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日前發表了一篇題為What Our Words Tell Us (我們的用字顯示了什麼)的文章提到，谷歌約兩年前建立了一個以五百二十萬本書構成的語詞使用頻率數據庫。這些書──該是英文書──自一五零零年至二零零八年出版。據此，可以發現某一個字五百多年來使用頻率的變化，再窺探社會價值觀的轉變。
譬如文章提到，family
(家庭)這個字，從一八零零年起的使用頻率很平穩，直到美國南北內戰爆發而下降了，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使用得最少；到上世紀六十年代，這字眼又突然流行起來，至九十年代中期達到頂峰。這多少反映了戰爭動蕩對家庭的衝擊，以及反越戰觸發起的對家庭的嚮往。
有人鍵入 cocaine (可卡因)，發覺這個也在反越戰時代由嬉皮士文化派生並流行起來的字，原來在維多利亞時代也非常流行，當時的人可能也愛從這種自南美洲販運回來草藥中尋求感官刺激。嬉皮士愛大麻原來有歷史、文化因緣。
有學者從更多字眼的使用頻率，去了解更大的社會轉變，例如個人主義的興起。研究發現，自一九六零年至二零零八年期間，與個人主義相關的字詞、短句的使用率大幅上升，與之相對的與公共利益相關的字詞、短句則少用了。近半個世紀以來，個人化（personalized）、自我（self）、傑出（standout）、獨特（unique）、以我為先（I come first）、我可以自己做（I can do it myself）等都耳熟能詳，而社區（community）、集體的（collective）、部族（tribe）、分享（share）、團結（united）、聯結起來（band together）、共同福旨(common good)等就相對少用。.
另一個是道德敗壞(demoralization)領域。研究發現，美德(virtue)、正派(decency)、良心(conscience)等字的使用率自二十世紀開始下降，被公認為美德的誠實(honesty)、耐心(patience)、同情心(compassion)等字眼也隨之少用。這類字眼有50個，約四分之三被冷落了；其中勇氣(bravery)、堅毅(fortitude)的使用率下降了三分之二；感謝(thankfulness)、感激(appreciation)也下降了差不多一半。
同樣， 虛心(modesty) 、謙卑(humbleness)下降了52%；仁慈(kindness)、樂助(helpfulness)下降了56%。一些美德如紀律(discipline)、可靠性(dependability)的使用則增加，因為這關乎經濟生產和交易。
另一類使用頻繁了的字眼與社會管治(governmentalization.)有關，諸如管治國家(run the country)、經濟公平(economic justice)、民族主義(nationalism)、優先(priorities)、右翼(right-wing)、左翼(left-wing)等。
文章由是指出：過去半世紀以來，隨着美國社會越來越趨個人化，社會對道德越來越漠視；這導致某種程度的社會崩潰，使政府不得不管，但有些管得了，有些則無能為力。
這不僅是美國用詞反映的變化。如果有個中文數據庫，一樣可以從中看到不同華人社會的相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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