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元：是繼續浪漫，還是離婚收場?

一年多之前，當歐洲債務危機已廣泛引起關注之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人克魯明(克魯格曼)寫過一篇打印出來有十幾頁的長文《歐洲有得救嗎?》(Can Europe Be Saved?)，他的答案是悲觀的。如今，可悲結局有日益逼近之勢。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 今天的文章的題目赫然是〈歐元是時候準備「離婚」了〉(Now is the time to plan a velvet divorce for the euro)。情況越來越難讓人安心，要繫好安全帶了。

金融海嘯二零零八年爆發時，華爾街受到千夫所指。歐元區債務危機接着爆發，似乎是受害者。兩地的危機當然有關連，但歐元區的問題其實主要是咎由自取。克魯明對這場金融危機有個特別的稱謂：北大西洋危機 (North Atlantic Crisis)；並說，新世界(美國)與舊世界(歐洲)都一團糟，兩者之間沒有多少選擇餘地。

有人把歐洲歷史作一個很簡單的歸納：不斷走向分裂。這樣的分裂有利也有弊。利是不同經濟體之間競爭激烈，不斷創新，也不斷試錯，而成功經驗很快就得到傳播。歐洲近幾百年就是這樣壯大起來的。弊也有目共睹，就是戰禍連綿，有禍及全世界的大戰，有幾百萬人口種族之間的廝殺。直到現在，這樣的火種還未熄滅。

歐元的誕生，帶有浪漫主義色彩，是為了促進歐洲的聯合與和平而設計的，希望從經濟聯合走向更大的政治聯合，着眼於從長遠泯滅歐洲不同國家、不同種族之間的仇恨。

可是正因為政治上沒有融合，讓歐元存在天生缺陷。《金融時報》今天的文章指出：「真正的問題出現在政治領域。由於歐元背後並沒有一個政治性聯盟，因此它缺乏維持貨幣聯盟運轉所需的關鍵性機構。如今既沒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能強制各國遵守財政紀律，也沒有一項龐大的聯邦財政預算能為從富庶地區到貧困地區的財政轉移提供資金上的支持。」

克魯明在分析歐元問題時，拿經濟、人口規模與希臘相近的美國內華達州與希臘比較。美國各州使用同一貨幣，歐元區各國也使用同一貨幣，為什麼內華達州不會發生希臘那樣的危機?最大的原因，是內華達州之上有個可以提供金融、財政支持的聯邦政府，而希臘沒有。內華達州與鄰近各州語言相同，人口移動關係密切，經濟問題(如失業)可以互相消化。歐元區各國都沒有這種便利。

歐元區出現危機的國家還失去了通過貨幣貶值提升競爭力的便利(當然內華達州也沒有)。它們也可以通過「內部貶值」，也就是削減政府開支和福利、減薪、大規模裁員來提高競爭力，但這決不會得到民意支持，各種提案只落得議而不決。與美元結成聯繫匯率的阿根廷九十年代發生過類似危機，最後，要忍痛與美元脫鉤，一下子讓貨幣貶值三分之二，誰都承擔損失，才渡過了危機。

歐債的新聞中出現了一個合成的新字Grexit (希臘退出)，這會意味着什麼?最難預料的是它的連鎖反應，會不會是引致整個歐元崩潰的第一塊骨牌?這很可怕。得明白一個事實：歐盟──不是美國──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系。據二零一一年數字，美國的GDP是十五萬億美元，歐盟是十七點五萬億美元。歐盟也是對外援助的最大來源。

中國已在未雨綢繆了。在香港，財爺曾俊華日前也在網誌中發出了預警。

「請繫上安全帶！」

從「文人辦報」到「妓女太監報」

「書生報國」乎?

近日收到一家報社的報慶請柬，其中標榜其「文人辦報」傳統的四個字特別矚目。在香港，「文人辦報」是否仍有市場很可疑。即使這家有過「文人辦報」光輝傳統的報紙，今天是否真個可以把這傳統薪火相傳，也難以置信。早些年前，我聽過他們一位老總大言不慚地說，如今要「商人辦報」，而自此，這家報紙每況愈下。

中國現代報業的歷史比西方短得多，是自晚清之後才發展起來的。在那個國家內憂外患的年代，辦報的人都有以一管禿筆為國家力挽狂瀾的抱負，可以說，每家報紙都是書生報國的大本營，都屬文人辦報。「文人辦報」在那家報紙叫得特別響，是因為他們在筆寫春秋的同時，大受讀者歡迎，而居然在商業上也很成功之故。相對之下，赤裸裸地「商人辦報」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反而有所不如。

在當今世上，「商人辦報」最「成功」的，可能是梅鐸(默多克)，他的傳媒集團的觸鬚伸展到幾個西方大國最有影響力的傳媒集團去，又通過這些關係，伸展到政治圈子上層。

幾年前因黨內逼宮而退下來的英國前首相貝理雅(布萊爾)，近年很少在英國政壇露面，近日因為出席傳媒道德委員會的聆訊，再罕有地成為新聞焦點。他與梅鐸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是梅鐸一名孫兒的教父。梅鐸旗下的報紙在英國醜聞迭出，貝理雅主政時與梅鐸有什麼秘密關係，是這次聆訊中最受關注的內容之一。

他承認，與梅鐸「太親近」了，如何「太親近」不明說，但有句話可圈可點。他擔心工黨一旦與梅鐸為敵會被「撕為為碎片」，於是決定要「駕馭」(manage)他，而不是和他對抗。那時，梅鐸儼然是造王者，他旗下報紙特別是小報《太陽報》支持哪個黨，哪個就可以贏得大選。這是另一種形式的官商勾結。

貝理雅悻悻然說，美國報紙如《洛杉磯時報》、《紐約時報》、《今日美國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等，儘管在社論中會傾向某個政黨，但是政治報道持平而準確。言下之意是英國如今可不是這樣。「言論是自由的，事實是神聖的」這句傳媒人都該謹記的警句，卻出自英國。

梅鐸的傳媒經營說不說得上「成功」?「看着他起高樓，看着他樓塌了。」他那不擇手段擴張的傳媒王國正面對前所未有的危機。他旗下報紙那些用錢買新聞、截聽電話的手段不是很多報紙有本事做得來的，但此外的誨淫誨盜手法，香港的報紙都爭先恐後呢。

林燕妮日前為文說，朋友們憶舊曰：「我們從小就在報紙上學到很多新知識，也學懂了教科書上沒有的字和用法，一直看到長大成人，報紙其實是我們上學之外的另一間學校啊！」而現在大多數報紙，林燕妮直言已「低落到青樓妓女的程度，只說趣事讓客笑，依偎青客襟頭任君摸」。

報紙老總都會辯解說，這是因為讀者愛看。林燕妮反駁：「難道報紙是作阿諛奉承讀者之用的?那真是本末倒置了，報紙要做太監嗎?」這樣的「妓女報」、「太監雜誌」，香港「通街都係」。近年，這風氣又蔓延到了大陸和台灣。

「文人辦報」?很值得欣賞。但在香港目前的大環境下，總覺得這像是高調，又像是夢囈。

預防老人癡呆有簡單方法

電郵日前傳來一段標題很有吸引力的文章：UCLA on Alzheimer's Disease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論老人癡呆症)。這樣一家世界知名學府，對這種日益受到關注疾病有什麼新發現?

粗略瀏覽一下文章，發覺頗有趣，說的是怎樣通過日常生活的簡單方法預防老人癡呆。可是再仔細閱讀，就有點可疑了，因為看不到內容與UCLA有多大關聯，沒有明確的消息來源，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時候的消息。

明確與UCLA有關的只是開首的話：「UCLA老年中心主任Gary Small說：『對阿爾茨海默症最大的誤解，可能是以為這病完全是遺傳所致的，是不可預防的。』」

下面關於預防阿爾茨海默症(即老人癡呆症)的內容，就看不出來自UCLA了，可信嗎?我花了點功夫在網上搜尋，總算弄清楚了文章的來龍去脈，而且覺得不妨介紹。

文章內容其實源自二零一零年出版的《預防老人癡呆症一百個簡單方法》(100 Simple Things You Can Do To Prevent Alzheimer's) 一書，文章的作者就是書的作者 Jean Carper。只是，文章在網上廣泛傳送之後，經過「有心人」的刪節，作者的名字、文章來源和被認為與主旨無關的段落都沒有了。這除了對作者不尊重之外，其實也削弱了文章的可信性，於是抬出UCLA 來加強聲勢。

Jean Carper 其實有來頭，她多年來專事保健醫療方面的寫作和採訪，在美國很多報章雜誌有專欄，出過24本書；在CNN當醫療記者時，憑對腦癌的系列報道拿過業內著名的ACE獎。她後來發現自己遺傳了ApoE4 基因，理論上，發生老人癡呆症的可能性是常人的三倍。她因而對這個病的進行調研，並在78歲時出版了上述一書，成為《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作者。上述文章就書出版那年寫的，原題是Stay Sharp (保持活力)。

文章介紹了十種預防老人癡呆的方法，都簡單易行：

一、  喝咖啡。這是對舊概念的顛覆，據歐洲一項大型研究，中年後每天喝三至五杯咖啡，晚年患老人癡呆的機率減65%。其他研究也發現，咖啡有大量抗氧化劑。

二、 用牙線潔牙。南加州大學研究人員發現，35歲之後常有牙病的人，患老人癡呆症的機率是常人的四倍。專家推測，可能牙齒和牙肉發炎影響到腦部。

三、 常谷歌。UCLA 的Gary Small 說，網上搜尋對大腦的刺激勝過讀書。

四、 培養新的腦細胞。這又是對舊概念的顛覆，過去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可是新研究發現，人每天生長出數以千計的腦細胞。關鍵是要讓新生的腦細胞活下去，辦法是做帶氧運動(例如每天急行半小時)，經常用腦，多吃指肪豐富的魚，避免過肥、睡眠不足、酗酒等。

五、 多喝蘋果汁。蘋果汁可刺激「記憶化合物」acetylcholine (乙酰膽鹼)生成。麻省大學的Thomas Shea 博士說，很多人採用的老人癡呆病藥物Aricept 就是這樣起作用的。用老鼠進行的實驗已證明吃蘋果有效，人的「劑量」：每天吃兩三個。

六、 保護頭顱。老人頭部受傷後，患老人癡呆的機率高三倍。

七、 入靜(冥想)。腦部掃描顯示，經常入靜者的腦部萎縮較小。腦部萎縮是老人癡呆症的典型病徵。

八、 服用維他命D。據英國一項研究，「嚴重缺乏」維他命D，認知能力損毀的風險高四倍。

九、 充實腦筋。學習新知識、多作社交活動。

十、 避免感染。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研究發現，老人癡呆症與唇邊疱疹、胃潰瘍、肺炎、感冒等有關聯，可能是這些感染催生出過量會殺死腦細胞的β澱粉樣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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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http://www.usaweekend.com/print/article/20100917/HEALTH/9190314/Stay-Sharp
http://jeancarper.com/

好詩佳處輒參禪

攝於韓國

有同事得到另一同事寫的兩行字：
風送水聲來枕畔
月移山影到窗前
這同事見我走過，相問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個很好的對聯，每個字都很考究，上下聯意境渾然。兩句話都簡單明了，自然暢達，宛似天成，不加琢飾，如從口出，如在目前。同事當然不是不明白兩句詩的意思，而是想知道詩背後更深一層的含義。

這兩句詩來自宋代鼎州大龍山智洪弘濟禪師，有僧人問他：「如何是佛？」他答：「即汝便是。」又問：「如何是微妙？」他答：「風送水聲來枕畔，月移山影到窗前(也作「床前」)。」「微妙」，大概是指禪的精微深奧道理。

這是很典型的禪學答問，很「無厘頭」。禪之承傳，本來說好不着文字；這其實不可能，那就只好說半截，留下半截或大半截不說破，由你自已去猜、去參悟。

精微深奧的文化藝術一旦變成大白話，會有點掃興，故意有點「留白」讓你去填上，讓你去神馳、參與，反而增加了興味。不同的人在不同時代以不同的體會為某種文化藝術去填上自己的補白，無形中參與了創作，豐富了這一文化。中國文化很講究這一點，禪如是，詩詞、書畫、琴曲、戲曲等等亦如是，都在有意無意之間，有必不可少的留白。

這樣的留白，一定程度上有來自佛教的貢獻。禪宗在唐代興起之後，詩開始受到禪學的影響，到宋，更形成「以禪喻詩」的普遍現象。如蘇東坡說：「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學詩渾似學參禪」，在宋代幾乎成為詩人的一句「口頭禪」了。詩人常把禪理融入詩中，務求營造出新的、更耐人尋味的意境，使詩更含蓄雋永，更無達詁，更有詩味。這就有了「詩為儒者禪」之說。

反過來，僧人也可以借詩說禪。大龍山智洪弘濟禪師這才有「風送水聲來枕畔，月移山影到床前」的妙答。

這兩句營造的是個「靜」字，水聲不噪而使夜更靜，山影移來，更是靜悄悄的。關鍵不在環境的靜，而在心境的靜，不然，感受不到水聲襯托之妙，更感受不到山影的移來。參禪常與靜坐相連，因為唯有入靜了，才能對自身反觀。

其實，對這兩句詩，也不必作太深奧的理解，只消從句子描繪的小小場景中感受一下那美的意境就夠了。現代人生活太繁忙緊張，難以從生活、工作的百般煩惱中解脫出來。很多人愛去旅行，一有假期便似逃遁般離開香港，要到外面去才能找過暫時忙卻一切的地方喘口氣。我也有過這樣的愴惶出逃。

「風送水聲來枕畔，月移山影到窗前」卻提醒我，水聲山影可以近在枕畔窗前。

蘇東坡《前赤壁賦》，實在應該常常重溫，就重溫一下這一段吧：「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

「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的清風、明月，香港都並不稀缺。對這篇文章，有一很誇張的評價：「熟讀《赤壁賦》，勝讀一部《南華經》。」《南華經》即《莊子》。這無疑誇大了，但不時重溫，總有得益。

好膽固醇，不如所說般好

對於現代城市人來說，膽固醇三個字耳熟能詳；到近年，有關知識又增長了，知道膽固醇有好壞之分。據此，膽固醇過高，心血管病的風險會提高，這主要是指壞的膽固醇(LDL)，而好的膽固醇( HDL)則不妨高些，它反而可以降低心血管病的風險。

於是，藥廠一方面生產降膽固醇藥，一方面又生產增膽固醇藥，正是左右逢源。

可是，國際權威醫學雜誌《刺血針》上新發表的研究報告卻指出，沒有證據顯示好膽固醇天生較高的人，心血管病的風險就較低。這等於說，沒有必要去吃藥提高好膽固醇的水平，其中一種著名藥物是NIACIN。此前已有研究發現，這種藥並沒有如所宣傳的可以通過提高好膽固醇的水平，降低心血管病的發病率。一位醫生告訴我，他不久前知道這藥的最新訊息，已停止購置了。

由於人們的飲食習慣起了變化，醫藥的訊息量增加了，而人們又普遍更加注意健康，可以得到更好的醫療照顧，為此，身邊的朋友都很關心自己和親友的膽固醇水平，要吃藥的不在少數。其中一些人看來是家族遺傳的，兄弟姊妹以至下一代，只要一檢驗，都說膽固醇水平過高。醫生照例都開方要服藥，「病人」(其實沒有什麼病徵)不敢不從，而各種病徵反而出現了，都是因為藥物的副作用所致。

膽固醇過高，很多人是遺傳得來，有人好的較高，有人壞的較高。那麼，天生好膽固醇水平較高的人，就較少患心血管病嗎? 研究人員找來近12萬這樣的人，他們都擁有只影響 HDL的基因。結果，主持這項研究的 Sekar Kathiresan 醫生(麻省總醫院心臟病預防主任)說，「完全找不到」兩者有任何關聯。再找來五萬多名有相關變異基因的人做研究，也找不到心臟病患病率較低的證據。

另一方面，對壞膽固醇的控制也出現問題，就是藥廠誇大了藥物的療效。四年前，兩種在美國得到大力推廣的降膽固醇藥 Vytorin 和 Zetia，都被證實並沒有藥廠所宣傳的神奇功效。據宣傳，它們不但能降低壞膽固醇水平，還能紓緩血管內血凝塊的長成，從而防止心臟病。這兩種藥一度佔美國降膽固醇藥市場的15.2%，年營業額達到50億美元。可是研究後來發現，它們的療效其實不如原來的他汀類(Statins)降膽固醇藥物。

但為什麼這兩種藥物可以在美國佔那麼大市場?很簡單，這是宣傳和市場推廣所致。在鄰國加拿大，政府禁止藥廠直接向病人消費者宣傳，兩種藥的市場佔有率便只得3.4%。

美國大藥廠都為開發新藥投下巨資，每年有大量新藥推出，這除了為了提高療效，還因為只要是新藥，就能多賺錢。據美國藥物與食物管理局(FDA)說，這些新藥只有76%能輕微提高藥效，但售價卻貴近倍。只要有新藥，各大藥廠便大力推銷，平均一年向每個醫生花八千美元。醫生會不會愛影響?有調查發現，84%醫生認為同行會受影響，但只有16%自認也受影響。哪個數字可信一點?實情該在兩個數字之間吧，受藥廠影響的醫生看來頗不少。

一位退休醫生朋友素來對新藥持保留態度。他認為經過多年應用證實有療效的藥，最信得過。新藥的療效沒有充分的臨床證據，只聽藥廠吹噓，難以盡信。對要求採用新藥的病人，他曾說，讓美國人做白老鼠好了，你不必做。智哉，斯言！

我把上述關於好膽固醇的報道電郵給這位朋友看，他回郵說，膽固醇的問題，是大藥廠研發出降膽固醇藥之後炒起來的，有些藥廠愛報喜不報憂已是人所共知。這些藥物在美國和加拿大的銷情不同，原因是一個的醫療市場由市場推動，而另一個則由政府負責。他看過有病人膽固醇過高卻活到九十幾歲，也有膽固醇水平低而患上缺血性心臟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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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紐約時報》報道：
http://www.nytimes.com/2012/05/17/health/research/hdl-good-cholesterol-found-not-to-cut-heart-risk.html?_r=1

人生的第三齡

近年，有個 The Third Age 的說法，香港譯為第三齡，這是對年長人士的新稱謂。一些團體，如慈善團體，已有一些標榜與第三齡人士相關的服務。

什麼是第三齡?是指什麼年齡段?是不是等同於老人或長者?我搞不清楚，後來在網上搜尋了一下，才明白一些。

第三齡大概沒有很明確的定義，有幾個網站提到，年過半百就進入第三齡了。我估計，第一齡是指由出生至完成學業的階段；第二齡是指就業之後至50歲的階段，兩個階段每個最多30年。第三齡若指50歲至去世的話(還沒有聽說有第四齡)，以現時人們的預期夀命計算，很可能超過30年，甚至達到50年或有過之，它很可能是人生中最長的一「齡」。

為什麼第三齡由50歲算起，而不是由一般為60歲或稍高的退休年齡算起?我想，這可能考慮到多個方面。一是，年過半百，是一個重要心理關口。到了這個年齡，不管你是不是能如孔子所說的達到「不惑」，也該有意識或下意識地面對步入老年的變化。二是，這時候，很多人的生活擔子該減輕了，子女可能已自立或即將自立，你可以多點生活自由。第三，這時距退休還有一段日子，有足夠時間規劃退休生活，及時計劃未來人生

從一些第三齡網站見到，它們都提倡積極的生活態度。在較發達地區的當今時代，50歲出頭的人，仍然精力充沛，可能正處於人生的高峰期，事業如日中天。他們主要該是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一代，很多可能是五六十年代才出生的，身體素質、教育程度、社會眼界都優於祖輩。他們不會甘於像父母一輩般在老去時無聊度日，不知如何打發時光，而要努力充實生活，讓第三齡的日子像第一第二齡一樣精采，甚至更精采。

當然，並不是誰都可以愉快進入第三齡的，會有不少人不甘心老去，甚至對年老產生恐懼，形成心理障礙。那些第三齡網站的功能和機構服務，有相當一部分是為了幫助這些人而設的。美國一個網站一篇〈要老得優雅〉(Ageing Gracefully) 的文章這樣說：「老了沒有什麼可怕，能夠老了，該感恩才對──多少人沒這個機會呢，千萬不要放過這個機會。」它勸人享受與家人、朋友的生活，積參與社區活動，最重要的是學習新事物，訂立會讓你早上爬起來的新目標。

第三齡催生了第三齡大學，University of the Third Age，簡稱U3A，這已發展成為國際組織。

我認識好些第三齡朋友，有退休的有未退休的，都很積極地鋪排着自己的新階段的人生路。有人未退休，就為日後的起居安排時間表了，一天的，一周的……，很豐富多彩。有人一退休，就由嗜好發展出新事業。也有人不甘於放棄專業，退休後進一步進修，在專業領域中開拓新事業。

很少人能夠像李光耀那樣相識滿天下，世界到處飛去接受挑戰。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小宇宙、小天地，其中一樣不乏挑戰。與世隔絕的窮鄉僻壤裡，常有長夀之鄉，那裡的人無法與時俱進，沒有退休概念，卻一樣健康長夀而開心快樂。相同的是，他們一樣活得積極、滿足，一樣有生活目標，一樣每天運動──寓運動於勞動。

其實，不是第三齡才要這樣生活，第一齡、第二齡何償不是也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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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文重溫：〈退休，與人生的三個階段〉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com/2010/12/blog-post.html

李光耀老來對生命的感悟

「到你要倒下了，
不要像樹葉般死去，
要像種子般落下，
可以發芽。」

朋友傳來一篇標明「極好」的文章，一看，原來是李光耀的一篇演講辭。這位新加坡的開國元勛，是非常睿智之士，對世界局勢有非凡的洞察力，無論去到哪裡，官商名流都愛聽他演講，不管你是不是同意他的見解和立場。不過傳來的那篇演講稿，卻與國際政經局勢無關，說的是年紀大了面對的問題。

近年在電視見到李光耀，明顯衰老了，儘管頭腦仍然很清晰，但行動舉止的靈活性已大不如前。他大概也明白自己的情況，他對不可避免的衰老有什麼見解?

他已接近89歲，這演講應當四五年前做的，從中看到，他的老伴還健在，如今，他已形單影只了。

他花了不少篇幅回顧自己的身體狀況從年輕力壯時到年老力衰的變化。他年輕時抽煙很厲害，喝啤酒也放縱。那時，他全力投身於新加坡的政治，也不大知道煙酒之禍害。逐漸，他知道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戒了煙酒，愛上打哥爾夫球；然後聽當醫生的女兒的意見，去跑步，做帶氧運動。後來，又及時發現心血管有問題，做了「通波仔」手術，在血管放置了支架。這有助他長夀。

他談到，自已的父親活到94歲，從油庫主管的職位上退休之後，沒有閑下來，而去賣手表、寶石，每天游泳，整天與人打交道，討價還價，直至87歲跌斷了腿，要坐輪椅。李光耀已接近這個年歲，開始很注意自己的行動，防止一下子失平衡而跌跤。但他認為更重要的是保持與世界接觸，從新的訊息中得到刺激。

他說：「我一生中學到最重要的一課是，若你把自己隔離了，你也就完了。人是社會動物，需要訊息的刺激，要同人接觸，與時並進。」他認為：「對人的最大懲罰，是被關進黑暗的地牢裡，隔絕一切訊息，這是真正的折磨。」

他不喜歡旅行，但經常旅行，不管時差帶來的不適，因為這樣可以接觸與他有重大利益關係的人。他仍然在多家國際機構的董事局任職，有銀行、顧問公司、石油公司等。去接觸這些機構的人，他也就知道世界在發生什麼事情，不斷受到各種訊息的刺激。「正是這些刺激，和與世界各地的人的互動，讓我們知道要作出什麼調節，以適應這個不同的世界。」

「換句話說，你必須對生活有興趣。如果你在55歲時就覺得要退休了，去看書、打哥爾夫球、飲紅酒，我想你就完了，統計數字顯示，那些退休之後就坐着不動的人，很快就去世。」

「人需要有挑戰。我對新加坡和其他地方每一個人的忠告是：要有生趣，要有挑戰 (Keep yourself interested, have a challenge)。你若對世界失去興趣，世界也會對你失去興趣。」他聽到有新加坡人說「我到62歲，要退休了」，會說：「你真想早死嗎?」

他的演講結語是：「朋友們，不要失去生活目標，要達到目標。」

「到你要倒下了，不要像樹葉般死去，要像種子般落下，可以發芽。」

從M記笑話到街市絕活

收到朋友傳來的一輯笑話，題目是100% Canadian (百分百加拿大風味)。笑話看來是華人寫的，都是在加拿大見到的不可思議事情，好笑，也可笑。我不知道是不是都屬事實，但起碼第一個笑話肯定沒有誇大。

那個笑話翻譯如下：「我和女兒(駕車)走進M記的外賣點，合共光顧了4.25元。我掏出一張五元鈔票，另加一個0.25元硬幣。那女店員說：『你付的錢太多了。』我回答說：『不錯，但這樣你給我找一元就成了。』女店員嘆了口氣，把經理找來。那經理讓我重述一遍要怎麼樣，我再說了。他把那0.25元硬幣交還給我，說：『很抱歉，但他們(指店員)不能這樣做。』女店員於是給我找回0.75元。」

我相信，在所有華人地區，人們在付錢時常會有上述做法。這不光方便顧客，也方便收錢的，大家都不必細算零錢，提高效率。算術上也很簡單，對有最起碼數學基礎的成年人，絕對不難理解。以上述情況為例，我要付4.25元，先給你一個0.25元硬幣，等於尚欠你4.00元；再給你五元，五減四，就是要找續一元了。

那笑話最後加上一句：「千萬別把M記員工搞懵了。」員工該包括店員和經理。意思是這樣的算術太高深複雜，恐怕他們會應付不來。可是他們使用收銀機，不懂算術也應該沒有問題吧?最大可能是腦筋不靈，轉不過彎來。還是受到莫名其妙的死板規章制度限制?這很難理解。

我多年前也曾在加拿大遇到類似情況，光顧商場一家店鋪時，也為了不想袋硬幣零錢，在付款時除鈔票外加上一枚硬幣。那店主──一位上了年紀的女士──慌了手腳，找來計算機按了一番。那只是十元八塊的生意。這使我對彼邦人日常生活的數學才能印象深刻。

這樣為方便付款和找續的變通，在大陸特別多，這可能是由於零錢種類多而常有短缺之故。以上述情況為例，大陸的店員可能沒有一元零錢找續，但有二元的。這好辦，她會讓你在拿出五元鈔票加0.25元硬幣之餘，再拿出一元來，然後她給你找回二元，問題就解決了。複雜嗎？其實就是你要付款4.25元，而給店員6.25元(5.00 + 0.25 + 1.00 = 6.25)，於是6.25 – 4.25 = 2.00。

這樣的情況，我在深圳的超市一再遇上，而在加拿大的M記(相信美國也一樣)，店員可能找來計算機也不知道該怎麼應付。我不知道他們在沒有計算機前是怎樣做生意的。如果他們到香港或其他華人地區來，看到市場上人們在錢銀計算和找續上的利落，一定瞠目結舌。

有年輕人光顧灣仔一家食肆後，眉飛色舞地描述那裡一樓面伙計的「絕活」。現在大部分食肆都有紀錄制度，每檯客人點了什麼，馬上就紀錄下來。要結帳，按紀錄一算就是了。那小店卻保持傳統，用人腦不用電腦。要埋單了，那樓面伙計看着檯上的狼藉杯盤，念念有詞一番，即報上銀碼。你有意挑戰他的人腦，拿出人手提電話內置的計算機再算一次，難以找出差錯。

過去，這是做「樓面」這一行的基本功；如今，這基本功基本失傳了。那小店樓面伙計繼承了道統，於是成了小店的招牌，竟有人為了一觀這「絕活」而去光顧。

但我認為更絕的是街市賣菜肉百貨的，尤是菜檔的「賣菜婆」。我家附近以前有家「好上好」菜檔，那「賣菜婆」真的身懷絕技。你挑了一籃子各式瓜菜放到她面前，她逐樣上秤，放進膠袋，動作麻利，如行雲流水，完了，隨即報上銀碼總數。我不知道她怎麼記得清楚每天變動的幾十種瓜菜的價格，又怎能以心算按你購買的不同斤両算出價錢，然後逐一加起來。如果要選香港「達人」，我會推薦這貌不驚人的「街市婆」。

城門谷公園，窺艷拍荷花

近日發覺，這裡〈到城門谷公園拍荷花〉一文有很高的點擊數。我想，這不是因為這篇文章有什麼特別，而是荷花季節可能已到了，很多人想拍荷花，於是通過網上搜尋，找到這裡來之故。據統計，一個月來，這文章被點擊了三百多次。春天好像才過去呢，這才剛入夏，荷花這麼早便開了嗎?

看看日曆，其實五月五日已立夏，前天是小滿，是入夏的第二個節氣了。在北方，它的意思是麥類夏收作物至此開始灌漿飽滿；而在南方，是指雨水充盈，若小滿而田裡蓄水不滿，收成就恐怕不妙了。

昨天是星期天，趁早上音樂排練順路之便，先跑到不遠之外的城門谷公園去。

香港有荷花種植的地方相信不多。從愛好攝影的朋友口中知道，熱門的地點只有三兩處，最出名的可能是上水的雲泉仙館，有人更稱之為「荷花攝影聖地」，很誇張。這地方，我未去過。去年曾經有朋友駕車前往，邀我同行，可惜我剛好另有安排，錯過了。從照片看來，規模比城門谷公園大。

昨天去到城門谷公園，已接近九時。當時天色不錯，天上多雲，間中有陽光，沒有什麼風，也不怎麼熱。若有風，荷花搖曳生姿，好看是好看，但會增加取鏡的困難。

沿路走去，先到下池，很失望，只見兩個高高冒起的花蕾，緊緊裹着的花瓣還青澀，看來要過兩天才能展開。上池如何?繼續走去，只見一片熱鬧，果然，荷花已在夏日晨光中綻放了，花也熱鬧，人也熱鬧。走來時已看到一些攝影發熱友「收工」而回，他們應該是要捕捉晨曦初現時拍攝荷花最佳時機的那一批拍友，最熱鬧的光景或者已過去了。即使這樣，圍着荷花池的腳架、大炮仍有十餘二十枝。

荷花池的池邊圍着齊胸高的欄桿，欄桿還圍上透明膠板，這等於限定了攝影角度，讓你只能俯視拍攝，頂多是平視。襯托着花的是荷葉，在俯瞰的角度下，顏色也少了變化。這樣的荷化拍攝多了，難免讓人覺得單調。這樣拍荷花可以稱為「裸拍」，荷花無遮無掩，都一覽無遺。

荷花的花形給人圓滿、完美的感覺，整朵花暴露在眼前時，這感覺尤其強烈。對稱、圓滿是美感的重要元素，可是總是對稱也一定乏味。人體有一個部位不對稱了，一定讓人覺得醜。人卻總要在其他方面打破對稱的沉悶，可能在髮型上，可能在衣着上、飾物上。

以現在人們手上的器材，要拍攝一張荷花靚相，絕對不難。但要拍得不落俗套，別有機杼，則十分不易。對着荷花的大美，於是就有束手之感。臨離開之前，在樹叢中回望荷花池，一朵沐浴陽光下的荷花美得扎眼。於是透過葉隙拍攝，作窺艷的嘗試。角度有點特別，但限於器材，終未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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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到深圳洪湖拍荷花，多點創意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hk/2012/06/blog-post_11.html

不妨歎杯咖啡

如果你嗜好咖啡，看到這個報道一定很高興。它劈頭就說：「你一早起來喝的那杯咖啡會更有滋有味了，事緣(美國)政府一項重大研究發現，常飲咖啡的人比不喝或少喝咖啡的人，由一系列疾病而來的致命風險較低。」

這來自《紐約時報》五月十六日的報道，報道標題是〈喝咖啡者可能命長點〉(Coffee Drinkers May Live Longer)。報道是根據美國國家健康學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一項大規模追蹤研究的報告寫成，研究結果當天剛在權威的《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發表。

咖啡是很多人的日常飲品，西方人每天少不了，有些人一天要喝好幾杯。香港人受西方文化影響，也愛喝咖啡，最平民化的茶餐廳也一定以咖啡為主要供應飲品，再加上奶茶，還有兩者相混的「鴛鴦」。

每天這麼喝，對身體好嗎?多年來有關的研究不少，各有各說，莫衷一是。困難起碼有兩個。一，是咖啡的成分非常複雜，估計有一千餘種，各對身體有不同影響，又有不同的合成影響。其中最主要的是咖啡因，即使飲的是無咖啡因咖啡，身體系統仍然受到很複雜的刺激。

二，是愛喝咖啡者常常有其他不良嗜好，如飲酒抽煙。煙酒一旦與咖啡結合，對身體有什麼正反作用、主次關係為何，就更難釐清了。

最新的研究涉及四十多萬人，年齡由50至71歲，男的約29萬，女的約17萬，都是美國退休者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 的成員。研究追蹤的時間跨度達14年，至二零零八年結束時，已有五萬二千人去世。這是同類研究中最大規模的一個。

接受研究者當然也有吸煙、愛吃紅肉而少吃蔬果的，但當這些因素都計算在內之後，研究發現喝咖啡越多的，死於某一系列疾病的風險就越低，其中包括糖尿病、心臟病、呼吸道疾病、中風、傳染病，甚至意外受傷死亡。他們一天飲咖啡少者兩杯多者六杯，不管飲的咖啡含咖啡因還是不含咖啡因，也不管是男是女、是肥是瘦，以前有沒有吸過煙。整體而言，男的死亡風險減少10%，女的更減少15%。

不過研究報告的主作者Neal D. Freedman謹慎地指出，結論只指出了飲咖啡與死於某些疾病的關聯，而不是因果關係，也沒有證明飲咖啡更健康。他說，長時間以來，人們一直擔心飲咖啡是不是有風險；這次研究則認為不必擔心。

至於與癌病的關係，在女性中找不到關聯；男的若每天喝幾杯，風險稍微多一點，但Freedman認為，這可能只屬偶然性。

那麼，是否可以放心飲咖啡了?要看你的是什麼咖啡。哥倫比亞大學傳染病學教授Jeanine Genkinger指出，最近的研究發現多飲咖啡無害，有時反為有益，不過最大益處可能只來自黑咖啡，若加進了奶、奶油、榶和其他添加劑，那就有害健康了。

飲咖啡對身體的好處，未必只與咖啡有關。西班牙馬德里自治大學的公共衛生學者Esther Lopez-Garcia指出，在地中海一帶，嗜咖啡者愛到咖啡室飲咖啡，飲咖啡是他們社會交際和閑適生活習慣的一部分。對咖啡與健康關係的研究也應研究這些環境因素。

我不特別好飲咖啡，但到了周末或放假的日子，早上起來愛喝一杯。出外旅行，早晨來一杯，尤其愜意。似乎，咖啡與鬆馳、閑逸的心情特別匹配。要趕工作卻精神萎靡，要靠咖啡振作一下，那杯咖啡給你的感覺一定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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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ell.blogs.nytimes.com/2012/05/16/coffee-drinkers-may-live-longer/

「拉布」：少數派技窮時的殺手鐧

「我不是在拉布，我是在教書。」

香港正在掀起一場「拉布」風波，有人支持，有人反對。在立法機關「拉布」，正式該叫「議事阻撓」(filibuster)，即是利用議事程序上允許的沒完沒了發言，阻撓某個議案的通過。如果阻撓者掌握多數，不會使用這伎倆；這因而是議員處於少數劣勢而非自保不可時的殺手鐧。既是殺手鐧，不可多用，因為出到這一招，就表示技窮了。

這伎倆是好是壞?這等於問刀子是好工具還是壞工具，刀可以善其事，亦可殺無辜，全看你怎麼使用。「拉布」常見於對抗性而以得分決高下的體育比賽，譬如足球，領先的一隊常會不思進取，只求在賽例容許的範圍內消耗時間，保住勝果。對觀眾特別是花了錢觀賞比賽的觀眾而言，這多半是壞事；你若是「拉布」一隊的鐵桿擁躉，又作別論了。對球隊而言，即使對落後一方亦不敢截然反對「拉布」，萬一它超前了，也可能採取「拉布」戰術。不同的是，球場上的「拉布」由強者為之，議會上的「拉布」由弱者為之。

民主，通常講少數服從多數。要把問題的處理簡單化，以人數多寡決定最方便。可是民主的多數主義理念存在先天的缺陷，因為它自身不能決定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而只是簡單地假設，多數人贊成的就是對的。歷史有大量事實證明這個假設的謬誤，例如希特勒是凭多數上台的，蘇格拉底是由多數投票被裁決處死的。

從常識也可以知道，多數作出的決定不總是行得通的，很多事情要聽能者、智者、專家之言。譬如，船要沉了，該怎麼辦，投票是好辦法嗎?當然要聽船長、航海專家的。棄船坐上救生艇了，人太多，得犧牲其中一人，投票公平合理嗎?最好是抽籤，以避免因血綠、種族等形成多數的不公正。

可見，少數也要受到保護和尊重。真正的民主不只是照顧多數，而也要採取措施保護少數。議事阻撓，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成為了少數一方自保的救命符。目前香港在立法會上這樣做的幾個議員，很明顯屬於少數，不論在議會還是在社會，都沒有多少人支持。他們幾個人可以長時間肆無忌憚，一再以擾亂議會秩序為能事，也是因為他們屬於少數有保命符而蓄意為之的──根據香港現時的選舉法，他們只要能夠取悅約佔選民一成的極端分子，就可以穩拿議席。他們完全可能把社會的大多數置諸不顧，不必講道理，不必進行理性的辯論。在民主之中，少數受到保護而「惡晒」是常見的事。

民主是個好東西，但民主也有不少壞東西。其中很為人詬病的是，爭取選民手中的選票決定一切。

美國紐約大學的法律與哲學教授羅納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根據自己在普林斯頓大學的一系列演講寫了一本書叫《民主是可能的嗎?》(Is Democracy Possible?)，這主要是就美國的民主而言的。其中提到：「民主必須就誰(來領導)引導上百萬民眾作出決定，而這些民眾沒有受過經濟學、哲學、外交政策或環境科學的訓練，沒有時間或可能沒有能力在這些學科中達到勝任的水準。但我們的國家政治連一個體面的初中辯論的水準都沒有達到。」「拉布」更加完全不是辯論了，只講廢話。他在美國看到，政客愚弄選民，使選民繼讀無知下去，政客因而更加把選民當作無知者看待，這一惡性循環正越演越烈。對書名提出的疑問，他的答案是否定的。準確點說，是對當前美式民主的否定。美國又到了大選年，會有很多民主展示；香港也在展示初起步的民主──其中會有民主的好東西，也會有民主的壞東西。

我的記憶是如何被置換了的

記憶，可以植入

那天去看《佛蘭明高無疆界》出了點波折：去到劇場門口，拿出入場券要進場時，才發覺竟然去錯了地方。要去的地方是屯門劇院，而我跑到沙田大會堂去了。腦袋頓時「嗡」一聲炸開了，怎麼會這樣?

我曾根據有記憶醫生之稱的Elizabeth Loftus的研究，一連在這裡寫過五篇關於記憶可以如何被偷偷改變、被植入錯誤記憶的文章。對記憶有了這些了解之後，我知道人的記憶不大可靠，而相信記憶是可以在不知不覺間被誘導而變形的。我的記憶是不是也給置換了?

票是很早前自己去買下的，去看演出時，我很清晰知道，演出的地方是沙田大會堂。我還在月曆上記下來了，後來回家看清楚，上面分明寫的是「沙田大會堂」。以前，也發生過這樣的事，要看演出的地方是荃灣大會堂，卻跑到中環的香港大會堂去了。看演出的票常常提前一個多月就買下，時間長了，記憶會模糊。有過上次的教訓後，為防重蹈覆轍，我此後在月曆上除了記下看演出的日子，還把地點也記上。但為什麼還會發生這樣的錯誤呢?

我要找出原因來。除了是因為年紀大了記憶差了之外，還有什麼原因?

我冷靜下來後，努力回憶從買票起的過程。當初，的確知道演出的地方是屯門，否則不會在電腦票房買到票。一個多月前，我從康文署傳來的電子雜誌知道消息後，就決定要看演出。演出有三場，屯門兩場(星期五、六)，香港大會堂一場(星期一)。看演出，宜選周末，星期六最好，心情最閑適。順理成章就選了屯門，儘管遠一點。何況，屯門的票價較便宜，香港大會堂最貴的要360元，屯門只要260元。訂票時，座位所餘不多了，不過還有不錯的位置。入場時，我不用票也知道該坐在哪裡，記憶完全無誤。

可是不可否認，對演出地點的記憶後來被置換了，屯門變成了沙田。這是怎樣發生的?

我曾多次到沙田看舞蹈演出，有佛蘭明高，有探戈，也有中國舞等。印象最深刻的是前年看過的「西班牙新佛蘭明高舞蹈團」。這讓我產生一個印象，就是沙田大會堂成為偏重舞蹈表演的場所了。幾個月前，曾訂了票到沙田看探戈，後來卻因為另有要事放棄了，把票子送了朋友。朋友事後說「非常精采」，這讓我對錯過演出更加遺憾。佛蘭明高與探戈，風格相近，在我腦海中，都與沙田相連起來，就像大腦中的神經元連接成了記憶網絡。

到最近，又參與了六月會在沙田大會堂上演的另一個音樂會的一些事情。沙田大會堂於是更進佔關注的中心。而屯門劇院，去看演出的經驗不多，看來也因為它交通不便而下意識地對它有點抗拒。

可能就是這樣之下，記憶在明示、暗示之下，被偷換了。

記得，我不是一買了票就在月曆上記下日子和演出場地的，大概過了十天八天才這樣用。到那時，在我腦海中，沙田已擠走了屯門，而我一點不知道，懵然把「沙田大會堂」記了下來。

被植入錯誤記憶當然是壞事，但善予利用也未償不好。科學家已在對老鼠的實驗上發現，可以通過植入裝置，使老鼠記得失去了的記憶。說不定有一天，這會應用到人類身上，以戰勝老人癡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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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文參閱：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com/2010/08/blog-post_15.html

佛蘭明高，進一步無國界

無疆界佛蘭明高

看佛蘭明哥表演，與看其他舞表演很不一樣。去看芭蕾舞、民族舞、現代舞什麼的，你很分明感覺到台上台下的距離，舞蹈員化了妝、穿上戲服，是在演出；而去看佛蘭明高，儘管台上表演的是專業藝人，是在世界上跑江湖的，你會有個錯覺，好像他們不是在演出，而是在娛樂自己，你不過是個路過的旁觀者，你甚至可能有個衝動，要投身其中，放縱一下。

關於佛蘭明高的起源，有不同的說法。比較一致的是，它混合了印度、阿拉伯、西班牙文化的元素，主要存在於吉卜賽人之中。吉卜賽人又在長期的流浪過程中，把不同地方的文化元素加了進去，使它不斷豐富起來。上星期六去看了「柏高．班拿(Paco Pena)佛蘭明高舞蹈團」的《無疆界佛蘭明高》，看到佛蘭明高一個新的演變。

在一般的印象中，佛蘭明高是舞蹈。其實佛蘭明高是三合一的藝術，除了舞，還有歌和音樂──主要是結他音樂。這幾年，看過好幾場不同藝團的佛蘭明高演出，之間很明顯的區別，是各有側重。舞，有的重女，有的重男；有的較偏重歌唱，有的較偏重音樂。柏高．班拿是著名的佛蘭明高結他手，成名後，親自挑選舞者、樂手、歌手，組成佛蘭明高藝團演出，把佛蘭明高推進到音樂劇領域。

《無疆界佛蘭明高》是藝團二零零九年的新創作，最大特點，是在佛蘭明高中加進了拉丁美洲(委內瑞拉)的文化元素。說到佛蘭明高，你會想到西班牙，事實上，它是多種文化的混合物，無國界本來就是它的特點。

演出節目表有點特別，它像表格般分成三欄，中間一欄是節目內容，左右分別列出西班牙和委內瑞拉的文化元素，如西班牙佛蘭明高某種曲式，加上委內瑞拉某種鼓。舞台上也很分明，左邊是佛蘭明高的樂手、歌手，右邊是委內瑞拉的樂手、歌手。中間是舞者的表演場地。

拉丁美洲文化一個主要源頭是西班牙文化，委內瑞拉原來是西班牙殖民地，官方語言是西班牙語。據說在上世紀，一批佛蘭明高藝人到了南美洲演出，卻不斷在當地民間風俗文化中感受到了自已的藝術傳統，於是創作出了「離與歸之歌」(Songs of departure and return)。《無疆界佛蘭明高》是朝這方向的進一步發展。

這樣的融合看來很自然。委內瑞拉文化中，不僅有西班牙成分，還有非洲、印第安成分。能融合到佛蘭明高中去，主要靠其中的草根性，兩者都有來自民間，重於情感渲洩和自我娛樂，都是慷慨、狂熱、豪放、不受拘束的生活方式的表現。

佛蘭明高對舞者的身材似乎沒有特別高的要求，常常見到，跳舞的不論男女五大三粗，男的可以像個搬運工，女的可能是個胖大嫂，你要看的是他們的爆發性舞姿、節奏、感情，而不是優異於常人的出色身材、高貴體態。可能因是之故，台上台下減少了疏離，距離特別近。那天演出，屯門劇場就樓下所見爆滿了，氣氛非常熱烈，掌聲歡呼聲四起。可能不少觀眾是像我一樣遠道而去的。佛蘭明高在香港看來很有叫座力。

難以置信的英超謝幕戰

相信很多年後，足球迷仍會不斷重提這場比賽──其實起碼是兩場比賽──的戲劇性變化。如果你是球迷，你一定知道這是指昨晚的英格蘭超級聯賽的謝幕戰。曼城在最後補時的五分鐘比賽的兩分鐘內入了兩球，瞬間把看來不可能的事變成事實，把地獄變成了天堂。對曼聯的擁躉來說，則從天堂掉到了地獄。

一個雙循環的聯賽要打大半年，冠軍經常未到結束就產生了，西班牙、德國、法國本屆聯賽的冠軍都是「早產」的。英超則例外，不但鬥到最後同時舉行的兩場比賽，而且鬥到補時的最後幾分鐘。當那邊廂曼聯以勝利結束戰鬥時，冠軍看似到手了，可以壓倒賽前同分的曼城，因為曼城在那邊廂還落後一比二，得要在補時中為反敗為勝而拼盡氣力。從一路發展的戰情來看，要在幾分鐘內連續兩次打破固若金湯的對方龍門，簡直匪夷所思。曼城球迷本來以為曼城這回可以十拿九穩奪得睽違了44的年的冠軍，至此已不寄希望，很多人哭了，有些已黯然離場。

我不算狂熱球迷，更不算是曼城擁躉，只是到本屆英超才發覺增兵後的曼城能踢出技術型漂亮風格足球，才喜歡看曼城比賽的，也希望它可以打破曼聯近年的壟斷地位。

曼城在補時中進了第一球，追平了，我仍然不相信會出現奇蹟，難道餘下的兩三分鐘還會有翻天覆地的變化?難以置信的事情，竟然在電光火石間真的發生了！

比賽中難以置信的事情不止於此。以十人應戰的昆士柏流浪竟然可以一度領先二比一是其一。昆士柏流浪在九十分鐘法定時間內只失一球是其二。兩隊本來「冇得打」，據BBC的統計，兩隊射門35比3，角球19比零，可見強弱懸殊。可是弱隊把所有球員密麻麻地集中在禁區一帶專心一意做防守，真可讓強隊束手無策。強如「地上最強」的巴塞也是這樣從歐聯被氣走的。流浪隊守門員一再以超高速的反應救出看似必入的皮球也令人難以置信。

同樣難以置信的是球員的拼搏精神。「拼搏精神」四字在香港說得太濫了，有時讓人覺得空洞。但在高水平的足球比賽中，這有很具體的展現：球被搶之後，毫不猶豫的立即反擊搶奪；對看似會出界皮球的全力追搶；冒着受傷風險的奮勇出腳……。當然還有像曼城那樣對「不可完成任務」的不懈奮鬥。這樣的不懈努力不是總會有回報的，在逆境下的拼搏更可能大部分徒勞無功，奇蹟若天天發生就不是奇蹟了。難得的是球員一般都「搏到盡」，這就是英超等比賽吸引人之處。

「搏到盡」而仍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緒，是高水平職業球員令人敬佩的品質之一。在非常體力化、肢體踫撞特別多的英超，球員要出人頭地，除了高技高超，還得EQ比常人高超很多才行。經常看到，球員被粗野侵犯後，痛得滿地打滾，但轉眼又如常比賽了，情緒一點不受影響。於我，這是由衷值得佩服的。自然也有人達不到這般修養的，他們不算意氣衝動，只不過EQ如我等常人一般而已。

在不同的難以置信結合下，最大的難以置信還是發生了。頒獎的一幕也可觀，除了可以分享一份喜悅，還可以分享一份和諧。英超豪門球隊都是聯合國部隊，你可以看到，很多球員，包括領隊文仙尼，披上早已準備了好的自已國家的國旗上台領獎。我猜，他們看來自少就受過某種國民教育，可能來自課堂，可能來自耳濡目染。

從五本新書看美國衰落的預言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
(原載2012年05月08日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版)

美國人似乎對講述國家衰落的書很感興趣。書中的預言越可怕，言辭越激烈，書名取得越抓人眼球，這樣的書就越受歡迎。觀點保守的評論人士馬克•斯泰恩(Mark Steyn)充滿悲觀論調的新書《美國之後：準備迎接世界末日》(After America: Get Ready for Armageddon)登上了《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暢銷書排行榜的第四位。彼得•D•基爾南(Peter D Kiernan)所著《成為中國的婊子》(Becoming China's Bitch)更是一度佔據了亞馬遜(Amazon)榜單的首位。

最初翻閱基爾南這本標題大膽的新作時，我以為它的靈感是來自常有極端觀點爆出的聽眾參與類電台談話節目。可事實並非如此，基爾南曾擔任高盛(Goldman Sachs)高級合夥人長達數年之久。看著書中的胡言亂語，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素以招聘程序嚴格著稱的高盛，它的招聘過程出了嚴重的問題。

看到書名，讀者也許會以為這是一本關於中美關係的具有煽動性的書。事實上，中美關係只是作者生拉硬湊的眾多話題之一，該書主要討論了美國可能發生的一系列災難。基爾南在組織自身想法的過程中，羅列了大量事例，這種敘事結構實在令人難以恭維。他一開始提到“束縛我們的五大因素”，由於它們的存在，美國無法放開手腳去應對自己的問題。這五大因素包括媒體、遊說團體、智囊機構、美國的宗教以及美國的政黨——涵蓋面似乎相當廣泛。接下來，他談到十大“即將發生的災難”，並希望美國能夠應對這些災難。其中，只有第一大災難與美中關係有關。他含糊將這種關係描述為“相互依存的關係，但這種相互依存性正在脫鉤”。

基爾南的語言也糟糕得令人稱奇。作為一種預言及警示，一個糟糕的隱喻就足夠了。他在美中關係這一章的結尾處寫道：“雙方都熱切地想要扮演領舞者角色，可他們有著各自不同的節奏。那麼，讓我們謹慎地起舞吧，帶著一分體貼和一分獅子般的優雅。因為這是一場權力探戈，誰會成為舞蹈中口銜玫瑰的那一方，答案依然未知。”

拿基爾南作參照，斯泰恩也算是一個神志清醒而克制的正常人了。不過，若是以更加常態化的標準來評判，他的文字和思維依然有些癲狂。斯泰恩不僅認為美國存在深層次的問題，他還認為“美國有可能被災難吞噬，並遭受巴爾幹半島式的毀滅，整個社會將陷入崩潰”。他眼中的破壞性因素正是茶黨右派一向所反對的：聯邦開支過度、巨額債務、社會福利國家（他認為這種福利體系在使美國走向破產的同時，也令美國的社會風氣每況愈下）、政治伊斯蘭，而頭號問題是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斯泰恩指責奧巴馬效仿歐洲，讓政府過多地介入民眾生活，這種行為背棄了美國這片自由之地的精髓。按照斯泰恩的說法，如今，尋找“美國夢”的移民注定會感到失望。他用一種拙劣的幽默方式寫道：“這就像是1883年，一艘輪船即將在艾里斯島靠岸，可當人們歡天喜地走下踏板，卻發現他們參與的這個試點計劃原來被稱為'農奴制'。”

毋庸置疑，斯泰恩和基爾南的觀點都符合美國的時代思潮，尤其與保守派人士合拍。右翼人士鍾愛的福克斯新聞頻道(Fox News) 2010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62%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正在走向衰落，只有26%的美國人認為美國仍處於上升狀態，前者的人數比後者多出一倍有餘。這使得這類書所體現出的歇斯底里的腔調顯得愈加不幸——因為它們觸碰到了民眾真切的焦慮和實際的問題，這些問題是需要經過仔細剖析的。居高不下的失業率以及中產階級收入受到擠壓的確對“美國夢”構成了實實在在的威脅。聯邦政府無法做到收支平衡的事實表明，美國人生活水平所面臨的壓力將進一步加劇。而美國作為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的角色也將受到明顯影響。

所幸，並不是所有“衰落論”書籍都像斯泰恩和基爾南的著作那樣缺乏說服力。托馬斯•埃茲爾(Thomas Edsall)和阿文德•薩勃拉曼尼亞(Arvind Subramanian)均有見解深刻的論著問世，值得多加注意。

埃茲爾是一名有著豐富經驗的政治類新聞記者，著有《連鎖反應》(Chain Reaction)一書，這是論述種族在美國政治中作用的經典著作。正是由於有這樣的背景，在《緊縮年代》(The Age of Austerity)一書中，他用大量的篇幅，從他本身並不太擅長的經濟學角度進行闡述，這讓人略感遺憾。埃茲爾在闡述美國正處於經濟嚴冬的觀點時，引用了大量其他著作的見解（包括我本人的書），這讓讀者多少有一種人云亦云的感覺。

不過，當讀到埃茲爾分析緊縮政策產生的政治影響時，便有了眼前一亮的感覺。他認為，對資源的爭奪將成為美國政治一個愈加重要的特點：“兩大主要政黨為維護各自陣營取得的福利和利益展開了激烈爭奪。”埃茲爾認為，茶黨是“富人的聯盟”，它一心想鞏固既得利益。約有75%的茶黨成員的年齡超過45歲；三分之一已經退休。從美國現行社會保障體系——“社會保障計劃”（Social Security，養老金）和“聯邦醫療保險計劃”（Medicare，為老年人提供的醫療福利）——中獲益最大的是老年人群。奧巴馬提出要將全民醫保寫入法律，茶黨將其戲稱為“奧巴馬醫改方案”(Obamacare)，茶黨右派對這一方案極不買賬，因為按照埃茲爾的說法，在一個緊縮的時代，它無疑對有利於年長“富人”的社會保障項目構成了威脅。

埃茲爾對美國的種族政治依然有著深刻的見地。他指出，目前的社保受益人中有78%都是白人，而他們“今後數十年中拿到的社保補助將越來越多的來自於黑人、西班牙裔以及亞裔工人所繳納的薪資稅”。 2010年，在20歲至45歲的人群中，有大約39.2%都是少數族裔。這一現象所蘊含的政治含意是嚴峻的。

埃茲爾的關注點落在國內政治，而薩勃拉曼尼亞在其觀點犀利的《日蝕》(Eclipse)一書中則將重點放在了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上。該書涉及經濟分析的部分雖有些晦澀難懂，但會讓你獲益匪淺。作者指出，中國的經濟規模正逐漸趕上美國——接下來，它將迅速拉開與美國的差距。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高級研究員、現為華盛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研究員的薩勃拉曼尼亞談到，世界經濟與政治將愈加以中國為中心。當人民幣取代美元成為全球儲備貨幣時，形勢將發生重大變化。鑑於中國已經是全球最大的貿易國，薩勃拉曼尼亞提出了一個充滿爭議的觀點——他認為這一時刻將在十年內到來。

在基爾南和斯泰恩表現得狂熱並且言過其實的問題上，薩勃拉曼尼亞與埃茲爾保持了清醒和準確。可無論是誰，這類數量繁多的衰落論書籍還是引來了其他人的“還擊”。外交政策分析師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就在《美國製造的世界》(The World America Made)一書中對衰落論予以了反駁——而且他的觀點在上層人群中獲得了認可。美國總統奧巴馬在近日發表的國情咨文中聲稱：“任何跟你說美國正在衰落的人. . . . . .他們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隨後，奧巴馬的助手讓外界得知，總統本人十分欣賞卡根的大作。很容易理解它為何會吸引奧巴馬。它既有力地捍衛了美國在世界事務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時也是對美國正在走向衰落這一“謊言”的有力回擊。該書的篇幅也很有限，不到150頁，因此如果你的工作日理萬機，比如像美國總統那樣，這本書必定具有吸引力。

不過，內容的簡練意味著，與其說它是對“唱衰派”的全力反駁，不如說它是一篇立論鮮明的文章。不管怎樣，前三分之二的內容更多是在討論美國的衰落為何是件壞事，而不是討論衰落是否真的正在發生。卡根認為，自由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在戰後世界秩序中得到了發展，而維持這種秩序依靠的是美國的力量，而不是全球化或是科技的進步。在卡根看來，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秩序給全世界帶來了巨大的實惠：“在美國霸權時代，全球經濟見證了歷史上最偉大、且持續時間最長的繁榮期。”但正是因為自由的世界秩序依賴於美國權力的支撐，故而卡根指出，這種秩序要比多數人想像的脆弱得多。假若美國的衰落成為現實，自由的世界秩序也將隨之瓦解——就像古羅馬衰敗後，歐洲便進入了黑暗時代。一旦進入後美國時代，我們也許會發現“代替美國權力的不是和平與和諧，而是動盪與災難”。

該書這部分論述得非常流暢，在我看來，也非常有力。但直到行文至全篇三分之二處，卡根才講到這個問題：“那麼，美國在衰退嗎？”遺憾的是，從這裡開始，論述變得不那麼有說服力了。卡根提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論點，稱美國在世界經濟中所佔比重保持了基本穩定，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的產出一直佔世界總產出的四分之一左右。他並非信口開河地說出這些數字，而是援引了美國政府的官方數據來支持自己的論點。然而，有其他資料顯示，美國經濟已經開始出現急劇的衰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表示，直到2000年，美國的產出還占到世界總產出的31%，而到2010年，這個數字已經下降到23.1%。正如薩勃拉曼尼亞所言，如果根據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經濟規模可能已經超過了美國。卡根選擇的這些數據，會使他對美國在全球的地位得出過分樂觀的判斷。卡根寫到：“中國經濟預計會在本世紀某個時刻超過美國，至少單純從規模來看。”事實上，《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預測，這個時刻最早可能在2018年到來。

當然，並無明顯理由證明，薩勃拉曼尼亞等人以及《經濟學人》引用的比較悲觀的數字必然比卡根引用的更為樂觀的美國政府數字更準確。但卡根甚至沒有參與這方面的辯論。這是因為，他熱衷於確立的論點主要是政治和哲學上的，不是經濟上的。他引用的數據不過是他構建一個重大論點的基礎。遺憾的是，如果基礎不牢靠，由此發展出來的理論也會站不住腳。

回到他更為熟悉的地緣政治領域，卡根的論述就比較有說服力了。關於中國的經濟實力為何不會自動轉換為政治影響力，卡根提出了一些言之有據的重要觀點。與美國不同，中國與日本、印度等一些大國毗鄰。美國的軍費開支也仍然“高於其他所有大國的總和”。美國要向別國開戰的時候，通常與盟國一同出兵，而俄羅斯和中國相對來說沒什麼朋友。

這些論點都對基爾南和斯泰恩之流散佈的恐慌論調進行了重要的反駁。但我無法克制這樣的想法：卡根在駁斥衰退論的過程中有些矯枉過正。作為記者和專欄作家在世界各地遊歷，我已經發現，美國經濟和政治實力消減、中國實力上升的趨勢已經非常明顯。在中東，美國正在結束兩場不成功的戰爭——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而且美國發現，它在中東的影響力正受到阿拉伯之春的威脅。歐洲各國的領導人尋求緊急財政援助的對像不是美國政府，而是中國政府。在非洲，中國的投資正在改變整個非洲大陸。即便在美洲，中國的影響力也在上升：巴西與中國的貿易規模如今已超過它與美國的貿易規模。在被卡根的文章所震撼之際，我想起了格勞喬•馬克思（Groucho Marx，美國喜劇演員）的經典笑話：“你相信誰？相信我還是你自己的眼睛？”這一次，我寧願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吉迪恩•拉赫曼是英國《金融時報》首席外交事務評論員、《零和世界》（Zero-Sum World，Atlantic出版社出版)一書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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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2012年05月08日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版：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4441#utm_campaign=1D110215&utm_source=EmailNewsletter&utm_medium=referral

巴士迷與御宅族

向「熱狗」告別的，都是搭「熱狗」不多的年輕人。

日前，九龍巴士公司的「熱狗」巴士（非空調巴士）全部退役了。這吸引了大批巴士迷到「熱狗」巴士最後行駛的路線、巴士站送別。從電視上看到，場面頗為盛大、熱鬧，加上其間發生了一些小衝突，事後又有網上爭議，一時頗受注視。如果你也注意到有關新聞，可能有點奇怪：捨不得服役了幾十年的「熱狗」巴士而前往送別的，絕大部分是年輕人。

在這些「熱狗」巴士退役前，九巴的3900輛巴士中，幾乎盡是空調巴士的世界，「熱狗」只佔百分之一左右。變化是從八十年代後期開始的，如今二十來歲以下的年輕人，可能從懂事起就知道巴士都是有冷氣的。上班上學擠搭悶熱巴士的回憶，主要限於有一定年紀的人。

巴士迷不是近年才出現的，早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就有這方面的發熱友。我一位舊同事就是這樣的人，如今已由此發展出自己的事業，是巴士迷中的權威分子。可是今天的巴士迷已不可同日而語。

今天的巴士迷常常與日語「御宅族」(otaku)連在一起。「御」是敬稱，由於日本八十年代初的動漫迷仿倣動漫人物這樣稱呼對方，「御宅族」於是成為動漫迷的別稱。這逐漸擴展到對各種發燒友的稱呼，有Cosplay、交通（巴士、鐵路等）、數碼器材、電腦、手機、藝員偶像、影視等不同領域的「御宅族」。

這些有瘋狂嗜好的「御宅族」都是年輕人，他們利用新興起的通訊科技、電腦網絡，把「御宅族」推進到新境界。有共同愛好者一旦找到同道、同好，會因同氣相投而結伙，「御宅族」本來就有結成小圈子的傾向。如今的「御宅族」都精於網上通訊，於是形成了各種擁有自己獨特文化以至特殊用語(巴士迷就有很多外人不明的用語)的龐大圈子，不少有相當大的排他性。

日本文化有追求極致的傾向，日本人往往善於在特定領域域中讚研，成為一方面的專家，即所謂「達人」。「御宅族」把這種文化帶到海外，香港、台灣的「御宅族」中都不乏知人所不知、能人所不能的「達人」。

「御宅族」中也產生了不少全靠網上與人聯繫，缺乏與人溝通技能，只活在自己世界的人。一個「宅」字道出了他們的特點。以留言版文字構成的小說《電車男》的主角，就是其中的典型，讓人聯想到「隱蔽青年」。

「御宅族」中確有負面的一面，香港的巴士迷就有「不良巴士迷」類別。在巴士迷口中，他們「通常是一些就讀中學甚至小學的青少年。他們受盡父母溺愛，變得狂妄自大而不顧他人利益，為了收集與巴士有關的資訊，於公眾地方作出不顧自身或他人安全，或阻礙交通等行為」。

日本有早期的「御宅族」因而認為，如今的「御宅族」已變質了。據「知日部落」的文章介紹，被稱為日本研究動漫「御宅族」第一人的岡田斗司夫認為，「不是瘋狂喜歡日本動漫便配稱otaku，真正的otaku對動漫有專業的知識、讀解作品中每個符號的技巧，及同時是動漫品質保證人及批評家。Otaku甚至可以從消費者轉身成生產者。……Otaku的精神是努力、進取、自我表示及跨國界血緣。」

對某種事物愛之成癡成癖，未必是壞事，這往往可以產生獨當一面的專家，成為創意產業需要的人才。「御宅族」人群，可以形成很大的經濟需求，有龐大的經濟效益。據說日本「御宅族」市場二零零七年的總營業額達到1870億日圓（136億港元）。

看來，「御宅族」不要只流於「玩物喪志」，而要追求「玩物創意」。

金融海嘯原來早有預警

Ann Lee在二零零六年警告: 華爾街是紙牌房子

日前，在〈中國有什麼值得學習〉一文中採用了一幀網上照片，照片上壓著一個題目：What the US can learn from China (美國可以向中國學習什麼)。我當初以為這是《時代》周刊相似題目文章的版面，後來才知道，這其實是美國女作家Ann Lee一本書的封面。再到網上搜尋，進入Ann Lee 的網頁，又讀到她新著的一些片段，特別是序言，才對這位作家和她的著作有了初步了解。

最讓我感興趣的，一是她認為美國可以向中國學習什麼，二是她竟然早在金融海嘯發生之前，就發出了華爾街會像紙牌房子一樣倒塌的警告。可惜，美國從傳媒到政府都對此置之一笑。

據Ann Lee在《美國可以向中國學習什麼》一書的序言介紹，她是從香港移民美國的。她後來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普林斯頓大學、哈佛商學院等受教育，在投資銀行工作過，做過對沖基金合夥人。她憑着這樣的學術和商業背景，在二零零五年預見到華爾街大事不妙，並在二零零六年寫成了Wall Street’s House of Cards (華爾街的紙牌房子)論文，文長30頁。那時，她是佩斯大學魯賓商學院(Lubin Business School of Pace University)的金融學教授，目前是紐約大學經濟與金融系助理學授。

論文的摘要說：「本論文論述的，是結構性產品市場CDOs, CLOs, MBSs, ABSs等信用衍生工具令人不安的發展。這是華爾街公司持續超常龐大利潤之所在，而裡面存在的風險，會使目前二次按揭市場的融毀小巫見大巫。」論文指出這些創新的金融產品存在利益衝突和道德淪喪，並提出政策和市場改革建議。

她把論文送到政府多個部門去，包括國家經濟委員會(NEC)、美國證交會(SEC)，但都不受理。她把文章送到十幾家學報去，編輯一看，初時表示有興趣，但看過內容後就改變主意了，因為要求管制信用衍生工具、加強金融市場管制都有違市場期望和政府政策。

當時是二零零六年，二按風波才剛出現，以雷曼兄弟倒閉等連串事件為焦點的金融風暴要兩年後才到來。

二零零八年，她到了北京大學，以客席教授身份給金融經濟學的研究生上課。想不到，她對金融衍生工具的專門研究和對華爾街市場崩潰的預測受到了中國財政部官員的注意。一些中國高級官員找上門來，就世界金融市場和全球經濟發展，聽她的分析預測。

她在書的序言中說：「儘管他們一些人，特別是來自財政部的，對我關於全球金融崩潰的預測難以置信，但他們在二零零八年初市場未崩潰之前，仍然充滿興趣地聽了(我的)觀察和分析。」在美國和中國得到的不同待遇，可能是Ann Lee 後來寫作《美國可以向中國學習什麼》一書的動機之一。

當年看過她的論文的一些美國高級官員，據說後來多次問她還有什麼預測。她對戰爭的爆發是擔心的。她認為，今天應以更文明的方式去對待國際關係，要以更有效的方式去解決全球問題，不要讓小問題累積成大問題。她指出，美國目前雖然仍扮演着重要的世界領導角色，但一些領導權力已到了中國手上。她寫這本書，是要提出一些西方並未普遍認同的、關於中國發展和管治的觀點，以期可以促進世界更好的了解和合作。

這樣的忠告會受重視麼?從南中國海黃岩島事件的發展，或者可以看到些兒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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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什麼值得學習的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com/2012/04/blog-post_27.html
Ann Lee 的網頁：
http://professorannlee.com/

「無私以能成其私」之蘋果版

從美國回來到珠三角打工的小姑娘日前來電報喜，說老板給她加人工了。按合約，該有六個月的試用期，可是還不到三個月，老板就給她加了三千元工資，還有了個什麼主管的銜頭。申港弊算來，她該有二萬元月薪了。我為她高興。

我曾給她一點忠告，就是做事不要斤斤計較，不必太着眼於眼前的金錢回報和付出的時間，不必與別人爭什麼，總之要把自己的事情都做到最好；至於回報，少去費心；要相信，只要你做得好，別人一定會看得到，你總會得到賞識。

我一直是抱着這態度工作的，把工作做好了，就是最大的滿足，沒有什麼野心，很安份守己。這也有壞處，就是若遇上有歪心的人，你可能會受欺負；你的老實盡責未必會受到所有人欣賞，而若你受到上級賞識了，你會容易招人嫉妒。

這些事情，我遇到過，也見到過。見到更多的是，老實盡責的人老是遇不上「明主」，老是被人當作可欺負的老黃牛使喚。不過，我仍然願意把自己的體會作為經驗，告訴那出道不久的小姑娘。

這其實是前人的智慧。我家裡就掛着一個自刻的句子：「天之道不爭而善勝」，老子說的。天與誰爭過?但天總是最後的勝利者。天之善勝，是自然而然的，但根本在於，天有「天大的本領」。要能善勝，不只是要勤力，還要掌握「天大的本領」才行。這亦如孫子所言:「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 」

老子《道德經》裡還說：「天長，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天地因為不是為自己而生存，所以能天長地久；聖人因為退身、忘私，反而得以身先、身存；因為無私，反而能夠「成其私」。

人都會有私心，都有名利欲望，但如果要循直線的最短距離去達到目的，結果會欲速而不達。在現實世界中，兩點之間是決不會有直線可達的。這等如在渡海泳中，盯着對岸的目標去游，想游出直線的最短距離，只會被水流沖到不知哪裡去。

喬布斯(Steve Jobs)最近獲《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選為世界最佳CEO，在這方面也有他的經驗。給他寫了自傳的Walter Isaacson為喬布斯的成功總結出14條經驗，其中一條是「產品為先，利潤其次」(Put product before profit)。喬布斯在研發新產品時總是告誡下屬，不要管利潤，要專心搞好新產品的功能。在開發Mac機時，他為此給團隊寫下:Don’t Compromise(不要妥協)。他不要利潤嗎?當然不是，事實證明，他有了出色的產品，利潤自然滾滾而來。這是先後、主次的問題。

喬布斯被人從蘋果攆走之後，John Sculley當了十年掌舵人。這位過去在百事可樂管市場營銷的仁兄，把利潤最大化置於第一位，結果蘋果每況愈下。喬布斯重掌蘋果之後，讓蘋果重回正軌，出色的產品再次為公司創出輝煌。

Walter Isaacson曾問喬布斯，他最滿意的產品是什麼?他的答案不是你熟悉的蘋果商標一系列產品，而是蘋果公司本身。他說：「我致力要創造的，是一家可以持續推動人們去製造出色產品的公司。其餘一切都是次要的。賺錢當然是好事，這可以讓你製造出色的產品。但是，動力是產品，而不是利潤。」

這是蘋果版的「無私以能成其私」。你不從商，沒有自己的公司，要學喬布斯，就把自己當作一家公司吧，你做的每一件工作，都是你的產品。

喬布斯就是有這樣的傻勁。他最愛的格言是Stay Hungry, Stay Foolish。這句話似乎更應譯為：常感飢餓，常帶傻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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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l Leadership Lessons of Steve Jobs :
http://hbr.org/2012/04/the-real-leadership-lessons-of-steve-jobs/ar/1
舊文參考：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com/2012/02/blog-post_20.html

別嘲笑猴子的非理性

人是萬物中最聰明的，因而有理性，貨弊就是理性的產物。據亞當·斯密，只有人懂得公平交易，更不要說通過貨弊交易了。

可是耶魯大學三十多歲的經濟學副教授Keith Chen作出挑戰，試圖教猴子使用貨幣。

他設計了一種特製的硬幣和幾種不同食品，然過用馬戲團那種「叫一聲賞一塊糖」的訓練方法，居然讓猴子學會用硬幣換取食物，猴子的行為還顯示出令人吃驚的「理性」。例如，當「通脹」來了，某種原來一個硬幣可換三個的食品漲價到只能換兩個的時候，猴子就會少「買」這種食品。

實驗還證明猴子有「非理性」的一面，這是通過兩個賭博游戲證明的。第一個游戲中，先在猴子面前放一顆葡萄，然後扔硬幣，如硬幣正面朝下，猴子可得到那顆葡萄；若硬幣正面朝上，猴子可以額外多得一顆。在第二個游戲中，放在猴子面前的是兩顆葡萄，然後扔硬幣，硬幣正面朝下，就拿走一顆葡萄，猴子只得一顆；若硬幣正面朝上，猴子可以拿走前面的兩顆葡萄。

兩個遊戲的結果其實相同，不同的是，在第一個遊戲中，猴子面前只有一顆葡萄，但會有一半機率額外多得一顆葡萄；而在第二個遊戲中，猴子雖然面對兩顆葡萄，但平均每兩次會給拿走一顆。猴子會喜歡哪一個遊戲?

喜歡第一個。這說明猴子寧願享受多得一顆葡萄的快樂，而抗拒失去一顆葡萄的痛苦。

這其實與莊子《齊物論》中「朝三暮四」與「朝四暮三」的故事一樣，猴子喜歡「朝三暮四」有所得的喜悅，而抗拒「朝四暮三」有所失的失落。

我們都會嘲笑猴子的非理性，嘲笑猴子沒有足夠智慧去認識兩者在數學上的相同。

可是在現實上，我們可以看到人類社會中存在大量類似的非理性行為。只要人面前的兩顆葡萄會被拿走一顆，或者面對朝四暮三的「損失」，就可能有非理性的發作，不管被拿走的一顆葡萄是不是應得的，不會理會朝四暮三是不是真的損失。

歐洲近來接二連三地提供了大量這樣的例子。歐盟區成員國近年民粹主義、福利主義抬頭，政客們為了自己的地位，千方百計討好選民，年年「派糖」，直至金融海嘯爆發，財政能力無以為繼為止。

應當說，多個國家的老百姓面對的情況，比猴子所面對的壞得多了。猴子的「損失」是錯覺，而希臘等國家人民的損失卻不僅是錯覺而已。總之，在民粹主義泛濫下，慷慨給予的福利，只能加不能減，只可放不可收。法國就是在選民抗拒緊縮政策、削減福利之下，把薩爾科齊拉下馬的。法國的國際競爭力不斷下降、國庫虛空不是法國人都關心的；他們更關注的，可能是以後做水療(spa)是不是可以繼續向政府報銷。

貨弊是人類的偉大發明，它證明了人類的理性，也證明了人類的非理性。

長毛象Lyuba帶來的通識

「我從四萬年前的冰天雪地……

四萬二千年前北極圈內一頭出生僅32天的小長毛象，與廿一世紀亞熱帶的香港，真的風馬牛不相及。兩者卻竟然結緣了。到中環的國金二期商場，看到這頭小象Lyuba的標本，真有點不可思議。

這個展覽，未必對每個人都很有觀賞性。可看的東西其實真的不多，除Lyuba的「木乃伊」，只有一巨型的長毛象骨架化石，和一些資料展板。但若對地球的生態變化、氣候變化有興趣的話，從Lyuba生活的年代聯繫到今天，有很多值得認識和思考的東西。

在地理史上，Lyuba生活的時代屬於更新世(Pleistocene Epoch)，這是第四紀中的一個世，是冰川活躍時期，所以也稱為冰川世（Glacial Epoch），距今約二百六十萬年至一萬年。更新世反復出現過六次冰期，五次間冰期。在冰期的高峰，全球陸地面積三成多被冰川覆蓋。相對之下，地球現在被冰川覆蓋的只有一成左右，大部分在緯度較高地帶。

在第四紀中，生物已進化到現代面貌，其中最重要的是人類大約在更新世之初的出現，靈長目中的猿自此開始並最後完成了向人的進化，經歷了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階段，並進入迅速發展的時代。到了大約二萬年前，現代人類通過白令海峽進入美洲。

大約一萬年前，寒冷的冰川世結束，人類的舊石器時代也大體結束了。此後，全球暖化開始了，逐漸形成我們目前見到的生機蓬勃的世界。

……走到當今時髦的商場。」

更新世雖然處處是冰川，但北方有不少大型動物，如長毛象、劍齒虎等。可是到了距今二萬年到一萬年前某段時期，歐亞大陸北部、大洋洲、美洲馬達加斯加的數十種大型動物滅絕了，北美遭受的打擊最嚴重，七成大型哺乳動物在約一萬一千年前突然消失。到更新世結束時，大部分長毛象不見了。如今，我們只能見到Lyuba 這樣的長毛象標本。

究竟是什麼因素導致這些大型動物滅絕?這仍是有爭議的課題。

主流意見認為，這是地球暖化所致，植被因而改變，寒冷、乾旱的草地(所謂長毛象草地)消失，出現溫暖、濕潤的苔原和森林。大型草食類哺乳動物難以適應而滅種之後，依靠捕食這些動物生存的大型肉食動物也隨之很快滅絕，包括劍齒虎和洞穴獅子。

另一種理論叫「閃擊式捕殺假說」，認為罪責在智人的濫捕。大型動物的滅絕與智人的大舉遷徙走向吻合，他們用手中的石爷、石標協同狩獵，去到哪裡，哪裡的大型動物就遭殃。動物的滅絕又引發地貌變化，例如維持長毛象草原正常運轉的是草食動物，它們啃食牧草之餘，排泄糞便讓土壤更加肥沃；又不斷踐踏苔蘚和灌木叢，阻止苔蘚的蔓延。長毛象屍體上發現過刀傷的傷口，說明那時的人類已在獵殺長毛象。有俄羅斯科學家現正試圖在西伯利亞修建「更新世公園」，希望說明氣候突變不應該是更新世大型動物滅絕的元兇。

我以為，這兩種理論並非對立的，世間事物的發生，都是各種因素因緣際會的結果。可以肯定的是，地球目前正處於一個自一萬餘年前開始的暖化過程之中(當中有冷暖波動)。其中，人為因素自工業革命之後才開始( 大量焚燒礦物燃料排放二氧化碳，造成溫室效應)，是很晚期的事。人為的因素不可忽視，但是否大到超越自然力量?這是另一個富爭議的問題了。

春天裡的紅葉在國金

早上去看一個展覽，不想拍了好些紅葉照片。真的，是紅葉，春天裡的紅葉。

看展覽的地方不是展覽館，而是商場，中環的國際金融中心二期商場。這地方，香港人簡稱叫國金，或者IFC，是一個名店集中的高級商場。它為了突顯自己不一般的品味和文化格調，提高形象，有時會在商場內舉辦一些與文化有關的展覽。最近就花了不少氣力，把幾年前在俄羅斯北極圈內發現的一頭幼年長毛象的標本，弄來展出。這難得一見，我今天早上趁着人流較稀，去看了。

這展覽值得另文一記。剛才把早上拍到的照片整理了，且先把紅葉照片放上來。

提到紅葉，就會聯想到金秋。可是在香港，落葉木不多，秋天決沒有萬山紅遍的壯麗景色，但紅葉卻不缺。紅葉，有在落葉前轉紅的如楓樹，也有葉芽初吐時泛出嫩紅的。最為人熟知的可能是玫瑰的嫩葉了，葉子初長是紅色的，慢慢才變為深綠色。很多木本植物也這樣，屬次楓樹的三角槭，嫩葉也微紅。三角槭最近都發新葉了，在香港公園見到，樹樹都帶點紅光。瀑布旁邊一片約人高的雞爪楓，都長出新葉來了，樹樹殷紅。

早上拍攝的紅葉，是在國金商場頂增的平台上見到的。我看了展覽，沿着電梯往上走，本來只想從高角度拍拍展覽的照片，不想發現頂層是個公眾平台。平台在高樓環抱之中，俯瞰維港、遠眺九龍的一側，有很多舒適的沙發、短几、陽傘，旁有酒吧。這裡看來是個高級夜市消費場所，晚上一定很熱鬧。可是在早上，酒吧全打烊，這裡可以任由閑坐，是很多商場打工仔女，忙裡偷閑之地，而今天的主要進佔者，是菲傭──一幫幫呼朋喚友到來開大餐。

香港的維港景色是世界一絕，可是你難以在海邊找到一個地方舒舒服服地野餐。不想，在國金有這麼一個所在，而且是可以免費享用的。此間景色之「朝暉夕陰，氣象萬千」，不下於岳陽樓；若有良朋共對，把酒臨風，庶幾可以「遙襟甫暢，逸興遄飛」也。

平台經過精心的園林設計，有樹木，有流水，水面還有噴霧裝置，看來是為了降溫用的。種植的樹木在香港常見，可是我叫不出名字來，很多棵正萌發出粉紅的嫩葉。如果有點陽光，葉子一定更漂亮，但即使今天的天色偏陰，在大廈環抱的特殊光影下，紅葉仍然很可愛。不覺在樹下徘徊良久，有了這裡見到的一些意外收穫。

補記：有讀者從葉子長長的尾巴看出，這就是菩提樹的葉子，屬桑科。想起來了，小時候用過的葉脈書籤，就是這形狀的，正是菩提樹葉子造的。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悟道，菩提樹因而被視為佛教的聖樹。國金商場之上種了這許多「聖樹」，有特別用意嗎?

昂船洲上看「中華神盾」

海口號大角度飛剪型艦首，不帶任何外飄，

水線以上無折角線

對現代軍事武器，有不少愛好者，我的朋友中就有這樣的「發熱友」。他們一見到什麼飛機大炮，瞄一眼，就可以說出大堆資料來，如屬什麼型號，是哪個國家的產品，還有性能、規格等等。我不屬此列，但有機會登上兩艘中國海軍的先進戰艦參觀，我仍然很高興地起個大早，到昂船洲去。

目的之一，其實是去去昂船洲。在香港這麼多年，從未踏足過這個有點神秘的地方。

昂船洲本來是個島，英文叫石匠島(Stonecutter’s Island)，因為最初曾是採石的石礦場。它是隨着九龍半島一起，在一八六零年被割讓給英國的。三年後，島上興建監獄，以紓緩港島域多利監獄的擠逼。誰料到一八七四年，啟用不到十年的昂船洲監獄便在風災中全座摧毀，「獄囚死亡殆盡」，事後在昂船洲沿岸撈獲屍骸竟然多達三千具。不看資料，完全不知道如今已面目全非的昂船洲有過這悲慘的一頁。

從運城號的86式六聯裝反潛火箭發射裝置外望

這裡後來成了軍事重地，一度被日軍接管。到九十年代，為發展葵涌貨櫃碼頭要填海，昂船洲與九龍半島連接起來了，東部則建了污水處理廠。回歸後，南部成為駐港解放軍的海軍基地。島上又曾經以蛇多見稱，多金腳帶、飯鏟頭、青竹蛇等。

這樣一個地方，自然值得一到，只是進入到軍事禁區去，只能在有限的範圍內活動，能見到的就非常有限了。

上到兩艘軍艦──海口號和運城號──所見的也有限，加上有關方面的知識不足，就更只能湊湊熱鬧了。

運城號的之與六聯裝反潛火箭發附系統

以前，維港上常見到美軍戰艦，連航空母艦都停泊在灣仔與尖沙咀之間的海面上。相對之下，兩艘中國戰艦很簡約，就是線條簡單，艦上暴露出來的設施很少，只有船頭船尾的甲板是外露的，之間之船體被包裹起來。艦上的參觀路線，運城號(海口號的導彈護衛艦)是從尾到頭，海口號是由頭到尾，中間差不多就是一條船艙過道。除了運城號置於船中間的三管反潛魚雷，讓你看到的武器裝備都在頭尾。論「可觀性」，運城號更大一些，因為可以看到船尾甲板上的反潛直升機，艦首一門新型100毫米自動艦炮(與我國新建的新型導彈驅逐艦上使用的是同一型號)，和主炮前方的兩座86式六聯裝反潛火箭發射裝置。

最矚目的、被稱「中華神盾」的海口號導彈驅逐艦，反而沒有什麼「看頭」，最搶眼球的武器裝備，就是艦首的100毫米單管「隱身」主炮。資料所載的四聯新型反艦導彈發射架；防空導彈垂直發射系統；七管30毫米近防炮；3×6多用途發射器；3聯324毫米魚雷發射管；卡－28反潛直升機等，要麼不知道藏在哪裡，要麼低調得讓你視而不見，例如甲板上那些圓蓋下面的，原來就是先進的導彈垂直發射系統。贏得「中華神盾」大名的「板磚」相控陣雷達系統，有四個雷達發射面，安裝在艦橋的四個方向上，可搜索450－500公里範圍。如果不是艦上軍人指點，你不會知道上面幾個凸出的立面，就是「神盾」。

海口號上的防空導彈垂直發射系統

兩艘戰艦都這麼「簡潔」，原來是「隐身」的設計，外壁因此盡量避免垂直，甲板上建築盡量低矮，尺寸較小。據資料說，為了減少了雷達反射面積及紅外特徵：主桅、後桅及煙囪大多採用雙面體或多面體，各轉角處也作成圓弧狀；艦上的救生艇及反潛魚雷發射器也都被布置在艦體內部，外部用金屬遮罩簾遮蓋；煙囪內也採用了成熟的紅外抑制裝置，減輕紅外特徵。

兩艘戰艦是到亞丁灣作反海盗護航後歸來的。索馬里海盗只有低技術裝備，是乘着「大飛」作案的。要出動導彈驅逐艦去對付，真如用牛刀殺雞。這真是個荒唐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