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下留情」版頭照片題詠之四(2012/09)

從「擁有眉毛」說翻譯

蒙哪麗莎，年輕與年長

日前有同事拿來一紙條，上面印着一個英文句子，徵詢我翻譯成中文的意見──原來是好父親為女兒問功課。

同事的女兒進入某名牌大學讀翻譯，今年第二年，開課的第一個功課就是一個據稱很難的英譯中文章翻譯，而第一句就讓人難倒了，不知怎麼做下去。我其實也幫不上什麼忙，因為欠了上文下理，對句子的意思恐怕抓不準，只能勉強譯出來，交出我的「功課」。

在翻譯上，經常遇到下筆輕重的問題，就是你對某一字眼、某一句子採用的語氣該重一些還是輕一些，要拿捏得準確。這往往要觀乎全文而定。這問題未必在重大稿件上才遇到，一般的稿件也有。今天早上就讀到這樣一個讓我「眼前一亮」的句子：「……畫中的女子擁有眉毛，嘴唇比原版更紅潤，下巴也更尖，看起來較原版年輕。」(《明報》A23版)

這出現在歐洲「發現」年輕版《蒙娜麗莎》的新聞中。達芬奇的名畫《蒙娜麗莎》中的女子沒有眉毛，而年輕版《蒙娜麗莎》中的女子則有眉毛，翻譯外電的報道因而說「畫中的女子擁有眉毛」了。其中的「擁有」兩字非常過重。眉毛對於人，特別是愛美的人，很重要，但畢竟人皆有之，並不稀罕，說「擁有」眉毛太誇張了。

據台灣教育部的《國語辭典》，「擁有」的意思是「持有」，例如：「他擁有一大片未開發的土地。」據大陸的《現代漢語詞典》，「擁有」解作「領有；具有」，後面還特別以括號附註：「大量的土地、人口、財產等」。意思都很明顯，擁有的不該是一般的東西。譬如，不可以說「擁有一般的身材」，可以說「擁有魔鬼的身材」。

上面句子中兩個「更」字也用得過重，這是「港式中文」中不經思考的流行句式，翻譯時更易犯錯，容易一遇上比較式文字就「更」這「更」那。倘若原版《蒙哪麗莎》中女子的嘴唇很紅潤、下巴很尖，說年輕版的「嘴唇比原版更紅潤，下巴也更尖」當然沒有問題。即使不比較兩畫，也知道這樣說不當，說「較紅潤」、「較尖」才對。那稿件的譯者其實也知道不可以亂用「更」字作比較的，所以後面就只說「看起來較原版年輕」，而不說「更年輕」，因為知道原版中的女子不算年輕，只是年輕版中的女子「較年輕」而已。

翻譯之事，很難說是難是易，但總得花心思才行。這也是翻譯有趣之處。有時，你翻譯有意與人分享的文字時，有與原文作者鬥智的感覺：看你表達的意思，我能不能用另一種文字同樣表達出來。

 

日前在澳洲一位朋友的博客中看到一段英文引文，我忽然來了興致，要翻譯過來，那時就有這樣的感覺。那位朋友醉心哲學，引用的是英國已故哲學家 Karl Popper 爵士的一段話，原文是：

Unlimited tolerance must lead to the disappearance of tolerance.

If we extend unlimited tolerance

even to those who are intolerant,

if we are not prepared to defend a tolerant society

against the onslaught of the intolerant,

then the tolerant will be destroyed,

and tolerance with them.

We should therefore claim,

(in the name of tolerance)

the right not to tolerate the intolerant.

這段文字有點艱澀，用白話文譯出來，恐怕會很累贅，反不易明白，我試以文言譯出來，看是否可以：

不容人者而無限容之，則容亦無存矣。

不容人者猖獗，而容人者不以之禦，

則容人者折，其容亦不存焉。

吾人乃以容之名倡曰：

不容人者不得予容，吾人之責也。

躁動不安的社群

作者：呂大樂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新力量網絡主席)

坦白說，我很想知道，在30、35年之後，當今天的政府檔案及機密文件都可以開封解密，讓人公開閱讀之時，我們對當前香港社會的心理及思想狀態，會否另有一番理解。究竟特區政府是否真的完全受北京所支配？又或者梁振英政府是否陰謀「賣港」求榮？而當然亦有一個可能性是，以上種種都只不過是傳說，但在2012年的香港社會，卻除了可以廣泛流傳之餘，更在廣大群眾之中產生影響力，叫人深信不疑，並因而對特區政府有十分強烈的反感。

對於梁振英政府，我沒有興趣為他們說半句好話（不過，以時下流行的標準來說，不參加批判特區政府，好人有限），至於梁振英本人是否「土共」，他的領導班子中各人是否早已潛伏於社會各界，屬暗中準備推行「赤化」香港大計的「雙面人」，我亦無興趣參與討論（因為實在沒有半點資料在手）。我想提出的是，假如我們以為梁振英政府在上台一兩個月的時間之內，便可以將原來完全相反的規劃，改為一項「割地賣港」的詭計，那似乎太小看我們的公務員的角色了。

對香港政府這部官僚機器的看法，港人在過去20年裏，由一個極端搖擺到另一個極端。在1997年之前，大部分人假設它是一部機器，按程序辦事，以行政手段解決難題。公務員隊伍被視為以「自動波」方式操作，能補一個未有全面民主化的政體及一位未必有領導才能的特首的不足。可是，在九七後新的政治環境裏，公務員團隊的弱點表露無遺。於是，市民大眾的感覺開始改變，覺得公務員隊伍軟弱無力，規範及程序全面崩潰，只會隨上級的意思辦事，全無章法可言。由於對梁振英政府的不信任及對公務員隊伍失去信心，所以認為梁振英上台一兩個月便可以隻手遮天，「割地賣港」，向內地富豪獻媚之說，可以愈炒愈熱。

「割地賣港」陰謀？

儘管香港政府的官僚系統不是什麼能夠長期自我完善、處處表現出程序理性的「無敵」行政機器，但它亦未至於一無是處，只懂迎合上級喜好，隨時掉頭轉向的行政組織。以發展規劃而言，它並不擅長做出大動作，而是以穩步累積漸進的方式逐筆畫出整個圖案。要它突然之間來個一百八十度轉向，會有一定困難。將目前香港發展規劃理解為一項忽然出現的「割地賣港」陰謀，實有誤導之嫌。

現時陰謀詭計之說充斥本地政治市場，並且甚有號召力。作為一種政治動員的手段，這沒有絕對的對與錯的問題──只要收到動員群眾的成效，那便是成功的手段。而在一些人的眼中，這種手法甚至很有道理：既然那是一個邪惡政府，對它加以妖魔化，那也只不過是講出真理而已！對於政治手段本身，沒有什麼好討論的。我感興趣的問題是，若然我們真的以此作為實際的政治目標的話，那便應該認為只要梁振英政府倒台，便可解決矛盾。在那種強調「割地賣港」的政治號召中，當前香港社會的矛盾，源於政治（包括北京意圖「赤化」香港、「土共」佔據了社會上的重要位置，於是有系統地進行「賣港」陰謀等）。只要清除了那些「政治障礙」，香港社會就會重新歸位，雨過天青，前途無限。如果將梁振英政府拉下馬而還未能解決問題的話，便向那在他們後面「發功」的政治力量開火，直至剷除種種禍港的元素為止。

群眾內心的恐懼

這種「政治驅魔」的主張之所以有其號召力，是因為它觸及群眾內心的恐懼。今天，香港市民六神無主，只覺周邊環境快速轉變，而未知如何面對。在焦慮不安的情底下，往往只想盡快消除壓力，追求一個簡單的答案，而不一定將問題對焦，並且對症下藥。將目前香港社會所要面對的問題簡化為政治陰謀，雖有一定的市場，但卻並不等於掌握到真正矛盾所在。

大部分香港人心底裏都明白，但又極之不想承認的現實，是雙向區域整合已經出現，而內地通過經濟力量而對香港所產生的支配作用，也愈來愈明顯了。當然，這樣說並非表示對北京而言，香港沒有利用價值，而是要指出兩者的關係早已不再是單向依靠，而是相互共生並存。而在日常生活層面上，最為困擾香港人的是在香港所見到的購買力，來自全中國——早前奶粉缺市只是初階段的表徵，進一步的是在遊客消費區所發生的爭執與衝突，而到了最近則連特區政府也要提出「港人港地」的安排，來釋除市民在買樓置業上的憂慮。這股購買力越山而來，港島、九龍、新界各處均可以成為傳說中的「深圳後花園」。就算沒有刻意以政治手段來「割地賣港」，無孔不入的購買力亦一樣可以支配香港。

三點問題

長篇大論之後，是否等於我會支持現時特區政府處理新界東北發展與規劃的方法？答案是否定的，但原因則有別於那些「割地賣港」論。特區政府處理新界東北發展與規劃的方法存在問題，最為嚴重的在於三點。

一是特區政府必須明白，過去做規劃工作時所設立的假設已站不住腳，必須全面修訂。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在2011年全年來港遊玩的2800萬「自由行」遊客當中，有1500萬人即日來回，這等於每日在新界至九龍有4萬多游動人士在區內購物、消費，影響社區內外的狀況（例如區內店舖的服務對象有所改變，而所提供的服務亦隨之轉變，這對區內居民的生活難免會造成影響）。而問題的性質並不限於數量上的增加，而是實實在在由於中港融合而帶來的新的人口流動、經濟活動的流動（由日常購物到置業投資），正對整個香港社會的空間佈局造成衝擊，並且影響到我們如何規劃未來發展。簡單而直接的說，當所有要放入考慮未來發展與規劃的假設和變數都起了重大變化的時候，政府還可以應用舊有的方程式嗎？

二是梁振英政府在受到圍攻的時候，為了保住免被反對力量「剝光豬」（即上台之後，每一項重要政策都被迫全撤），竟嘗試拿規劃內容作為跟對手討價還價的條件，以至進退失據，方寸大亂。這種談判策略或可作為一種拖延的手段（不過對方卻似乎更想乘勝追擊），但更為嚴重的效果是失去了原來的專業考慮依據。規劃本身不可能滴水不漏，完美無誤，它一定存在不足之處。不過，我們也必須知道，它亦嘗試回應過去的缺點（例如應否以興建資助房屋為主）及未能解決的問題（居住與就業的不協調）。應該怎樣發展東北，本來（雖然我們毋須照單全收）有它的依據。但現在當受到政治壓力時，特區政府逐項退讓，除了想盡快擺平事情之外，完全講不出各項修訂的原則及背後的理念。特區政府的「從善如流」，只反映出他們是以政治談判的方式，來解理一個需要專業分析的問題。以權宜之計來處理一個宏觀規劃的問題，只會埋下社會矛盾（例如居住與就業的不協調應如何看待，便無認真面對與討論），日後成為更嚴重的問題。這種看待規劃的態度，欠缺說服力。

三是特區政府在大受壓力之下，忙於平息各種猜測的過程中，開始迴避使用中港融合之類的用詞。他們似乎忘記了在市民大眾之中，有人抗拒融合，但也有人視此為未來的方向和新的機會。政府領導層的後退不單止在運用政治技巧上自亂陣腳，同時更暴露出他們的一大弱點——究竟在香港未來長遠發展的問題上，梁振英政府取得哪種民意的支持？哪種的政治授權？事實上，歷屆特區政府也未有在這個問題上認真了解主流民意的取向。與其在突發的場面中逐點回應或說明，特區政府不如認真讓整個香港社會來一次大辯論，看看反對融合是否大多數人的意見，聽聽有多少市民支持大力發展農業，了解他們如何理解保育鄉郊，明白市民對城市發展的期望。這聽起來好像是推倒重來，實際上是要為未來發展搭建最起碼的共同理解。

大部分市民身處兩極中間

現在的情是，香港社會有點像一個躁動不安的社群，因受焦慮所困而四出獵殺女巫。雖然問題的源頭並非女巫作法害人，但將可疑人物活活燒死，至少可泄心頭之憤，集體感覺良好之餘，亦毋須正面面對真正造成問題的成因。那種相當激動的反對意見的確可以產生政治動員的作用，但卻不見得真真正正的進入問題。而政府的權宜之計（或者有需要將港人港地安排涵蓋整個香港，方可釋除市民疑慮），也不見得是一種真正解決問題的方法。這邊廂充斥陰謀論，那邊廂是一個難以爭取市民支持的政府，大部分市民身處於兩極的中間，一臉無奈，還是想想辦法為自己打算好了。

(轉載自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之《明報》)

「短睡多眠」式睡眠

昨天寫了〈睡眠新知：打個盹，效益好〉一文。後來再想，這其實算什麼新知?睏了，打個盹之後精神奕奕，這樣的經驗誰都有過，誰都知道。可是沒有多少人會認真對待，更沒有管理人員會積極對待，以之提升員工的工作效率。

《紐約時報》有關報道的題目是〈反思睡眠〉，也就是說本來知道，如今要重新認識。

我沒有午睡的習慣，但也知道小睡一下的神奇功用。以前上夜班時，我都要在上班之前小睡一下。時間很短，只要一刻鐘左右。有段日子，吃過晚飯後愛到陽台在趟椅上小寐。習慣了，很快就睡着，準時就醒來。睡不着也無所謂，閉目靜心養養神，一樣有用。偶爾生活節奏打亂了，不能小睡一下就上班，晚上伏案工作就受影響，唯有硬撐着。

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15分鐘的小盹有那麼大的功效。我猜疑，睡眠其實是一種誰都懂而可以立竿見影的氣功。氣功都講究調身、調息、調意。三者，睡眠中都能做到。一睡倒，姿勢，你會自然調整個最舒適的體位；呼吸，你自然就從站立時的胸式呼吸調整為腹式呼吸，就是練習氣功要求的那種呼吸方式；意，一旦睡着了，一切雜念自然就摒除。修練氣功的人說，練習後神朗氣清；小睡一會，一樣精神爽利。早上一覺醒來，隔宿的疲累都消除了，比吃什麼「精」、什麼補品都有效。

我也有過夜晚分段睡覺的經驗。我每晚一般要睡夠八小時。有時睡晚了，睡眠不足，第二天就不夠精神，有時得在午飯後扒在桌子小寐作補償。若分段而睡，第二天的精神卻不會有多大影響。這都是要半夜起來看足球比賽的時候發生，比如在世界杯舉行期間，或遇上歐聯之類的重大比賽，有時會半夜起來觀戰，一般花兩小時，而前後大概各有三小時睡眠。是否可以長期這樣做就不知道了。

這樣的睡眠有個專有名稱，叫做 polyphasic sleep，直譯是「多相睡眠」。比對「少吃多餐」，可稱為「短睡多眠」。歷史上，很多名人愛這樣睡眠。

最著名的是達芬奇(達文西)，他據說每天只睡一次個半小時到兩小時的「長」覺，其餘時間，約每四小時小寐一次，每次15至20分鐘。他一生在美術、建築、雕刻、工藝技術等領域創作之豐富，無人能及。這未知與他的睡眠習慣有沒有關係。

牛頓據說每天只要睡三四小時。

拿破崙據說到午夜才睡，兩點就起來；工作到五點再睡，七點起來。他的手下說，他長時間指揮作戰之後，疲累至極時會小寐一下，半小時就準時醒來而精力大振；到累了，又小盹半小時。

邱吉爾也睡得很少，工作到凌晨三時才睡，平均每晚睡五小時，但到下午會睡個長長的午覺──長達一個半小時到兩小時。他說：「不要以為白天睡覺工作就少了，這是無想像力的人的蠢話。你(白天睡了)成就會更大，因為你的一天等於兩天──起碼一天半。」

愛因斯坦則不一樣。據說，他一天要睡十小時，除非他在思考一個重大問題──那時更會睡十一小時。他說，他的發夢有助發明。

天才都是學不了的，你不能像達芬奇睡那麼少，也不必像愛因斯坦睡那麼多。中間下墨好了。

睡眠新知：打個盹，效益好

「別吵！我在提升效率。」

多年前，一位北京來香港工作的同事的睡眠習慣出了問題，不能入睡，一個晚上最多只能睡一兩個小時。同事在港京兩地到處求醫，都醫治不了。一天只能闔眼一兩小時，一定整天渾渾沌沌了。可是這同事精神很好，後來，索性不管了，一天平白賺了很多個小時。這同事後來回了北京，如今睡得怎樣就不知道了。

人的一生大概有三分之一在睡眠中度過，只得三分之二時間活得清醒。人若能少花時間睡眠，就等於長夀若干年，這很令人羡慕。毛澤東年輕時有兩句詩頗有豪氣：「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擊水三千里。」人生怎能有二百年?這其實是說，要不眠不休地過活。

不眠不休決不可能，那麼是否可以少睡一點?據最新的研究，這是可以的；安排得好，還會使工作、學習、運動更有效率。美國一些機構，甚至球隊，已在按照這樣的觀點，安排僱員、球員作息了。

現在一般認為，人一天要睡六至八小時才行，而且是連續的。在現代化城市裡，人們到接近午夜才睡，到天亮起來，大概就睡六到八小時。至於睡得好不好，因人而異，失眠的頗不少，已近於流行病。這樣的睡眠習慣其實不是自古就有的。在有電燈，以至電視、電腦之前，人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可是從以前留下來的紀錄中可以看到，那時的人也會有午夜的種種活動。

美國國家精神病學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的心理專家Thomas A. Wehr 通過實驗了解人們在沒有人工照明下的睡眠狀況，發覺參與實驗的人的作息很快就與日夜同步，入黑不久就入睡，但不會一覺睡到天明，而是到午夜左右就醒來，過一兩個小時才重入夢鄉。他們重建了睡眠模式，半夜醒來的時光，成為進行冷靜深入思考的好時機，為過去為未來。這有別於現代人半夜醒來輾轉反側的焦慮。

弗吉尼亞工學院的Roger Ekirch 在研究睡眠歷史中發現，以前有「第一次睡眠」、「第二次睡眠」的說法，兩次睡眠之間，最利於學習，甚至「造人」。在中國、西班牙、印度等地，很多人仍保留第二次睡眠的習慣，在中國是午睡。

很多人會從個人經驗中知道，小睡一會對保持頭腦清醒很有功效。美國太空總署為此做過實驗，發現那怕只小睡24分鐘，也能提升個人的認知能力。哈佛醫學院教授Robert Stickgold 還提出，睡眠──包括進入沉睡狀態的小睡──能讓大腦整理信息，把無用的刪除，有用的儲存；過程中，要辨別哪些是新近存入的，哪些是長久保存的，各種離奇古怪的夢就是這時做出來的。

通過對睡眠的各種新研究，人們開始發現，頭腦要有好表現，不一定需要持續的長時間睡眠，而可以好好利用分開的小睡。據說在谷歌(Google)，你做得睏了，可以名正言順地打盹去，因為管理層認為，這反而有利於提高工作效率。據研究，打個盹可以讓人清醒一到三小時，時間長短取決於睡得有多深沉。

美國棒球隊 Texas Ranger 已在球隊出征時實施一種新做法：球員到了旅館，要打開窗簾睡覺，天亮時自然醒來；到了球場，會安排清靜的地方讓球員在比賽前小睡。球員對新安排很滿意，覺得比賽時體力和精神都好了。

讓你老闆參考參考，好名正言順地找周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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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紐約時報》文章 Rethinking Sleep:
http://www.nytimes.com/2012/09/23/opinion/sunday/rethinking-sleep.html?pagewanted=all

「批判性思維」何如「學、問、思、辨、行」

Critical thinking，即坊間所稱的「批判性思維」，是從西方引入的，但在中國古典思想中，這種提倡思辨的思想方式早就存在，那就是《中庸》二千年前提出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批判性思維」是上世紀四十年代作為美國教育改革的一個主題提出來的。這似乎不大成功，因為接着在五十年代，美國就出現了亂貼標籤、政治大棒橫飛的麥卡錫思潮。到七十年代，「批判性思維」再成為美國教育改革運動的焦點。這時美國學生運動高漲，又自六十年代開始為與蘇聯展開太空競賽而大力推動科學研究，「批判性思維」大受推崇，真正成了氣候。

美國「批判性思維」運動的開拓者恩尼斯（Robert Ennis）對「批判性思維」概念作了這樣的表述：「批判性思維」是「為決定相信什麼或做什麼而進行的合理的、反省的思維」，這等同於「開放式學習」（emancipatory learning）。

「批判性思維」不是一種固定的思想模式，學者對之有不同的理解和論述。

哈佛大學教授Edward Glaser 在給它作界定時指出，它應包含三方面。第一，要從自己的經驗層面作思考；第二，要掌握邏輯思辨的方法；第三，要掌握應用這些方法的技巧。

「批判性思維」方面的權威Linda Elder 特別指出，這樣的思維方式要求自律，不可肆意為之，要不偏不倚；對複雜的問題不可以簡單的思想方法處理，必須充分考慮相關者的權利和需要。

在一九八七年的「『批判性思維』與教育改革國際會議」上，Michael Scriven (英) 與 Richard Paul (美)共同發表聲明，指出 Critical thinking 並非單一的思想方法，而是一系列思想方法的綜合體，包含科學思維、數學思維、歷史思維、人類學思維、經濟思維、道德思維、哲學思維。沒有一種「批判性思維」適用於任何人，任何人都可能出現非理性的想法。因此，要終生努力培養「批判性思維」的技巧和習慣。

Critical thinking 或稱「批判性思維」，很容易傾向於否定性地、質疑地思考，以致站到對立面、對抗面去，造成不必要的矛盾。這應該不是提倡critical thinking 的初衷。

若從《中庸》切入或許可以減少這樣的流弊。「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共五個環節，說的不只是思辨。其中審問、慎思、明辨，就是所謂「批判性思維」，要求敢於獨立思考，提出疑問，但「思」而要「慎」，「辨」而要「明」，不是亂加質疑一番。這要有基礎，就是博學，要有廣闊的知識，廣博的眼界，否則何能慎思、明辨?在思辨之後，還得有實踐的延續，就是篤行。

這五個環節說的不只是為學和思辨，還包括為人和濟世，涵蓋比critical thinking 更廣，內涵更豐富，要求也更高。

Critical thinking 值得提倡，但提倡「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更好。再簡單一點，是提倡「慎思、明辨」。

順天應時吃月餅

鄰居自製送來的迷你月餅

秋分剛過，太陽向南移過赤度，標誌着北半球日漸短、夜漸長，氣候向秋冬轉變。自此，「秋分夜夜寒」。同時，月餅紛至沓來，預告着中秋節快到了。

即使不特別喜歡吃月餅，到了這個季節，見到睽違一年的這種節令食品，該也有特別的親切感吧?帶着有違現代健康準則的犯罪感，淺嘗那膩膩的滋味，不應為過。或許正因此，你會更認真去品嘗其中的嗞味呢。

我對油膩的廣式月餅，還有當中常有的鹹蛋黃，沒有太多避忌。月餅來了，該送的送走，其餘的還是要吃的。前昨兩天的周末裡，吃月餅作早餐了，配上一杯咖啡，倒也不錯。

今年的月餅中最特別的，是一位鄰居自製的迷你月餅。我與這位鄰居師奶──取傳統敬稱之義而不帶如今坊間的輕蔑──素未謀面，只得到她與家人的交情帶挈，而一再吃到她自製的餅食。連月餅也自製，真佩服這些烹飪愛好者對美食和嗜好的癡迷，這樣的人，在香港不少。烹飪的最大樂趣是分享，烹飪若自供獨享，味道一定索然。據說，這位鄰居興緻來了，可徹夜動工，不眠不休。製作好了，包裝好，「派街坊」。

製來的迷你月餅有兩款：杬仁蛋黃月，和五仁火腿月。這些月餅不只味道正宗，而且重視健康，用料不但要上乘，還要盡可能讓人吃得放心。杬仁蛋黃月有蓮蓉，蓮蓉是選上等湘蓮自製的，而糖選用有糖尿者也可以放心去吃的特用糖。蛋黃認真足料，一個迷你月餅用整整一個。據說不用大陸的，而用越南的，可能亦有特別考慮吧?

我對五仁火腿月餅有偏愛。這種月餅忌乾忌硬，火腿要好，鹹甜要得宜。那迷你五仁月都做到了。聽說火腿用的是雲腿，而不是金華火腿。只是如梁實秋說，雲腿相對於金華火腿，「香味稍遜」，月餅的嗞味也因而稍遜了點。

自製月餅沒有防腐劑，不能久存。也實在久存不了，小小的四個，一下子就消滅了。

要消滅東莞那巨型五仁金華火腿月餅，可得費點心思。這月餅今年又如期而至，足有一公斤重。它帶南乳味，風味很特別。這麼巨型的月餅，決無法獨享，幸好大廈內有鄰里也欣賞，於是立刻分割而分享了。

某著名餅家的朋友仍然送來月餅，其中有兩個新品種，都是迷你型的，一是陳皮豆沙月，一是人參蓮蓉月。我愛吃豆沙，但不易吃到好的。豆沙月餅近年罕見，大概因為不夠名貴、上不了大檯之故，我以為已絕跡了。陳皮豆沙月於是屬於懷舊品種，加上陳皮，推陳出新而味道更勝。一嘗之下，果然是好，陳皮味道頗濃，讓人回味。至於人參蓮蓉月則還未試食過。這兩款月餅可能也是「益街坊」製品，到那餅家的網頁上搜尋，找不到蹤影。

孔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對飲食很講究，其中一條是「不時不食」。大自然到什麼季節生長出什麼來就吃什麼，是順天應時。傳統的廣東月餅其實是這樣的產物，主要材料蓮子、紅豆等，都是七八月收成的農產品，正好加工成中秋食品。如今的什麼冰皮月餅，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可以生產、食用，已失去節令食品的意義了。

「批判性思維」譯名之誤導

攝於廣州天河

不知打麼時候起，坊間多了一個新詞：批判性思維(或批判式思維)。好些學者向學生推銷，不少作者的筆下也屢見。在近日的國民教育爭拗中，這個字眼的出現頻率頗高。從反對國民教育的學生的言論看來，他們的立場，與批判性思維有密切關係，甚有紅衛兵的大批判架勢。

開宗明義，批判性思維就是要提倡批判，「凡是敵人支持的我們就反對」。

什麼叫「批判」?據網上台灣教育部的《國語辭典》，批判有兩義，一是在公文上批示或判決。如《三國演義》第五十七回：「統手中批判，口中發落，耳內聽詞，曲直分明，並無分毫差錯。」二是是非的判斷。哲學上有二義：一為對一種學說基本假設正確與否的判斷。二為對我們認識能力所能達到界限的判斷。兩義一古一今。

在香港，這個詞廣為人們熟悉。大陸「文革」時，這是潮語，紅衛兵一出世，就以搞大批判為要務。這詞自此南下，也為港人習用。據《現代漢語詞典》，批判有三義：一是對錯誤的思想、言論或行為做系統的分析，加以否定；二是批評；三是分清正確的和錯誤的或有用的和無用的(去分別對待)。

這三義，在實踐上有很大差別，尤其是第一和第三義之間。採用第一義，認定批判的目標是錯誤的，要否定它。第三義則不作先入為主的對錯判斷，最終是為了明辨是非。

從目前大力提倡批判性思維者的表現看來，他們顯然慣於採用第一義，即「文革」潮語之義。他們說話的語氣和行為方式也像極了要打倒一切的紅衛兵。

批判性思維(critical thinking)之提倡，起源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美國，是當時教育改革的重點。Critical 源於希臘文的 kriticos 和 kriterion。Kriticos 意為提問、理解某物的意義，和要有能力分析，即「辨明或判斷的能力」；Kriterion 意為標準。從語源上說，critical thinking 是指「基於標準的有辨識能力的判斷的思維，以判斷事物的真正價值」。這合於上文「批判」一詞的第三義，即明辨是非，而不合於先入為主地認定某事物是錯誤的而加以否定。

Critical 一字在字典上的字義更複雜，有多個義項，個別網上字典上的義項多達十個。權威的 Merriam-Webster 的「學習者字典」(Learner's Dictionary)列出五個義項，其中三個與批評有關。一是表示批評和反對(expressing criticism or disapproval )；二是關乎對書籍、電影、藝術的評論(of or relating to the judgments of critics about books, movies, art, etc. )；三是對某一事物之好壞作出嚴謹的判斷(using or involving careful judgment about the good and bad parts of something)。

據此，你決不可一見到critical 這字就從負面去理解，翻譯為「批判」。例如字典在第二個義項上有這個例句：
The book received much critical acclaim. [= many critics said good things about the book]
應譯為「這本書大獲好評」。

對 critical thinking，坊間都譯作「批判性思維」，大陸也一樣，我認為這譯名值得斟酌，它有誤導性，容易讓人望文生義，無意間沾上了紅衛兵的大批判習氣，什麼都看不順眼，都要批判一番。

譯為「嚴謹的思維」如何? 提倡「批判性思維」，不如提倡「解放思想，明辨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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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er's Dictionary 對 critical 的解釋：
http://www.learnersdictionary.com/search/CRITICAL

維港夕照美如斯

二零零一二年九月十二日攝

因為從家裡可以西望維港，所以也拍過一些維港的日落景色照片。比較之下，以這裡看到的一幀最動人，不過這不是我拍到的，而是家人用智能手機拍到的。

一些有經驗的攝影家說，拍攝日出、日落都要有充分準備，先要踏勘好環境，要預先知道哪個位置的拍攝角度最好；要搜集好天氣預報；要查閱天文資料，知道太陽在當前季節的方位角度；要提前到位架設有裝備。這是因為可以拍攝的最佳時間很短促，大概只有半小時，即太陽出沒之前之後的各15分鐘之內。這是以最理想情況計算的，若地平線之上的雲量不如理想，太陽出沒的時間就沒法把握了。

以我的經驗，以上不過是人在力所能及之下可以作出的準備，但最後的決定權在天，真的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所謂天，不只是天氣的陰晴，還有天上的雲是怎樣分布的，這太難遇上好的配合了。

日出日落之美，不在於朝陽或夕陽本身那一團火球。這火球的變化不大，形狀大小是一樣的，變化只在或深或淺的紅。可觀的是霞，就是朝霞和晚霞，即日出、日落時天空及雲層上因日光斜射而出現的彩色光象或彩色的雲。由於雲的形狀、數量、高低時刻變幻，朝霞晚霞的變化無窮無盡，會出現難以想像的色彩和光影。這完全無法預計，而且這一刻見到的，下一刻可能就不見了。

遇上天氣好、太陽沒有躲起來的日子，到了日落黃昏之際，我若在家，只要想起來，會跑到陽台看看日落景色如何了，值不值得拍照。最漂亮的時刻常到太陽馬上就要隱沒在天際線之下時出現，這時如果要拍照，要「搶」拍，因為太陽這時走得特別快(這其實只是錯覺，它走的速度任何時候都是一樣的)，太陽觸到天際線時，就好像百米跑的衝線，轉眼就完成，絕對不等你慢慢構想怎麼拍才好。

我多次在回家的路上看到落霞很漂亮，到登樓走出陽台，美景已煙消雲散。

拍攝上面照片那一天，我剛下班回來，到陽台一看，看不到景色有什麼特別。可是家人從天台走下來說，剛才的景色美極了。我不相信，後來看到照片，仍想像不到景色怎麼會在幾分鐘外發生那麼大的變化。

晚霞要艷麗，雲的高度最重要，要剛巧能夠把陽光折射的色彩反映出來。折射的色彩，又由空氣內的水分、微粒多寡決定。最好是雲的分布有高有低，因而有不同形狀、不同色彩。若雲量不太多，能讓天空構成偏藍的背景，層次就更豐富。維港的日落倒映在海水上，會添上新變化。再配合上香港的華燈初起，景色之美，就像上面的景色，世間幾回得見?

我翻看以前拍下的維港日落照片，沒有一張出現過這麼豐富的色彩層次。

日出日落美景可遇不可求，人生的際遇亦一樣。這樣的美景一縱即逝，你有幸見到了，還要早有準備才能及時拍得。人生之中，也總會遇上某些好機遇。是輕輕放過，失諸交臂，還是及時抓住，扭轉命運，取決於片刻間的決定。不過還要在抓住機遇之後堅持不懈才行，這就與按按掣、拍一個好鏡頭不一樣了。

粵人胸襟闊，「鳥語」伴花香

一個星期天參加音樂排練後，大伙到茶樓吃午飯，兩桌子各坐滿十幾號人，很熱鬧。讓我很奇怪的是，我那一桌幾乎所有人都能很自然地說起普通話來。

這些都是香港人，「官方語言」自然是粵語。可是那天來了新朋友，一位因為喜歡音樂而自已摸上門來參與排練的大陸姑娘。她是到中文大學念碩士的，雖然也是廣東人，母語卻是客家話，粵語只懂一點。於是，交談常用起普通話來。我因而注意到，在座不同年齡段的朋友幾乎都可以說普通話，儘管你可以挑剔地說，這是廣東腔或香港腔的普通話。

在我印象中，以前──十多年前──遇到這樣的場合，只會有個別人能用普通話交談。其他的人，要說的話，會佶屈聱牙，說得很生硬。這是一個此消彼長的變化，消的是粵語，長的是普通話。

這現象是近十幾年才顯著發生的。由於說普通話的需求大了，人們很自然地就學起普通話來，加上學校、機構、政府部門有組織的推廣，能講普通話的香港人就越來越多。當然，還不是人人會講。有時在路上見到內地來客問路，熱心指路的香港人配合上身體語言努力溝通，仍然「雞同鴨講」。

以前，香港人不會這樣。那時能說國語或普通話的人不多，而南來的訪客也不多，說北方話的，大多為移居而來，本地人不會遷就他們。這麼一來，外地人都得學粵語，大部分慢慢都學懂了。至今，我們可以從上一輩人口中聽到各種口音的粵語，上海的、潮州的、客家的，還有帶珠三角不同鄉鎮方音的，如順德的、台山的等等。

如今，外來人口學粵語的動力大減了，因為減少了以前生活上的逼切需要。以前，在香港不懂粵語，雖不至於寸步難行，卻也真的不方便。如今，你到很多地方都能用國語、普通話溝通，到街市買餸也沒有問題。再不，到超市去，話都懶說。可以預測，以後南來移居香港的成年人，很難說好粵語。

從另一方面看，這也說明了香港人或說粵人之重實際。粵人一方面熱愛自己的母語，二方面不會囿於成見，拒絕學習其他方言。只要有實際需要，不必大力推廣普通話，粵人也會去學。

廣東人之間流傳着一個故事，說民國成立之初，國會曾表決以官話(北方話)還是粵語為國語，結果粵語以三票之差(有說是一票)輸了，而這是孫中山大力遊說粵人支持官話的結果，不然，粵語就成國語了。這故事找不到依據，相信是訛傳，就如美國的德裔人流傳當年在美國僅以一票之差讓英語成了美國國語一樣。

故事不真確，但可以視之為對孫中山和粵人胸襟開闊之表彰。有這樣的胸襟，實在不必以粵語沒有成為「國語」而耿耿於懷。粵語有九聲，又有大量語音或者沒有字或者湮沒了成文的字，要其他方言區的人學習，太難為他們了。

不少廣東人以一些北方人仍視粵語為「鳥語」而不快。「鳥語」之說其實有根據，《孟子．滕文公上》說：「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於是春秋時期北方人就認為南方之人說話像鳥語。清雍正《廣東通志》也說：「古稱鴃舌者，為南蠻、瑤、岐諸種是也。」鴃，音決，即伯勞鳥。南蠻鴃舌，意在嘲笑南蠻之語言。

若胸襟真夠廣闊，對此說大可釋懷，嶺南確是鳥語花香之地也。

量化又寬鬆，重溫金融海嘯

美國使出量化寬鬆第三式(QE3)來了，半個地球之外的東亞各地，也在提防剛印出的新簇簇美鈔湧到構成市場衝擊。在香港，賣樓的業主預期價錢會上升，已立即抬價。美國使出前兩式量化寬鬆，沒有起到多大作用，反倒進一步擾亂了世界市場。這次，也很可能損人而不利己，繼續以鄰為壑。

以華爾街為濫觴的金融海嘯發生四年了，美國卻始終未能從海嘯的漩渦中爬出來。這次量化寬鬆是所謂「開放式」的，規模比以前兩次都大，這等於全速開動印鈔機了，難怪末日博士Marc Faber直斥聯儲局官員是「印偽鈔的人」了。

這正好遇上「佔領華爾街」抗議運動一周年。這樣的無政府主義色彩行動，很難得到普羅百姓的廣泛支持，但的確反映了人們對華爾街大亨上下其手的義憤。前幾天收到一封電郵，它用一個簡單的故事說明金融海嘯是怎樣發生的。故事可能是四年前在美國創作的，這個時候重溫一下，時機正恰可。故事大致如下：

Helga 是酒吧老闆，知道她的酒徒顧客都失業了，難再支撐她的生意。她搜索枯腸，想出一個新的市場策略來：讓那批熟客先飲酒、後付錢。這等於向顧客放貸了。

Helga 的「先飲後付」新猷立即在酒徒間傳揚開，大家湧到她的酒吧飲酒，她的酒吧不久便成為城中最好生意的酒吧。她偶然加加價，特別是把最暢銷的紅酒、啤酒賣貴點，大家也無所謂，反正眼下不必付錢，欠帳以後再說。她酒吧的銷量和帳面利潤因而大增。

當地銀行一名年輕而富衝勁的副行長覺得，這些酒徒欠下的酒錢可以成為未來有價值的資產，便提高了Helga 的信用額。他認為沒有必要過分擔心，因為他手裡有那些無業酒徒的債項作抵押。他於是拿到很高的六位數花紅。

在銀行的總部，交易專家找到進一步拿高額佣金的方法，就是把酒徒的欠單轉化為「劉伶債券」(DRINKBONDS)，再經過綑綁，拿到國際市場作為證券發售。

天真的投資者弄不清楚這些作為「AA保證債券」(AA Secured Bonds)買來的證券，只不過是無業酒徒的欠單。不管怎樣，這些債券繼續推銷得很好，很快便成為各大經紀行中最暢銷的產品。各個經紀也都拿到六位數的花紅。

有一天，儘管債券的價格還在上升，酒吧所在地銀行的一名風險管理經理認為，該要那些賒帳的酒徒償還欠下的酒錢了。他通知了Helga，Helga 又通知了她的酒客，可是酒客都失業，哪來錢還債? Helga 自然無力償還借貸，她被迫破產了。酒吧關門，11名顧員加入了失業大軍。

一天之後，「劉伶債券」的價格暴跌九成，銀行的流動性枯竭，發不出新債，當地社會的信用流通與經濟活動都停滯了。

酒吧的供應商一向寬待 Helga，隨便給她賒貨，還把公司的退休基金投資在「劉伶債券」上。如今，貨款要作爛帳撇除，對債款的投資損失超過九成。紅酒供應商是三代經營的家族生意，也不得不關門了。啤酒供應商被它的競爭對手合併掉，當地的釀酒廠被關掉，150名員被辭退。

至於那家銀行、經紀行和它們尊貴的高層人員則幸保不失，因為得到政府「無條件」的巨額注資挽救。高層人員還拿到六位數的花紅。政府花的錢，來自還在就業、中產、滴酒不沾的人的繳稅，他們從無沒有光顧過 Helga 的酒吧。

金融海嘯，就是這麼回事。

哪一種學生易被「洗腦」?

美國人面對的種種「洗腦」

一位朋友日前告訴我一個小故事：一天，她看到就要會考的兒子的英文寫作，大不以為然，便批評說，文章支離破碎，內容缺乏邏輯聯繫。兒子聽了，反指母親 out 了(落後了)，說現在考試是計 points (點數)的，答中一點算一點，有point 就有分，至於點與點之間的聯繫，不重要。成績出來了，兒子這科拿了個 A 回來。朋友是政府某部門的高官，英文自然了得，卻被兒子這個A嗆住了。

香港教育制度為人詬病的一點，是把學生培養成善於考試而不善於思考和學習的人。坊間的為公開試而開設的補習學校越開越多，彼此之間競爭烈，比拼的主要是學生可以拿多少個A。熟悉其中運作的人說，當中傳授的主要是考試方法，而不是真正的知識。這樣教導出來的學生，即使考試成績很好，但普遍不善於學習和思考。(從最近看到的鋪天蓋地的廣告看來，比拼已擴展到各個補習天王的「型」上去了。這不自今日始，不同的是，以前的「型」是專業人士的衣着打扮；如今的「型」已發展至誇張的舞台造型，男女都濃妝華服，煙視媚行。)

這讓我想起一位年輕人到英國讀大學回來後，談到在彼邦學習的一點體會。他有一年選修了邏輯學，讀了發覺大有裨益，認為這應列為必修科。原因是它讓你懂得怎麼思考問題、明辨是非，可以應用到任何科目，而且受益終生。

早幾年，中文大學講師李天命的邏輯學課程很受歡迎，他的《李天命的思考藝術》一書成了暢銷書，在香港據說賣了十萬冊，大陸也出版了。一本哲學書籍在香港暢銷十分罕見，如果這書能夠有助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多點理性思考、少點感性妄為就好了。

恰巧，前天與幾位朋友在飯局上，就最近的國教風波談到有關問題。一位朋友在大學教書，說曾直斥那些學生激進的學系的同事，指他沒有教好學生明辨是非，以致學生思想缺乏邏輯，說話沒有事實根據，只懂得人云亦云。

這大概難以歸咎於某一位教師，而是在只重視考試成績的制度下，教師與學生都只重視強記，而不懂得通過邏輯分析認識事物的結果。

不久前，在《紐約時報》上讀到一篇由美國一位大學生寫的文章，他利用升大學前的 gap year 到上海作了一年交流生，文章比較了兩國的教育方式和學習方式。這是針對專欄作家Nicholas Kristof 去年一篇文章而寫的，Kristof的文章就美國學生在一次國際學能測試中成績低落，而上海、香港、韓國則名列前茅指出美國要急起直追了。那位學生卻認為，上海的學生的讀書方法是笨方法，沒有效率，要花很大氣力，強記很多東西，而美國學生只掌握原則就行了。

兩種方法，孰優孰劣?看來，前一種方法適用於普遍的學生，資質差點而只要勤力，也有所成；後一種方法，適用於聰明的學生。看來，大陸、香港、韓國的學生都甘於笨鳥先飛，而美國的學生個個都自以為聰明過人。

兩種方式種導出來的學生，哪一種易於於被「洗腦」、也害怕被「洗腦」?當然是前一種。對於香港忽然出現的會被「洗腦」的強烈恐懼反應，我很詫異。剛才讀到李天命一金句：「理性懷疑基於客觀理據，神經性狐疑源於病態心理。」為之苦笑。

香港立法會選舉：理性之勝與敗

昨天才在這裡說到，為免胡說八道亂心而不愛聽收音機，今天在報章上讀到有人的反應更激烈：「我早已把我的收音機砸掉了。」

這是在民主黨陳莊勤寫的文章中讀到的，這句話也就是文章的標題。老實說，我對香港的政黨情況不大了了，對那些政客的言論也不怎麼關心，總覺得這些人的好些言行如乳臭未乾小兒，所作所為，用廣東話來說，「好似細佬仔玩泥沙」(好像小兒玩泥沙)。由於剛舉行了立法會選舉，想了解一下新情況之下，才讀了上述文章。有點意外的是，文章寫得很理性，但讓人難過的是，據作者的分析，民主黨這回受到挫敗，卻正是理性力量不敵近來興起的非理性力量之故。

據他的分析，民主黨在這次選舉中面目模糊，既想回歸理性，但又被「泛民」中的激進勢力牽着鼻子走，跟着喊激進口號，結果兩邊不討好。他不但為民主黨悲哀，也為社會上不理性的吵鬧、謾罵、嚎叫而悲哀。他舉了一個例子：在小巴上聽到電台一名評論員肆意謾罵在功能組別以一人一票選出了非「泛民」議員的醫生、工程師。

文章接着說：「這便是我們這些每天在鼓吹民主的評論員的胸襟。我不喜歡的劉江華先生落敗後也很有風度的說尊重選民的選擇。而我們這些唯我民主的評論員在說什麼？不選擇你支持的人便是巿儈搵錢、不理民主的人？這樣公然侮辱與你選擇不同的選民，連基本尊重選民選擇的胸襟也沒有的人，配得上談民主嗎？別忘記，一人一票選舉的結果是大多數人正當而神聖的抉擇，卻在這早上被公然侮辱。然而，隨便可以隨口而出公然侮辱大多數人正當而神聖的抉擇的人，卻正正是掌握控制了媒體喉舌的人。那些在立法會選舉中只因與這位評論員選擇不同而被她公然鄙視與侮辱的沉默大多數醫生們、工程師們，你奈她何嗎？」

作者有氣之下對朋友說，如果那時有收音機在手上，真想把收音機砸掉。朋友卻對他說：「我早已把我的收音機砸掉了。」

香港一位「民主派」人士這樣批評主流媒體的自由派政治偏見，該很少見吧?這樣的政治偏見可說鋪天蓋地。要命的是，這樣的偏見在這些傳媒中是不言自明的共識，是天經地義的，沒有人會質疑。這現象在西方傳媒中普遍存在。美國拿過12次艾美獎的名記者Bernard Goldberg寫過一本書揭露這方面的內幕，書名叫 Bias: A CBS Insider Exposed How a Media Distort the News (《偏見：哥倫比亞電視台中人揭露一家傳媒怎樣歪曲新聞》)，當中最令人寒心的揭露是，因為傳媒中人在偏見上心照不宣，所以對偏見孰視無睹，你要抗衡根本無能為力。我相信，這也就是香港當前的情況。

陳莊勤還借蔡子強的分析指出，若不是有「及時雨」，「泛民」這次選舉的成績「可能輸得更慘」。「及時雨」是什麼?就是國民教育的爭拗帶來的「抗議票」。國民教育的醞釀、諮詢已進行多年，到了這次選舉之前，才忽然有傳媒、有團體大張旗鼓起把爭拗煽動起來，這是不是巧合? 過去有個說法：投票率越高，越有利「泛民」。這回的投票率創了新高，可是選票的「六四」比例定律「被徹底打破」了，泛民的得票反而跌到新低點。

那年在天安門廣場，我通過與絕食學生背後的一名「神秘軍師」接觸，感到學生不過是權力鬥爭的可悲棋子。這一回，添馬艦的場面完全是天安門場面的「山寨版」，學生也一樣。悲乎?

理性是輸了還是贏了?從民主黨和從全局來看，結論不一樣。

民族主義的正與反

加泰隆尼亞民眾在巴塞隆拿示威，要求獨立。

這兩天，有一條政治新聞可能很受足球迷注意，就是被譽為「地上最強」的西班牙足球隊巴塞隆拿所在的加泰隆尼亞地區，為要求脫離西班牙而獨立，舉行了過百萬人的示威。足球迷最關心是，一旦加泰隆尼亞不再屬於西班牙，對巴塞隆拿球隊有什麼影響?它還能參加很多足球迷認為最富欣賞價值的西班牙聯賽嗎?它在規模小得多的加泰隆尼亞獨大，沒有了皇馬等強勁對手，還可以繼續「地上最強」下去嗎?

這大概只是外地的足球迷才關心的問題，而在當地，即使人們對足球會更狂熱，也不會把巴塞隆拿一支球隊的利害置於民族利益之上。他們只期望在歐洲建立一個新的民族國家──加泰隆尼亞。加泰隆尼亞要求獨立不自今日始，只是歐元危機把人們的民族情緒進一步推上高峰而已。

這也進一步印證了兩個事實：一是歐洲的歷史是不斷走向分裂的歷史；二是歐洲是現代民族主義的發源地。

二者關係很密切，正是因為民族主義的勃興，推動了歐洲的不斷分裂。這個歷史趨勢自羅馬帝國崩潰之後就開始，至今一千餘年。其間雖然也過有不同的合併，但合併之後總還是分裂，重新劃分版圖。這與歐洲因為地理環境被分割成互為威脅的不同語言、文化群落有關。

在中國，不存在類似的問題。在中國，「民」是指庶民，「族」是指血族。把「民」和「族」結合起來構成「民族」這個詞，始自梁啟超一八九九年的《東籍月旦》。也就是說「民族」在中國只有一百年多一點的歷史，「民族主義」就更年輕了。上世紀初，梁啟超指出，中國沒有歐洲那樣的民族主義，只有文化主義。

文化主義只認同文化，也就是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中華文化。即使是外族，只要他們也認同了這一文化，彼此就認同了。有學者甚至說：「中國人沒有獨立的國家認同感和忠誠感」，「把最高的忠誠感給予了文化而非國家(state)」。從香港很多人對「愛國」兩字的解釋可以看到，文化主義至今根深柢固。是以，華夏大地雖然有過不同民族的統治，最終也沒有以種族劃界，而都成為華夏子孫。

可是在西方帝國主義，包括以歐洲為師的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蹂躙下，中國的知識分子看到了民族主義的威力，認為中國之所以如「一盤散沙」，就是因為只有文化主義而沒有民族主義之故。民族主義是為了爭取民族的主權而產生的，在中國的主權遭到列強肆意侵奪之下，西方列強也就在中國催生了民族主義，也催生了「中國」(之前只有大清)，也催生了「漢族」(之前的「漢」不視為族，而是很多族的混合體)。這都不過是百年間的事，是西方列強一手造成的。

民族主義能激發起成員對民族的至高無上忠誠，使成員不惜為民族國家的生存而獻身，從而讓被壓迫民族爭取得獨立。它卻是一柄雙刃刀，民族主義一旦失控，會帶來殺戮和侵略。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冷戰結束後的種族戰爭，都是記憶猶新的悲劇。民族主義讓中國人民戰勝了列強的侵略，也不可避免地有負面的遺存，這是要清除的。

民族主義有正反兩面，西方的民主就得到民族主義的大力推動。不要一聽到民族主義就視為洪水猛獸，更不可視之為我們國家的原罪。正是為了消除民族主義的負面因素，發揮它的正面威力，我們需要有這方面的教育──不管你叫它做什麼教育。

「香港沒有藍天白雲」式的洗腦

從我家天台拍攝的維港舊照

還在床上，被收音機的聲音喚醒了。我不愛聽收音機，主要怕聽到不負責任的胡說八道。稍貪睡了一會，起來晏了，家人故意把收音機打開，於是還在床上，就聽到胡說八道了。

那是晨早的新聞時事節目，DJ(播音員)把早上收到各種信息納雜讀出。那位女DJ剛好報道路邊空氣監測站的數據，說是中環、旺角……的空氣污染指數處於中等水平。這是客觀的報道，沒有問題，但她接着輕描淡寫地說下去，大意是，在空氣污染指數處於這樣水平之下，香港人要看到藍天白雲就難了。

她沒有刻意抨擊，接着就轉到另一話題去。可能，絕大部分聽眾不會把這當作回事，可能沒有把這按語放到心裡去把它記住。但我認為，正是這些不經意的評述，在起着潛移默化的作用，在不知不覺間，你給洗腦了。

那DJ的思維邏輯很簡單：空氣污染水平高了，天空就灰暗；空氣水平處於中等，香港就看不到藍天白雲了。

一男一女兩DJ接着講到一段清晨發生的交通意外新聞，那女的說早上五點多的時候，她已回到電台準備新聞資料了。那時天還未明，她應該沒有看到天空的情況。但我相信，她與很多香港人一樣，沒有觀察實際現象的習慣，而是習慣了從概念到概念地看問題，以至順口開河。

表面上來看，把空氣污染水平與藍天白雲相提並論是順理成章的，但實際上，兩者之間不是簡單的因果關係。你知道以下事實就有點明白了：想查找空氣染水平指數，要到環境保護署網站去；想查找看不看得到藍天白雲，要到天文台的網站去。這表明，兩者不是同一回事。

空氣裡的污染物多了，以致天空灰暗，當然可能引致藍天白雲不見了，但這還要看風向、風力、雲量、陰晴……等等。也就是說，空氣污染水平偏高了，未必看不到藍天白雲；空氣乾淨了，未必就能見到藍天白雲。

更何況，還要看空氣污染數字來自哪裡。香港有11個一般空氣監測站，和3個路邊空氣監測站，即中環、銅鑼灣、旺角，這都是人多、車多、高樓多的商業區，那裡的空氣污濁是眾所周知的，但不能以之代表香港整體，更不能因為銅鑼灣路邊空氣監測站的空氣污染水平偏高了，就說香港看不到藍天白雲了。這是典型的以偏概全和偷換概念。

這幾天，香港都吹東南風，南中國海的乾淨空氣源源不斷送進維港，加上天晴，連日都是藍天白雲。從辦公室望出去，真箇山明水秀，藍天上飄着朵朵積雲，就是一團團棉花模樣的雲朵。到天文台網站看一看，辦公室所在西灣河的能見度達到45公里；從昨天半夜到今天早上九時，能見度還超過50公里，圖表上呈現一條水平線，因為沒法顯示更高的數據了。

很多人老是憂心忡忡地說「香港看不到藍天白雲了」，這是罔顧事實之言。他們之所以有這樣的錯誤印象，有三個原因。一是被洗腦了，因為傳媒加上某些人和團體不斷這麼說，把這印象烙進一些人的腦海裡去了。二是不去獨立思考，不去理性地分析，清除錯誤的觀念，例如簡單地把空氣污染與看不見藍天白雲渾為一談。三是脫離實際，不肯抬頭用自己的眼睛看看天空。

說起來真有些悲觀，如果那麼多人連自己頭頂上有沒有藍天白雲都不知道就亂嚷嚷，能讓他們正確認識另一個時空──例如中國歷史、國情和未來──的東西嗎?明火執仗的洗腦要提防，這是比較易防的，因為是明槍；最難提防的是潛移默化的洗腦，這真像溫水煮蛙，讓你死得不明不白，因為這是暗箭。

江南絲竹與廣東音樂：城市民間音樂

說到中國的民間音樂，你會想到什麼地域?想必會想到農村吧?我也這麼聯想，無論是唱的民歌，還是器樂演奏的民間樂曲，都會想到農村去。那些哥啊妹啊的唱詞，那些土味十足的旋律，似乎都該以山水鄉村作背景才合襯。

城市裡有民間音樂嗎?這問題的提出，初聽有點怪異，可是仔細想想才發覺，不但有這樣的音樂，這樣的音樂還一直陪伴着我們。中國最繁華的大都會香港、上海都有。

這是星期日去聽一場音樂會時才突然醒覺起來的，音樂會名為「蒼山流水：湯良德的二胡藝術」，由湯良德一伙弟子演繹先師的作品。湯良德是中國著名二胡演奏家，七十年代未移居香港之後，角色發生重大轉換，音樂事業改為以教學為主，培育出大批卓有所成的二胡學生。湯良德的二胡藝術最為人樂道的，是他對江南絲竹音樂的演繹。那天的音樂會上，他的弟子就演奏了多首江南絲竹，有合奏的，有獨奏的。

江南絲竹這個器樂合奏樂種，有說起源於唐朝，已有幾百年歷史。這有點矛盾，因為起源於唐，就有千多年歷史了。比較可信的是，它可以追溯到明朝末期的十番鑼鼓。清初，江南曲藝中的灘簧、清曲流行，以胡琴伴唱。十番鑼鼓傳到當地，特別是業餘的胡琴清客手中，便演變成為以絲竹樂為主的演奏，並在江南各地流行起來。上海自一九一一年成立了第一個業餘絲竹團體「文明雅集」之後，各種絲竹樂團如雨後春筍建立，儼然成了江南絲竹的重鎮。

上海以敲擊樂知名的音樂家李民雄在《上海地區絲竹樂簡述》一文中，據普查資料說，上海在上世紀初至五十年代有絲竹班社428個，至四十年代為全盛期。「所以說，上海絲竹是在近百年內才發展來的一個新興樂種。」所謂「江南絲竹八大名曲」，也是在上海一九三六年一次由業餘玩家自由參加的遊藝活動中演奏過之後形成的稱謂。著名的絲竹樂隊湯家班，正是在上海誕生的。

江南絲竹有城鄉之別，現在人們聽到的主要是上海的江南絲竹，在委婉柔美中顯得華麗典雅。

上海的江南絲竹又與廣音樂關係密切。李民雄一文說：「在上海的絲竹班社，以演奏廣東音樂為最多」，並說上海自二三十年代以來出版了大量粵樂曲。可以說，廣東音樂誕生後不久，即傳播到上海，並風靡一時。《上海絲竹樂曲集》一書的八十首樂曲中，廣東音樂佔了不少，如《走馬》、《平湖秋月》等。《平湖秋月》一曲可能還是呂文成三十年代在上海或杭州創作的。

廣東音樂在對粵曲的伴奏基礎上形成，時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至二三十年代由於香港、廣州粵曲歌壇的興起而大盛。粵曲雖然濫觴於珠江三角洲的鄉間，卻是到進入省城(廣州)繼而擴展到香港之後才真正形成的。廣東音樂隨之而起，就更是城市的產物了，其中很多粵樂名家來自香港，很多名曲是在香港創作而流傳開去，以至流傳到上海成為江南絲竹一部分的。

音樂是文化，又是商業。中國很多戲曲、說唱音樂，包括崑曲，都是在城市市場的需求下發展起來的。現代的都市文化最易受到外來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影響，如今，我們差不多忘記我們其實有自己的都市民間音樂了。

如果說上海江南絲竹和廣東音樂都是民間音樂，那麼它們就是城市的民間音樂。廣東音樂──起碼其中一部分──可以說是香港地道的文化遺產。從這角度看，在香港發展廣東音樂，有特定的文化意義。

跑步傷膝，老婦奇談

這裡的〈歐美兩項研究推翻跑步傷膝之說〉一文，三年來一直很受讀者關注。最近幾天，這篇文章的點擊數又大升，讀者都來自台灣。原來那邊有人把文章的鏈接放到一個討論區去，討論的話題是馬拉松跑步對膝蓋的影響，於是那邊很多朋友便點擊到這裡來了。

跑步有害膝蓋，是一個老話題。用美國體育醫學院(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研究員Lewis Maharam的話來說，則是「老婦奇談」(an old wives’ tale)。中國成語有「老生常談」，指陳腔濫調。洋人的「老婦奇談」，則是「無知老婦無稽之談」。網上有十大「老婦奇談」，排第一位的你一定知道：一日一蘋果，醫生遠離我。

美國「我的健康新聞網」(myhealthnewsdaily.com)就跑步是否對膝蓋有害這問題訪問了五位專家，Lewis Maharam 開宗明義就說，這是「老婦奇談」，你的膝蓋會不會患關節炎主要是遺傳問題，是你父母決定的。反而，如果你有關節炎的遺傳而還沒有發作，你多跑步，有利於將來對抗關節炎，到時可以使身體保持一定的靈活性。

科羅拉多醫學院(University of Colorado School of Medicine)的助理教授Michelle Wolcott, 則說，荷重運動(包括跑步)有助對抗骨質疏鬆和骨性關節炎，堅持進行這樣的運動，可以加強骨節的健康。

有一個很值得跑步愛好者注意的問題，就是體重對膝蓋的影響，多位專家談到了。

一般會這樣計算：在跑步中，膝蓋的負荷，是身體負重的四倍，即身體負荷增加一公斤(不管是體重還是外加重量)，膝蓋的負荷會達到四公斤。你的體重若為60公斤，膝蓋的負荷就達240公斤了。具體計算當然還涉及你的跑姿，例如腳掌着地方式、抬腿高度等。

體重與關節炎有密切關係，體重越高患關節炎的風險越大。過胖、癡肥絕對影響膝關節，那怕你不跑步。體重越高，膝蓋軟骨受到的壓力就越大，那是負責緩和重量向下撞擊力度的，它的承受極限可能最終在長期受壓下被突破，以致破碎。專家認為，若脛骨、軟骨、靭帶等沒有受傷造成的舊患，發生關節炎的可能性是很微的。換句話說，要保持膝部健康，首先要避免受傷而形成舊患。

Michelle Wolcott 說，人們總是以為他們的關節炎是跑步造成的，而實際是，他們的膝蓋很可能在跑步之前就有問題了；若你本來沒有關節炎，膝部健康，體重也正常，跑步不會有問題。他說，完全沒有證據證明關節炎單是跑步造成的。

所謂正常體重也得要看體重是什麼東西形成的，一公斤脂肪與一公斤肌肉絕不一樣。對體重的支撐不應完全落在骨骼上，而應當由筋肌參與分擔。這也是膝蓋保健要十分注意的，這就要加強下肢的肌肉鍜練，主要是對股四頭肌的鍜練，最簡單的方法是多做下蹲起立，扎馬步，或背靠牆壁坐「無影凳」。

以上都只是就膝關節而言的，至於跑步對心臟的影響，那是另一個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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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Running Bad for Your Knees? Maybe Not

http://www.myhealthnewsdaily.com/2427-5-experts-answer-running-bad-knees.html

報章病句，獲美稱為「港式中文」

讀完了從圖書管借來的《港式中文與標準中文的比較》，增加了對中文的認識，值得高興，但作為香港人，又頗為難過──為香港人中文水平的低落難過。由於曾經在香港的中文報章工作過，就更為香港記者、編輯的中文水平低落而唏噓了。

我也曾在這裡議論過「港式中文」問題，可是當看到有學者煞有介事地把「港式中文」當作研究課題，仍然詫異。

在我的認識中，「港式中文」是個模糊概念，只是籠統地把香港人不正規的中文稱為「港式中文」；它主要是書面語，是受到人們口頭的粵語和經常接觸的英語嚴重影響而形成的不規範文字。它沒有明確的界定，我不覺得真的存在香港人都接受的「港式中文」的標準。可是在《港式中文與標準中文的比較》一書中，「港式中文」是實實在在的。這或許是三位作者從外來學者的角度，有不同觀感之故。

三位作者都是大陸來的學者，分別在內地、本港和外國受過教育，又在本港大學有語言教學的經驗。他們有理論，又有外來者的敏感，可以發現很多問題，這些問題是長期在此間受熏陶的人視而不見的。問題可說叢生，觸目皆是，於是就是很實在的「港式中文」了。

從書中每頁都展示的例句得知，這樣的中文基本上就是香港幾份暢銷報章的中文。以一個地方主要報章的語文作為這個地方語文的主要樣本，難以非議。既然外來的學者這麼看是理所當然的，那麼本地人──包括學生、家長、教師、學者、官員等等──都這麼看，甚至模仿寫作，又有何不對?有何不可?這是最令人心寒的。我接觸的情況顯示，香港人──包括學生、家長、教師、學者、官員等等──寫的，確乎就是這樣的中文，已習非成是了。

三位學者可能用心良苦，他們有作客的謙卑，不好意思把這樣的中文例句都稱作病句，而美其名曰「港式中文」。可是我擔心這會帶來可怕後果，就是有人會認為，這既然是相對於標準中文而獨立存在的一種文字，那就可以照寫不誤了，甚至視之為一種風格、一種創新。

讀到那些「港式中文」例句，我作為香港人是汗顏的，隨便抄幾句：

* 黎棟國擬於今年下半年引入打擊偽造證件人士的容貌辨別系統……(東方日報)

按：「人士」是敬稱，黎棟國作為保安局局長怎能尊稱「偽造證件」者為「人士」?

* 他稱每天也有交通意外發生……(明報)

按：「也」應為「都」，粵語沒有「也」字，香港記者經常「也」、「都」不分。

* ……宣稱可自行教導女兒成為最年輕大學生。(星島日報)

按：應寫「最年輕的」。這樣的錯誤常見於報端，疑受英語影響，the youngest 何須有「的」?

* 現場消息稱，涉嫌印度男子三十三歲……(蘋果日報)

按：應寫「涉嫌作案的」。也疑受英語影響，把suspected 直譯過來，不譯為「懷疑」已算好了。

類似的句子每天出現在香港的報紙上，讓人看得麻木了，以至習以為常，但其實都是病句，落在一個有水平、有責任心的編輯手裡，該改正過來。記者、編輯都水平低落，讓病句「出街」了，獲「好心的」學者尊為「港式中文」，真讓人啼笑皆非！

並不是所有人都像三位學者那麼「好心的」。人們也會把這樣的文字稱為「港式中文」，但這屬於貶義詞，意思是港人不夠水平的中文。香港人已背負上這樣的惡名而不自知，一些人還沾沾自喜呢。

世界公民與愛國主義

近日經常聽到、看到一個字眼：世界公民。我常常認為香港人眼光短淺、視野狹窄，忽然見到那麼多人一下子提升到世界公民的高度去，頗為驚訝。

世界公民這提法，其實早在二千多年前的古希臘時代就有人提出了。那時的希臘處於城邦割據之中，一個個小小的城邦自成一「國」，每個人的身份要麼是某個城邦的公民，要麼是希臘人。然而有人不甘於此，自稱是「世界公民」。所謂「世界」，那時還沒有清晰的概念，世界就是古希臘語的kosmopolitês，即「宇宙之城」。這樣的思想後來發展成為現代的 Cosmopolitanism，即世界主義。

這樣的思想，多少是由於對當時嚴重分割的社會的反彈。同時代的中國同樣四分五裂，是為春秋戰國時代，同樣產生了類似的儒家的大同思想，希望出現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老有所終、幼有所長的理想社會。這至今是中國政治的最高理想。

在西方，特別是在歐洲，不斷的戰爭，也使世界公民、世界主義為人們所憧憬，歷代都有人從理論到行動去推動。戰後，就有不止一個這樣的組織發行過「世界公民護照」，當然這樣的護照完全沒有實用價值，沒有得到任何國家承認。

近年，隨着通訊科技高速發展、交通運輸益趨便利，又加上越來越多問題尤是是環境保護問題已超越國家界限，成為要全世界共同面對和處的問題，全球化從實質到概念都得到推廣，得到越來越人接受。在民族國家時代，尤其是外部信息受到重重阻隔的年代，「世界公民」是個遙遠的概念。現在，世界變成「地球村」，即使不出國門，也能感受天下，似乎人人都能做個「世界公民」了。

事實上沒有這麼簡單，它有價值觀的要求，要求尊重不同的文化與價值；切身處地的感受貧窮與不公義；反思個人對世界的關係；又有知識與能力上的要求，要求明白全球的相互依存關係；認識全球發展與本土的關係；了解貧窮與不公平的成因；認識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等等。

還有一點我認為是很重要的，就是處理好理想與現實的關係。公界公民、大同社會都有理想主義色彩，即使在「地球村」的今天亦然。在理想中，世界無國界；而在現實中，國界井然，難越雷池半步。

聯合國有個獎項，名稱就叫「世界公民獎」(Global Citizen Award)，以表揚對國際和平、人道事業有貢獻的人士。一九九三年舉行的聯合國持續發展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發表了一個名為World Citizenship: A Global Ethic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世界公民：持續發展的全球道德準則》)的文件。文件借用了巴哈伊信仰(Bahá'í Faith，十九世紀起源於波斯的宗教，信仰世界大同)的話指出：「世界公民始於對萬眾一家的接納，對『地球我們的家』之上各民族相連的接納。它在鼓勵理性的、合法的愛國主義的同時，也提倡對人類整體的更廣泛的忠誠和愛護。然而，它並不主張捐棄合法的忠誠、文化的多元性、民族的自治，也不主張千篇一律。它的標誌是『多元一體』。」(World citizenship begins with an acceptance of the oneness of the human family and the interconnectedness of the nations of “the earth, our home.” While it encourages a sane and legitimate patriotism, it also insists upon a wider loyalty, a love of humanity as a whole. It does not, however, imply abandonment of legitimate loyalties, the suppress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the abolition of national autonomy, nor the imposition of uniformity. Its hallmark is “unity in diversity.”)

值得注意的是，它沒有把理想中的世界主義和現實中的各國的愛國主義對立起來，沒有把世界公民的思想和身份與國民的思想和身份對立起來，它主張多元而不是一元。可是很多人把公民(不要說世界公民)與國民(其實不過是國家公民)也對立起來了。

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真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