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是現代公共衛心的核心思想。王紹光提到美國耶魯大學教授溫斯洛（Charles-Edward A. Winslow）一九二零年提出的公共衛生「經典定義」定義：公共衛生是通過有組織的共同體努力來預防疾病、延長壽命和促進健康和效益的科學與藝術。強調的也是預防。
中外經驗都證明，人的平均夀命延長，主要在於公共衛生進步，治療手段提升是次要的。美國CDC一九九九年研究了美國整個二十世紀人均預期壽命的增長，把增加的30歲中的25歲歸因於公共衛生改善。
新中國自一九四九年成立到二零零零年，只半個世紀，人均預期壽命就增加了30多歲。其間，中國各方面水平都遠遠落後於美國，不難想見，人均夀命大幅延長，主要歸功於預防為主的公共衛生政策。一個例子是，中國一九六一年全球第一個宣布消滅了天花，比全球最終消滅天花提早了16年。
但王紹光認為新中國70 年中，疾控體系出現過四次危機。第一次是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第二次是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一年，第三次是一九八五年到二零零三年，最後一次是二零零八年到如今。共同的教訓是，一旦不切切實實貫徹、執行、落實預防為主的公共衛生政策，就會受到懲罰，就會出現大問題。非典與新冠疫情是最大的教訓。
第一次危機發生在「大躍進」時期，表徵是防疫站的絕對數量在增長，但相對於醫院的數量在下降。第二次危機發生在「文革」初期，衛生防疫站的絕對數量和相對數量雙雙下降。第三次危機是在非典之前，表徵是衛生防疫部門得不到足夠的財政撥款。非典以後，衛生總費用一直在增加，而且越增越快，但政府衛生支出佔衛生總費用比重從一九八五年起一直急劇下滑。
非典以後，國家提出要在三年以內建立健全的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各級一共投入116億元，完成了全國2448個縣級及其以上的疾控機構的基礎設施建設，主要是硬件建設。但這是否意味着實現了預防為主？王紹光的答案是否定的。不久，第四次危機逐步形成。
第四次危機的表徵是疾控部門在醫療衛生體制中相對地位持續下降。非典危機之後，重醫療、輕預防的頑疾復發，後果是疾控體系地位低下、人員不足、人才外流，人民健康水平改善乏力。疾控系統工作壓力大、薪酬待遇低，在其中當醫生，工資可能只有同級醫院、同職稱的1/3左右。非典之後，疾控體系人員最多時在二零零四年達到 21 萬人，到二零一八年，減少到18 萬多。同期間，中國整個醫療衛生人員數量二零一八年達到1230多萬，增加了將近一倍。
每萬人的疾控人員數（疾控中心所有工作人員/中國人口），中國在二零零四年是 1.62，二零一八年降到了1.35。相對之下，美國是9.3，俄羅斯是13.8，中國竟然只及俄羅斯的十分之一。
從這角度看，新冠疫情有其偶然性，亦有必然因素存焉。
此番戰「疫」，的確「既有經驗，也有教訓」，經驗與教訓都不僅限於抗疫本身，而廣及從國家到地方的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苟能把短板補齊，則全國上下作出的巨大努力與犧牲就不致白費。
（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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