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籤？投票？沉船上的民主

假設有這樣的情境：一批遊客被困在公海一艘即將沉沒的救生艇上，除非有一個人 ── 任何人 ── 跳進或被丟進海裡。誰該犧牲？該抽韱決定？還是投票決定？

這是紐約大學法律與哲學教授羅納德．德沃金（Donald Dworkin）在探討民主的 Is Democracy Possible Here?（民社在這裡可行嗎？）一書中提出的假設。他認為，絕對公平的看來是抽籤，這讓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活命機會；而投票看來是非常壞的主意，因為不該起作用的因素如血緣、友誼、敵對、猜忌等將起到決定性作用。

德沃金指出，一個群體要就無法取得一致意見的問題作出決定，總以表決作決定「是嚴重的錯誤」。

一些有「現代」思維的人可能認為，抽籤只講運氣，不經大腦，沒有參與感，落後於時代。其實一些涉及政治的重要決是由抽籤決定的，例如一些地方的徵兵，不會由公民投兵去決定誰該當兵。古希臘的雅典人曾以抽籤來選擇領袖。並不是說這是最好的方法，而是「假如我們以同樣的方式選舉，也沒有特別明晰的跡象表明我們立法者的質量會下降」。

抽籤也不一定適合於所有場合。譬如，也是在海上，一艘載滿人的船的船長突然倒下了，該有誰接任？只能是能者居之，誰有能力、有資格誰上，涉及專業知識、技能，不會由乘客投票決定。

涉及到科學、專業的東西，大家都知道要尊重有關領域的特殊性，只能據其中的定律、規則而行。數學的答案，能夠投票定對錯嗎？小學老師可能用這個方法測驗全班的認知程度，但不會讓投票定對錯，即使小學生也知道這是荒謬的。

可是這個世界偏偏不乏這樣荒謬的事。

歐洲疫情仍然嚴峻，各國卻都紛紛嘗試「解封」了。可是封城封國不難，有序解禁則不易。法國總理菲利普二十八日為此把解封方案交到國會討論和投票。當初宣布封城沒有經由國會投票，怎麼解封就要呢？

其實，是封是解都是醫學、科學問題，該怎麼做，掌握傳染病知識尤其是新冠病毒最新知識的專家最有發言權。但封與解都要行政配合，要政治領袖綜合判斷和指揮。拿到國會去由並無司政權力的議員議論，只會成事不足錯事有餘。

據旅法學者宋魯鄭觀察，這「無非是政府和執政黨對解封沒有底」之故。讓不懂醫學的議員們發表意見，不同政黨各有盤算，立場先行。結果，投票完全以黨派立場劃線，所謂辯論根本不起作用。

以多數決定正誤，與啟蒙運動時的法國哲學家、數學家孔多塞 (Condorcet，以「孔多塞悖論」或稱「投票悖論」馳名)有關，他以數學論證出，一個群體的每個成員假若都有超過五成能力對某個問題選出正確答案，則通過吸引盡可能多的人去投票，得出正確答案的機會就可最大化。

可是這個前題不是太脫離現實了嗎？放到政黨政治去，就更「堅離地」了。

從德國「成就」看抗疫之關鍵

每十萬人新冠病毒感染數地理分布圖，最淺色少於 1 人，
最深色多於 200 人。

全球確診病例突破三百萬，美國同時突破一百萬，佔三分之一，病死58 355人。人口多於美國的歐洲其實同樣嚴重。據歐洲疫控中心（ECDC）的統計，至四月二十八日，歐洲共有 1 246 947病例，病死123 225人。

具體看看 ECDC 的歐洲各國數字，頗有意思。確診數頭五位是：
西班牙 209 465
意大利 199 414
英  國 157 149
德  國 156 337
法  國 128 339

死亡人數頭五位：
意大利 26 977
法  國 23 293
西班牙 23 190
英  國 21 092
比利時 7 207

可見，各國死亡率很不一樣。比利時人口只一千一百餘萬，有七千餘病亡，與人們心目中的「先進」「發達」國家的形象有懸殊距離。德國在各國中人口最多，在確診榜中排第四位，在死亡人數榜上則只排第六位。

再看每十萬人的確診病例，西班牙第一，有 448 例；比利時第二，409 例；德國「落後」到第12 位，有 189 例。每十萬人的死亡數，比利時以 63 遙遙領先，高踞首位；比其後的西班牙50 人和意大利 45 人高得多。德國則僅以 7 人排第 11 位。

德國的表現在歐洲可算「亮眼」，與美國比較更是如此。同據 JHU 的數據，人口只及德國約十分之一的紐約市，已死亡 17 682人，德國是 6 314 人。

原因在哪裡？最主要的可能是檢測問題。

《紐約時報》駐柏林辦事處主任 Katrin Bennhold 指出，德國對疫情早就作好防範，二月出現第一宗病例時，全國的實驗室已儲備好充足的檢測盒，並迅速開展廣泛檢測，找出傳染源，以隔離和治療，切斷傳染鏈。

她以第一身觀察指出：「對抗病毒的各種有效策略中，檢測是關鍵。它讓受感染者得到治療，讓政府官員和醫院得以向最需要的地方集中資源，確保把無病徵感染者隔離，不讓他們無意地傳播病毒。」《紐約時報》專欄作家 David Leonhardt 在每天撰寫的電郵簡訊中推介上述報道，並寫道：「美國對病毒不知所措的反應，則始於檢測失敗。」

眾所周知，美國的疫情爆發比歐洲遲，德國據中國公開的病毒基因測序和分離毒株成功開發出檢測盒，可供應美國，美國偏偏拒絕使用，而要單幹，結果弄得錯誤百出。到副總統彭斯三月三日宣稱要糾正錯誤，做到「人人都有檢測盒」，距離美國出現第一個病例已過了一個半月。

《紐約時報》昨天由Michael Osterholm 與 Mark Olshaker 聯合署名的一篇評論仍然指出：「美國的檢測仍然遠不足夠。有些檢測盒品質差劣，即使檢測準確，也不能產生人們預期的『是或否』結果。」

可是，美國司法部已用違憲脅逼各州解除居家令了。這會引進第二波疫情嗎？

憐憫：對美此情從未有

一連讀到兩篇從內外看美國抗疫與政治現狀的文章，一來自愛爾蘭，一來自美國，兩位作家都熱愛美國，而都為美國弄至如今田地悲憤莫名。

據最新統計，美國已有 56 245 人死於新冠病毒；確診人數每天繼續以萬計上升，若干小時之後就會突一百萬。

來自愛爾蘭的文章刊於《愛爾蘭時報》（Irish Times），作者 Fintan O’Toole 在愛、英、美以新聞評論、戲劇評論馳名，屢得獎項。他四月二十五日發表 Donald Trump has destroyed the country he promised to make great again（特朗普毀滅了他承諾要讓它再偉大的國家）評論指出，「兩個多世紀以來，美國在世界各地掀動人心，當中有愛有恨，有恐懼有希望，有嫉妒有鄙夷，有崇仰有憤怒，可是從來沒有人如今天這樣看待美國：憐憫。」

文章指出，美國抗疫的條件非常優越：提前幾個星期就得到預警，擁有最充裕的醫藥科技，金融資源堪稱不虞匱乏，武裝部隊擁有驚人的後勤補給力量，又雲集了世界最先進的科技企業。可是美國成為了全球疫情的「震央」。

他指出，當特朗普二零一七年上台時，美國人一般以為，共和黨和美國政治框架的制約，不會讓他胡作非為；可是疫情野蠻地證明，這不過是幻想。

事實是美國的主流保守派不但沒有同化特朗普，反而被他同化了，「最基本的責任、同情以至安全都成為無知放肆祭壇上的獻祭品」。這煽起了美國最近以為「自由」真箇比生命還重要的風潮。

在以重大人命作代價的發展中，「以為美國是世界最先進國家的想法……煙消雲散」。

另一篇文章是美國作家 George Packer 在美國《大西洋月刊》上發表的 We Are Living in a Failed State （我們活在一個失敗的國家），George Packer 同樣專注於新聞與戲劇，長期在《紐約時報》撰文，是《大西洋月刊》特約作家。他指出「新冠病毒沒有摧毀美國，只是揭露了已摧毀的美國」。

在他的觀察中：美國「腐敗的精英階層，僵化的官僚體制，冷酷無情的經濟，四分五裂且心煩意亂的公眾 —— 這些慢性病多年來一直得不到治療。我們早就學會了別別扭扭地容忍這些症狀。如此規模的疫情大流行和與流行病親密接觸，暴露了症狀的嚴重性，使美國人驚覺，我們眼下屬於高風險類別。」

他同樣指出，美國保守派精英階層和與特朗普「這位新領袖很快達成了諒解。無論他們在貿易和移民之類問題上有什麼分歧，他們的基本目標一致：為謀取私利而赤裸裸地開掘公共資產。」

結果，新冠病毒一襲來，「美國的（抗疫）反應……就像巴基斯坦或白俄羅斯，就像個基建衰敗、政府無能的國家；領袖面對民眾的苦難，表現太貪婪、太愚蠢。」

經歷過本世紀九一一和二零零八年金融海嘯兩場危機後，美國「所有項目都被撤資，所有庫存都被耗盡，所有計劃都被取消，這意味着我們已經成了一個二流國家」。當第三場危機發生，「不可思議的失敗就來了」。

美國是很多人嚮往的國度，他們看到美國當前之抗疫無方，水深火熱，不知會不一會與兩位作者一樣哀其不爭而有更深入的思考？

疫情之下，美歐之別

美歐確診人數佔了世界約九成，但打擊不一樣。讀到兩個最新的失業數字：德國 5.1%，美國「已接近 20%」。這是美國「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網站 A Tale of Two Rescue Plans（兩個拯救計劃的故事）一文中的訊息。對比的是美國與歐洲抗疫中如何拯救經濟與失業的行動。

兩地雖然都屬於資本主義世界，但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和政策頗不一樣。美國是典型的資本主義，自由放任，工人欠保障；歐洲則屬於「有社會主義特色的資本主義」，各國各施其政，但民眾都要交很重的稅，也享受很多福利，政府的承擔很重。兩地各有優缺點。

兩地疫情一定程度上放緩之後，都還沒有達到可以放心解放的時候，但民眾自我禁足的忍耐力到了臨界點，停擺一個多月的經濟也難以持續，如何逐步安全解禁是為難題。兩地都有人自我解放上街了，都有人示威，要求「還我自由」，可是細看有所不同，歐洲主要要求行動自由，美國則重於恢復工作，要賺錢養家餬口。這其實是多點自由與多點麵包之別。

兩地政府都有空前龐大的經濟紓緩措施，美國撥款兩萬億美元的中小企就業援助計劃，在市場自由主義的思想指導下，要通過金融系統向下漫灌，效率很低，無法抑制失業率上升。歐洲的運作機制直接面對工人，政府的介入程度很深，失業率沒有脫弦上升。

例如在德國，自金融海嘯以來，政府鼓勵企業讓工人減少工時以保持就業，下降了的薪金由政府代付。這機制至今在運行。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特格利茨直指美國的紓舒計劃是災難性的，錢去不到最受打擊的人手上；按設計，企業得到信貸、保持工人職位，從政府得到的貸款就可以撇除，可是企業對政策沒有信心，寧可先解僱工人。據美聯社的調查，美國四月三日推出「薪支保障計劃」（PPP）以來，申請的小企業只有 29% 獲得貸款。

另一位諾獎得主、經濟學家 Paul Romer 指出，問題出在前總統列根種下的指導思想：政府解決不了問題，而恰恰是問題所在。

Romer 指出：「很多跡象表明，我們政府的治理能力在衰落，當前浮現的部分問題正是：我們缺乏執行政策的行政能力。」

斯特格利茨說，面對疫情大流行，美國比其他發達國家更加準備不足，譬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的人民都有醫療保險，而美國有二千七百多萬人仍沒有醫療保險，「COVID-19 疫情在這個醫療落後、不平等和就業缺乏保障的國家找到完美的落足點」。

美國還可以進一步放水挽救經濟濟嗎？斯特格利茨認為很難，因為財政赤字已達到GDP的 15%，國會不敢再造次。也因此，美國經濟絕不可能 V 型復蘇，可能是 U 型復蘇，或 W 型復蘇；最壞的前景是 L 型的，即會長期大衰退。

斯特格利茨在一篇即將發表的文章中寫道：「我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測試我們的經濟制度。在二零零八年經濟危機之前，大部分經濟學家並不關注信貸的相互關聯（credit interlinkages），即一家銀行倒閉會引發怎樣的破產潮。今天，那麼多行業那麼多企業受影響，可能發生更系統化的倒閉潮，即信貸僵局（credit gridlock）。」這等於大陸改革開放之初出現的三角債現象。

缺乏執行力的美國，有制度革新的能力嗎？難。奧巴馬 Change 八年改變了什麼？唯一的成就「奧巴馬醫保」，到特朗普上馬就劃上句号了。

無用良品 手下留情

終於把撿來的一塊破瓷片鑲嵌起來了，手工不好，但總算是自己的手工製作，聊作案頭玩賞。

瓷片是前年到景德鎮旅行，在貫穿城市的昌江邊撿來的。那天到河邊漫步，走下河灘，想撿塊卵石作紀念，卻發現沙石中有細細碎碎的瓷片，如吉光片羽。景德鎮號稱千年瓷都，歷代產瓷無數，包括御用瓷。其間，廢品都打碎，或埋藏地下，或傾倒河裡。城裡各處地底，昌江各處河灘，因而都有碎瓷破瓦。當中古今混雜，不乏收藏者喜愛的珍品，吸引了不少專業掏古者前往尋寶。

那天遇到一名福建來的掏寶者到河邊清洗不知道從哪裡得來的一簍瓷片，攀談之下，花了幾十塊錢從他買來幾片，其中之一是有一只小獸的青花瓷，原來大概是一個罐子上的紐耳。回來後，一直想把它嵌起來作筆山用，昨天才完成了。

那木塊是地板木的樣品，大小正好。再挖個坑，以安放承墨調色的小碟，適合寫小筆、畫小畫之用。也可掛到牆上，作小掛鉤。


自己做這樣的小手工，一定不完美，但好歹是出自自己之手，自我欣賞，弊帚自珍，可一樂也。

日前，把一個瓷罐蓋子嵌起來，到最後竟然功虧一簣，就不但不完美，更是遺憾了。那瓷罐的瓷色和造型都很可愛，簡樸古雅，開片漂亮，是仿宋瓷的。它本來設計作茶葉罐，我用來養上植物，蓋子無用了。這圓蓋似一泓靜靜的池水，讓人有「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之思。於是把它嵌到一塊木頭上，再刻上「澄則明」三字。澄，「水靜則清」之意；而「水清則明」。

不想到最後把蓋子黏上膠壓進控好的圓坑時，恐防混合膠快乾硬化，一時圖快，竟把蓋子壓裂了。再黏合補救，已不復完壁，永留缺陷。只好借龔自珍的「未濟終焉心縹緲，百事翻從缺陷好」句子解慰了。

日前給一位醫生雕了個像，效果卻是出乎意料的好，是在木塊上刻的，再髹上古銅地色。人像是簡單的外形線條，髹上白色，在適當光條下，很有立體感。

世界日益向高科技發展，智能化的機器，能人之所不能，生成的效果能巧奪天功。日前看到一段機器人寫毛筆書法的短片，真讓人大開眼界：巨大的機械臂蘸墨揮毫，提按走筆，寫出端莊大方的歐體大字，再換筆落款，撳按印章，動作如流水行雲。

很多年前已看到機器人寫毛筆字，如今的進步真不可以道里計。從發展來看，你真比不上它，就如世界第一棋手柯潔下圍棋下不過電腦，直到敗得哭了。

可是，手工製作因而顯得越來越珍貴。

大陸有個網紅叫「手工耿」，焊工出身，精通各種手藝，到城市打工後回到保定農村，以古怪點子製作出各種都無實用價值，但古靈精怪的發明，製成的短片搞笑而不乏自嘲，有「廢柴愛迪生」之稱。因為都是手工製作，被粉絲稱為「無用良品」。

「良」就良在手工，Made by Hand，手下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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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文參閱：
清波浣俗愁，瓷斂韻千秋
https://silverylines.blogspot.com/2018/10/blog-post_19.html

西方理性精神和科學精神的衰落

意大利一個墳場的待葬棺木

新冠疫情是百年一遇大瘟疫，既是重大危機，也是觀察世界的重大機遇，可看到世界大量平常隱藏的世情。稍能實事求是（seek truth from facts）看世界，都看到東西方抗疫成績的巨大差距，以及政府、領袖的領導才能差距。

背後，更是理性精神和科學精神的差距。

歐洲的確診總數，幾天前已突破一百萬；美國的最新數字為 869 172 ；歐美合算，大概已破二百萬。中國的最新確診數是83 884，而人口是歐美總和的一倍。粗略推算：歐美疫情比中國嚴重近50 倍。這若是球賽，暫時賽果是 50:1。

球賽的較量因素比較簡單，差距巨大如斯，優劣就毋容置疑了。可是放到複雜的現實世界，負方不但不認輸，並且反咬，不止一口，而是不斷地反咬。

西方文明最可貴的求是精神，是不斷尋求客觀事物真理的精神。這始於文藝復興時代，始於掙脫神權的思想桎梏，從而培育起理性主義精神，繼而向科學探索，啟動工業革命。理性與科學，可說是西方文明的兩大法門。

可是從歐美政客的不斷表現來看，這兩種精神都在衰落。

武漢日前調整疫情紀錄，把疫情爆發初期醫療系統臨崩潰下沒有列入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重新登記，死亡病例從 2579 修訂為 3869。美國總統特朗普據此就信口開河，說「中國病亡人數遠遠高於美國，其至不會同美國差不多」，這完全不必具體證據支持，只憑「中國是如斯巨大的國家」去推論。

法國總統馬克龍接受英國《金融時報》採訪也質疑，中國的「專制模式」是否能比西方民主制更高效地抗擊疫情？英國代理首相、外交大臣拉布則公開指中國在疫情中缺乏透明度，也不用憑證。

三國都不肯實事求是地檢查自己的缺失，只懂得指責別人，表現與很多小孩子犯錯時一樣，只識撒賴。這是傲慢，包括種族傲慢、文化傲慢、制度傲慢。

有這樣的故事：日本眾議院財委會三月二十四日開會，有議員問副首相兼財相麻生太郎：日本能否支援意大利、西班牙這些財政基礎薄弱的發達國家？麻生說，二月底在沙特利雅得的G20 財長央行行長會議上確曾提出過。他敲着桌子說，「一點反應都沒有」，歐洲那時認為「我們又沒有感染者」。後來與意大利財長鄰座，對方說：「（疫情）和我們沒關係。那是黃種人的病，不是我們的病。」如果不是出自當事人的口，你很難相信有這樣的事。意大利，不正是文藝復興的發祥地麼？

這也是對科學的傲慢，對理性的傲慢，等同於愚昧。愚昧，自然會受到現實的懲罰。中國學者張維為認為，理性精神和科學精神在西方的疫情應對中的喪失，是西方今天最大的政治危機。

中國科幻小說《三體》有這句話：「弱小和無知不是生存障礙，傲慢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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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記：
完稿後讀到：特朗普在白宮記者會上建議，「把消毒劑注射到體內，清洗病毒，因為消毒劑進入肺部，作用會很大……」。

歐洲抗疫標兵奧地利：怎麼做到的？

維也納一名男子戴上口罩，買上鮮花。

德國一些州有新規定，居民外出、進入超級市場、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必須戴上口罩了，是為歐美國家向疫情現實低頭的最新一例。有人把西方人拒絕戴口罩歸因於生來愛自由的民風、文化，但與病毒講自由，是不是瘋了？況且，這若是民風、文化，歷史也長不到哪裡去，看看一九一八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時的舊照可知，戴口罩曾經是時髦的事。再往前追溯，中世紀黑死病流行時，醫生是戴上鳥首面罩出診的，比今天的防毒面具還誇張。

不管怎樣，在今天西方人眼中，有病才要戴口罩；東方人則視之為自我保護，發生傳染病時，大家都應當戴。

西方的觀點是理想主義的，若有病的都戴上口罩，就能把傳染源都切斷。現實卻是，並不是所有人都那麼自覺，而且得病的人未必知道已受感染，在染病潛服期間，是隐性傳播者。

有病的人戴口罩重要？還是沒病的人戴口罩重要？顯然是前者重要，早發現，早隔離，戴口罩就是最基本的隔離。理論上，如果所有傳染源都隔離了，就可以切斷傳染鏈，就可以消滅病毒。可是怎樣才能做到？

最好是所有人 ── 有病沒病的都戴上口罩。提倡戴口罩的最大意義其實不是自我保護，而是人人都自我保護之下，把顯性和隐性的帶菌（病毒）者都隔離起來。這可以視為預防受感染而戴口罩的正外部性。

外部性、或稱外溢效應，是指某種行為對外部的不經意影響，無論是正面的還是反面的，都不帶義務或回報。

美國有這樣的例子：有一種隐藏的防偷車警報器，賊人偷車時，它不會警號大鳴，而是暗中通知警方；警察追蹤而至，不但可以追回失車，還可能搗破拆車的賊竇。這種防盗器較昂貴，安裝的人其實不多，但只要少數人安裝，匪徒一下子就被震懾住，不知向哪輛車下手。車主不安裝防盗器，亦得到保護，就是正外部性。

戴口罩有點相似，不同的是人人都自我防護之下制止了傳染源。而且，上述防盗器昂貴，口罩則便宜 ── 除了被炒賣之時 ── 還可以自製。

 奧地利33 歲的靚仔總理庫爾茨以身作則戴上口罩

強制性戴口罩在歐洲已見到成功的例子：奧地利。

奧地利三月十六日即率先關閉所有非必要服務商店、學校、公園、餐廳、工作場所，三月三十日成為西歐第一個要求民眾戴口罩的國家，政府承認此舉不符合當地文化習慣，但認為民眾必須學習亞洲的經驗，有所改變。違規者會受到高達四百歐元的重罰。到四月十五日，奧地利又成為歐洲第一個逐步重新開放經濟活動的國家，讓部分小商店恢復營業，然而戴口罩的規限不但沒有放寬，反而進一步加強。

奧地利有人口 8.8百萬，據最新統計，確診達 14 925 人，病死 510 人。相對於人口僅少一百萬的香港，情況可說非常嚴重。但相對於人口差不多的紐約市（確診147 297，死亡 15 074），又大可安慰。

奧地利在歐洲可算抗疫標兵。以一百萬人的死亡人數計算：西班牙(462)，意大利 (418)，比利時（544），法國（319），英國（272），荷蘭（239），瑞典（194），愛爾蘭（154），盧森堡（133）。成績亮麗的德國為 64，而奧地利更優勝，只有 58。

各國「瞞報」了多少死亡病例？

封城下的米蘭

《紐約時報》昨天據11個國家與地區的統計分析報道，估計它們共少報約二萬五千個新冠疫情死亡個案。這相當於全球疫情死亡人數約一成五。據JHU的最新數家，全球疫情死亡人數累升至177 466；加上以上漏報數字，總數當已突破二十萬。報道中的漏計，所有國家都會存在，因此可以說，實際死亡人數會遠超乎各種疫情統計，疫情比大家知道的嚴重得多。

這 11 個國家與地區包括：西班牙、英格蘭與威爾士、紐約市、法國、荷蘭、伊斯坦布爾（土耳斯）、雅加達（印尼）、比利時、瑞士、瑞典。

記者發現，以上各地從三月初到四月初的的整體死亡人數，即包括死於新冠感染與所有其他死因的總數，相對於常年死亡人數都異常大幅增長，增長超乎新冠疫情死亡人數。其中一定有很多由於醫院不勝負荷而沒法入院最後在醫院外死亡的，因而未算入確診死亡數字。

在各地醫療系統都瀕於崩潰之下，這情況非常普遍。日前就有來自歐洲的報道說：「英國雖然養老院不檢測、不治療、不統計，但有關組織（Care England）認為（養老院有）高達7500人死亡。」

紐約市的疫情統計數據一段時間以來並不包含未經檢測便死於家中或療養院的人，直到本月十四日才調整了。當天發布的統計中，死亡人數激增3 778人，比之前的累計死亡數字增長了一半以上。可以想像，這數字仍可能偏低。

《紐時》的記者對比上述各地死亡人數與常年數字的變化，發覺都大幅增長了。增幅最大的是紐約市，高達298%，接近三倍；西班牙達 66%；其餘都增加兩三成，最低是瑞典，只有 12%。絕對數字方面，西班牙新冠病亡數是12401 人，而死亡總數比常年增加19700人，多死了7 300人；英格蘭與威爾士多死6 300人。以單日計，紐約如今的日死亡人數是正常的四倍，巴黎是正常的兩倍多。

這些大幅增長的死亡數字都不能用確診新冠感染的死亡數字彌補。

這算是隐瞞嗎？報道認為，這主要是因為檢測能力不足所致，即無法對醫院以外的死者進行死後檢測。專家指出，大部分國家的新冠死亡數字都只能靠醫院統計。報道引述德國Max Planck人口研究學院專家Tim Riffe的話說：「不管哪一天的數字都嚴重低估了。很多地方，要待疫情發展到一定時間，才能作死亡登記，才知道比較準確的死亡率。」但死後檢測都一定不完全，病毒致死率仍難有準確數字。

在雅加達，三月只有84個正式死亡病例。可是墳場的新墳比正常增加了一千多個，其中多少是新冠病人？

各國在驚魂甫定之下正陸續整理死亡統計。聯合國人口統計員Patrick Gerland說，未來幾個月，可能會見到較清晰的圖景。其中會包括病毒對不同年齡層人口的打擊程度。

這圖景一定會比目前知道的嚇人。如果不是全球都不同程度地取了隔離、封城等嚴厲措施，圖景會更加嚇人。

油價歸零與天人互益

人對地球、大自然最大的傲慢，在天然資源的無限揮霍，特別是對不可再生資源的揮霍。其中最嚴重的是石油揮霍。

一般概念中，石油指原油；其實石油包括原油、天然氣、天然氣液及天然焦油等形式。據較為人接受的理論，石油是生物沉積成油的，是古代海洋或湖泊中的生物經過漫長時間壓縮和加熱後逐漸形成，不可再生。生成至少需要二百萬年，現今發現的油藏中一些是在一二億年前的侏羅紀生成的，時間最老的達五億年之久。

這樣的生成條件會不會再出現？不知道，卻肯定不會有人可以見到它的再生成。庶幾可以說，非常難能可貴地生成的石油一旦用完就永遠匱乏。

石油是許多化工產品如溶液、化肥、殺蟲劑、塑料等的原料，但主要用作燃油、汽油，大量被毫不吝惜的燃燒掉。據溫室效應理論，石油的燃燒還會產生諸多溫室氣體，造成地球氣溫上升。

石油作為現代社會主要的能源，工廠、汽車、飛機、輪船、發電都需要。多年來，各種節能革新不斷湧現，但最能減少石油消耗的是市場價格。油價高，使用量自然減少，而且會推動各種節能的技術革新，和各種替代能源的開發和應用。替代能源的研發要耗巨資，應用價格都有較高的門檻。如果油價低廉，就不易獲得消費者支持。

原油的歷史高位出現在二零零八年夏天，一度高達每桶 165.20 美元。那年夏天，我剛好到了美加，每坐親友的汽車，駕車親友沿路最關心的是加油站的標價，稍有升降都能引發一番議論。

今天，油價竟然創下誰也沒有想過紀錄：跌到零以下。這有點難理解，意思其實是產油商存貨過剩，庫存爆棚，把油泵到停泊在海上的運油船儲存也解決不了問題，又不能如美國的牛奶商最近那樣大量倒掉牛奶了事，於是寧可貼錢讓你把油運走。特朗普揚言大量買進，但限於庫儲能力，購買力其實有限。

人就是這樣，往往過高估計自己的能力，特別是在科技力量不斷高強之下，變得越來越狂妄，失去對大自然的敬畏。

人並不是從來如此的。不論哪個民族，在原始年代，都匐伏各種自然偉力之下，並試圖用各種手段 ── 包括活人獻祭 ── 以乞求上天憐憫。到了今天，人已狂妄到要自己扮演「上帝」角色了，各種宗教都在衰落，各個神靈的地位都在下降。

相對於其他民族，中國人少宗教信仰，但是不乏對天地的敬畏，也就是對大自然的敬畏。天地也是東亞民族對宇宙的概念，沒有地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中國人把人嵌入其中，是為天、地、人，「天人合人」其實也就是天地人合一，把人視為大自然的一部分，而非居高臨下。

香港已故學者饒宗頤據馬王堆《易經》中最後一卦為「益」卦而非「未濟」卦，而對「天人合一」的思想生發了新認識，認為精神境界的「天人合一」，不如行動境界的「天人互益」，即天與人互相補足。他認為「人」與「天」鬥，太驕傲了；「天人互益」，人才能與大自然和諧相處。

世界出現新冠疫情這黑天鵝之後，又出現負油價的黑天鵝，該作什麼反醒？

疫情：現代性發源地的傲慢與無知

「我是世界之王！！」
「我們受到『白癡-A-病毒』感染。」

朋友傳來一首英語長詩，據說出自西班牙一位女詩人之手。詩很長，意思其實簡單：從第一身角度回顧說，過去多少年，警號已不斷拉響，有好言相勸，有激烈抗議，有暴怒宣洩，可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直至我的出生了，給世界按下暫停鍵 ── 我的名字叫 Virus, Corona。

詩人以擬人手法，借新冠病毒之口，批評人類的傲慢、貪婪。

微觀去看，新冠毒來源仍有待科學家進一步研究；宏觀去看，各國科學家都認同病毒原始宿主為蝙蝠，但對誰是中間宿主、病毒怎麼完成從動物到人的跨越，仍未有一致意見。英國劍橋大學的科學家最近「猜想」，病毒可能早已完成這一跨越，只是直到最近進一步變異，才成為可怕的傳染病殺手。

新冠病毒的出現不能說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很多關心人類前途的人早有警告，例如荷里活二零一一年就拍過驚慄電影 Contagion （傳染病），講述一種經呼吸道傳染的神秘病毒全球大流行的故事。美國新聞工作者 Alan Weisman 二零零六年寫過 The World Without Us (《沒有我們的世界》）一書，得過當年的「美國最佳科學寫作獎」。書中指出，人類滅頂之災，可能不是核戰爭，不是小行星撞地球，而是某一種只對人類有殺傷力而其他物種毫髮無損的病毒。

在這次疫情的種種報道中，經常見到「傲慢」一詞。人們常說，傲慢比無知更可怕，而傲慢多半來自無知；因為無知，所以才驕傲自負。如果說無知者無畏，那麼傲慢的無知者就更加無畏，以致「視死如歸」。

自疫情發生以來，不斷有這樣的新聞。事情多發生在歐美，從隔了半個地球的東方看過去，匪夷所思的事層出不窮。例如美國的確診病例還每天以二三萬急升，一些地已嚷着要解除隔離、「正常」生活了。佛羅里達州的海灘人滿為患，不見戴口罩、蓋口鼻的，以致 Twitter 上有了一個熱搜詞：#FloridaMorons （佛羅里達州的白痴）。

不僅平民百姓如是，貴為總統的亦一樣。特朗普的笑話太多就不說了，他的鐵桿粉絲巴西總統博索納羅更絕，反對社會隔離、反對戴口罩，為此與法院、國會對立。他三月時帶團到佛羅里達州會晤特朗普，後來，同行22人中有 17 人確診了。他日前出席支持者集會，聲稱要「捍衛個人自由」而頻頻咳嗽，會是第 18 個確診者麼？全巴西的確診數已接近四萬了。

這樣的傲慢與無知，世界各地都有，但以西方為烈。這像個悖論，因為西方正是當今世界現代性的發源地，現代科學、現代文明都是從歐洲肇其端，然後伴隨着列強的殖民主義堅船利砲傳播到世界各地的。科學源自理性，怎麼最標榜理性的諸國鬧出那麼多非理性以致愚昧的笑話？連要不要戴口罩至今仍爭論未已？

這是很值得思考的議題。最簡單的解釋可能是，西方自工業革命以來的成功，讓他們忘乎所以了。「驕傲使人落後。」其實放到人類文明史上，二三百年算什麼？更不要說放到地球的 45 億年去衡量了。

疫情與環境，有利亦有弊

三十年來，印度Jalanhar城首次見到二百公里外的
喜馬拉雅山。

對新冠病毒沒有特效藥、沒有疫苗之下，最有效的應對方法，是非醫學的阻斷：社會隔離。結果是停止所有非必要的社會活動，包括出行、生產。這簡單、粗暴的方法，從最先發生疫情的中國的「震中」武漢開始。儘管這曾受到海外一些政客、輿論抨擊、嘲諷，但終於成為全世界的抗疫基本法。到了生死關頭，所有廢話都只能歸零、作廢。

所有烏雲都有銀邊。這粗暴的煞停，產生了意想不到奇蹟，短時間之內，中國、歐洲、美國都發覺環境改善了，空氣清新了，能見度提高了，連河水也清澈了。

最誇張的是印度，三月二十五日下令全國封城、禁足。不到十天，印度一些地方例如 Jalanhar 的居民一覺醒來，竟然看到了約二百公里之外的喜馬拉雅山如銀龍橫空。這是三十年沒有見過的景色。環境部門又宣布，恆河某些河段竟然乾淨得可以直接飲用。

從衛星圖象對比武漢一月到二月三段日子一年前後的空氣污染情況

據最新統計，印度人口已達 13.6 億，隨時會超越中國。加上近年經濟發展加速，環境污染極嚴重。為疫情變生肘腋而恐慌之餘，卻又喜出望外地重見藍天，悲與喜都讓人措手不及。

武漢封城如石破天驚，美國的衛星從太空也看到奇效。拿一年前的圖象一對比，二氧化氮排放減少非常明顯。全中國各省市在中央一聲令下迅速行動，也可以從衛星圖中見到全中國廢氣排放減少如立竿見影。

歐洲亦一樣。意大利北部是經濟重心，也是疫情重災區，空氣污染也顯著改善。自三月九日封城以來，二氧化氮排放量減約四成。南部的水城威尼斯多年來為遊客過量而煩惱，如今遊客絕跡了，市內水巷竟然不幾天就清澈見底、游魚可數，連海豚也回來了。

美國洛杉機以汽車廢氣造成的霧霾著稱世界，美國肺協會（The American Lung Association）有個美國城市霧霾排行榜，20 年來 19 年把洛杉磯排在第一位。從洛杉磯離城 15 英里（24 公里），回頭就見不到市中心的高樓大廈，只有一年空氣最清潔的那幾天是例外，這在近日卻成為常態。專家說，三月通常多風雨，能潔淨空氣；目前霧霾減少可能與疫情有關，至於能否持續仍有待觀察。造成霧霾的氣體八成來自各種交通工具，二零零八年金融海嘯之後，洛杉磯的經濟活動放緩，霧霾也減少了，而且持續四年之久。

從衛星圖象對比中國東部二月的空氣質量變化，左為去年，右為今年。

有言道：萬勿錯過危機造就的機會。英國萊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Leicester）空氣污染學教授 Paul Monks 把當前視作一場前所未見的大規模實驗，它證明目前被逼採取的一些減少能源消耗的工作方式和出行方式是可行的，從中可研究低碳社會帶來的變化。

美國史丹福大學教授 Marshall Burke 使用美國政府在成都、上海、廣州、北京的測量數據，對比 PM2.5 粒子水平與一年前的變化，然後推算全中國 PM2.5 持續兩個月下降下的致死人數變化，結果推算出中國少了 7.7 萬人死於 PM2.5，能抵銷中國迄今的疫情死亡人數 4642 人有餘。

這推算把 PM2.5 的影響孤立處理，這在現實世界根本不存在。現實世界中，全球經濟停擺對環境的影響也不全是單方面正向的，負面影響也不少。例如，大量外賣食品的包裝物料浪費，垃圾量大增而清理難及時，清潔消毒用品濫用，醫療垃圾大幅增加，很多地方停止了垃圾分類，一些地方為了安全而拒用「環保袋」而重新使用購物膠袋，等等。

這場疫情，遠比我們以為的複雜，看問題，腦筋不能簡單。

疫情：造就了難得的觀察機會

二月十五日，冬春之交，維港出現能見度極高的景色。

三個月來，這個世界發生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儘管不少專家發出過預警，也想像不到小小的一個病毒會給世界造成這麼大的影響。犧牲極大，然而也提供了不少沒有人想像得到的可貴機會，讓人從從來沒有的視角去視察我們熟悉的世界。

你可以想像給全世界的經濟活動按下暫停鍵，好對比前後的環境變化嗎？沒有誰有這樣的權力和能力，但已蔓延全球所有二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新冠病毒，驅使世界一致行動、一起停擺了。

很快，世人便看到周遭的變化。

不久前，有年輕人在香港行山回來說，從沒有在這個季節在香港山嶺上看到這麼漂亮、清晰的景色，有這麼高的能見度。

25 公里外的青山歷歷在目

在香港，每年十一、十二月到翌年一、二、三、四月是行山的好季節，因為氣溫、濕度都較適宜。可是這時風向偏北，內陸的混濁空氣南下，天空常灰蒙蒙的，天朗而氣不清。一旦入夏，風自南從海洋吹來，清潔清新，能見度較高，景色最靚，可是酷熱多雨，陽光猛烈，行山就辛苦了。

最近一段日子，香港郊野公園的行山徑常常人滿為患，人們不顧「少外出」的防疫規勸，既是因為耐不住香港本來狹窄逼仄的居住空間，也因為山上的景色太可觀了。

上香港天文台網站一看，這有可靠的數據支持。此刻，正吹偏東風。幾個能見度觀測站中，位於維港東面入口鯉魚門附近的西灣河的能見度有 30 公里，尖沙咀的天文台 25 公里，中環差一點，20 公里。我家處於三點之間，從陽台往西北遠眺，約 25 公里之外尖尖的青山，只隐約可辨。二月曾有能見度達到 50 公里的日子，青山與大嶼山愉景灣都歷歷在目。

香港錄得的每月低能見度時數平均 (1981 - 2010 )

天文台的「特殊天氣現象統計資料」有自一九六八年以來逾半世紀的每月低能見度時數統計。低能見度的準則是：「能見度低於八公里，相對濕度低於95%，不包括出現霧、薄霧或降水。」它反映的不僅是氣侯變化。

逾半世紀以來一、二、三月的低能見度平均時數分別是 98.0、73.2、85.1。今年頭三個月的數值卻只有 69、33、33，其中二、三月都不及平均水平的一半。

往後翻查三月份數值，到一九八九年才出現更低的 26。二月份的更低數值是一九九八年的 32。表中分十二欄表列各月份數值，各欄中的最高值以黃色背景標示。譬如二月份的最高值是二零一一年的 190，三月份的最高值 207 也出現在同一年。所有月份的最高值是 350，出現在二零零五年的一月。所有黃色方塊集中出現在二零零四年至二零一二年之間，即在「沙士」一役之後。

香港 1068 至 2018 全年低能見度時數變化

這幾年也是中國二零零一年入世之後經濟發展最迅猛的時期，GDP 超越意、英、法、德、日，都發生在這段日子裡。此後，中國開始加強治理環境，香港的低能見度時數逐步下降。新冠停擺之下，香港再創新低。

如果頭腦簡單，可能據此得出內地污染香港的結論。但只要稍為深入點思考就知道，香港把製造業北上而「華麗轉身」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同時，其實是輸出了污染。港商回到內地「造大造強」，利弊與共焉。

類似香港能見度的可觀變化，在全世界都發生了。

馳航趁晚風

餘暉漫顥穹  最是夕陽紅

飛棹船頭立  馳航趁晚風

（維港夕陽紅） 2020 0416

四次疾控危機的共同教訓

中國傳統醫學一貫強調預防，如最早的醫療典籍《黃帝內經》所說「上醫治未病，中醫治欲病，下醫治已病」。西漢典籍《淮南子》則說「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治已病，是逼不得已而為之，「聖人不治已病」。

這也是現代公共衛心的核心思想。王紹光提到美國耶魯大學教授溫斯洛（Charles-Edward A. Winslow）一九二零年提出的公共衛生「經典定義」定義：公共衛生是通過有組織的共同體努力來預防疾病、延長壽命和促進健康和效益的科學與藝術。強調的也是預防。

中外經驗都證明，人的平均夀命延長，主要在於公共衛生進步，治療手段提升是次要的。美國CDC一九九九年研究了美國整個二十世紀人均預期壽命的增長，把增加的30歲中的25歲歸因於公共衛生改善。

新中國自一九四九年成立到二零零零年，只半個世紀，人均預期壽命就增加了30多歲。其間，中國各方面水平都遠遠落後於美國，不難想見，人均夀命大幅延長，主要歸功於預防為主的公共衛生政策。一個例子是，中國一九六一年全球第一個宣布消滅了天花，比全球最終消滅天花提早了16年。

但王紹光認為新中國70 年中，疾控體系出現過四次危機。第一次是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第二次是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一年，第三次是一九八五年到二零零三年，最後一次是二零零八年到如今。共同的教訓是，一旦不切切實實貫徹、執行、落實預防為主的公共衛生政策，就會受到懲罰，就會出現大問題。非典與新冠疫情是最大的教訓。

第一次危機發生在「大躍進」時期，表徵是防疫站的絕對數量在增長，但相對於醫院的數量在下降。第二次危機發生在「文革」初期，衛生防疫站的絕對數量和相對數量雙雙下降。第三次危機是在非典之前，表徵是衛生防疫部門得不到足夠的財政撥款。非典以後，衛生總費用一直在增加，而且越增越快，但政府衛生支出佔衛生總費用比重從一九八五年起一直急劇下滑。

非典以後，國家提出要在三年以內建立健全的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各級一共投入116億元，完成了全國2448個縣級及其以上的疾控機構的基礎設施建設，主要是硬件建設。但這是否意味着實現了預防為主？王紹光的答案是否定的。不久，第四次危機逐步形成。

第四次危機的表徵是疾控部門在醫療衛生體制中相對地位持續下降。非典危機之後，重醫療、輕預防的頑疾復發，後果是疾控體系地位低下、人員不足、人才外流，人民健康水平改善乏力。疾控系統工作壓力大、薪酬待遇低，在其中當醫生，工資可能只有同級醫院、同職稱的1/3左右。非典之後，疾控體系人員最多時在二零零四年達到 21 萬人，到二零一八年，減少到18 萬多。同期間，中國整個醫療衛生人員數量二零一八年達到1230多萬，增加了將近一倍。

每萬人的疾控人員數（疾控中心所有工作人員/中國人口），中國在二零零四年是 1.62，二零一八年降到了1.35。相對之下，美國是9.3，俄羅斯是13.8，中國竟然只及俄羅斯的十分之一。

從這角度看，新冠疫情有其偶然性，亦有必然因素存焉。

此番戰「疫」，的確「既有經驗，也有教訓」，經驗與教訓都不僅限於抗疫本身，而廣及從國家到地方的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苟能把短板補齊，則全國上下作出的巨大努力與犧牲就不致白費。

（二之二）

中國公共衛生的短板與危機

國藥集團中國生物新冠疫苗生產基地展示新型冠狀病毒滅活疫苗樣品

全球疫情仍在向峰值發展，JHU 的最新全球確診數字正逼向二百萬。一算，從一百萬翻一番到二百萬，不用兩星期。儘管這樣，不少人已在向疫後展望，中國最先受災，也最快復蘇，當然更早着眼未來。歐美雖然還在痛若中掙扎，也有人向把目光投向疫後。由於東西方文化的差異，着眼點大不相同。

中國人民大國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說：「東西方文化確實不太一樣： 西方文化遇到問題以後喜歡從外部找原因，中國人是凡事求諸於己，喜歡在內部找原因，總是強調『先把自己做好再說』；西方人首先想到的是從外部找替罪羊，更加偏向達爾文主義，更加強調對抗性。」當前正是這樣的情況，歐美近來叫囂得最聲嘶力竭的聲音之一，是向中國索償。

這很荒謬，但中國不能處之泰然，知道西方的確有不少人雅不願見到中國重興，千方百計要「趁你命攞你命」。但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仍是主要的。

事實上，疫情暴露了中國不少治理上的問題，尤其是公共衛生治理。習近平因而指出，疫情防控中「既有經驗，也有教訓。要放眼長遠，總結經驗教訓，加快補齊治理體系的短板和弱項，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築牢制度防線。要着力完善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提高應對突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要着力完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樹立『全周期管理』意識，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新路子。」短短一段話中，指出的問題真不少。

不久前介紹過王紹光教授沙士後檢討中國公共衛生的論文，指出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醫療改革上有兩種迷信（過份迷信經濟發展的力量和市場化的作用），以致重醫輕防。遺憾的是，中國在沙士之後進入到加入世貿推動的經濟高速發展期，共公醫療問題很快就在全民搞經濟下被忽略了。

王紹光最近錄製了一個名為《預防必須為主——中國疾控體系的四次危機及其教訓》的網上課程進一步指出，新冠之災正是中國疾病防控體系另一次危機的結果。

王紹光說，非典（沙士）給了中國人一個非常沉重的教訓。非典以後，當時的北京協和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的院長黃建始說，中國的公共衛生直到二零零三年發生非典之前，沒有恢復到一九六六年以前的水平，「這句話說的其實是很重的」。

二零零三年四月，剛當選副總理二十天未到的吳儀臨危受命，被委任為衛生部長，處理被非典摧殘了的公共衛生系統。她在一次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指出，中國疾病預防控制體系能力差；目前國家省市縣四級都建立了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但定位不准、職責不清；機構不少、功能不強；隊伍龐大、素質不高；設備成就、條件落後；防治脫節、缺乏合力；經費不足、忙於創收。

王紹光說：「這個判斷我基本上都同意，只有一條不太同意，就是她說隊伍龐大，我認為我們的疾控隊伍不應該算龐大。」他接着以數據從縱向橫向比較，指出問題。由二零零八年到二零二零年的疫控體系的第四次危機形成與有重要關係。

（二之一）

小布什 15 年前的精準警告

對於美國前總統小布什，多數人的印象都欠佳。他給人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掀起了至今未平息的反恐戰爭。他二零零一年上任之年，就遇上九．一一襲擊，一個月後就以反恐為名入侵阿富汗，二零零三年又以同樣藉口入侵伊拉克。兩場戰爭一直打到今天，都尾大不掉。繼任總統的奧巴馬、特朗普都想卸下這兩個包袱，可是都甩不了。

英國《泰晤士報》對小布什有這樣的評價：「在美國的總統歷史上，多數總統在卸任後仍然獲得人們的尊敬，而小布什卻是反例。」

朋友昨天傳來一段小布什的視頻，卻讓我對他另眼相看。那是他在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在美國國立衛生學院（NIH）的演講，主題是美國要為可能發生的疫症大流行作好準備，決不可猶豫。

這是美國 ABC 電視台翻尋出來重播的，演講直如針對美國當局處理當前疫情失當的批評，在網上大受歡迎。

小布什當年是有所感悟而作這番演講的。那年夏天，他回到德州牧場度假，翻閱了歷史學家John M. Barry 的 The Great Influenza（大流感）一書，對這本講述一九一八年「西班牙流感」的書不忍釋卷。眾所周知，這場本來源自美國的流感席捲全球，當時全球 17 億人中的五億人受感染，造成四千萬人死亡。

他回到華盛頓後，召來國土安全首席顧問 Fran Townsend，要她好好讀讀《大流感》，並說：「知道嗎，這（大流感）每百年一次，我們得有一個國家戰略。」

據當時一些白宮官員回憶，小布什真把這當回事，而官員們剛經歷了九．一一，知道這世界上真的有「黑天鵝」，也不敢怠慢。小布什在演講中說：「大流行很像森林大火，若及早着手，可以把火撲滅，損失有限；若對火苗無所知覺，讓它悶燒下去，火就會變為煉獄，不可收拾。」

這催生了一個 70 億美元的防疫計劃，要建立全球預警系統，資助發展疫苗新技術，擴大醫療物資如口罩、呼吸機儲備。此後三年裡，美國確曾為之大張旗鼓一番，各有關部門進行過反應演練。

可是，十幾年下來，權力一再交接，人員一再調換，撥款一再延誤，計劃逐漸渙散。畢竟，那是百年才一遇的事情。那時建立的網站 pandemicflu.gov 還在，屬於美國疾控中心網站的一部分。

目前疫情中，從便宜的口罩到昂貴的呼吸機都全球稀缺。小布什演講後的二零零七年，美國的呼吸機較多，約有 20 萬台，預估還需要儲備七萬台。衛生部因此提出一項代號為奧拉（Aura）的項目，希望製造一批廉價呼吸機。如今，卻連中標的公司都不存在了。呼吸機存量不增反降，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疫前二零一八年的報告，美國存量16 萬台，國家戰備庫只剩 8900 台。根據比較悲觀的估計，美國將有 96 萬名 COVID-19 患者需要使用呼吸機。

這也是全球問題，歐盟呼吸機缺口至少高達二萬五千台；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短缺更嚴重。全球醫療機構的呼吸機需求量，估計是擁有量的十倍。於是，目光都轉向中國。自三月一日以來，中國已輸出呼吸機一萬六千台。

小布什演講中這警告是有遠見的：「我們倘若坐等大流行出現就會猝不及防。有一天，會有很多生命會因為我們今天不作為而無辜逝去。」（”If we wait for a pandemic to appear," he warned, "it will be too late to prepare. And one day many lives could be needlessly lost because we failed to act today.）

紐約病毒來自何方？歐洲？

紐約布魯克林，用冷藏車臨時放置病人遺體。

對於席捲全球的 COVID-19 疫情，研究其病毒的演變、發展是重要的科學議題，需要抽絲剥繭的細緻工作，主要是科學的研究，也有新聞報道的追蹤。病毒很神秘，也很狡猾，讓人撲索迷離。一段時間以來，已見到不少耀目的進展。例如剛才讀到《紐約時報》快訊說：「研究顯示，紐約的新冠病毒主要來自歐洲。」

報道說：「新冠病毒二月中旬就在紐約地區傳播，比第一個確診病例早若干星期（weeks)，主要由來自歐洲而非亞洲的旅客帶來。」

消息來源有兩個，西奈山的 Icahn 醫學院（Icahn School of Medicine）與紐約大學 Grossman 醫學院（Grossman School of Medicine）的兩個研究團隊分別分析了自三月中旬在紐約不同患者取得的樣本的新冠病毒基因組，不約而同得出「大部分屬於歐洲」的結論。

報道說，研究揭示，如果能及早進行大規模的病毒檢測，就能發現早已存在的病毒傳播。

美國 CDC 是一月二十一日宣布在西雅圖發現第一個 COVID-19 病例的，紐約州州長科莫則在三月一日宣布紐約市出現第一個病例。至今，紐約已有病例八萬一千多個，明天可能就會超過中國全國八萬二千餘人的總和。

從二月中旬的紐約向前追溯到歐洲，那裡最早出現疫情大爆發的是意大利，第一號病人是二月二十日出現的。

意大利疫情「重中之重」的倫巴第大區的衛生局曾協調14家研究中心聯合完成了一個研究報告，拿到學術論文平台 ArXiv 發表（三月二十五日）。其中一個發現是，新冠病毒早在一月一日就開始在倫巴第大區南部多個市鎮流行。英國《自然》雜誌同日在網站上評論稱，新冠肺炎疫情在被發現前已在意大利發展了數星期。

研究人員根據倫巴第大區的 5830 個確診病例向前追蹤，發現在倫巴第大區從一月一日至二十九日就有零星病例，到二月十八日一天達 60 例。兩天之後，二月二十日，意大利一號病人才被確診。

美國亦有相同情況。美國 CDC 主任 Robert Redfield 三月十二日到眾議院接受質詢時被眾議員Harley Rouda 連番追問下，有這樣的對答：
問：若有人死於肺炎，我們會作死後檢測以確定是死於流感還是 COVID-19 嗎？
答：CDC 對肺炎死亡有偵查制度，但並非每市、每州、每家醫院都有。
問：如此說來，美國可能有人看來死於流感，而實際可能死於冠狀病毒或 COVID-19 的 嗎？
答：美國今天一些個案確實作了這樣的診斷。

奇怪的是，對美CDC 這樣的表白，似乎沒有人再進一步深究。美國流感季節自去年十月開始至三月二十八日，CDC 估計死了24 000 – 63 000 人。數字的上下限這麼大，可想而知當中有大量不明因素。其中究竟有多少據死後檢測是死於 COVID-19 的？死於什麼時候？

在人們爭論新冠病毒起源在哪裡之際，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院長柯林斯（Francis Collins）三月二十六日在博客中撰文指出：據基因學研究，COVID-19 源於自然。

柯林斯是世界知名遺傳學家，是近年領導國際科學家聯合攻關的「人類基因組計劃（Human Genome Project, HGP）的領導人。他在引述有關遺傳學新發現之後有這樣的構想：「這種新型冠狀病毒在獲得能夠引發人類生病的能力之前，就已經從動物進入到人類。經過數年甚至數十年的逐步進化之後，它們最終獲得了在人與人之間傳播的能力，並可以導致嚴重疾病。」

「數年甚至數十年」，這與各種陰謀論以日、月計的時間線相差太遠了。

疫情震盪：可消解「洗腦」嗎？

約半年前，介紹兩本關於「洗腦」的書，寫過幾篇文章。當時有朋友在 fb 上問：作者有沒有「解藥」？答案是：沒有。《洗腦心理學》（Brainwashing: The Science of Thought Control）與《洗腦：控制心智的邪惡科學》（Brainwash: The Secret History of Mind Control）都探討了人會如何被「洗腦」，人可以怎樣拒絕被灌注某種思想（包括廣告宣傳），但沒有提出一旦被「洗腦」可以怎樣消解。

我曾回應：思想一旦形成，就有定勢，甚至影響到神經元的連結，對行為產生如行車「自動波」般的影響，要改變得有極大的震盪。

所指的震盪，可大可小。如果所涉的是個人、團體，震盪的範圍有限。邪教事件經常發生，會有大批信眾被迷惑，以致發生集體死亡的悲劇。近代最臭名昭著的邪教是美國的人民神殿教（Peoples Temple），大批教徒被誘到巴西叢林裡的瓊斯鎮，集體「自殺」殉教，913人死亡。日本又有奧姆真理教，一九九五年在東京地鐵發動沙林毒氣襲擊，教主麻原彰晃等 13 人後來被處死。經過這樣的激烈震盪，絕大部分被「洗腦」的信徒猛然回復了清醒。

如果所涉更廣，例如整個國家、民族都被灌輸了某種極端的意識形態而服從於某種違反道德、人性和人民長遠利益的惡行，要清醒過來，就得有更巨大、更猛烈的震盪。

二十世紀曾一再發生這樣的事件。德國納粹黨掌權下的德國，民族主義歇斯底里的亢奮，服膺於希特勒的邪惡指揮，要征服整個歐洲。日本軍國主義政權同時在亞洲狼奔鼠突，甚至挑戰美國，要稱霸東亞，國民為之癡迷如醉。結果，德日都受到沉重反擊，德國被炸得體無完膚，日本更吃了兩個原子彈，震盪不可謂不大，德日人民至此如服下清醒劑，一下子回過神來，儘管兩國都仍然有不甘屈服的死硬分子。

中國「文革」也是一場人民經「洗腦」而後革身洗面的輪迴，使國家從崩潰的邊沿，從脫離實際的政治鬥爭，回歸到實事求是，以人民利益為依歸，發展經濟建設，並重歸中華文化，然後有近 40 年的中華騰飛。中國人的思想精神面貌自此跨過分水後，脫胎換骨。

戰後的世界大體和平，被西方「普世」價值觀「洗腦」者舉目皆見，香港就不乏因而數典忘宗者。但你能給他們一個電擊般的震盪嗎?能給癡迷者一個休克治療嗎？難以想像。

可是世事幻變也真不可思議。一場世紀大瘟疫遽然掩至，給全世界措手不及的打擊 ，也給世界來了一個通體的CT透視。不管你在風調雨順時吹得怎麼神通廣大，COVID-19 讓你打回原型，是什麼根底、有什麼本事都暴露無遺。

這場震盪之猛烈和廣泛，沒有人想像得到，它會給世界造成怎樣的改變，也沒有人可以預見。但不妨參考一些雋智者的預判：
── 《人類簡史》作者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三月二十日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評論：指出這是這一代人最大的危機，它不僅將影響我們的醫療保健系統，還將影響我們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活下來的人將生活在另一個世界中。
──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三月三十日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美國變成一座否定與死亡之國。這種轉變在過去幾十年裡逐漸發生；只是現在我們正在目睹後果以快進的方式展開。
──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四月三日在《華爾街日報》發表評論：「世界在新冠肺炎疫情后將永遠改變」。

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震盪，但相信不是所有人都會清醒過來，正如邪教覆沒了，仍會有人執迷不誤。歐美正有人在認真策劃其事，向中國索要新「庚子賠款」呢 ── 時光倒流 120 年了？

美國疫情：無視與無能

關於美國疫情怎麼發展到如今地步，昨天提到的 Medscape 總編輯 Topol 的炮轟文章，只屬粗線條勾勒，主要從醫護人員角度發聲。《華盛頓郵報》同時刊出了冠以「調查」欄名的長文 The U.S. was beset by denial and dysfunction as the coronavirus raged（冠狀病毒肆虐下，無視與無能困擾美國），通過多位記者 47 次對有關官員、人士的採訪，深入報道了特朗普政府三個月來是如何應對疫情的，揭示政府內部權力爭鬥不斷，直至不得不屈服於現實的變化。

題中的 denial 解否認、否定、拒絕承認、拒絕接受等，指的是特朗普與他在白宮各位大員疫情初期對各種警號的漠視、忽視、蔑視，不是無所知，而是無所視，視而不見。 Dysfunction 本來是醫學名詞，指機能障礙、失調，用到文章標題上，就暗指白宮病了。

文章開頭開得奇崛：「到特朗普自稱為戰時總統 ── 敵人是冠狀病毒 ── 之時，美國前進的路上將見到人民大量死亡，數逾韓戰、越戰、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之和。」

據維基上的數字，美軍在以上各場戰爭中，韓戰死 54 246 人，越戰 58 209 人，阿富汗戰爭 2 216 人，伊拉克戰爭 4 576 人。這是美國戰後以來最大的幾場戰爭，合起來差不多 12 萬人。其實還可以加上九．一一 的死亡的近三千人。特朗普日前宣稱，美國在這次疫情中若只有 10 到 20 萬人死亡，就算不錯了。庶幾可以說，美國這數字將是全球各國之最，儘管疫情遠未到消弭之期。

文章梳理了美國是怎樣無視各種警示的。美國疾控中心十二月三十一日就獲悉冠狀病毒病例，一月一日就開始為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編寫報告。一月三日，白宮就收到冠狀病毒來自中國的的第一個正式通知。幾天之內，美國情報機構在每日簡報中向總統就病毒威脅的嚴重性發出了警告，這是西方各國中第一次對這種病毒發出警告。

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全球健康安全指數」（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美國在195 個國和地區的衛生安全評估中排名第一。這是有根據的，《華盛頓郵報》的文章花了很大篇幅記述有關官員和部門得到疫情警示後如何聞風而動，啟動機制，商討對策。奈何，特朗普不當回事。記者統計，他 33 次說這病毒沒有什麼大不了。

一月十八日，衛生部長阿扎爾向正在度假的特朗普匯報疫情，話未說完就被特姢普打斷了，反被指為「危言聳聽者」。

除白宮外，美國的有關部門有失職的嗎？有，最大的失敗是疫控中心堅持自己開發檢測劑的失敗。文章認為，美國疾病中心過去的成功，「助長了一種體制上的傲慢」。

檢測慢了、少了，最可怕的是讓高層官員對疫情不了解疫情的真實規模。二月中旬，被稱為美國「抗疫隊長」的醫學專家福西和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爾德到白宮「形勢室」開會，仍對白宮官員說沒有證據表明美國出現令人擔憂的人際傳播。

文章深入報道了政府內部應對疫情的爭拗，關鍵在於，是公眾健康優先，還是特朗普在選舉年中的利害即經濟增長、股市升跌優先，而醫療物資如N95等的儲備不是白宮關注的。到三月底，政府要訂購一萬台呼吸機，數量遠低於衛生官員和各州州長的需求，且要得夏季或秋季才能到貨。一位參與其事的採購官員說：「這像個笑話。 」

到特朗普終於面對疫情現實，宣布這是生死攸關問題時，已是三月三十一日，距離美國疾控中心十二月三十一日就獲悉冠狀病毒病例，足足三個月。

保羅·克魯格曼：美國，否認與死亡之地

作者：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即克魯明） 紐約市立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原文刊於《紐約時報》網站，3月30日） 死亡飛快地向你襲來。就在三週前，白宮和福克斯新聞(Fox News)的官方說法還是這個新冠病毒沒什麼大不了的，相反的說辭都是居心不良的政治謊言，是那些想讓特朗普下台的人在搞鬼。現在，紐約全面暴發衛生危機，所有的跡像都表明，很多城市很快也會陷入同樣的境地。 幾乎可以肯定，情況會越來越糟。在發達國家當中，美國處在最糟糕的發展軌跡上——沒錯，比處於大流行這個階段時的意大利還要糟糕，確診病例每三天翻一番。 我不確定大家是否明白，這種指數級的增長意味着什麼。如果它以目前的速度持續增長一個月，數量將增加一千倍，幾乎一半的美國人將被感染。 我們希望這種情況不要發生。許多州已經處於封鎖狀態，雖然並非所有州都這麼做，但流行病學模型和一些初步證據都表明，這將會「壓低曲線」，也就是說，大大減緩病毒的傳播速度。但是，當國家的噩夢觸底之前，我們有必要後退幾步問一問，為什麼美國的應對如此之爛。 最高領導人的昏庸，顯然是一個重要因素。數以千計的美國人正在死去，而總統還在炫耀他的收視率。 但這不只是一個人的問題。無論是導致對大流行的初期應對不力的科學否認，還是現在看來可能發生的成千上萬的不必要死亡，都並非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所獨有。在發達國家中，美國一直以來都是否認和死亡之國。只是我們現在看到，這些國家性格上的缺陷，正在以越來越驚人的速度呈現出來。 關於否認：試圖遏制住新冠病毒威脅的流行病學家猝不及防，他們的工作迅速被政治化，即指稱他們的所作所為是用來傷害特朗普、宣傳社會主義或者其他目的的騙局。但對於這種反應，他們不應該感到意外，因為氣候科學家多年來面臨着同樣的指控。 雖然否認氣候變化是一種全球性的現象，但它的中心顯然是在美國：共和黨是世界上唯一否認氣候變化的主要政黨。 氣候科學也不是他們唯一反對的東西；沒有一個共和黨2016年總統提名候選人的角逐者表示願意支持進化論。 共和黨否認科學的背後是什麼？答案似乎是對特殊利益集團以及小傑里·福爾韋爾(Jerry Falwell Jr.)等福音派基督教領袖這二者的忠誠的結合。福爾韋爾認為冠狀病毒是針對特朗普的陰謀，然後不顧衛生官員的警告重新開放了他的大學，似乎已經自己動手創造了一個病毒傳播熱點。 無論如何，關鍵的一點是，幾十年來在多個方面對科學的否認，為否認病毒奠定了基礎，而對病毒的否認在當前大流行關鍵的前幾周令美國的政策無法運轉。 關於死亡：我有時還是會遇到一些人，他們堅信美國人的預期壽命是全世界最高的。畢竟，我們不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嗎？事實上，我們的預期壽命是發達國家中最低的，幾十年來，這一差距一直在穩步擴大。 這種不斷擴大的差距，反過來，肯定反映了美國獨有的全民健康保險缺失，以及同樣獨有的「絕望之死」—— 因毒品、酒精和自殺導致的死亡 —— 在看到經濟機會消失的白人工人階級中的激增。 與其他富裕國家相比，我們每年多死數十萬人，而我們即將因冠狀病毒而多死數万人，這兩者之間有什麼聯繫嗎？答案當然是肯定的。 具體來說，當我們對疫情進行「解剖分析」—— 這個慣用語在此刻已經不是什麼隱喻 —— 我們可能會發現，對政府的敵意經常破壞對有需要的美國人的幫助，而在減緩對當前危機的有效反應方面，這種敵意也發揮了關鍵作用。 那更大的圖景呢？在美國獨有的否定科學之風盛行和美國獨有的高死亡率之間有聯繫嗎？老實說，我還在思考這個問題。 一種可能的說法是，美國的政治格局賦予了反科學的宗教右翼以特殊權力，後者曾支持反政府的政治人物。但我不確定這是否是一個全面的說法，像福爾韋爾這種人掌握的權力，本身就是一個需要解釋的現象。 在任何情況下，重要的是，儘管美國是一個擁有光輝歷史的偉大國家，有許多值得驕傲的方面—— 我深深認為自己是一名愛國者 —— 但強硬右派的崛起，正如我說的，也在把美國變成一座否定與死亡之國。這種轉變在過去幾十年裡逐漸發生；只是現在我們正在目睹後果以快進的方式展開。

美國怎樣淪落到這地步？

自製口罩，美國開始流行

特朗普前天（四日）在白宮疫情簡報會上說，這兩星期將是美國抗疫形勢最嚴峻的時刻，死亡人數將會激增。有多嚴峻？美國衛生總監亞當斯具體說：美國會迎來「珍珠港時刻」。

特朗普大話連篇，自詡最懂醫學，對新冠疫情的研判卻是信口雌黃，錯漏百出，可是這一回，最好還是相信他。美國的疫情曲線的確在呈現非常不樂觀的發展趨勢。

美國疫情數字每天都在大幅躍升。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最新數字，美國確診人數高達337 646例。我愛把它乘四，以便以中國人口為基準作比較，結果是一百三十多萬，竟然比全球同一時刻的1 277 962 例還多。

美國疫情怎樣發展到這一地步，未來歷史一定會清晰整理，但在悲劇中站到最前線的美國醫護人員，在悲憤中已用親身的見證為之此出粗略而有力的概述。一位資深退休醫生傳來了美國著名醫學網站 Medscape 的文章 US Betrays Healthcare Workers in Coronavirus Disaster （美國在冠狀病毒災難中背棄了醫護工作者）就是這樣的文字，作者是網站的總編輯 Eric Topol 醫生。

Eric Topol 是心血管病專家、遺傳學家，又是作家，去年出版了 Deep Medicine: Ho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Make Healthcare Human Again （深層醫藥：人工智能如何使醫療保健再通人情）一書，可見他對未來醫療發展的關注。

文章把美國的疫情發展分作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無聲擴散」。中國一月五日就完成新病毒的基因排序，一月二十一日，美國與韓國同一天發現第一個病例。韓國立即採用世衛提供的檢測劑廣泛篩查，美國卻由自己的疾控中心研製檢測劑而屢生波折，過了近五十天才開始廣泛檢測。二月份，韓國共做了7.5萬次檢測，美國僅352次。韓國按世衛倡議，發現、追蹤、隔離病源，美國則大派定心丸，輕忽怠慢，置公眾與醫護人員的安危於不顧。

第二階段，沒有彈藥之戰（The War Without Ammo），用中文說是「空槍上陣」。美國當前的可悲處境，是醫護人員沒有口罩 ── 連普通 75 美仙一個的口罩都沒有，更不要說專業的 N95 ── 以至缺乏其他保護裝備累積形成的。救治病人的裝備同樣缺乏，例如呼吸機，美國需要幾十萬台以至一百萬台，可是僅有不到十六萬台。醫護人員不但缺乏保護裝備，還紛紛遭受上級恐嚇：不要向外聲張，否則會受處分，甚至「炒魷魚」。

第三階段是，醫護專業人員廣受感染而垂死。意大利倫巴第大區，兩成醫護人員受感染，同樣的悲劇也正在波士頓和紐約發生，一些年輕醫生已寫下遺囑。

文章指出，醫護人員被病毒打倒是悲劇，更可悲的是他們的犧牲是不必要的，是缺乏檢測、缺乏個人保護裝備下的慘敗。醫護人手不足將對美國整體醫護工作造成更大損失，不同崗位醫護人員都面對數以千計病人，每一個人缺位都會造成漣漪效應；失去的不僅是人，還有他們的豐富經驗，醫學院怎麼加快人員培訓都彌補不了。

文章最後指出：「美國對COVID-19的應對將成為本國（美國）公共健康史上最糟糕的災難，破壞規模之大，九．一一等眾多災難之人命損失瞠乎其後。我們醫療界記憶最深刻的可能是：當我們的國家最需要我們貢獻力量之際，國家是怎樣背棄我們的。」

要向某人問責嗎？但這顯然不是個人問題。

廣州抗疫：451 病例 vs 7200 病床

《隔離的意義》廣州美術學院 陳賽

全球新冠肺炎病例數字突破一百萬了。香港的新冠肺炎病例則突破八百，幸好日增數字有放緩趨勢，希望在防疫措施加強下，趨勢能持續下去。對比起人口只比香港多一百萬的紐約，香港其實已非常不錯，紐約的數字已達到五萬一千多，超過武漢，情況非常駭人。

香港自然不能自滿，對比周邊城市如廣州、深圳，我們的疫情管控就有所不如，廣州最新確診人數是451人，深圳 452。香港的數字是近日隨着外來輸入病例增多而急升起來的，廣州和深圳受外來影響較輕，但兩個城市的人口都遠多過香港，廣州常住人口達一千五百多萬，深圳約一千三百萬，而且受湖北、武漢的影響遠遠大過香港。

人口比香港多一倍的廣州之抗疫有什麼過人之處？從《廣州日報》一篇報道看到一些介紹：兵貴神速！全面戰「疫」尚未打響，廣州便「嗅」出凶險，開始作最壞打算、最周全準備：
—— 2019年12月31日，武漢首次通報疫情，當晚，廣州市便要求各醫療衛生單位加強對不明原因肺炎的監測和病例排查，開展醫務人員培訓，同時做好應急​​準備；
——2020年1月9日，國家明確新型冠狀病毒為病原體後，廣州市疾控中心迅速聯合廣醫一院，迅速展開核酸檢測項目；
——2020年1月17日，廣州尚無一例新冠肺炎確診患者，就印發了做好新冠肺炎醫療救治工作的通知。從起草到出台，僅花了兩小時。
——2020年1月20日晚，鐘南山院士宣布新冠肺炎會人傳人。當天，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原廣州傳染病醫院）宣布全體醫護人員取消休假，一線待命。
……
同時，廣州各醫療單位迅速集中專家、集中資源，切實準備「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13家醫院共規劃床位 7200 餘張，並制定建設備用醫院的方案，必要時即刻開工，寧可備而不用。

結果，至今確診病例451例，只有一例死亡，相對於準備好的 7200 張病床，數字何其懸殊。這背後是「寧願床等人，不讓人等床」、全力以赴、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的理念。

放大到全省去看，廣東的確診人數是1514例，與現在成了「震央」的歐洲各國比例，這數字非常燿眼。廣東人口是全國之冠，達一億一千多萬，比歐洲任何國家都多。歐洲最多人口的德國亦不過八千三百萬人，最新病例已接近八萬五千；人口不如德國的意大利更接近十二萬。

歐洲國家的平均人口只有一千四百萬，中國大部分省（區）都超過它，湖北周邊各省放到歐洲去都堪稱大國，但疫情遠沒有歐洲諸國嚴重。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表現也遠勝於歐美。

韓國首爾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KWON 教授昨天（三日）在一個中美德韓日專家視象會議介紹韓國抗疫經驗歸納出三點：第一點是早行動，反應過度總比反應不足好；第二點是大規模檢測、隔離病例；第三點是追踪，韓國沒有封城，但在追踪上採取了「非常激進的做法」，發現一個病例，就查他手機的GPS、查行動軌跡，甚至去查各種各樣的監控錄像，追蹤行蹤，然後採取必要措施。

中國和韓國的經驗都是公開的，不過不易學到，問題當不在「老師」一方，而在「學生」一方。

新冠病毒一個「爆炸性」消息

美軍醫療船「安慰號」駛進紐約港，接收普通病人，以讓紐約的醫院
騰出病房安置新冠肺炎病人。

近日，接連收到「爆炸性」消息：世衛警告：新冠病毒可以通過空氣傳播。」

這消息像網上很多傳聞一樣，真假夾雜，為了捕捉眼球，把一些訊息誇大了，又把一些訊息有意無意地遏抑了。你不小心分辨，就中招。

以上消息，世衛半個月前的確有所發布，但那是針對醫護人員而言的，提示他們要作好防護，以防止空氣中傳播的病毒，特別是在對重症病人使用呼吸機等輔助設備時要慎重。

中國國家衛健委三月初發表的第七版《新冠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版），就「傳播途徑」有以下表述：「經呼吸道飛沫和密切接觸傳播是主要的傳播途徑。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長時間暴露於高濃度氣溶膠情況下存在經氣溶膠傳播的可能。由於在糞便及尿中可分離到新型冠狀病毒，應注意糞便及尿對環境污染造成氣溶膠或接觸傳播。」

這表明新冠病毒的傳播主要通過「飛沫」（droplets) 和「密切接觸」。但也可能通過「氣溶膠」（aerosols），不過這個不斷修訂的指引認為這有條件限制：封閉空間、長時間暴露、氣溶膠達高濃度。帶病毒的糞便尿液經霧化形成氣溶膠，在以上三個條件下也可能經空氣傳播。

死寂的紐約布魯克林橋，背景可見曼克頓

以上「爆炸性」消息其實是從美國傳來的，事隔十幾天才「爆炸」起來，相信與美國疫情急劇惡化有關。惡化引起了廣泛恐慌，也觸發要不要戴口罩這防疫基本方式的熱烈爭論。這涉及到病毒會不會經空氣傳播。《大西洋月刊》（Atlantic)網剛刊出了Everyone Thinks They’re Right About Masks （每個人都認為自己對口罩的認識正確）一文， 首先就討論到新冠病毒是不是空氣傳播的。它引用馬利蘭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專家之言，認為世衛之「非空氣」傳播說是「過時的科學」，若與確診者接觸，會濺及飛沫，也會吸入病人噴出的氣溶膠。

文章提到武漢科學人員二月進行過戶外空氣調查，樣本要麼找不到病毒，要麼濃度極低，只有兩個地點的樣本例外，分別來自一家百貨公司外面，和一家醫院附近。一項沙士的研究曾估計，至少要43 至 280 個病毒顆粒才會引發感染。至於新冠肺炎，沒有數據。

弗吉尼亞理工學院研究空氣傳播疾病的 Linsey Marr 說：「我現在出門，會想像每個人都在吸煙，會繞行以盡量避免吸入煙霧。」迎面有人走來，避無可避，要屏息靜氣嗎？她說：「這合理合情，我也這樣做。」

華盛頓州一個教會合唱團 60 名成員三月十日進行了一次練習，三個星期後，45 人「中招了」。練習在密封環境、長時間進行，各人噴出了多少飛沫，氣溶膠濃度有多大，則不知道。

回到口罩問題。哈佛大學的傳染病學家 Bill Hanage 自言，過去「輕微」看不起口罩是角度錯了，「你戴口罩不是要自我防護，而是不讓別人受感染」。對新冠病毒尤其是這樣。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的 Thomas Inglesby 說，如果不少人在發病前就有傳染性，就所有人都該戴口罩。

文章最後說：「的確，口罩是個象徵，但不只是盡責的象徵，而是這個變化快得讓人喘不過氣的世界的象徵。」

戰「疫」敢擔當，中外有佳例

瑞士新推出的朱古力復活節兔

作為領導人，如何應對突如其來的瘟疫，是重大考驗，既是科學認知上的考驗，更是對責任擔當的考驗。環視當前世界，不少在其位者出乖露醜了，但也有敢於決斷、有所作為的，中外都有。

關鍵是出手夠快，敢於搶在病毒的前頭行動。

在已成為震央的美國，疫情嚴重到特朗普不得不改口，說新冠肺炎不是「流感」，而是「惡疾」了。在最慘烈的紐約市，最新感染人數達到四萬三千多人，相當於約每二百人有一個染病。美國第一個病例出現在一月二十日，特朗普一直大派定心丸，說疫情「很快就會過去」。美國從上到下因而都在這樂觀氣氛下掉以輕心。可是有一位州長很早就從遠方蝴蝶扇動翅膀的氣流感覺到兇兆。

他是俄亥俄州州長 Mike DeWine，共和黨人，但沒有受到同屬共和黨的特朗普的蠱惑。

BBC 一篇報道說，早在三月五日，當俄亥俄州還沒發現一個病例之時，州長就通過法庭命令禁止每年一度的「阿諾（舒華辛歷加）體育節」（Arnold Sports Festival）舉行。這是世界健美界的盛事，號稱有八十多個國家的二萬名「大只佬」、「大只女」參與，可為首府哥倫布市帶來五千三百萬美元生意。

之後，這位 73 歲的州長又下令禁止所有體育比賽舉行，比NBA等全美聯賽宣布暫停還早幾天；並先於全美，宣布全州停學。

DeWine 州長去年才上任，但從政經驗豐富，做過縣和州的檢察官，做過聯邦眾議員、參議員。當然他無法阻止疫情發生，已有2 199 個病例, 55 人死亡。但比起東面僅四百公里之外的紐約，約一千萬人口的俄亥俄州的情況就溫和得多了。

陶鑄的女兒陶斯亮，是中國市長協會專職副會長，也是該會會刊《中國市長》的主編。她日前發表文章，談到幾位市長在疫情中的表現，其中提幾個敢於擔當的例子：

── 湖北潛江的書記市長敢冒風險提前六天封城，並且準備了比武漢更多的收治和隔離床位，結果，潛江成為湖北疫情最二輕的市，僅次於神農架。

── 重慶早武漢三天在一月二十日就啟動了「防控應急預案」，宣布重慶進入「戰疫狀態」，並且三天就完成了對全市80%常住人口的排查，市政府還很接地氣的實話相告：「武漢人口一千萬，現在需要舉國醫療資源支撐。重慶人口三千多萬，哪怕只有1‰的人感染，就算全世界的醫生來支援，也救不了重慶，所以我們必須自己管好自己。」

── 浙江一月十七日發現五例武漢輸入的病例後，敢於打破逐級上報的常規，第一時間向全省公佈疫情。

相比之下，因疫情應對失誤而被撤職的武漢前任市長（「是位60後，有着完整的從政履歷，是從基層一步步上來的，能當上武漢市的市長，也不會是個等閒之輩」），面對來勢洶涵的病毒，一板一眼行事：一是依法向上匯報病情，二是等待上級授權。

西方一些地方的領導人受到殘酷疫的教訓，也有作為起來了。奧地利政府三十日宣布強化防疫措施，包括到超市購物時必須戴口罩。僅33 歲的靚仔總理庫爾茨(Sebastian Kurz)表示，奧地利是西歐第一個要求民眾戴口罩的國家；此舉不符合當地文化習慣，但從亞洲國家的經驗看，戴口罩對防止病毒在空氣中傳播具有重要作用，民眾必須做出適應性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