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下留情」版頭照片題詠之四十七(2016/07)

庭院雨後靈光閃
玉葉瓊枝滿目妍
災刦幾番傷痕在
新生何日抗命蹇
(題陽台蟲害後之白蘭葉)

哪裡見過
哪裡見過
閉上眼睛，分明歷歷
睜開眼睛，盡是迷茫
是依稀舊夢
是兒時流光
(攝於「他鄉情韻．莫奈作品展」)

你有你的方向

我有我的方向

你選擇邊走邊看

我選擇停下思量

揮手一笑迎風

共享一海夕陽

(颱風尼伯特環流下的維港)

最美的光影

不在天邊某個角落

也不在遙遠的天國

來這裡看看

我的花園

有我最美的傑作

(攝於莫奈畫展)

欲繪天姬色未研

無端冷落美神仙

退而結網功夫鍛

信可神仙舞筆巔

(攝於莫奈畫展)

是隨眾以自保?還是自信而獨行?

攝於深圳洪湖

有一個關於著名音樂指揮小澤征爾的故事：小澤一次去歐洲參加指揮大賽，進入只剩三人的決賽時，小澤拿到一份樂譜。樂隊按譜演奏，小澤發現聲音不協調，認為是演奏錯了。他煞停樂隊，讓樂隊按譜重奏，但聲音仍然不對。是樂譜錯了嗎? 在場的權威人士都鄭重聲明，樂譜是沒有問題的。面對在座的國際音樂權威，小澤猶豫了一陣，考慮再三後，卻是堅信自己的耳朵，於是大吼一聲：「不，一定是樂譜錯了！」

原來，這是比賽設下的「陷阱」，以測試參賽者的才能與自信。結果，小澤征爾拿下了桂冠。

巴菲特在一份公司年報中講過這樣的故事：一位石油大亨到了天堂，迎接他的聖彼得對他說，你有資格進天堂，但留給石油大亨的大院「爆棚」了，不能讓你擠進去。石油大亨說，那就讓我給大院裡的同行說句話吧。聖彼得同意了，石油大亨於是大喊：「地獄裡發現石油了！」大院裡的人馬上蜂擁而出，奔向地獄。正當聖彼得讓這位大亨獨佔大院時，大亨猶豫起來了，說道：「這謠言說不定有點真實成分。」說罷，也朝地獄飛奔而去。

兩個故事的主人公，一個堅信自己，一個不由自主而從眾。從普遍人群來說，前者是少數，後者是多數。

獲美國心理學會頒發過傑出科學貢獻獎的心理學家 Solomon E·Asch 一九五二年進行過這樣的實驗：讓接受測試者比較兩張卡片上線條的長度，A卡片上的一條線，與B卡片三條線中哪一條線等長?線條的長短差異很明顯，正常人很容易作出判斷。每次有六人一起接受測試，其中卻只有一人是真正的接受測試者，另外五人是安排好的，有時會異口同聲說出錯誤答案。這時，真正接受測試者迷惑了，是相信自己的判斷，還是從眾?

結果發現，有33％的判斷是從眾的，有76％的人至少作出一次從眾的判斷；一直沒有從眾，按照自己的正確判斷回答的人只有24％。在獨立判斷的正常情況下，判斷錯誤的可能性卻不到1％。

這結果着實令人驚訝。你也許相信自己不會那麼人云亦云吧?但只要認真檢視一下日常生活，就會發覺隨大流是常態，就如落花流水，鮮有能從中擺脫出來的。有時你可能很清醒地知道，群眾的大流不對，會導向一個可怕結局，可是你無法力挽狂瀾，連要從狂瀾中掙扎出來也不能，而只能隨波逐流。當然大部分隨大流行為無傷大雅，如向着時髦髮型、服飾、手機、電玩、洗頭水、零食……靠攏。

這樣的心理其實關乎安危自保，是人在大自然弱肉強食法則下賴以生存的原始本能。在動物野生紀錄片中常可見到，群居的生物如羊、馬、牛、鳥、魚等等，成千上萬的成員中一旦發生某個異動，會觸發整體連鎖反應，一同向同一個方向奔突起來。人在原始群居生活中也一樣，群落中只要有人驚呼奔走，其他的人不用了解究竟，便都朝相同方向奔逃，不管是不是真有猛獸襲擊。到今天，我們名之為從眾心理、從眾效應、羊群心理等等。

從眾未必是不動腦筋的盲動，很多時候，在時代大環境的制約下，人的思想會有集體盲點；真正能跳出時代框框，置身人群之上縱覽全局的只是極少數。金字塔的頂點、船桅的最高處，能讓幾人容身?多數人只待若干年後清醒過來，才能看到發生過的事情有多荒謬。

有時，你可以不甘俗流，特立獨行。只是要小心，這可能要付出代價。中國古人早有明訓：「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三國李康《運命論》)

是忠是奸是豪傑?

在中國的戲曲舞台上，忠奸很分明，紅臉白臉一目了然。角色甫出台，一亮相，台下觀眾便都知道這是個怎樣的角色。有人說中國的戲曲例如京劇、粵劇等同西方的歌劇，甚至翻譯為英文時稱之為「北京歌劇」(Peking opera)、「廣州歌劇」(Cantonese opera)。其實兩者大不相同，譬如歌劇是貴族化的藝術，連去歌劇院看演出的觀眾也必得穿着煌然，而中國的各種戲曲，即使是得到清朝皇侯貴族激賞的京劇，也非常平民化，是草野村民的娛樂，至今仍不乏靠「上山下鄉」演出得以繼續生存的戲曲劇種。為了讓可能目不識丁的觀眾看得懂台上的表演，又遠在田頭山坡上也看到台上是個什麼角色，角色就面譜化起來，是忠是奸，一眼就看得出來。其他民間藝術如小說、說書等等，說事道情，也都這樣。西方就似乎只有給小朋友看的童話故事是這樣的。

現實世界比舞台複雜得多，用聽戲看劇的眼光去看自然不行，看着童話故事長大的，到一定時候也得「消毒」，以防以為社會事物也是正邪分明、因果必然的。事實是，很多人和事，「往事越千年」仍然難有個明確論斷，難以定是非、分忠奸。中國的史書主要是人物列傳，人物都歸類入冊，一旦被歸入〈奸臣傳〉，要翻案便難了。

在《北京法源寺》一書中，李敖讓康有為甫出場在法源寺與住持佘和尚邂逅，即雄辯滔滔地論說忠奸，認為對之不可以簡單化，說曹操不但不是大奸臣而且是大英雄，但要為曹操翻案還較容易，為馮道翻案便難得多了。

馮道生於五代亂世，號稱長樂老，是中國官場史上的「不倒翁」，侍奉過五朝、八姓、十三帝，為官四十多年而「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說他「朝秦暮楚」不為過。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認為馮道是五代時道德淪亡的表徵，是當代著名儒者卻無忠貞可言。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亦說馮道只是苟活於世。清代《續通志》把失節的文武官吏分為十類，馮道列入最壞一類。馮道於是成為歷史上典型的貳臣而被嘲笑。

然而在當代人心目中，馮道是有操守的儒者，甚至是模範丞相。當時契丹人打進中土，殺人屠城，漢人的英雄豪傑誰也保護不了老百姓，馮道卻「用巧妙的言詞，大臣的雍容，說動了契丹皇帝，放中國人一馬」。李敖借王安石之口說馮道是「純臣」，「是刮刮叫的了不起的大臣」，能「屈身以安人」，「如諸佛菩薩行」。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而被儒家捧為聖人，亦「正在安人而已」。這是從老百姓的利益出發，而不只是基於意識形態作判斷。

英雄、豪傑是有點模糊的概念，在字典中，是「才能勇氣過人」或「才智勇力過人」的人。相對之下，聖人賢人有英雄豪傑的一面，而都是非常正面的人物；豪傑之士則可能有不那麼「正面」的一面，他們豪邁傑出之餘，特立獨行的一面可能尤其讓人矚目，以至光彩照人。

錢穆特別強調，人之為豪傑，正為有一股氣，即「吾養吾浩然之氣」的氣。志氣、勇氣、霸氣、寶氣、福氣等等都帶「氣」，「氣」很抽象，但有與無大不一樣。如有人說，我未嘗無此志，只是外面條件不配合，錢穆說這是有志沒氣。勇也要有股氣，沒有氣，怎能勇?

錢穆又認為，豪傑要「尚氣」，亦要「立節」。節就是氣節的節，就是有一個限度，有一個分寸，「不論世界衰亂，我做人必有限度必有分寸 ，那便是一個豪傑」。

再抄一段：「道德也定要從氣節來，氣節也必要站在道德上。若說人身生理有血氣，有骨氣，從血氣中有勇，從骨氣中有志。人不能做一冷血動物軟骨漢，人之死生，也只爭一口氣。天下不能有無血無氣無骨的道德 ，也不能有無血無氣無骨的聖賢。我們可以說，中國歷史是一部充滿道德性的歷史。中國的歷史精神 ，也可以說是一道德精神。中國的歷史人物，都是道德性的，也都是豪傑性的。」(摘自錢穆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台灣國防研究院 「思想與文化」課演講之《中國歷史人物》)

豪傑爭鋒因世亂

台灣花蓮的太平洋波濤

觀賞話劇《北京法源寺》，看着台上曾經叱吒風雲的歷史人物偉論滔滔，不期然有「一時多少豪傑」之慨歎。蘇東坡的這一千古名句，是面對故壘西邊之三國周郎赤壁而感喟。晚清民初與三國頗相似。中國的改朝換代，二三百一個循環，都有從盛到衰的命運。盛世走到末期，就是衰世、亂世。此其時也，天下大亂，群雄四起，醞釀着下一個循環，最後，有能者異軍崛起，帶領天下從大亂走向大治。衰世、亂世可長可短，但都「一時多少豪傑」。

《三國演義》為什麼那麼吸引人，直到今天的電子時代仍能在電玩中風靡天下? 就是因為當中之英雄豪傑多不勝數，燦若繁星。從漢末三國到南北朝的四個世紀中，中原烽煙四起，種族大兜亂，從人種到文化、語言都大洗牌。北方人不堪生活，大批南移到江南以至嶺南，進而把中原文化擴展到蠻荒之地。亂是亂，但文化擴大到新空間，提升到新高度。這是靠人去完成的，輩出之豪傑的功勞不小。譬如王羲之那代表着中華文化一個高峰的書法，一種無比閑逸的生活藝術，就產生在這樣的亂世。

更動亂、更殘暴的是春秋戰國，而且歷時更長，達七百五十多年。偏偏，這是中華文化最光輝燦爛的時期。中華文化中至今最值得參悟的經典，都出現在這個時期。被尊為百世之師的孔子就生於這個亂世，終生顛簸。「百世」不是虛言，一世三十年，百世就是三千年。二千五百多年之後的今天，孔子盛名不衰。

可是在當時，孔子在「競折腰」之英雄豪傑中並不突出，在記述春秋歷史、成書稍晚於孔子的《左傳》中，「孔子微不足道」(錢穆語)。孔子在歷史上留下的身影卻是越來越長，在約三百年後的《史記》中，司馬遷就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以示禮贊。錢穆指出，中國史上第一等的大人物，就是不特影響當代，而且影響後世的人物，多在亂世、衰世出世。宋代，南宋相對之下是衰世，而南宋名留青史的人物多於北宋。

錢穆在《中國歷史人物》一文中說：「就其和平正大能明道淑世者，則謂之聖賢。就其崇尚氣節能特立獨行言，則謂之豪傑。」而朱熹說：「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這麼說，豪傑都能崇尚氣節而特立獨行，而其中兼能和平正大、能明道淑世的，可為聖賢。聖賢自然是百世之人傑，是極少數。錢穆因而說，不要太看重聖賢，且先看重豪傑；縱不能做個聖賢，也該能做個豪傑，尤其是在這衰世亂世(文章寫於一九六八年)，做人總要有點豪傑精神，不然就會站不住腳，挺不起腰。

中國傳統的史書重於寫人，以人物列傳為主。《史記》就是一部人物列傳，事在人的背後。這與西方講歷史重於事不同。錢穆認為，「我們的歷史精神，也就是我們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其實也就是豪傑精神，亦即是聖賢精神。」這精神就是通過一個個人物表現出來的。

對於這些人物，中國人還有自己獨特的評價方式，就是只要他是豪傑，可以不論他的成敗；只要他是聖賢，可以不問他的功業。於是我們在詩書中、廟堂上、舞台上見到一個又一個千古景仰的「失敗者」，孔子、周瑜、諸葛亮、關公、岳飛、文天祥……，以至《北京法源寺》中最終都大事無成的滿台精英。

話劇「法源寺」：一時多少豪傑

不久前在地鐵站看到大幅廣告：中國國家話劇團將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演出《北京法源寺》。這是改編自李敖同名小說的新戲。我未加進一步了解便買了票，那時距演出還有兩個多禮拜，而要買的一場的最貴 380 元座位已爆滿，看來中國國家話劇院的招牌加上戲碼非常有號召力。後來知道，這戲是去年年底才在北京公演的，票價最高達 880 元 (相當於港幣一千大元)，而連續爆棚。我一直不解大陸的舞台演出票價為什麼賣得那麼貴 (同樣的戲碼在深圳的票價也高於香港)，也慶幸香港的舞台演出「抵睇」(澳門比香港更「抵睇」，可惜要「過大海」)。《法源寺》這樣的演出，你不看就「執輸」了。

李敖的《北京法源寺》一書，我買下多年一直沒有看過，到上星期五觀看演出那一天才翻出來一讀。這小說是李敖在台灣坐牢時構思好的，出獄後才寫成。小說的時間跨度很大，從唐太宗建憫忠寺，到清代改名為法源寺，一直到清末的戊戌政變，寫到康有為在一九二七年去世，而主要情節在百日維新那一段。這可說是政論小說，李敖屢借小說人物之口，滔滔不絕地發表自己的歷史、文化觀點。李敖讀書博雜，視野宏闊，而往往有精闢獨到之見，書中論人、論佛、論詩、論志都別有見地，你即使未必同意，也可以增長見識。譬如借康有為之口論忠奸，就說了幾頁；借譚嗣同之口論歷史上的中國人，又說了幾千字。

論述的議題非常廣博，涉及生死、鬼神、僧俗、出入、仕隐、朝野、家國、君臣、忠奸、夷夏、中外、強弱 、群己、人我 、公私、情理、常變、去留、因果、經濟(經世濟民)等等。可見，小說要寫的主要不在情節，而在思想。

如果觀眾知道話劇所本的是這樣的一部小說，不知道會不會有那麼多人去捧場。就那天所見，場面非常熱鬧，而且以年輕人為多。從樓下望上去，二三樓都人頭攢動。

話劇以小說為本，但作了大幅度的改動。把主要情節濃縮在百日維新的最後十天裡，也就是戊戌政變最戲劇化的一段日子。可是戲的情節是次要的，主要的是惜戲中人物之口表述對中國何去何從的不同政治見解。風雨如晦的清末，內憂外患，正是所謂「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壞的不用說，好的是「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就如春秋戰國、漢末三國，「一時多少豪傑」。李敖說，書中寫的男人都是大丈夫，康有為、梁啟超、戊戌六君子、光緒、袁世海等等，而只有一個女人，而且是壞女人──慈禧太后。

話劇有意從更廣闊的角度去回顧、反思那個新舊交替、波詭雲譎、矛盾極其錯綜的時代，加進了一般被視為「保守派」、「舊勢力」的人物，有李鴻章、李蓮英、榮祿、恭親王。「壞女人」慈禧也特地給予機會，展示她也改革的一面，使這個人物立體起來。事實上，她一生主事過兩次改革，即第一次洋務運動，和晚年推出君主立憲制，還訂了九年的時間表。可是天命不容於她，她無法完成計劃，而死後三年，清朝和帝制也落幕了。

話劇長三小時，各個人物次第登場，交鋒連綿，論說滔滔，機鋒百出，一氣到底。這對演員的道白功夫是極大考驗，人人用一張嘴去比試高低。對觀眾亦是極大的考驗，考驗專注力、歷史知識，以致思考能力和襟懷。你對晚清的有限認識，可能因此被衝擊、被顛覆了。

可能擔心內容太沉重了，話劇用布萊希特的手法，通過法源寺中兩師徒作為「說書人」以至情節的參與者，插科打諢，刻意讓觀眾疏離，以冷靜觀察舞台上的展示。演員也不乏諧趣動作、潮語，如讓康有為、梁啟超說幾句粵人聽不懂的粵語。

這戲對香港有特別意義。看了，再進一步了解晚清以來的動盪，對什麼叫革命、維新、改革、保皇．激進、保守、理想、民主、獻身……等等，可有新的領悟。

「三個臭皮匠」之勝與敗

中國有句老話：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這有一定道理，是傳統智慧。可是三個臭皮匠走到一起，也可能想出很壞的主意來，比一個臭皮匠的主意壞得多。某些群體、組織、政黨之極端化，越走越離經叛道，就是這樣產生的。

這是心理學家研究過不少的議題，做過很多實驗。譬如，設定一個進退維谷的處境，讓一些參與實驗者討論，要求他們找出一個一致的處理方案來，看決定傾向於保守還是冒險。麻省理工學院的一個實驗是這樣的：一名小說作家一向創作流行的驚慄小說，收入不高不低；他最近有一個新的小說構思，想走一條新路，這可能讓他有名和利的新突破，但也可能名與利皆倒退。該作出什麼抉擇?主持實驗的學者把參與討論者分成五個小組，最後再得出全體的結論。

團隊的最後建議是，集中一切精力向新的創作進發。可是參與者個人的意見傾向於繼續原來的方向，以保持穩定的收入。即是說，集體決定傾向於激進，而個人意見傾向於保守。

根據英國 Richard Wiseman 的《行為心理學》一書，數以百計的研究都發現這樣的傾向，就是在一個集體中，某種意見傾向會被放大，以致極端化，個人會因而作出比個人獨處時極端的行為，可能更激進，也可能更保守。

這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什麼樣的人走到一起；二，有一個怎麼樣的領袖。

若是一幫有種族偏見、有意識形態偏見的人進到一起，他們會作出一些出格的決定。一些賭博心態強烈的投資者走到一起，可能不惜把大筆錢打水漂。有暴力傾向的年輕人走到一起，有可能引發暴動。在群眾在街頭聚集的場合，幾句口號，一點火光，就可能把人的意志集中起來，也激化起來。

對於一個問題，人的心中可能有不同的想法，拿不定主意，某個想法可能模糊不清，而這想法一旦得到其他人、甚至在場所有人認同時，便會大大強化，成為堅定的主意。一座橋會因為某個頻率得到共鳴而震盪至倒塌，一個群體也存在這樣的自毀性共鳴。

《行為心理學》指出：「當人們聚在一起商量事情的時候，『極化』並非唯一的效應。其他研究表明，相較個人而言，團隊決策往往更武斷，更容易找到為不理智行為正名的理由，也更易於對團隊之外的人形成刻板的偏見。」

還有一種可怕的情況：當一個團隊、一個群體受到一個意志力強大、有魅力和權威的領袖引導時，個人會受到有形或無形的壓力，會不由自主地認同集體的意志，甚至催生出自我審查，從而形成全體意志一致的幻覺。當人脫離了那一特定的時空而清醒過來時，當時的思想和行為的亢憤就好像夢幻一場。巴金的《隨想錄》就是清醒過來後鏤骨剖心的自我剖白。

這可以解釋：為什麼一些人，你與他個別相處時一點兒看不到有什麼異樣，但當他處身於某個群體、某個環境時，就兇相畢露，判若兩人。日本皇軍、納粹德軍的成員回到家裡時，大部分都和藹可親，不乏畫家、詩人。

人常常會追隨上壞領袖。美國「今日心理學網」( Psychology Today) 上有篇 5 Reasons We Follow Bad Leaders (我們追隨壞領袖的五個原因) 的文章，五個理由是：一，我們被他們堅強、自信迷惑了；二，誤以為領導效果高超就是好領袖；三，嚮往權力的潛意識作祟；四，我們不向領袖問責；五，為領袖的錯誤解脫。

放眼身邊和世界，這樣的情況不斷重複發生，在街頭，在會議室，在體育館，還在虛擬的網上空間……。

肯向基建砸錢就可以順利發展?

不斷加強的勞動分工必然意味着固定資產投資在 GDP 所佔比重增加，是西方現代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早就斷言的。反之，固定資產投資增加會促進經濟增長，而固定資產投資下降，則會造成經濟呆滯不前，以致下跌。道理很簡單，也得到各國經濟發展的驗證，但為什麼世界各國不照着辦，不堅定不移地向基建投資，造福社會、國家、人民?

美國的基建至今是世界最發達的，國家大，基建規模也大。它抓住上世紀工業技術高速發展的機遇，在世界上率先建設了完善的基建網絡，高速公路、機場、橋梁、電網、通訊以至教育系統都堪稱發達。

不妨把美國的基建投資與原來的世界最強經濟體英國作一對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一八九零至一九一三年，英國的年度固定資產投資佔 GDP 的比重最高為 10.6%，最低為 6.8%，而美國最高達 21.8%，最低為 14.2%。也就是說，英國的最高點也不及美國的最低點。英國的第一大國地位就是在這段時間被美國超越的。

到了二三十年代之間的大衰退爆發，美國跌幅最大的也是固定資產的投資。接着發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五年成為美國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GDP暴增一倍，年增長率達 11%。至大戰結束前的一年，國家投資增長 756%，主要是軍需生產的投放，以及基建投資。美國全球經濟霸主的地位，其實主要是靠「看得見的手」而不是「看不見的手」達成的，由政府主導。

美國經濟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不斷放緩，其中原因很多，但一個重要因素，是固定資產投資水平大幅下滑，至八十年代後更加劇。固定資產投資淨額 (新投資減去折舊) 佔 GDP 的比重從一九六零年的 10.9% 下降到二零一三年的 3.6%。

根據麥肯錫公司的研究報告，這不是美國獨有的現象，而是西方世界普遍的情況。以 G20 成員為例，歐盟、美國、俄羅斯、墨西哥等都一樣，加拿大、土耳其、南非等好一點。這其實不難理解，發達國家在投資巨大的基建發展上領先了，但這些「固定」了的投資跟不上技術發展的步伐，要更新不容易。這就好比「改西裝難過造西裝」。西方經濟如今的發展不如中國，至其說中國的固定產投資過高，不如說西方的投資過低。照麥肯錫的推算，世界如今一年要向基建投資三萬三千億美元，才能維持目前的經濟增長。

錢從何來?

市場上的資金來自三方面，私人儲蓄、企業儲蓄、政府儲蓄，此外就是印鈔票。如果沒有這些支持，沒法集資、借貸，投資基建只能是空話。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是西方基建投資下滑的主要原因，也是發展中國家無法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因。

歐洲和北美的基礎設施正在快速老化，需要投入更多資金更新、改善和提高安全水平，也意味着改善環境，增加就業，加快技術創新。奈何都有心無力。基建投資也不是肯砸錢就可以的，洛杉磯與三藩市之間的高鐵，聯邦政府答應出資九成，地方只負責一成，如此優惠，奧巴馬在任八年也見不到寸進。這關乎制度，西方關於「民主危機」的討論由此而來。香港亦不乏案例。

中國則有自己的問題，如麥肯錫高級研究員簡·米施克（Jan Mischke）所說的，中國要在資金充裕之下，對研發創新等更富有成效的領域投入更多資金，提高資金投入的效率和效果。

西方揭秘：中國為何能成為經濟強國?

經濟學很高深，常涉及很多數學公式、圖表，不易明白；它又與人的行為有密切關係，而人的行為有理性的一面，又有不理性甚至非常不理性的一面。這使經濟學家與氣象專家很相似，預測準確與不準確都可視為正常。由於人的行為未必理性，經濟經常出現看來不合理的發展，經濟預測常比天氣預測更不可靠。然而經濟學有些基本的東西其實很好懂，因果、邏輯關係明確。

例如：在人的生產力很低的階段，人們都自食其力，沒有餘裕的東西可供交換；隨着生產力提高，譬如農民有了鐵製農具，產品交換就出現了，市場逐步形成，對便於交易的設施如道路之類有了需求；現代化生產之後，生產分工越來越細，產品越來越豐富，生產規模和交易範圍都不斷擴大，以至分工國際化，對基礎設施的需求就更大了。基礎設施投資水平之高低，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經濟增長的速度。

這不但指對硬件如道路、橋梁、房屋等的建設投資，還涉及軟件方面如金融、保險、通訊系統建設，對教育、培訓、衛生的投入等等。這些發展越迅速，生產效率越高，越能在國際競爭上領先，

隨着技術發展、產業升級，這方面的投資金額越來越大，已非個人或私人企業可以應付，必須有社會融資。即使這樣仍無法應付，必須要政府的有效參與，從全局去設計、統籌才行。

曾出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專家的林毅夫教授把這總結為兩點：現代經濟發展需要有效的市場，也需要有為的政府。所謂「有為的政府」，就是能夠有所作為的政府，即 a competent government。

在當今的國際競爭中，焦點是能不能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中國連讀三十幾年以百分之十左右的速度增長，是世 界經濟史上沒有發生過的事，加上中國人口在全球所佔比例之高，這更加是奇蹟，難以令人置信。不少人堅持認為這不可能持續，必將崩潰，但亦有不少人在不斷探索其中的「秘密」。

BBC 日前便刊登了這樣一個「揭秘」報道：中國成為經濟強國的秘密何在? 簡單的答案是：「一九九二至二零一三年間，中國在公路、鐵路、機場、海港建設和其他建設項目方面的投資佔國內生產總值的 8.6%，而正是這些項目才是促進人員和貨物流動、保持經濟強勁增長的關鍵所在。」這來自全球管理諮詢公司麥肯錫公司 ( McKinsey & Company) 不久前發表的一個研究報告。香港人一定早就洞悉這「秘密」，近在咫尺的球三角就是在路橋連片的推進下高速發展起來的。

相對之下，北美和西歐每年投入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加起來還不及中國的多， G20 經濟體半數成員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都在下滑。美國交通部去年的研究表明，美國有 61,000 多座橋梁存在「結構性缺陷」；二零一四 年，美國副總統拜登將紐約的拉瓜迪亞機場稱為「第三世界」。英國政府二零一三年宣佈了一項基礎設施建設計劃，認為英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曾一直領先」，但在最近幾十年，「這個傲人的記錄卻已成明日黃花。」計劃要投資一千億英鎊。脫歐之後，計劃會不會也成了「明日黃花」?

道理是明擺着的，問題是能不能認準方向、決心去做。這就是政府「有為」與「無有為」、「不有為」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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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的報道：http://www.bbc.com/ukchina/trad/vert_aut/2016/07/160706_vert_auto_chinas-secret-to-economic-power-its-roads-and-rails

「首相」那些事兒

在香港，「英國首相文翠珊」這稱謂中，除了「文翠珊」是漢化譯名，「首相」也是。在君主立憲制的國家如英國，政府的首腦是 Prime Minister，意思是首席大臣或部長，日本則是「內閣總理大臣」。「首相」是「首席宰相」的縮寫，是從中國傳統政制中借用的。君主立憲制中的首相都是國會中多數黨的黨魁或領袖，負責組織政府，行使主權；君主只有名義上的地位，沒有實權。這與君主專制或獨裁制度很不相同。

一旦作這對比，很多人可能就以為中國傳統政治制度中的首相不如君主立憲制下的首相，因為中國的君主制是封建的君主專制。這是很大的誤會。事實是，起碼在元朝之前，中國歷朝首相都是朝庭的最大權威，皇帝倒要聽從他的。

錢穆在這方面有不少論述，對一般人以至知識分子都隨便說中國古代是封建制度、是君主專制很不滿。

他指出，中國自秦以後保留着君職與臣職的劃分，亦即君權和臣權的劃分，宰相是政府的領袖，職權遠遠大於皇帝。到唐代，宰相的職權更是劃分得明白。全國最高政令，名義上由皇帝頒發，唐人謂之「敕」。漢代的宰相是首長制，唐代宰相是委員制，最高議事機關是「政事堂」。政府法令須以皇帝詔書名義頒發的都由政事堂議決再由皇帝書一「敕」字，再由政事堂蓋上「中書門下」之印章發出。沒有這蓋章，就屬非法。換言之，皇帝只有同意權。

到宋代，相權有所降抑，宰相開具意見後，當面呈請皇帝同意，再退下起草。皇帝多了在書敕前的發言權， 但不等於可以獨裁專制。有這樣的故事：皇帝要立一后妃，宰相李沆把詔書燒了；皇帝不根據宰相的建議書 (劄子)而擅出命令，宰相杜衍把它退回了。到蔡京當宰相，不盡宰相之職，不自己出主意，開始「奉行御筆」，當了皇帝的副署，是為「中國史上典型的權臣與奸相」(錢穆語)，但仍不能說宰相無權，因為皇帝的命令仍必須蔡京蓋上宰相的印才能發出。王安石則走到了另一個極端，搞宰相獨裁。

錢穆指出：中國傳統政治中，皇帝不能獨裁，宰相也不能獨裁，但近代的中國學者不肯細心研究中國歷史上的制度，偏要說中國的傳統政治是專制是獨裁。

到了元代，中國真的專制了。明代取元而興，卻把宰相廢除，改設內閣大學士，成立皇帝的私人辦公室，這不是政府的正式政事堂。到清代，內閣大學士也閑置了，皇帝私人辦公室進一步搬到皇宮之內的南書房，皇帝的命令直接從南書房軍機處發出，中國才真正受制於君主專制。

眾所周知，歐洲在啟蒙時代參考中國的科舉制度建立了文官制度，英國是為濫觴。英國自光榮革命後，正式確立議會凌加於皇帝之上的制度，由議會的執政黨首腦行使國家最高行政權力。到上世紀之初，又正式有了 Prime Minister 職稱。這制度與中國政治傳統頗有相類之處。

錢穆的《國史新論》一書，納集了他對中國傳統政治以至與西方比較的十幾篇文章，文章先後寫於上世紀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但今天讀來仍有醍醐灌頂之暢快，非常值得推薦。

英國高官的漢化譯名

文翠珊、盧綺婷、戴德偉、卓慧思、莊家偉、范愛玲……這一大串名字，你一晃眼，一定以為是從哪個華人名冊上抄錄下來的。這其實都是洋人的名字，而且來自英國脫歐後執政保守黨高層人事大調動之後的新內閣名單。英國人沒有必要討好中國人或者為了表示親善而改個漢化的譯名，但在香港，有些人習慣了殖民地的一貫做法，仍給上頭的大人改個在香港人看起來、聽起來親切的漢化譯名。

給英國高官改個漢化譯名的做法可追溯到一九一九年擔任港督的司徒拔 (Reginald Edward Stubbs)，現在港島半山的司徒拔道就是由他而來的。那時，有不少香港新界居民到英國謀生，自司徒拔出任港督起，英國殖民地部給這些不大諳英語的香港人編寫了英國議員和官員的譯名表。在香港首先得益的是司徒拔本人，讓他可以棄用舊譯「史塔士」。在粵人耳中，「屎塔(馬桶)士」這譯名十分不雅。那時，香港華人家家有屎塔，天天倒「夜香」(倒糞的雅稱)，當然接受「司徒拔」多過「史塔士」。

自此，出現了十分漢化的港督名字，如羅富國、楊慕琦、麥理浩、戴麟趾等。改這樣的名字的用意很明顯，就是為了「親民」，讓華人覺得親切而接受英國人的管治。漢化譯名自然都得善頌善禱，務必寓意高昭、文字雅純，即使其高義未必為市井民眾理解，也不能看起來或聽起來不吉利。

前港督衛奕信 (David Wilson) 有相當的中文造詣，本來有中文名叫「魏德巍」，中文老師還給他創作了嵌名聯：「德者當以道為本，巍峻應有穩定基」。誰知出任港督後，香港傳媒認為這個名字似「雙鬼拍門」，且諧音「危得危」，官方乃建議他改名為衛奕信。不過這沒有給他帶來好運，五年後就給彭定康取而代之。

誰都知道，好意頭的名字不過是良好祝願，決不擔保名正事順。

幾年前，香港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宣布委任英國倫敦巴比肯藝術中心藝術總監 Graham Sheffield 出任行政總裁。我一位朋友曾參與給他改了漢化譯名「謝卓飛」。這名字可說音義俱佳，誰料此人真能「飛」，上任僅五個月就以健康為理由請辭，而又在不到兩個月後獲得英國文化協會委任為藝術總監。接手的是澳洲人 Michael Lynch，朋友又費了一番功夫，給他起了個「連納智」華名。我不知道這人是否真能「納智」，只知道他只做了四年就不幹了。

英國首相的漢譯名字，自戴卓爾夫人 (Margaret Thatcher) 以降，都求夠大氣、有高義，如馬卓安 (John Major)、貝理雅 (Tony Blair)、白高敦 (Gordon Brown)。至卡梅倫 (David Cameron) 則但求譯音而不寓深意。文翠珊的譯名恢復漢化而大氣和高義都欠奉，名如小家碧玉、鄰家女孩。中國民間有故意給孩子取個平凡甚至貶義的名字的做法，據說，孩子會因此更快高長大。這當然是迷信，「文翠珊」三字的選擇應與此無關。

這譯名是好是壞其實一點不重要，因為只是英國駐港總領事館特別提供給香港這個小地方使用的，而非英國的官方譯名。BBC 中文網稱他們的新首相為特里莎．梅。

「全球化」與「碎片化」下的抉擇

大魚小魚，一同搵食。

要選今天全世界使用得最多的詞彙，「全球化」一定位列前茅。全球化予人的感覺是，事情都一體化了，人與人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靠近，形成了「地球村」，「世界是平的」。

可是又有「碎片化 (fragmentation)」之說，就是說事情都如車頭玻璃受到撞擊，嘩啦一聲，雪花遍地。它與全球化都是當前世界經濟運作的現象。

所謂碎片化，是指生產分工益趨細緻。它不只是指一家工廠裡的分工，不只是一個城市或國家裡的分工，而且是國際間的分工。分工生產的中間產品要在嚴密的統籌下，經生產鏈輸送到不同地方的加工廠去，最終裝配為成品，可能是玩具，可能是汽車，可能是手機、電腦等等，最後輸送到目標市場。從你在生產鏈中處於什麼位置，是在上游、中游還是下游，可以看到你的經濟重要性。

生產分工是現代經濟的核心。現代化工廠是因為把複雜的生產分解成簡單工序，組織成迅速運作的流水生產線，大大提高生產效率，使產品源源不斷製成，而既滿足了市場、又佔領了市場的。生產分工最後發展成國際分工，促成了全球化和碎片化。你不參與其中或不能參與其中，就無法分享到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成果。

中國的「對外開放」，就是及時看準了時機、積極參與到兩者之中去的決策，於是一子活而全盤皆活。一個地方在這兩者之中的參與度越高，即經濟越開放，越有利。它的重要標誌之一是對外貿易總額在 GDP 中所佔的比重。究竟美國開放一些還是中國開放一些?據二零一四年的數據，美國的貿易總額佔 GDP 近三分之一；中國的比重則達 42%。這會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而正好與中國經濟增長大大高於美國的事實相符。

全球化與碎片化猶如錢幣的兩面，二如一，一如二。你不能不參與國際分工，成為一塊碎片，也不能不參與全球化，成為整體的一部分。可是，國際分工經過十九、二十世紀的發展，「民族國家因為經濟規模太小，已經不再構成具有充分資格的單獨經濟單位」(據英國 John Ross 〔羅思義〕的《一盤大棋》)。於是國際間出現「抱團式發展」，由不同國家組成經濟結合體。大國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大陸板塊級經濟體」的國家，如美國、中國、印度、歐盟、前蘇聯。它們就如鯨魚，身邊自然吸引大量隨之「搵食」的小魚。中國的「一帶一路」就是這樣出現的。

由於地緣政治關係，一些游離在「大陸板塊級經濟體」之間的國家會很為難。日本、澳洲、英國、菲律賓之類的路向左搖右擺，以致政府不斷更迭與此有關。這絲毫不出奇，為的是如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 (CSIS) 所說，全球權力再分配正面臨百多年來最大的變動。何去何從，將考驗各國領袖的智慧。

亞太「再平衡」與「再再平衡」

今年年初，美國規模最大的國際問題研究機構 CSI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 發表了經國會授權的研究報告《亞太再平衡 2025》。這是對奧巴馬上任後「重返亞太」部署的跟進。從報告發表的時間來看，似乎有意要對美國下屆政府施加影響，「再平衡」下去。

美國有「太平洋是美國的內湖」之說，這多少反映了美國自二戰後控制太平洋的事實。越戰之後，美國因國力下降和民意厭戰而作戰略退卻，直到近年才又震驚於中國的崛起而要「重返亞太」，要作戰略「再平衡」。

這幾十年來，美國雖然因為誘使了蘇聯「自殺」而單極獨大，但就本身經濟力量和在世界的影響力而言，繼續下降的趨勢難以遏止。更大的變化是中國的迅速崛起。報告因而指出：「中國的經濟、軍事和地緣政治影響力即使繼續邁着適中的步代前進，世界都將見證自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美國崛起以來，全球權力再分配的最大變動。」對於中國不可能在中短期內在軍事、經濟和外交影響力方面超越美國，美國還是很自信的，但長期下來，就相信沒有幾人有這樣的自信了。美國當年在蘇聯培養出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等「二五仔」，讓蘇聯「籠裡雞作反」，美國於是不費一兵一卒就把擁有可與美國相埒核子力量的蘇聯整個瓦解。美國要扭轉即將來臨的「全球權力再分配的最大變動」，除非也可以誘使中國「自殺」。

美國人看來學習《孫子兵法》很到家，非常善於「不戰而屈人之兵」。它對戰後強勁的經濟對手德國（當年是西德）和日本，也是兵不血刃而把它們壓下去的。日本在八十年代曾經氣勢如虹，有鯨吞美國之勢，誰料美國軟硬兼施之下逼使日圓大幅升值，日本即自此一蹶不振，「迷失的十年」一個接一個，至今不知伊於胡底。

從這個角度去看，可以較易理解為什麼中國老是不肯依着美國人的章法出牌，從「人權」問題，到人民幣匯率問題、資本帳管制問題，到外交問題、軍事問題等等。

可是南海周邊的一些小國就因為美國的「再平衡」而有所遐想了，以致推翻以前的承諾，跟着出牌。譬如一九七四年的北越政府的政府聲明、照會、報刊、地圖、教科書都承認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是中國領土，這些都一概推翻。菲律賓亞基諾三世政府也在奧巴馬的新戰略推出之後越發囂張起來。

它們看來不會看不到中國崛起的趨勢，但有另一種計算，妄圖趁着美國「重返亞太」的契機，趕在中國未強大到不可抗拒之前撈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它們其實也要看到美國長期以來的下滑趨勢，南海不可能如加勒比海一樣也是美國的內湖。美國計算的永遠是自己的利益，在經歷了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等連串挫敗後，美國根本沒有再為一個小國再戰的雄心和民意。美國艦隊隨時會調走，南海周邊的國家則不可能隨着艦隊東遷到美國岸邊去，而只能面對亞太的「再再平衡」。

寫好字，何妨軟硬兼施

不依章法硬筆抄《心經》

朋友剛用手機傳來訊息說，到誠品買了一本《寫字基本功》，準備從硬筆入手習字。朋友很想學習書法，在今天中午的茶敘中，我們聊到這方面去，我建議不妨「軟硬兼施」，即軟筆(毛筆)、硬筆(鉛筆、墨水筆、原珠筆等)書法都練習。想不到，朋友馬上就動手去做。

大概兩三個月前就聽說，據從誠品書店得來的印象，指導書法練習的書很暢銷，那裡藝術類書籍的暢銷書榜中，大部分是關於寫字的。我剛才上誠品的專網去，發覺藝術類最暢銷的十種書籍中，竟然有七種是關於寫字的，真有點不可思議。

到商務、三聯、天地搜尋，則找不到這方面的統計。可是我日前到過三聯在灣仔新開的門市部，一登上一樓，就在最當眼的櫃檯見陳列着幾種關於硬筆書法的書。限於時間，只翻了幾翻就離開。得到的粗疏印象是，都像印刷精美的練習薄，每頁起碼有一半是空白格子，讓你按每行頂上的字樣臨寫。據我的經驗，習字主要靠臨摹，但用這樣精美的「練習薄」書寫則大可不必。

我主張「軟硬兼施」而先從硬筆入手，是因為毛筆實在太欺人，軟耷耷的，蘸上墨就更難控制，書法用紙又特別化墨，運筆稍一遲疑即一片糊塗。這時要照顧筆劃粗幼、頓挫，還得兼顧字型上下左右的位置安排，對初學者來說，實在是困難而痛苦的事。先練習硬筆，會容易很多。

若練習硬筆書法得法，有利於了解一個字的筆劃、結構該怎麼部置、安排才好看。方塊字數以萬計，而不論筆劃多少都結構均稱，模樣可人，就像人一樣，儘管模樣不同而都天生對稱均勻，生來醜怪的很少。只要掌握「妝字」的基本方法和訣竅，什麼方塊字應該都可以寫得似模似樣。

如今不要說軟筆字，硬筆字寫得到像樣的也越來越稀缺了。我曾經在一個文化機構多次一連看幾十份求職者的中文作文考卷，字寫得工整的十中無一，稱得漂亮的更是一個都沒有。求職者起碼是大學生，如果單看字體，真以為是小學生。

這些大學生若肯花功夫去學書法──軟筆書法──幾年後或者真能寫出可以展覽的作品來，但恐怕都只能是臨摹的，一看落款可能就發覺「穿崩」。我曾聽一位現在做了大學校長的學者朋友說過這樣的故事：有同事研習書法幾年後，興緻勃勃地送上作品來，功夫讓人刮目相看；可是同事有一回送來手寫便條，字體卻醜陋得嚇人一跳。原來軟筆「書法」好，硬筆「字」未必寫得好，就如台上台下，可能判若兩人。

至於練習硬筆書法是否真的容易入手，我其實沒有把握。執筆寫字，過去是少數人才有資格做的事，有點神秘。古人還有意無意地把它神秘化了，連執筆方法也講得神乎其神，這過分了。但不等於說執筆姿勢不重要，說不定寫好硬筆字更加要講究執筆。硬筆寫的都是小字，筆在小方格裡遊走，筆必得靈活才得，指和腕都要放鬆。但你看看周圍的人的執筆姿勢，有幾個是執筆自然的，即用大拇指、食指、中指第一指節執筆的?捏着拳頭執筆恐怕不在少數，我很難相信這樣可以把字寫得好。

教導硬筆書法的書暢銷──不管有多暢銷，說明希望能寫好字的人多了。隨着寫字的實用價值不斷下降，人們的字寫得越來越難看是必然的。而正因為這樣，你若能寫得一手好字就會顯得與眾不同。古語說「字無百日功」，以言寫字要花功夫才有成績。「百日」不行的話，我相信「三百日」、約一年是會見到成績的──這其實並不難。

齊白石之「貪財」何足道哉

美術作品如書畫等屬於奢侈品，不是生活必需的，沒有了不會活不下去。對於它們，有人必欲佔有，有人棄如敝屣，價值因而難以估定。再加上市場炒作，價格就更加容易脫離現實。若藝術品的價值被這樣的價格左右，不但價值的判斷會被打亂，人的心理也會失衡，對畫家和作品擁有者都一樣。

對於精美的藝術創作，我會很喜愛，但沒有什麼佔有欲。這與能力、財力有關，但主要是覺得，能佔有的與世上存在的，連滄海一粟都不如，何必為此費精神。去蹤情欣賞無限，好過苦苦佔有一粟。世上喜歡莫奈的人千千萬萬，有幾個真能擁有一幅莫奈?

一位畫家朋友多年前舉辦個人畫展時對我說，在展品中隨便挑一幅喜歡的拿走吧。我不敢照辦，那些畫當時不很值錢，但安知日後會不會洛陽紙貴?何必佔人便宜?如今，朋友名氣日盛，作品拿上拍賣會去了。我倒慶幸沒有如何處理朋友作品的苦惱。

一位朋友多年前到北京公幹，順道拜訪了一位當然被打入牛棚的「黑畫家」，並索得畫家一幅作品。那畫家當時大概也看不破世道循環，不介意把作品送予無懼染黑而投以青睞的朋友。如今，世界來了個天翻地覆，畫家的作品在國際拍賣會上屢屢以天價成交，連偽畫也可以換來我輩一輩子都賺不來的金錢。朋友那幅多平方尺的畫，大概也價值不菲了。

同樣不可同日而語的是那畫家的氣派和氣焰。有人譏諷齊白石是「貪財小老頭」，其實齊白石要的頂多是小財，若與那畫家相比，甚至連小財也說不上。兩人賣畫都「鐵價不二」，態度卻大不相同。齊白石以「君子不恥」的告白謝客，那畫家則恫言以惡犬相待。

網上看到那畫家的潤格告白：「畫、書法一律以現金交易為準。鈔票面前，人人平等。當場按件論價，鐵價不二，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糾纏講價，即時照原價加一倍；再講價者放惡狗咬之；惡臉惡言相向，驅逐出院！」不要以為這是靠嚇，畫家養着多頭巨型鬥牛梗，亮個相就可以把你嚇死。這番話讓人聯想到畫家筆下人物常見的惡臉。

中國古來沒有普遍的宗教信仰，佛教曾興盛一時，到宋之後就淡薄了。宗教對於社會，有着淨化人心的作用。錢穆認為，中國的藝術文學在這方面替代了宗教；指出宋以後文學藝術平民化了，平民廳堂上不難見到有幾竿竹子幾行詩的字書，茶杯茶壼、窗櫺屋梁上，也不乏使人平添幾分幽雅淡薄的詩與畫，小院裡常見蘭竹、荷花、游魚，亦可讓人悠然面對人生。

只是，牆上的畫會若不斷價值飆升，你就未必能沖淡下去。畫家寫畫若如印鈔票，下筆心情更不會一樣。畫是按面積計價的，在拍賣行，畫家的行情以一平方尺多少錢表示，與賣肉賣菜沒有本質分別。那畫家的畫越畫越大，都成壁畫了。這一點也不奇怪。

莫奈的花園，齊白石的魚蝦

莫奈畫展一角

文人都給人清高的印象，要麼好像不吃人間煙火，兩袖清風而樂得逍遙，要麼好像自有財源活水，不愁衣食而風流快活。這恐怕都是錯誤印象，可能被少數「高端」文人所蒙騙，可能被文人在人前的自在表現誤導了。

對於真正靠筆──可能畫畫、可能寫作──吃飯的人，我始終有點隔膜。我退休前過的也是搖筆桿生涯，但有份固定工作和工薪，與真正只靠自己的作品在市場換取酬勞的文人不同。這些文人是自由職業者，可能因為「自由」，容易讓人覺得自在、逍遙。但這樣的「自由」好過嗎?

日前去看「他鄉情韻．莫奈怍品展」，觀眾不少，都是慕着這位世界知名的法國印象派大師之名而來的。展出的作品其實不多，大概有一半場地複製展出了莫奈寫生創作過不同系列作品的自家花園，還有室內廳堂。這一半場地的吸引力不比畫家畫布上創作的魅力小。這也無妨，因為莫奈說：「我的花園就是我最美的傑作。」

不知他人怎麼想，我就很不解，莫奈單靠畫筆怎麼能畫出這麼大的庭園房舍來?

莫奈自小愛畫畫，筆記本變成圖畫薄。父親是開雜貨店的小商人，對莫奈「無心向學」很無奈。莫奈後來與同道畫家創立了印象派，小有名氣，但畫風出軌，畫不特別好賣。為了餬口，據說他與畫商洽談生意時毫不妥協。據畫展中一個說明，莫奈在生時賣出的畫不出幾十法朗一幅。就市場來說，他到晚年才算是「成功」畫家，作品開始受國家收藏，也才比較有錢。莫奈的畫如今是天價商品了。

齊白石手書的潤格告白

要研究莫奈當年的畫有多值錢很困難，涉及貨幣價值、生活水平、物價水平等複雜經濟問題。只是從今天房地錢價格的世俗角度去比較，他畫畫真能畫出不少財富來。

對畫家來說，畫筆畫出來的東西不過是產品，本質上與木匠、鐵匠等等製造的產品沒有什麼不同，若說不同的話，是一把椅子、一把斧頭的市場價格較明確，而文人筆下作品的市場價格就很模糊。若文人清高自恃，畫出來寫出來的東西值多少錢就更不好說了。

齊白石與一般畫家的最大不同，是不出身於書齋，本來是農民、木匠。他自小知道種出來的瓜菜、斲出來的桌椅要賣錢以過活，拿起筆來畫出的魚蝦瓜菜也要換錢，就天公地道，絕無文人面對銅臭的矜持。他到北京後，家裡一直貼着明碼實價的潤格告白，標明蟲鳥蝦蜂每加一只要多少錢，畫畫後加跋加款又要多少錢，而且明示：「賣畫不論交情，君子有恥，請照潤格出錢。」有人說齊白石是「財迷」，但他與明碼實價的木匠有什麼不同?當不會有人說木匠是「財迷」。

自從有了文人畫，文人生活窘迫時，就多了一條謀生途徑。明代唐伯虎有詩句云：「閒來寫幅青山賣，不使人間造孽錢。」至清代鄭板橋罷官回到揚州，靠賣字賣畫維生，就標明：「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書條對聯一兩，扇子斗方五錢。」計的是白銀。鄭板橋以性格鯁介、不甘流俗知名，這其實也要有物質基礎。

這些都是出了名的畫家，有市場需求，於是能叫價。只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無法叫價而不能以自己的藝術所好所長討生活的，都堆成了「一將」腳下的金字塔基座。不但畫家如是，人文領域各個範疇，從文藝、演藝到體育等都一樣。

我們的社會進步了，富裕了，但仍然容納不了多少個莫奈、齊白石、唐伯虎、鄭板橋……。要吃這口飯，不容易。

「迷信科學」亦是迷信

科學之理想國，地上的天堂?

科學有很明亮的光環。歐洲文明主宰世界的過程，也是科學照亮世界的過程。科學之名來自英語的 science，語源是拉丁文的 scientia，意思是知識。通過 scentia 了解宇宙運行的過程就是 science。科學是思想，是人的理性產物，科技則是它的工具。這樣的工具如今遍布我們的日常生活，甚至主宰我們的生活，須臾難離。科技令人驚歎的巨大功能和威力，使科學的光環更耀眼。

以主持天文學節目知名的美國天文學家 Neil deGrasse Tyson 不久前提出：「地球需要一個虛擬的國度──#Rationalia，它的憲章只有一條：所有政策都基於對實證的衡量 (Earth needs a virtual country: #Rationalia, with a one-line Constitution: All policy shall be based on the weight of evidence)。」這是理性之國，科學之國。科學來自實證，科學知識都是實證的歸納。這似乎也是理想之國，先不管它能不能實現，它有吸引力嗎?是地上的天堂?

《新科學家》(New Scientist) 日前 (七月六日)刊登了社會學者 Jeffrey Guhin 〈一個由科學統治的理性國度是可怕的念頭〉(A rational nation ruled by science would be a terrible idea)一文，質疑這樣的理想。

科學大大改善了人類的生活，絕大部分人都相信科學，並相信科學會繼續帶來社會進步。可是，正如這裡一再提到的「美德並非越多越好」觀點，科學也不是越科學好的。一切都依科學行事──陷於科學主義──就不妙了。

《新科學家》的文章指出，科學主義有兩個弊端，一是專家之所知往往不如自己想像的多；二是科學無須叫人怎樣生活。

在科技發展越來越快之下，近年來專家自打嘴巴的事例也越來越多。過去以為是「定律」的東西，一個一個被否定，甚至有否定之否定。若過分迷信這樣的「定律」，會苦不堪言。很多人的生活很「科學」，吃個什麼都有精確的卡路里計算。這樣過日子，「科學」是「科學」，但是正常的生活嗎?

然而，「以今天的我否定昨天的我」正是科學的精義所在。真正的科學從來準備着修正自己，從來都不以絕對真理自居。看來是絕對的知識，只有找到一個否定的證據，就不再絕對。以前，歐洲人都認為天鵝是白色的，到見到澳洲的黑天鵝，這就成為妄見了。科學，得隨時準備接受證偽的挑戰。

這就是科學精神。畢竟，科學實驗都是排除干擾、在特定的理想環境下進行的，而現實環境隨着時空不斷變化，存在各種干擾，不同於實驗室。

《新科學家》的文章有句話說得好：「科學可能給我們數據，但並不表示數據就指向真理 ── 這不過是我們目前所知的事實。如何根據數據行事，還得斟酌細節，作出判斷。」正如一位醫生朋友說過的：「求得什麼韱不重要，怎麼解韱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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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ational nation ruled by science would be a terrible idea
https://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2096315-a-rational-nation-ruled-by-science-would-be-a-terrible-idea/

SMC 為科學缺位補過

對於二零一一年的日本福島核電站災難事作，很多人至今記憶猶新。香港距離福島很遠，當年亦鬧得滿城風雨，傳媒大量傳播着令人不寒而憟的資訊，以致發生過搶購食鹽等無稽風潮。風潮至今沒有完全消退，仍然不斷傳出市面有日本核輻射食品的消息。如果香港也有英國那樣的「科學傳媒中心」，類似的擾攘可以減少很多。

每當發生涉及高科技的大事件，報道其事的記者可能比讀者高明不了多少，原因是缺乏足夠的基本專業知識，即使國際大型通訊社專門報道科學新聞的記者，也未必可以應付裕如。福島事件時駐英國的路透社科學記者 Kate Kelland 回憶當年說：「我不怕大家嘲笑──或許我應該慚愧，開始時我基本是盲人摸象。我在路透社跑衛生科學新聞剛滿一年，才開始理解癌症新藥、豬流感疫苗、瘧疾等名詞。核災難對我來說太遙遠了，第一次在寫作中踫到『毫希』(mSv，放射單位)、『放射性同位素』這樣的單詞。」

她急須補課，要聽專家分析事件的影響，但又擔心專家的意見受到政府、核電工業的左右。這時，英國成立已差不多十年的 SMC 為她提供了很大方便，及時在網上發布了有關的「事實概覽」(factsheets)，又匯集由工作人員根據科學文獻編寫的短文，方便傳媒人員迅速了解基本的科學事實，例如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接觸到什麼核輻射(如坐飛機)、壓水式反應堆與福島使用的沸水式反應堆有什麼分別、英國使用的氣冷反應堆又是怎麼回事等。

福島事件對歐洲不少國家的核電政策產生了重大影響，連德國這樣標榜理性的國家也停止了一切核電工程，但英國相對來說平靜得多。其中少不了 SMC 的功勞。

一九九九年前後，英國爆發過一連串由轉基因作物實驗引發的衝突，極端環保分子一再衝擊科學家的試驗田、製造恐慌，傳媒在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英國上議院二零零零年發表的《科學與社會》報告發現，在衝突高潮的兩天裡 (一九九年二月十一日與十二日)，英國 11 份全國性報章刊載的新聞都不是科學記者採寫的，其中 45% 由政治記者採寫，有關特稿也只有 17% 出自科學記者之手，至於相關的評論和專欄文章更無一是科學記者手筆。

牛津大學動物學教授、英國皇家科學院院長、上議院科學顧問 Robert May 因而怒斥之為「不可思議、帶傾向性的事實陳列」。

不過也好，正是由於科學缺位、科學家噤聲造成了禍害，促使上議院的報告建議成立一個機構，以在科學進步受到攻擊時，向公眾和傳媒提供專業事實和意見。兩年後 SMC 成立了。

登入英國 SMC 的網站，可見找到大量貼近最新科學發現和發展的資料，有專家就新聞的解讀，有資料匯編，有各領域專業學報上新發現的簡報等，幾乎每日都有更新。就連英國脫歐公投，也找來大批科研人員從歐盟資金和國際人員交流可能受影響的角度提出意見。

你可以視之為科普網站。它最大的功能可能是，擴大讀者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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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SMC 網站：http://www.sciencemediacentre.org/

科學鴻溝：危害資訊傳播

「科學發展一日千里」是經常掛在人們嘴邊的話，只要觀察一下也可以發覺，這日漸在社會上形成了巨大鴻溝：科學鴻溝。鴻溝的一邊是遙遙走在科學前沿的科學家，另一邊是普羅大眾。科學不但發展得快，而且發展得細，由細分和跨界形成的學科和專門知識領域難以勝數，如果不是某方面的專家，你可能連一知半解都談不上。這不但是一般民眾的情況，也是傳媒的情況。這有時很危險。

過去，傳媒在社會上享有很高威信，報紙上說的，通常都可以視為是真的、可靠的。可是隨着科技以至社會的各個方面都飛快發展，情況就不一樣了。一個擺明的情況是，傳媒工作者的知識水平跟不上知識的發展，以致掌握不了每天要接觸和報道的、會涉及專門知識的新聞。過去有一個稱謂叫「萬金油記者」，你可以從褒義去理解它，即像萬金油一樣包醫百病的記者；也可以從貶義去理解它，就是對什麼事情都只是略知皮毛的記者。

從絕對意義上來說，記者確實不可能什麼都通曉。以香港傳媒的狀況來說，記者大都是讀新聞系出身的，這樣的記者當然比較多懂一些新聞學知識，但也意味着除此之外沒有什麼專門知識。我倒認為，傳媒應當多招聘非新聞系出身的人當記者和編輯，使隊伍的知識面多元化，培養不同領域的專線記者。至於新聞報道的知識、技能，「在職培訓」就可以了。這也是一些大型金融財經機構的聘人策略，因為它們知道，要應付來自各方各面的顧客，得配備相應的隊伍。

即使國際大型傳媒機構、通訊社，它們的記者也並非通天曉，哪怕是專線記者也一樣。每當遇上某個領域的突發性事件，記者就有捉襟見肘之狼狽。若硬着頭皮上，又急於追求時效，報道難免錯失。

偏偏，我們進入了人人都掌握着高性能通訊工具的時代，而又有人在鼓吹人人都當記者，於是人人爭相到網上發布消息。這樣，資訊就更加沙泥俱下了。多數人的錯失是無心之失，而不少卻是有心之失，即故意造謠生事，混淆視聽，讓人防不勝防。日前，我就因此着了「人和母豬配種」的道兒。

假如我們──大陸和香港──有個 SMC (Science Media Centre，科學媒體中心) ，這樣的錯失就可以減少，尤其是在面對涉及高新科學、科技的重大事件時，可以減少公眾的誤解以至恐慌。

科學界與新聞傳媒之間也有巨大的科學鴻溝，它既是由科學的發展形成的，也是由雙方截然不同的性格造成的。科學研究工作都躲起來進行，若說「天下名山僧佔多」，科學家佔的名山也不少。科學家很多重大的研究成果，不是遇上特殊情況，如得了個什麼獎，不會為大眾知道。即使這時，他們也大都不愛出鋒頭，不愛也不善於面對傳媒。記者則正好相反，都在趕熱鬧。SMC 就是有感於這鴻溝之巨大、以致不利於科學和社會的發展而成立的，二零一二年首創於英國，如今，加拿大、澳洲、新西蘭、日本也設立了。

科學家對激進環保分子的大反擊

聯署公開信的一百一十多位諾貝爾獎得主

不久前看到一位朋友在群組中傳播的消息，說是美國政府「正式」宣布禁止轉基因食品了。文字頗長，我一看便知道是假消息，是一些標榜「環保」的 「有心人」炮製出來的。我追問這位朋友消息來源是哪裡，以及消息有查證過嗎。得到的答案自然都是否定的。

相信大部人都知道有轉基因食品，多年來會從媒體斷斷續續接收過相關資訊。可以肯定，資訊大都是關於轉基因食品有什麼「危險」或者「潛在危險」的，它們不但可能危害個人健康，還會危害整個地球的生態，會招來難以估量的全球失控危機。消息都主要源自一些激進的環保團體，不少是國際性的，影響力很大，而傳媒在「好消息不如壞消息」的思維主導下偏偏又愛買它們的帳。於是不但公眾在潛移默化下對轉基因食物疑慮重重，連食品企業也紛紛標榜起自己的產品是「純天然」製造的來了，沒有轉基因原料，例如黃豆。但我相信，這些宣傳都不過是信口雌黃，連他們自己也弄不清楚「純天然」是什麼意思。

這仿佛是一場道與魔的搏鬥，在公眾眼中，「道」是反對轉基因的一方，主力是環保分子和傳媒；「魔」自然就是提倡轉基因的一方，主力被指為大財團。

誰都知道，基因研究是當代最前沿的科學。奇怪的是，科學家在這場搏鬥中長期隱形了，鮮見露面。他們就像方外之人，只顧躲在實驗室工作，管它世事紛擾。

然而，事總有極限，他們總不願自己長年累月的研究結晶被妖魔化，不願本來是為公益的東西被誣為公害。最初是一些科學家有意識地組織正面訊息的傳播，到幾天之前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可視為代表人類最高智慧的一百多位諾貝獎得獎者向全世界聯署了一封公開信，不但支持轉基因的研究，並且譴責一直誣衊和阻撓這些研究的「綠色和平」。這真是科學界忍無可忍的大反繫。

公開信名為「致『綠色和平』、聯合國與世界各國政府領袖」(To the Leaders of Greenpeace, the United Nations and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已得到一百一十多位得獎者聯署，佔現存得獎者三分之一以上，其中包括 41 位醫學獎得主。信中促請「綠色和平」和它的支持者重新檢驗轉基因的研究和種植實踐的成果和經驗，指出至今為止，沒有發現過一例人類或動物因為轉基因食物致病的事件。

發起聯署的是 Richard Roberts (一九九三年以發現基因的內含子〔introns〕而得諾貝爾醫學獎)在記者會上指出，轉基因不是新事物，農民千百年來選擇作物良種做的就是這麼回事，「所有作物都是 GMO (轉基因作物)」。不同的是，科學家現在做得更精確，所以他愛稱之為「精確農業 (precise agriculture)」

事實上，物種的進化就是基因變化而來，沒有轉基因就沒有今天的天地萬物，沒有人類的今天。人類今天要解除各種絕症的威脅，也寄希望於轉基因的研究。

公開信特別譴責「綠色和平」對黃金大米的製造恐慌的攻擊，這種大米能育出有豐富維他命 A 的 β-胡蘿蔔素，它的非牟利免費推廣對發展中國家人口的營養健康非常有利。二零一三年醫學獎得主 Randy Schekman 在記者會上說，轉基因技術四十年前開始發展時非常謹慎，當初擔憂的事至今沒有發生，可是「綠色和平」仍活在上世紀八十年代。

這又是一個「美德不是越多就越好」的事例。要提倡環保，但不要走過頭了。

評論員的「沉沒成本」

友人自美回港探親，茶敘中談到在港見聞，頗有令人警省之處。人長住一個地方，容易對一些身邊事情習以為常以至麻木，倒是外來者會有敏銳目光，看到變化。

譬如朋友有點驚訝地發現，一位一向愛讀兩名知名政論者文章的友人，如今對他們的文章讀不下去了 。兩名政論者，一曾當某大報總編輯，又曾在政府高層做事；另一曾當立法會議員，又是大狀。兩人對香港時事的見解多年來頗得一些中產人士與年輕人共鳴，有不少粉絲。朋友的朋友是粉絲之一，可是不知打什麼時候開始，發覺兩人越來越偏激了，有失理性。在一般人眼中，兩名政論者的特殊職業背景享有理性光環。光環黯淡了，可能真是個不好徵兆。

友人認為，政論者不必太有使命感；使命感太強了，容易把自己推向極端而不能自拔。這頗有道理。

在中國特殊的政治制度下，中國文人自古受修齊治平之訓誨，只要讀好書，就能入仕，參與朝庭管治，甚至領兵出佂，決勝沙場。近百餘年來，中國傳統思想備受批判，但文人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使命感不減。若從事新聞或者能以筆作刀者，更加會爭相「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

這樣的使命感讓人敬佩，中華之重興與之有關。可是，所有美德都不是越多越好的，過猶不及。使命感太強，就常讓人臨事欠冷靜，發而為文就可能欠深思熟慮。

如果留意一下歐美大報的社論，會發覺與香港報章有一很大差異。香港報章在激烈以至惡性的競爭下，對時事的反應極快，這不是指報道，而是指言論、評論。一天前發生的重大事件，大小報章翌日就有洋洋洒洒的評論充斥，「揮斥方遒」。近事之著者有燒死兩位消防員的工廠大廈火災。歐美大報則往往慢半拍、一拍以至幾拍。

這與傳媒之競爭激烈程度有關，而更大的差異，恐怕是下筆時的慎重態度。似乎，歐美大報更與杜甫「文章千古時，得失寸心知」之感悟有共鳴。重大事件的發生往往如震攝彈的爆炸，讓人發懵，即使「下筆千言，倚馬可待」的快槍手，亦未必可以字字珠璣，難免不夠穩妥。讓情緒與事實都有時間沉澱一下，疏離一點，則有助思緒澄明。

西方有「沉沒成本」(sunk cost fallacy)之說，這本來是會計術語，指的是沒法收回的成本。由於相關者難以忍痛「割愛」，於是讓已經無法收回的成本繼續發酵着負面作用。這樣的「沉沒成本」在日常生活中很多：點了一個菜，不好吃，因為不想浪費硬吃光它；買的股票大跌，而繼續持有作倉底貨；對男女感情付出太多而無法一刀兩斷，繼續互相折磨；……。上述的政論者可能也有這樣的問題，因為害怕付出「轉軚」的代價，一次一次地說過了頭之後，就如西諺所說的 paint oneself into a corner (把自己推到死角)，只好不撞南牆誓不回。

我不愛多言，但有時仍不免說過頭了，所以常常謹記弘一法師說的：「言到快意時，須住。」

「這裡可能民主嗎?」

Is democracy possible here? (這裡可能民主嗎?) 是美國紐約大學已故法律與哲學教授 Ronlad Dworkin (羅納德．德沃金) 的名篇。德沃金曾在耶魯法學院、牛津大學任教，二零一三年去世時，獲推詡為「過去一百年最重要的法律教授之一，可能高踞榜首」。據美國《法律學報》(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的調查，他是第二位最多被人引用的法律學者。《這裡可能民主嗎?》中的「這裡」指的是美國，大陸的譯本書名沒有這兩字，是為《民主是可能的嗎?》。不管怎樣，說的其實是西方現代的民主形式發展了二三百年後，何去何從的問題。

這本書其實是二零零五年在普林斯頓大學五個演講的基礎上完成的，書名是最後一講的講題。

他在破題中就說到：「我們的國家政治連體面的初中辯論水準都沒有達到。當我們的候選人清嗓發言時，使我們尷尬得如坐針氈。」可就是這樣的候選人引導着數以百萬計的選民去投票作出決定，而「這些民眾沒有受過經濟學、哲學、外交政策或環境科學的訓練，沒有時間或可能沒有能力在這些學科中達到勝任的水準」。這不就是美國正在進行的總統選舉、英國脫歐公投的寫照嗎？能不使人對這樣的和類似的「民主」有「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淵」之憂嗎?

他舉了這樣的例子：二零零四年總統大選前的民意調查發現，有一半美國人以為「九一一」事件的刦機犯是伊拉克人；在冷戰最熾熱期間，多數美國人不知道蘇聯並非北約成員。

這會形成可怕的惡性循環：無知的選民與愚蠢的政客互相把對方推向更低的水平。特朗普之流的出現，英國公投前「英國人對專家受夠了」的公開叫囂，因此並不奇怪。這是德沃金所稱的「智力退化型政治」 (dumper-down politics)。

德沃金講到什麼是民主時重點講了「純程序性」的多數主義 (majoritarianism)。它的「古老和正式版本」來自啟蒙運動時的法國哲學家、數學家孔多塞 (Condorcet，以「孔多塞悖論」或稱「投票悖論」馳名)，他以數學論證出，假設一個群體的每個成員都有超過五成能力對某個問題選出正確答案，就可以通過吸引盡可能多的人去投票，而把得出正確答案的機會最大化。即是投票率越高，得到正確答案的機會就越大，答案越可靠。

可是你一定也能推算出，如果不是每個成員都有這樣的能力，要得到正確答案就難了。說不定越多人投票，越不可靠。

如果議題只限於什麼可以取悅民眾，例如某個社區要加建籃球場好還是音樂廳好，這樣的投票是可取的，但進入到深刻的議題，例如道德、政治議題就不行了。但多數主義者認為，「一個決策是民主的，即使它非常不公正」。

德沃金認為，在這樣的投票中，選民只是在「數字」上得到政治參與的資格，對於「數目的暴政」是無能為力的。多數主義民主只是純形式的平等條件。對複雜的議題只作技術性處，反而會掩蓋了問題本身。

可以見到，拉票、游說、作秀、抹黑、信口開河、開空頭支票、濫用民主程序而拉布，以至賄選等等都由此而生。結果是民主的庸俗化，民主制度的質量每況愈下。這不但在政治上有害，而且造成議事效率低下，影響到經濟民生，不利於國家的國際競爭力。只要觀察一下時下各國各地的種種選舉，不難看到各種假民主之名演出的醜行。這也就是福山所批評的「腐敗的美式民主」，是讓克魯格曼(克魯明)悲切呼籲 Make America governable again (讓美國重新可以管治)的民主。

德沃金有治理良方嗎?他提出「伙伴式民主」(Partnership Democracy)，這要求把所有政治參與者視作合作伙伴，而首先要做的是教育，包括教育傳媒。這不是首創的，歐美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就有過相類似的理論，如「參與式民主」、「(選舉)委員會制度」(Council System)、「審議日 (Deliberation Day)」、「協商式民主」等等，重在提高投票的質量。

然而放眼當今世界，在資訊爆炸的同時，反智的流行文化當道。這些可能都不過是空谷傳聲。

(英國脫歐公投感言之五，完)

「筆下留情」版頭照片題詠之四十六(2016/06)

明的暗的框框連綿，

一個一個無際無邊，

如虛如幻舉足無措。

別慌別慌，

只管一步一步，

目標向前。

(題太古廣場照)

紅雲出岫壑

白練沐朝暉

鬧市藏清境

雅俗不相違

(題香港公園雞爪楓)

大氣盈盈襟鼓帆，

爭攀天上未敢閒。

神魂恍惚情顛倒，

人間天上?

天上人間?

(攝於中山)

誰云非敵即為親
世界從來不二分
黑白成何天與地
生成灰色彩繽紛
(攝於大埔梅樹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