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崩潰論」，從日本到香港

有一個物理現象叫沙堆效應：沙一粒一粒地堆積，漸漸形成沙堆；沙堆很穩定，逐漸擴大、增高，直到某一刻，一粒沙落在沙堆頂上觸發了崩潰。這現象不難理解，「駱駝背上的最後一根稻草」說的是同一個道理。這道理是小孩子都懂的，他們有一種積木玩具，遊戲時先把積木整齊地交叉疊起，然後大家輪流拔出一根；積木越來越岌岌可危，到某一刻，只要有人輕輕一踫就轟然坍塌，成為輸家。

在小孩的遊戲中，這只會引來一陣哄笑。在成人的政治、經濟世界中，這就意味着慘重的失敗。

這樣的失敗，可能是無意識之下發生的，參與者苦於當局者迷，看不到廬山真面貌，難逃失敗命運。亦有人有意識地堅持把頭埋進沙堆裡去，拒絕抬頭，拒絕清醒，以致失敗，甚至可能被崩潰的沙堆活埋。

這是一連讀到兩篇關於日本人如何看待「中國崩潰論」的報道而想到的，日本的 Record China 與 Newspicks 網不約而同地報道了日本多年來「中國崩潰論」充斥的現象，前者有〈中國崩潰論的爭議〉的報道，後者有〈中國崩潰論之崩潰〉的專題。都反映一些知識精英開始擔心「中國崩潰論之崩潰」之下，社會一旦面對中國強大的現實時受到的衝擊。

「中國崩潰論」在日本很有市場，在普遍民眾和精英階層都一樣。

報道說，日本很多讀者害怕中國急速成長，認為是威脅，於是喜歡看中國負面的信息，「對中國各種吹毛求疵和宣揚中國崩潰的書就多了起來」。「非一般」讀者的口味亦一樣。Newspicks 記者特意到日本國會圖書館查閱，有關「中國崩潰論」的書籍之多讓他們大吃一驚。

出版業和傳媒在每況愈下的市場危機中，都視「厭中」論為救市的「閃耀寶石」，其光芒二十年不衰。據 RecordChina 報道，日本前線經濟記者為此非常苦惱，因為不得不迎合上司和讀者而閉門造車，大寫「中國經濟前景黯淡」。登入「日經中文版」、「朝日中文網」等一看，當知此言非虛。

日本併購中心常務董事大山敬義就此分析了日本人的一種心理：一旦陷入劣勢，就不去考慮事情的最壞發展情況，也不會針對情況作準備，而是選擇停止思考，把自己放到有利的位置去空想。他舉了二戰時的事例：菲律賓海海戰時，日軍非常明白美軍很可能從塞班島進攻，但日軍非常希望美軍從帕勞島進攻，且自說自話地將帕勞島作為決戰場地部署。結果美軍就是從塞班島進攻，日軍慘敗。

日本作家石川好曾指出，日本侵華以來，一直看不起中國，至今有不願意承認中國強大的複雜心情，「中國崩潰」和「厭惡中國」的書籍比比皆是就是日本完全不敢正視現實的證據。

前日本駐華大使丹羽宇一郎則指出，若中國崩潰了，日本首當其衝：如果日本能變得更加強大自然最好，但日本人若繼續像現在一樣心胸狹隘且自欺欺人的話，日本是沒有未來的。

自欺欺人、只愛空想、沒有未來這些話都說得很重。我直覺這也很適用於對香港某些人、某些傳媒的批評。

凡間美女，出塵不脫俗

Ania

無意中在網上欣賞到羅馬尼亞女攝影師 Michaela Noroc 的作品，都是她那本 The Atlas of Beauty (美女地圖) 裡的照片。這本攝影集很出名，在世界各地大受歡迎。看到照片就知道，這是有道理的。

誰都喜愛美麗的東西，美人當是其中最愛，男女老幼皆然。以美女為主題的攝影集多如牛毛，《美女地圖》能脫穎而出，當有不同凡響之處。稍一涉獵就知道，其中美女都是「有大美而不言」的「上帝傑作」，都樸素其華，「卻嫌脂粉污顏色」。同那些明星、名模、名媛相比，這些美女真出塵如空谷幽蘭。可是出塵而不脫俗，因為都是真實社會裡的一抹幽光，是攝影師打着背包到世界各地在某個街頭巷角、村里鄉間，憑尖銳的敏感目光發現的。

據作者的網頁介紹，她是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人，31 歲，父親是畫家，自小便生活在顏色當中。16 歲，她學會並愛上攝影，可是無法以此為生，要做其他工作換取微薄收入。放假到各地旅行，讓她發現了世界之廣袤與美麗。 27 歲那年，她決定把所有積蓄用作旅行攝影，把鏡頭對準不為人注意的不同年齡美麗女子，於是有了《美麗地圖》，裡面拍攝了世界各地的五百位美女。她不斷拍，最近拍到中國。

Alice

她還用文字簡單記錄這些凡間美女的小故事，讓她們的美麗顯得不平凡。

譬如波蘭裔的 Ania，一出生就沒有右腿，被母親遺棄在醫院。醫生擔心，她若被送到孤兒院去，就不會有正常生活。她「非法留醫」達 19 個月，直至讓一個比利時家庭收養了，這個家庭還收養了其他殘疾兒童。她有個夢想，要像運動員一樣飛奔，為此年復一年地鍛練，最後爭取到參與一個復康特殊計劃，獲裝上彈弓義肢。接着的夢想，是參加殘疾奧運會，希望她的生母能在電視上見到她，讓生母知道，她活得很好。她諒解生母當年作為一個貧苦女子的難為，而正是她的決定，讓她有了此後的奇妙命運。

又如在羅馬尼亞一個小城遇到的 Alice，她當時在參加高中畢業典禮，是全國奧數的尖子。在高中第一年，她曾受到同學肆意欺凌，聽得最多的咒罵是「你真蠢」。她失去自尊，無法專心學習。第二年，她「笑罵由人」，成績突飛猛進，直至奧數奪標。

Eleonora

人靚，又有才華，誰不羡慕? 可是，天之驕子的心靈深處自有幽思。

在俄羅斯聖彼得堡，攝影師在世界著名的 Vaganova 芭葷舞學院遇到 Eleonora。她自律之嚴、練習之刻苦，在她那樣的年輕人身上很罕見，因而被詡為學院裡最優秀的舞者，有一天會成為世界巨星。可是 Eleonora 對之淡然，幽幽說道：「我不去想自己有多出色。在芭蕾舞世界，一切都脆弱，一個小小的創傷，就可以在一秒鐘裡摧毀你的事業。」

美人之幽怨，豈是常人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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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地圖
http://theatlasofbeauty.com/

一位進軍旺角的飲食業年輕人

旺角不斷變身的一角

旺角雖然留有我不少早年生活記憶，但近些年有點畏於親近，畏於那裡人啊、車啊、店鋪太擠擁以至雜亂，而在商業驅動之下，旺角變化多端，舊時的記憶痕跡幾乎都泯滅了。

街名是熟悉的，南北走向的西洋菜街、通菜街、花園街、洗衣街隐隐保存着田園風光；東西走向的奶路臣街、亞皆老街，還有麥花臣球場，則有着濃郁的殖民地師爺文化痕跡。這裡是九龍老區，是戰後華人居住和討生活的重要地段，很富生活氣息。過了彌敦道，新填地街一帶把港島石塘嘴沒落了的繁華花事移殖過來，但降低了檔次，並且不斷轉型。後來又與香港電影文化結合，產生過輝煌一時的一系列黑社會「古惑仔」電影。這裡在這大俗之中又有大雅，是香港樓上書店最密集的地方。

所有這些構成了旺角詭異的吸引力。近年，內地自由行旅客最喜歡到這裡逛街購物，外國遊客也愛到這裡鑽營。大概外來者都認為，這裡有序的混沌，最具香港特色。

至於本地人，愛熱鬧的都愛旺角。年輕人周末「埋堆」都愛往旺角鑽，但居住即敬而遠之。較年長的，除了長期在當地生活的，大多受不了那裡快節奏的熱鬧。

我昨天乘着辦事之便，到奶路臣街一帶走了走。儘管並非假日，仍滿街是人，加上店鋪的照牌廣告，真讓人目迷五色、暈頭轉向，要看路牌，才知道到了哪裡。

在快到麥花臣球場的一處街角，矗立起一座設計如鶴立雞群的新大廈，樓上是住宅，樓下是商場。走進其間，竟然意外地遇到一位近年在食肆經營上頗有發展的年輕人，原來，他的生意發展到這裡來了，算來是他與朋友一起經營的第五家食肆。他們走的是多元化路線，每一家的飲食不一樣。這大概也是摸索，希望從中找出適合的路向來。

他有一定的食肆經營經驗了，在銅鑼灣、尖沙咀都有店鋪，進軍旺角則是第一次，而情況竟然讓他有點措手不及。

這店一個多月前一開張，顧客之蜂擁是他沒有遇到過的，算來每桌一天接待六批食客，一天下來好幾百人。開張前，客人的喜好只能推測，「實戰」一個星期，菜單就不得不根據實際情況大幅改動了，連廚房也得改動設施以儲備食材。旺角果然是兵家必爭之地。不久前也聽說，港島一位茶餐廳老板改到旺角發展，經營火鍋店，生意應接不暇。

生意好果然值得高興，但問題也不小，每天都要面對的是人力，除了司廚的有保證，其他的服務人員就讓人頭痛，難以長期穩定。朋友說，工資都不算低，洗碗的都一萬好幾千，但招聘困難，而且要提防受騙惹官非。有人拿着身份證來應聘，勞工處後來打來電話說，證件是假的；有人來應聘時申明不要強積金什麼的，可是不久辭職，卻要追討各種「合法」權益。這些人顯然來者不善，有備而至。

於是，摧生了提供人工的承辦公司，可以保證每天有合格人員供應，當然，經營成本不一樣了。

香港最新的失業率是 3.1%，接近全民就業。香港作為服務業佔九成多的經濟體，服務業人員當然最多。其中其實大分為需要專業教育資歷的專業服務，和學歷要求不高的非專業服務。就市面所見，非專業服務如飲食業人手很短缺。不斷爭拗的最低工資，解決不了問題。隨着人口老化，據政府的推算，到明年 (二零一八年)，香港勞動人口參與率預計會從二零一零年的 58.1%穩步下降至的 56.3%。

政府的推算又說，對高學歷者的人力需求會按顯著上升，而對低學歷者的人力需求會顯著下降。這很令人懷疑。昨天聽說，朋友所住大廈有一位年逾八旬的「看更」。這可能是特例，但「看更」多長者已是香港的常態。

黃河：水清水濁，好事壞事

去年十月，在黃河上游的蘭州，河水湧着濁沫。

對中國人來說，黃河有着鮮明形象，是中華民族偉大、悠久而刻苦的象徵。它源遠流長，自青海雪山的細流蜿蜒而下，淌過蒼茫的華北大地，九曲十八彎而入海。對黃河，有個準確的整體認識卻不容易，比瞎子摸象還難。

我很多年前到鄭州，第一次到了黃河邊，眼前黃河與我腦海中浩浩蕩蕩天上來的印象，大相逕庭。我們坐上汽墊船，在淺灘上行駛好一會登上一個沙洲。沙洲上的沙土軟綿綿的，站在上面用腳一下一下的使力，會踩出透水的淺窩來，這才可以捧一掬混濁的黃河水。

這裡一點看不到黃河的排山倒海、洶湧澎湃，聽不到黃河怒哮的英雄氣魄，連幽幽的輕輕嗚咽也聽不到。

後來又到過面對中流砥柱建起來的三門峽水庫，到過河套上的工業城市包頭，到過築有黃河第一橋的蘭州，各處黃河各有面貌，卻都與腦海中從歷代文學作品中而來的印象對不上號。先後去山西、陝西都沒有一遊壼口，有點遺憾。可能，只有到那裡才可以見到黃河「應有」氣慨吧?

壼口的黃河，一定是滾滾濁流。古語云「黃河清，聖人出」，把盼聖人的願望寄託於黃河水清之上，但是對「黃河清」要有確切的認識。《瞭望》雜誌剛發表了一個〈黃河變清調查〉專題報告，就黃河的水情作了很全面的長篇報道。讀了，才知道過去對黃河的認識，連瞎子摸象都不如。

歷史記載可查的「黃河清」其實有過 43 次，最長的一次發生在一七二七年的清代雍正年間，黃河澄清二千餘里，持續二十多天。如今，「黃河清」再現，持續時間之長，史所罕見。今年五月中下旬，記者從內蒙古包頭出發，看到一千二百多公里的黃河中游已然一河清水，直到開封以下，黃河才呈淺黃色。

關鍵在於，黃河水情之好壞不能單靠清濁衡量，黃河水清了，對黃河本身與黃河流域社會，未必就好。如今黃河水清的同時，流量在減少。據最新的調查，黃河天然徑流量已不足500億立方米，比國務院採用的標準減14%。植被大面積恢復，水利工程增多 (水面擴大)，都在增加水分蒸騰散發，造成流量下降。華北各大小城市去為改善民生和環境，都建園造湖，也讓更多水跑到天空去。

與一九八零年至一九九九年相比，二零零零年至二零一三年蒸騰散發的綠水增加 8.6％，徑流減少幅度近 20％。這直接影響到中下游的用水和最棘手的沙泥治理，水少了，泥沙沉積就增加。

黃河就是老歌《我的祖國》唱頌的「一條大河」。黃河的確是華北唯一橫貫東西的大河，可是天然徑流量比不上長江、珠江、松花江、淮河，只居第五位，僅及長江的 6％。黃河卻是不虧為「母親河」，以僅佔全國河川徑流量 2％ 的有限水源，灌溉了全國 13％ 的糧食產量，保障了全國 14％ 的 GDP 產值，養育了佔全國 12％ 人口的 60 多個大中城市，340 個縣。

治理黃河自古有改道、分流、築堤之上中下三策，當今的治理手段更多了，河復清而水仍未可根治，可見治河之難。治人、治國更難，亦初見成效。無論如何，都可喜也。

從飲食外賣到磁浮新鐵路

北京第一列磁浮列車

香港被人稱作「飲食天堂」，是否名實相副是一回事，方便倒是極方便，去到哪裡都可以找到吃的。一些地區可說食肆林立，如果不太挑剔亦不計較腰中錢，大可以一年到頭輪換的吃，不虞重複。要買外賣，當然也方便，有些食肆還特意打折，鼓勵你不佔店鋪座位，拿回家、拿回辦公室吃去。我家附近有一條「食街」，我光顧不多，外賣嘛更是重未買過，為的是對吃完外賣後那一堆垃圾很抗拒。

就一個人的分量計算，這起碼包括兩個塑料盒，一個塑料袋，還有方便筷子、勺子等。幾個人吃，可能要加倍的算。食街有相當出名的「糖水鋪」，有時候朋友來了，會買糖水來一起吃，製造的廢物，竟然也「蔚然可觀」。

我印象中最「可觀」的一次，是在美國一家 M 記。差不多十年前，威斯康辛州的朋友帶我們去參觀那裡聞名的花旗參場，途中中午打尖，光顧路邊一家 M 記。三個人吃完之後，按美國人的習慣自己清理餐盤，各種大大小小紙的、塑料的一次性餐具，堆成小山一樣。雖是堂吃，一如外賣，想來是因為工資成本高，為了節省人力，食物都統一生產，照樣包裝，照樣供應，管你堂吃還是外賣。

那回到美國的時間較長，最深刻的印象之一，是各種方便換來的資源巨大浪費，飲食住行都一樣。

相對之下，香港的發展模式很不一樣。香港地方小而地勢崎嶇，發展只集中在約四分之一土地上。香港論經濟可算是 big city，論環境則是「逼 city」。「逼」有逼的好處，就是什麼資源都「逼」得集中利用，節省而高效。譬如公共交通是世界最好、最方便的，人均私家車數量在鄰近城市、在全世界都非常低，「落後」得讓人驕傲。

戰後的美國曾經如日中天，美式生活方式為不少人羡慕。可是世人如果都像美國人那樣生活，得要多少個地球的資源來維持?很不幸，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很多東西都有意無意地以美國為追趕對象，美式文化大舉入侵，遍及衣食住行。這大抵是不可避免的，門戶窗戶都打放了，蚊蠅曱甴什麼都會進來。

直到近年，到中國有了一定的經濟底氣之後，才見到以重大力度力圖扭轉。譬如大力發展高鐵、地鐵和城際鐵路，都在短時間內建成世界最大的交通網絡。成就超前，非常超前。

一個最新的發展是磁懸浮列車。上海有一條從浦東機場到市區的磁懸浮客運線，是二零零二年中國在發展輪軌高鐵還是磁懸浮列車之爭相持不下時的產物。輪軌高鐵獲得肯定後，高速度發展起來，而磁懸浮列車就只建了上海一條 30 公里的「示範」線路，也是世界唯一一條商業營運的磁懸浮鐵路。日前消息說，北京市一條 10 公里的磁懸浮線路開始空載試運行了，是為北京中低速磁懸浮交通運營示範線。這是相隔 15 年之後的另一條磁懸浮示範線，可能意味着，磁懸浮運輸在中國醞釀着新突破。

復旦經濟學院院長張軍日前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近 40 年後，仍有一項重要的增長動力未獲得充分利用，那就是城市化。他指出，中國經濟正在轉向超級城市引導的增長。可以設想：磁懸浮客運將在其中扮演一個角色。

中國有 14 億人口，所有大城市、超大城市都是「逼 city」，都應當找尋有效利用資源的新方法，譬如不能像美國人那樣大手大腳浪費餐具。一項調查說，中國單是三個最大的外賣平台（美團、餓了麼、百度）一天就接到二千萬張訂單，用掉的餐盒摞起來足以從地球到國際太空站轉三個半來回，塑料袋可覆蓋168個足球場.....。這樣的方便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

中國創下了很多世界第一奇跡，在資源浪費上要得個什麼第一，「話都無咁易」。

語言與方言，區別在哪裡?

新幾內幾，語言最龐雜的地方。

美國學者、作家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昨日之前的世界》，放上書架兩年了，陸陸續續地看，還沒有通讀。但其中〈七嘴八舌〉一章，書一到手便先睹為快了。裡面說到語言與方言的關係與現象，非常有趣，值得認識。

賈雷德．戴蒙德最出名的著作是《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十餘年前曾在《紐約時報》的閱讀排行榜上上榜二百多周。他仗着演化生物學家、生理學家、生物地理學家的多學科學術背景，讓讀者從新角度重新認識人類發展史。他後來的《崩潰：社會如何選擇成敗興亡》(Collapse) 也是同樣讓人大開腦洞的巨著。

戴蒙德指出，一般而言，兩個社群之間，如果可以了解彼此七成的話語，他們說的可能就是一種語言的不同方言；不到七成，說的就是兩種語言了。

這看來很簡單，可是實際上遠不是那麼回事，不可以真正作為區分語言與方言的定義。

他舉了這樣的例子：有八個一字排開的相鄰村落，每條村都聽得懂鄰村的語言 ── 彼此是方言，譬如第二條村一定懂得第一和第三條村的話語，但第一條村同第八條村的村民，就可能「雞同鴨講」了。

這在中國很容易理解。在中國鄉下，翻一座山，過一條河，說的話就變了；翻幾座山，過幾條河，可能就像到了外國，要打手勢、用文字溝通 ── 如果村民識字的話。

歐洲的情況相同，即使在英語世界亦然。戴蒙德說了自己的經驗，他小時候隨父母到英格蘭東部一個小鎮探訪，與姐姐在街道遊玩時迷路了；他向當地人問路，他說美國英語，對方說當地的鄉下英語，就是難以溝通，他甚至不相信對方說的是英語。

地域與時間是造成語言差異的重要元素。因此，加拿大魁北克的法語與法國本土的法語差別很大，南非的荷蘭語與荷蘭的荷蘭語差異更大。兩個方言社群各自發展二千年後 ，可能完全無法溝通。例如都是源於拉丁語的法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羅馬尼亞語，又例如都是源於原始日耳曼語的英語、德語和其他日耳曼語。

造成語言多樣性的主要因素有三個：生態環境、社會經濟、歷史因素。環境因素很有趣，熱帶地區的語言比高緯度地區多很多。例如面積最大的三個國家，俄羅斯有一百種語言，加拿大三百種，中國八十種。俄羅斯以西的歐洲的語言也不到一百種。可是非洲和印度都有一千多種語言，單是尼日利亞就有 527 種，喀麥隆 286 種，太平洋小小的島國瓦努阿圖也有 110 種。最多的是新幾內亞，多達一千種。

沒有人確切知道全世界有多少種語言，有說七千，有說六千，有說五千。平均而言，一種語言約有一百萬使用者。事實上，半數語言只有幾千人使用，有的甚至只有幾百人。一些語言消失是必然的：每九天就有一種滅絕。一些語言則在擴張，如英語、漢語。全球約有十五億人以英語為母語、第二語言或外語使用，漢語的使用者也有十幾億。也就是說，你掌握這兩種語言，就等於掌握世界約四成人口的用語了。這就是學好兩文三語的優勢。

語言不單是溝通工具，也有族群身份認同的功能，涉及政治。挪威語、瑞典語、丹麥語雖可互通，但三國都認為各是不同語言；意大利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的關係一樣；印尼語、菲律賓語亦然。有人製造「聯合定義粵語是一種語言」的謠言，可知別有用心。

戴蒙德說了一個語言學家常說的笑話：有軍隊做後盾的方言就是語言。即使菲律賓語的背後，也有一支差勁的軍隊呢。

「只跟潮流，不知大勢」之弊

讀到這樣一個英文句子：They're shredded …… putting-on-your-shirt-is-hard-because-you-don't-know-which-hole-is-the-neck-hole shredded。沒有上文下理，這頗難理解。如果知道它說的是當今「越破越時髦」的時裝潮流，你可能就恍然大悟了。它的意思是：它們撕破了……是「你的 (T) 恤很難穿上，因為不知道頭該從哪個洞穿過」那麼破。

「先敬羅衣後敬人」這老話真的過時了，你根本不知道怎麼判斷「羅衣」。西方領導時尚潮流的名媛型男，身上穿的即使不是綾羅，也必屬名牌，價值不菲，可是「千瘡百孔」，你敬還是不敬? 在這風潮下，你身上穿的沒個破洞，沒個撕破了造成的拉絲、捲邊，就太落伍了以至老土了。在中文這叫「破洞潮流」，英文是 shreddy clothes，越破越 shreddy，越時髦越 trendy。戲謔的稱謂是「乞兒風」。

這不算新潮流，不過不斷翻新，於今為烈而已，以致街上年輕男女身上都「別有洞天」。

作為時尚潮流，它起源自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反越戰、反建制的的嬉皮士為了標榜意識形態反叛，在衣着打扮上刻意出格。開始時選的是特具美國性格的牛仔褲，這是牛仔、礦工的工作褲，耐髒、耐磨、耐穿，常常一着經年，磨到脫色殘破。為了營造這實用主義色彩，牛仔褲曾時興水磨，在巨型洗衣筒裡加進卵石，滾磨出「天然」破舊味道。

今天時尚的 shreddy 已徹底拋棄實用主義，破洞純粹是撕出、劃出的，也不限於牛仔衣褲，T恤、毛衣等等都務求「突破」。這已變成純粹的「我要不一樣」標籤，就像一些不論場合戴上棒球帽且偏要把它倒着戴。

此之謂潮流。在物質越來越豐富的商業社會中，商人為了刺激消費，必須製造潮流。商人在製造商品的同時，就要製造需求。在工業革命形成大規模生產之初，生產的都是生活必需品，產品本來匱乏，社會需求大；工業生產創造就業，也創造了需求。為了使生產不斷擴大，為了利潤最大化，市場必須擴大，源料要有保證。歐洲各國政府於是都動用國家機器給商人開路，用兵力到世界各地去佔地殖民。

到需求飽和了，何以為斷? 答案就是製造潮流，一個接一個，就像海潮一樣，後浪推前浪，潮汐相接，讓消費者隨着指揮棒起舞，腰包打開卻自得其樂。衣食住行，吃喝玩樂，莫不如是。

潮流很容易感覺到，因為消費品產業鏈中各個環節的參與者都在推動，廣告鋪天蓋地，造成最大的洗腦運動，有人會不斷告訴你，什麼是最新潮流，讓人着魔似地跟着走。當身邊的朋輩都朝着同一個方向蠕動時，你要反向而去，非常困難，有被踐踏身亡之虞。

潮流有大有小。時裝之類的商品潮流，誰都知道是短命的，不幾年，可能不到 365 日，就成明日黃花。大的潮流則有如孫中山所說的「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革命潮流」，這樣的潮流以十年、百年計算。它們關乎社會大眾的根本命運，卻是因為大而混沌，不易為人感覺。就如你感覺不到腳下的地球在自轉，感覺不到地球在周天運行，當然更感覺不到地球所在的銀河系圍繞着宇宙某個中心在運旋了。

這其實不宜稱作潮流，因為潮流不過朝夕間的事；宜稱作大勢、運勢之類。事物大小都有其 勢，小勢只能服從於大勢，就如人之生死無法抗拒大自然的循環。當病已成勢，華陀亦束手。

中國傳統智慧中，對「勢」很重視。《孫子兵法》有〈兵勢篇〉以論「勢」，指出用兵者必須順應天時，善用地利，發揮人和，以營造有利之「勢」。弔詭的是，對「勢」之辨識，最易當局者迷，就如位於泰山腳下，無論怎麼都看不到泰山有多高。這亦即「燈下黑」。

香港因而有地緣之利，亦有地緣之弊。不知此弊，即為港Q：只跟潮流，不知大勢。更糟糕的是跟上大勢已去之「勢」。

老土的阿Ｑ，時髦的港Ｑ

阿Ｑ糊里糊塗畫了個圈，被神送刑場。

一算才知道， 魯迅的《阿Q正傳》面世快一百年了，阿Q精神自一九二一年以來國人皆知。阿Q精神被視為中國人的劣根性，這種品性源遠流長，不知始自何年何代，只是通過阿Q這人物的誕生，才升格為「精神」而已。它從來與阿Q那樣的中國草根貧苦民眾相提並論，可是你在香港遊目四顧，卻發現阿Q ── 港Q ── 比比皆是，很多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高級知識分子。

阿Q精神，誰都熟悉，主要是自我安慰、逃避現實的精神勝利法；即使被狗咬了、被人打敗了，也通過自嘲或他嘲，自我陶醉、自解自慰，得到精神上的寬懷。

阿Q屬於「弱勢社群」，是社會上最無助的，可是在適當時候，在面對自以為比他更弱勢的對象時，會表現出「怒目而視」的「怒目主義」，這其實是欺善怕惡。掂量對手罵不過自己，就破口大罵；掂量對手打不過自己，就揮拳逞兇。於是敢對小尼始動手動腳，敢踹幾腳路邊的野狗出氣。可是到了餓得站也站不穩時，想拿野狗出氣就反被野狗咬了，心裡不斷咒罵也止不了痛。

這還不是最可悲的。最可悲的是，阿Q也想改變命運，對「革命」的認識卻是糊里糊塗，在「革命」到來之時，被人以「革命」論罪抓起來了，又糊里糊塗的畫了押，最後糊里糊塗地被送上法場槍斃了。

我總以為，人都該有點阿Q精神，以作為無奈之時的最後一招，好豁達一點面對殘酷現實。這點精神，與老莊的逍遙大度，頗有共通點。只是阿Q讀不動老莊之道，無法以老莊的語言來包裝自己而已。

阿Q很自尊，不過自尊得糊里糊塗，如眼裡瞧不起所有未莊的人，甚至瞧不起城裡人。這就等於從現實中隱退，自以為可以龜縮到心靈暗角裡自我陶醉。

快一百年了，阿Q消失了麼?沒有。環視身邊，阿Q還真不少。過去不怎麼覺得，近年，香港的阿Q多起來，而且多以時尚、進步的姿態出現，港Q的形象與魯迅筆下老土的阿Q大不相同。

魯迅是抱着「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態度去刻畫阿Q的。阿Q首先是不幸，然後是不爭，不幸是產生阿Q的條件。港Q的產生條件中，「不幸」也挺重要。

曾任中大校長的港大校委會主席李國章日前接受訪問，談到香港各家大學校園出現的「港獨」現象，一針見血地指出，原因「非常簡單」，「因為我們大學裡的年輕人不能與內地學生競爭；不論在獎學金、獎項等各方面，內地學生都更優勝（winning all the way）」。在這劣勢之下，香港一些大學生拒絕加強競爭、參與「遊戲」，於是出現「我不想再跟你玩」、「我們要逃離」、「我們要從你們之中獨立」等思想和行動。

李國章直指這些想法「基本上是失敗者的心態（basically the mentality of loser）」。

簡單地說，這是香港現代版的阿Q心態。港Q在性格本質上，活脫脫的就是阿Q。

李國章指出的港不敵陸生現象，已是香港大專院校多年來的常態。這發展有個過程，最初港生與一般港人一樣，從高高在上的角度俯視陸生，甚至欺凌陸生；到後來在成績競爭上「不幸」不如人，阿Q的劣根性就像返祖現象一樣暴露了。港Q可以告慰的是，他們與魯迅筆下的阿Q不同，因為以前的確曾經相對地「闊」過。

無論乜Q，都糊里糊塗。君不見，一些港Q糊里糊塗地入獄了，相信還有後來者。

韓語日語客家話

福建客家土樓一景

中國究竟有多少種語言?這是連語言學家都回答不了的問題。至於有多少種方言就更無法回答了。

據《方言與中國文化》(周振鶴、游汝杰) 一書：「中國境內有多少種語言?目前還很難說出一個確切的數字。這是因為我們對其中有些語言的知識還是不完備的，或者沒有經過較充分的調查研究；對於劃分語言和方言的標準也不甚統一，如果把某些方言當作獨立的語言，那麼語言的總數就要增加，一般的估計是七八十種。」這有如面對繽紛秋山，你神馳目迷，卻難以說出眼前有幾種色彩來。

一位朋友日前傳來短訊說，女兒對客家話和韓語都有興趣，說是韓語中有些漢字的讀音和客家話好接近；網上則有文章說，客家話和韓語、日語同屬阿爾泰語系，而客家人是南宋時期逃避戰亂的漢化了的金人。

韓國語 (朝鮮語) 與日語不少字音與漢語相近，眾所周知。網上有短片說中國人學韓語特別容易，並拿一些語詞作對比說明，真的非常近似，比中國一些方言之間的差異還小。不過這種相似度佔整體多少?相信只屬少數吧。日語也有同樣現象。也有人拿日語同中國個別方言對比，據此把日語同中國的不同方言拉上關係，例如寧波話、閩語 (不知是閩語的哪個方言)，都是過去與日本有較密切海上連繫的地方。奇怪的是，還有日本與藏語有關係之說，日本櫻花的源頭也找到青藏高原去。

韓日的漢字都是引入的，因為兩地本來都沒有自己的文字，要把漢字作為書寫符號和文學藝術手段服務於當地社會，主要用作書面語。同時也引入大量漢語詞彙，一定程度上使當地語言漢語化。可是漢語與韓日語有很大距離，漢字不足以把韓日語在書面全部寫出來。漢字書面系統只限於在社會上層使用，而不能普及到民眾中去。漢字在應用中不得不異變。韓國運用漢字的標誌「 吏文」，其實是按照韓語的語法詞序組識成句的，使用的漢字已非中國意義上的漢字。日本的情況亦一樣。香港可以見到不少日本的漢字詞，如「大出血」、「放題」之類，多不可以按中國漢字去理解。

韓日之外還有越南，也在應用漢字過程中為了實際需要而應用中國六書方法創造出方塊字，他們的「喃字」就更非我們可懂。但也有些按形音原則表意表音的外國方塊字，意思還是可以猜出來的，如日本很多魚的名字之類。

中國的語言眾多，分屬於漢藏語系、阿爾泰語系、南島語系、南亞語系、印歐語系。中國的朝鮮語被「暫歸於」阿爾泰語系，蒙語、滿語也屬這個語系。

如果客家人是「南宋時期逃避戰亂的漢化了的金人」，既然漢化了，說的就應當是當時當地的漢語，而不是本來的滿人之前稱為金人或女真人的語言。他們帶來的語言如果演變成後來的客家語，不可能屬於阿爾泰語系。不排除南宋難民中有漢化了的金人，但數量上不該佔多數吧?

據《漢字漢語與中國文化》(張玉梅、李柏令)一書，從漢朝開始到唐代初年，大量北方移民陸續進入贛北地區，後來形成中古贛語。唐代中後期又有北方移民湧入，帶來新的北方話，並形成新的方言，即中古贛語。宋代以後，說南部贛語的移民進一步南遷到福建、廣東不同地區，「形成了一個物殊的民系 ── 客家人」。「他們帶去的南部贛語與當地的閩越人的語言接觸，在宋明之間形成了近古客家語」。如今在贛閩粵三省交界之地土樓裡的客家語是為現代客家語。

在漢語體系之中，各種方言的語音、語詞、語法有差異， 其中語音的差異最大，但方言之間的關係都有跡有尋，這就如兩個遠親在外表看來沒有半點相似，按族譜一查找，卻原來血緣關係密切焉。

無知笑「胡語」，可憐作「洋奴」

用上這胡桃木家具，是土是洋?

胡蘿蔔、番石榴、洋葱頭都是外來的，傳到中國的先後次序怎麼排列?

中國自古不斷與外交往，從中吸取了大量外來事物，冠以「胡」、「番」、「洋」的東西，大抵都是外來的。有些二千餘年前的漢代就出現在中土，有的到明代才大量進來，更多是西方以武力打開清朝的閉關鎖國之後湧入的。以上三種水果移植到中國的先後次序按此排列就可以了：最早稱「胡」，稍晚稱「番」，近代稱「洋」。

所以胡麻、胡馬、胡姬、胡樂、胡瓜、胡椒、胡桃、胡楊、胡桐、胡床、胡蘿蔔……等等都是先頭部隊；番邦、番薯、番瓜、番茄、番芋、番文、番商、番石榴、番木瓜、番茘枝等是第二梯隊；洋煙、洋酒、洋文、洋派、洋術、洋火、洋燭、洋紙、洋槍、洋炮、洋行、洋樓、洋娃娃、洋鬼子……都是近百餘年的產物，是外來事物的第三波。第三波來勢最洶湧，直把中國人的族自信心沖垮了，流傳幾千年的中華文明彷彿什麼都不如人，不但四書五經要燒毀，連方塊字也是落後的，要用洋人代表先進的拼音文字代替。於是「洋」代指「現代化」，相對的就是「土」。

洋字頭的詞都看來「高大上」，只有極少數是負面的，如洋奴、洋相。還有一個近日在香港的熱門詞 ── 洋垃圾，大陸限制洋垃圾進口之下，香港天天大量產生的廢紙堆積，有成災之憂。

千百年來，這些外來事物對中國影響極大，其中很多除了在名字上仍保留外來痕跡外，已沒有半點「進口貨」的高貴。譬如番薯，在內地一些地方叫甘薯、地瓜、山藥等，連名字都土得很。普遍認為，番薯是十六世紀末的萬曆年間才由福建人由呂宋（菲律賓）引進的。而菲律賓的番薯由西班牙人從中美洲的墨西哥、哥倫比亞一帶引進。番薯可在貧脊的山地種植，對百越之地的開發有重大功勞。

我在報館做過多年電訊翻譯工作，卻是一直不知道這工作其實與番薯並列。古時漢族帝王接見外邦部族代表時，總稱之為「番」，部族代表排成左右兩行，各自之稱號為「番號」，所說為「番話」，把話譯為漢語是為「番譯」，即今之「翻譯」。

北方漢語在胡邦、番邦不斷侵擾下，語音、語彙、語法都有不少變化，影響力是沿着絲綢之路從陸上而來的。在南方，影響來自海上，可以視之與海上絲路有關，也可視之為歐洲船艦武力擴張的結果。香港就是在這高峰期中「開埠」的。

香港與北鄰的寶安、東莞一帶本屬客語區，「開埠」之後省城廣州與珠三角西部如中山、南番順不斷有人口遷入，粵語才逐步取代客語成為主流語言。這裡是洋文化湧入的窗口，香港粵語首當其衝，受到衝擊理所當然。最受影響的是語彙，包括真接從英文等外語音譯或音意結合而來，以及經濟、社會、文化發展下自然產生的，多以生猛傳神見稱。大陸「改革開放」後，香港文化挾着當時的經濟優勢，如潮水湧入大陸，粵語流行曲席捲大江南北，洋味粵詞也大量收編進了詞典，獲得標漢語用詞的地位。的士、買 (埋)單、搞定 (掂) 等用語如今已全國通行。

港人的粵語還受到英語文法的嚴重影響，以至一些人的口語到書面語都不倫不類，中文程度下降有目共睹。奇怪的是，往往是這些人不但無自知之明，反而沾沾自喜，譏笑北方話與胡語「雜交」。在他們心目中，似乎沾上「胡」字是落後，冠以「洋」則先進。真胡塗！

從「胡說」看「普通話五百年前雜交」說之誤

福建客家土樓中的緬懷

昨天提到那篇「撐粵語」文章說普通話「是大概 500 年前北方蒙滿胡語雜交變種流傳至今的語言」，這是完全不了解漢語──包括各大方言發展史的「胡說」。「胡說」二字正好說明了「五百年」之說之大誤。

「胡說」中的「胡」字，本作「何」解。粵劇名伶新馬師曾的名曲《胡不歸》，意思是「為何不歸」。《墨子》「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哉？」中的「胡說」，後人注釋為「何說，怎麼說」。

到了東晉之後，「胡」字有了新義。這就是史稱「五胡亂華」、「五胡十六國」的中原亂世。當時西晉王朝腐朽，周邊的少數民族如鮮卑、匈奴、羯、氏羌則文化較落後而軍事強悍，胡人遂紛紛入主中原。漢族以儒家為主的種種傳統全打亂了，漢人把胡人沒有根據的亂說妄為稱為胡說、胡話、胡鬧、胡猜，以至胡說八道、胡天胡帝、胡里胡塗、胡思亂想、胡作非為等等。

當然，胡人也帶來好東西，我們至今喜愛胡椒、胡琴 (二胡等)，有古樂《胡笳十八拍》流傳。

這段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日子始於晉室的「八王之亂」，把天下大亂歸咎於五胡其實不太恰當。在「永嘉喪亂」之中，偌大長安城竟然居民不足百戶，中原「流屍滿河，白骨蔽野」，「人多相食，飢疫總至」（《晉書》）。結果是北方漢族的第一次大規模南遷，即「永嘉南渡」。

此後一千七百餘年以來，類似的大規模人口南遷起碼有兩次，都發生在中原亂世之時，即唐中葉之後的「安史之亂」（接着是「五胡十國」），北宋末年的「靖康南渡」。這樣的亂世都曠日持久，可達二三百年，南宋偏安之後，北方成了胡人天下，最後更由元人一統南北江山。總之是，胡人對華北的影響持久存在，而北人南遷從未間斷。在北方「胡言亂語」的同時，不同時期的南遷浪潮把不同時期、不同程度胡化了的漢語帶到江南、嶺南一帶去，在中國形成七大方言區。

古漢語內部本來就有方言差異，所以夏商之際就發展出「雅言」以作互相溝通的共同語。(古之「雅」與「夏」通，「雅言」即「夏言」。) 古漢語與南方的古越語根本不相通，可是經過二千多年的語言融合，以及漢字統一，而書面雅言 (文言文) 長久流傳，中國始終在文化上一脈相承。

南方六大方言中，形成的先後次序是吳語、湘語、粵語、閩語、贛語、客家語。其中粵語和閩語由於粵閩相距於中原都「山高皇帝遠」，所以保留古漢語的元素較多。客家話主要是唐宋之間逐步南來的，要數唐宋遺韻的，應以客家話優先。到客族人南遷到廣東時，粵語已形成，客家話已難融入，客家人另闢地盤聚居，形成自己的方言區。

入聲在漢語各方言的存留情況不一樣。官話內各方言都把入聲先歸併，最後併入其他調。據專家的研究，這過程始於唐宋間的燕雲十六州，距今約千年，到元朝官話已無入聲，至南宋滅亡而消失。其他方言則有不同程度的保留。漢語鄰近地區的日語、韓語、越南語都有入聲。如果自小不懂作入聲發音，到長大了，不經訓練不能分辨入聲字，更難說入聲字。北方人怕學粵語，這是原因之一。

唐詩宋詞，用粵語來讀才押韻?

「秦時明月漢時關」(嘉峪關月色)

年來多次收到一篇「撐粵語」的文章，昨天又有朋友把它放上群組，但聲言「未證真偽」。文章彰顯粵語之文化內涵古雅，普通話則「單薄粗疏」，因為「是大概500年前北方蒙滿胡語雜交變種流傳至今的語言」。作者引用了一些唐詩宋詩，據此斷言唐詩宋詞只有用粵語讀來才押韻，其中一些用語已不見於普通話，但還在粵語中流傳。

這篇文字不斷在網上流傳，可見很得到一些以粵語為母語、熱愛粵語者的共鳴。粵語也是我的母語，我也深知粵語形成二千多年以來，保留着大量南來古漢語的「活化石」，其中有語音、語詞、語法，非常可貴。可是因此如一些人說粵語就是春秋戰國時代孔子使用的雅言，是唐宋詩詞的用語，只有用粵語才能唸出唐詩宋詞的韻味，那就未免夜郎自大了。

必須知道，所有語言都在變化，變化是語言生命力的表現。一種亘古不變的語言一定是脆弱的，只能在特定的封閉環境中存在；封閉一旦被打破，就可能在外來衝擊下消失。語言學家多年前在亞馬遜森林深處發現了這樣一種不受污染的語言 ── 皮拉哈人 (Pirahas) 的語言 ── 如穫至寶。幾十年過去，皮拉哈語可能已瀕危了，如果還存在的話。

粵語也曾經較封閉，仗着山高皇帝遠而避開了中國北方外敵頻擾帶來的長期戰亂。南下移民帶來的語言因而得以相對穩定，但不可避免地也與百越不同部族原住民的語言互融。後來南北交通漸暢，靈渠鑿開，梅嶺打通，海運暢達，嶺南天險已不可自恃。除了平常的南北交往，多次因為中原大亂而形成大規模南來移民潮，都對廣東造成重大影響，語言不得不有所變化，只是變化相對之下不如北方巨大。

我常以「胡言亂語」來形容北方漢語在胡人 (不同時期不同外族)語言融入下的變化，其中包括入聲字消失，翹舌音出現，詞匯增減，語法變化等等。文化的同化總是雙向的，漢文化在同化外來文化的同時，本身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同化，兩種同化各有得失。嶺南文化也經歷着同樣的變化，粵語也在不斷演變，包括語音，如年輕人的大量「懶音」。香港粵語近代的變化尤其巨大。

一些粵人發覺誦讀一些唐詩宋詞時，粵音押韻而普通話不押韻，從而沾沾自喜。他們要麼是閱讀不廣，要麼是視而不見了。試讀讀以下不同朝代的五言絕句：
長江悲已滯，萬里念將歸。況復高風晚，山山黃葉飛。(唐，王勃)
此地別燕丹，壯土髮沖冠。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唐，駱賓王)
泠泠七弦上，靜聽松風寒。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唐，劉長卿)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唐，杜甫)
山雞照淥水，自愛一何愚。文采爲世用，適足累形軀。(宋，王安石）
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未報國，留作忠魂補。(元，楊繼盛)
江水三千里，家書十五行。行行無別語，只道早還鄉。(明，袁凱)
有寄心常靜，無求味最長。兒童擒柳絮，不得也何妨。(清，袁枚)
都要用普通話讀來才押韻，用粵語就不押韻了。

粵語與普通話押韻之異同，不外四種情況，一是彼此都押韻，即彼此的韻母都不變 (也可能是發生了同樣的變化)；二是你押韻，我不押韻，即一方的韻母改變了；三是我押韻，你不押韻；四是都不押韻。只要翻翻書，或到網上瀏覽一下，會發現四種情況都存在。至於哪一種多一些，就非我能統計了。

這在其他方言中必也存在，閩語的「存古度」比粵語更高，古音更多，比較一下可能更有趣。我完全不諳閩語，更沒有這能力了。

那篇「撐粵語」的文字宣稱「聯合國正式定義粵語為一種語言」就更加無稽，完全是無中生有的拉大旗作虎皮。這裡左欄的熱門文章排行榜上，〈粵語獲聯合國定義為語言?〉一文多年來長期佔一席位，有興趣者不妨一讀。

我也撐粵語，但常自我告誡：要理性而不失理據。

金磚首腦會，閩南語表演

壓腳鼓與四寶：《閩南聽雨》

不久前，金磚五國峰會在廈門舉行，專門為各國嘉賓安排的文藝表演屬於國家級演出，從藝術到內容都非常講究。我看了當晚的直播，給我最深刻印象的倒不是表演有多精采，而是其中有幾個閩南特色節目的新鮮感，特別是「壓腳鼓與四寶《閩南聽雨》」，「南音表演《南音隨想》」和「古箏與閩南童聲合唱《月亮月光光》」，都是音樂節目。相對之下，兩個閩南特色的舞蹈節目較失色。

閩越之地多大山，與北方有天然阻隔，這自古是政治、軍事，也是語言、文化的屏障。閩語和閩文化至今保持着濃厚的地方和古典特色，一 經悉心打扮在舞台呈現，雖然少了點原汁原味，也讓人驚艷。

壓腳鼓是閩南梨園戲和南音的主要打擊樂器，藝人用腳壓在鼓面上控制鼓皮張力，可用鼓槌打出豐富的音色和節奏變化。四寶以四塊竹板或硬木製成，聲音清脆。《閩南聽雨》由一名男藝人打壓腳鼓加二三十名女藝人打四寶合演，營造出大雨小雨的不同意境來，是很好的敲擊樂表演。《南音隨想》只唱音不唱詞，而與交響樂結合，讓唐宋遺音展現出新趣。

更具閩南特色的是「古箏與閩南童聲合唱《月亮月光光》」。這其實是兩首樂曲的結合，古箏部分改編自《漁舟唱晚》，配合着月亮的主題，與童謠《月亮月光光》如迴旋曲式的輪流響起。前者耳熟能詳了，後者於我很新鮮，不僅是旋律，還包括語言 ── 用閩南話唱出。

過去看這類面向全國的表演，儘管節目會有地方特色，用語似乎都是普通話。若有方言，也多屬北方官話，如河南話、山東話之類，可能在相聲中說幾句，在戲曲中唱幾句。其他方言偶爾出現，僅似給當地觀眾打個招呼。像童謠《月亮月光光》這樣整曲用方言唱出，除了在地方表演，我從未見過。眾所周知，內地為推廣普通話，在廣播上對方言有限制。

這往往讓人覺得方言的重要性受到忽略。如《漢字漢語與中國文化》一書指出：「漢語的方言可以說是漢語的『活化石』，漢語的歷史發展軌跡大致可以從方言裡看出來。根據目前的研究，無論從語音、詞匯，還是從語法上來看 ，漢語從南到北的方言差異大致上反映了漢語從古至今的發展變化。」

閩語就是這樣的一種「活化石」，據說成於大禹夏朝的華夏語，在漢語各大方言中「存古度」最高。數千年來，閩語雖然融合了閩越的地方語言，以及不同時期從北方徙入民眾帶來的中原語言，但公認保留着比其他方言更多的古漢語成分，而且形成介於文言和口語之間的完整、獨立的書面語系統。

「閩」字本身就很有意思，一說與「蠻」(「蠻」初為族名，無貶義) 音近，即「閩」就是「蠻」，是從「蠻」分化出來的，先秦時建閩越國，所說閩越語，是吳越語的一個分支。秦末戰亂中，北方民眾入閩，帶去上古的北方話。三國時，吳地漢人紛紛南下至閩東、閩北，帶去上古吳語。此後不同時期北方難民南下形成中古、近古閩語。閩語因此是一種大方言，下有五種次方言，互不統屬，彼此不易溝通。其中的閩南方言源流可能最古遠。

西方語言學家有這樣的說法：一種語言如果有七成是你聽不懂的，那就是另一種語言。這可能是就歐洲不同國家語言而言的，英法德等語其實頗相近。用這個標準，中國的方言之間差距很大，有西方語言學家說，差異甚至大過歐洲不同國家的語言。我所住的大廈多福建人，在電梯裡偶爾會遇到福建人聊家常，我償試努力去聽，卻是一句也聽不懂。中國差異巨大的方言有着統一的書面語，真神奇。

粵語和閩語差不多同時形成，粵語還略早一些，可是由於粵語後來受北方的影響較大，保留的古漢語成分反而不及閩語。

民主的缺陷，民主的冷血

亞里士多德有一個非常深刻的見解：美德不是擁有得越多就越好的。世間所有好東西都一樣，夠了就夠了，過量則有害。自由是這樣的好東西，民主也是這樣的好東西。

去年 (二零一六年) 年底美國舉行大選那一天，新加坡《海峽時報》評論說：「西方政治體制的缺陷從未像今天這樣清晰地展現給世人。」指的自然是特朗普與希拉莉那場總統競選中的種種醜惡、卑劣表現。這是福山所說的  America in Decay (美國衰敗) 的集中呈現，是政治學者早已關注的問題，只不過在美國進一步衰落之下，以鬧劇的形式通過大選全面暴露在世人面前而已。

西方從歐洲中世紀的黑暗中走出來，經歷了文藝復興、啟蒙主義運動、工業革命、全球殖民擴張等等，率先建立起一個又一個現代發達國家，是為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巨大成就。這通常被理解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發展和擴張的歷史，西方在擴張影響力的同時，把自己的自由民主制度詡為「普世」價值。很多人在接受西方經濟成就的同時，也被「普世」了。

很多學者卻把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看作是一場大約進行了二百五十年的試驗，相對於人類數千年的文明史，試驗時間不長。其中被視為典型的美國體制缺陷，就是這時候展現的。

這體現為：一是制度僵化，「三權分立」變成三方扯皮，出現福山所謂的「否決政治」(vetocracy），行政效率低落；二是政治精英思維僵化，出現「政治極化」，各走意識形態極端；三是利益集團林立，形成強大幕後勢力；四是民粹主義崛起，「美國獨立的巨人」約翰．亞當斯所擔心的「多數人的暴政」正在成為現實。

這樣的問題，在歐洲各國亦不同程度地展現，以致讓人懷疑是制度缺陷。其實這樣的缺陷，在西方向全世界擴行其「普世」價值的數十年過程中，已在不下幾十個非歐洲國家和地區充分暴露。從美國後院的中南美洲、戰後的非洲到冷戰後的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埃及、烏克蘭……都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幟走進泥沼去。

為什麼會這樣，很值得探討。歐洲也曾打生打死幾百年，到一個一個民族國家建立起來，也逐步建立起民主政制，和平穩定。它們的民族、宗教構成簡單，在外部強權林立下內部利益較一致，少數服從多數的代議政制民主沒有造成重大分化與對抗。可是一旦形成民族對抗，如冷戰結束後南斯拉夫和蘇聯解體中的民族敵對，一樣會暴力橫生。

這情況在歐洲以外更嚴重，民主不僅是意見的不同，選票爭奪是不同民族、部族，不同宗教或宗教派別之間權力、利害的殊死爭奪，往往是生存與滅亡的對立。一選舉就撕裂，以致厮殺。在自覺你死我亡之下，人就冷血了 ── 民主的冷血，冷血的民主，所在多有。

英國歷史學家 Perry Anderson 在《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教訓》一文中指出：「民主制新自由主義敢於公開斷言：我們的代議制民主不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價值；相反，它是一個就內在本質來說不合適的工具，它很容易超過限度，而且事實上已變成這樣的了。」

「新自由主義煽動者發出的信息是：我們需要更少的民主，例如，他們因此強調建立一個在法律上完全獨立於（不管哪一個）政府的中央銀行的重要性，或者堅持要在憲法中寫下禁止任何財政赤字的規定。」他們把自己的經濟利益看得至高無上，是所有內外政策的出發點。特朗普的政策不是個人拍拍後腦勺定下來的。

從這個角度去看，美國的衰落很值得擔憂，因為它遠不是歐洲那樣單純的「民族國家」。

對於「自由」，不可當真

等待裝嵌的自由神像，眼神裡帶着愁苦。

美國紐約的自由神像，可能是世界最出名的塑像，它以體形巨大、藝術精湛、工藝講究為世稱譽，更讓人欣賞的是它所傳遞的訊息，就是自由。事實上，它又稱為「自由照耀世界」（Liberty Enlightening The World）之像。

它是法國一八七六年贈送給美國的禮物，以紀念美國獨立一百周年。美國獨立發生在法國大革命 (一七八九年) 差不多一百年之後，而且是在法國支持下掙脫英國統治而成功的。法國大革命彰顯自由、平等、博愛，它著名的人權宣言在第一條就開宗明義地宣告：「人生來就是而且始終是自由的，在權利方面一律平等。」

可是只要稍涉歷史就知道，這不過是「高大上」之言。大革命崇尚的自由，讓法國結束了皇權剝削和束縛，打開了歷史浪漫的新篇章，但法國人也因此吃透了苦果，由內到外的殺戮百年不斷。

給美國建立起巨大的自由神像前後，法國也先後竪立了多座同樣的自由神像，可是規模都小得多。這受到各種條件限制，但似乎也在有意無意地顯示，自由之拿捏得有分寸，必不可少，但不能過分。

美國其實是絕佳證明，這個被稱作最自由的國家，也是囚犯最多的國家，絕對數字世界第一 (二零一五年年底統計為 2 145 100 人，最大的一座監獄可囚一萬七千多人；囚犯與人口比例之高也世界第一，南部目前在受颶風蹂躪的幾個州如密西西比等，男性人口每一百人就有一個在監獄過日子。幾乎誰都有槍，二零一五年有 13 286 人死於槍下。

自由是人們都嚮往的，「不自由毋寧死」常掛在人們嘴邊，人的確不能沒有自由，可是只要稍有理性都會知道，所謂「自由」得有定義，即不是絕對的自由，而只能是有限的自由，就是在法律容許範圍內的自由，集會自由、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宗教自由等等莫不如是。若有人鼓吹以自由之名為所欲為，若非無知，則是別有用心。

這個法則，即使在大自然也是存在的，那裡沒有法律，但有自然母親的自然法則，所有生物，不管是有情的、無情的生物，都要服從。就是你只能在某個範圍內生存和活動，不能超越，否則找死。從橫看是地域區分，到縱看是天地海河的上下層次，各有冥冥的劃分。在時間軸上也有定則。此謂天理。

人類社會，則有人倫，包括不成文的道德風俗，和成文或不成文的法律。予以挑戰，要麼千夫所指，要麼繩之以法。

自由如藥，既可治病，也會致命。最好的藥，用之不當、服之過量，輕者傷身，重者奪命。毒藥亦不過定量問題，砒礵、嗎啡只要用量適中是治病良藥，濫用則拿性命開玩笑。

是以，自由因為可貴，所有地方都會在最高的憲法層面予以保障，但亦必在執行的法律層面予以限制。兩者不可混淆，應是現代公民的常識。

網上有據說是美國記者一九一六年訪問袁世凱的手記，記者問：「你曾經說『天下最愚蠢的事情，莫過於做皇帝』，袁世凱笑了笑，『嘿，這話是說給愚民百姓的，說說而已，中國的四萬萬愚夫愚婦會當真，你怎麼當真了！』」

世界上有些事真不可以當真，「自由」是為其一。當真而「自由」者，是為愚夫愚婦。

「筆下留情」版頭照片題詠之六十(2017/08)

駛乜睇到眼唔眨

夢西手霜你唔啱

人工一份雞碎咁

畀我買鹽都唔鹹

(是廣州天河商場照)

七彩長虹兩岸飄
新晴維港倍嬌嬈
明珠自有新丰采
不待明朝看今朝
(題維港彩虹照)

枝橫椏亂
糾結不休
空中才消解
水裡復曲虬
細看錯綜紛擾裡
悠然而過
有清流
(攝荔枝窩溪流)

白日的夢  黑夜的夢
一樣的美麗  一樣的朦朧
玻璃的箱子  鐵皮的箱子
一樣的封閉  一樣的迷思
(題廣州紅磚區照)

白烏鴉與黑天鵝

日本發現的白翅烏鴉

「天下烏鴉一樣黑」這句老話，中國人都知道，並且會認為是「真理」，因為大家見到的烏鴉都是烏黑烏黑的。「鴉」而以「烏」名，可見它從來就以黑色聞名。中國人忌黑色，遂視烏鴉為「禍鳥」。

可是日本《朝日新聞》日前報道，本州西部的島根縣發現了白色翅膀的烏鴉。大約兩個月前，就不斷有人在電線桿、田埂路上看到這只白翅烏鴉。它伏着不動時不見異樣，飛起來就展現翅膀是白色的。

日本的專家指出，島根縣發現的是小嘴烏鴉，相信是因為部分色素基因突變使部分羽毛白化了。

即使這是個孤例，已足以證偽，推翻「天下烏鴉一樣黑」的「真理」，就如十八世紀歐洲人到達澳洲，見到世上竟然有黑色的天鵝，才知歐洲人想當然地以為世上天鵝皆白之謬誤。

日本的白羽烏鴉是世界上第一次發現的嗎? 到網上搜尋一下，發覺不是。多少年來仍篤信「天下烏鴉一樣黑」，完全是無知。

事實上，世界其他地方也有白化的烏鴉。非洲的坦桑尼亞就有三種並非全黑的烏鴉，分別在頸項、胸部、背部長出白羽，也有嘴喙是白色的。日本東京附近的琦玉縣也發現過一只全身皆白的名副其實白烏鴉。在中國，早在春秋戰國時，就有「晉文公焚林以求介推，有白鴉繞煙而噪」的記載。

還有全身皆白的烏鴉

法國十九世紀浪漫主義詩人繆賽 (Alfred de Musset) 寫過一本小說叫《白烏鴉的故事》，借一只並非非神鳥而卓爾不群的白烏鴉之口，用詩意的語言，揭露社會的種種不公和不幸，表述自己的理想：我絕不是神話中的鳥兒，然而，我極為罕見，極難尋覓，但在這世上做一只獨特的烏鴉，多麼榮耀，又多麼艱難啊。

雪白的烏鴉仍是烏鴉，「烏」名不去；不比黑天鵝有邀「天」之幸，儘管全身盡黑而畢竟是天鵝。於是，世人只知有「黑天鵝效應」而未聞有「白烏鴉效應」。

「黑天鵝」已成為一個代名詞，代指在人們常識和預期之外的事件。它沒有先例可援，而一旦發生，會顛覆人們的思想，一般都指極端而負面的事件。從它背後的邏輯來看，其實不應限於負面認識。

有人說，二零一六年，有三大國際「黑天鵝事件」：英國脫歐、美國特朗普當選、意大利修憲公投失敗。《日經新聞》日前又提出另一只「黑天鵝」：中美間貿易停止一旦發生，雖然可能性很低，將成為影響巨大的「黑天鵝」。

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國際間有大量「有理有據」悲觀論調，幾十年來此落彼起，如今又出現新一波崩潰論預測。但在中國，有學者借用量子力學中「躍遷」概念解釋中國新的發展態勢，當中有兩大表徵：人口的快速城市化 (每年有近二千萬人口進入城市) 和新技術的大規模運用。

無論是黑天鵝還是白烏鴉，它的重要意義在於：你不知道的事情比你知道的事情多，而且更有意義。培根四百年前就警告：當心被我們思想的絲線自綁。對任何事物，我們都有同樣的思維陷阱。

漢字還是象形文字嗎?

日本北海道的「知床峠」

在日本的「日經中文網」上讀到旅日華人作家莫邦富的〈日本漢字趣談〉一文，知道日本有一個自造的「國字」：峠。這不是漢字，因為漢字中沒有這個字，是日本人為了自己的需要而自造的，因而稱之為國字。日本早年引入了漢字，借以表述日語的事物，但又發覺日本有很多東西是中國沒有的，因而找不到相應的漢字，日本很多魚的名稱因此不得不靠自造國字來記名。不少香港人愛吃日本刺身，其中很多魚的名稱用的就是日本國字。

在中國，傳說造字的倉頡神通大，重瞳四目 ── 有四只眼睛，可是如今普通人就能造方塊字，越南也曾因為書寫需要而創造了大量「喃字」。香港多年來通過傳媒創造了多少粵音字，可能沒有人能作出準確統計。

大家都能造字，是因為都掌握了造字的方法。早在東漢時，《說文解字》就歸納出古文字構成的六條規則：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是為六書。象形、指事、會意、形聲是造字法，轉注、假借是後來衍生發展的文字使用方式。知道這些方法，香港的學生也常常做了倉頡。

「峠」字就是這樣產生的，據說《日中辭典》等都解釋不好這個字，有譯作山巔、山頂、山口、山嶺，也有主張可譯為埡口、山卡的。莫邦富認為，「峠」的位置不一定在山巔或山頂，也不等於山嶺，有些近似山口、埡口、山卡之處，但又不完全一樣。

據六書中的會意之法，它指的大概是「上」「山」翻過去再「下」來的地方。翻查《漢典》，是古之卡字。

在中國，類似的漢字很多，很好理解，也好認好記。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幾種造字法又不是各自獨立的，很多時靈活兼用，《說文》中就有形聲兼會意、會意兼形聲的說法。

《漢字漢語與中國文化》(張玉梅、李柏令)一書解釋象形、指事、會意、形聲，以形聲最詳盡，並另以一節提出「相關思考：形聲字、會意字是否界限分明」?其中提出，構成形聲字的聲旁和形旁本來都是獨立的字，都形音義兼備，並一起發生作用。於是形聲字，也常都會意、指事。這是後來造字的主流。

人們一般愛說漢字是象形文字，這其實很不準確，而且誤導。大概，各種文字在初生之時，都有靠畫個圖象表意的階段，後來才各自走出道路、形成不同的文字來。漢字亦一樣，但很早就不再單靠象形來表意。饒宗頤教授指出，殷代的甲骨卜辭大部分是借音字和形聲字，以音符為主，形符為輔。發展下來，漢字以形聲並重的字佔多數。

據《細說漢語》一書，漢字在形聲造字成為造字主要動力下，二千年前的《說文解字》收字 9 353 個，就有形聲字 7 679 個，約佔 80％；宋代的《通志•六書略》收字 24 235 個，形聲字 21 343 個，約佔 88％：清代《康熙字典》收字 47 035 個，形聲字 42 300 個，約佔 90％。形聲字日益增加的趨勢明顯。

這其實說明，不能以象形文字看待流傳了數千年的漢字，不能拘泥於以原始的象形去解釋、認識漢字，漢字早已大步超越，具象、隱喻、會意並重。這其實是東方思維方式的展現，也是中國文化的核心。

有人據繁體字中的象形遺留，編成順口溜以攻擊簡體字，如說「愛而無心」之類，這不過利用了一般人對漢字所知不多而蠱惑人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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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文參閱：「爱」豈無心?http://silverylines.blogspot.hk/2017/04/blog-post_10.html

「吹皺一池春水」說繁簡

我沒有認真學過簡體字，但自然而然地就認識了，也採用了。不是都寫簡體字，而是信筆由之，愛繁則繁，愛簡則簡，端視下筆時的心情、狀態。特別是練習書法，同一個字，前面寫了繁，後面可能就寫簡，務求有變化。

我讀中學時，先後遇上兩位書法很好的中文老師，他們的板書不但漂亮，而且各有風格，都奇俊高標。他們寫的都是筆意連綿的行書，行書是我在之前就「未學行先學走」而愛練習的。兩位老師每堂課都把筆記寫得黑板滿滿的，我於是把抄筆記當作習字。

行書相對於楷書，就是簡體字，是方便書寫之下形成的，很多筆劃簡化而筆筆相連，即使劃不連而意連。意若顯，是或深或淺的「牽絲」；意若虛，則只見兩筆遙相呼應，如牛郎織女星「兩情若是久長時」的遙遙相望。於是很多筆劃簡化了，或虛化了。草書的筆劃更連接，也更虛化，更簡化。

楷、行、草之間沒有明確的界限，即使嚴謹的楷書，如顏真卿的很多作品，也可以見到點劃在起落之間用尖銳或鬆散的筆鋒流露出有意無意的顧盼。一旦可以放懷書寫，不受束縛，筆墨縱逸，字與劃必趨簡。於是，千百年來，讀書人筆下有無數俗定俗成的簡化字，這在無數的書簡、法帖、碑刻中無處不在。這是現象，也是趨勢，自從漢字出現之後就存在，古時絕對沒有人說簡化了的是「殘體字」，也沒有寫繁寫簡之爭。

已故文字學家左民安在《細說漢字》一書中，梳理了千多個漢字的源流。書中指出：「簡體字古已有之，向上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時代。比如《詩經》中的『於』皆寫作『于』，漢《吳仲山碑》中的『餘』就寫作『余』，《正字通》中的『墳』、『聽』俗作『坟』、『听』。凡是所謂『俗體』，都是早在民間流行的簡化字。這些俗體字盡管曾遭到扼制，但漢字由繁趨簡的潮流是阻擋不住的。今天，在我們正式使用的簡化字中，有很多就是古代簡體字的借用。」

不妨看看書中據千百年前不同字典、碑刻中列出的一些字例：
准（準）《廣韻》
双（雙）《集韻》
声（聲）《正字通》
夹（夾）漢曹全碑
宝（寶）《寶應碑文》
尽（盡）《正字通》
干（幹）漢鄭季宣碑
灶（竈）《五音集韻》
烛（燭）《字匯》
画（畫）《字匯》
类（類）《五音篇海》
从（縱）《集韻》
肤（膚）《廣韻》
庙（廟）《字匯》
恋（戀）《字匯》
怜（憐）隋《董美人碑志銘》
扑（撲）《集韻》
齐（齊）《正字通》
晒（曬）《字匯補》
痒（癢）《集韻》
笔（筆）北齊雋敬碑
籴（糴）《干祿字書》
阴（陰）《字匯補》
麦（麥）《西峽頌》

書中指出，繁簡字之間有三種關係。一是借用詞義不同的同音字。二是借用原字的一部分。三是採用古本字，如「气」（氣）、「网」（網）、「荐」（薦）、「痒」（癢）等，有的是古異體字，如「礼」（禮）、「线」（線）、「泪」（淚）等。

似乎還有第四種關係，就是在書寫過程中簡化筆劃而成的簡體字，只要把偏旁簡化了，就可以產生大量這樣的簡體字，歷代書家筆下這樣的字，數之無盡。我抄寫老師的行書 (也夾着草書) 筆記，又臨寫前人字帖，不知不地地就掌握了簡體字，書寫閱讀都在繁簡之間游走，常常「眼前直下三千字」而不知是繁是簡，除非自覺要做這方面的編輯工作。

今天「繁簡之爭」，其實是不折不扣的偽命題。這讓人想起南唐元宗對「吹皺一池春水」詩人宰相馮延巳的戲說：「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我們身邊的「千」與「千尋」

又開學了，伴之而來的是關於中文教科書課文的爭論。其中最矚目的是，兩岸之間呈現相反的方向，大陸大增文言文課文，台灣則大減。這顯然不只是課文選材之爭，而是政治大方向的反映，就是你要培養怎麼樣的下一代。

在大陸的新教科書中，小學課文的文言文增加八成，12 冊教科書共有古詩文 132 篇，平均每個年級約二十篇，佔課文總數三成；初中語文教材的 51.7% 為文言文。選文強調經典性、文質兼美，還兼顧時代性，宣稱要回到「守正」的立場。 「正」，指的大概是中華文化之「正統」。

台灣的官方的「12年國教課程綱領」，卻把高中國文的文言文比例從 45%-65% 降至 30%；必選的古文篇章，從 20 篇減為 10 至 15 篇。這立即引發爭議，六位「中央研究院」院士和海內外學者聯署《中國語文是我們的屋宇》聲明，聯署者數以萬計，包括知名作家余光中、白先勇等。余光中指出，文言文非常重要，是幾千年中華文化的載體，延續着老祖先幾千年來的思想，「如果把它拋掉不用，我們就會變成沒有記憶的民族！」

這讓人想起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的《千與千尋》。這齣經典動畫與宮崎駿的很多作品一樣，有着大量面對成人的喻意，內容與畫面都不乏恐怖，講述的是少女千尋誤闖一個靈幻世界的故事。控制靈幻世界的魔女湯婆婆能奪走他人的姓名，以束對方為奴。千尋與湯婆婆簽約時，本來簽上自己的本名，湯婆婆把它改為「千」。已受控制的白龍囑咐千尋：一定不能忘記自己本名，只有記住自己的名字，才有機會把握命運，逃出生天，他就是忘記原來原來名字和身份 ── 人類世界一條河的河神 ── 而被奴役的。千尋後來偶然記起自己的名字來，不但找回自己迷失了的身份，也與白龍一起逃出生天，回到自己的故鄉。

這記憶不僅是對故土、對民族的記憶，也是對先賢深刻智慧的記憶。

公元前八世紀至公元前三世紀，是人類文明史上非常值得驕傲的「軸心時代」(Axial Age) ，是時從東到西的中國、波斯、印度、希臘/羅馬都智者輩出，創造出燦古鑠今的文化輝煌，留下大量雋智的經典。二千多年來，各地經歷存亡厄困而要重新上路時，都愛向這個時期的智慧結晶尋找啟示。歐洲近數百年的崛起，就是從文藝復興發軔的。中華文明源流數千年不斷，值得學習且相對易學的經典最多，是我們最珍貴的文化遺產。不善加利用，愚不可及。

英國哲學家羅素很早就注意到，現代社會出現了重大不平衡，就是藝術與科學分離。這指的其實是人文與科學的分離，這違背了文藝復興時期以來人文主義者的思想傾向，以致科技能力、物慾衝動沒有得到政治、道德的平衡和制約。如今，科學發展之迅速更驚人，分離與失衡更嚴重。要糾正，不能不從從教育入手。

不過，有學者看到樂觀的一面。譬如饒宗頤教授多年前就從中國豐富的考古新發現而提出發展中國「新經學」，「經書是中華民族文化精華的寶庫，是國民思維模式、知識涵蘊的基礎，也是先哲道德關懷與睿智的核心精義、不廢江河的論著。重新認識經書的價值，對現代人有極大的啟發作用。」他因而堅信，這會帶來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文藝復興時代。

日前 (八月三十日)，原世界銀行的副行長、現任牛津大學馬丁學院教授 Ian Goldin 到上海發表題為《新文藝復興時代的風險與機遇》的演講，指出中國發生的一切反映了當年文藝復興時代的那種開拓、進取的精神。

可是，面對這個新時代的到來，似乎很多人仍如《千與千尋》裡很多「人」一樣忘卻身份、面目模糊。

得州大水大如何?

美國得州休斯敦一帶廣泛地區被洪水淹浸一星期了，仍未見到明顯改善，倒是陸續有不幸消息傳出，傷亡人數上升、化工廠爆炸起火、食水受污染、石油加工廠停產使油價上升……。水災之嚴重超乎所料，當初說這是五十年一遇的大水，後來上升為五百年一遇。今天剛剛看到《華盛頓郵報》的報道說，威斯康辛太空科學工程中心大學 (University of Wisconsin’s Spac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enter) 的最新分析認為，這是一千年一遇的大水。

香港遠隔在半個地球之外，雖然資訊不少，仍難切身感受洪水有多嚴重。

據報道，得州南部被洪水覆蓋的面積，大如新澤西州。這若發生在我們身邊，就等於整個廣東省被淹沒了，而與較大的廣西或湖南相若。

颶風哈維的特點，是移動緩慢，移入大陸後徘徊幾天，不斷肆虐，帶來大量雨水，一些地方幾天降雨達 51 英寸。這是什麼概念?

這超過了得州 49.77 英寸的年降雨。以容量計，哈維在休斯敦的降水比颶風卡特里那在新奧爾良的降水大一倍以上。化作公制，51 英寸降雨相當於1295 毫米，相當於香港九至十歲兒童的標準高度，約到成年人的胸口。與香港的降雨量對比又如何? 香港自一九八一到二零一零年 30 年間的年均降雨量是 2398.5 毫米，也就是說得州一些地方幾天內下了香港半年以上的雨。香港以六月最雨水豐沛，平均達 456.1 毫米，這只及得州幾天降雨的 35%。

這樣的降雨自然是為多少年一遇的，不過《華盛頓郵報》記者指出，對所謂五百年一遇等說法要正確理解，這不等於五百年才發生一次，這一刦之後，以後 499 年就可保萬事大吉。五百年一年，或一千年一遇等，說是的機率，即發生的機率是五百分之一，或一千分之一。到了明年，發生同樣災刦的機率不變，仍可能發生同樣大禍。

這其實不難理解。有人連環中彩票巨獎就是這樣發生的，你每次買六合彩的中獎機會是一樣的，一次中獎了，下次仍有同樣的機會，機會不會因為上次的幸運而減少。

《華盛頓郵報》引述休斯敦官員的話指出，當地過去兩年其實都發生過相當規模的水災，都發生在五月底，因為接近五月最後一個星期一的陣亡將士紀念日而叫「紀念日洪災」(Memorial Day floods)。再往上追溯，還發生過多次「紀念日洪災」。

據美國國家氣象台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連同哈維水災，美國自二零一零年以來最少已發生了 25 次五百年一遇的大降雨。最近一次，五月在密蘇里州發生。

是否可以把某個颶風與全球暖化相提並論? 報道認為這並不明智 (unwise)，不過指出氣象專家相信全球暖化確會使風暴更猛烈，或許更頻密。

英國廣播公司一篇分析則指出，哈維會給得州造成四方面影響：人口 (新奧爾良 12 年前洪災後大量人口外移，人口至今少了五萬)、環境、衛生、經濟。這都在陸續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