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有得打與沒得打、打了與不打的差別

美國接種/不接種疫苗的十萬人死亡率比較

新冠病毒的新變種Omicron把全球的抗疫努力推到新階段，而最有效的抗疫武器仍然是疫苗。針對O變種病毒的疫苗研製已展開，加強版疫苗可能很快就推出。幸好的是新變種病毒似乎沒有想像的兇惡，原來的各種疫苗繼續發揮作用。

「騰訊新聞」有個「全球新冠疫苗接種實時追蹤」網頁，可以比較一下各國的接種情況。中國已累計接種25.6億劑，每一百人接種177.87劑。全球每百人接種數為104.69劑。

網頁有個各國(地區)的接種情況表列。我揣摩一會發覺，排列以人口多少為序；這方便把人口規模接近的國家(地區)作比較。排在第一位的自然是中國，接着是另一人口十億級以上的印度，每百人92.13劑。人口過億而不到十億的，美國142.07劑，巴西147.44劑，印尼97.54劑，日本156.89劑，墨西哥103.15劑，俄羅斯89.66劑。

人口較少，好辦得多。只有不到三萬人的直有羅陀高達297.99劑。阿聯酋人口不到一千萬，又有大把油元，數字達到215.68。還有個達到253.09劑的優等生古巴，人口一千萬多一點，國家很窮，但醫療先進。其他地方打的都是美中英俄疫苗，古巴打的疫苗卻全是自己研發的。

非洲很多落後國家沒有那麼幸運，接種率低得令人心寒： 剛果(布)0.21 劑，布隆迪更只有0.02劑 ── 萬中有二。

所有疫苗都不保證「刀槍不入」。在香港每天聽到機場發現接種了疫苗仍被測試出陽性的輸入個案。在外國還可見到 Half of those who died from the virus were vaccinated (新冠病毒病歿者半數接種過疫苗)的新聞標題。你一不小心，便會被誤導，陷於「基本比率謬誤」，即只看絕對數字，而不知從基數算一算死亡比率。

如果病歿者中接種過疫苗的與沒接種疫苗的各佔一半，但由於接種過疫苗的人數如目前許多國家和地區已遠超過未接種的，那麼兩者的死亡率就很不一樣，可能有數倍以至十倍的差別。

Our World in Data 網上有各國在這方面的統計，數字以每十萬人口的比例計算。以美國為例，據最新的二零二一年十月二日統計，每十萬人中，完成疫苗接種者的病歿數為0.82，而沒接種疫苗的高達5.00，是前者的六倍。英國，完成疫苗接種者的病歿數是1.10，而沒接種疫苗的高達5.40。

這在不同年齡組別很不相同。在美國，最年富力強的 18-29歲組別，完成疫苗接種者的病歿人數是 0.00，庶幾可說疫苗的保護力達到百分之一百，「刀槍不入」；沒接種疫苗的病歿人數亦只有 0.19。年輕人在病毒面前有恃無恐，不能說沒有道理。可是在65-79歲組別，完成疫苗接種者的病歿人數是1.57，而病歿的沒有接種者多達31.87，兩者相差15 倍。

在英格蘭，從二零二一年一月二日到七月二日的半年間，近三萬九千沒有接種疫苗的人死於新冠病毒，佔人口總死亡人數的37.4%；另有458人打全兩針疫苗且過了21天免疫力生效期仍中招死亡，但只佔總死亡人數的0.8%。兩個死亡人數是 85倍的差別。

對接種疫苗，不應再猶豫了。

橙黃葉綠，臍橙上市

峎山果園的臍橙

在北角春秧街街市發現，臍橙又上市了。好幾個檔口都把它堆放在當眼之處，20元有五個、六個以至八個，相對於進口橙，好抵買 ── 更重要的是，更好吃。

臍橙很好認，不知道為什麼，每個都連枝帶葉。一堆臍橙堆在一起，橙黃葉綠，煞是搶眼，遠遠就見到。它每個都有「臍」，就是底部有個內生、發育不全的小果。

香港愛吃的美國新奇士橙就是一種臍橙。「新奇士」(Sunkist)這品牌，一說源自 sun-kissed，意為「太陽之吻」；另有一說是源自「辰溪」，即湖南西部在鳳凰古城以東五六十公里的辰溪縣。

中國是世界柑橘果樹的重要原產地之一，已有四千多年的栽培歷史。據說，哥倫布一四九三年第二次造訪新大陸時，把中國的甜橙(柳橙)傳入美洲。甜橙經枝變再變成的臍橙(Navel Orange)，學名為 Citrus sinensis Osb. var. brasliliensis Tanaka，如今在全球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有栽種，主要是美國、巴西等地。中國甜橙的品質不怎麼好。經歷數百年輪迴，臍橙二十世紀通過數次引種栽培再回傳到中國。

上世紀的六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國農業科學院柑橘研究所和華中農業大學等科研、教學單位，先後從摩洛哥、美國、日本、西班牙、澳大利亞和南非等國引進臍橙的優良品種、品系，進行品種適應性試驗後，在國內臍橙產區推廣發展；後來再自行培育出不少新的品種和品系，經推廣，有不少盛產臍橙的鄉縣。辰溪縣如今盛產「丫髻臍橙」。

我是四年前在湖南與廣西交界處的峎山見識到臍橙的。臍橙的果期在十至十二月，我們去的正是時侯，當地正舉辦臍橙節，去參觀果園，即摘即吃。當日的氣溫在十度左右，本來沒有興趣剝果而啖，確料橙味之鮮甜濃郁讓人停不了口。當地人說，摘下存放二三十天，果味更甜云。回港後，每逢臍橙上市都一定買。

著名醫學雜誌《柳葉刀》日前發布全球飲食領域大規模研究報告，比較195個國家和地區飲食結構造成的死亡率和疾病負擔。結果顯示：二零一七年，全球五分之一死亡人口──相當於1100萬人──與不良飲食有關。因飲食問題造成死亡人數最高的是中國！這也不奇怪，中國人口比例最高嘛。

問題是，中國人的飲食結構不合理。

《柳葉刀》指出：在全球前20位人口大國中，中國人因飲食不良造成的心血管死亡率（57.99%）和癌症死亡率（15.32%）均高居首位。

在15項不良飲食習慣中，全球引起死亡率最高的是鹽吃得太多，而全穀物、水果、蔬菜等的攝入量遠遠不足。我們日常最警惕的紅肉、加工肉類、含糖飲料、反式脂肪的危害性反而不如我們想像的大。

中國內地的人均食鹽日攝入超過8克，而研究報告中提倡的最佳攝入量僅為3克；全穀物攝入僅30克左右，報告推薦的最佳攝入量為125克；水果平均攝入量約80克，報告推薦最佳攝入量為250克。不過要指出，全球無一國家、地區人民的健康食物和營養攝入量達到最優標準。

據香港政府二零一四至二零一五年度人口健康調查報告，香港居民每日進食蔬果份量估計平均只為 2.3 份，遠低於合理的5份； 15 歲及以上人口，94.4% 的蔬果進食量不足。

「正是橙黃橘綠時」(蘇東坡句)，這時，多吃臍橙吧。

從康熙的白話御批說起

清朝八位皇帝的「知道了」御筆硃批

昨天傍晚打開電視，翡翠台的《書簡閱中國》紀錄片正好播放到康熙批覆曹寅的奏摺，御筆硃批寫下「知道了」三字。

這與電視劇常見的「覽」、「閱」等冷冷御批殊不相同。清朝歷代皇帝都愛以白話「知道了」批示，湊起來可以作個專題書法展。

白話御批常見於清朝皇帝。雍正曾在河南巡撫田文鏡奏摺上直書：「朕就是這樣漢子！就是這樣秉性！就是這樣皇帝！爾等大臣若不負朕，朕再不負爾等也。勉之！」亦白亦文，霸氣十足，個性盡顯，不避天子尊貴形象。

這並非清朝皇帝獨有。明朝，倭寇為患中國沿海，明太祖朱元璋一次聞說又有倭寇來犯，怒而下詔：「告訴百姓每（們），準備好刀子，這幫傢伙來了，殺了再說。欽此。」

都是「我手寫我口」的大白話。

口語早於書面語，最早的文字紀錄必也多口語。《詩經》、《論語》雖經整理成文，仍然處處有白話痕跡。一旦成文，整理、簡化是必然的，尤其是在只能靠刀刻為文的時期。書面語有錨定作用，比不斷變化的口語穩定，以致兩者距離日遠，各成系統。

中國古代書面語以文言為主，亦不乏白話書面語。詩人會以白話寫詩，佛徒會以之寫經；小說、評話、詞曲等善用白話的就更多了，四大章回小說都是白話文。

「我手寫我口」一語卻很晚才出現，不待到「五四」，而是出自晚清詩人、外交家黃遵憲(公度)《雜感》(一八六八年)一詩。黃遵憲不滿「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紙研；六經字所無，不敢入詩篇」，慨言「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他是廣東梅州客家人，詩文中有很白的，如「寸寸山河寸寸金」，但不會滿紙方言。「我口」的意思實為「我心」。

他要寫的是新思想，認為古典詩歌「其變極盡矣」，而深信詩歌創作「苟能即身之所遇，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而筆之於詩，何必古人？我自有我之詩者在矣」。梁啟超因而評說：「近世詩人，能鎔鑄新思想入舊風格者，當推黃公度。」

到了「五四」，為提倡白話文而「打倒」文言文，這句話被借用過來了，「我口」變為與文言相對；就是要摒棄與人們日常口語距離十萬八千里的文言，讓普通民眾掌握筆桿子，而非由少數文人壟斷。

對於提高中國民眾的知識水平、扭轉當時中國積弱以致淪為西方列強半殖民地的現狀，這無疑有積極意義。但把普及教育簡化為「我手寫我口」、甚至非打倒傳統文化不可，就未免極端化，以致摧殘珍貴的中華文化遺產了。

今天，一些人又把「我手寫我口」推到另一極端，就是以母語方言為文，與統一規範的書面語文對立。這些人似乎不知道，任何有文字的語言，都必有書面語和口語之別，而書面語都要通過學習才能掌握得好。要寫出好的中文書面語，不管哪個地方、操什麼方言的中國人都要下功夫學習。這也適用於英、法、德、日、俄......等所有國家。你相信以英語作母語的人不經學習就能寫出好的英文文章嗎?

「忘記他」還是「望記他」?

有一首可算經典的粵語流行曲：《忘記他》。黃霑作詞作曲。

黃霑是廣府人，對廣府話(即粵語)非常熟悉，又精通音樂。因緣際會地遇上香港粵語歌曲高潮興起，他的才幹大爆發，創作了大量一流作品，其中當以他填詞、顧嘉輝作曲的產品最膾炙人口，堪稱珠聯璧合。

黃霑亦創作了不少一手包辦詞與曲的作品，最為人稱頌的可能是《滄海一聲笑》、《男兒當自強》(音樂取材自《將軍令》)等。其他如《舊夢不須記》、《晚風》(《上海之夜》主題曲)等，只要音樂一響起都能勾沉起港人的往日情懷，以至上海昔日洋場的甜膩風情。

這些歌曲有個共同特點，就是旋律朗朗上口又各具風味，而歌詞與音樂旋律如天造地設，雅俗共賞，聲聲入耳，不勞字幕闡明。這與黃霑一手包辦詞曲有重要關係，決不會生硬拗合，或因詞害曲，或因曲害詞。

粵語歌曲最忌「倒字」，即因為遷就音樂而要把字音唱偏，讓聽者不辨，甚至誤解。黃霑填詞不會有此弊，他兼作詞曲就更不會這樣。

可是你聽聽《忘記他》，如果你辨聲能力較高而挑剔的話，第一句就覺得不對了，怎麼唱的是：「望」記他?而不是「忘」記他?

「記」字和「見」都讀第三聲(陰去)，兩字在歌詞中可以互換。「忘記他」的旋律音是 la do mi，填上「望見他」去唱，很好。可見，唱的是「望」音而非「忘」音。

「望」與「忘」不一樣，「望」是第六聲(陽去)，「忘」是第四聲(陽平)，不應相混。若要嚴格唱出「忘記」，音樂應改為 so do mi，或la re mi。但這麼一來，原來羽調式的音樂特色就大受擾亂了。

唱「望記他」是否就因音害義了? 我相信諳熟粵語的人不會這麼感覺。一是因為粵詞中沒有「望記」，不會造成誤會。二是「忘」字在粵語不同方言中有不同讀音，可讀作「望」。

粵人受吃雞，但不少人自小即受庭訓： 不要吃雞的「雞忘記」。在口頭語中，它叫「雞『望』記」。大人說吃了會「冇記性」，我自小就不吃這指頭大小的球形雞內臟。它其實是雞的胰臟，與人的記憶力毫無關係。

不讀「忘」而讀「望」，相信與「忘」字的陰平聲有關，這是粵語九聲中的最低音，如果出現在名字上，常會為了叫得響亮而往高音變聲，如老陳改叫老「診」，老黃改叫老「枉」。兩字暱稱如肥肥，第二字必變，讀如肥「匪」；甜甜讀如甜「舔」。

也有因為方言音而讀音變了。順德話作為廣府話的一種方言，除了一些用詞不一樣，一些讀音也不同。把廣府話第四聲(陽平)的字讀作第三聲(陰去)，就庶幾像順德話了；只提高一度、讀第六聲(陽去)，即如「忘」讀作「望」，也差不多。

有朋友說，幼時母親常對他說「執筆望字」，而不說「執筆忘字」。我相信這是鄉音所致，而與母親讀書多少無關。

黃霑讀書夠多了，他也接受且活用「望(忘)記他」呢。

阿爾泰語系源頭的新發現

歐亞大陸與遼河流域

據國際期刊《自然》（Natrue）十一月十日刊登研究報告，包括日語、韓語、突厥語、蒙古語在內等泛歐亞語系都在九千餘年前起源於中國東北遼河流域。那裡當時是種植小米為主的農業聚居地，當地農民自此輾轉向東、向西遷徙，把農耕技術，也把語言傳播到歐亞大陸一個東西長約八千公里的地域去。語言九千年來不斷演變。如今，這裡上百種互相溝通困難而看似獨立的語言，都可歸納到阿爾泰語系這個大語系中去。

注意：其中不包括差不多同時生成的漢語，它屬於漢藏語系。

阿爾泰語系（Altaic）又稱泛歐亞語系（Transeurasian），如今分布在東到朝鮮半島、日本群島，北至西伯利亞平原，西至西亞黑海、裡海一帶。這廣袤地域上眾多的語語言從哪裡來、彼此有什麼關聯，一直是語言學家爭論的議題。

新發表的研究報告由11國家學者組成的團隊完成，他們來自英國、中國、捷克、法國、德國、日本、紐西蘭、南韓、俄羅斯、荷蘭、美國，研究涵蓋基因學、考古學及語言學。研究在各個學術領域的發現包括：

遼河流域

── 語言學：在98種語言中建立了250多個和農業相關的辭匯概念，涉及耕地、播種、種植、小米，確立起源自農業文化的假說；

── 基因學：分析了23具古代遺骸，比對九千年前北亞、東亞住民的基因數據，證實「韓國與日本人有西遼河血統」； 

── 考古學：考察了中國大陸、日本、朝鮮半島、俄羅斯遠東地區255個考古遺址、269個古農作物殘餘物，評估了陶器、石器、動植物遺骸等的相似性，顯示青銅器時代的遼河西部地區和韓國的無紋陶器遺址、日本彌生遺址有關，顯示稻米及小麥種植文化早在進入朝鮮半島以前，就已經傳入遼東、山東地區，爾後再傳入日本。

過去一直認為，泛歐亞語系是游牧民族從東部草原向西擴散開去的。新研究卻發現，遼河流域新石器時代的的小米農民是泛歐亞語系的共同祖先，這個小米耕作聚居地覆蓋如今中國遼寧省、吉林省和內蒙古部分地區。

這一發現，對一些地方的人很可能構成顛覆性的文化衝擊。研究報告的第一作者、德國馬克斯普朗克人類歷史科學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cience of Human History）比較語言學家羅貝茲（Martine Robbeets）說：「接受某個人的語言、文化、民族起源自國界之外相當於放棄身份，這對人們來說並不容易。」

小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栽培農作物之一，據信起源於黃河流域，是中國古代的主要糧食作物。羅具茲並指出，遼河流域九千多年前的先民孕出了泛歐亞語系各種語言，現代漢語差不多同時在黃河流域獨自發展而成，那裡的先民也是種植小米的農業文化人口。

泛歐亞語系同源於遼河小米種植文化，可視為對中國近年提倡之「人類命運共同體」之說一項有力佐證。

穿越維園的判斷錯覺

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颱風「天鴿」襲港，十號風球掛起。
風球落下之後，維園滿目瘡痍。

早上出去辦點事，穿過維園； 然後原路折回。這路經常走，輕車熟路，在路徑交錯縱橫的公園裡該走怎樣的最優路線早已胸中有數，不必多費神思考。以前到灣仔、鰂魚涌上班然後下班，我都愛走路，情況也一樣。

可是，不知道打什麼時候起我就發覺，來回走的路線其實不盡相同。去程時走到某個路口，可能走到對面馬路去，因為覺得那樣走比較便捷； 回程時卻未必會走到這個路口去，因為在前面某個路口便繞了個彎，走去另一條街道，覺得那才更好走。

為什麼來回程的感覺不一樣? 我甚至曾經在地圖上比較，看哪個感覺符合實際些。這或可稱為「來回路線判斷錯覺」。

穿過維園該怎麼走也有這樣的問題，東西兩邊都有不同進出口，你若要往對角方向去，可以選擇的路線不少。怎麼走便捷些，一來一回路上的感覺不盡相同。

這樣的錯覺有時很難避免，因為該怎麼走的決定限於去程或回程上，當時的環境、視角決定了你的觀感，除非你有意識地調整自己的視角。去旅行去遠足，我走路時經常刻意轉身回望，以對比光線相反之下景物有多大變化。常常發覺，最美的景色往往在自己的背後，不回頭就看不到。

人的所見、所聞、所知必受到限制。我總記得一位新聞業老前輩以自己受到教訓給我的忠告：不要以為你掌握了全部新聞訊息，可以據此作出準確判斷；新聞表面之下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事情在進行。他一次就各大國際通訊社一致的報道就一個國際問題寫了一篇評論，對判斷滿有把握，誰知報紙一出街，情況已發生一百八十度轉變，有關各方在秘密會議中妥協了，之前發出的全都是煙幕。

這其實就是訊息不平衡，既有量的方面，也有質的方面，你的眼耳鼻舌身意一起都無法接到全部訊息。

北方有句俗語： 「站着說話不腰疼。」這俗語其實有典故，說是商鞅得秦孝公賞識，在朝庭上站起來高談闊論，可憐其他跪着聽話的大臣腰痠背疼，苦不堪言。這話後來用來指一些人只管評頭論足，脫離實際。這與訊息不平衡有關，又與所處位置有關。

有人提倡設身處地、易位思考。這無疑是好的，惟是說易行難，不進熱廚房體會不到其中烤爐般的熱度，而夏蟲更永遠言不了冰。

中國人有句世故的話：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這話放在今天當然有爭議：有違言論自由。 

我也認為不在其位也有權月旦其政。譬如即使到米芝蓮餐廳去，我也有權對大廚的手藝評議一番，但我一定不敢因此就以為自己動起手來比大廚更高明。

音樂會該不該有「司儀」?

在音樂會上，鄭小瑛常是指揮，也是「司儀」

音樂會應該不應該設司儀? 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但有個二元對立的陷阱，即讓你糾纏於要麼應該，要麼不應該的爭論中去。一些朋友就因此從討論、辨論到爭論起來了。

雙方都有充分理由。

在香港，「傳統」的音樂會都不設司儀。你到大會堂音樂廳、文化中心音樂廳音樂會出席有規模、有聲譽樂團的音樂會，都不會見到司儀，除非有特殊的儀式要舉行。演出的節目，節目單、場刊有介紹，但繁簡不一。有些有樂曲簡介，有些只有曲目，這多屬於西洋古典音樂的音樂會，曲目除了英文，可能還夾雜着德文、意大利文、法文等，你看不懂是你的水平有問題。

「傳統」音樂會的「傳統」在西洋音樂也含有「古典」、「正統」之意，音樂會是精英、上層的活動。足夠「傳統」的，出席者連着裝都講究，不可馬虎。在歐美文化都會如倫敦等，這些場合頻為隆重。

香港的中樂音樂會也受到這種「傳統」音樂會影響，不過場刊就明顯地較多樂曲介紹，儘管樂曲幾乎都是標題音樂，都已指示了作曲家的音樂創作意圖，比多屬無標題的西方古典音樂易理解得多。

一般的司儀能起串連音樂會、介紹節目的作用，若只是重覆場刊已有的樂曲介紹，實在多此一舉。處理不好，反而影響音樂會的節奏。但舞台換場若太拖沓，一個出色的司儀可以減少冷場。

關鍵是，期望司儀起到什麼作用。這與音樂會的性質、對象、場合有關，不可一概而論。在正規音樂廳以外的場合，環境開放，觀眾非音樂會常客，可能是偶然路過的，司儀就少不了。

即使是在室內、觀眾是好奇而來的，一個出色的司儀也可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這往往不是一般的司儀，而是在音樂上有較高素養的學者、音樂家、指揮家等，他們在台上不會如流行音樂會歌手般插科打諢做氣氛，而是幫助聽眾擴闊音樂視野、從特定角度、高度去欣賞要演奏的樂曲。

據說台灣近年有學者做這樣的音樂會「導聆」(「導聆」讓人聯想起「掩耳」，「導賞」不行嗎?)很受歡迎。這其實並不新鮮。北京中央樂團已故著名指揮李德倫帶隊到基層如院校演出，親自做過大量這樣的導賞。中國第一個交響樂女指揮鄭小瑛，92歲了，今年五月還在廈門指揮演出了五個樂章的交響曲《土樓迴響》。她為了普及歌劇創立了「鄭小瑛模式」，在演出前用直白樸實的語言向觀眾科普歌劇，拉近歌曲和觀眾的距離，很受歡迎。

音樂家本身也可以擔當這樣的角色。多年前在大會堂劇院聽加拿大籍二胡演奏家高韶青的音樂會，有耳目一新的觀感。其中一點是，高韶青與他合作多年的洋人組合，衣着看似隨意，營造出讓人鬆馳的音樂氣氛。高韶青常在樂曲之間穿插一些輕鬆的談話，一首首樂曲像在他與觀眾、樂手之間的感情交流中自然連接起來，演奏好像在家裡客廳裡進行一樣，像個雅集。高韶青不是司儀、不是導賞，是什麼?

「傳統」音樂會市場萎縮是不爭的事實，願意買票入場聽音樂會的觀眾越來越少了。在高新科技下，在家裡什麼聽不到看不到? 香港以至全世界都一樣。音樂演奏與音樂會的形式都不得不求變，不同音樂品類、藝術形式、影音手段在發生大量不同的混搭，你喜不喜歡是一回事，總之，眼前是沙泥俱下、百花齊放。

司儀不司儀，不過是這大河淘沙中的一朵小浪花。

你張口說的都是方言

常聽說歐洲人的語言能力很強，普遍能掌握幾種語言。當中其實有個秘密：怎麼算是一種語言?

歐洲各國的語言基本上屬於世界最大的語系印歐語系，其中英語、德語、荷蘭語和北歐(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各主要語言都屬印歐語系中的日耳曼語族。法語雖屬拉丁語族，但與英語、德語有很高相似度，是大家都知道的。彼此最相似的，可能是瑞典語、挪威語、丹麥語。三個國家的總人口只有二千萬多一點，與香港加深圳差不多。

瑞典、挪威接壤，語言更相近，與丹麥相隔了一個小小的海峽，差別大一點。據說相互看對方的文字，可了解七八成；談話溝通就較難。接觸多了，就不難掌握彼此的語言。

三個語言之間是怎麼的關係? 語言?外語? 方言? 為免爭拗，有人稱之為「相鄰語言」（Neighbour languages）。一旦自立為國，人們會不甘於讓自己的語言視為對方的方言，認為有損國家、民族尊嚴，而要自認為一門獨立的語言。

馬來西亞的馬來語(Bahasa Melayu）與印尼語(Bahasa Indonesia)，也是這樣的關係。根據馬來西亞、印尼和文萊共同的默契，大家的語言都是以通行於馬來西亞柔佛州及印尼廖內—林加群島的廖內馬來語作為標準語的語言，屬於南島語系。

基本上，使用馬來語和印尼語的人可以彼此溝通，只是在書寫系統的拼音和語彙上有些差異，可以類比為英式英語和美式英語。造成差別的原因之一，是馬來西亞曾經受英國統治，馬來文拼寫系統由英國人開發。印尼則曾受荷屬東印度公司統治，從爪哇語和荷蘭語中汲取了不少詞彙。

印尼戰後獨立以後，使用某種形式的馬來語作為官方語言，但稱之為 Bahasa Indonesia （印尼語）。文萊和新加坡使用的馬來語則被簡單稱為 Malay （馬來語）或者是 Bahasa Melayu。Bahasa 是語言之意，南島語慣於把定語如 Melayu、 Indonesia 放在名詞之後。 粵人說雞公、雞乸、鬼佬、鬼婆疑是早年與南島語系語言融合的痕跡。

1972年，印尼政府推出以馬來文拼寫系統為標準的精確拼音（Ejaan Yang Disempurnakan），印尼語與馬來語書面文字接近了不少。

可見，印尼語與馬來語各自成為一種語言，其實是基於政治原因，而不是語言學考慮。

菲律賓的國語是他加祿語，也屬南島語系，與馬來語、印尼語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它當然也自稱是一種語言，是菲律賓語。

語言學家因此說：有軍隊做後盾的方言就是語言。

自認為民族構成單純的島國日本，也有由地理阻隔而形成的方言問題。直到上個世紀初，不少東京居民還聽不懂大阪居民說的話，大阪人又聽不懂北海道人說的話，諸如此類。隨着留聲機、電台、電視普及，出現了標準口音日語，方言隔閡才逐步打破。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東京的口音的方言成為日本的「普通話」。

一個地方的語言以地方中心城市的口音為標準，是自然而然的事，如倫敦之於英語，巴黎之於法語等。東京日語、倫敦英語、巴黎法語其實不過是方言，但分別代表日語、英語、法語。所以說，語言不過是個抽象的概念，人們張口說的其實都是方言。

清潔能源成本持續下降之下

哈佛大學專門研究環境經濟學的 Martin Weitzman 教授有一個著名觀點 ，就是石油以外的替代能源成本總要比石油貴兩成，不管油價怎麼升降。人稱之為 Weitzman’s Law (韋茨曼法則) 。這在很長時間裡「顛撲不破」，直到二零零九年，即二零零八年國際金融海嘯帶來重大衝擊之後。

此後，隨着綠色能源技術和生產能力快速發展，特別是中國的突飛猛進，太陽能、風能等清潔能源的生產成本大幅下降，長期持續。

瑞典皇家理工學院一個團隊二零一九年發現，中國344個城市的工商業太陽能光伏系統能夠以低於電網供電的成本發電；其中22%城市並網太陽能發電系統的發電成本也低於煤電。

這個趨勢持續不斷。英國牛津大學新經濟思維研究所調查了太陽能、海上風能等50多種技術的發展，今年(二零二一年)九月發表研究報告說，過去對能源成本的預測，一直低估可再生能源成本未來會多麼便宜；報告預測可再生能源成本會繼續下降，儘管某些清潔能源技術方案已經成熟，成本下降的趨勢可能放緩。

在這個大背景下，太陽能、風能在中國能源總量中的增長速度最快，總量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十幾年前，中國的清潔能源只佔總能源的1%左右，如今已接近10%。這比例不算高，專家認為比較合理的能源結構是太陽能、風能上升到30%，煤降到30%，油氣佔30%。

中國近年陸續就減碳等向國人和國際作出了承諾，也提出了具體規劃，環境迅速向綠色生活轉化的成效有目共睹。香港目前無法與內地通關，但港人抬頭望遠，也可以從能見度的改善中發現變化。

聯合國氣候峰會正在英國格拉斯哥舉行。這讓我想起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的一次相同峰會上，溫家寶總理向世界承諾：「中國政府確定減緩溫室氣體排放的目標是中國根據國情採取的自主行動，是對中國人民和全人類負責的，不附加任何條件，不與任何國家的減排目標掛鉤。我們言必信、行必果，無論本次會議達成什麼成果，都將堅定不移地為實現、甚至超過這個目標而努力。」

簡單來說，中國一切改善環境的努力，完全是為了中國人民和人類的長遠福祉，沒有其他政治操弄的目的； 不管其他國家怎麼做，中國都會做好自己的本分，讓中國人民過上好山好水的好日子。

其他國家在這方面的心思、計算就多了。以美國為例，幾十年來，美國擔心全球的油氣用完耗盡，所以視美國境內的油氣為戰略儲備，不允許隨意開發。現在時移勢易，根據美國的減碳承諾時間表，這些巨大的資本利益可能永久封存在地下。代表石油資本的團體、政客、政黨自然反對，兩黨對立，爭吵激烈。即使普通民眾，大手大腳慣了，面對綠色生活也有不少牴觸。

美國為什麼對新疆指手劃腳起來了?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相信與新疆是中國重要的太陽能產器基地有關。

香港疫情：有多放緩? 有多嚴竣?

香港已多少天沒有本地新冠個案了? 我花了一些時間上網搜尋，竟然不得要領。總之，大家的印象是，香港的疫情快要過去，情況接近正常了。身邊很多朋友關心的是，幾時可以通關?

我一直對於此不敢樂觀。一年多以來，一直就此潑冷水。有本港專家最近說二月有希望；《華爾街日報》日前則引述內地消息靈通人士的看法說，可能還要等一年。

明年二月，內地會很忙碌。二月一日是農曆新年大年初一；四日(年初四)，北京冬奧開幕，直至二十日。冬奧將是當時中國的頭等大事，由於疫情嚴竣，將採取閉環式管理措施，不對境外售票。但一定的國際人流流量少不了。這時正好是春運高峰期，當局對疫情防控勢必更緊。會在這時候給香港「網開一面」嗎? 

在香港，我們覺得疫情大為援和了。限制措制放鬆了一些，限制還是存在的，但一起飲茶吃飲的人數幾乎有如完全開放了。食肆經營者與顧客對仍存的管制似乎已孰視無睹。唯一還得到公眾自覺遵守的，可能是佩戴口罩。

但從內地看來，香港應屬高危之地。香港本地個案看似「清零」，但輸入個案無日無之，又有不少進出本港可獲轄免的群組，對外的防疫網存在不少明顯漏洞。

從確診數字看，香港實難令人安心。

騰訊新聞的中國「疫情實時追蹤」統計有個包括港澳台的「中國疫情表」，其中累計數字一闌，達五位數的只有湖北、台灣、香港，以香港12 346 例最低。誰都知道三者也以香港的人口最少。湖北有人口 5850 萬(二零一五年)，差不多是香港的八倍。湖北在去年新冠疫情中受重創之慘烈，中國人都印象深刻，一年多下來 68 309人染病。可是按人口比例計算，香港的疫情相當如湖北有近十萬人染病，嚴重過湖北不少。

在上述表列中，若按染病人口比例排序，香港應高居全國第一位。

當然，若把湖北的省會武漢單列又不一樣了。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武漢二零二零年常住人口有一千二百多萬； 最新的新冠病例統計為 50 380，這就相當於香港有三萬一千多人染病了，比香港的實際情況嚴重得多。

各國、各地的人口基數不同，難以絕對數字作比較。牛津大學的Our World in Data 有個各國每百萬人口確診病例的地圖，各國疫情嚴重程度用顏色深淺表明。英國很刺眼，高達598.4；這不算驚人，立陶宛高到 1090,34。相對之下，正在舉行 G20首腦會的意大利的72.84 就很不錯了。中國則是其中最大的一片淨土，每百萬人口只有 0.02 個確診病例。

全國現已接種新冠病毒疫苗22.7億劑次，每一百人接種 157.6劑，接種率到年底可望達到80%以上。但「外面風大雨大」，14 億人口的中國容不得半點檞怠。

面對新冠： 兒童的風險

人們都知道，面對新冠病毒，年長者較脆弱，年輕人抵抗力較強。

可是從傳播鏈角度去看是另一回事。

美國附屬哈佛大學的麻省總醫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MGH) 的最新研究確認，兒童新冠病毒感染者的病毒載量與正在留醫的成年感染者相同。由於大部分兒童受到感染後都沒有病徵狀或者徵狀輕微，卻讓人誤以為兒童即使染病了，不特別危險，傳染力也較弱。

由於疫苗試製時的臨床測試先以成年人為對象，對兒童的安全測試遲了很多，疫苗接種直到最近才逐步向青少年和兒童推廣。這成為病毒傳播鏈中巨大的隐患。

同時，這個年齡人群的核酸測試也有巨大空白。美國疫控中心說：「由於測試優先面向成年人和高危人群，而對兒童缺乏廣泛的測試，所以不知道兒童受新冠病毒感染的真實情況。」

MGH 檢驗了110 名出生兩周到 21 歲新冠病人的呼吸道分泌物，發現有徵狀或無徵狀患者都在感染初期就出現高水平的病毒載量。

這意味着，在新冠病毒不斷變異之下，受感染兒童可能成為新變種病毒變異的潛在「儲存宿主」(reservoir)，也成為現存變異病毒的隐性傳播者。

MGH 十月十四日發表了有關新聞稿，研究數據已在《傳染病學報》(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發表。

這其實不算是新發現，只是最新的研究數據。

據《自然醫藥》(Nature Medicine)上一份關於不同年 組別人群感染新冠病毒後的臨床表現研究報告，70歲以上人群出現臨床徵狀的佔 69%（由57-82%），而10 至 19 歲人群只有 21%。 

據香港的統計資料，不同年齡組群的新病冠病毒感染病人的死亡率差異很大，零至 19 歲組別為0%，80 歲以上達到 27%。感染者中的無徵狀感染者比例是另一情況：0-9 歲組別為 44%， 10-19 歲別為40%，即每十個感染者至少有四個沒有徵狀。比例隨年齡上升而下降，60-69歲是21%。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早在疫情初期的二零二零年四月，進行過一次本港隐性感染者的研究調查，今年五月發表的研究結果推算，香港約有二萬名未被發現的新冠病毒隱性感染患者，佔全港人口約0.3%，即每 333 人中有一個。

要注意，招募參與測試的 4,198 人都是18歲以上的成年人，也就是說對無徵狀患者比例最高的 18歲以下人群的情況無所知。

北半球又進入流感高峰季節，歐洲已出現新一波新冠疫情的不祥徵象。香港雖然已有 68.3%人口接種第一針疫苗，65.4%已接種兩針，接近群體免疫的安全線，但仍難讓人安心。

時間增值與北部都會區

從上水北望深圳

時間這東西，永遠讓人着迷。它與長度、質量、溫度、電流、光、質量並列為物理量的七個基本單位，而在七者中最虛無，摸不着，猜不透，能讓人迷失，「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現代宇宙學理論認為宇宙大爆炸「之前」是沒有時間的。時間在一聲巨響下啟動了，就永遠向前，增量總是正數。若為負數，那就是時間倒流了，至今屬於科幻範疇的事。

可是歲月的痕跡隨處可見。時間的正數可以讓人容顏衰老，也可以演化為財富，精神的正數。地下文物，埋藏千百年之後一旦重新面世，不管當年多麼庸俗平凡，都變得珍稀矝貴，價值不斐。

關鍵是，能不能耐得住被埋藏千百載的孤寂，又能保存完好無缺。這樣的黑暗塵封，多數是被動的，是無可選擇下的無奈悲哀。

秦始皇陵墓周圍封土下默默陣列二千多年的兵馬俑，假若有知，今天面對每日萬千遊人的讚嘆，會是滿懷自豪還是心中淌淚? 

時間這飄渺的物理量，在這裡一下子可以捉摸了，甚至能夠用金錢來衡量。「升值」很大程度上是時間值，或時間帶來的各種發酵。

這樣的價值其實是犧牲帶來的，就是甘於默默地埋藏起來，不求發展變化，任由時光流逝，不期待重見光明。但只要機會來臨，那就贏了，是貨真價實的「躺贏」。

這樣的實例太多，從可置股掌之上的小小文物，到大片大片的世界歷史物質文化遺產。

與香港一海之隔的澳門是個好例子。它的核心舊城區整個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歷史城區以廣場和街道相連，有 22座建築和八個廣場前地，被譽為全人類的珍貴文化瑰寶。這不是虛名，而是每年能為澳門帶來難以計數收入的寶貴資源，是澳門人均生產總值比香港還高的重要因素之一。

上海外灘是另一個好例子，西洋建築物鱗次櫛比的黃浦江西岸，今天是上海最亮麗的名片。

可是曾幾何時，澳門舊城區和上海外灘都破落得叫人心酸，彷彿是被時代步伐遺棄的破廢牛車。

當日的停滯不前，不管是無力發展還有不肯作為，回頭去看，都變成了時間投資。一旦時機到來，只要你沒有破罐破摔而碎為敗瓦，就有可能飛上枝頭。

內地很多偏僻山區的古村落，本來只剩下沒幾個留守老人，今天卻紛紛火紅起來了，古舊村屋搖身變為時尚民宿，城市居民周未逃避萬丈紅塵，紛紛利用便捷交通往訪。

香港近日提出的北部都會區計劃，因而很讓人憧憬。新界北部長期屬禁區，百十年來，與任何經濟發展無緣。也正因為這樣，那裡有大片接近原生態的自然保護區。在新的發展理念下，這些保護區會成為新都會區的構成特點，宜居、宜業、宜遊。

今天，那裡大部分仍為荒山野嶺；希望他朝能以新姿態與深圳河北岸的繁華互相輝映。

香港最好的季節到來

重陽節假期，新開放的炮台山東岸公園

秋分過後，香港的燠熱開始收斂。秋分過了不到一個月，早上走到陽台，已覺秋涼襲人，得披衣禦風了。難怪有六點就得起來的朋友發訊息說，感受到了秋意。

香港屬亞熱帶氣侯，春天多雨。到夏天，雨來風也來，陽光又毒辣。入夏後的香港其實是挺美麗的，南來的海風送來藍天白雲，讓人心曠神怡。若不習慣這時的酷熱濕膩，可真不好受，除了歐洲那些對陽光有遺傳渴求的白人。

介紹香港天氣的資料都說，十一、十二月是香港最好的季節。這時，太陽的直射移到赤度以南去了。近日，黃昏時分從我家往西眺望，距離天文台預告的日落時間還有差不多半小時，威力已減的太陽就落到太平山背後去。東北季侯風清清爽爽，是所謂「金風送爽」了。這預告香港一年中最好的季節到來。

好，是因為日子多風和日麗，氣爽天高。

香港的春冬季節多霧霾，能見度低，從十二月到翌年的四月最迷茫。奇怪是，據香港天文台的每月低能見度平均時數表 (1991 - 2020 )，十一月的低能見度時數不但比之前的十月低很多，也比九月低。

或許，北方混濁的冷空氣要到十二月才大舉南下，十一月的香港不冷不熱，不乾不濕，正好「南北和」。如果說香港的十一、十二月的天氣最好，其中十一月比十二月更好。

留意觀察會發覺，香港景色近年日益清新，因為視野、能見度提升了。天文台全年低能見度時數表的曲線，從一九六八年到二零零四年由緩到急上升，然後急遽下滑。去年(二零二零年)的低能度時數為 346，低到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水平，比從一九七一年起每個30年的平均時數都低。去年六、七月還錄得零時數紀錄。

香港1969至2020年各年低能見度時數

這與去年的新冠疫情有關，內地大量工廠停工停產，空氣一下子清新起來了。去年全球普遍出現這樣的環境亮點。不過從圖表可以見到，這也是低能見度大幅改善這大趨勢的延續。

低能見度時數曲線變化，從一個側面印證了內地改革開放以來的迅速發展。經濟發展初期是粗放式的，不顧或者少顧發展造成的環境破壞，例如對大氣的污染排放。這到中國二零零一年入世後達到頂峰。「先發展、後整治」的模式此後開始扭轉，進而定出「綠水青山才是金山銀山」的國策。

中國政制的一個最大特點是，只要認準了方向，沒有達不到的目標。內地環境的迅速改善，在香港抬頭就可得見。如被困在石屎森林裡，視野局限，不妨搜尋一下天文台的數據，它不騙人。

如果可以的話，到行山徑、到海邊走走吧。十一月是最好的行山月份。至於海邊，政府近年重視起海濱長廊建設起來了，一段一段的建，再一段一段連接起來。我家附近最近就多了個「炮台山東岸公園」，有一段直伸展到維港中去的親水堤壩。重陽節那天，堤壩上人潮，擠過旺角。

香港人，幾時能走出去?

伸進維港的新地標

從海演公園西望 

我家附近海濱出現了一個新的「打咭」景點，官方名稱是「東岸公園主題區（第一期）」，官方的報道還在前面加上「炮台山海濱的」定語。炮台山哪來海濱? 好些朋友弄不稱明白它的準確地點，我得配上地圖才說得明白。

它其實主要由銅鑼灣避風塘東面伸出維港的防波堤構成，加上旁邊一片海濱，是欣賞維港風光的無比優越位置。防波堤伸出海中約一百米，三面環水，北望九龍半島，西向環仔、中環一帶，東眺鯉魚門，維港最精彩的景色盡攬襟前，不論晨曦夕陽、日光夜景都可觀。上星期六第一天開放的日落時分，從家裡陽台可見，防波堤上排上幾重遊人拍友，都在拍攝正好落向港島地標IFC的秋分夕陽。

防波堤未端是地鐵的出風口

熾熱的陽光收斂到地平線下了，我才到新公園走走去。灼人的陽光給遮擋，微有秋意的海風颯颯，非常愜意。藍色的天幕上，正放射出指向蒼穹的曙暮輝，彷彿為這新公園開放助興。

公園的一項設計新猷，是防波堤上沒有圍欄，你可一步跨到以巨石壘築的堤坡上，再走幾步，可以一掬維港鹹鹹的海水。最重要的安全設施是豎立着的「水泡」。

香港的公共場所都對水有恐懼感，管理人員惟恐要為有人溺水擔責，完全沒有人們天然的「親水」概念。即使淺淺的水池，也被百般設防，攔擋惟恐不及。新公園之大膽開放在香港很新鮮，只是擔心，萬一有意外發生，輿論又會大譁了。香港不少大廈俯瞰中庭的各樓層，近年都加高了圍欄(例如中央圖書館)，是因為受到有人「跳樓」後的輿論百般壓力。

維港風光是香港一項價值無比的資產。限於以前的經濟發展程度，維港海濱長期只發揮經濟作用，用於貨船停泊、貨物起御。後來經濟發展了，沿海又大量建設高速道路。總之是，不考慮讓人靠近海邊休憩。我喜歡走路，多年來的一個願望，是能在港島沿着維港海邊東西來回暢步。

這有不少困難，例如一些地段早就被私人建築或政府部門佔領了，維港又已不准填海。我早就嘀咕，東區走廊約有兩公里是架空建在海邊的，為什麼不把橋躉凌空連接起來作為步道?

說政府不作為也不公道。剛才讀資料才知道政府為締造對行人友善環境，在推動「香港好‧易行」，鼓勵行人安步當車，包括改善港九多個商貿區的行人通道， 例如金鐘、灣仔北等地區現有行人連接系統。過去三年，有五公里的新海濱長廊落成。按計劃，到二零二八年，維港海濱走廊會由23公里增至34公里，東區走廊的板道可望二零二四年分階段完成。

香港近兩年一再受到重創，明珠蒙垢，但香港的發展沒有停步。在阿爺重藥治沉疴之下，香港在逐步恢愎元氣。剛讀到，The 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日前把香港的評級再提升到第三位。這個評級每半年一次，去年三月，香港被拋落到第六位，然後一步一步重回到前三位置。

日前登上了西九的「天際100」，得以 360度從高空細細環視維港。這真是世界奇觀，密砸砸的樓房擠在不過若干公里的天然或人造土地上，稱不上大美，但一定是大觀。這是多少人血汗辛勞的成果? 能不珍惜? 從維港海中央海平面的視角去看，則是另一番感受，看到的更多是大美的一面。

大力推薦你到從屈臣道尾走進東島海濱公園一遊，日落時分最好。

天晚路不迷，扁舟一葉歸

 

天晚路不迷  扁舟一葉歸

嫣紅遙望處  命運共安危

──晚舟終歸，21 09 2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

九一一，可心安? 可理得?

紐約的九一一恐襲會勾起人們很多回憶；20年了，回憶中又增加了相當於一代人的前後對比，有個人的，有宏觀的。

一位朋友在這次改變了世界的事件中與死神擦肩而過的經歷，最讓我印象深刻。朋友是虔誠教徒，視之為神蹟。

當天有四架客機被恐怖分子刦持，先後撞毀，包括美國航空AA11號班機、AA77號班機，和聯合航空UA175號班機、UA93號班機。AA11、UA175先後撞在紐約地標世貿中心雙子塔上，AA77撞中國防部五角大樓一角。

UA93從紐約飛往三藩市。朋友到紐約談生意，原定坐這班飛機經三藩市轉機返香港，以備休整一天，好進行已計劃好的另一項重要業務日程。

朋友在紐約給洛杉磯一位老朋友打了電話，對未能在美國一敘表示遺憾。這位老朋友老大不願意，執意一定要在洛杉磯見一面、吃頓飯。老朋友曾在環球航空(UA)工作，對改簽機票的業務非常熟悉，不管我那位朋友願意不願意，一番操作，就讓她改搭了另一班飛機，飛往洛杉磯。

UA93原定約八時起飛，卻因為延誤，直到 08:42 am 才從紐瓦克（Newark) 國際機場起飛。四分鐘之後，08:46 am，世貿雙子塔就被撞擊了； 另兩架客機接連撞向目標。UA 93 當天只搭載了37名旅客（33名正常乘客和4名劫機犯）和7名機員。到刦機者發難，恐擊的消息已通過電話傳到乘客耳中。最後，乘客合力殊死反抗，飛機未能襲擊原定的不知名目標，而在10:03am 高速墜毀在賓夕法尼亞州一片曠野上。

朋友說，事發後未及改正的乘客名單上還有她的名字。

這樣幸運，誰都想得到上天眷顧，但若想到又有多少人不受眷顧而橫死，就很難對自己的幸運心安理得了。

美國前總統小布什近日就20年前發動反恐戰爭、出兵阿富汗接受訪問，卻說對當年的快定「心安理得」。他是有一定道理的，據皮優(Pew)的民意調查，當時白宮得到六成美國成年人信任。可惜這支持率一路下滑，特朗普執政期間曾跌至 17%，最新為 24%。

我想，最心安理得的可能是當年美國國會唯一就出兵投下反對票的一位女議員。

20 年不長不短，已足以驗證為政者的戰略決定是否有利於子孫後代。在美國，白宮以反恐為名而陷入阿富汗這個「帝國墳場」的錯誤決定，使 20 年後的子孫要承受在美國有史以來最漫長戰爭中漰敗的挫折。美國好像沒有一個假想敵就過不了日子，不少人擔心白宮在策劃「對華戰爭」。在美國，這未嘗沒有一定的民意支持。《纽約時報》專欄作家托．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日前，根據阿富汗失敗的經驗，要求白宮考慮清楚對華政策，別讓子孫20年後又有悔不當初的怨恨。

維港：拍出「天空之鏡」

玻利維亞有個鹽湖，以「天空之鏡」馳名，晨昏雲霞與水中倒影構成的完美而變化萬千的畫圖，今人驚艷。由於鹽湖水淺而面積廣大，水平似鏡，倒影非常清晰，只要天上有漂亮的雲彩，必與倒影構成對稱的美麗圖案，畫圖變幻如萬花筒，讓人目眩。

其實，這樣的美景很多地方都有。玻利維亞的空中之鏡馳名世界之後，各地的「天空之鏡」景點湧現，或在海邊，或在湖岸。還有人工製造的，一些地方搭個簡陋的平台，鋪上可平滑反光的物料，就可以供遊人付費打卡，拍個某某「天空之鏡」。

還有更簡便的，不妨利用地上的水洼。選個適當角度，就能把污水洼幻變成倒映美景的「天空之鏡」。沒有水洼，可以動手造一個，拿水瓶在地上倒一灘水，利用非常便於低角度拍攝的手機就可以拍出「天空之鏡」效果來。據報道，拉薩布達拉宮之前的廣場如今常常到處一灘一灘水跡，就是遊人紛紛潑水自製的「天空之鏡」。

不便潑水也沒有問題，可用一部手機的鏡面反射出倒影，再用另一部手機或相機靠近來拍攝。用平板電腦、鏡片反射當然也可以，效果可能更好。

昨天黃昏時試拍了一下「天空之鏡」下的維港。由於角度問題，手拿著兩部手機拍攝，操作不易，效果差強人意，但仍得到一些朋友稱讚。說出拍攝方法來，可能就不過如是了，誰都能拍。

 

攝影過程的雙重享受

裁前後

由於疫情，好久沒有出門旅行了。一算，自上一次出門回家，已快兩年。旅行的一個重要內容是攝影，沒有旅行，相機差不多閑置了。

一位愛好攝影朋友說，攝影有兩重享受，一是拍攝的過程，二是「執相」的過程，就是回家後在電腦上逐張照片編輯、調整的過程。在菲林(膠片)拍攝年代，絕大多數攝影愛好者只能享受第一個過程，而且難以盡興，為的是菲林有價，每次拍攝都要精打細算過才會按下快門。只有少數攝影發燒友才會參與黑房內的沖洗、顯影、裁剪過程，為每張相做後期加工。

如今數碼攝影風行，攝影功能強大的智能手機又普及，要充分享受上述兩個拍攝過程，絕非難事了。照片的後期加工可以非常繁複，專業化程度可以很高；但若降低一點要求，簡單的調節明暗對比、裁剪並不難。這樣的加工非常必要，最近與一些朋友交流攝影構圖、裁剪等問題，更覺得這樣。

圖畫也好、照片也好，構圖很重要。繪畫中，構圖由主觀決定；攝影較受限制，但在一定範圍內可以通過變換上下、左右、前後的角度來調節，構圖仍然有很大的控制範圖，而且還可在後期加工中調整。以前黑房加工的技術、時間成本都很巨大，如今用電腦去做，不但簡單了許多，而且功能更強大。如果喜愛攝影，很值得在這方面多花點時間成本。

不過話說回來，假若每次旅行都拍攝數以千計甚至萬計的照片回來，要投入的時間成本也真巨大，花的時間比旅行還長。一位朋友愛拍廣角照片，他不用會讓照片周邊變形的廣角鏡拍攝，而是拍攝一特定景物後，再把視野內上下左右的景色都拍攝下來。回來再把中心景物周邊環境的照片拼接到主照片去，形成一張非常壯觀的大場景照片，那感覺有點像看360⁰環迴電影。可是這麼一來，花的時間成本就十分巨大了。朋友卻樂此不疲，似乎更享受後期加工的過程。

原圖

後期加工的目的其實很簡單：一，讓主體更突出； 二，構圖更符合人們的審美標準；三，光暗對比更適中。

照片都應有主體，或人或物或風景，主體要最突出，之外的都是配角。如果拍攝時沒有掌握好主體的位置，或甚至主次不分，後期就應補救。主角未必都在照片中佔據最大面積，但都應當是照片的焦點，最吸引注意力。即使是抽象的圖案，構成元素亦有主次之分，有個最能奪人眼球的地方。拍攝時眼花繚亂，未能即時明察秋毫是常見的。

構圖的格式，專家們總結出很多，能都記背下來，當然有幫助，但不見得大師們要靠這些拍出好作品來。基本的法則則是必須懂的，例如黃金比例。井字格是它的最簡化版本，還有比例上更接近1 : 1.618 這黃金比例的格線。黃金比例亦稱神聖比例，頗有點神秘色彩，應用範圍之廣 ── 或者說與事物構成之暗合 ── 遠超乎想像，音樂創作、科學實驗、軍事實戰等等都有堪稱神奇的實例。華羅庚當年推廣的優選法就是黃金比例的應用。

關於明暗對比，當年在報館看排版師傅在電腦屏幕上調試照片，很覺神奇，但摸不到準則，直到多年後自己在電腦上對着照片操作，才掌握一點， 知道為什麼說「無相不執(調整)」。

藝術是主觀的產物。數碼攝影吸引人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它加強了人的主觀能動力。可是它也有惡劣的一面： 能放任人的愛懶天性，讓人懶得想像、懶得改進。

「自作自受的失敗」

美國堪稱是最愛打仗的國家，自一七七六年建國以來的245年中，有228年在打仗，即只有 17不聞槍聲炮煙，大戰小戰從十八世紀一直打到今天。美國二零一九年的軍費預算達7160多億美元，相當於其後九個國家軍費開支的總和。阿富汗之戰結束了，美軍還在索馬里、伊拉克、敘利亞打。

前總統特朗普曾打電話給他的前輩總統卡特，請教為什麼爭不過中國；卡特說了大白話：美國老在打仗，錢都燒光了； 中國沒打仗啊。

基辛格說：阿富汗撤軍是美國 「自作自受的失敗」。

美國20年來在阿富汗花了二萬多億美元。這些錢花到哪裡去了?

八月二十一日的英國《經濟學人》刊登了Why America keeps building corrupt client states (為什麼美國老扶植腐敗的附庸政權）一文，提到其中的真正受益者，一是美國與五角大樓關係盤根錯節的軍火商；二是美國為美軍提供後勤物資、運輸的承包商，他們都會以「政治獻金」等方式回饋軍政高層。腐敗的豈止於美國扶植的的「附庸政權」? 不同的是，附庸政權的腐敗是非法的，美國的腐敗是合法的，合法腐敗的可以在光天化日下明目張膽地進行。

到阿富汗美軍基地做庫存監督員的一名尼泊爾人，講述打工的九百天經歷說，基地的所有食物都從美國空運過來，在美國能買到的應有盡有，龍蝦每天吃！美國人愛吃牛排，本來規定每周一次，每人一塊。有一次，一個剛從戰場上回來的士兵端着盤子想多拿一塊，說每次拿着這個盤子都覺得是最後一餐了。「自此之後，只要上司不說，我都不會阻止他們多拿食物。」

為什麼美國老愛自己挖個坑往裡面跳?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薩克斯接受訪問說：「首先是美國政府太無知了，美國長期以來不了解美國以外世界的歷史、地理；其次是美國社會即使並非全部人、仍有許有多人非常瞧不起其他文化。結果是(美國人)缺乏邁向成功的心志和知識，而手上偏偏拿着(武力的)『鎚子』。美國撤出阿富汗不關乎利益，沒有人會是贏家。這絕對是悲劇，是這麼愚蠢(的悲劇)。這是無知所致，美國領袖們完全沒有真正關心阿富汗人民，(美國)公眾也不關心阿富汗。只為自己，而不為相關的人着想，失敗是必然的。」

這樣的思維和心態不變下，美國再為自己挖個坑是大概率的事。概率之所以大，是美國的政治現實使然。美國已僵化的政治體制和兩極化的政治生態，使美國嚴重缺乏糾錯能力，就像一輛駕駛盤和剎車系統都失靈而高速行駛的汽車。

路透社報道「喀布爾時刻」之後華盛頓政壇的互相推卸責任的亂局，引用智庫大西洋委員會(Atlantic Council)的美國前資深外交官 Dan Fried 的話說：「互相指責(finger-pointing)是華盛頓醜劣慣技……但就這次而言，所有指責可能都錯不了。」意思是所有人都要負責。

接着下來可能是國會的連場聽證會，把20年來兩黨四位總統有關決策的誤判、蠢判都抖出來。

然而就如美國國會無數聽證會一樣，對解決問題沒有多少幫助。兩黨與白宮都在政治正確、程序正確、選情正確的羈跘下，難以根本糾錯，甚至難以讓有責任的高官問責下台。

美國前駐阿富汗、前美國國務卿高級顧問 Michael McKinley 在美國《外交事務》月刊上撰文提出「誰失去阿富汗」一問，然後自問自答：這是美國20年的錯誤、誤判和集體失敗的結果。

新中國成立後，美國有過「誰失去中國」辨論。美國今天其實更應當問的是「誰將失去中國這個世界未來最大經麡體的龐大市場?」波音執行長Dave Calhoun不久前在一個線上論壇上表示：「我們承受不起被擋在那個市場之外的後果。」美國商界類似的聲音看來會陸續有來。

美軍進出阿富汗：從對損失之心理反應去看

最後一名美軍趕在今日零時之前撤出阿富汗

美軍提前一天全部撤出了阿富汗，美國大使館等美國機構人員早就跑了，意味着美國政府完全割斷了阿富汗的正式關係。滯留的一些美國人(美國說不到二百人)相信可以另覓方法離開，至於數以萬計曾為美國賣命的阿富汗人的命運，就難測算了。

這次撤退毫無章法可言，稱得上是潰逃，丟盔棄甲。不及運走或毀滅的先進軍備緇重，數以千百億美元計，肥了塔利班和不受塔利班管轄的各地各派軍閥。近數十年來，阿富汗是孕育恐怖分子的重要溫床。美國和它的盟友在阿富汗始亂終棄，最後不作規劃、不計後果的倉促跑掉，對世界造成的禍害有多大，是個巨大問号。

在翻開新一頁之際為阿富汗之局覆盤，得事後孔明之利，可以有各種論斷。撤軍趕在「九一一」恐襲二十周年即將到來之際草草了事，就不妨重溫一下「九一一」給美國人心理造成重大創傷。

美國可以說是地球上地緣政治最優越的國家，兩大洋把美國與東和西兩個「舊世界」分隔，形成外敵難以逾越的天然屏障。美國創建時的清教徒因而自詡美國為新世界，是《馬太福音》所說的「山巔之城」(City upon a hill)；上帝不但挑選了他們去創造新世界，還許予他們領導地球上其餘國家的使命。美國自十九世紀末成為世界頭号經濟大國後，再經歷兩次把舊世界打得稀巴爛的世界大戰，儼然天下無敵，軍事大棒舞弄得得心應手。鎚子在手，什麼事情立馬都變成釘子，敲打幾下就能「搞掂」。於是有了隨時可以讓哪個不聽話的國家俯首貼耳的錯覺。

由此可以想像直取美國心臟的「九一一」襲擊對美國人心理打擊之大。  

在心理學上，得與失帶來的感受大不同。損失對人的衝擊遠遠大於獲得，無論是可以觸摸的金錢還是虛幻難觸的感情都一樣。

諾具爾經濟學得獎人 Daniel Kahneman 也是心理學家，近年以《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 )知名。他早在上世紀未就設計過這樣的實驗：假設出現某種源自亞洲的傳染病 (那時還沒有沙士和新冠肺炎)，可能造成六百人死亡；他為AB兩組受試者各設計了兩個應對方案；A1方案可能救回200人，A2 方案有⅓ 機會救回 600人，同時有⅔ 機會沒有一人能救回；B1 方案可能讓400人死亡，B2方案有⅓ 機會無人死亡，同時有⅔ 機會600 人全部死亡。

仔細對比可以知道，A1和B1方案其實是一樣的，都是200救回，400死亡； A2和B2也一樣，全部救回與全部失救的機會各佔 ⅓ 和⅔。可是表述方式不同，A從救回多少去表述，B從會死多少去表述。結果，第一組72%的人支持A1方案，第一組78%的人支持B2方案。

這說明人對損失的敏感度遠高於對獲得的敏感度。例如，你輸掉一萬元的痛苦，可能大過你贏得二萬元或更多的快樂。你對損失的反應更大之下，失戀了可能自殺，遇襲了可能不惜一切報仇雪恨，「雖遠必誅」。當年日本偷襲了珍珠港，美國傾全國之力追殺三年半，以給日本扔下兩顆原子彈告終。今天則到阿富汗犁庭掃穴20年，死傷無法計算。

「九一一」對美國的衝擊有小焉者，如紐約當時不少人頓悟到生命無常，應當 live for the day(及時行樂)，本來流行的節食、減肥一下子不吃香了，健身減肥名店 Jenny Craig 為生意迅速萎縮叫苦連天。衝擊大焉者是「愛國熱情」爆表，小布什在朝野壓倒性支持下揮軍入侵阿富汗，反恐名正言順。

如今的撤軍則招來美國以至全世界的抨擊。今天的《紐約時報》上，美國政治分析員 Ezra Klein 說： 「美國外交政策當局沉湎於我們撤出(阿富汗)所造成的損害，但是對於我們在那裡造成的傷害，沒有丁點相同的愧咎之心。我們責備自己沒做什麼，比責備自己做(錯)了什麼快多了。」這也是對損失的傷害高度敏感所致。

美國的歷次對外侵略，看不到對「山巔之城」帶來過多少榮光，而留下的夢魘卻如夕陽下長長的影子， 一直延長到黑暗中去。

從「休克療法」到「鎚子法則」

美國從阿富汗潰逃的畫面，近日每天向全球廣播，廣播看來還會持續一段時間，讓美國背信棄義、外強中乾的形象繼續貶損。這樣的事情，自戰後以來已發生過不知多少回，美國卻老是往相同的坑裡栽跟斗，不懂得吸取教訓。

看到一段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薩克斯(Jeffrey D. Sachs)就此分析的短視頻，說得言簡意賅，說到點子上了。

薩克斯名氣甚大，最讓它揚名的是經濟「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

 玻利維亞上世紀八十年代 瀕於 經濟崩潰邊沿， 一九八五年的通貨膨脹率高達    24 000%。當時才31歲的薩克斯受聘解困，大膽提出一整套極富衝擊力的經濟政策，緊縮金融財政、壓縮開支、取消補貼、放開價格、貿易自由化、貨幣貶值等等。措施震盪巨大，猶如醫學上的「休克療法」，而竟然迅速收到奇效，惡性通貨膨脹不到一周便被遏制，物價從暴漲趨於穩定。

一九九一年底蘇聯解體，俄羅斯與東歐諸國紛紛改弦易轍，經濟一片混亂，於是都依樣畫葫蘆搞起「休克療法」，卻都吃了大虧。俄羅斯GDP幾乎下跌了一半，GDP總量下降到只及美國的1/10。民生水平一落千丈，健康狀況惡化，平均壽命大減。葉利欽到一九九四年正式宣布放棄「休克療法」改革。

這場改革失敗，不知道薩克斯要負上多少亂投藥石的責任，不過他作為美國人，對美國不斷在美國之外瞎打亂撞之弊端，看來是清醒的。

他指出，美國向阿富汗投入數以萬億計美元時，應當有預期成果才對，例如有多少基建發展，以贏取當地人民的支持，可是美國投下的錢主要用於軍事。美國在阿富汗留下了什麼?醫院呢?公路呢?學校呢?提高生育安全?都看不到。於是，美國扶持的阿富汗政府得不到人民的支持，美軍一走就垮台了。

薩克斯在其他文章中指出，美國投入阿富汗的錢，用到社會民生的其實不到2%。

按美國的公開數字，20年來向阿富汗投入了二萬多億美元。這與總統拜登打算為改善美國殘破基建分十年投入的資金差不多，但資金從何而來還沒有着落。

薩克斯用愚蠢來形容美國的阿富汗政策。這政策不止進行了20年，而是40年。他的意思應是，美國軍事干涉阿富汗，其實早在一九七九年就開始了，先是支持阿富汗武裝分子反抗親蘇的政府，後來又支持反抗蘇聯的軍事佔領，扶持拉登等激進分子。

戰後以來，美國或明或暗地軍事介入他國以圖左右他國發展方向的事例多不勝數，自韓戰起遍及世界各大洲，但有幾個國家得到穩定繁榮發展?

為什麼美國老愛軍事干涉他國? 薩克斯用一句英文成語道出了其中要害：When you have a hammer in hand everything looks like a nail. 這被稱作「工具法則」，或「鎚子法則」。

美國打贏二戰後，軍力稱雄全球，軍力成為它手上最強有力的「工具」，它自然以為可以以之為所欲為。

事實一再證明這是謬見，可是美國人選出的總統都不撞南牆不回頭，這也成為「法則」了，阿富汗是不是最後的南牆? 

從西貢時刻到喀布爾時刻

左：46年前的西貢。右: 今日的喀布爾。

現實與歷史常常驚人地相似。

「直升機一架接一架 ── 有巨形的 Chinooks (CH-4，海騎士運輸直升機)和高速黑鷹直升機 ── 降落， 然後滿載乘客飛走。流彈不時在空中掠過。」這描述，以及同時配上的畫面，讓人有時光倒流的感覺，以為說的是一九七五年越南(那時叫南越)西貢(如今叫胡志明市)的美國大使館人員兵荒馬亂下倉惶潰逃的情景。

以上其實是有關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美國大使館人員撤退的報道，見於今天(美國時間八月十五日)的《紐約時報》電子版。

據最新消息，喀布爾美國大使館的星條旗已降下。

46年前已識事者當對美國丟盔棄甲敗走越南的狼狽景象會記憶深刻。即使當時未懂事，後來也應對越戰給美國以致世界帶來的創傷有所知聞。影響全球的荷里活電影和其他流行文化，有大量據此衍生的「傷痕」作品。至於這些產品產生了什麼效應，則是另一回事了。

西貢那一幕有個專名叫 Saigon Moment (西貢時刻)，是美國侵越失敗的最佳寫照。

CG-4 的巨大身影降臨喀布爾美國大使館的畫面出現之前，「西貢時刻」的畫面已在不少人的腦海中重現，並且成為向白宮發話的焦點。早在上個月，就有記者直接向總統拜登提問：西貢的一幕會在喀布爾重新上演嗎? 拜登答：「絕對不會。零(可能)。(None whatsoever. Zero.)」。

忘命逃出西貢的混亂畫面。

直到塔利班武裝入城了，總統加尼已出走，美國國務卿布肯尼仍堅稱：「這顯然不是西貢」。

西貢撤退行動當時被稱為「常風行動」(Operation Frequent Wind)，是美國最著名的一次「非戰鬥撤退行動」 (noncombatant evacuation operation，簡稱NOE)。話說「非戰鬥」，卻要動用軍機和軍隊保護。喀布爾大撤退一樣，美國此前已宣布要在本月底完成撤軍之前增派三千美軍到喀布爾，專責控制喀布爾機場，以保證撤退。美國大使館卻同時向美國僑民和有關人等公告，不要到機場，那兒混亂得很。

「喀布爾時刻」的出現，是一個重大的歷史節點，宣告了美國打得最長 ── 20年 ── 的一次戰爭以失敗告終，也是美國牽頭的軍事聯盟北約一次最大規模軍事行動以失敗告終。戰爭是美國「九一一」遇襲而發動的，駐阿富汗美軍最多時達到14萬人，造成軍人平民死傷無數，美國虛耗二萬多億美元。美國堅稱戰事是成功的，因為推翻了當時的塔利班政府，曾經建立「民主」政權。可是最後被塔利班趕走，該從何說起?

美軍師老無功，失道寡助，敗走的必然的。白宮說這是積極的戰略調整，以便集中力量對付中國。

── 阿富汗、塔利班都打不過，轉過身來能打中國、中國人民解放軍? 這是什麼邏輯? 什麼戰略? 

奧運會競賽背後的西方話語權

歐洲沙灘手球錦標賽，挪威女子隊(紅衣)穿短褲出場

東京奧運昨天閉幕，中美競爭的最大懸念也有了結果，美國終於在最後一天在金牌數上超過了中國，中國沒能達到在海外奧運會上戰勝美國的願望。中國能把優勢保持到最後一天，而且把差距拉近到一塊金牌，已非常難得。畢竟，美國一向是奧運會的最大贏家。從發展趨勢來看，中國憑着中國速度有一天迎頭趕上，則是大概率的事情。或許，中國為此得加大在奧運會上的話語權。

奧運會起源自歐洲，原始的奧運會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現代奧運會也是在歐洲開始的。西方因而在奧運會比賽規則、比賽項目等設置上都有強大的話語權。你是後來參與者，不能參與制定規則，只能按原有規則辦事。

第一屆現代夏季奧運會一八九六年在希臘舉行時，設有游泳、自行車、體操、摔跤、田徑、擊劍、射擊、網球、舉重九個大項，共43個小項，其中田徑的小項最多，有12項，很有歐洲特色

比賽項目不斷增加。到剛結束的東京奧運會，比賽大項增到33個，小項增至339個。增加的項目有源自歐洲以外的，如柔道、跆拳道、空手道，但主要仍是起源於西方，如攀石、欖球、滑板、滑浪、帆船、手球、鐵人三項、哥爾夫球等。即使起源不限於西方，遊戲規則也是西方的。奧運在英語叫 Olympic Games，直譯是「奧林匹克遊戲」。實際上，競賽「點止遊戲咁簡單」。它關乎參與單位的榮辱，以至商業利益。內地有評論指出，本屆奧運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運動員空前地享受比賽，心態比以前輕鬆得多了。這的確可以從一些細節中見到，中外運動員皆然。不過整體而言，輸贏仍是壓倒性地重要。全力爭勝，本來就是這「遊戲」的一部分。

在西方主導之下，奧運會一向以西方為大贏家。它的舉辦地點，一直到一九六四年才第一次離開歐美，轉移到亞洲的東京。以「脫亞入歐」為榮的日本本來一九四零年就有這樣的機會，卻因為日本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而「親手」把這機會摧毀了。或許，不斷打仗也是歐洲的傳統，而奧運會可理解為各希臘在不斷戰爭中渴求和平的產物。

如果把一九六八年繼日本後舉辦了奧運會的墨西哥歸納為西方一員，把一九八八年也舉辦了奧運會的的韓國視為美國勢力範圍的話，奧運會其實要到二零零八年的北京奧運會，才第一次在西方之外的獨立國家舉行。

可是整個奧運會仍處處見到西方文化──從傳統到現代──的主導。譬如着裝。馬術比賽，一定要嚴格按照規定穿戴西方貴族色彩的衣飾，連馬匹的裝扮也不可輕忽。你當然不能以中國楊家將或蒙古武士的打扮騎馬出場。

現代奧運會開始舉辦時，女運動員的衣着非常嚴密，反映當時歐洲社會風氣之保守。可是百年風雨刮走了女性累贅的裙衩，如今反以暴露水性身體曲線是尚，三點式堂而皇之登場，一些項目甚至規定為標準着裝。剛讀到：今年七月在保加利亞舉行的歐洲沙灘手球錦標賽，挪威女子手球隊因為拒絕穿比基尼褲而改穿短褲比賽，被罰款1500歐元。

罰單明明白白寫着：該隊因服裝不當(improper clothing)，屁股遮蓋物超過十平方厘米被罰款每人150歐元，共計1500歐元。

奧運會沒有沙灘手球，但有沙灘排球。女子選手着裝也清一色是比堅尼。至於有沒有「屁股遮蓋物不得超過十平方厘米」的規定則不知道。相關的規定，必也是西方話語權下的產物。

諷刺的是，本屆奧運會高舉男女平等的圭皋，連開幕式持旗手也規定要一男一女。

類似的規則都是所謂「國際規則」，你要參與「遊戲」就得遵守。中國參與了，也遵守了，而成績斐然，故更加難能可貴。

東京奧運：吉兇莫測

東京每日確診人數

東京奧運在所有人忐忑不安之下舉行。直至上星期五(七月二十三日)晚上奧運開幕式展開的一刻，還不敢肯定「東京奧運 2020」延期一年之後可以成功舉行，因為直到此前，仍有消息說不排除東奧在最後一刻宣布取消的可能。

國際奧委會與日本政府都不願意發展到停辦的一步，因為代價太大了，於是在不斷猶豫下，還是不惜代價地讓奧運展開。要付出多大代價還不知道，肯定的是，經濟的代價巨大，對日本政府而言還有政治上的代價。

舉辦奧運會可為主辦城市和國家帶來難以計量的好處，如振興經濟、激勵民心、贏得聲譽等。奧運會以舉辦城市命名，奧運會那一年常常成為主辦城市以至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分水嶺。舉辦城市和國家為了奧運會付出的巨大努力，能把經濟和社會發展推上新台階。北京奧運是很好的例子。

一九六四年東京奧運對日本的意義可能更巨大。東京奧運會是奧運會第一次移師到亞洲舉行。當時，日本經過十九年的埋頭苦幹，正從第二世界大戰的挫敗、破壞中恢復過來。日本政府亟希望通過奧運會推動日本更上一層樓，同時推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以期提高日本人的生活水平。回過頭去看，日本藉此機遇完成了大量推進此後高速發展的基礎建設，新幹線等是標誌性的成就。由此形成的「奧林匹克景氣」，推動日本迅速成長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富到差點兒「買下美國」。

對於新東京奧運，日本朝野都曾寄予厚望。最大的希望，是把日本從一個又一個「迷失的十年」泥沼中拖拉出來，借機推動高新科技的應用和相關品牌向國際進軍，複製另一個「奧林匹克景氣」。日本曾估算，新東奧可帶來近三萬億日圓（二千多億港元）的收益。

可是歷屆奧運會顯示，奧運會很可能因為基建大量超支而造成巨大財政赤字，甚至成為債務黑 洞。有研究發現，一九六零年以來每屆奧運平均超支多達172%。近年，國際間不少人已對奧運會規模越來越巨大有所質疑，各大城市和國家爭辦奧運會的熱情減退了不小。

新東奧避免了取消舉行的最壞演變，但籌備延長一年，計劃外的支出成本激增，經濟損失仍然大得難以想像。研究奧運經濟的美國運動經濟學家Victor Matheson六月時估計，新東奧將面臨50億美元（約388億港元）的損失。疫情發生新一波惡化後，日本國民與企業對東奧的支持熱情都大幅減退，只有政府騎處難下，苦苦支撐。據今天(七月二十七日)下午的最新消息，日本東京都一天新增2848例新冠確診病例，創下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單日新增病例記錄。日本廣播協會（NHK）認為，如今已「無法阻止疫情急速惡化的現狀」。

日本除了一九六四年舉辦過夏季奧運會，還在一九七二年、一九九八年舉辦過冬季奧運會。三次有一點相同：首相之後不久就下台。今年下半年，日本國會眾議院和執政自民黨總裁都會舉行選舉，首相菅義偉能否連任難料。

今年的東京奧運年，不知道還會有多少意想不到的情況發生。

方塊字： 直寫? 橫寫? 左起? 右起?

 一位朋友囑寫「天道酬勤」四字以自勵，說是要裝裱成卷軸，橫寫直寫隨我。漢字書法，直寫較適宜； 橫寫則有點麻煩。索性橫直都寫了，讓朋友自己選擇。

傳統上，中文書寫慣於由上而下直寫，古書都直排，由右到左排列。廟堂上的楹聯一定是上聯在右，下聯在左。橫寫橫排的，多限於廟堂的橫匾、碑刻上的額首等，都為了與直排一致，由右寫到左。中文是方塊字，從閱讀角度，由右到左，由左到右，分別不大。從寫的角度就不一樣。

中文字的書寫，由上或左
上開始，先橫後直，一筆一筆向右下角寫去。最後一筆多數落在右下方或正下方，也有個別結束在右上角的，多為一點(如「戰」字)。接續寫下去，從下一個的左上角或正上方落筆，自然流暢。寫的若是行書或草書，上一字的最後一筆，可筆斷意連或牽絲到下一字去。

橫寫就不行了。傳統上，中文書法較少橫寫，應是橫寫不順有關。

中文右起橫寫，前一個字由左上角寫到右下角完筆，下一個字要逆着書寫方向，移到左邊下一個字的位置，再從左上角起筆，走筆的前方有前一字擋着，展毫難免受限。前一字最後一筆，與下一字第一筆，是兩個字之間最遠的距離。寫的是楷、隸、篆書，字字方整，問題不大，行或草就不順了。

中文若要橫寫，自是與由左到右的筆序規律一致才合理。這樣前一字最後一筆連接到下一字的起筆，距離是一個方塊字的高度，與直寫的情況相似，但寫起來不及直寫順暢，因為方塊字的筆劃走勢向下，便於向下連接；橫寫時，前一字寫完了，卻要向上移筆寫下一字，與筆劃的自然走向逆反。

其實，中文書寫，由右向左是有違自然的。你右手執筆寫字，手得不斷壓到剛寫好的一行字蹟上去寫下一行，這是很形象的「踏着前人的腳步前進」。若小時候用毛筆或墨水筆寫過字，多有過執筆之手或衣袖被墨水弄污、把墨涔未乾的筆蹟揩得一片糊塗的「童年陰影」。 

為什麼有這樣的傳統? 改為由左到右寫不行嗎? 

其實，若用硬筆去寫，大家都一定由左寫到右，這不是受洋文書寫的影響，而是因為合乎自然規律，一個獨立的方塊字就是這樣寫的。「一」字不就由左寫到右嗎?香港的報紙以前都是直排的，由右排到左。標題有時橫排，也必右起。後來，逐漸改為橫排了，一律都左起； 一旦中英夾雜，排字方向一致。

直排的話，沒有由左到右的。這傳統可能在竹簡作書的年代形成。中國人絕大多數用右手執刀或執筆，竹簡成冊(「冊」字就是象竹簡之形而成)，要展書展讀，自是以左手去展開，與管書管刻的右手分工，而寫字或刻字都以由上而下為方便。

這一說有一定道理，但是無法解釋為什麼更早之前的金文(鐘鼎文)、石鼓文絕大部分都直行由右到左。革骨文直排，左起右起都不鮮見。

這或許可以視為「路徑依賴」理論的例子。如今的卷軸都是由右向左展開的，與展開竹冊一樣。這樣裝裱的一幅字，直排的會從頭展開，橫排的要從頭展開就必須由右寫到左才行，否則就要由尾看起了。

考慮到這一點，橫寫的「天道酬勤」就只好由右寫到左了。

英格蘭解封，所為何來

每百萬人之日確診人數

英國的英格蘭今天解封大部分防疫限制，輿論稱之為「自由日」(Freedom Day)。首相約翰遜卻因為與證實染疫的衛生大臣開過會而必須居家隔離，財政大臣的命運相同。約翰遜對解封鐵了心，揚言： 「此時不解封，更待何時?」(If we don’t do it now we’ve got to ask ourselves, when will we ever do it?)

不過對外人來說，好奇的是： 「此時解封，所為何來?」

英國(聯合王國)不大，人口六千六百餘萬，在全世界排第22位； 放到中國，只相當於一個中等省分，可排第八位，位列湖南之後，而不及約有七千萬人口的大灣區。可是在世界新冠疫情中，英國名列前茅，累計確診人數位居美、印(度)、巴(西)、法、俄、土之後居第七位，死亡人數亦居第七。以每百萬人口確診人數計算，英國高踞第四，排列為美、巴、法之後。

值得注意的是近日變種病毒、特別是 Delta 病毒造成的疫情反彈。英國是 Delta 病毒從印度向全世界擴散的跳板，疫情反彈也最兇猛。七月十八日，即英格蘭解封的前夕，英國 48,161 人確診，即每百萬人有 665人確診，在各疫情大國中絕對「超班」，遠遠領先第二位巴西的192 人。

人口差不多的大灣區假若一日有近五萬人確診，「仲成世界」? 直不敢想像。

還未解封呢，已夠自由了

英國的防疫也有值得驕傲的地方，就是成年人口有 87% 起碼接種了一針疫苗，接種了兩針的有68%，是世界接種疫苗比例的最高的國家之一，高於歐洲各國。疫苗在英國似乎對減少確診幫助有限，對減少重症和死亡則非常有效，英國的日死亡人數已從年初最高峰的一千八百多人下降到四十上下。這大概就是約翰遜堅決解封英格蘭的底氣所在。

解封其實是英國這樣一個以消費為中心的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國家不得不已之事。這樣的國家不鼓勵儲蓄，甚至視國民「過度儲蓄」有害長遠經濟發展，而鼓勵國民借貸消費，國家經濟則依賴借貸消費。

英國政府自疫情伊始即不敢果斷與疫情對抗，對封城禁足三心兩意，手足無措，稍有好轉就急不及待解封以恢復市場活力，一再折騰。英國埃克塞特大學副教授殷之光去年目睹這亂象，曾為文指出： 「我們可以看到，所有過度依賴借貸消費的國家均或多或少地對疫情採取了放任的態度。」

殷之光認為，英國製造虛假的安全氣氛，鼓勵民眾恢復流動，恢復市場信心，恢復企業現金流，與其說是為了保護經濟，不如說是近30年經濟政策的直接後果；這種重借貸消費、輕再生產投資的「吃人」式經濟模式同樣也摧毀了歐洲戰後福利國家的制度根基。另一方面，各國對公共服務部門的投入卻顯得半心半意。英國曾引以為傲的國民醫療保險制度(NHS)在不斷私有化下正日益衰敗。

在美英四十年來向全球大力推動新自由主義下，放任市場經濟模式不但讓美英，亦讓以西方馬首是瞻的經濟體吃夠苦頭。新冠一役能讓人清醒一些嗎? 未必，英國人就不能從實踐中汲取教訓。

是快樂?是幸福?

疫情後，中人快樂/幸福感爆燈，上升11%

「幸福」在中文是常用詞，誰都會瑯瑯上口，常與「生活」連用。生活幸福，是最美好的祝願。可是幸福是什麼，卻有點玄虛，不易捉摸。

到了年終，在香港誰都會隨便來一句「聖誕快樂，新年幸福」；可是沒有誰會說「聖延幸福」的，新年倒是既可以「幸福」，也可以「快樂」。「幸福」與「快樂」顯然不一樣。不久前的端午，網上一再收到「可以祝『端午快樂』嗎?」的答問，答案是宜說「端午安康」，不宜祝「端午快樂」，說「端午幸福」就更不像話了。

可是翻譯到英文，「幸福」與「快樂」一般都是 happy 或 happiness。兩字一般理解都是快樂，或愉快、高興，儘管也有幸福之意，live a happy life 就是「過上幸福生活」。

中文的「幸福」卻不等同「快樂」。台灣的《教育部國語辭典》定義之為「 平安吉祥，順遂圓滿」，解釋充滿中國文化味道，事實上中文古書不乏「幸福」用例。韓愈諫迎佛骨，《新唐書》有載云：「韓愈指言其弊，帝怒，竄愈瀕死，憲(宗)亦弗獲天年。幸福而禍，無亦左乎！」

《新華字典》則說， 幸福是「個人由於理想的實現或接近而引起的一種內心滿足。」

把「幸福」上升到人類情感、心理的層次去理解，是「指一個人得到滿足而產生的喜悅，並希望一直保持現狀的心理情緒，並不與快樂、滿足、方便劃等號。」對「幸福」的詮釋涉及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文化學等多個學科。相比之下，快樂是短暫的、淺層次的。人們都追求快樂，若能把快樂轉化為深遠的滿足感和持久的幸福感，更有益，更有價值。

幸福又往往是從不幸之中得到解脫，前後形成對比之後的強烈感覺。新冠大流行已造成近全球近二億人染疾、逾四百萬人死亡，對全世界造成重大打擊。法國數據調查公司 Ipsos 去年七、八月對27個國家約二萬成年人進行了年度 Level of Happiness (快樂/幸福感水平)調查，發現感到很快樂/頗快樂的佔63%，只比疫情前的二零一九年下降一個百分點，比人們預期的變化小。

這個指數自二零一一年到二零二零年持續下降了14%，疫情大流行之年僅下降1%，似乎顯示人們從其他方面得到了心理補償，例如不用上班、工作時間有彈性等等。人們追求的不僅是一時的快樂。

感覺最快樂/幸福的國家是中國，達 93%，上升11%。中國在疫情中完勝所有國家、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的表現，讓所有中國人前所未有地發現了自已國家社會制度和管治能力的優越性，不管是快樂感還是幸福感都自然油然而生。

「快樂」在英語還可以說 eudaimonia (或 eudemonia)，源自希臘語，譯作英文是 happy。但據後人記錄的帕拉圖語錄，它的意思是： The good composed of all goods; an ability which suffices for living well; perfection in respect of virtue; resources sufficient for a living creature，可說是物資生活美滿、精神生活高尚的綜合，意思較近於中文的「幸福」而高於「快樂」。

「他為人民謀幸福」是中國人最熟悉的一句歌詞，所謀的當然不僅是快樂。全球有不同的「快樂指數」評比，居首的不是窮國就是小國。偌大的中國，謀的則是幸福。

三色國旗代表的過去、現在、未來

阿富汗國旗

接着一段日子，可能經常見到這面黑、紅、綠的三色國旗。為的是美國將從阿富汗撤軍，這面代表「阿富汗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的國旗將向着新的未來飄揚。就這國旗的意義而言，未來是綠色的，伊斯蘭的顏色。

阿富汗有過輝煌的過去，但千百年戰亂不斷。這面三色國旗是二零一三年才使用的：黑色象徵過去被列強凌辱的時代，紅色象徵人民的苦難和聖戰之流血，綠色象徵走向伊斯蘭的未來繁榮。

阿富汗的地理區位置究竟屬於西亞、中亞、南亞還是中東，頗難界定，專家之間各有觀點。它其實位於西亞、南亞、中亞的交匯處，甚至可視之為西方連接東方之地，總之是東西南北的交通要衝，地理位置重要。歷史上「絲綢之路」從中國的最西端走出去，偏南一路就走阿富汗，再往西可達波斯和歐洲，曾經是歐洲、中東、南亞、遠東的貿易、文化交流中心。

中國晉代高僧法顯、唐代高僧玄奘取西經都曾到過這裡，瞻仰過宏偉莊嚴的巴米揚大佛(Buddhas of Bamiyan)。塔利班揚言一旦他們攻入巴米揚，必把兩座被列入聯合國歷史文化遺產的大佛夷平。果然，他們二零零一年把大佛轟炸到面目全非。

巴米揚大佛所在的崖壁上只留下黑黝黝的洞窟

歷盡滄桑的巴米揚大佛可說是阿富汗多災多難歷史的縮影。

阿富汗由於地理位置重要，歷來為周邊各遊牧民族和帝國所覬覦，中國史籍上對之有大夏、吐火羅等種種稱謂，羅馬帝國、大月氏、波斯等都曾入主。這裡的貴霜帝國，一度被認為是當時歐亞四大強國之一，與漢朝、羅馬、安息並列。

阿富汗國家正式形成，始於一七四七年普什圖族建立的杜蘭尼王朝。然而這沒有終止外族不斷人侵的命運。歐洲殖民主義興起下，阿富汗淪為英國殖民地，並引來俄國爭奪。到歐洲在二戰後沒落，美蘇爭霸，阿富汗繼續是爭奪的棋子。但蘇美都鎩羽而逃，蘇聯勞師十年無功敗走； 美國多花一倍時間，出動更多現代化武器，一樣毫無所獲，用英國《經濟學家》周刊的話說，是為 crushing defeat (慘敗) ── 打了20年，花費二萬多億美元，美軍死亡數以千計，更何況造成數以萬計阿富汗士兵和平民死亡，近四千萬人的阿富汗有六百萬人淪為難民。

「2021年全球和平指數」六月十七日剛公佈了，阿富汗連續第四年成為世界上最不和平的國家，其次是也門、敘利亞、南蘇丹和伊拉克。注意：也門、敘利亞、伊拉克都正遭受美國軍事干預，它們與阿富汗一樣，都是伊斯蘭國家，而且都是美國打着要給這些國家建立民主、自由體制而揮軍人侵的。

民主、自由是西方最漂亮的口號、最高級的價值觀。有沒有發現 ── 他們輸出的口號、價值觀中偏偏沒有人們最渴望的東西 ── 和平? ── 儘管他們是拿着《聖經》走向全世界的。

從洋火時代之十問到復興

電影《1921》中有這樣的情節：曾留學日本的李達(中共一大代表，後來成為哲學理論家)與新婚妻子王會悟在陽台夜話，憶述巴黎和會把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在山東的特權轉交給日本之時，曾組織學生抗議，焚燒日貨；當他劃亮火柴點火時才發覺，火柴竟也是日本製造的，「偌大的中國竟然連一個火種也沒有」。李達對妻子說，他「整個人懵了」。說罷，兩人潸然抱泣。

中國人連火柴也無法製造其實是那個時代人們習以為常的常識，火柴不就叫「洋火」嗎? 冠以「洋」字的東西都「高大尚」，洋人不說，洋布、洋傘、洋麵(機製麵粉)、洋槍、洋酒、洋服、洋樓、洋煙......堪稱洋洋大觀，好些名稱至今存於口頭和文字。當然洋火不再了，一百多年之後的今天，時代已發生巨大變化。變化是積累而成，由量變到質變。按快退鍵回到從前，這樣的變化竟然能夠在我們的土地上發生，很難相信。

一九二九年，上海《生活周刊》刊發了一篇《十問未來之中國》。是時之中國已淪為半殖民地，前景一片混沌，軍閥混戰，國民黨向合作北閥的盟友共產黨展開大屠殺，日本人在虎視眈眈。「觀察者網」上有讀者轉發了這九十多年前的「十問」： 

1、吾國之軍權何時歸一，分散之軍閥何時湮滅？

2、軍人治政之權何時盡除，吾國之行政權何時統於中央？

3、三十四國治外法權何時可廢，吾國之司法何時自主？

4、由北洋至寧府，元首概為軍界強人，吾國何時誕生文人執政？

5、吾國何時舉行真正之代議選舉，何時舉行真正之國民普選？

6、吾國何時可稻產自豐、穀產自足，不憂飢饉？

7、吾國何時可自產水筆、燈罩、自行表、人工車等物什，供國人生存之需？

8、吾國何時可產巨量之鋼鐵、槍砲、艦船，供給吾國之邊防軍？

9、吾國何時可行義務之初級教育、興十萬之中級學堂、育百萬之高級學子？

10、吾國何時可參與寰宇諸強國之角逐，拓勢力於境外、通貿易以取利、輸文明而和外人？

這十問就是十個希冀，今天看來何等渺小卑微，有每一個現代文明國家都應有的起碼權利，例如 本國司法自主； 有每一個國家國民應有的權利，例如不憂飢饉；有一個獨立自主國家都應有基本國力，如軍力、財力、智力等。

哪麼「國民普選」呢? 

對中國人民來說，西方遊戲式的「普選」已流為笑話。經過新冠一役，中國人更加不會被這樣的政治遊戲忽悠了。中國在這方面有更好的經驗、更嚴格的標準、更高的要求。

對《未來中國十問》，處於「長夜難明」當中的讀者大多不敢奢望。據說持樂觀態度僅佔15%。但樂觀表示什麼，是終有一天可以實現? 多久可以? 

一定沒有幾個人敢相信，中國20年後就發生了覆地翻天的變化，再過70多年，就十個問題都得出圓滿答案了。

這是奮鬥的結果，是探索的結果，是無數犧牲換來的結果，也是不斷試錯的結果。對於試錯，不必諱言，科學就是不斷的試錯，正如敢於說「摸着石頭過河」。中華文明得以至今不衰的一個秘訣是實是求是，因而可以衰落之後再起。縱觀古今中外，沒有其他的文明、帝國能這樣做，衰了就衰了。

美國學者熊玠因而認為，中國今天的「崛起」其實不過是「復興」(second rise)。

一自微瀾生海上 百年風雨滌神州

 

一自微瀾生海上  百年風雨滌神州

污濤濁水驅東溟  鐵手金槍寫春秋

血沃中華殲鬼魅  肩擔赤縣甘馬牛

英才遍地撐天立  重整河山劃壯猷

── 七律，百年變局感言， 21/ 07/ 01 

塔斯曼尼亞：美麗背後的斬草除根

塔斯曼尼亞最後的土著，死後被製成標本

塔斯曼尼亞，一個美麗的名字。它是澳洲南部一個島，也是一個州，與墨爾本望海相隔近五百公里。澳洲旅遊局以「美麗且親切」來形容它。海洋成為塔斯曼尼亞與現代文明的天然屏障，因而有「天然之州」之稱，風光與人文，都秀麗而樸素，是厭倦了紅塵萬丈的現代人的心靈綠洲，有「假日之州」的美譽，是「澳洲版的新西蘭」。到彼自駕遊回來的朋友讚美有嘉之餘，還不惜闔家重遊。

我沒到過這個天涯海角之地，但對它別有一番感受，這源自Jared Diamond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和及後對島上土著命運的了解 ── 毫不誇張地說， 塔斯曼尼亞的土著被種族滅絕了，一個不留，斬草除根。

維基的 Tasmania 詞條關於島上人口，列出原住民(Indigenous) 佔 4.6%。這指的其實是有原住民血統的人口，即混血的。最後一個純血統的塔斯曼尼土著是 Truganini 女士(楚格尼尼) 早在一八七六年去世。她的命運與所有土著一樣坎坷，親人都被殖民者殺死，後來又以土匪罪名被抓起來，與僅存的百數十老少土著一起被流放。她的最後一個丈夫死後，被製成標本拿去展出。到她臨死，唯一的希望是火化成灰、撒入大海，不要像丈夫那樣像野獸的被解剖製成標本示眾。

然而，這最卑微的願望也無法達成。她的死後兩年，骸骨被「塔斯曼尼亞(英國)皇家協會」(Royal Society of Tasmania)掘出，製成標本公開展覽。

直至一九七六年四月，還有一個月是她冥夀一百年之時，當局才把她的骸骨火化了，撒到距離現代文明最遙遠的波濤裡去。

已故澳洲土著盲人歌手 Yunupingu

有人說，楚格尼尼未必是最後一個純種塔斯曼尼亞土著，還有幾個比她多活若干年的。不爭的事實則是，到今天，在「美麗且親切」的塔斯曼亞，能操塔斯曼語的純種士著已徹徹底底地滅絕了。

澳洲土著大概是冰河時期抵達的。大約一萬年前，冰河期結束，海平面上升，澳洲從此被隔絕，接觸不到歐亞大陸逐步發展起來的文明，土著文化在幾乎毫無外來文化交流下獨立發展，既沒有可以馴化的哺乳類動物(澳洲野狗是大概一千六百年前才從亞洲引進來的)，沒有可以馴化的糧食作物，沒有有規律的穩定天氣；到重新與外來文明接觸時，仍茹毛飲血。

英國一七八八年開始在澳澳建立殖民地時，估計當地有75萬土著。殖民者的屠殺加上帶來的大量病菌，使土著人口銳減，至一九三三年大約僅存七萬人。

塔斯曼尼亞更極端，島上數千土著孤懸海外，竟能存活萬年，但沒有什麼發明進步，文化比澳洲大陸的土著更落後。代表進步文明的殖民者來了，帶來的卻是一命不留的種族滅絕，這只消二百餘年。

十多年前在這裡寫有關澳洲土著的文章時，接觸到澳洲土著盲人天才歌手 Yunupingu 的歌聲，雖然完全不知道他唱什麼，但與網上其他聽眾一樣，被他清徹純淨的原生態嗓音，和說不清是淡是濃的哀愁深深觸動了。昨天再播放，才知道他已在四年前去世了，只活了46 歲。

塔斯曼尼亞(Tasmania)這名字來自一六四二年「發現」這個島的荷蘭探險家，名字其實一點不美麗。

Delta 變異毒株引起的擔憂

廣州第一條橫跨珠江的行人橋海心橋
在疫情中開通。橋與「小蠻腰」疊加，
如彎弓搭箭，而射出的，是抗疫一針。

新冠疫情擾攘全球一年半。本來以為，北半球的夏天加上疫苗普遍接種有助遏止疫情；可是隨着 Delta 變異病毒株出現，而疫苗接種從全球範圍來看並不順利，疫情又反覆了。全地疫情發生過一波又一波反彈，對Delta 的禍害真不可以丟以輕心。世衛總幹事譚德塞已公開表示「非常擔憂」。

Delta 變異株是迄今發現的新冠病毒變異株中傳染性最強的，去年年底首先在印度發現，四月前後開始加速傳播，至今已傳播到近九十個國家和地區。

Delta 毒株傳播速度快主要是指從有效的暴露、感染到出現臨床症狀、發病的時間變短，即代際傳播間隔，相對於過去的流行毒株短了，平均潛伏期縮短一兩天。

另一特點是會「更有效地瞄準」易感染人群，未接種疫苗的人因而更易中招。

可是，擁有疫苗資源優勢的歐美也無法制止 Delta 肆虛。在歐洲，它最先在疫苗接種率領先的英國站穩腳跟，迅速超過此前在英國發現、最受關注的 Alpha 毒株。目前，英格蘭所有測序樣本中，Delta 佔95%。歐洲疾控中心估計，到八月初，歐盟新增感染病例的70%可能由Delta 毒株引起，到八月底可能達到 90%。

Delta 是四月中登陸英國的，那時，英國正準備解封。疫情反彈已使如今原定的六月二十一日封解取消。

疫苗接種率同樣領先的美國和以色列也面對同樣的威脅。美國前一周 35% 的陽性檢測結果被確定為感染Delta 毒株，高於六月五日的10%。美國傳染病學家福奇把這種毒株稱為是對控制新冠病毒努力的「最大威脅」。以色列也監測到的同樣情況。

每百萬人新冠病毒確診人數比較

據Our World in Data 網站，英國六月二十五日已有 64.9% 人口接種最少一劑疫苗。可是英國衛生部六月二十六日公佈一天新增新冠確診病例18 270例，累計達四百七十多萬例。以每百萬人口的感染比例計算，英國遠超過美國和印度，但比起巴西，又大有不如。

Delta 的傳播範圍越來越廣，很可能會成為全球下一階段疫情傳播的主要流行毒株。

Delta 已傳播到中國，以廣州為中心的疫情反彈就是 Delta 造成的。幸好，目前接待了中國約八成出入境旅客的廣州早已嚴陣以待，總算有驚無險。這反而助推了疫苗接種。據最新數字，國內至昨日已接種疫苗11.9億劑次(今天可破12億)，相當於每百人 82.39 劑，但接種兩劑有效疫苗的人可能只有五成左右。鐘南山認為，中國要有八成人接種疫苗才能達到群體免疫。這是年底前要達到的目標。以目前最多一星期可打一億劑的進度，目標不難達到。

不過從全球範去看，說服人接種疫苗仍然不容易。例如日本國民主權黨仍公然宣稱「新冠僅僅是感冒」，要求「摘掉孩子們的口罩」，並發起反疫苗運動，以致接連發生冷藏疫苗的冷藏箱被拔掉插蘇的事。在台灣，屏東縣縣長潘孟安呼籲全民團結一致對抗病毒，辦法竟然是喚醒「每個人的體內其實都有(的)一種抗體，那就是正直」就可以了。

新冠病毒奪去不少人命，卻也讓人更了解這個世界。

從《白蛇傳·情》的票房看戲曲前景

內地傳媒日前報道說，粵劇電影《白蛇傳·情》的票房突破1700萬元(人民幣)，打破戲曲電影《李三娘》歷史紀錄，成為中國戲曲電影的票房冠軍，報道稱之為「喜訊」。對為《白蛇傳．情》作出了巨大努力的工作人員來說，這或許可喜，可是對中國戲曲來說，可喜則可疑。

這是《白蛇傳．情》全國上映約一個月的票房紀錄，平均一天約五十六萬。中國目前是全世界最大的電影市場，最賣座電影前三甲的票房都突破五十億。相比之下，1700萬實在微不足道。

據報道，之前的最賣座戲曲電影是《李三娘》。搜尋之後知道，近年拍成的戲曲片《李三娘》有兩部，一屬越劇，一屬祁劇(湖南祁陽戲)。江浙越劇的觀眾較多，被奪走賣座冠軍稱號的可能是越劇《李三娘》。《李三娘》改編自元劇《白兔記》，又叫《井邊會》，一向以弘陽傳統孝心而受歡迎。

比較電影受不受歡迎，看票房最便捷，但由於票價變化，票房實在作不了準。今天1700萬元的票房，意味着觀眾不過三數十萬。

《白蛇傳·情》公映有點不逢時，正好遇上以廣州為中心的粵語地區爆發新疫情，電影院都關門了，票房難免受打擊。粵語是地區方言，粵劇出了粵語區就少人問津， 儘管電影《白蛇傳·情》已有意識地淡化了粵劇元素，強化電影特技，連主題曲也像近年受歡迎的國風歌曲多過粵曲。

不過這仍然無法掩蓋戲曲瀕於衰退危機的事實。

若以觀眾數量計算，中國有過不少非常受歡迎的戲曲電影。內地有報道引述中外戲劇史論專家謝柏梁提到的數據：越劇電影《紅樓夢》僅僅在一九七八年就有12億人次觀眾。中國一九七八年的人口還不到十億。即是說當年平均每個中國人看了1.2次越劇電影《紅樓夢》。越劇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黃梅戲電影《天仙配》的觀眾，也以五億、十億為基本單位。

之前，影響更大的戲曲電影是多個電影版的京劇樣板戲，其中不少折子戲、唱段至今仍然大受歡迎，甚至改編為器樂曲上演。其觀眾人次亦以五億、十億為基本單位。

但這能否如謝柏梁說的，證明戲曲電影並不缺少觀眾?

有評論引述中國藝術研究院的一份統計資料：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全國尚有367個戲曲劇種，其中包括50多個新產生的劇種，而目前，全國尚在演出的劇種僅存二百多個，有的上演率還極低。

中國戲曲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巫的祭祀儀式、儺戲，戲曲形成於唐中後期，成熟於元，繁榮於明清，到近現代再創新猷。但在社會急遽演變下，戲曲的表演形式演變緩慢，而觀眾的審美、口味快速改變，兩者差距越來越大，矛盾極難調和。

從對《白蛇傳·情》的反應來看，戲曲的前景一點不容樂觀。

看《白蛇傳·情》，如觀宋畫

《白蛇傳·情》給觀眾的最強烈感覺，可能是美，「好靚」，即使網上預告片也能予人同樣感覺。為什麼會有樣的感覺? 

覺得「靚」，相信是因為每畫面都有如畫的感覺，「畫」是中國畫，可能是水墨畫、山水畫、人物畫，或者都不是，只是予人東方美學的感覺，即使是一個香爐煙氳繚繞的空鏡頭。

這是刻意的營造。導演張險峰說，《白蛇傳·情》在畫面上融入了宋代美學上所追求的簡約、留白及氣韻，以注入了東方美學意境。

不少中國文化根柢較深的電影導演作過相似的嘗試，在香港，胡金銓、李瀚样等是表表者。胡金銓的《俠女》、《山中傳奇》、《空山靈雨》等都嘗試把天人合一的美學思想融入寫實電影的山水鏡頭中。《白蛇傳·情》是戲曲電影，戲曲重寫意，這與寫意的中國畫、尤其是宋人山水畫的精神和形式暗合。《白蛇傳》的故事又正好是一千年前在宋代開始流傳的。

張險峰向宋代去尋找參考美學，發覺宋畫講究的是構圖、布局、人物與景的關係；人物沒有光影反差，沒有西洋畫的透視，但有中國畫的散點透視； 無論是工筆還是寫意，都是人與自然對話，重在氣韻、留白，富禪意。

他發現，平面感才是東方的東西。他在背景上做了很多虛化的感覺，氤氳柔和，人像從畫裡走出來。那怕是房舍夾岸的畫面，都沒有顯示立體感的透視。

於是，電影中的畫面都好像以工筆或潑墨畫在宣紙上，白地的畫面如是，墨碣色背景的水袖大戰十八羅漢、波濤萬丈漫金山的畫面亦如是。

即使是荷里活電影式的特技，也體現出東方美學風格的統一。例如滔天巨浪的顏色調成接近國畫的水墨色；白素貞與小青飛天的姿勢，一腿前，一腿後，有別於超人而像敦煌的飛天天女；所有服裝以古老的植物暈染技術渲染，件件色調淡雅溫潤。

都是宋畫中獨特美學趣味的體現。中國文化到了宋代，出現升華。宋代文人地位受到尊重，審美的基本色調轉向淡雅，詩書畫都充滿平淡厚蘊的士人趣味。

人們受以丹青名中國畫，丹為硃砂，青是藍靛。可是中國畫發展到宋元山水畫、文人畫之後，墨得到盡情發揮，丹青已不能概括畫事。文人視書畫同源，祟尚墨色，連色彩觀念也改變了，所謂墨有五色，且「色不礙墨，墨不礙色」。交融的墨與色，雅淡而不失厚重，更耐咀嚼。

去看《白蛇傳．情》，不妨以觀畫的心態觀賞。

粵劇《白蛇傳．情》，真正戲曲電影

去看了粵劇電影《白蛇傳．情》，一部在美學上非常講究的戲曲片。小時候多少受到粵曲粵劇的熏陶，對粵曲粵劇有感情，但去看《白蛇傳．情》卻不主要為了看粵劇，而是要看它拍得到多美，特別是有多富有如報道所說的中國美學之美。

對於粵劇電影(香港叫粵劇片)，上點年紀的香港人太熟悉了。粵劇相信是與電影交集最多的中國地方戲曲。粵劇起源於省城廣州，南傳到香港創出新猷，名伶輩出。戰後，香港的經濟和社會在風雲際會中踏進新階段，粵劇亦蓬勃一時。各大老倌紛紛組識戲班，在煥發新生的香港舞台爭霸，把香港的粵劇推上巔峰。

這也是電影在香港打開市場的之時，粵劇電影應運而生，所有老倌都伶影雙棲。維基上有個香港從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八年的「粵劇電影列表」，從《火燒玉石琵琶精》(秦小梨，劉克宣)到《風火送慈雲（下集大結局）》(余麗珍，羅劍郎)約共三百部。加上這九年前後的，粵劇片當倍於此數。這些粵劇電影有別於戲台表演，化妝不一樣，劇情較精簡，但其實都是戲台表演的翻版，屬舞台紀錄片。即使任白的《帝女花》、《李後主》亦如是。

中國電影史也有不少戲曲片，涵蓋不少劇種，京劇、昆劇、越劇、黃梅戲、潮劇、豫劇……，還有樣板戲，數之不盡，全部都是舞台紀錄片，儘管當中有蒙太奇(電影語言)手法。

改編自廣東粵劇一團的同名粵劇的電影《白蛇傳．情》，雖然歸類為戲曲電影，但不同於過去紀錄舞台表演的戲曲片，而是為拍一部真正的電影而拍攝。

中國大部分戲曲劇種扎根於鄉村，建基於某種方言，鄉村戲台簡陋，觀眾文化水平不高，為求讓觀眾瞧得見、聽得到、看得明，就唱的嗓門要大，奏的音樂要響，畫的妝容要濃艷，說的道白要通俗。演出通常在農閑、過節之時，看戲是頭等大事，誰躭上一整天也不礙事。

這些也是粵劇下鄉紅船班的表演傳統。粵劇進城，進駐大戲院成為人稱的大戲，這些傳統仍大量保持。其中有值得承傳的菁華，但難免亦有與時代脫節的東西。按這些準則來拍電影，跟現代城市人，特別是年輕人的生活習慣、欣賞習慣，格格不入。

中國所有戲曲劇種都在衰落，地方劇種湮滅，不斷發生。觀眾流失是最主要原因，沒有觀眾就沒有劇團賴以生存的市場。依附劇生存的各種行業人員，從化妝、服裝、道具、裝台、拍和到各行當演員自然流失，後繼無人。這一多少年來聚合錘煉而成的力量，成難散易，而一旦流散，重聚的因緣恐怕就不再了。

廣東粵劇院籌拍《白蛇傳．情》，富有史命感，希望通過創新打入年輕人市場，為粵劇培養新觀眾。電影在上月下旬起全國公演，一個星期的票房，竟然不到五百萬，報道稱「票房慘淡」。電影在香港悄悄上畫。我多少年沒看電影，也衝着「票房慘淡」四字去觀賞了。

愛護環境，葉公好龍

「保護環境」已成為現代人的重要觀念。從香港所見，環境得到不少改善，重要標誌之一，是市區裡見到的野生動物多了。人與大自然親近之下，卻又如葉公好龍而被龍驚嚇了。人之愛大白然，也是「好夫似龍而非龍者」嗎?

香港市區見到的野生動物主要限於雀鳥。我家的陽台常有雀鳥光臨，如麻雀、紅耳鵯、喜鵲、珠鵛斑鳩、鴿子、黃冠白鸚鵡。走到海邊，可見到小白鷺、夜鷺、海鷗。只見天上飛而不着地的有燕子、麻鷹。這一數就有十多種。

雀鳥一多，最討厭的是從天而降的鳥糞。附近海邊和公園樹下的行人道，隨處可見密集的鳥糞跡，都來樹上的鳥巢主人。海邊有幾棵高大的黃葛樹，是小白鷺的群集營巢的勝地，每天晨昏，雀噪不已，也必密集落矢。附近舊式唐樓的騎樓，很多燕子營巢，巢下行人道也必糞跡斑斑。

早幾年香港鬧起禽流感，鳥糞處處曾惹起恐慌。公園員工那時的一個重要任務是清擦鳥糞，同時消毒。如今，禽流感消聲匿跡，鳥糞就不當回事了。

香港市區見的野獸較少，偶有闖入人類居住範圍的，主要是野豬、猴子、貍貓。我以前以為野豬出沒只限於九龍、新界，後來在太平山頂見到其大如牛的野豬，着實嚇了一跳。之後有野豬闔家到中銀大廈水池戲水，到香港公園的花壇拱土覓食，就見怪不怪了。香港公園有不少松鼠，還有蛇 ── 一次在我面前搶道橫過，讓我背脊生涼。

香港以前屬蠻瘴之地，多野獸，甚至老虎。最後一只老虎在香港出沒以至殺人，不過是110年前的事，一九一一年被村民和警察圍攻下在上水龍躍頭被槍殺，是為香港警方紀錄在案的「上水之虎」，虎頭標本仍可在香港警察博物館見到。

香港發展成人口高密集城市之後，無論你多喜愛大自然，大概也不願意見到虎蹤重現了。不過在內地，在政府厲行保護野生動物政策之下，東北虎、華南虎已重現山林。黑龍江上月剛把一只闖村傷人的大蟲放虎歸山，更惹人矚目以至成為國際新聞的是，雲南一個野生象群越野北上，一路闊步幾百公里，直闖到昆市市郊去。

這只不過是野生動物闖進現代人生活範圍的犖犖大者，更多小動物再現在鬧市，已成為內地不少城市生活的一部分。例如上海，二零一五年有40餘個小區發現了貉(貉是類似犬科祖先的物種，體型短而肥壯介於浣熊和狗之間)的身影，到二零二零年，有貉的小區數量達到150餘個。上海同年接到關於野生動物擾民的投訴12 315條。大小城市環境很好的公園、綠被大增，又有各種食物，自然吸引野生動物到來。關於烏鴉成群到垃扱桶覓食的投訴，各地都有。

這引起了對人畜(禽)共患病的新擔憂。人畜共患疾病在所有新發現的傳染病以及許多現有傳染病中佔七成之多，已知的超過二百種。歷史上，有鼠疫、瘋牛病、H3N8、結核病、流感、口蹄疫等許多人畜共患病；較新的是沙士、瘋牛症等，新冠病毒是名單上最新的成員。愛滋病開始是也是人畜共患病。

哈佛大學科學家領導的一個國際團隊最近發表報告指出，人類砍伐森林和獵捕野生動物，使得越來越多動物及其攜帶的微生物與人類和牲畜接觸，使人畜共患病成為人類的重大威脅。報告呼籲國際社會釜底抽薪，防患未然，並指出治未病的成本遠低於治發病。

弔詭的是，人愛護大自然、改善環境了，又引發新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