，又追罵其為「賣國賊」；但因是幾個人的零星行為，並未對社會產生影響。不過一直以來，一些言論文章隨便把泛民主派說成是「反中亂港」、「不愛國」、「勾結外國勢力」等，也不是理性客觀的做法。

將「壞公民社會」組織化和常態化的，是在要求民主、公義等的泛民派光譜中的極左的一端 ，也包括毫不客觀、以輿論工具打擊和醜化建制派的部分媒體和傳媒人。但其實這些自視為民主鬥士的人，所言所行完全違反民主精神。研究和鼓吹民主的政治學者（如Larry Diamond，戴蒙），把民主分為「選舉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和 「自由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兩類，並把後者等同 「優質民主」（high-quality democracy）。戴蒙列出了後者的組成要素：除了自由、法治、平等、問責等之外，亦包括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他所謂的公民文化，是互相競爭的黨派和組織都包容不同的意見，遵守法律和憲法，和平及反對暴力，願意妥協，等等。

當然，本地的「壞公民社會」經常以香港政制不民主、社會不公義等原因，為其過火的言行辯護。但不管有什麼高尚的理由或站在什麼道德高地，不等於可以採用不民主、不講理、以至故意破壞公共秩序的手段，將歪理說成為冠冕堂皇的道理。

「壞公民社會」更且採用「麥卡錫主義式」的搜尋迫害方法（witch-hunting），去對付建制派或稍為講一些公道話或不同意見的人，完全缺乏多元包容的民主精神，令不少中間派人士和比較客觀的學者因怕麻煩而不講話或少講話。反觀由1970年代到1997年的港英政府時代，左派、右派、國民黨、支持港英政府等不同政見的人士，都可以和平共存，讓別人講話，進行理性辯論，「自己活，也讓別人活」。

激進建制派尾隨激進民主派
雙雙加入壞公民社會

到了最近，「壞公民社會」也出現在建制派光譜中的一端。

對於一些支持政府的群眾活動，筆者雖然懷疑其成效，但相信很多參加者及組織者都是真的不滿部分激進民主派的極端表現，而並非任人指使操控；這些活動基本上是和平的，所以亦屬多元化社會的一部分。但如果一小撮激進建制派用同樣極端言行去對抗激進民主派，結果只會令「壞公民社會」出現勢如水火的敵對陣營，以及最近群眾鬥群眾的場面，而令夾在中間，企圖維持秩序的警隊執行任務困難，動輒得咎。

以叫罵對叫罵，以踩場對踩場，以衝撞對衝撞，以武力對武力，再加上疑似黑社會分子的介入，結果只會適得其反，讓「壞公民社會」繼續腐壞下去，甚至擴散影響，把更多人捲入，引致更多的社會內鬥虛耗，令整個社會把注意力、時間和精力都浪費在吵吵鬧鬧、互相譴責、有時甚至是無聊的事情上，而不去認真討論和解決眾多社會問題。

當權者要防止「左」的路線
否則廣大中間民眾遭殃

但同時要警惕的是，當權者如果不是站在更高的層次，以整體社會利益為依歸，採取更高明、更有效的策略和方法（例如更謹慎小心地搞好施政，以誠意和耐心去和建制各派及反對派等溝通，努力去解決一些公共政策議題等），反而按捺不住，沉不住氣，針鋒相對，以粗糙強硬的姿態處理，甚或讓人覺得默許和縱容群眾鬥群眾，只會火上加油，弄巧成拙。當權者絕不能走上這種「左」的路線！「壞公民社會」加上當權者「左」的路線，只會令廣大中間民眾遭殃，社會前景堪虞。

香港正處於九七回歸以來的第二次歷史大轉折點：特首及立法會的普選問題一定要在未來幾年內妥善解決，否則香港前途沒有希望。

凡是不忍心見到香港繼續沉淪下去的人，都有責任和義務去捍衛香港的多元包容的核心價值，維護香港的繁榮、安定、和平、理性、進步和改革。爭取普選而又講道理的泛民派中的大多數、對香港前途感到擔心而又看到問題所在的建制派人士、中間派人士、好公民社會的眾多團體組織、有社會責任感的傳媒，以及沉默的大多數等，都需要通過各種方式，向「壞公民社會」說「不」，因為它會令不少人錯誤認為這就是所謂「民主」，從而對落實普選有很大的擔憂和保留。各方都應進而積極主動地就政制改革提出意見和建議，互相釋放願意溝通、妥協、合作，以達成共識的誠意和信息，共同把普選問題化為逐步改善香港管治，建設優質民主的契機與起點，為香港前途帶來一個好的變局。

註：有關公民社會、公民文化和優質民主的論述和分析，可見Alexis de Tocqueville, Robert Putnam, Ahmed and Verber, Larry Diamond, Leonardo Morlino, Simone Chambers, Jeffrey Kopstein, Nancy Rosenblum等。

作者是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暨 名譽行政總裁

(原載於13/08/23之《明報》)

那具黑色的電話

原作者：保羅．維拉德

蕭雪樺按：這原是朋友傳來的英語小故事，標題是 The Black Telephone (那具黑色的電話)。文章不知道出處。作者是誰，寫於什麼時候也不知道。到網上搜尋，看到多個博客的轉載。其中一位在表示欣賞之餘說，若有幸原作者造訪見到，請擲下大名，以便留芳。我也喜歡這不知道是真實的、還是杜撰的小故事。有感於社會上戾氣瀰漫，只知罵人而不懂責己、只求受惠而不思感恩，特翻譯過來，以期讓更多人閱讀。(後據M君留言，知道原作者為 Paul Villard。文後有補記誌其祥。)

我還是小男孩的時候，父親在左鄰右里中第一個安裝了電話。我清楚記得那掛在牆上的老箱子，光光滑滑，旁邊掛着閃亮的聽筒。我太小，拿不到電話，但每當母親講電話，我都會好奇地聽着。

於是我發覺，這神奇設備裡的某個地方住着一個神奇的人，她無所不知，名字叫「請接諮詢服務」。所有人的電話號碼她都知道，還知道準確的時間。

一天，媽媽串門去了，這讓我第一次接觸到那「瓶子裡的精靈」。我一個人在地窖的舊條凳上嬉戲，讓鎚子敲着指頭了，痛得鑽心，但哭沒有用，因為身邊沒有一個會關心你的人。我吮着指頭在頓腳，到了樓梯上。電話！馬上，我把客廳裡的腳凳拉來，爬上去，拿下掛着的聽筒，放到耳朵上。

「請接諮詢服務，」我對着頭頂上的話筒喊。

一兩秒鐘之後，一個弱小而清晰的聲音傳到耳中：「諮詢服務。」

「我弄傷手指了，」我向着電話高聲嚷，眼淚隨即滾滾而下，因為有人聽我說話了。

「有人在家嗎?」那聲音問。

「沒有人在家，只有我。」我哭着說。

「流血了嗎?」那聲音又問。

「沒有。」我回答說，「我讓鎚子敲到手指，很痛。」

「你會打開冰箱嗎？」她問。我說會。

「那麼，拿一小塊冰，放在手指上。」那聲音說。

自此之後，我遇到什麼事情都找「諮詢服務」。地理問題找她，她告訴我費城在哪裡。數學上有問題也找她。我早一天在公園抓到一只花栗鼠作寵物，她告訴我可以給它吃水果和堅果。

之後，我們漂亮的金絲雀佩蒂死了。我打去「諮詢服務」，告訴她這悲傷的事。她聽了，說了一番大人安慰小孩的話，但我還是不開心，就問：「為什麼能給所有家庭唱動聽歌曲的小鳥，最終會變成鳥籠籠底一堆羽毛?」她大概感受到我深深的難過了，便溫柔地說：「威恩，要記着，還有其他天地要去歌唱呢。」聽了，我好像好過了一點。

又有一天，我打去「諮詢服務」，聽到那熟悉的聲音就問：「Fix 怎麼拼寫?」

這都發生在(美國)西北部太平洋區一個小鎮裡。九歲那年，我們搬家到了美國另一頭的波士頓去。我很懷念我的朋友。「諮詢服務」只屬於老家那個舊木箱子，對大堂那具放在桌子上閃閃發亮的新電話，我不怎麼使用。到進了青少年期，兒童年代電話上的那些對話，一直沒有從腦海中消退。

每遇到迷網、困惑，我就回想起那時的安祥感覺。她為一名小男孩花時間所表現的耐心、理解、慈愛，我至今感激不已。

幾年後，我回到西部上大學，要飛到西雅圖下機再轉機，有半個小時的候機時間。我花了约15分鐘與搬到了那兒居住的姊姊通電話，接着，沒有細想，便撥通了老家小鎮接線員的電話：「請接諮詢服務。」

我驚訝地又聽到那熟悉的、弱小而清晰的嗓音：「諮詢服務。」這出乎意料之外，我衝口而出說：「你可以告訴我 fix 怎麼拼寫嗎?」

停頓了一陣，那柔和的聲音回答說：「我猜，你的手指現在不痛了吧?」

我笑了起來：「真的是你！你大概不會知道，在那段日子裡，你對我有多麼重要。」

她答道：「你大概也不會知道，你打電話來對我有多麼重要。」

「我沒有孩子，我一直期待你打電話來。」

我告訴她，多年裡怎麼常常想起她來，又問，我再回來探望姊姊時可以打電話找她嗎?她說：「請再打來，說找莎莉就行。」

三個月後，我又回到西雅圖。「諮詢服務，」接電話的是另一把聲音。我說要找莎莉。對方問道：「你是她的朋友嗎?」我答道：「是的，很老的朋友。」

她說：「對不起，我得告訴你，莎莉幾年來一直在病，只當兼職。五個星期之前，她去世了。」

我快要掛線的時候，她說：「等等，你剛才說叫威恩是嗎?」我說：「是的。」

「那好，莎莉給你留了個口訊。她寫下來了，好待你打電話來。我唸給你聽。」

字條說：「告訴他，還有其他天地要去歌唱呢。他會明白我的意思。」

我謝過了，掛了線。我明白莎莉的意思。

切不可低估你可能給別人留下的印象。今天，你介入到誰的生活中去了?

展開你大鵬之翼吧，願你找到你渴望的喜悅與祥和。

生命是莫測之旅，而非導賞之遊。

(蕭雪樺譯)

補記：

想不到，以上譯文放上網兩個多小時，就有M君留言，提供了英文原作的出處，還附上鏈接。載文的網頁與美國電話電報公司有關連，卻是私人辦的，純粹出自對電話發明史的熱誠。這熱誠從網頁的名稱 Telephone Tribute (電話頌)顯露無遺。故事的題目叫《真實的故事》，是經轉載再轉載的，最初見於一九六六年的《讀者文摘》。據M君說，原本的名稱是 Information Please (請接諮詢服務)。我沒有到《讀者文摘》查找，不知道這是為《讀者文摘》原創的文章，還是摘登在《讀者文摘》之上的。如果是摘登的，該有更早的出處。

我見到的英文版本，和在其他博客上見到的版本，都與 Telephone Tribute 上的版本大致相同，但已經過刪節和整理。原作者是 Paul Villard，原版故事的主角因而叫 Paul (保羅)；後來流傳版本的主角不知何故改叫 Wayne (威恩)了。文章的標題也不一樣。

謝謝 M 君的指教。

原版故事的鏈接：
http://www.telephonetribute.com/a_true_story.html

現代記譜法對古琴的衝擊

中國水墨動畫片《山水情》劇照

前些天在一家樂器行拿到一份免費音樂雜誌：《樂友》。對於免費取閱的資訊出版物，根據經驗，是不必寄予厚望的，《樂友》卻出乎意料之外，頗有可讀性。

這是香港音樂專科學校出版的刊物，看來是月刊，拿到的一期，細看是二零一二年十二月號的，是大半年前的出版物了。好在內容沒有什麼時間性，不會有過時之感。香港音樂專科學校一九五零年創立，簡稱香港音專，可算是香港當今歷史最悠久的私人音樂學校。我記得它以前位於灣仔交加里，即舊國泰戲院後面橫街一列漂亮的五六層高洋房裡，那裡現已改建成大廈。從刊物發現，它的現今校址在九龍長沙灣道。

刊物內有多篇有分量的文章，例如《香港音樂發展的歷史回顧》(劉靖之)，《評簡嘉明〈逝去的樂音〉》(徐充清)，《對香港藝術管理人員培訓的一看法》(鄭新文)，都是從宏觀的角度去看香港的音樂發展，立意很高。《評簡嘉明〈逝去的樂音〉》一文，論述的不僅是音樂(香港粵語流行曲)的問題，還是語文問題，涉及粵方言與漢語書面語的關係，其中對一些廣東歌語句不通之批評很有見地，讀之頗有得益。

更讓我感興趣的是其中三篇關於古琴的文章，是為《古琴教學輔以現代樂譜的利弊》(謝俊仁)，《香港斵琴藝術的傳承》(吳英卉)，《關於對彈與古琴教學的幾點看法》(姚錫安)。三文都是古琴研究心得的歸納，寫得嚴肅認真，而非泛泛的入門之談。三位作者都是香港古琴活動的積極參與者。

中國水墨動畫片《山水情》劇照

我也接觸古琴，不過只限於自學、自娛。對文章論及的古琴的現代樂譜問題，我亦頗感興趣。傳統的古琴減字譜尤如天書，這其實是古人在當時缺乏系統、準確的記譜法下勉為其難地把樂曲記錄下來的產物。它逐個音記下在古琴七弦中的位置和左右手指法，把每個音的這些訊息壓縮在一個經簡化再合成的字裡。至於拍子就付諸闕如了。要把樂譜還原為樂曲，就要逐個音解碼，然後惴摩各個音的時值安排，是為打譜。

這很明顯是一種不精確的記譜法。可是，打譜衍生出積極意義，就是打譜人不得不參與創作，由安排拍子、節奏到增刪樂音、樂句以至樂段。古曲因此而歷代不斷煥發新生命，有新時代的樂思、樂音、節奏。從這角度看，古琴是相當自由的音樂，鼓勵創新。

另一方面，很多彈古琴的人又非常保守，例如學生要嚴格遵從老師所教，每個音、每個拍子、每個指法都不得越雷池半步。從積極角度看，這有利於一板一眼地傳承，有利於不同風格、琴派的形成。但另一方面，這是對音樂發展、對彈琴者個性的約束。

現代記譜法出現後，傳統記譜法受到衝擊是必然的。兩種記譜法互有利弊，一流於粗疏，一流於死板。這其實更關乎對待音樂的態度，是要求刻板式重現樂譜，還是鼓勵多點創作參與、多點個性抒發。

現代記譜無疑在音樂、節奏的記錄上都準確得多，可是音樂是活的，有大量無法準確記錄的東西。在非西方的音樂裡，尤其是這樣，例如有很多在十二平均律之外的音高，十分自由的節奏，都記錄不了。這在中國音樂裡大量存在，一個戲曲唱段、一首器樂獨奏曲(例如二胡的《一枝花》)，你怎能記錄得了裡面豐富的全部音樂變化?

我以為，兩者不應對立，而應互為利用，而音樂態度重於記譜法。

產品便宜 未必是福

說到食品價格，香港人會有很多怨氣，認為各種食品價格上升得太快，蔬菜、肉類，什麼都加價，牛肉價格近年漲價尤其厲害，零售價上百元一斤。可是相對而言，食品價格是便宜的，對於香港打工仔來說，錢主要花在住屋上，不管你是有殼還是無殼蝸牛。

統計學上有個恩格爾指數，即食品佔消費支出的比重，以衡量一個地方的貧窮與富裕程度。若在60%以上(即六成用於食用)就屬於貧窮，40至60%屬於溫飽，40%以下則屬富裕。以之衡量，香港人比較富裕。

若食品格昂貴，人們該珍惜食品，盡量不浪費。從這個角度看，香港更加顯得富裕了，因為對食品毫不吝嗇。據不同的統計，香港人每天傾倒到堆填區的廚餘有3200至3600噸(約每人半公斤)，一年可達十二億噸。這可以吃飽多少人?中秋節快到了，要記住：香港去年丟棄到堆填區的月餅就有250萬個！

這樣的浪費不單出現在香港，而是出現在所有富裕地區。中國自我歸類為發展中國家，可是在先富裕起來的城市，食物浪費絕不在香港之下。

由於大量浪費存在，對食品的就有虛假的需求，使食品生產更趨工廠化、高速化……。揠苗助長式生產的食品，怎麼會是好東西?

過去有一個觀點：凡是對消費者有利的，產品也好，政策也好，就是好的。就產品而言，人人都認為便宜是好事。在國際貿易談判中，一個重要的議題是，發達國農產品的補貼，這關乎食品價格。站在香港消費者角度來看，歐盟、美國的補貼好得很，這等於補貼了我們的食用消費。

可是從另一角度去看，這樣做大大助長了全世界的不必要消費。食品價格便宜，自然就刺激多消費、多浪費。到吃自助餐的餐廳看看那漪歟盛哉的場面，你就知道有多「刺激」。

現代經濟推崇放任的自由市場經濟，結果是鼓勵消費，鼓勵浪費資源。關於資源浪費，必須了解一個概念：外部性(externity)。

外部性又稱為溢出效應，指一個人或一群人(經濟主體)的行動/決策對他人的影響，是正面的影響(正外部性)還是負面的影響(負外部性)。車廂裡禁止飲食，就是要制止它的溢出效應，管它是正是負。這從空間來說很好理解，它還有時間的方面。譬如某種經濟生產雖然有益於公眾，但造成污染，不但在當時，還可能對將來造成重大影響。這樣的外部成本，很少計算到成本上去(把成本內部化)。

石油是最典型的不計算外部成本的產品。這不僅是指它的生產可能造成污染，而是指石油是大自然以億年計生成的產品，不為油商私有，但油商把它採出來就能賣錢，只計算開採成本，不計算製造成本，幾近於無本生意。當代的消費者佔了便宜，而他們的子孫後代則要面對沒有石油的困境──本世紀的新生代必然要面對這個至今未找到解決方法的難題。

因為不考慮外部性而被過度開採、浪費、破壞的天然資源數不勝數：空氣、大氣層、淡水、包括稀土的各種礦物、土壤、沙 (一些國家已禁止出口建築用的沙)……。糧食生產也一樣，為滿足部分人不必要的奢華，而揮霍生產資源，而成本消耗讓未來世代「埋單」。

惜物！你之所得沒有什麼是理所當然的。

食物問題層出不窮該怪誰?

近年來，關於某種食物不宜吃、某種食物有害的消息層出不窮，有些是正式由監管當局發布的，更多屬於網上流傳，其中不少真偽莫辨。日前，有朋友在臉書上貼上一鏈接，介紹美國一位「健康鬥士」(wellness warrior)的文章，又讓人增加對食物的恐懼。這樣的恐懼，正在經濟富裕地區迅速蔓延。

它說的是八種人們以為健康而其實不健康的食物和飲食之道，包括龍舌蘭糖漿、大豆製品(包括豆漿、豆腐)、魚、果汁、用橄欖油煮食、乳製品等。所說的似乎大有根據，都有鏈接指向專家的論述，不是信口開河，例如說「數以百計論文」指出黃豆可削弱免疫力、導致智力衰退等；魚大部分是養殖的，魚塘水質欠佳，魚農必然給魚食大量抗生素以防病；橄欖油一加熱會釋出致癌物質；……。看了真讓人氣餒！

朋友後來指出：很多問題起源於商品化、企業化，為求效率，其他方面包括安全，健康等等都要讓路。

這的確是目前世界的現狀，在一切都追求高效率、追求利潤最大化之下，消費者的利益就置諸腦後了。諷刺的是，這都是為了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是在消費者的需求刺激下發展起來的。消費者沒有這樣的需求嗎?刺激需求，你沒有需求也得有需求！這已被視為天公地道的事，是大家都接受的做法，甚至由政府或政府設立的機構帶頭去做，以減息和種種政策去誘導市場。政府若遏抑需求，例如遏止樓市過熱，反被一些人視為是「蠢招」。

難怪說：消費是令人上癮的毒藥。不但個人會上癮，政府也會上癮。個人上癮之後，要不斷消費；政府上癮，就要不斷刺激消費，恐怕經濟停滯要讓政府下台。不僅如是，整個世界都上了這毒癮。

戰後以來，世界經濟主要靠西方、主要是美國的消費帶動。美國經濟長期以來佔了世界的大頭，它的經濟成長七成以上來自消費。德國人以節儉著稱，消費也佔經濟活動的六成。

近數十年的經濟發展對消費者實在非常有利。期間，雖然有過通貨膨脹厲害的時候，但消費品和服務的實質價格其實一路下降，特別是電器、電子等高級消費品。譬如，汽車、電視、電腦、電話……等目前的價格都遠低於三十年前水平。為使商品更便宜，工廠搬到第三世界去。各國又紛紛簽定自由貿易協議，開放市場……這就是全球化。為進一步加快消費品的流轉，除了不斷推出新產品，還把產品設計得快出故障、快速淘汰、更新換代。

於是，消費廣告舉目皆是，包括銀行廣告。沒錢、信用卡還欠巨款怎麼辦?不要緊，有財務公司給你「處理」，還繼續給你新貸款，讓你繼續享樂。早幾年在美國，即使「三無」（無收入、無職業、無擔保）人士，也可以買樓。二零零八年連累全世界的金融風暴就是這樣釀成的。

在香港，消費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吃，世界各地美食都可以吃到。傳媒的美食節目泛濫，讓人恨不得多幾個胃。這麼大的胃口，傳統的食物生產方法一定滿足不了。不用怕，在市場經濟下，只有需求，就會有供應。各種各樣有害健康的食物就是這樣催生出來的。消費者該怪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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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Foods People Think Are Healthy (But Aren't)
http://www.mindbodygreen.com/0-9426/8-foods-people-think-are-healthy-but-arent.html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作者：雷鼎鳴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是文革時被紅衞兵叫得震天價響的一句口號。

文革帶來十年浩劫，這已是歷史的定論。紅衞兵是當年的積極參與者，難以全部推卸責任，但紅衞兵都是壞人或不懂理性分析的蠢蛋嗎？我認識不少曾當過紅衞兵的朋友，他們雖已屆垂暮之年，但看來看去，我也不覺得他們壞到哪裏，反而覺得他們曾是一批信念極強的理想主義者。你說他們大多都不懂分析問題嗎？也不見得！我從前讀過大量在極左思潮氾濫時，神州大地出現過的政論文章及大字報，扣除口號外，邏輯嚴謹，能在自設的思想系統內圓潤運轉的論述所在多有。有些人反共，但共產主義思想的老祖宗馬克思是這麼容易被批倒嗎？我年輕時曾讀齊過《資本論》，並且讀過數理經濟學家森島通夫（Michio Morishima）的名著《馬克思的經濟學》，書中能把《資本論》中的論述，用嚴格的數學公理化及證明，足可見左翼思想有其一套完整體系。當然，紅衞兵也有投機分子，但他們當中不容抹殺掉的理想主義和局部的理性精神卻仍是不堪一擊，阻擋不了十年浩劫的出現。為甚麼會這樣？

港理性傳統遭破壞

我闖蕩學術界多年，遇過能交流思想的朋友不計其數。近年他們很多都大表憂心，怎麼香港的部分媒體及政客都變得顛倒是非，蠻不講理？傳媒捕風捉影，製作「新聞」，未審先判，甚至有涉嫌妨礙司法公正的事件，繼而聲大夾惡，我們幾乎每天都可看到。更有甚的是事事黨同伐異，立場決定一切，把一些不檢行為也包裝為正義舉措。這些人似乎已接近思想失控，對香港理性傳統的肌理，正起着深遠的破壞。

但正如紅衞兵一樣，他們絕大部分都不是壞人，而且認為自己的理想十分崇高偉大。

問題在哪裏？正在於他們搞不清目的與手段的關係，往往以為崇高的目的可凌駕一切，手段就算卑劣，只要用口稱的正義目的作包裝，便可為所欲為！紅衞兵當年也有相同的思路，自以為有將革命進行到底的目的後，一些泯滅人性，把父母師長鬥垮鬥臭的手段便得以自圓其說。

我中五時一位極有學問的班主任包善能神父（Matthew Brosnan 1923-1997）曾說過：「The end does not justify the means」，這是真正智慧之言。我一生對此思茲念茲，不敢或忘，在本欄也說過此事。司法界中人不應對此有異議，因為他們極度重視司法上的「程序公義」，例如你就算肯定某人有罪，也絕不可偽造證據；胡亂公審當然也是違反「程序公義」的。

手段上的公義，或程序上的公義，是文明社會必須重視的原則，而且是求取公義的必要條件！但香港尚有多少人對此有執着？使人懷疑。失掉了它們，香港的文明便倒退了。

勿污染公民抗命含義

本欄讀者都知道我不贊同「佔領中環」的行動。若要我把它定性，我認為雖然籌備人用心不是這樣，但其客觀效果就是一場未經深思熟慮，在未經港人授權（大部分港人對此並不支持）下，用侵害無辜人利益的手段，進行無效的政治勒索。發起人是理想主義者，但一時說這是可癱瘓中環的「核彈」，一時又說這是愛與和平的行動，反映其理念不清。沒有正義的「公民抗命」是以侵害無辜人民的利益作為勒索手段的，不要污染了「公民抗命」的含義。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學術界中人個個都有自己獨立的思考，絕不需要代言人，但我卻的確知道，不少學界朋友對香港顛倒是非的氛圍大感不滿。「幫港出聲」的兩位學者發起人鄭赤琰與何濼生都是界內熟知的溫和人士，但他們仍「老馬有火」，正正確實了我對學術界的一些觀察。

空有崇高目的，但不講究手段正義性的人士，是使人感到可惜的。你若這樣做，便等於走向自己理想的反面，自己也與你所反對的人一般無異，歷史上的悲劇，可以為鑑。

(原載二零一三年八月十六日《經濟日報》之「雷鳴天下」專欄)

與奧巴馬為鄰

作者：傑夫．路比（Jeff Ruby）

(二零一二年)一月一個星期三的晚上，同是39歲的莫尼漢夫婦喬治和拉若正在看電視節目《摩登家庭》的時候，門鈴響了。喬治，一位整型醫生，去開門，門外是為鄰居看管房子的男子。這兒是(芝加哥)肯伍德區，那房子總是空置着。那男子身邊有個特工。特工說：「總統要來打個招呼，大概30分鐘就到。」

喬治走回起居室，拉若問：「誰啊?」喬治聳聳肩說：「總統要來，30分鐘就到。」

拉若是商業顧問兼律師，聞言從沙發上跳起來，腦後勺的馬尾亂晃。莫尼漢夫婦是二零一一年九月搬到這座三層高草原風格房子居住的，地址是格林伍德大道5040號，就在奧巴馬的房子隔鄰，可是從來沒有見過這位鄰居。現在，都晚上九點三刻了，而且是平日的晚上，三個兒子都已到樓上睡覺去。廚房裡，盆碟狼藉；更糟糕的是，拉若早上去了做運動，到現在還穿着那身運動裝，一身汗臭。拉若猛哮：「你得換個裝，我也得換。」

喬治是土生土長的紐約人，慣於臨危不亂，可不以為然，說道：「在家就是這模樣嘛。」低頭看看自己的模樣：皺巴巴的恤衫塞在長運動褲內，穿着粉紅與紫色條紋的襪子，他也就跟着老婆上樓去。

在睡房的衣帽間裡，兩人說個不停。拉若：夠時間淋個澡嗎?喬治：該不該穿上二零零年Villanova 籃球四強賽的T恤，好與籃球迷總統有話題?該把孩子們叫醒嗎?拉若說：「我們只得30分鐘，穿上褲子先清理廚房去。」

只過了三分鐘，大概只讓喬治能換上一條家常褲子和穿上鞋，門鈴又響了。他想，大概是那特工來傳話要取消安排吧，因為他的老闆要布署波斯灣的航空母艦發動攻擊或者什麼。他憶述：「於是我走下樓去，來的竟然是巴拉克．奧巴馬，他站在門外，微笑揮手。」喬治把門打開，見到美國總統，他身後大約有１５名隨從、保鑣、攝影師。

兩位鄰居握手，門廊裡閃光燈亂閃。總統奧巴馬說：「我非常抱歉因為住在你隔鄰給你帶來諸多不便。」這條大街全日２４小時架設路障，派駐警衛。「我知道保安森嚴。」

喬治語帶機鋒地說：「不妨多派一個人照顧我的房子啊！」事實上，莫尼漢夫婦從第一天開始就發覺，無處不在的保安人員並不擾民，很隨和。喬治接着說：「你回去看看可以做點什麼。」總統笑了，他會考慮。

在樓上的浴室裡，拉若聽到三軍總司令那熟悉的、豐厚的男中音從門廊傳來，慌張了。我該下去嗎？還是裝作不在家？我可不能這幅模樣去見總統啊！最後，她穿上長褲和運動衣，深呼吸一下，走下樓去。迎接她的又是一陣閃光燈。

「嗨！」這個星球上最有權力的那人說。

「嗨！」拉若回話。

交談氣氛熱烈起來，儘管總統在過去１３個小時裡在白宮主持了一個職業問題論壇，向商界領袖發表了講話，再飛到芝加哥出席了三個競選活動，並在空檔裡到競選總部轉了一轉，現在就要登上空軍一號飛回華盛頓去。

奧巴馬說，面對莫尼漢夫婦三名１１歲、９歲、５歲的吵鬧男孩，他得管住兩名１３歲、１０歲的女兒才行。他接着說：「說起來，瑪莉亞可到了可以替人做臨時保姆的年紀了。請她很划算，因為一小時才七塊錢，還帶來一名醫生、一名特工呢。」

這或許不過是刻意準備好的笑話，莫尼漢夫婦卻不介意。不過他們從奧巴馬的身體語言感覺得到，這其實是沖口而出之言，不像是總統有目的的發布。他要嗎真的想見見自己的鄰居，要嗎就是造作的大師。對於從政者，你無從捉摸。

整個訪問，前後約只有五分鐘，沒有離開過門廊。喬治說：「得公正地說，特工們可沒有搜查過我們的一樓呢。」

拉若關上門後高聲說：「我們剛才見到了總統，在我們家裡。」她打電話到德克薩斯州吵醒了自己的姊妹。喬治則繼續看完他的《摩登家庭》，然後睡覺去。

莫尼漢夫婦的長子用樂高積木砌了個白宮模型，希望有機會親自送給總統。他在這意想不到的訪問之後才知道錯失了機會，大為沮喪。他當時原來在床上醒着，聽到樓下有人說話，以為是爸爸的同事。

雖然喬治渴望將來可以見到奧巴馬的家人，但不以與總統毗鄰為榮。他們不為貪慕榮耀而買這房子，而只為了方便孩子上學。他坦白說，沒有誰到他家裡來了會讓他的心跳加快，可能只有（揚基隊的棒球明星） Derek Jeter　是個例外。「我知道總有一天會見到奧巴馬，那不會讓我太興奮。不過，他確是個極好的人。」

鄰居若不打掃好門外行人道，很多人會一肚子忿懣。想像一下，失業率居高不下、經濟停滯不前，都歸咎到你的鄰居頭上，他還在國會束手無策呢。莫尼漢夫婦不特別熱衷政治，可是經歷了那門廊高峰會議後，他們認為奧巴馬可是個好鄰居：和氣、負責任，且經常不在家。

（原載二零一二年四月號《芝加哥》月刊，蕭雪樺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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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http://www.chicagomag.com/Chicago-Magazine/April-2012/Barack-Obama-Next-Door-Neighbor/

從底特律破產看盛衰之變

底特律藝術學院之前的《沉思者》

對於美國汽車之城底特律的破產，我本來無意深入探究。獲一位朋友推薦，才閱讀了英國《經濟學家》周刊的多篇有關文章，後來又讀了其他文章，知道內裡的「文章」比原來的皮毛所知多得多。

底特律的破落，早就不是新聞了，多年來就知道這是典型的落後於時代步伐的城市。它曾經代表着第二次浪潮的輝煌，是美國工業革命的象徵。自從亨利．福特一八九六年在這製造出他的第一輛汽車後，底特律逐步發展成為美國以至世界的汽車工業之都，人口迅速膨脹。這在五十年代初期達到頂峰，有人口185萬。自此，富裕的白人開始撤出市區，搬到郊外，人口下滑速度幾乎與上升一樣快，至今只剰七十餘萬人。半個世紀多一點的時間裡，六成人走了。一榮一枯之間，只經歷約一百年。

這現象早就受到注意，過去多把它歸咎於種族問題。現在看來，要吸取的教訓多得多，有經濟的，有政治的，有都市發展規律上的，等等。

美國智庫布魯克林學院一位研究員指出，底特律的問題，是在每個層次上都發生「完美的錯誤風暴」(perfect storm of mistakes)，即是說這是連串錯誤罕有地一同交織成的大災難。結果是，底特律在人口不斷下降的同時，債務不斷上升，進而不斷加稅，不斷削減社會服務，形成不斷激化的惡性循環，真至「爆煲」。這時政府欠債182億債美元，相當於每名市民二萬七千美元。

提出破產保護令申請的，是市緊急財務經理，他由共和黨的州長委任，不經民選；而現任民選市長則是民主黨人，他已表明無意競逐連任了。這反映出，破產申請其實也是一場政治角力。底特律過去有美國的「民主軍火庫之稱」(the arsenal of democracy)之稱呢。

據《經濟學家》的分析，民主其實與底特律的債務有密切關係，原因是市各層次職務的候選人愛向選民開出慷慨的支票，甚至三大汽車廠也在與工人的談判中作出短視的承諾，把財政負擔問題交給將來解決。最重大的問題在退休金上。底特律申請破產保護，表示可避免債權人──包括靠退休金過活的市民──討債。

美國各地退休金都沒有百分之一百的撥備，據聯邦的估計，撥備只佔73%。可是較清醒的估計，是「可怕的48%」，很多州更低，例如伊利諾依州的退休金欠款額相當於該州年稅收總額的的2.41倍。

從微觀去看，各州各市有自己的特殊問題；而從宏觀去看，則都屬有沒有及早高瞻遠瞻地處理好經濟轉型的問題。風水輪流轉，世界不斷變，你能洞燭先機、早着先鞭，你就可望立於不敗之地。

距離底特律四小時車程之外的匹茲堡，是值得學習的例子，它曾經靠產鋼產煤生存，現在卻以教育、醫療、法律、金融為主要產業。(記得，財爺曾俊華早兩年訪美曾到那裡取經。)英國的紡織之城曼徹斯特，如今也轉型成為教育、文化、音樂中心，如鳳凰湼槃。

世上事物，都必得面對榮枯成敗的考驗。君不見，強大如微軟、諾基亞、蘋果、谷歌、雅虎、黑莓……也在不斷的演變中成敗互見，興衰相映?底特律的一榮一枯歷時百年。在當今變化急劇的新世代，一百年太久了。

香港呢?衰敗之象並不少見矣。希望我們不必像黃霑哀粵語流行曲沒落一樣，哀東方之珠之無光吧。

──「東方之珠」?這仿佛屬於上世紀的名詞了。

足球．警察．EQ

要控制情緒，非常不容易。近年流行講EQ (情緒控制商數)，大機構特別是要有大量前線工作人員的機構，會為員工提供這方面的訓練。一些行業的人的確在這方面有出色的表現。

最叫我驚訝的是足球員。以前愛把醉心打球的人叫「波牛」，以示這些人粗鹵、暴躁、強悍。今天，對專業足球員身體素質的要求更高了，運動的對抗性程度也更強，衝撞更激烈，球場上容不得半點斯文。常常見到，球員被「踢到飛起」，痛苦得按着被襲擊部位直打滾。一般人在這樣的情況下，情緒一定失控，要麼破口大罵，要麼找人算賬。

可是在歐洲的四大足球聯賽中，這樣的情況絕少見到。每次都是，被踢倒地者一拐一拐地又專心比賽。這些職業球員不但專於球技，也專於EQ。我常常對這樣高超的EQ控制能力打心底裡佩服，換上一般人、一般球員，一定做不到。

另一叫我佩服的，是近年的香港警察。

對其他地方的警察沒有接觸，難有直接的感受，但從電視見到，外國警察對示威者沒有像香港警察般斯文爾雅、忍辱負重的，經常手起棒落，把不肯離開的人打得血流披面。當然，你也可以說，外國的示威者也沒有香港的示威者般和平，而動輒以暴力宣示訴求。但你能說香港的示威者的挑釁性、侵略性不大嗎?

每逢示威場合，警察作為政府的執法部隊，很自然被視為政府的象徵，變為情緒熾熱的示威者的發洩對象。示威者可以爭辨說，正是警察的出現刺激了他們的情緒。示威者在這時要達到的目的是什麼?是宣示訴求?是爭取支持?是顯示力量?還是發洩情緒?恐怕只是為了發洩情緒，而對象是警察。對EQ的控制，兩者恰成強烈對比，一方失控，一方冷靜。

冷眼旁觀，香港警察整體而言非常克制而有紀律性，在不斷受到現場示威者和部分傳媒的挑釁下，能做到這樣，非常難能可貴。只要年紀稍長，應該知道香港警察不是從來是這樣的。以前，香港人愛把警察稱作「有牌爛仔」，他們與黑社會流氓沒有分別。如今，不敢說警隊內沒有不良分子，但整體值得市民信賴。根據近些年幾次與警察打交道的經驗，他們都能遵守對市民有禮貌的守則，沒有那位林老師那樣的污言穢語。

昨天在YouTube看了那位林老師的「表演」，真讓我大開眼界，不明白此人怎麼還有勇氣回到學校面對學生、家長、同事，而又竟然有人為這人在公眾場合那麼卑劣的言行講好說話。說世道變了，太老氣橫秋，可是世情的確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變化：粗口爛舌者為人師表，低氣下聲者乃「堂堂男子漢」。

在警隊的訓練中，常要有人扮演示威者，對警員辱罵、挑釁，以訓練、測試警員的EQ和反應。那位林老師若無法重執教鞭，不妨到警察訓練場串演示威者。

即將退休的警司劉達強認為，警察這方面的訓練不足，而更重要的是，要讓警員知道容忍到哪裡該「畫上句號」。在任何對抗中，雙方都在不斷試探對方的底線。警察方面的底線是不是接近了?示威者該停止「戰爭邊沿」式的試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