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藥集團中國生物新冠疫苗生產基地展示新型冠狀病毒滅活疫苗樣品 |
中國人民大國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說:「東西方文化確實不太一樣: 西方文化遇到問題以後喜歡從外部找原因,中國人是凡事求諸於己,喜歡在內部找原因,總是強調『先把自己做好再說』;西方人首先想到的是從外部找替罪羊,更加偏向達爾文主義,更加強調對抗性。」當前正是這樣的情況,歐美近來叫囂得最聲嘶力竭的聲音之一,是向中國索償。
這很荒謬,但中國不能處之泰然,知道西方的確有不少人雅不願見到中國重興,千方百計要「趁你命攞你命」。但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仍是主要的。
事實上,疫情暴露了中國不少治理上的問題,尤其是公共衛生治理。習近平因而指出,疫情防控中「既有經驗,也有教訓。要放眼長遠,總結經驗教訓,加快補齊治理體系的短板和弱項,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築牢制度防線。要着力完善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提高應對突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要着力完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樹立『全周期管理』意識,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新路子。」短短一段話中,指出的問題真不少。
不久前介紹過王紹光教授沙士後檢討中國公共衛生的論文,指出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醫療改革上有兩種迷信(過份迷信經濟發展的力量和市場化的作用),以致重醫輕防。遺憾的是,中國在沙士之後進入到加入世貿推動的經濟高速發展期,共公醫療問題很快就在全民搞經濟下被忽略了。
王紹光最近錄製了一個名為《預防必須為主——中國疾控體系的四次危機及其教訓》的網上課程進一步指出,新冠之災正是中國疾病防控體系另一次危機的結果。
王紹光說,非典(沙士)給了中國人一個非常沉重的教訓。非典以後,當時的北京協和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的院長黃建始說,中國的公共衛生直到二零零三年發生非典之前,沒有恢復到一九六六年以前的水平,「這句話說的其實是很重的」。
二零零三年四月,剛當選副總理二十天未到的吳儀臨危受命,被委任為衛生部長,處理被非典摧殘了的公共衛生系統。她在一次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指出,中國疾病預防控制體系能力差;目前國家省市縣四級都建立了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但定位不准、職責不清;機構不少、功能不強;隊伍龐大、素質不高;設備成就、條件落後;防治脫節、缺乏合力;經費不足、忙於創收。
王紹光說:「這個判斷我基本上都同意,只有一條不太同意,就是她說隊伍龐大,我認為我們的疾控隊伍不應該算龐大。」他接着以數據從縱向橫向比較,指出問題。由二零零八年到二零二零年的疫控體系的第四次危機形成與有重要關係。
(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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