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管制」蠻夷，西方輸了嗎?

對於中國在復興過程中的外交，有這樣的看法：「正如中國古代中原帝王精於管制『蠻夷』那樣，當代中國領導人也深諳『管理美國』的藝術。」

這看法會受到質疑，因為中國古代中原農耕漢族的帝王不見得都精於「管制」主要來自北方的遊牧民族。在大漠中成長的各個遊牧民族並非就喜歡南方大河流域的農耕地帶，只是地球氣溫有冷暖循環，每以百年計，到了草原上氣凝草衰，驃悍的大軍就會為生存而大舉南下，溫柔敦厚的漁農耕讀漢民族莫之能禦。是以中原有五胡亂華、五代十國等亂世，元清更是外族之治，即使是以繁華稱著的兩宋，亦無時不在金人的威脅下度日。

但從近數十年來看，「管理」美國至今未出大亂子倒是真的，即使面對特朗普這樣張狂難測的白宮主人，北京仍然看來成竹在胸，進退有據。

「制夷」看法是新加坡前外交部長、後來又當過駐聯合國代表的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提出的。他從官場退下後，成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 (月前才退休)，憑着外交上的豐富見識，著述甚豐，常以有別於西方中心論的亞洲視角，對國際問題提出讓人耳目一新的見解。

讀到的文章原文刊登在慕尼黑安全會議年報《安全時報》上，重點在分析中國外交上的務實特點，從中美並沒有因為特朗普上台而激烈惡化談起，總結出一套「清晰的規律」，就是中國在涉及根本利益的地方，必牢牢站穩立場，但同時也願意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為雙邊爭端降溫。

「為什麼中國的短期行為會這樣務實?答案很簡單。中國領導人與西方領導人不同，更關心長期利益，他們清楚時間在自己這一邊。中國經濟將在未來十年裡變得更加強大，而且各國都會逐步採取務實態度調整對華政策，以適應中國作為頭號強國的世界。」

關鍵在於，世界其他國家是否具備與中國同樣的務實精神?他認為中國大多數鄰國都已經適應了中國的實用主義，因此即使東亞地區部分雙邊問題懸而未決，潛在危機暗流湧動，但整體有望繼續保持平穩。

這可以同馬凱碩以前的一句話相對照：亞洲人「知道一千年後中國仍然會在亞洲，但我們不知道美國一百年後是否還在那兒」。

這不僅是中國復興的問題。他有一本書叫《亞(洲)半球大國崛起》(The New Asian Hemisphere)，書名的副題是：「全球勢力向東方的不可抗拒轉移」(The Irresistible Shift of Global Power to the East)。

從網上知道，馬凱碩又有一本新著推出：Has the West Lost It? (西方輸了嗎?) 亞馬遜的推介說：「西方多個世紀以來作為全球財富與權勢中心的地位在走向終結。隨着新的大國如中國、印度和亞非拉其他國家興起，登上強弱為序的世界之巔，西方該怎麼應對?」他認為，為了長遠的戰略利益，西方必須接受衰落的事實。他以「第三者的批判眼光，並以新銳逼人的地緣政治分析，檢視西方之自欺欺人，會令所有西方人和政治思想者掩卷沉思」。

你的思維模式：森林式?樹木式?

在網上讀到一篇文章：Are You a Holistic or a Specific Thinker? 是在哈佛商業評論 (Harward Business Review) 讀到的。作者 Erin Meyer 是歐洲商業研究院 (INSEAD) 的教授，主持其中的「跨邊界跨文化之領導」教學。這家商學院號稱為「為世界而設的商學院」，提供的是碩士博士課程，在英國《金融時報》去年的商學院排行榜上排名第一。

作者從一堂研討課談到文章題目所說的兩種思維方式，即 holistic thinking 與 specific thinking。前者傾向於全局、全貌、整體、宏觀，可稱作「森林式思維」或「整體式思維」。後者傾向於局部、專一、具體、微觀，不妨說是「樹木式思維」或「專善式思維」。

作者在巴黎就怎樣與歐洲人一起有效工作，給一批中國 CEO 學員上課。在提出一個工作團隊面臨意見衝突的個案後，她提問：團隊領袖面對這樣的衝突該怎麼應變?

一位在匈牙利工作了兩年的學員發言：對我們來說，一個重大的挑戰是互相信任，匈牙利人不像我們在中國那樣邊工作邊建立個人關係。

作者有點糊塗，怎麼答非所問了，我問的是「意見衝突」，不是「互相信任」問題啊?發言的學員接着侃侃而談自己在匈牙利的工作，講互相信任、等級制度等等。幾他學員專心地聽，繼而各自發表意見，可是都不涉作者提出的「衝突」主題。

第一位發言的學員最後總結：如果團隊領袖在會議室之外多花點時間讓隊員建立關係，當遇到意見對立就好辦了。

作者在整個下午的課中發現，所有中國學員的回答都有同樣的模式，就是圍繞周邊問題講幾分鐘，才回到要點上去。

作者從中歸納：這顯示了東方與西方在文化準則上的關鍵差異；當然每一種東西方文化不一樣，但這差異是基本的。

她引證了美日心理學家 Richard E. Nisbett 與 Takahiko Masuda 一個著名的實驗，其中發現美國與日本的受測者在觀看一幀魚缸圖片後，對圖片的描述不一樣，大致就是重點在全局還是局部，是看到魚缸全貌還是看到魚的特點。《筆下留情》多年前也介紹過這項實驗的發現。

她後來在對不同國家學員的面試中，也發現不同國家、地區學員這樣的東西方思維模式差異。

香港中西交匯，這種差異是常見的，例如寫姓名、日期、地址，中式西式都不一樣，中式從大到小，即從森林到樹木，從全局到局部；西式從小到大，整個反過來。

中美貿易戰的鑼鼓打響，熱鬧得緊，對比一下雙方的叫陣和架勢，亦可見這樣的根本區別。區別不僅在於眼中看到森林還是看到樹木，還在看得遠和近。中國的布局到了本世紀中期，美國呢?

中美貿易戰顯示的持續趨勢

中美貿易戰拉開了序幕，大戲還沒有真正開場，已頗見熱鬧。近年經濟全球化發展，各國產業鏈緊密相連，經濟貿易牽一髮可動全身，何況這是世界最大兩個貿易國之間的開戰?於是世界輿論譁然，股市應聲急挫。

戰幕拉開後，對比鮮明的是，中國這邊廂群情洶湧、戰意激昂、同仇敵愾，而美國那邊連隊型都排不出來，儘管兩黨都表示支持特朗普對中國開徵關稅，但共和黨其實一貫是自由貿易的旗手，而民主黨的支持則看似更着眼於政治，看來都與特朗普貌合神離。至於總與特朗普過不去的傳媒，這一回也不讓他好過，經濟專家也普遍不以為然。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日前在《紐約時報》撰文哀嘆：「唉，這些人是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因為特朗普的所為顯示，他對世界貿易一無所知，也不找一兩個內行人幫幫手，結果是損人累己。克魯明提到，中國貿易逆差大部分要「歸功於」統計的誤差。

朱鎔基多年就親自對美國人指出這個問題，可惜美國人在意識形態左右下，始終執迷不悟，而且變本加厲。

克魯明並提到，中國的貿易順差其實已經在下降。對此，當過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林毅夫有這樣的分析：美國對東亞的貿易逆差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的，東亞地區按照比較優勢大量生產勞動密集型消費產品；美國最初從日本進口，之後轉移到亞洲四小龍，最後轉移到中國，形成不同的逆差。這是東亞地區各經濟體的比較優勢不斷隨着生產成本上升而變化的結果，這過程還在持續，不少生產因此正從中國轉移到越南等勞動成本更低的地方去。

對比一下美國要加徵關稅的中國產品，和中國的報復清單，讓人有個美國是農業國，而中國是工業國的錯覺。美國當然不只出口農產品，只是很多高科產品都不肯向中國出口，以致中國從美國的最主要進口是大豆、玉米，之後才是電腦芯片、汽車等。

中國先在農產品才報復，用意是昭昭而明的。特朗普從競選開始就拿中國「不公平貿易」在工業衰微的「鏽蝕帶」州分拉票，打貿易戰是要「兌現」承諾而「 箍票」，好為十一月的國會中期選舉作準備。而這卻招來他在各農業州分票倉受到打擊。得失若何還不知道，因為中國的狠招應還未出手。美國出牌 600 億，中國只回應 30 億，針對的只是美國提高鋼鋁產品關稅這部分。

中美之間自九十年代以來打過五次貿易戰，都是美國啟動「301」調查挑起的，每次都以談判結束。美國的貿易逆差卻是不斷擴大。

該怎麼解釋這持續了幾十年的趨勢變化?恐怕不能只從經濟、市場角度去看。美國一幅 The Great Economic Super Bowl (偉大的經濟超級碗) 漫畫很有意思，畫中「中國隊」的陣勢應當不是僅靠經濟打造的。

美中貿易戰，可能又是「神助攻」

最近有西方不斷為中國提供「神助攻」之說，借助足球籃球術語，說中國之所以能夠在極短時間內取得震驚世界的成就，無非是西方一次又一次糊里糊塗地提供絕佳助力所致。英國《金融時報》首席評論員 Edward Luce 日前發表 The West is Doing Its Best to Help China (西方在竭盡所能協助中國)，就持這樣的觀點。

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短短 40 年間把國民生產總值增加了60 倍，是任何人都無法想像的奇蹟，那怕鄧小平當年如有神威地把瀕於崩潰的中國挽救過來，又定下分三步走到本世紀中期把中國經濟翻四番的宏偉藍圖，也遠遠不及如今已達到的成就高度。

這當然是中國舉國戮力齊心的功勞，但也真得助於有利的國際環境。如果視之為「神助攻」，那真要感謝上天的安排，西方是絕對不會主動這樣做的。

上述文章提到「助攻」有三次。一是美國二零零三年發動伊拉克戰爭，窮兵贖武而得不償失，反而為中國提供了戰略機遇期；二是二零零八年爆發華爾街金融風暴，打破美國夢的神話，而中國擲出四萬億人民幣的扶持經濟方案，不但穩住了中國，還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發動機；三是民粹主義浪潮在西方興起，西方民眾對自己的制度失去信心。這都有此消彼長之效，中國難免受波及，但也得到了較為穩定的發展環境。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焦頭爛額、自顧不暇，自然無法專心對付中國，反要感激中國伸出援手。

回過頭去看，西方之前也有過多次這樣的「助攻」，蘇聯「老大哥」也不甘寂寞。

譬如，美國發動韓戰把成立不久的新中國拖下水，中國固然為之作出了重大犧牲，卻也在國內外建立起無比的自信和威望。美蘇一起對中國施加戰爭訛詐，又逼使中國勒緊褲頭，自力更新建設起比較齊全的工業和軍事力量體系，成為日後改革開放的物質基礎。

到七八十年代，美國要拉攏中國抗衡蘇聯，而西方隨着全球化擴張，要開拓更大市場和發展新技術，並把過氣技術轉移出去，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極佳時機。

西方支持中國改革開放，還出於政治計算，認為經濟的發展必定帶來政治自由化。後來「蘇東波」劇變更堅定了西方和中國一些親西方知識分子的信心。

可是一九九七年的亞洲金融風暴給了中國深刻教訓，知道不能按着西方的本子辦事。中國寧可蒙受巨大痛苦，而堅決不如其他亞洲經濟體一樣吞食西方藥方。人民幣決不貶值，既協助其他受災經濟體走出困境，也為中國建立了有承擔大國的聲譽。

進入新世紀，恐怖主義猖獗使中國成為受害者，卻也緩衝了西方的政治壓力。接着，西方掀起的「阿拉伯之春」似狂飆颳起，而又迅速演變成「阿拉伯之冬」，再如回力鏢一樣回擊歐洲，形成洶湧的難民潮。這充分暴露了西方的偽善，有助消解了中國之內力量不可小覷的親西方政治力量。

這都有「助攻」之效。從中國人去看，這叫利弊相生，壞事都轉化為好事了。眼前，特朗普主動掀起了美中貿易戰。《金融時報》社論說，這是「在經濟上錯誤、在政治上無能」的。很可能，這又是一次對中國的「神助攻」。

「拯救地球」的環保盲點

有一句廣泛流傳的環保口號：拯救地球！全世界很多悲天憫人的環保分子跟着喊，有不少名人、廣告、歌曲助勢。我認為，人人都要愛護地球這個人類的唯一家園，但一直對這口號不以為然，也不贊同口號背後的一些理念和行為，差不多十年前寫過《拯救地球?錯了！》一文指出它的荒謬。奇怪的是，這句明顯不合邏輯的大話還是在喊。

原來，多年前就有中國大科學家在面對全國的電視節目中，對有「環保女神」之譽的央視前記者柴靜一針見血地指出：「地球用不着人類拯救，真正需要拯救的是人類自己。」我日前讀到相關的「返炒」報道，仍深感共鳴。

直把柴靜嗆得瞠目的丁仲禮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專門研究地質和古氣候，又是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科學院大學校長。柴靜後來拍了一輯關於中國霧霾的記錄片，頗得國內外一些環保分子喝彩。

丁仲禮日前以黨外人士身份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於是他在環境問題上敢於與國際間環保「主流」觀點對抗的「舊帳」被翻出來了。內地傳媒說他「不算環保圈人」，但他以在環保問題上敢言出名。在二零零九年的哥本哈根國際環境會議上，他面對有 IPCC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 撐腰的國際環保人士，就溫室氣體減排「激烈」發言，指陳減排方案貌似「公平」而其實偏袒發達國家，扼殺發展中國家人民的發展權。

環保人士的最大減排理據，是這關乎地球命運，再不減排就「大家攬住死」，所以大小國家都有責任，都要減。

丁仲禮卻說：「我是地質學家，我研究幾億年以來的環境氣候演化，這我很樂觀。這不是人類拯救地球的問題，是人類拯救自己的問題，跟拯救地球是沒有關係的。地球用不着你拯救，地球比現在再高十幾度的時候有的是，地球二氧化碳的濃度比現在高十倍的時候有的是，地球不是這麼演化過來？都好好的。」

「毀滅的只是物種，毀滅的是人類自己，所以是人類如何拯救人類，不是人類如何拯救地球。」

這回答很精彩，而道理其實簡單不過，只要稍為了解地球發展史，就知道拯救地球之說不知天高地厚。

記者對丁仲禮的訪問，應該是在哥本哈根會議之後在央視播出的。我找來錄像看了，發覺最大的問題是，記者因為認同環保，就把海外一些環保觀點視為真理和權威，不假思索地照單全收。IPCC報告的氣候升溫預測是電腦模擬計算得出的，記者認為「我們幾乎是信仰實驗室裡所有的數據」，「它是得到主流科學界的認同的」，從而質問，如果它「是可信的話，那不是一個依據嗎？」

丁仲禮反問：電腦的模擬計算結果就是實驗結果嗎?科學家是根據人多人少來作出決定的嗎？

我相信，很多環保人士的動機是好的，甚至是崇高的，但這不等於由此而來的行為和觀點就正確。這些人因為在認知上先入為主，有一葉障目而不見泰山之弊。「拯救地球」之說由之而來。至於減排方案，就完全站在發達地區和城市人的角度說話，對於他們，減排可能是「熄燈一小時」，少開幾趟車；而對於欠發達地區的農民、貧民，則可能是沒有柴草煮食和禦寒，生死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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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
拯救地球? 錯了！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hk/2009/06/00048.html
柴靜訪問 氣候學家丁仲禮 科學家精彩的反問噎住的不只是記者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6I7bNjCnGg

對比一九七九年的香港

一九七九年的維港

打開一九八零年的《香港》年報，第一章〈越南難民〉的第一句是：「一九七九年，從元旦到除夕，香港無日不受棘手的越南難民問題困擾。」這是當年香港時局也是國際時局的寫照。香港在七十年代是越戰美軍的度假勝地，灣仔酒吧林立的洛克道有美軍憲兵巡邏，以防醉酒美兵鬧事。美國退出越戰，到香港補給的美國軍艦少了，然而越南戰火不斷，代之源源而至的是越南難民船。八零年年報以一輯抵港越南難民彩照開頭，接着以第一章綜述問題，長達九頁，可見香港所受困擾之嚴重。

這也是香港起飛的年頭，七九年九月三十日，地鐵通車，年報譽之為「規模宏大，在香港史無前例，在世界上也不失為最龐大、最艱巨的工程之一」。

回過頭去看，這一年最大的變化該是港商以超常的敏感和勇氣，在鄧小平號召內地改革開放後，率先到大陸開拓，可說港商得天時地利，「春江水暖鴨先知」。自此把香港以「山寨廠」為主的製造業源源不斷搬遷北上，而香港飛上枝頭變鳳凰，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年報有〈就業〉一章，不妨對比一下當中數據。一九七九年，香港有 212 萬人就業，從事製造業的 91 萬，約佔四成三。到二零一六年，只有2.6%。香港轉型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之下，服務業僱用近九成就業人口。以生產值計算，製造業所佔更只得一個百分點，而服務業佔了九成多。

昨天的維港，新月初升。

這是各地經濟發展的共同規律。生產率不斷提高之下，農業、工業勞動力不斷減少，人口向城市集中，也向服務業轉移。香港在這樣轉變，內地亦一樣，只是規模大了不知多少倍。香港非常幸運的是，能借助內地的改革開放完成轉型，並同時把本來規模有限、受制於香港城市條件的製造業轉移到天大地大的大陸去，作以前夢想不到的大規模發展。

香港的製造業看似式微了，其實只是把地盤搬到了香港以外去，把規模極度擴大。可以說，港商在香港以外興建了一個又一個香港。利潤以幾何級數地擴大不在話下了。

在這過程中，香港變成了後勤中心、服務中心、金融中心，也是控制中心、投資中心。據聯合國的《2016年世界投資報告》，香港的外來直接投資流入金額保持全球第二位。並不是香港本身有多大投資價值，而是香港具有非常重大的跳板作用。

值得高興的是，在這重大的轉型和發展中，香港的環境不但沒有惡化，而是不斷改善。當年，負責制定有關政策和協調工作的，是布政司署內的環境科；如今，這是局級的工作。當年一個嚴重的污染回題是維港的水污染，當局每天要派一隊舢舨清理海港垃圾，每日有 15 公噸。而今天，維港乾淨得可以復辦渡海泳了。

最直觀的變化，可從扉頁的維港跨頁彩照看到。傍晚的維港雖然萬家燈火，相對今天，不可同日而語。

一九八零《香港》年報的曝書之「雅」

寧波天一閣，以雕塑重現曝書場景。

萬物恆變，但朝夕相對的東西，如果不是仔細觀察，或者拉開時間距離，你不易看到變化。譬如香港的事物，你生長於斯久了，習以為常，未必知道變化有多大，直到藉着舊日照片或者什麼拉回到某個歲月，對比之下才知道什麼變了。

最近讀到《香港一九八零年》年報，這是香港一九七九年的紀錄大全，就有這樣的感覺。

香港政府每年更新出版年報，厚厚的一冊，主要讓大小圖書館或企業存留供參考，一般市民購買的不多。香港年報據政府各部門呈報的資料編匯，很有參考價值。它的一個特點是基本保持原始內容章節結構，於是形成一棵縱橫兼備的時空大樹，沿着某個篇章往前搜索，可以知道歷史沿革，看到發展進程，就如從大樹的每葉子都可以追尋樹的根柢去。

有時到買賣舊物古董的摩羅街，會在街邊地攤見到有某年的年報在賤賣。我曾撿起翻看，看到某中校學圖書館的印鑑。

最近要編寫一些東西，想找 40 年前的資料參考，便想到香港年報，以為公共圖書館一定有完整的年報系列。上公共圖書館網一搜尋卻才知道，近年的年報是有的，稍久遠的便十分不完整。

後來找某個部門的朋友幫忙，朋友費了一番氣力，找到一本「倉底貨」，據說是「孤本」，叮囑我翻閱時務必小心，且要「隔離處理」，不要與其他書籍放在一起。

這冊書到手時用膠袋密封。我小心翼翼打開，才知道朋友的囑咐是當真的。年報除了霉氣撲鼻，還粉塵積布，要馬上拿到露台處理。原來這書存放在倉庫裡，倉庫滲水之下，書不知被浸淫過幾許時光，不少書頁的邊脊已化為塵灰。我掃去塵灰，再放到春陽下晾曬。後來發覺，每頁都受到污水浸染，除了留下水痕，還有隨水浸入的黑灰，於是得逐頁小心揩抹。

經過一番功夫，年報才可登堂入室，放到書桌上翻閱。

這看似費煩，卻可視為「雅事」。中國舊時讀書人有七月七日曬書之俗。清初學者朱彝尊在淅江嘉興有曝書亭，以他的《曝書亭集》而聞名。曝書亭始建於清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年），嘉慶元年（一七九六年）由浙江學政阮元主持重修過，是以亭為中心的園林，至今猶存其中的南坨一隅。

年前遊寧波，曾遊覽著名的藏書樓天一閣。這座歷經四百多年風雨的藏書樓，是中國歷史最悠久的藏書樓之一，是園林式建築群。中國歷代藏書家很多，藏書能保存百年以上的不多見，這與天一閣的管理制度密不可分，其中涉及防火、防水、防蟲、防鼠、防盜等措施，包括每年定時曬書。園中一角有雕塑重現這場景。

現代書庫有了現代化溫度、濕度調節設備，理應可以免除把書搬到院子曝曬的之辛勞，卻原來仍難免書籍受水患浸淫，至使我有曝書之「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