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早上，從鳳凰衛視上看到了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尚會鵬一個演講，題目是《從人際關係看日本國民性》。就我個人所見，這是在最近關於日本人民族性的議論中，最精彩的論述。
尚會鵬對日本問題素有研究，著有《中國人與日本人：社會集團、行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較研究》、《中日文化衝突與理解的事例研究》等對比中日文化異同的著作。他談到日本人在大災難面前的表現，就不至於如我等常人般的情緒化，而是以學者的冷靜，既論述日本人國民性之與眾不同，又與中國人的國民性作對比；既指出日本人國民性中的優點，又指出其中的缺陷。在日本大地震仍有大量疑問困擾心頭之際，聽到這個演講，有如飲醪醇的舒暢。如果你也有疑問、有興趣，可鍵入文後的鏈接，聽聽、讀讀尚教授的演講。
我相信人都是矛盾的綜合體，有兩面性或多面性；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更是這樣，善與惡、高尚與野蠻同時蘊存其中。日本，由於它的地緣制約和歷史淵源，這方面更加突出。這就如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一書所概括的：日本人既好鬥又和善，既尚武又愛美，既蠻橫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適應性，既順從又甘受擺佈，既忠貞不二又會背信棄義，既勇敢又膽怯……。稍為接觸過日本文化、歷史或日本人，都多少會同意這論述。
日本人這種性格矛盾，還可以在特定的環境中向對立面轉化，例如從至善變為至惡。梁文道曾經在文章中舉出日本導演小津安二郎作例子，揭露他溫文爾雅的另一面：曾經是侵華日軍毒氣作戰部隊的一員，而在戰場上仍不忘寫回非常富有詩意的家書。
很久以前，就聽一位與日本人做生意的朋友說，日本人一個人的時候很蠢，但一群人的時候很聰明。大前研一的說法則相反。其實都對。因為日本人對群體很依賴，對群體的行為準則不敢稍違。在這樣的行為模式下，如果方向對頭，可以很有威力；而如果方向不對頭，就可以很蠢、很有破壞性。這樣的行為，經常是以服從代替思考進行的。
日本人都服從的最高權威是什麼?是天皇，是以神格化的天皇為中心的整套制度。在以天皇為名義的指揮下，所有那麼善良的日本人都可以朝着它指的方向前進，不管向善還是向惡。而天皇一下子叫放下武器，所有日本人都服從。他們只要服從，不要思考，而且自覺不必承擔責任。
日本人一旦脫離了那個環境，也會反抗社會規範制約的。試看日本男人到海外集體嫖妓旅遊的狂態就知道。
在這樣的國民性下，日本一再出現歷史急拐彎，而這常常發生在人為或天然的大災難之後。例如，一九二三年關東大地震之後，日本走上了軍國主義的對外擴張道路；一九四五年日本兩次受到原子彈轟炸之後無條件投降，日本又轉向和平發展，創下經濟奇跡。
日本當前又遇到禍不單行的歷史大災難，之後會不會再出現新的歷史大拐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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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會鵬的演講：
http://v.ifeng.com/history/wenhuashidian/201103/180192bd-a06e-405c-b8a7-6234a5944f90.shtm
http://phtv.ifeng.com/program/sjdjt/detail_2011_03/28/5407020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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