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人在香港生活並不輕鬆

Joy Yang

「筆下留情」按語：本文原載香港英文《南華早報》。據該報按語，文章本以中文寫成，寫的是作者作為內地人在香港的讀書和生活體驗。文章在微博發表後，引起熱議。作者再把文章翻成英文，發表在《南華早報》。我獲朋友推介，讀後覺得應讓更多香港一讀。在網上搜尋不到中文原文後，決定再把文章譯回中文。譯文若與中文原文有出入，當為譯者之過。


作者：楊婕 (Joy Yang)

(蕭雪樺譯自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香港英文《南華早報》)

我們常常聽到香港本地人埋怨內地人把奶粉搶貴了，又佔領了醫院婦產科的床位，但很少聽到來自內地一方的聲音。

我對香港的第一個印象並不好。一九九九年，我作為內地頂尖大學的28名本科生的一員到了香港的大學進修。我那時才18歲，對能在「東方之珠」──一個有五光十色的商店、明星，有成功商人傳奇的地方──開始過上成人生活很興奮。

興奮很快就消失，代之而來的憤怒和失望。才幾天，宿舍的一名助教與一名女學生來到我的房間，問可不可以搜查。那女孩子說她的手機被人偷了。他們把我們大包小包都翻過，一句道歉都沒有就走了。可是他們心裡想的都寫在臉上了：「這兩個窩囊的內地女孩把我的手機藏至哪裡去了?」

我很憤怒，可是令人難過的是，這樣的事情一樁接一樁。宿舍裡只要不見了什麼，內地學生總是嫌疑人，而且多數是唯一的嫌疑人。特別侮辱性的是，涉嫌被偷的大部分不過是無足輕重的東西，好像一片芝士、一瓶牛奶。是的，中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很低，但在這些本地人眼中我們就窮得連一個橙子也值得偷嗎?

有過這些可怕經歷之後，我隨時準備，一旦感到受侮辱或歧視就反擊。一次，一名本地生在做一個比較港滬的功課時請我幫忙。她的第一問題是，上海有卡拉OK嗎?這樣無知的問題冒犯了我的大上海自我。當她再問居住環境時，我傲氣十足地回答說：「我在上海的家有一千多平方尺，你在香港的家有多大?」

我當初沒有交上幾個本地人的好朋友，我無所謂。我對自己說，我不必融入本地文化。

總有一天 ，這些香港人會知道中國內地不再是窮地方，我們將會以不斷擴大的經濟和政治實力影響世界──比香港的影響力更大。所以，我犯得着融入本地文化嗎?

要不是一件事改變了我，我會繼續這樣「戰鬥」下去。

經過多次衝突之後，學生會決定要把我逐出宿舍。最後的一根稻草，看來是我在一次會議上維護一名內地來的助教，我認為一些人對她的批評是對內地人的歧視。那時我真以為，內地人都是我的盟友，而香港人是我們的共同敵人

不是，當學生會把我標籤為麻煩製造者時，那名助教不但不為我說話，還背棄了我。她在我背後對其他人說：「誰叫她和本地學生作對?」我感到被背叛了。

我絕望了，要找地方搬走，直到一名香港的助教找到我說，宿舍方面決定再給我機會。她說，一些本地人認為我不過是來自另一種文化，而宿舍應當歡迎不同的觀點。

這讓我很震驚。

我給盟友背叛了，卻得到敵人的援手──這完全改變了我的思維方式。我開始較接納本地文化。多了本地人對我說，希望從我那裡知道多點內地的情況；我則向他們道歉，說過去太極端了。

我想說的很簡單：只要端正態度，融人香港的本地文化不太難。這是我十年前學會的。二零零二年，我懷着對香港的感激──既在學業上也在學業外──離開香港，到了美國念研究院。

但生活總比我們想像的複雜。二零一一年，我到美國學習和工作九年後，回到香港來了。如今在香港，我發覺要融入本地文化不如十年前般簡單了。

我是從遠離香港之外的地方，發現到本地人與內地人之間實力的急劇變化的。

例如，香港大學給本科生提供一年的交換生課程，讓他們到海外學習。交換生都是根據課堂成績和課外活動表現挑選的。每年我們在洛杉磯接待四到五名香港大學的學生，其中通常有三到四名源自內地。

這與越來越多內地學生到香港求學有關，在我的年代，經濟系只有三四名內地學生，我們大部分時間拿到A，但還有很多A留給本地學生。今天，經濟系有二三十個內地學生。據我聽香港大學一位教授說，當A都落在內地學生手中後，本地學生頂多只能拿B了。

這不是說誰聰明一些。畢竟，一個是從14億人挑出來的，一個是從七百萬人挑出來的。儘管大學是個公平競爭的地方，很多香港學生不喜歡內地學生也是可以理解的。十年前，我們「偷」的是蘋果、牛奶；今天，我們「偷」的是A了。

內地的年輕一輩還在其他方面優勝於本地人。他們在考試中拿到好成績，又踴躍參與社交活動，甚至講英文也較好。香港大學一位教授說：「我們邀請投資銀行家來開研討會，完了，內地學生全踴上前與演講者交誼，遞上個履歷書，要求有機會當實習生，而大部分本地學生都躲在後排。」

我二零一一年回來，也證實香港人感覺受到內地人的威脅。是的，香港的內地人空前的多，香港與內地的關係也從來沒有這般密切。但你若以為這使我在這裡的生活容易些就錯了。本地人比以前更抗拒內地人和內地文化。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要在香港生活愉快，不再是端正態度那麼簡單。要融入本地文化，比十年困難了，因為本地人從來沒有這般退縮。我在香港居住的內地同胞很多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他們有些不認為有必要融入本地文化。我一位北京朋友傲慢地說：「我賺的錢比大部分香港人都多，我總要求他們跟我說普通話。」

本地人的抗拒在兩方面特別明顯：金融領域和勞工領域。缺乏透明度和中國文化的獨特性，對在中國市場工作的外國人來說經常是挑戰。頂級的投資銀行和對沖基會公司在內地人、香港人、美國土生華人、西方人之間招人，都較喜歡中國商業知識較豐富的內地人。在中環，普通話已成為通用語言，在商場如是，在辦公室如是。

勞工階層很可能更受影響，有些人可能感到被擠壓了，奶粉被搶購，產婦床位被佔用，連遊海洋公園也人潮洶湧──如果我是本地人也會埋怨。

這不香港獨有的問題。北京人、上海人一樣不滿新移民擁進。這都關乎對有限的社會福利資源的爭奪。在某些方面，香港的情況更差。起碼在北海和北京，新生嬰兒的父母都沒有戶口的話，嬰兒拿不到戶口。可是在香港，你只要在香港出生就能自動享受社會福利，哪怕父母都並非香港永久居民。

因此，香港與內地關係緊張該怪誰?我認為，某些香港傳媒要負責任。它們該公正些，不要為了促銷而作有偏見的報道。中央政府也該在食物安全問題上採取較果斷的措施，讓內地的母親們不必遠去香港購買奶粉。香港人、內地人、傳媒與政府一起，可以讓香港成為宜於學習、工作、生活的城市。

文章結束前，我想問一個問題：今天在香港，去購物時該說普通話還是廣東話?我有一次在海港城購物時說廣東話，女售貨員轉頭招呼操着順利普通話的內地購物者去了。我到銅鑼灣買鞋時，改說普通話，得到的招呼好多了。但當我決定不買而離開時，售貨員黑了臉，怒氣沖沖地說：「你怎麼不買?很便宜啊，用人民幣付款再有八折呢?」我終於明白了，這不關乎語言，而關乎你的錢包。

Joy Yang 來自上海，曾修讀於香港大學和洛杉磯加州大學，後受聘於華盛頓特區的國際貨幣基金會，任經濟師；目前在香港金融界工作，任未來資產證券任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

(原文： http://www.scmp.com/comment/insight-opinion/article/1242671/living-hong-kong-mainlander-no-piece-c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