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開學了,伴之而來的是關於中文教科書課文的爭論。其中最矚目的是,兩岸之間呈現相反的方向,大陸大增文言文課文,台灣則大減。這顯然不只是課文選材之爭,而是政治大方向的反映,就是你要培養怎麼樣的下一代。
在大陸的新教科書中,小學課文的文言文增加八成,12 冊教科書共有古詩文 132 篇,平均每個年級約二十篇,佔課文總數三成;初中語文教材的 51.7% 為文言文。選文強調經典性、文質兼美,還兼顧時代性,宣稱要回到「守正」的立場。 「正」,指的大概是中華文化之「正統」。
台灣的官方的「12年國教課程綱領」,卻把高中國文的文言文比例從 45%-65% 降至 30%;必選的古文篇章,從 20 篇減為 10 至 15 篇。這立即引發爭議,六位「中央研究院」院士和海內外學者聯署《中國語文是我們的屋宇》聲明,聯署者數以萬計,包括知名作家余光中、白先勇等。余光中指出,文言文非常重要,是幾千年中華文化的載體,延續着老祖先幾千年來的思想,「如果把它拋掉不用,我們就會變成沒有記憶的民族!」
這讓人想起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的《千與千尋》。這齣經典動畫與宮崎駿的很多作品一樣,有着大量面對成人的喻意,內容與畫面都不乏恐怖,講述的是少女千尋誤闖一個靈幻世界的故事。控制靈幻世界的魔女湯婆婆能奪走他人的姓名,以束對方為奴。千尋與湯婆婆簽約時,本來簽上自己的本名,湯婆婆把它改為「千」。已受控制的白龍囑咐千尋:一定不能忘記自己本名,只有記住自己的名字,才有機會把握命運,逃出生天,他就是忘記原來原來名字和身份 ── 人類世界一條河的河神 ── 而被奴役的。千尋後來偶然記起自己的名字來,不但找回自己迷失了的身份,也與白龍一起逃出生天,回到自己的故鄉。
這記憶不僅是對故土、對民族的記憶,也是對先賢深刻智慧的記憶。
公元前八世紀至公元前三世紀,是人類文明史上非常值得驕傲的「軸心時代」(Axial Age) ,是時從東到西的中國、波斯、印度、希臘/羅馬都智者輩出,創造出燦古鑠今的文化輝煌,留下大量雋智的經典。二千多年來,各地經歷存亡厄困而要重新上路時,都愛向這個時期的智慧結晶尋找啟示。歐洲近數百年的崛起,就是從文藝復興發軔的。中華文明源流數千年不斷,值得學習且相對易學的經典最多,是我們最珍貴的文化遺產。不善加利用,愚不可及。
英國哲學家羅素很早就注意到,現代社會出現了重大不平衡,就是藝術與科學分離。這指的其實是人文與科學的分離,這違背了文藝復興時期以來人文主義者的思想傾向,以致科技能力、物慾衝動沒有得到政治、道德的平衡和制約。如今,科學發展之迅速更驚人,分離與失衡更嚴重。要糾正,不能不從從教育入手。
不過,有學者看到樂觀的一面。譬如饒宗頤教授多年前就從中國豐富的考古新發現而提出發展中國「新經學」,「經書是中華民族文化精華的寶庫,是國民思維模式、知識涵蘊的基礎,也是先哲道德關懷與睿智的核心精義、不廢江河的論著。重新認識經書的價值,對現代人有極大的啟發作用。」他因而堅信,這會帶來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文藝復興時代。
日前 (八月三十日),原世界銀行的副行長、現任牛津大學馬丁學院教授 Ian Goldin 到上海發表題為《新文藝復興時代的風險與機遇》的演講,指出中國發生的一切反映了當年文藝復興時代的那種開拓、進取的精神。
可是,面對這個新時代的到來,似乎很多人仍如《千與千尋》裡很多「人」一樣忘卻身份、面目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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