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康熙的白話御批說起

清朝八位皇帝的「知道了」御筆硃批

昨天傍晚打開電視，翡翠台的《書簡閱中國》紀錄片正好播放到康熙批覆曹寅的奏摺，御筆硃批寫下「知道了」三字。

這與電視劇常見的「覽」、「閱」等冷冷御批殊不相同。清朝歷代皇帝都愛以白話「知道了」批示，湊起來可以作個專題書法展。

白話御批常見於清朝皇帝。雍正曾在河南巡撫田文鏡奏摺上直書：「朕就是這樣漢子！就是這樣秉性！就是這樣皇帝！爾等大臣若不負朕，朕再不負爾等也。勉之！」亦白亦文，霸氣十足，個性盡顯，不避天子尊貴形象。

這並非清朝皇帝獨有。明朝，倭寇為患中國沿海，明太祖朱元璋一次聞說又有倭寇來犯，怒而下詔：「告訴百姓每（們），準備好刀子，這幫傢伙來了，殺了再說。欽此。」

都是「我手寫我口」的大白話。

口語早於書面語，最早的文字紀錄必也多口語。《詩經》、《論語》雖經整理成文，仍然處處有白話痕跡。一旦成文，整理、簡化是必然的，尤其是在只能靠刀刻為文的時期。書面語有錨定作用，比不斷變化的口語穩定，以致兩者距離日遠，各成系統。

中國古代書面語以文言為主，亦不乏白話書面語。詩人會以白話寫詩，佛徒會以之寫經；小說、評話、詞曲等善用白話的就更多了，四大章回小說都是白話文。

「我手寫我口」一語卻很晚才出現，不待到「五四」，而是出自晚清詩人、外交家黃遵憲(公度)《雜感》(一八六八年)一詩。黃遵憲不滿「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紙研；六經字所無，不敢入詩篇」，慨言「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他是廣東梅州客家人，詩文中有很白的，如「寸寸山河寸寸金」，但不會滿紙方言。「我口」的意思實為「我心」。

他要寫的是新思想，認為古典詩歌「其變極盡矣」，而深信詩歌創作「苟能即身之所遇，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而筆之於詩，何必古人？我自有我之詩者在矣」。梁啟超因而評說：「近世詩人，能鎔鑄新思想入舊風格者，當推黃公度。」

到了「五四」，為提倡白話文而「打倒」文言文，這句話被借用過來了，「我口」變為與文言相對；就是要摒棄與人們日常口語距離十萬八千里的文言，讓普通民眾掌握筆桿子，而非由少數文人壟斷。

對於提高中國民眾的知識水平、扭轉當時中國積弱以致淪為西方列強半殖民地的現狀，這無疑有積極意義。但把普及教育簡化為「我手寫我口」、甚至非打倒傳統文化不可，就未免極端化，以致摧殘珍貴的中華文化遺產了。

今天，一些人又把「我手寫我口」推到另一極端，就是以母語方言為文，與統一規範的書面語文對立。這些人似乎不知道，任何有文字的語言，都必有書面語和口語之別，而書面語都要通過學習才能掌握得好。要寫出好的中文書面語，不管哪個地方、操什麼方言的中國人都要下功夫學習。這也適用於英、法、德、日、俄......等所有國家。你相信以英語作母語的人不經學習就能寫出好的英文文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