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軍進出阿富汗：從對損失之心理反應去看

最後一名美軍趕在今日零時之前撤出阿富汗

美軍提前一天全部撤出了阿富汗，美國大使館等美國機構人員早就跑了，意味着美國政府完全割斷了阿富汗的正式關係。滯留的一些美國人(美國說不到二百人)相信可以另覓方法離開，至於數以萬計曾為美國賣命的阿富汗人的命運，就難測算了。

這次撤退毫無章法可言，稱得上是潰逃，丟盔棄甲。不及運走或毀滅的先進軍備緇重，數以千百億美元計，肥了塔利班和不受塔利班管轄的各地各派軍閥。近數十年來，阿富汗是孕育恐怖分子的重要溫床。美國和它的盟友在阿富汗始亂終棄，最後不作規劃、不計後果的倉促跑掉，對世界造成的禍害有多大，是個巨大問号。

在翻開新一頁之際為阿富汗之局覆盤，得事後孔明之利，可以有各種論斷。撤軍趕在「九一一」恐襲二十周年即將到來之際草草了事，就不妨重溫一下「九一一」給美國人心理造成重大創傷。

美國可以說是地球上地緣政治最優越的國家，兩大洋把美國與東和西兩個「舊世界」分隔，形成外敵難以逾越的天然屏障。美國創建時的清教徒因而自詡美國為新世界，是《馬太福音》所說的「山巔之城」(City upon a hill)；上帝不但挑選了他們去創造新世界，還許予他們領導地球上其餘國家的使命。美國自十九世紀末成為世界頭号經濟大國後，再經歷兩次把舊世界打得稀巴爛的世界大戰，儼然天下無敵，軍事大棒舞弄得得心應手。鎚子在手，什麼事情立馬都變成釘子，敲打幾下就能「搞掂」。於是有了隨時可以讓哪個不聽話的國家俯首貼耳的錯覺。

由此可以想像直取美國心臟的「九一一」襲擊對美國人心理打擊之大。  

在心理學上，得與失帶來的感受大不同。損失對人的衝擊遠遠大於獲得，無論是可以觸摸的金錢還是虛幻難觸的感情都一樣。

諾具爾經濟學得獎人 Daniel Kahneman 也是心理學家，近年以《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 )知名。他早在上世紀未就設計過這樣的實驗：假設出現某種源自亞洲的傳染病 (那時還沒有沙士和新冠肺炎)，可能造成六百人死亡；他為AB兩組受試者各設計了兩個應對方案；A1方案可能救回200人，A2 方案有⅓ 機會救回 600人，同時有⅔ 機會沒有一人能救回；B1 方案可能讓400人死亡，B2方案有⅓ 機會無人死亡，同時有⅔ 機會600 人全部死亡。

仔細對比可以知道，A1和B1方案其實是一樣的，都是200救回，400死亡； A2和B2也一樣，全部救回與全部失救的機會各佔 ⅓ 和⅔。可是表述方式不同，A從救回多少去表述，B從會死多少去表述。結果，第一組72%的人支持A1方案，第一組78%的人支持B2方案。

這說明人對損失的敏感度遠高於對獲得的敏感度。例如，你輸掉一萬元的痛苦，可能大過你贏得二萬元或更多的快樂。你對損失的反應更大之下，失戀了可能自殺，遇襲了可能不惜一切報仇雪恨，「雖遠必誅」。當年日本偷襲了珍珠港，美國傾全國之力追殺三年半，以給日本扔下兩顆原子彈告終。今天則到阿富汗犁庭掃穴20年，死傷無法計算。

「九一一」對美國的衝擊有小焉者，如紐約當時不少人頓悟到生命無常，應當 live for the day(及時行樂)，本來流行的節食、減肥一下子不吃香了，健身減肥名店 Jenny Craig 為生意迅速萎縮叫苦連天。衝擊大焉者是「愛國熱情」爆表，小布什在朝野壓倒性支持下揮軍入侵阿富汗，反恐名正言順。

如今的撤軍則招來美國以至全世界的抨擊。今天的《紐約時報》上，美國政治分析員 Ezra Klein 說： 「美國外交政策當局沉湎於我們撤出(阿富汗)所造成的損害，但是對於我們在那裡造成的傷害，沒有丁點相同的愧咎之心。我們責備自己沒做什麼，比責備自己做(錯)了什麼快多了。」這也是對損失的傷害高度敏感所致。

美國的歷次對外侵略，看不到對「山巔之城」帶來過多少榮光，而留下的夢魘卻如夕陽下長長的影子， 一直延長到黑暗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