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21日 星期三

漢字:主脈與支脈同繁衍

韓國伽倻山海印寺記事碑,漢字與諺文並用。
央視二零一年推出了《漢字五千年》紀錄片,從人類文明的視角考察漢字的發展,視野宏寬。若對漢字文化有興趣,例如喜歡書法,很值得一看。把字寫好不僅是藝術而已,領略背後的豐富內涵,對於怡情養性之裨益善,莫大焉。紀錄片的解說詞還獨立成書,是很好的參考書。

前天在這裹提到:「甲骨文研究中最艱難的一點,是一字多體。這『多』不是單位數的多,而常常是雙位數的多。」《漢字五千年》一書中有具體的數字:在一九六五年出土的《侯馬盟書》(據考證是春秋晚期晉國的官方文書,寫在石板或玉板上)中,「敢」字有九十多種寫法,「嘉」字的寫法超過一百種。


這只是晉國一國之內的情況,各諸侯國之間的文字差異會更大,可見「為了書寫便利,每個執筆者都在根據自己的喜好簡化漢字。」


做過教師的都一定知道這事實,就是每個學生寫中文都有自以為是的「創意」。我在某政府部門看過入職考試的中文作文試卷,應考者的簡化漢字「創意」令我大開眼界。簡化漢字其實是每個人寫中文時的內在需要,可說「心欲繁而手欲簡」。繁簡之別,重在寫字,認字為次。


越王勾踐劍上的
「鳥蟲書」楚文
在人人都追求簡化漢字之下,予以統一、規範就很有必要。書同文,始終有利國家民族統一,而歐洲不同民族都用腓尼基人發明的字母拼寫自己語言,千百年來語言不斷變化,文字就不斷紛繁,最終使歐洲分裂不止,至今勢所難控。


《漢字五千年》的第三集叫〈霞光萬道〉,說的是完全不同於西方文字的漢字對同邊民族、文化的影響。


漢字重於表意而弱於表音,當初紀錄的是雅言。「雅」就是「夏」,華夏的「夏」。把漢字與不同族(例如百越)的語言結合,歷程艱難。


漢字在中華大地還催生過其他方塊字,如西夏文、女書等。楚人結合自己的語言、習俗改造來自中原的文字,產生了「鳥蟲書」。湖北荊州楚墓中出土的「越王勾踐劍」上「越王勾踐,自作用劍」銘文,就是楚人的「鳥蟲書」篆字。


漢字又影響到朝鮮半島、日本、越南等地。韓國歷史上一直以漢字為流通文字,後來為了普及文字而借用漢字創造了拼音式的「訓民正音」。日本則以漢字的字根創造了「假名」和「片假名」,與漢字並存。越南創造了與漢字同用的「字喃」,類似香港的粵音字。


如果視源自中國中原的漢字為一脈的話,從一脈中支生的旁脈繁多,覆蓋了如今所謂的「漢字文化圈」。儘管一些地方有去漢字化思潮,如越南有了完全拉丁化的越南文,但漢字的文化影響仍然存在,仍有人主張恢漢字教育。各地歷史文化古蹟中,漢字作為各自祖先的文化遺傳,更無法泯除。


漢字一定不是一脈單傳的,放開視野,更覺如是。

2020年10月19日 星期一

漢字:是單脈傳承?是雙脈傳承?

王羲之書寫的《蘭亭集序》。行書之成熟,
比楷書早數百年。
多年前的舊文〈漢字「廢簡復繁」的幾個糊塗觀點〉得到署名ojcuts的網友關注,ojcuts並作這樣的留言:「漢字一向是單脈傳承,漢字分出簡繁二體雙脈傳承,中華文化也分成簡體版和繁體版,這讓人無所適從,被迫選邊站隊,是折騰人民,傷害文化。」

漢字由甲骨文算起,起碼流傳了三千三百多年,歷來不斷演變,至今成為我們認識的漢字,主要是楷體的。在這歷史長河中,漢字變化多端,每一個字如是,整體更如是。用「一向是單脈傳承」來概括這歷程,無疑不當了,泯滅了漢字演變過程中說之不盡的艱辛和精彩。


甲骨文研究中最艱難的一點,是一字多體。這「多」不是單位數的多,而常常是雙位數的多。這反映了殷商之時,隨着社會對文字的需求日趨殷切,各地紛紛自創文字,各顯其能。


這脈脈賁張的局面持續了一千多年,到戰國時期,中原逐鹿,從號稱萬國並存到弱汰強存的七雄,漢字在紛亂中不斷變化,甲骨文之後出現了金文、籀文,再演變為大篆。變化絕對不是單脈的線性發展,而是多脈的混沌演變。


這主要是由於諸侯各國各自為政,互不統屬,就連文字,也各寫各的,文字形體結構和書寫風格各異。經濟和文化發展之下,鑄字、刻字、寫字的材料和範圍都擴大了,除青銅器上的金文外,出現了陶文、簡帛文、貨幣文、璽印文、石器文、繒帛文字、兵器文,既精彩紛呈,亦導致七國之間文書難通,致使奏始皇統一天下後即統一文字,以求一令下而天下行。


文字自此統一了嗎?顯然沒有。


漢字有它的優點,亦有難以否認的缺點,就是難認、難寫。時至今日,看看小孩子和外國人學中文之苦便知道。漢字發展至楷書,認字的困難很大程度上減輕了,但書寫之難依舊,字的筆劃難記、難寫,書寫效率低,寫得好看就更難了。


中國讀書人一直在同這些困難鬥爭,務求把字寫得便捷,於是很早就發展出行書,它的最大特點是書寫快捷,主要方法是把一些筆劃或連寫、或減省,把一些字根如偏旁簡化之後規範化,建立起一套有別於正八經一筆一劃書寫的「正書」包括篆書、隷書、真書(楷書)的書寫系統。這個民間自在的系統很早熟,早在魏晉時代就隨着二王書法的出現已臻至頂峰。法度森嚴的楷書要到唐朝才成熟,比行書晚了幾百年。


此後,行書與楷書兩種風格、筆法不同的書體並行不悖,文人都能熟練掌握,按需要運筆,要楷則楷,宜行即行。寫楷書時,筆劃較繁,一板一眼;寫行書時,筆劃偏簡,筆隨情轉,很多字形簡化了,有別於楷書,是為實用的書法。兩種字體都是中華文化的瑰寶,從來沒有誰說繁簡、楷行之間讓人「無所適從,被迫選邊站隊,是折騰人民,傷害文化」。


漢字若有「雙脈傳承」的話,是正書(楷書)和行書。簡化字,很大程度上是把楷書行書化了。


只要看看每個人的手寫中文,就知道誰都在試圖簡化書寫,是否得其法是另話,因為老師都只知道要求學生把字寫好,但鮮有能教學生如何把字寫好的,香港的老師更不會教學生寫好行書。於是,「娃娃體」中文隨處可見,就是只知道一筆一劃書寫,而寫得歪歪斜斜,個個字都如亂柴堆。


究其原因,其一是只知繁不知簡,只知正不知行,不知漢字書寫從來有求簡求便的一面。


你的中文簽名是繁體還是簡體?

2020年10月14日 星期三

疊加效應,從風球到疫情

截至十月十三日的全球新增新冠病例,最下深藍色的代表歐洲。(ECDC)
香港的風季到十月已近尾聲,昨天卻掛起了八號風球。據天文台的資料,原來二零一六、一七年的十月也出現過同樣情況,但再往前,就要追溯到一九九五年。昨天的八號風球有虛張聲勢之嫌,掛起後大部分時間裹風平浪靜。

熱帶氣旋浪卡在四百多公里掠過而要掛八號風球,據天文台解釋,主要原因是香港同時受到東北季後風影響。低氣壓的浪卡主攻,高氣壓的季後風助攻,流向低氣壓的氣流加強下的共同效應難測,於是天文台就掛起了八號風球。

我們還面對着另一個主攻與助攻疊加下可能形成的共同效應:新冠疫情持續肆虐而流感季節將臨。北半球各國都嚴陣以待。


從全球角度來看,新冠病毒短期內消失的希望已幻滅,反而會隨着北半球即將步入秋冬而更加囂張。這情況已在歐洲出現,英國的日新增病例遠遠超過年初,圖表上年初的第一波,相對於當前的第二波,如小巫見大巫。印度的疫情更嚇人,很快就會超越美國成就第一疫國。


美國每日新增新冄病例趨勢(JHU)

美國不存在全國抗疫策略,疫情始終在第一波的延續下不斷蔓延。美國各個地區的新冠病毒檢測陽性率正上升,美國頂級傳染病專家福奇據此估計,病例反彈很快就會到來。圖表上已清晰顯示這趨勢。


要遏止疫情,唯有寄望有效疫苗推出了。國際間,疫苗研製的競賽已進入加速衝線階段。衝在最前頭的,是中美,誰會率先壓線?


據世衛組織十月二日的統計,全球已有42個在研疫苗獲批准進入臨床試驗,其中中國佔11個。世衛估計,今年年底到明年年中可望有疫苗面世。


在這場競賽中最先宣布成功的是俄羅斯,繞過第三期臨試驗就把一種疫苗註冊了,普京自稱已接種。這很受爭議。


英國和美國接着都有領跑的疫苗在臨床試驗中有受試者出現嚴重反應,試驗叫停了。


中國的研發一路蹄疾而步穩,雖然因為國內疫情清零而要到中東、南美、東南亞、歐洲等地進行臨床試驗,成績讓人憧憬。


據《科技日報》報道,中國疫苗研發的最大特點,是從五條技術路線、全覆蓋地進入臨床試驗。包括滅活疫苗、腺病毒載體疫苗、減毒流感病毒載體疫苗、重組蛋白疫苗、核酸疫苗(包括RNA疫苗和DNA疫苗)的五條技術路線全覆蓋研發,是科技部自疫情爆發起就進行的布局,非常有前瞻性。每條技術路線都有一至三個團隊進行研發,由不同科研和企業單位合作,包括國家頂尖學術機構以及生命科學領域的高新技術企業。


據科技部的消息,進入第三期臨床試驗階段的有三種滅活疫苗,是我國的優勢產品。


在美國,雖然特朗普不斷施壓,希望在十一月三日大選之前推出疫苗,情況卻不樂觀。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日前發布文件宣布,將以一套嚴格的審查標準來評估疫苗,其中包括「監控接種者至少兩個月」。有關專家因而認為,大選前推出疫苗幾乎不可能。強生的疫苗觸礁之後,更是如此。


浪卡與東北季後風合流,沒有給香港造成多大疊加效應,希望疫情的主攻與助攻合力亦一樣,好待疫苗穩當登場。


2020年10月13日 星期二

美國的一大不利因素


戴蒙德談到的美國另外三個問題,是選舉、不平等和對未來投資。

美國在各級選舉上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昨日提到,參議員把 80% 的時間和精力放在競選經費募捐和選舉活動上),可是戴蒙德說,由於美國選民不願投票和在種種阻撓下無法投票,美國只能算是「半個民主國家」。最近四次總統大選,都有近一億有條件投票的美國人不去投票。二零零八年奧巴馬當選時的投票率創下歷來最高紀錄,投票率亦僅為 62%。國會中期選舉的平均投票率僅為四成左右。洛杉磯最近一次市長選舉中,八成符合條件的選民棄權。


不投票的重要原因是不信任自己的政府和政客。在代表富裕國家的經合組織各國中,美國人的投票意欲最低。


第二個問題:不公平。「對於哪個民主國家最不平等問題的所有量化指標和衝量方法都指向同一個國家:美國。」例如:美國最富裕 1% 群體佔國民總收入的比例,從上世紀七十年代不到 10% 上升到如今 25% 以上。


另一方面,美國富有人家子女完成大學的概率是窮家子女的十倍。經濟不平等進而加深了政治不平等:年收入 15 萬美元以上的選民,投票率高達八成以上;而二萬美元以下的,不到五成。富人對政府、政客的影響於是不斷擴大,政府政客通過更多迎合富人的法律,代表富人的政客進而更易贏到選舉。這形成不斷惡化的循環。


第三個問題是對未來的投資,主要是政府投資。


美國在科學和技術的領導地位,讓許多人不擔心這個問題。戴蒙德卻指出:美國從前建立在受過教育的高水平勞動力和高科技水平基礎上的比較優勢正逐步消失。原因是三個趨勢 :

── 對教育投資不斷減少,這至少始於廿一世紀初。在州政府層面,高等教育撥款增長速度僅為對監獄撥款增長速度的 1/25。

── 對教育的投資回報率越來越低,與其他國家相比,美國學生的成績不斷退步,在民主國家中排名靠後。

── 各州美國人所接受教育的質量差異巨大。美國,教育職責在各州和地方政府。各州之間、州的內部的教育情況有天壤之別。於是,「儘管我們的人口總數位居富裕民主國家之首,但大多教國民並沒有接受過技能訓練。」美國的競爭對手如德國、日本、芬蘭等都對孩子作一視同仁的投資。美國可以告慰的是,這些國家的人口不如美國多。可是戴蒙德提醒:「人口總數是美國五倍的中國也正在雷厲風行地提高本國學齡兒童的受教育機會。」


美國政府財政開支到哪裹去了?── 大部分用於監獄、軍隊和醫療。醫療?是的,不過戴蒙德指出,不是用於提高國民的健康水平,而是花在高額醫療保險、高昂行政費用、昂貴處方藥物等方面。


戴蒙德最後以應對危機的 12 項因素框架對照美國,認為美國仍保有一定優勢,如文化、核心價值優勢等,但不利因素是明顯的。在從上到下、從朝到野都極化對立下,美國對危機沒有舉國共識,難以對問題作出誠實的評估。


戴蒙德最後指出:「美國還存在一大不利因素:……美國最缺乏的是向他國學習的意願。」哪怕是很多方面相似的加拿大。


無法自省,又不願取人之長,後果如何,不言自明。


(《劇變》閱讀筆記之四,完)

2020年10月12日 星期一

政治極化:美國漸進式危機

戴蒙德在《劇變》書中分兩章分析美國當今危機的四個難題,一章講其一,一章講其三。他先講美國的優勢和最大難題 ── 政治極化。

美國的優勢主要是人口條件、地理條件和民主制度。美國有 3.3 億人,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是人口數與人均產出數的乘積。世界上有不少國家的人均產出高於美國,但人口數小,實力就不如。地理條件不但使美國絕大部分國土處於宜產宜居的溫帶,而且天然資源豐富,並有兩大洋保護,長期遠離戰火。美國的政治優勢是建國 230 年以來持續不斷的民主制度。


可惜,美國「正經歷一場漸進式的危機」,尤其是「廿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 當真是美國有史以來最令人焦慮的十年」,「本應秉持民主優勢的美國政府,正因日漸偏離真正的民主而失去了部分潛在優勢」。


西方的民主制度的優勢之一「是以妥協作為運作的必要手段」,降低了施政者實施暴政的可能,也使受挫的少數群體不會癱瘓政府。


可是,美國的政治妥協傳統正在加速潰敗 ── 這是戴蒙德眼中美國最可怕的問題。問題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不斷惡化,到二零零五年更趨嚴重,不但兩黨極化對立,兩黨內部亦如是,激進派與溫和派互不相讓。民間也一樣。


奧巴馬第一個任期內(二零零八至一二年)提名的政府職人候選人有 79 位被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否決,這比此前 220 年 43 位總統一共被否決的人數 ── 68 人 ── 還多。奧巴馬第二個任期內,美國國會通過的法案數量是歷來最少的。獲參議院批准的法官人數之少也創紀錄。這就是福山所詬病的美國「否決式政治」。


戴蒙德有兩位「聲譽極高的美國資深參議員」朋友都在對政治氛圍沮喪之下退下來了,他們對政治極化以致政治妥協崩潰的原因有這樣的分析:


── 競選活動成本不斷上升加強了政治捐款人的影響力,「聽命於金錢是我們政治體制和個人生活中最大的敗筆」。一位退休議員朋友估算,大約要把個人 80% 的時間用於籌募捐款和競選活動。剩下還有多少時間和精力去治國理政?


── 航空交通方便下,議員到周末便離開華盛頓返家鄉,535 名議員中差不多有六分之一平日在辦工室過夜。議員之間關係疏離,甚至互不相識。不斷往家鄉飛也是為了籌集政治捐款。 


── 兩黨為了爭奪選票,都爭取機會「如外科手術般準確」地劃分選區,候選人於是都採取極端立場 ,只吸引那些在自己選區內的選民就可以。


採取西方式民主的發展中國家常有軍人干政,美國政治有第三世界化跡象,軍人會干政嗎?戴蒙德認為美國不同,「美國有可能發生的是執掌美國政府或州政府的黨派將不斷對選民登記加以操控,往法院裹塞滿串通一氣的法官,從而利用法庭來質疑選舉結果的合法性,然後诉諸『執法機關』,利用警察、國民警衛軍、儲備軍或者軍隊去鎮壓持不同政見者。」


特朗普至今不肯保證若敗選會和平移交權力,這是兇兆嗎?


(《劇變》閱讀筆記之三)

2020年10月8日 星期四

國家危機之特異性

戴蒙德是從應對危機的個人經驗論述到國家應對危機之道的,兩者有同有異。國家應對危機,涉及領導者、集體決策、國家制度等問題,比個人問題複雜得多。

個人面對危機,第一個是要「直面身處危機的現實」,但作為一個國家或城市,要達成「舉國共識」才能直面危機。如果社會分裂,共識難產,那就無法直面現實,要就國家、社會狀況作出誠實的自我評估更無從談起。危機可能因而一年一年拖延下去,讓泥足越陷越深,以致難以自拔。


願不願意為解決問題「承擔責任」,在個人與國家都存在兩個可能,要麼咬緊牙關、擔起重責,要麼推卸責任、怨天尤人。後者總把自己看作是受害者,總認為要負責任的是別人,以致明明自己有病了而不肯承認,反要別人吃藥。


戴蒙德指出,國家、城市危機中,有些問題是個人危機中不存在的。


例如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制度在現代社會中有關鍵作用,社會據之有規律地運作。可是制度必須與時並進,要適時革新。制度若難以更新而與時代脫節,就是發展的跘腳石。有時,制度在建立之初,建立者為避免朝令夕改而為改革設下較高的門檻。這在一二十年中不成問題,一二百年過去,門檻可能各種條件僵化而越來越高,以致把門都封死了。譬如在美國,想修改不適應時代的憲法,根本沒有可能。


又例如,領導者在解決危機中的角色。領導者角色之重要是不言自明的,問題是怎樣才能保證有才能者能脫穎而出。投票選舉可以嗎?有人說,西方的民主選舉的一個起源,是到處征戰的遊牧民族,他們要民主選出智勇雙全的領袖不難,因為誰是帥才,戰場上、馬背上見真章,有目共睹,絕不會有「靠把口」的無能之輩能得到眾人的擁戴。現代選舉完全是另一回事,只要能說會道而贏得選民歡心就可以上位,選出個騙子來不出奇。選民對自己的錯誤選擇無為力,最大的本事是若干年後,「選」他下來。你見過哪個「民主」國家領袖、官員因為抗疫失職被革職查辦?


戴蒙德又提到國家應對危機中的集體決策權問題。集體決策,而不是個人決策,是「民主」國家為避免「獨裁」的制度設計。可是這制度經過長時間的演變,已在不同「民主」國家中畸變,不但無法匯集集體智慧,反而造成政治極化,形成互相不信任的低效政治生態,使共識成為鼻尖前面的永遠吃不到的紅蘿蔔。美國在「否決政治」慣性下,產生了特朗普個人以 Tweeter 治國的空子,集體決策完全給繞過了。


戴蒙德是美國學者,對美國了解最深,特別用兩章分析美國在危機面前的狀態(其他六國都只佔一章),可是書中找不到 Donald Trump 的名字。用意是避免讓人以為分析只就特朗普施政而言,而希望讀者從美國整體去看問題。


《劇變》成書時,新冠疫情還未發生。見識了美國政府和特朗普對應對疫情之無能、拙劣,再讀戴蒙德的分析,感受更深刻。


(《劇變》閱讀筆記之二)

2020年10月7日 星期三

如何面對危機不斷的世界

二十一世紀曾給人們帶來無限憧憬,二零零零年到來時已懂事的人,相信都對那年一月一日的興奮留有深刻印象。從全球角度來看,事實卻大相逕庭,黑天鵝一再出現,讓全世界陷入持續的動盪與不安。

九一一震驚全球之後,全世界捲入了恐怖襲擊與反恐戰爭的恐懼;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等國家戰火翻飛,引發難民潮衝擊歐洲;差不多同時,以華爾街為原爆點的金融海嘯席捲全球,誘發歐洲債務危機;英國選在這時候脫歐了,美國人則選出一個蠻幹的總統,挑起禍及全世界的中美貿易戰;「上天」惟恐世界不亂,偏偏在這時候弄出讓全球人人自危的新冠病毒來。總之,危機接二連三,至今不知伊於胡底。


正在這時,讀到一本好書: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劇變》(Upheaval),其中譯本的「人類社會與國家危機的轉折點」副題,彷彿有意為當前「百年未有的大變局」寫照。


這是戴蒙德去年出版的新著。戴蒙德是人類學家,以《槍砲、病菌與鋼鐵》聲名鵲起,之後接連出版了《第三種黑猩猩》、《昨日之前的世界》、《崩潰》等廣受好評著作,講的都是人類社會的興亡、演變和命運,涉及人類的身世與未來。《劇變》把視角拉回到當代,講的同樣是人類命運,而讓人有更切身感受。


所謂劇變,是個人或社會、國家陷入某種危機之後有所應對而發生的變化。中文的危機一詞,結合了「危難」與「機遇」,富有陰陽辨證的哲學意蘊。戴德指出英文的crisis一詞來自希臘語的名詞 krisis 與動詞 krino,有「使分開」、「做決定」、「加以區分」、「轉折點」的意思,因而指的是一個緊要關頭、一個轉折點。


丘吉爾說:「永遠不要浪費一場好危機。」《劇變》一書試圖從作者個人和他居住過一些日子的七個國家面對不同危機的經歷,提出應對之道。這七個國家──芬蘭、日本、智利、印尼、德國、澳洲、美國──的經驗有成功、有失敗,還有正處於「現在進行式」的,但都有值得借鑒的地方。


重要的是,危機或遲早會到來 ,「大部分個人危機和國家危機是多年裹漸進式變化積累的結果」。他引述其他學者的研究指出,美國的城市平均每12 年會經歷一場技術危機,平均持續四年,即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時間處於危機當中。


他提出,國家危機受到 12 項因素影響:

1 對國家陷入危機的舉國共識

2 國家願意承擔責任

3 明確要解決的國家問題,劃清問題的範疇

4 向其他國家尋求物質與資金援助

5 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

6 國民對國家的認同

7 國家要進行誠實的自我評估

8 國家過往應對危機的經驗

9 應對國家失敗要有耐心

10 國家在特定情況下的靈活性

11 國家的核心價值觀

12 不為地緣政治所約束


在當今危機四伏的世界中,這 12 條到處有參照物。


(《劇變》閱讀筆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