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偉的初心

接著教練 Misbun 又問我（馬來西亞羽毛球王李宗偉）：「你知道為什麼我禁止你拿球拍，罰你撿球一星期嗎？」我搖搖頭，他繼續說道：「球拍是球員的尊嚴，你把尊嚴丟在地上，你還能為國家帶來什麼榮耀呢？我讓你撿球，是要磨練你的心智，當你彎下腰去撿球，這是一種謙卑，當你有謙卑的心態，你就能夠從容面對所有的問題。」

我問 Misbun 我能打贏凌丹（林丹）嗎？Misbun說，羽毛球的精神超越勝負，當你只想着輸贏時，你是在用球拍打球;當你把對手忘記了時，你是在用心打球，你就是那顆羽毛球。」他希望我能找回初心，回到打羽毛球的初衷，那裡會有我要的答案。
──摘自《敗者為王》，李宗偉/李宗順著

從 G20 看世界大變局

中美貿易戰，從特朗普打響第一槍至今，已一年多。他誇口的「很容易打贏」已成為笑談，而中國奉陪到底的決心則越堅定。如今，習特會再次借 G20 峰會舉行，兩國之爭又走到一個關鍵節點。

此時此刻回顧一 G20 短短的歷史非常有意思，可以看到世界二十年來的巨大變化，可從中看到「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怎麼個變局。

G20 之前，世界有過不同數目的 G。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西方國家經濟受到石油危機重創後，一九七五年在法國倡議下組成了 G6 集團，美英德法日意六大工業國共商時局，協調宏觀經濟政策。次年加入加拿大，成為 G7。冷戰結束後，為攏絡俄羅斯，再擴大為 G8。G8 夀命不長，不幾年俄羅斯就被踢出局。

G7 曾經是世界最先進經濟體的代表，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高峰期，七國的 GDP 佔了世界78%。

一九九七年發生亞洲金融危機後，G7 發覺在應對全球經濟危機上力不從心，七國財長一九九九年遂提出建立二十國財長會議制度，以穩定國際金融和貨幣體系。孰料二零零八年又發生更兇險的華爾街金融海嘯，美國總統小布什苦無對策，想到召集二十國集團首腦共同應對。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說了當時一個小故事：「我外交部的朋友向我透露」，小布什有了這個想法之後，第一個電話就打給中國胡錦濤主席說：「這個事兒看您的態度，如果你要辦，我就馬上組織，你要不辦那這事兒就算了。」胡錦濤的回應非常積極，小布什很高興，很快就把這事給辦成了。於是誕生了 G20 峰會。

如今，G20 的 GDP 總量約佔世界 90％，貿易額佔全球 80％，人口約 40 億，而 G7 的GDP 比重已跌到約 46%；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更下降至 32%。

從 G20 財長會議算起的20年，是世界經濟在資訊革命下全球化飛速發展的 20 年。中國加入世貿，乘勢加大改革開放力度，發展之迅猛更是驚人。同時，美國經歷了九一一巨變，發動了一場又一場戰爭，前線窮兵黷武，後方沉迷於金融財技，長期頹勢隱然形成。

如今，美國看到病徵，卻找不到從內治病的良方，只能向外下手，希望通過遏制中國的發展來阻足美國的相對衰落。

美國最愛以人權來說事，偏偏忘記了人權中一個重要內容：發展權。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一九七零年第一次出現了「作為一項人權的發展權」概念；一九七九年又在聯合國大會決議中明確指出，發展權是人權，平等發展是各個國家的天賦權利，也是個人的天賦權利。

不知道習特會會有什麼成果，但可以肯定，中國或許在某些方面作出讓步，但決不會拱手讓出自己的發展權，不會甘於永遠做別人的血汗工廠。

是 brain wash，還是 mind control？

人被稱為萬物之靈，靈就靈在最愛動腦筋，愛學習也善於學習。這是優勢，但也會被人利用，人一旦被灌輸某種思想，可能走上歧路。對於自信的人來說，這看似不可思議，但當你看到群眾運動中着魔的人群，不覺得恐怖嗎？

不要旁觀，走進人群去體驗一下，那種腎上腺素激升帶來的亢奮、狂熱，是旁觀者無法感受的。對比一下進戲院和在家裡獨自看電影，對比一下到球場與過萬觀眾一起狂呼和在家裡孤零零看大賽，也可以有所體會。

這樣的對比機會已稀少，強弱落差也減退了。以前的電影院有過千坐位，如今過百的已不多；在香港能吸引人萬人入場的球賽，一年難得有一次。人有「埋堆」的潛意識，會渴望到人堆裡，難得的放縱一番。英國就是這樣把英國紳士改造為足球流氓的。

除了潛意識，還有思想上的蓄意引導，這往往是潤物無聲的過程，一些心理分析著述更說是「微妙而陰險的過程」（a subtle and insidious process）。微妙，是因為受影響的個體在外來思想點點滴滴的浸潤下，還以為自己的行為都是理性的自主決定。陰險，是因為有人在隱秘地操控着，背後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甚至如邪教的有意坑害。

這是一種系統的影響（a system of influences），要從深層次左右一個人的核心價值，包括他的身份（族裔、價值觀、信仰、愛惡、決定、行為、人際關係等等），從而形成 新的「偽身份」（pseudo-identity）或「偽人格」（pseudo-personality）。

人是在學習中成長的，從小就開始接受各種充滿愛心、不含功利目的的影響。有目的也未必是壞事，如今對「癮君子」、犯罪分子的改造也是這樣進行的。這甚至被公然稱作「思想改造」。

冷戰時期，西方杜撰了「洗腦」（brain wash）一語，據《牛津字典》，它的定義是 to make someone believe something by repeatedly telling them that it is true and preventing any other information from reaching them （通過不斷說教，並封鎖其他資訊，讓人相信某事為真）。

關鍵是封鎖資訊。以前，這通過實質的封鎖進行，邱吉爾稱之為「鐵幕」。進入資訊時代，這顯得荒謬。弔詭的是，正因為資訊爆炸，人只能有選擇地接收資訊，你若缺乏足夠識見、定力、眼界，就會如填鴨一樣被餵飼特定的飼料，生活在自我營造的井底 ── 社交圈子 ── 裡。這樣的封鎖，比「鐵幕」更有效。

給你餵飼「營養豐富」而單一飼料的人，充滿「愛心」而執着，鍥而不捨，他們可能是老師、朋輩、神職人員，甚至家長。

這不等於洗腦嗎？據心理學理論，這是 mind control （思想管控）。區別在於，施控者是「敵人」，是為洗腦；施控者為「善者」，則稱為 mind control。「善者」若披上西方文明與宗教的外衣，意識管控的力量更大。

西方文明與他們的宗教密不可分，一個最重要的基點是：我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真神，餘皆非善，以至為真惡。

「懟」字把多少人弄糊塗了

「懟」這個字，幾乎每天在網上遇到。誰胡言亂語，被人嚴詞反駁，是為被「怒懟」；雙方展開口舌之爭，則為「互懟」。其中「懟」字的意思是駁斥、頂撞。

這用語是近年迅速流行起來的。過去，「懟」字較冷僻，屬古老的文言用語，僅限於怨懟、忿懟、慍懟等構詞，是怨恨、埋怨的意思。可是「懟」字如今在網上猛然流行起來了，二零一七年獲《咬文嚼字》雜誌選為當年十大流行語之一，至今方興未艾。

我遇到網上不明白的用語，常搜尋一下，以求明白，曾查找過「懟」字的新解，但不得要領，只能從閱讀上領悟出其意思來。

今天，才總算讀到有人為文就「懟」字指正，原來我們很多人對這字的讀音和寫法都錯了。用作反駁之意的「懟」，其實也是粵人慣用的口頭語，只是一向以為有音無字，而不會見諸書面而已。

它的正寫該是「㨃」，粵音如口語「排隊」中的「隊」（deoi2）。粵音「隊」字文讀為deoi6，白讀（口語）則變音為 deoi2。至於「懟」，粵音不讀如「對錯」的「對」（deoi3）音，而應讀deoi6 （據香港中文大學漢語多功能字庫），與隊伍的「隊」相同。

「㨃」字比「懟」更冷僻，我在這裡鍵入中文用的是台灣的大易輸入法，打不出這字來，只能靠剪貼顯示字形。台灣的教育部國語辭典不收這字；香港中文大學的漢語多功能字庫亦一樣，其中的粵音韻母表也找不到這個音。翻查手中幾本粵音字書如饒秉才的《廣州音字典》也沒收這字。只有《生活粵語本字趣談》在附錄的「粵語常用動詞本字舉偶表」上找到「㨃」字，字義為「推撞」，據《集韻》所註為「排也。靚猥切。」與今義今音都貼近。

《漢語方言大詞典》則不但有「㨃」字條，而且解說十分詳盡，包括北京官話、膠遼官話、粵語等不同方言不同意思的用例。

今日粵語中，「㨃」有不同意思。一是捅，特指用細尖物如手指、棍棒去捅。香港黑社會捅刀子橫行，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是為「㨃友」，要命了是「㨃冧友」。二是硬塞，如把責任「㨃」畀人。三是伸，如把手「㨃」出來。

粵語的「㨃」字，近年還衍生其他新義。如出賣、揭發，「疑犯承受不住壓力把同伙『㨃』出嚟」；如推卸，「你地兩個唔好你『㨃』我、我『㨃』你」；如「㨃」酒，則是互相拼酒。

其他方言的「㨃」還有其他意思，例如頂撞。例句如北京官話：他㨃得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西南官話：我㨃了他幾句。網上的「懟」就是這個意思。粵語的「㨃」沒有相同說法，而會以「頂」、「窒」、「駁」、「潤」、「省」等字。

至於在北方，據說對於「懟」字，八成人不讀怨懟的「懟」音，即不讀第四聲，而讀第三聲，即「㨃」的本音。由此看來，北方人對於「㨃」也多只識其音而不懂其字，於是借用「懟」字，讓很多人被誤導而連音都讀錯了。

從溫文爾雅到面目猙獰

揮刀砍殺中國人後來可以來一個「亮相」的小津安二郎

人都是善與惡的綜合體，兩者都會在適當環境下呈現。一個平時溫文爾雅的人，在特定情境下、在某種力量驅使下面目猙獰起來，不必驚訝。

人們今天去日本旅遊，都對日本人之溫順守禮讚譽有加，都一定難以相信他們與當年暴戾的侵華日軍、與在香港三年零八個月中跋扈的日軍是同一族群的人。即使同一個人，也存在這樣的極端矛盾。

日本著名電影導演小津安二郎一九三七年應徵入伍侵華前，已拍過36部電影，頗有名氣，從戰場寫回來的家書據稱「非常有詩意」。但作為毒氣部隊的一員，他對投毒這樣說，「是『伊佩里特』嗎？就是撒粉呀，就請這樣放心地說」。「伊佩里特」（Ypèrite）是來自德國的名稱，就是殺人於無形的芥子毒氣。他甚至掄刀砍殺中國人，一次發言說過：剛上戰場，「不自覺地拚命喝酒，借幾分酒意行事。到最後就不在乎了。砍人時也像古裝片一樣。掄刀砍下時，會暫時一動不動。呀！倒下了。戲劇果然很寫實。我居然還有心情注意這種事情。」啊！一個揮刀砍頭後的亮相、定格！該揮刀多少次，才有這樣的「表演」心得？

小津一九四三年第二次入伍，到南洋隨軍拍電影，日本投降後被關入英軍戰俘營，被遣返後沒有受到任何法律制裁。

一些侵華日軍的下一代也難以理解這樣的善惡倒置。村上春樹就對父親的侵華經歷耿耿於懷，他在今年六月號的《文藝春秋》發表〈棄貓，在談論父親時，我所談論的事〉一文說，「他還向我描述過一位被斬首前臨死不懼的中國戰俘，幾十年來，我一直懷疑他參與過南京大屠殺......由於過於介意，我們已經有 20 多年沒有見過面。」

個人這樣的惡性表現，都是在置身某個情境和集體的情況下發生的。集體無意識是瑞士分析心理學家榮格提出的概念，簡單地說，就是一種代代相傳的無數同類經驗，在人群心理上的沉澱。這樣的群體心理默默而深刻地影響着我們的社會、思想、行為。適當運用下，集體無意識有積極意義，藝術創作往往因為喚醒這樣的潛意識而感人至深。

它亦有負面以至邪惡的一面，可讓一個群體無意識、無理性地受控或失控，納粹德國、日本軍國主義的動員令就是這樣下達和執行的。現代社會科技發達，人心卻空虛，邪教等等思潮乘時泛濫。

英語慣以 cult 稱邪教，但 cult 所涉的不限於宗教，所有思想思潮、意識形態、政治理念、對共同利益的共同關注，都可能形成如宗教信仰般的虔誠、狂熱，也會發展成 cult。Cult 字源於拉丁文cultus，字源與 culture (文化) 一樣。Cult 有負面意思，於是西方有人提出應以 new religion （新宗教）來稱呼那些有別於傳統宗教的教派，但亦有人不同意，認為其中始終有善與惡之分。

對某種主張的信仰，一旦執迷了，就是迷信。迷信，一般就宗教信仰而言，信仰某種超自然力量。Encarta百科全書對「迷信」這樣定義：非理性地相信某種行為或儀規具有神奇效力。迷信是對某一些事物迷惘而不知其究竟，可又「盲目地相信」，「不理解地相信」。

倘若認為某種社會、政治主張具有無所不能的偉力，是「包治百病」的普世價值，信之如宗教般虔誠，這與迷信何異？因而作出旁人駭然的異行，以至面目猙獰，就不出奇了。

李鴻章：海外塵氛猶未息

李鴻章

有一首李鴻章的《臨終詩》，流傳頗廣：「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外弔民殘。秋風寶劍孤臣淚 ，落日旌旗大將壇。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閒看。」

對於李鴻章的一生功過之評議，百多年來不絕於書，或貶或褒，常見而貶之甚者如「賣國賊」，次者如「誤國者」，都把他一下子劃上個大交叉而打入另冊。中國人素來敬崇英雄豪傑，而不以成敗計較。華為創辦人任正非最近接受記者採訪，談到鼓勵科技創新時說「失敗的英雄也是英雄」，正是這樣的英雄觀。李鴻章之失敗，彰彰在目，而是否英雄，爭議極多。

李鴻章貴為中堂大人，位如宰相，但清庭實權在軍機處，李鴻章只以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之名義長期駐於天津和保定，沒有皇帝召見，不得擅自進京。他代表風雨飄搖的晚清簽署了三十多個涉外條約，因此深切意識到西方列強的威脅來自海上，並盡量為中國的自強建設贏得和平時間。

李鴻章在洋務運動中的建樹，至今為中國的崛起作出貢獻。上海今天的江南造船廠名聞遐邇，是中國的軍艦商船建造重地，其前身就是他一八六五年為製造船炮軍火等機器而組建成的「江南機器製造總局」。

李鴻章代表清庭簽署的中日《馬關條約》和八國聯一役後的《辛丑條約》最為人詬病。

甲午戰爭中，他在軍費遭克扣下建立的北洋水師被全殲之後，奉慈禧太后的割地賠款全權赴日議和，但仍為「爭得一分有一分之益」與日方代表頑強辯論，以致在第三次談判後被日本右翼刺客開槍擊傷，最後在清庭電令「即遵前旨與之定約」之下不得不受辱簽字。

中日馬關談判現場

據說他在簽字前的最後關頭，老淚縱橫地對使團的美國顧問科士達說：「萬一談判不成，只有遷都陝西，和日本長期作戰，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國，中國可以抵抗到無盡期。日本最後必敗求和。」

李鴻章之後被投閑置散，直至八國聯軍之役，清廷再連續電催北上處理亂局。其部下與親屬都勸其以馬關為前車之鑑，不要再當替罪羊。一九零零年八月十五日，帝都淪陷，朝廷逃亡，李鴻章不得不赴京，並即病倒。病禢上的李鴻章已無氣力與洋人力爭，只能指揮下屬把洋人一開始提出的的十億兩白銀賠款盡量降低，直至最後「人均一兩，以示侮辱」的四億五千萬兩。

《辛丑條約》一九零一年九月七日簽署，李鴻章回來後大口大口吐血，至十一月七日身亡，終年79 歲。

梁啟超在《李鴻章傳》中說：「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李鴻章是千年不遇之才，可惜終於不能力挽狂瀾。他面對的不惟是中華「三千年未有之變局」，而是世界幾千年的巨變。

文首引述的李鴻章《臨終詩》不見於《李鴻章全集》，有學者認為可能是偽作。然而最後兩句「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閒看」之沉痛與洞見，今日讀來猶如暮鼓晨鐘。

一個不斷轉移的世界大運

一位新聞界前輩曾這樣描述世界大局：世界存在一個不斷緩慢轉移的政經重心，轉移方向與地球旋轉方向相反，目前正轉向太平洋西岸。那時是七十年代後期，我剛從事新聞工作不久，做的國際電訊翻譯，天天接觸四面八方而來的國際消息。前輩那番話對我了解國際新聞動向很有幫助，印象特別深刻。

前輩精通日文，是日本通，以上觀點可能是從對日本的觀察得來的。

那時正好是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的年代。進入八十年代，日本發展之迅猛引起西方尤其是美國震驚，「亞洲世紀」的預警出現了，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的《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一書暢銷一時。世界重心在向日本所在的東亞轉移，大有根據。

從歷史來看，的確存在這樣的轉移軌跡。

人類近代文明最早的起源在如今伊拉克所在的兩河流域。地中海東岸、埃及、波斯、印度文明隨而興起。在歐亞大陸東端，接着有中華文明孕育成長。次生性的希臘文明亦誕生了。到公元前四五百年間，世界進入了「軸心時代」，幾大文明差不多同時出現燦古鑠今的眾多智者。

之後最耀目的文明中心是中國，文明發展持續到今天，其他的文明都衰落了。一直到歐洲發生工業革命，歐洲列強仗着軍事力量向全球擴張，掠奪資源，世界重心向西轉移到歐洲。到上世紀初，美國興起，歐洲又受到兩場世界大戰蹂躙，重心跨過大西洋到了美國東岸，接着再隨着美國在本土向西推進，逐步移向太平洋那邊去。富可敵國的加洲無論從人口、人才、經濟、創意都走在前頭，代表最先進科技的硅谷座落其間並非偶然。

記得香港八十年代未出現移民潮時，有要移民北美的朋友問及該移居彼方東岸還是西岸，我不假思索即答，當然是西岸，因為世運正移向彼方。

後來，一度如日中天的日本被西方國家合謀的廣場協議一舉擊潰，進入「迷失的十年」，世運西移似乎停擺了。可是「改革開放」的中國接力崛起，以更強勁的勢頭，把重心牢牢地鎖定在太平洋西岸的東亞地區。

這重心會不會繼續西移？

有這樣的跡象。重心繼續西移的話，可能向中國西部偏移，那裡偏北是中亞諸國，偏南則是東南亞、印度洋一帶 ── 正是中國「一帶一路」戰略覆蓋的重心地區。

其中尤其值注意的是中亞諸國。那裡，曾經有過燦爛的文明，後來因為氣候變化和東西海運交通發達而衰落了。如今歐洲大陸東端重新崛起，一條條歐亞大陸橋搭起，東西溝通有了新便利新需求，地居要津的中亞地區 ── 即古絲綢之路途經之地 ── 的重要性突顯起來。

一位朋友早上發來短訊說，正在閱讀 The Silk Roads 一書，指的相信就是牛津大學歷史學家彼得．弗蘭科潘（Peter Frankopan）的巨著 The Silk Roads：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絲綢之路：新的世界史)。朋友說，作者以「中東為世界中心來衡量歷史，事實環環相扣，禍福相倚，誠為不可多得的佳作」。

慚愧，這本大書在我的書架上被冷落，還沒有系統地細讀。不過我堅定相信，世運繼續運轉將有利彼方。

西方近年也有全球的經濟重心 (Global economic’s center of  gravity) 的研究，有圖表清晰繪畫出重心從兩河文明地區轉移到歐洲再跨過大西洋，然後回頭向東回歸的軌跡。

這當兒，香港正好受重心覆蓋。該如何自處？── 兩個選項：要麼乘勢而起，要麼被巨輪碾過。

Like 的操控能力

BBC 上有這樣的文章：Should we dislike the 'Like' button? 這題目不好翻譯。設計為大拇指的 like 標識，已成為電子通訊時代最有代表性的標誌，是社交媒體和智能手機互動通訊中最多使用的標誌。你上載的東西得到的大拇指越多，表示你越得到友儕的認同。但為什麼要 dislike （拒絕/不接受/敬謝不敏）呢？

報道按照新聞特寫的「華爾街日報風格」套路，從一個具體個案入手，由淺入深闡釋 fb （臉書）對社會各層面的影響以至操控。個案是一位 Leah Pearlman 的插圖畫家，她多年來把作品上載到 fb，一直都得不少 like。後來，fb 改變了算法，就是散播信息的方式改變了，她得到的 like 大減，大受震撼：「我像缺氧了……我竭心盡力畫的畫，怎麼只得 20 個 like？」

Fb 二零零九年二月推出 like， 成功如立竿見影。以前，你要作個回應，得構思一下，打上文字；有了 like 等代表各個心情、意見的標識，你按一兩鍵就可以。於是，本來的 50 個文字回應，可能換來 150 個 like 之類。全世界社交媒體一天會敲出多少個 like？一定是天文數字，絕對是大數據。

美國史丹福大學有組識行為學教授 Michal Kosinski 在英國劍橋大學讀博士時，研究的是心理測驗，曾與同學一起得以取得 fb 的大量數據，包括使用者的年齡、性別、性傾向和 like 過什麼等等。他們設計出測驗，測試參與者的個性，如開放性、自覺性等。測驗大歡迎，一度如「病毒」傳播。

Kosinski 如今誇言，據他的經驗，只要知道你 70 個 like，他對你的認識就勝過你的朋友；知道你 300 個like，那就比你的伴侶更了解你。

Fb 近年爆侵犯使用者私隱的種種醜聞後，搜集個人數據的行動已有所收斂；是不是仍有見不得光的行為，不得而知，但肯定仍有機構掌握這樣的大數據，那就是 fb 本身。

電腦上、手機上不斷有投你所好的信息、廣告彈出，可想而知你在網上的行為一直在受到某種監控。你 like 什麼，一個虛擬的「上帝」會餵給你什麼。「君之所以明者 ，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是漢濡之言。在二千年後的今天，「偏聽者暗」是所有人都面對的殘酷現實。如果缺乏這方面的自覺，你就像填鴨一樣，不停被灌輸某方面的資訊，以致連自己的身份、名字都忘記了，如同《千與千尋》裡的白龍。

操控是在你不知不覺下發生的，讓人不由自主。那位畫家的情緒受到 like 數多寡左右，豈是孤例？所有人都會為自己的努力得到認同、肯定、讚賞而高興，我亦一樣，以致有人會像那位畫家 一樣改變自己的行為，以贏取更多 like。

我們都拒抗思想、行為受到干涉以至操控，可是今天人的思想行為都受到鋪天蓋地資訊的左右。你會拒抗洗腦，但會不知道覺地受到 mind control （思想控制）。Mind control 的特點潤物細無聲，可以讓人甘之如飴。

青梅：買一斤？買兩斤？

每次去街市、超市，我都有接受理性/非理性考驗的感覺。譬如，青梅一磅九元，兩磅十六元，你買一磅還是兩磅？

根據西方經濟理論，人怎麼花錢、怎麼投資，一定是理性的。這樣的集體理性形成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這手會讓自由市場完美運作，仿如「上帝之手」。

可是這樣的理性越來越受質疑了。

二零零八年華爾街爆發禍及全球的金融海嘯，當時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到國會接受質詢，承認犯了錯誤：他原以為企業為了本身利益 ，會順利成章地保護自己的股東，因而一直鼓吹取消對金融業的管制，讓市場力量自行其是，由市場理性自己管理市場。金融海嘯卻以傪痛事實證明了市場的非理性。

經濟學有「實驗經濟學」，美國普林斯頓兩位經濟學家把心理學研究和經濟學研究結合 ，以解釋人們在不確定條件下如何決策；兩人據此在二零零二年據此贏得諾貝爾獎。研究發現，人和企業的決策常常是非理性。可惜，這未能阻止金融海嘯在幾年後發生。

如果大企業、大銀行在動輒以億美元計的投資也經常作出非理性決策，一般升斗市民在買賣、投資上有非理性所為，就一點不出奇。《怪誕行為學》一書有大量這方面的事例，這書原名 Predictably Irrational： the hidden forces that shape our decisions （直譯是「可預期的非理性，我們決策背後看不見的力量），作者 Dan Ariely 是以色列人，是美國杜克大學的心理與行為經濟學教授。他直言，人人都是非理性的，而且是可預測的非理性，即非理性會一次又一次以相同的方式發生。於是，這些非理性有可預測性，據此可以為改進決策、改善生活提供支點。

「人人都是非理性的」的意思，應當是人人都是理性與非理性的綜合體。理性一面較顯性，非理性則常常是隱性的，你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可是它常常左右着你的行為，例如讓你不必要地買了兩斤而不是一斤青梅。

更有甚的是，有所謂「理性弔詭」，即理性中存在非理性。這是廣泛的存在，這甚至存在於被視為最理性的科學之中。

通過歸納法得出的結論、定理，都會被視為「真」，這其實不過是指定條件範圍內的「真」。事實上，「完全歸納」並不存在。「天鵝都是白色的」這「真理」，到黑天鵝一出現就不真了。這很科學，科學都接受「證偽」。

可是在其他領域，「證偽」則難。經常是，說得通的就是合理的、理性的，人們多不願花時間去看一看「合理的」是不是真實的，有多少是真實的；是不是理性的，有多少屬理性的。理性的自信鼓勵了人的野心，鼓勵人們去追求主觀的真，而不是客觀的實。

譬如民主，你認為讓你投票你就有權利，而不知道這可能在表面上尊重你的權利，實際上是說沒有人會對你的選擇負責。英國脫鉤就是這麼抉擇，按制度設計，要在重大、複雜議題上為平民百姓作主的國會，把決定權交給全民公投，其實是狡猾的「卸膊」。

西方整個經濟制度、政治制度都建基在「人人都是理性」的假設之上。這越來越像浮沙上的城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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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 TED/Dan Ariely：Are we in control of our own decisios?
https://www.ted.com/talks/dan_ariely_asks_are_we_in_control_of_our_own_decisions/transcript?language=en

怎樣把字寫好？老師從來沒有教

關於書法，不少人會有個疑問：為什麼很多人可以寫個條幅掛上書法展場，以楷書或隷書寫就的正文像個樣子，但落款不成。還有，為什麼很多寫書法的只能臨寫，字帖上沒有的字，就不知道該怎麼寫？

人們習寫書法，多從楷書、隷書入手。寫了不幾課，老師可能就辦書法展，鼓勵學員參加，讓學員有滿足感。的確，作品一經裝裱，貼綾添軸，立即就「見得人了」。

書法有一定章法，這是多少年來的不成文習慣。例如，不管你正文寫的是什麼書體，落款總會以行書書寫，而鮮有寫作楷書、隷書等的。楷書、隷書都講法度，尤其是以唐人諸家書體為藍本的楷書，標竿在目，法度森然。行書則自由自在，隨意得多，而最能展現書者的性情、風度。

對於老師來說，法度越是明白清晰，越是好教；且多認為行書是楷書的快寫，要寫好楷書才能寫行書。可是楷書幾時才自算寫得好？

從書法發展史來看，這是有矛盾的。行書很早熟。楷書以唐代為高峰期，行書早在魏晉時期就成熟了，二王是時就把行書創作推到巔峰，王義之寫的《蘭亭序》至今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

不能因而就說應當先習行書，然後習楷書；但起碼可以說，不一定要習好楷書然後習行書。有了楷書的基礎，較能掌控軟綿綿的毛筆，寫起行書來自然較得心應手，可是不一定就能把行書寫得好。很多書家畫家的落款寫不好是明證。可見行書要另行習寫。

各門類藝術都有理論，如音樂有樂理。這些都是先有了無數創作之後，後人總結歸納而成的。書法亦然，千百年來，書論無數，玄虛深奧，讓人摸不着頭腦。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過去讀書人是極少數，能讀書寫字即受到崇敬，以致膜拜，是讀書人故意把書法神秘化、神聖化了。

把字寫好，無非兩大因素：用筆，結字。趙孟頫說：「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功。」用毛筆寫字，用筆的確不易，除了要控制好難以着力的筆毫，還要與紙、水、墨配合。如果你再讀讀各種書論的用筆理論，下筆更難，可能連執筆都不成。

「結字亦須用功」，各種書論中談結字的卻不多。啟功則認為，結字第一。結字就是字的結構。漢字數以萬計，怎麼把所有字都寫得結構勻停，一看就讓人覺舒服、漂亮？

方法是有的。例如有相傳源自歐陽詢的結字《三十六法》，有趙孟頫的《八十一法》和《九十二法》；啟功又有「黃金分割結字法」。都重實用。

如今，毛筆書法已失去實用性，純屬藝術；硬筆書法的實用功能亦日漸衰退。近年有不少人用硬筆書法來修習心性，日常抽片刻暇餘，隨便拿起原珠筆或什麼筆寫首唐詩或什麼人生金句，平整一下身心。用以上的結字法作書寫指導，非常有用。即使不執筆，據之審視自己或他人的字，可以知道字為什麼好看或不好看。

忽然想到，自小，老師教認字、筆順等等，但從來不教怎麼把字寫好。相信大部分人的遭遇如我一樣。

島民心態，從英國到香港

英國首相文翠姍（梅姨）六月七日終於辭去保守黨黨魁職位，也意味着即將撤出唐寧街十號首相府，是為英國三年前由公投決定脫歐以來丟冠的第二位英國首相。文翠姍與卡梅倫都可說是英國人島民心態的犧牲者，至於是第幾位犧牲者，就難統計了。反正，英國首相最棘手的事務幾乎都與歐洲大陸有闗，一旦處理失當，就要付出嚴重代價。

島民心態（Island mentality）關乎地緣位置，常因為歷史、文化等因素而加強；有時不一定關乎地理上四面環海的封閉，而是人為的閉塞。結果都是其中的人自命不凡、自認與外面的人不一樣，極端者會如維基有關詞條所說的「思想狹隘、無知，以致敵視一切島外事物」。從正面看，這有利於保護島內形成的文化、生態，但不利於文化融合、進步。

《衛報》曾在〈我們島民心態的危險〉（The danger of our island mentality）評論指出，如今每年有數以百萬計的英國人搭飛機、火車到歐洲大陸各處去，但仍有政客抱持過時的劃地為牢心態。

這與英國歷史有關。不列顛群島遭受過無數次來自歐洲大陸不同地方入侵者的入侵，最後融合出新的語言和新的民族。島上歷代皇室都與歐洲大陸不同國家的皇室有血源關係，有的新皇乾脆是從大陸某處迎來的。新的民族抗拒歐洲大陸的入侵勢力，但朝野都難以擺脫與歐洲大陸的情結，若即若離，難捨難離。這也是政治、經濟利益問題。幾百年來，英國千方百計在歐洲大陸諸國之間折沖樽俎，拉幫結派，拉這個打那個，火中取栗。這就是BBC著名電視劇《好的，首相》（Yes, Prime Minister)中行政事常務次官Sir Humphrey說的：「我們創造一個不團結的歐洲起碼五百年了……分而治之。」

島國民族的一大特點，是保持自己在個性上與大陸有相對獨立性。英國因而總是在覬覦歐洲大陸利益的同時，竭力保持行動自由，只願意負有限的責任，是所為「光輝孤立」。這亦符合英國的實用主義傳統：避免意識形態約束，保持最大的可能性和靈活性。

這造就了英國超越一般歐洲國家的視野，總是能夠從全球範圍而非僅從歐洲大陸的角度看待問題 ，這是它能夠保持主動性的秘訣所在。當它率先進行了工業革命，便迅速向海外發展，建立起「日不落帝國」。

島國民族、島民心態因此都有矛盾特點，既保守又冒險、創新；對來自大陸的事物，既實用主義地加以利用，又時刻疑慮、戒懼，又愛又恨。

英國通過公投脫歐後，朝野上下對怎麼脫歐爭吵不休，就是這種矛盾的反映。從政客、輿論到公眾，對不同方案僵持不下，爭的就是什麼該脫、什麼不該脫，以圖「輸打贏要」，利益最大化。問題是英國的籌碼日少，已無多少議價本錢。現在可不是Sir Humphrey在劇中說「（分而治政策）運作得那麼好，為什麼要改變」的時代了。

可是，有人要扮演英國過去一直扮演的「海外操盤手」角色來了，美國的特朗普公然干預起英國保守黨的黨魁選舉，直言喜歡那名當過外相而被傳媒形容為「最不合當外相」約翰遜。

說到英國糊里糊塗的脫歐和島民心態，可以總想到日本、台灣、香港等等。香港某些人真得到英國人的真傳。

記憶與資訊，皆可弄虛作假

對於記憶的準確性，我越來越警惕，不管是自己的記憶，還是別人的記憶。為的是記憶可以被植入，這未必是有意的，而一旦被誤植了，你可能深信不疑，甚至在一再回憶下自我加固，揮之不去。若有人刻意誤植，而你又出於某種偏見，就可能執迷不誤，錯誤印象蒂固根深，無法根除。

日前，我就聽到一則這樣的錯誤記憶，讓我錯愕。那是半個多世紀前的往事，來自一段因為在音樂比賽中與冠軍失諸交臂留下的遺憾。據說，失敗是由於對手擁有雲鑼這一當時罕有的中國樂器的優勢之故，非戰之罪也。

我有幸是當時勝方的一員，絕對肯定沒有這一樂器。雲鑼即使現時也不是所有中樂團都擁有樂器，一是昂貴，二是便用率不高，三是音準難調校。五十幾年前由一伙十來歲學生組成的樂隊哪有錢添置雲鑼？他們可能對雲鑼是什麼都不知道。

這事當作笑談好了，不必當作回事，更沒有需要刻意澄清。記憶中一些事實的細節重組了，常常是不知不覺地發生的。這可能是出於心理需要，潛意識裡需要自我寬解，一些事實於是悄悄變形。每個人都應該有這樣的經驗。

自己親歷的事情尚且這樣，據外界賦予的印象，就更難全面和準確了。若不夠冷靜，欠理性分析，跳不出當時當事局限 ，甚至不斷接受誤導的輸入，錯誤印象就只會不斷加強、加深。

在現今社會中，這樣的誤導最可能來自傳媒。過去，主要是報章、雜誌、電台、電視。傳媒曾有極高的信譽，特別是印刷傳媒，當年是可以作為課外教科書看待的，每日讀報可以學到寫作，也如天天翻看知識百科全書。這是白頭宮話當年的往事了，當網上傳媒，特別是社交媒體全世界風行之後，「媒體」（media）已幾近於負面字眼。

美國是傳媒大國，經常有關於傳媒的調查。去年，蓋洛普與一個基金會根據不同機構的相關調查進一步研究，了解一般民眾對傳統傳媒和社交媒體的信息有多信任。結果發現，62%成年人認為傳統傳媒的報道是偏見的（biased）；認為不準確的資訊佔 44%。社交媒體更甚，偏見的80%，不確的64%， 誤傳的（misinformation) 65%。

今年二月，美國《哥倫比亞新聞評論》與路透社發表了一項聯合調查，列出美國人對軍方、執法機關、大學、最高法院、行政部門、國會的信任度，民眾對傳媒的「根本不信任度」(hardly any confidence at all)竟然墊底，比國會還底。

調查發現，只有 6% 美國人從報章雜誌攫取資訊，而 41% 不相信來自「消息靈通人士」的消息。

假消息（Fake news）成為特朗普的口頭禪，反映了美國人這一心聲。

香港傳媒如何？如果有可能，不妨翻翻三十年前今日前後的報道，看看有多少是準確、站得住腳、經得起歷史考驗的？那段日子的報道應該是香港傳媒最可悲的一頁，因為滿篇滿紙都是道聽途說的謊言、假消息。三十年了，香港傳媒會檢討一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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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Trust in media hits bottom, 60 percent say sources pay for stories
https://www.washingtonexaminer.com/washington-secrets/trust-in-media-hits-bottom-60-percent-say-sources-pay-for-stories

寨城公園：香港難得的江南園林

九龍寨城公園六藝台一角

昨天隨一個樂團的朋友到九龍寨城公園演出「街檔」，發現不少朋友沒有踏足過這個江南園林式公園。朋友們一旦置身其中，才知道香港有這麼個好去處，徜徉其中，宛似漫步江南勝境，而細看巨榕盤根而參天，儼然又是嶺南景象。倒是不少外國遊客按園索驥，摸索而至。

九龍寨城是香港一個非常富有歷史意義的地方，一度以三不管而知名世界。「三不管」這用語，粵人都知道指的是「冇王管」的法外之地。九龍寨城本來是清朝官兵的駐地，香港島被英國人佔領，這裡進一步築城架砲，南面港島，遙對鯉魚門。英國人先後再佔九龍半島與新界後，強行派兵進入寨城，連寨城內居民的地契都強收，後來又知於理不合而退出。於是，倫敦的英國人不想管，港英政府不敢管，清朝和後來的中國政府都不能管，是為三不管，使小小的寨城淪落為黃賭毒興旺的毒瘤。又吸引了大批鑽法律鏠隙謀生的小市民到來安身立命，形成一個光怪陸離的社區。

我以為這是三不管的原創地，搜尋一下才知道，在中國被列強宰割的年代，中國不乏三不管地帶，例如。清末天津日法租界初開，南市尚荒僻，日法領事館無權管轄，中國地方官署亦不管，也是三不管之地。

寨城公園的龍南榭

九龍寨城三不管之下，連地名都變了，大家都稱之為九龍城寨。一九八七年，中英政府協議清拆這畸形建築群，從地下挖出九龍寨城碑刻才得以正名。原址改建成公園，聘來內地資深技工負責，盡量保留寨城一些原有古建築，如如今所見的衙門，把遺跡糅合到公園設計中，至一九九五年八月竣工開放。至今二十餘年，園內很多榕樹已槃根錯節，生意與古趣盎然了。

中國園林構築，通過千百年來工匠與文人的巧思和經驗，已成為大學問，雜建築、設計、文學、自然於一體；園林不僅是硬件的建設，亦是生命哲學的具體展現，身臨其中，可供觀賞品味的不只是景物而已。

中國園林都講穵曲徑通幽，景隨步轉，360度迴環所見都不斷在變。寨城公園每走不遠就有不一樣的亭台樓閣讓人凭欄閑坐，賞花觀魚。到處迴廊宛然，即使在多雨天氣也不虞打濕。昨天的天氣多變，中午還烈日當頭，到兩三點就彤雲四集，在旁植芭蕉的竹桐軒裡一奏起《雨打芭蕉》，雨絲就真箇飄飄灑灑了。

掃興的是，昨天是外傭假日，一些風雅所在，多有肉體席地橫陳。

這樣的園林，與我家旁邊的維園對比強烈。我多次在維園遇雨，狼狽不堪，偌大公園裡，連廁所計算，可避雨的地方屈指可數。這是西式公園的設計。

香港的公園另一個較大的中式園林，是荔枝角公園的「嶺南之風」，但風格與九龍寨城公園不一樣，是參考廣東幾大名園而建造的。如今是荷花季節，那裡的小池可能又布置上若干盆荷花了。我曾前往拍攝，對花少失望之餘還奇怪，為什麼沒有多少大樹可以遮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