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地雖然都屬於資本主義世界,但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和政策頗不一樣。美國是典型的資本主義,自由放任,工人欠保障;歐洲則屬於「有社會主義特色的資本主義」,各國各施其政,但民眾都要交很重的稅,也享受很多福利,政府的承擔很重。兩地各有優缺點。
兩地疫情一定程度上放緩之後,都還沒有達到可以放心解放的時候,但民眾自我禁足的忍耐力到了臨界點,停擺一個多月的經濟也難以持續,如何逐步安全解禁是為難題。兩地都有人自我解放上街了,都有人示威,要求「還我自由」,可是細看有所不同,歐洲主要要求行動自由,美國則重於恢復工作,要賺錢養家餬口。這其實是多點自由與多點麵包之別。
兩地政府都有空前龐大的經濟紓緩措施,美國撥款兩萬億美元的中小企就業援助計劃,在市場自由主義的思想指導下,要通過金融系統向下漫灌,效率很低,無法抑制失業率上升。歐洲的運作機制直接面對工人,政府的介入程度很深,失業率沒有脫弦上升。
例如在德國,自金融海嘯以來,政府鼓勵企業讓工人減少工時以保持就業,下降了的薪金由政府代付。這機制至今在運行。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特格利茨直指美國的紓舒計劃是災難性的,錢去不到最受打擊的人手上;按設計,企業得到信貸、保持工人職位,從政府得到的貸款就可以撇除,可是企業對政策沒有信心,寧可先解僱工人。據美聯社的調查,美國四月三日推出「薪支保障計劃」(PPP)以來,申請的小企業只有 29% 獲得貸款。
另一位諾獎得主、經濟學家 Paul Romer 指出,問題出在前總統列根種下的指導思想:政府解決不了問題,而恰恰是問題所在。
Romer 指出:「很多跡象表明,我們政府的治理能力在衰落,當前浮現的部分問題正是:我們缺乏執行政策的行政能力。」
斯特格利茨說,面對疫情大流行,美國比其他發達國家更加準備不足,譬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的人民都有醫療保險,而美國有二千七百多萬人仍沒有醫療保險,「COVID-19 疫情在這個醫療落後、不平等和就業缺乏保障的國家找到完美的落足點」。
美國還可以進一步放水挽救經濟濟嗎?斯特格利茨認為很難,因為財政赤字已達到GDP的 15%,國會不敢再造次。也因此,美國經濟絕不可能 V 型復蘇,可能是 U 型復蘇,或 W 型復蘇;最壞的前景是 L 型的,即會長期大衰退。
斯特格利茨在一篇即將發表的文章中寫道:「我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測試我們的經濟制度。在二零零八年經濟危機之前,大部分經濟學家並不關注信貸的相互關聯(credit interlinkages),即一家銀行倒閉會引發怎樣的破產潮。今天,那麼多行業那麼多企業受影響,可能發生更系統化的倒閉潮,即信貸僵局(credit gridlock)。」這等於大陸改革開放之初出現的三角債現象。
缺乏執行力的美國,有制度革新的能力嗎?難。奧巴馬 Change 八年改變了什麼?唯一的成就「奧巴馬醫保」,到特朗普上馬就劃上句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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