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0日 星期六

目前是我們這個星球最危險的時刻

(英國) 史提芬.霍金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一日)

我作為以劍橋為基地的理論物理學家,生活在一個非常有特權的保護罩中。劍橋是個不一般的小鎮,四周都是世界知名的大學。鎮區居中,其中的科學界社群更如鶴立雞群,我二十多歲就廁身其間。

在這科學界社群裡,那為數有限的國際知名理論物理學家有時會不由自主地自視為天之驕子,我的工作生涯就是在其中度過的。我的著作讓我名聲鵲起,而又因病索居,更使我覺得自己的象牙塔越來越高聳入雲。

因此,美國與英國最近公然抗拒精英階層的茅頭,肯定也指向我。對於英國選民脫歐和美國選民擁戴特朗普為總統,不管我們怎麼想,評論者無疑都會想到,這是老百姓的憤怒呼聲,他們感到被自己的領袖拋棄了。

任何人看來都會同意,這是被遺忘一群發出的吶喊,他們用吶喊拒絕了無處不在的專家和精英的規勸和指引。

對此,我並無特殊可言。在脫歐公投之前我就警告,這會有損英國的科研,投脫歐一票是後退的一步。相對於任何其他政治領袖、工會領袖、藝術家、科學家、企業家和知名人士,我不會得到選民──或者說其中相當數量的一部分──更多的理會,他們都提出過同樣的逆耳忠言。

目前至關重要的是精英們怎麼回應,這遠比兩個投票的結果重要。我們應否把這些投票看作是徹頭徹尾、罔顧現實的民粹主義,應否試圖規避或抵制投票作出的選擇。我認為這是可怕的錯誤。

這些投票展示的憂慮是可以理解的,憂慮的是全球化和科技加速發展帶來的經濟後果。工廠的自動化蠶食了傳統製造業的就業機會,人工智能興起很可能把蠶食擴展至中產階級,剩下的只有最着重的、創意的或負責監督的職位。

這將進而加速全球在不斷擴大的經濟不平等。互聯網等平台造就了這種不平等,容許非常小眾的個人攫取巨大利潤,而僱用的人員非常少。這是進步,是不可避免的,但對社會是破壞性的。

我們有必要把這與金融崩潰相提並論。金融崩潰讓人們明白到,金融領域的一小撮人可以積累龐大財富,而我們在造就他們的成就,在他們的貪婪使我們傾家蕩產之餘,還要為他們埋單。總而言之,在我們生活的世界中,財富懸殊不但沒有消減,反而益趨擴大;很多人不但生活水平下降了,甚至連維生的能力也消失了。於是,他們要求有新政就一點也不稀奇,特朗普與英國脫歐看來就這麼回事。

此外,互聯網與社交媒體向全球擴散無意中證明,這一不平等是確鑿無誤的,比過去更昭昭而明。對我來說,利用科技來溝通的能力是一種解放,是正面經驗。過去這麼多年,我靠它才能繼續工作。

但這也表示,世界最富裕地區中最富裕者的生活也暴露在任何只要有手機的人──不管怎麼窮──的灼灼目光之下。即使在次撒哈拉非洲,有手機的人也多過可飲乾淨水的人。可見在這個人口稠密的星球上,幾乎沒有人不知道什麼叫不平等。

後果明白不過:農村貧民在慾望的驅使下蜂擁向城市的貧民窟,接着會發覺,那裡找不到網上見到的幻景;他們繼而向海外尋夢,加入尋求美好生活的經濟移民大軍。大軍規模空前,給所到國家的基建帶來重大壓力,壓力一旦難以承受,政治民粹主義即如狂飆乍起。

對我而言,真正值得憂慮的是 ,目前,我們人類比有史以來任何時候都有必要團結起來。我們正面對可怕的環境挑戰:氣候變化、糧食生產、人口過剩、物種消減、病疫傳播、海水酸化。

加起來,是個警號,就是我們正處於人類發展的最危險時刻。如今,我們有能力摧毀我們生活的星球,卻未發展出能力逃過此刦。或許,我們數百年後能在太空中建立人類殖民地,但我們目前只擁有一個星球,我們必須團結起來保衛它。

要達到這目的,國家之間的壁壘必須銷毀,而不是興建。若要抓緊達到目的的機會,各國領袖必須承認過去以及還在持續的失敗。由於資源不斷流入少數人手中,我們得學會比現在更多地共享資源。

由於流失的不僅是職位,而是一個又一個行業,我們必須幫助人們為新世界而再培訓,並在他們接受再培訓時予以資助。若有社區和經濟體無法承受目前的移民壓力,我們必須進一步促進全球發展。若要說服數以百萬計要移民者留在本土尋找未來,這是唯一的方法。

這是我們可以做到的,我是我們這個物種中的大樂觀主義者。但這得要精英們,從倫敦到哈佛,從劍橋到荷里活,一起吸取過去一年的教訓。最重大的教訓是,要謙卑。

(原載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一日英國《衛報》,蕭雪樺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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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This is the most dangerous time for our planet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6/dec/01/stephen-hawking-dangerous-time-planet-inequality

2016年12月9日 星期五

美國總統的心結:iPhone 怎麼不回來生產?

特朗普在競選時曾公開呼籲蘋果公司「在我們的土地而不是在中國製造電腦和 iPhone 手機」。特朗普當選了。近日有報道說,製造 iPhone 的富士通正在就擴大美國業務進行洽商。擁有富士通的鴻海集團證實,決策層確在與美國相關部門在商討在美國投資建廠的問題。這引起的聯想就多了。

iPhone 是現代美國的標誌性品牌,是蘋果公司已故傳奇創辨人喬布斯的心血結晶,可是誰都知道,這部最具高科技含量的手機是在中國大陸生產的。不管誰當美國總統,大概都想把這變成真正的「美國製造」,美國普通老百姓也這麼想。美國經濟當前低迷不去,就業問題嚴重,這想法合情合理。特朗普的公開呼籲相信給他帶來了不少選票。

這想法一點不新鮮,奧巴馬五年前就當面問過喬布斯,而喬布斯毫不含糊地回答了總統的當眾提問。

事情是這樣的。二零一一年二月,奧巴馬到加州硅谷出席一個晚餐會,與會嘉賓可以想見都是這高科技之都的翹楚,他們都可以向總統問一個問題。喬布斯自然在座,到他提問時,奧巴馬卻先向他反問:怎樣才能把製造 iPhone 等產品的職位回流美國?

喬布斯回答得很乾脆:「這些職位回不來了。」

為什麼? 《紐約時報》經過長時間調查,在二零一二年二月發表了一項長篇報道,講述了蘋果要到中國生產 iPhone 的前因後果。其中有這樣的故事:

二零零七年的一天,距離蘋果要向市場推出 iPhone 的日子只有一個多月了,喬布斯緊急召集幾名副手到來,憤怒地從褲袋裡掏出幾個月來一直與他形影相隨的 iPhone 原型機,舉起來讓大家看清楚手機塑料顯示屏上的斑斑花痕,然後再從褲袋裡掏出一串鎖匙來。他追求完美,不想未來的顧客有同樣的不愉快,當即下令改用玻璃顯示屏,而且必須在六星期內做到完美!

多年來,手機生產商一直不肯使用玻璃屏幕,是限於生產能力、成本和技術。蘋果選定了康寧公司製造強化玻璃,但到那裡找製造屏幕的生產商?

喬布斯一名高管開會後就訂了去深圳的機票,「他沒有其他地方可去」。故事的發展是:一家中國公司發來了投標書。蘋果公司的人員前往實地考察時,廠主正在興建新廠房。經理說:「這是預備你們真的把合同授予我們。」蘋果公司一位前高管回憶說:這家工廠的倉庫裡堆滿了準備隨時向蘋果公司免費提供的玻璃樣品;廠主委派的工程師隨時聽取蘋果公司的調譴,幾乎是免費服務。他們最終攬到了蘋果的訂單。

蘋果在最後時刻重新設計了 iPhone 顯示屏,深圳的那家工廠按需要迅速改造了生產線。顯示屏樣本在一天接近午夜時到廠……工廠在 96 小時內每日生產出一萬個 iPhone 顯示屏。「他們的生產產速度和靈活性令人瞠目結舌 。」「沒有一家美國工廠比得上他們。」

英國 The Week 周刊亦曾就蘋果要在中國生產 iPhone 作過分析報道,並回答了這個問題:中國有哪些美國缺少的東西? 答案是:「太多了。中國有更多中等水平的工程師,有更靈活的勞動力供應,有瞬間就能加速生產的大型工廠,中國還向科技企業提供一站式解決方案。蘋果公司一位高管曾對英國《泰晤士報》雜誌說:『現在,整個供應鏈都在中國。你需要一千個橡膠墊? 對面那個工廠就有。你需要一百萬個螺絲釘?那個工廠離這兒只有一個街區。你要的螺絲釘有點不一樣? 等三小時就有。』」

硬要在美國生產 iPhone 不是不可能的,只要肯增成本就行。有人計算了: iPhone 回到美國生產,一部要賣一萬四千元人民幣,約一萬五千五百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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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How the U.S. Lost Out on iPhone Work
http://www.nytimes.com/2012/01/22/business/apple-america-and-a-squeezed-middle-class.html

2016年12月8日 星期四

常識是生活智慧

「常識下載中」
CQ 或 CSQ (常識商數) 之受重視,相信是社會急速變化所致。急速變化下,很多基於傳統智慧的知識和原則受到挑戰,大量本來簡單的事情複雜化起來了。如果你沒有一定的定力,沒法從旋渦中脫身,會隨波逐流,如落水流花,暈頭轉向,無所適從。掙扎出來了,才發覺「退一步海闊天空」,看到一個宏觀的大畫面,能明辨方向。

CQ 可視為不受事物雜複表面蒙閉,對昭然之事實一目了然的能力。安徒生的童話故事《國王的新衣》,在全世界歷代流傳,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它很顯淺,是兒童都能明白的,但唯是涉世越深、受到教育越多的成年人,可能失去了這「童子功」,要通過這故事來喚醒常識的本能。凭常識作判斷,有時要「停一停,諗一諗」,但也常常是直覺的反應。

並不是說受教育多了,常識會越少,更不是說學歷高的精英都缺乏常識,而是說這些人一些有違常理的言行顯示,任何人都會在常識問題上栽跟斗。受教育越多或者長期囿於某一專業或生活範疇的人,難免會形成定見,習慣以固定的思維方式看問題,猶如汽車之自動導航,不由自主。這往往是不自覺的,如果身邊的人都是這樣想這樣做,更絲毫不會察覺有任何不對,仿佛這是天經地義的、普世的,甚至以「擇善固執」為自己開脫。

這樣的荒謬事情在古今中外屢見不鮮,在狂飆式的社會大動蕩中,人最易受麻醉,什麼理性,什麼常識都不見了。昨日讀到中國張維為教授的一段話:「波黑一位學者對我說:『千萬不要相信人是理性的,鐵托時期我們大家都相處得很好,但是後來政客一煽動,人的民族情緒和宗族情緒就被調動起來了,人就變成了失去理性的動物 ,互相廝殺起來。昨天還是朋友,今天就是敵人。』」這樣的黑色荒謬不過發生二十餘年前,而且發生在「文明」的歐洲。當時人口約二千三百萬的南斯拉夫持續解體,戰禍連綿,二十多萬人在仇殺中死亡。在人類文明發源地的兩河文明地區,敘利亞、伊拉克的廝殺迄今未見窮期。

事件中的領袖必然都是高於常人的聰明人,然而聰明人的言行不總是聰明的,甚至會有違常識、常理。可能因為帶個「常」字,這樣的知識、道理會被視為平常,如說「阿媽是女人」,而難入某些精英分子的慧眼。在中國,這些道理往往融化在口語、成語中,或編匯進《增廣賢文》之類俗書中,被視為庸俗的處世哲學。其實,當中大量是前人智慧的結晶,是判斷大千世界是非的基本原則。例如儆惡懲奸、獎勤罰懶,西方一些國家近年也有人作為社會基本原則重提了,為的是在人權等大道理之下,這些原則都給丟棄了,監獄變成豪華酒店,懶人可生活無憂。

愛因斯坦說,常識是人在十八歲之前形成的定見。常識其實須要不斷更新、充實。常識並非超然的大道理,而與生活密切相關。在現代社會中,一個有常識的人也該是生活自在的人,他應該具備這樣的能力:會煮食,有基本的營養知識,了解居住地的政經民生環境,對物質生活有自制能力,對輿論不盲從,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和安全意識,在經濟上能量力而為,對事業能謀定而動地發展,在人事上有溝通能力……。常識,很大程度上是生活智慧。

人──無論是個人還是社會──要發展、進步,須不斷提高 IQ 水平。對此,應無異議,所以所有地方都在加強教育投資。但這並非唯一的,還要提高必要的常識水平。

絲路斑斕滿目秋

2016年12月7日 星期三

千萬不要相信人是理性的

波黑一位學者對我說:「千萬不要相信人是理性的,鐵托時期我們大家都相處很好,但是後來政客一煽動,人的民族情緒和宗族情緒就被調動起來了,人就成了失去理性的動物 ,互相廝殺起來。昨天還是朋友,今天就是敵人。」

──摘自張維為《中國獨動》

(按:人口約二千三百萬的南斯拉夫九十年代解體,戰禍連綿,二十多萬人在仇殺中死亡。)

講 IQ,EQ,也要講 CQ

這話宜用粵語翻譯:定啲嚟,用吓常識喇!
香港人很重視 IQ(智商),近年又看重起 EQ (情商)來,都致力予以培養和訓練。從香港的社情看來,另一個 Q 似乎也應重視,就是 CQ。

這是「乜Q」 (什麼 Q)? ── 其中的 C 代表 Common Sense,CQ 是為「常識商數」。CQ 高者,能在日常生活中以常識指導言行;CQ 低者反之,甚至會出現弱智、反智言行。這不關乎學歷,常識不是受教育越多就越高的,注意一下周遭,不難發現學歷高、常識低的人和事,不少令人瞠目。

對於常識是什麼,中外都有定義,說法很多。大抵相同的是,常識是一般的知識,是大家都知道和認同的;它似乎不知道從何而來,若與生俱來,因而中文冠之予「常」,英文則名之以 common。它其實源自生活,源自社會。生活不同,社會不同,很多常識也不同。農村的人到了城市,會被視為毫無常識,是為「大鄉里」。其實,反之亦然。剛讀到一本書,是一名貿然自薦到北京謀得一份訓練英語播音員差事的澳洲人寫的,講述了大量在北京鬧出的笑話。在當地人眼中,這澳洲佬真缺乏常識。

不過常識也有共性,它們是人類社會一致認同的基本東西,包括行為準則、品德等,不同地方、種族、文化、宗教、學歷……的人都接受和尊重。

它大概與愛因斯坦心目中的「教育」相似,他說所謂教育,就是「你把學校學到的東西都忘記得一乾二淨之後,仍然牢記着的東西 (Education is that which remains when one has forgotten everything learned in school)」。

美國作家 Robert Fulghum 有一篇膾炙人口的短文,短得用一頁 A4 紙就能打印出來,題目是 All I Need To Know I Learned in Kindergarten (我要知道的,在幼兒園就學到了)。文章內容很簡單,也不高深。你大概已忘記了在幼兒園學過什麼,但一定知道在幼兒園應該學些什麼,例如遵守紀律、有秩序、有公德、有禮貌、有誠信、講衛生、要負責任等等。這些東西你未必會一絲不苟地做到,但一定會希望自己的子女和其他小朋友都學會和做到,因為這些都是做人──社會一名成員──的基本,也是社會和諧、進步的基本,是任何社會的共同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常識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些東西通過家庭、學校、語言 (母語),潛移默化、潤物無聲地滲透到人的腦海。每個人舌頭上的味蕾,永遠存留着兒時的美味,但形成人們常識重要部分的兒時教育未必能留存下去,社會、文化的變遷越大,各種資訊的更新和影響越大,常識的失去會越多。在幼兒園學過的東西會渾忘掉,成年人的言行會因此越來不可以作為小朋友和子女的楷模。

在香港,近日接連有外來「和尚」念經來了,先是北京來的,後是倫敦來的,講的都是非常簡單的、屬於常識的事:什麼叫宣誓。最近聽一位學者說,中國人沒有一致的宗教信仰,但可以通過漢語建立起信仰來,共享與宗教相仰相似的普遍價值觀。任何一個懂漢語的人,不管你說的是哪一種方言,都一定可以說出若干有「誓」字的成語來,如海誓山盟、指天誓日、信誓旦旦、誓死不渝、歃血為誓等,都強調誓言的莊嚴,強調誠信,粵人更以「誓願當食生菜」為不恥。洋「和尚」對宣誓之莊嚴性更鄭重,因為這與他們的宗教信仰一脈相承,宣誓都是手按《聖經》進行的,意味着有違此誓者要下地獄。

見到這些「大人」在台上諄諄訓誨,講中外一致的常識,香港人好像都是幼兒園的懵懂小兒,真叫人汗顏。

此間整體的 CQ 值有多高? 我不樂觀。

2016年12月6日 星期二

信筆由之的童真

童子眼裡,處處如畫。
一位約九歲的小朋友又畫畫了,拿出圖畫簿給我看。她愛畫畫,一坐下來,例如與家人到餐館吃飯,一坐下便要找來紙、找來筆隨便塗畫,有時是想到什麼畫什麼,有時是見到什麼畫什麼。她那天又畫了幾幅畫,都是在祖母家裡畫的,在飯桌邊畫,在房間的地板上畫,畫面畫得滿滿的,我看了有點驚訝。

香港有好幾位老一輩的街頭速寫畫家,他們都受過寫實主義的薰陶,有扎實的基本功,只用鉛筆、鋼筆就能把香港不同街頭巷尾的景象經過加工畫下來。這些場景很多是慣見的,有的還經常路過,讓人覺得分外親切。更讓我佩服的是,畫家能把一般人看不上眼的尋常景物搬上畫面,成為賞心悅目的畫作。

人都有「視而不見」的毛病。據心理學家說,任何令人興奮的事物,過了三個月就會在心裡冷卻下來,升職加薪,新居入伙,乃至中了六合彩都一樣。對掛到家中牆上的名畫,街角某處新開張的店鋪等等,不久就會視而不見。

那幾位速寫畫家卻似乎沒有這問題,總能保持眼睛清明鮮銳,每時每刻都像第一次見到這世界一樣,充滿好奇心。於是總能在這裡,在那裡看到人人視而不見的美,並繪畫成畫。

太平山記憶
那位九歲小朋友也因此讓我觸動,她把我覺得不值得「入畫」的雜物都畫進畫幅去,把畫面畫得很豐滿,很有生活氣息。我挑她的毛病,指出一個地方的透視錯了。她馬上去改正,卻錯得更離譜,仿佛要讓觀畫者一忽兒坐在地上看,一忽兒站起來看。

我失笑了,忽然有所悟:畢加索的立體主義不也是這樣的嗎?他畫的人像要人要從左面去看,又從右面去看。很多本來寫實的畫家後來要突破自己時,會努力返樸歸真,讓自己從小孩子未受過成人成見影響的視角去觀看世界,從筆觸、形象、內容等等追求未受污染的純真、稚拙。

小朋友都喜歡塗鴉,只要有筆在手就愛塗塗抹抹,有紙就畫在紙上,沒有紙就到處亂塗。這不知算不算是人要表達自己、要有所創作的天性,反正是,小朋友看似懵懵懂懂的時候就會這樣做,好像有內在的衝動在驅使着他們。他們可能並不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要表達什麼,但心地似乎都一片澄明,不會有什麼成規,不會有範本,沒有功利計算,喜歡畫就畫,不喜歡畫就擱筆,不為什麼,甚至根本沒有目的。

可是對於成人來說,成長過程中不斷接受的訓練、學習,加到身上的條條框框多不勝數,拿起筆來,無形的擔子,可止重千斤?決定第一筆在哪裡落下也不易,有如圍棋手面對空空如也的棋盤落下第一顆棋子時,有千百個後着要計算。

在「見山不是山」之後,要重歸「見山是山」,談何容易。不過從那位小朋友的畫作中,我忽想到,何妨也這樣信筆畫畫試試,眼前,筆下,信筆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