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25日 星期一

檳城:慢悠悠中的文化糅合

喬治市炎熱下午懶洋洋的街頭,人們都躲起來了。
一直想去馬來西亞的檳城走走。一位朋友相約同遊,說是有當地友人作嚮導,還可以住在那位當地華裔閑置的公寓中,那敢情極好,便去小遊了四天。

檳城真是個宜人的地方,難怪頗得國際盛譽,從吃到住都得到廣泛推詡,東西方遊人紛至。

我有一位加拿大籍的意大利裔舊同事,到過不少地方打工,包括香港,後來轉工又去了香港一家雜誌當編輯。幾年前重遇,他神采洋溢地說已退休,住到檳城去了,原因是那裡生活開支比香港便宜,退休的老本好花得多。他的華人妻子自然也一起移居到那裡去。聽他說得開心,可以知道兩人都在那裡都過得愜意,華洋生活皆精彩。

對於香港人來說,檳城應當不陌生。較早年代,說起馬來亞風情,檳城的風頭可能更蓋過首都吉隆坡,很多藝人到南洋走埠,檳城是重點。在粵劇、粵語片盛行的五六十年代,有一首流行一時的歌曲叫《檳城艷》,由王粵生作曲,芳艷芬原唱;後來不少藝人翻唱過,包括主要唱國語歌的鄧麗君。歌中的馬來亞風光就是檳城風光。

說到鄧麗君,我倒覺得她的《小城故事》更與檳城配襯,儘管那「故事真不錯」的小城在台灣南部。

這小城其實有兩面,即古老一面的舊城喬治市,和現代一面的新城。我相信,前往作客的遊人都是奔着舊城而去的,它是檳城的身份象徵,糅合了方方面面的文化,是東方與西方的糅合,是東南亞不同民族的糅合,還有中國不同地域文化的糅合。

檳城的各種世界榮譽都是這奇妙糅合的產物,譬如:
2008年,檳城喬治市獲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2009年,獲《紐約時報》讀者票選為全球44個最佳旅遊景點的亞軍;
2010年,獲ECA國際列入「亞洲最宜居城市」第八位;
2011年,獲雅虎選為「一生必遊十大島嶼」之一;
2013年,獲CNN選進「亞洲十大最佳小吃城市」之一;
2013年,獲美國 Kiplinger 線上雜誌評選為「全球八大最佳退休城市」之一;
2014年,獲Lonely Planet (孤獨星球) 雜誌評為全球美食城冠軍;
2016年,獲福布斯(Forbes)列入「十大最佳廉價預算旅遊地區及背包旅行旅遊地點」;
2016年,獲美國 Conde Nast Traveler 列為全球十大最佳退休地第二位;
2016年,獲 CNNMoney 列為世界六大最佳退休地之一;
2016年,獲得《洛杉磯時報》 列為必遊之地;
2017年,獲美國 CNN 列為全球17個最佳旅遊勝地之一;
2018年,檳城與吉隆坡並列美國「海外生活與投資網」(Live and Invest Overseas)「最適宜退休城市」榜。

可以見到,檳城吸引人之處主要在吃和住。

《小城故事》的旋律是慢悠悠的,走進當地叫喬治市的舊城區去,那慢悠悠的步子仿佛還徜徉在百年前的歲月。

2018年6月20日 星期三

從世界杯看歐洲式民主

足球是世界上影響力最強大的運動,正在主辦世界杯的國際足球總會 (FIFA) 主辦各種世界賽事,牽涉的權力、財力,用「可以敵國」來形容並不足夠。它是另一個聯合國,從中可以窺見世情變化。

聯合國有 197 國成員國,國際足聯則有 211 個會員協會,成員比聯合國還多。它的成員主要以國家為單位,但有些國家由於歷史特權,可以用多個名義參與,例如英國 (聯合王國) 下的三個王國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都是成員。

現代足球起源於歐洲,歐洲人在國際足聯的地位超然是顯而易見的。它自一九零四年成立至今的九任會長,除了著名的巴西人夏維蘭治之外,都是歐洲人。這並不是因為歐洲的會員數佔多之故,而是實力使然。二零一八年俄羅斯世界杯 32 強中,歐洲隊佔 14 支,有十隊的世界排名在前 20 位。歐洲足球之強大,可見一斑。

以目前計算,國際足總下面六個以洲劃分的足協中,歐洲足協的成員最多,有 55 個。亞洲足協有 47 個成員,不比歐洲少很多,但足球水平差距巨大。南美洲足協只有十個會員,成員最少,卻是平均水平最高的。

從成員數字去看,歐洲足協的變化很大。一九五四年成立時,只有 25 個成員協會。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成員數量反映了歐洲在戰後形成的權力新格局。64年過去,成員數增加到 55 個,增加了一倍有多。有人說,歐洲的歷史是不斷分裂的歷史。25 到 55 之變就是這樣形成的, 最新加入的是從南斯拉夫分離出去的科索沃,還有西班牙被英國佔領了的直布羅陀。

分裂之下形成的都是所謂民族國家,是歐洲十九、二十世紀主導的民族自決概念和實踐,追求的是國家成員要效忠共同的價值、歷史、文化、語言、宗教。現實世界卻是多元的,什麼都同一的社會根本不存在。可是在歐洲,卻有一股無形的力量在不斷驅動這種朝着單元理想國發展的分裂。西班牙的「巴塞」可稱為世界最受歡迎的球隊,它所在的加泰隆尼亞就不斷追求成立自己的國家。

這股力量就是歐洲式民主的力量。這種民主用數學作決定,看似非常科學,即誰的選票多就是贏家,少數須服從多數,從另一角度來看則是「多數決定少數」。如果要作出決定的議題經常變化,也不具備原則意義,譬如要吃乾炒牛河還是肉絲炒麵,「多數決定少數」無傷大雅。但若少數是永久的少數,因為民族、宗教等問題永遠居於屈從地位,而所有涉及重大原則的議題都由「多數決定少數」,就不是長遠之計。

這根本是反「民主」的。為了追求「民主」,歐洲的分裂不斷進行,即使合了也要分,例如蘇聯一夜之間就分崩離析了。南斯拉夫分裂為八個獨立國和自治省,其中塞爾維亞和斯洛文尼亞打入了俄羅斯世界杯。

足球為什麼在歐洲特別熾熱?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足球最能刺激起對某個球會、某個國家的亢奮認同感。世界杯可以說是最能煽動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情緒的運動,有人甚至說這是文明社會沒有硝煙的戰爭。的確,對陣雙方球迷穿上統一服飾,搖旗擊鼓,揮拳吶喊,何異於兩軍對峙?

2018年6月19日 星期二

文化,農耕,世界杯

四年一度的足球世界杯又在全球掀起熱潮,「冷門」頻爆,使戰事更可觀。人口僅 35 萬 (香港沙田區的人口比它多 30 萬) 的冰島竟然逼和有美斯押陣的阿根廷,墨西哥甚至擊敗了上屆冠軍德國,都讓眼鏡跌滿全世界。今天早上看到冰島一個統計,那一仗的電視率達 99.6%!還有 0.4% 冰島人哪裡去了? 有人調侃說,都去了莫斯科。

若以球迷人口計,十四億人的中國肯定是世界冠軍,哪怕三四線城市半夜觀看德冰之戰的球迷人數,也多過冰島 100% 的人口。奈何中國足球不濟事,看的、侃的人無數,能上場到世界杯一戰的,億裡無一,湊不夠十一人上陣。

對於中國足球為什麼不成氣候,分析、評論、著述多年來汗牛充棟。世界杯一來,這話題又熱門起來。把悲痛化為冷言的則更多,譬如有人說,世界頭二號經濟大國都在世界杯中不見蹤影是天命,古人不早就說「美中不足」嗎?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員研究員文揚則從文化角度切入,認為足球是國家之間在和平時期的「文明人戰爭」,或者說「無兵器戰爭」,足球所體現的,不是別的什麼,而是一個國家在整體上還保留了多少「大文化」:強者文化、勇士文化、英雄文化、俠義文化、視榮譽為第一生命的文化。相對之下,中國則是三俗文化、吃貨文化、偽娘文化、無賴文化、不顧一切將腐化墮落進行到底的「小文化」當道。

文揚指出:「正是由於大文化嚴重缺位而小文化過於氾濫才造成了今日中國之慘狀,也就能夠明白了足球問題的根源並不在足球項目本身,而在全社會,在全中國,在全體國民。」

這自然有爭議,不久前有學者論說,中國電影中武俠片、功夫片流行,反映出中國人普遍存在尚武、俠義精神。不能否認有這種精神存在於骨子裡,觀看世界杯正是這種原始精神的發洩,但從整國民而言,勇武似乎止於旁觀,以儒家思想為主流的傳統並不鼓勵以力相競。

中國素稱以農立國,神農氏是中華民族的重要圖騰,農耕被視為重要的歷史進步,其他遊牧草原、採摘狩獵的民族被視為落後。可是中國歷史一頁一頁盡是北方務農漢民族面對外族節節敗退的歷史。

向農業發展究竟是進步還是退步?以色列學者尤瓦爾.赫拉利 (Yuval Noah Harari) 在《人類簡史》一書中的「農業革命」各章節中有相當精采的論述。他把人類向農業發展稱作「史上最大騙局」。在人類定居務農之前,人們靠採摘、狩獵過活,自由得多、舒服得多,食物多元化,營養豐富,夀命更長。定居務農,不用四處奔波,但靠天吃飯,反而更勞累;以某種農作物為主食,營養不如從前;聚居人口增加,疾病多了,暴力行為也多了。於是,經濟和人身安全都下降。

不過,平均單位面積土地就供養的人口數量上升。聚居的人口從過千人的村莊,發展到過萬人的城市。「這正是農業革命的本質:讓更多的人以更糟糕的狀態活下去。」

人類社會的「進步」,是不斷追求更舒適生活的過程,可是總在不斷給自己增添煩惱,無窮無盡的奢侈品都是這樣產生,也是這樣增煩添亂的,例如人們都已離不開的手機、電腦。

忘記中國足球吧,讓其他尚保存更多原始基因的民族球隊給我們表演好了,我們只用喝着啤酒吶喊。黑夜裡忽然遙遙傳來歡呼聲,如古羅馬競技場的回響……

2018年6月13日 星期三

「特金會」幕後的關鍵

「特金會」之前的「幕後」活動
「特金會」終於舉行了,發表了聯合聲明,如何落實會由雙方高層代表團討論跟進。對於怎麼解讀和展望未來發展,有各種看法。其中最關鍵的一點,卻是鮮見提及。

朝鮮半島局勢的遽變是在四月下旬以降一連串幕前幕後的折衝樽俎之後發生的。肇端是金正恩四月二十在朝鮮勞動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宣布:朝鮮從四月二十一日起不再進行核試驗和洲際火箭發射。接着有了四月二十七日朝韓峰會等牽動世界眼球的一系列互動。

對國際來說,朝鮮改變核武政策的確是那次會議的最大亮點,可是就會議來說這只是次要的,會議更重要的意義是朝鮮扭轉了國家發展的航向,對國家發展戰略作出歷史性調整 ── 優先發展經濟。

這使人想起中國的改革開放,改變國家命運的重要決定也是在一個「三中全會」──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作出的,至今 40 年。會議閉幕十天之後,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建交。當時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認為,中國要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必須爭取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

朝鮮要優先發展經濟,看來也有同一思路。於是不到兩個月之後,實現朝美關係的歷史性轉變。

「特金會」之前,金正恩一再到中國會見習近平,不少人認為中國「疑似」是幕後推手。這不無道理。事實上,從昨天的朝美聯合聲明,可以清晰看到中國的主張,就是中國外長王毅去年三月在北京兩會記者會提出的倡議:朝鮮暫停核導活動,美韓暫停大規模軍演,簡稱「雙暫停」。

特朗普的對朝政策,有他個人特立獨行、不按章法出牌的一面,而之前一再宣稱不惜扔核武器的強硬亦有強大的「民意」支持。不過這樣的「民意」有多大意義則是令人懷疑的。

朝美去年隔空罵戰最熾熱的時候,《紐約時報》發表過一個對 1,746 名成年人進行的調查,問題很簡單:在一幅亞太地圖上,指出朝鮮在哪裡。結果只有 36% 的人做得到,答對的比率隨年齡上升。如果改用世界地圖,答對的可能更少。美國人作為大國國民,安於其大,在世界地理上知識之貧乏屢成為世界笑柄。在 YouTube 可以找到相似的街頭訪問,受訪者都頗自信,但手指在地圖上一戮就把自信的氣球刺穿,很滑稽。

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編輯 Harm de Blij 在 Why Geography Matters (地理為什麼重要) 一書中說,地理知識是「化解孤立主義和鄉土主義的超級特效藥」,而「當美國強權可以影響世界各個國家和人民之際,美國公眾卻是地球上對地理最無知的重要群體」。

這就不能只以滑稽視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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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記:美國國務院提供了最及時的地理常識低劣例證。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十一日發表的簡報,把新加坡列為屬於馬來西亞,萬豪酒店是 JW Marriott,Singapore,Malaysia (萬豪酒店,新加坡,馬來西亞)。這難免招來世界各地網民的揶揄。

2018年6月12日 星期二

中樂:可大亦可小,個性與合群

昨天在這裡提到,宏光的周成龍作品音樂會中,雙嗩吶協奏曲《黃河謠》中「信天遊」一段如泣如訴,直可催人淚下。不想到,樂團一位朋友留言說:「嗩吶的深情演出,在台上的我感動得流下淚水」。另一位也在台上的朋友說,沒有流淚,但鼻子酸了。業餘樂團都有這樣的情況,經過艱難的排練,一旦到了台上,大家都充分投入,獨奏的、伴奏的、指揮的莫不如是,於是感染力徒增,不求感動觀眾,先感動了自己。現場演奏和欣賞,就有這種不一樣的效果而特別吸引人。

對於嗩吶,很多人不怎麼喜歡,因為太吵耳,不但聲量大,而且音色有點刺耳,總是一鳴驚人。西洋的銅管樂器也是大嗓門,但並不刺耳,還能與樂隊融和,構成整體混厚的和聲。嗩吶沒有這能耐,不但與其他樂器合不來,彼此之間也不易融合。作曲家要把中樂當西樂寫,把嗩吶當作銅管,總難達到心目中的效果。中樂交響化也因而至今有巨大爭議。

可是鐵漢柔情,在高手的手裡,嗩吶也可以「百煉鋼化作繞指柔」,把雄獅馴作小綿羊。這就是「信天遊」一段的要求和展示,演出的虞越與張可可都還是上海音樂學院的學生,身手已是非凡,不論是高音嗩吶、中音嗩吶,都被馴得貼貼伏伏,感情表現十分到位。「信天遊」是站在黃土高坡上的吶喊,不是要用嗓門感動青天,而是要用心底之情感動山溝溝那邊的我的哥、我的妹。

中國樂器不乏同樣個性突出的樂器,如板胡、京胡、三弦、二弦、粵胡等,都似突立獨行者,千方百計要從眾裡冒出頭來。即使竹笛,也清脆標新,與西洋長笛大異其趣。打擊擊樂器,與西洋的相比一樣迥異,都傾向火爆熱烈,甚至刺耳。你用洋人的去演奏中國的打擊樂,總爆發不出那種色彩、氣氛來。

中國樂器一直在改良,一個傾向是消除個性以利融合。二胡不蒙蛇皮而蒙人造纖維皮,主要就是這樣的指導思想下進行的。二胡以至整個弦樂的音色無疑統一了,利於和聲演奏,但個性弱化了。有利有弊,見仁見智。

這頗奇怪,西方文化強調個人主義、標榜個性,但在音樂上傾於融和;中華文化素稱祟尚集體主義,但中樂,特別是民間音樂,卻追求個性。就算人文柔婉如江南絲竹,亦講究在緊密的合奏中讓各件樂器都有所發揮,你進我退,你退我進。

可是在中樂普遍受西方影響而追求交響化之下,中樂的個性化樂器有淡出之勢,尤其是在大合奏中,個性突出的樂器少露面了,不受作曲家歡迎。樂隊都偏於龐大之下,獨當一面的樂器即使存在也被淹沒。而小合奏或重奏,在中樂演奏會中減少出現了。

不久前,上海舉行了第六屆「劉天華獎民樂室內樂作品徵集比賽」,並為十首得獎作品舉行了音樂會。室內樂是西洋概念,中樂很多是小眾音樂,主要用作自娛,琴簫合奏之類尤其小眾,是三兩知己的交心雅集,是室內是室外倒是次要的。

據報道,比賽評委之一、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主任郭文景說,室內樂很適合中國民樂,甚至可以說是最天然的一種形式,比西方經典的室內樂形制,比如弦樂四重奏、鋼琴五重奏要豐富得多。中國的傳統器樂,不管是宮廷還是民間,室內樂都是主要存在的樣式,尤其是民間,廣東音樂、江南絲竹、南音......都有固定的樂器形制和固定的人數組合。

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會長劉錫津則說,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中樂為了創新,出現過不少新派作品,然而「難聽的不在少數」。他從「劉天華獎」觀察到,不少作曲家開始回歸,寫出民族化的、與中國傳統文化根基相連的作品。「有些作曲家已經不寫那種用數學計算出來的十二音體系音樂,而是加入了很多中國元素,變成有中國基因的作品。雖然有些作品很糾結,還不成熟,但能看出作曲家的努力。」

希望有機會在香港聽到這樣的作品。

2018年6月11日 星期一

跟周成龍神遊中國

中國文化之廣博深厚,從中樂可見一斑,一場音樂會,不同地方、民族風格的樂曲就可以讓你神遊大江南北。宏光國樂團昨天在香港大會堂主辦的周成龍作品音樂會「天行健,地勢坤」是為一例。

對海內外喜愛中樂的朋友來說,上海作曲家周成龍的大名當如雷貫耳。他幾十年來的創作數之不盡,很受各地中樂團歡迎,常有演奏。他的作品在地域、民族風格上跨度很大,充分利用了中國地域遼闊、文化博大而深厚的優勢而勤奮創作,佳作於是源源不斷。中國不同風格的民間音樂素材非常豐富,再加上對中國深厚文化傳統上的承傳和發掘,對創作上有心有力的人來說,面對的是取之不盡的寶庫。

昨晚的音樂會就可以聽到黃土高原上山西、陝北以嗩吶為主的樂曲,磅薄大氣中不失細膩柔情,《黃河謠》中「信天遊」一段如男女對唱的如泣如訴,直可催人淚下;分別以土家族、苗族別具風情節奏和音調的樂曲,把人帶到青翠溫潤的深山;由昆曲唱腔發展出來笛子獨奏一下子又讓人回到人文溫婉的江南去;《江戀》、《天行健》、《地勢坤》就不止讓人神遊大地,而更神思古今了。

手邊有三張名為「採風集」的 CD 系列唱片,從之一到之三,都是周成龍的作品,顧名思義是作曲家到中國各地採風而成之作,多以民謠改編而成,由不同樂器獨奏為主,有時加上人聲。據介紹,都是作曲家「到邊彊、到牧區、到山區、到農村」,「廣交朋友、博採眾長 、悉心觀察、捕捉素材、精耕細耘」的成果,展示了青海、四川、山西、遼寧、黑龍江、雲南、山東的廣袤畫面。在另一個「聽遍中國」的系列唱片中,又有周成龍用鄂倫春族、蒙古族、達斡爾族等民歌創作的作品。這些都可以感受到中國不同的風土民情。

由此想到在香港搞中樂創作的音樂素材問題。香港搞中樂創的人不少,但流傳的作品並不多。曾有人分全港十八區為題材推動創作,不見到什麼成果。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難以提煉出有香港特色的音樂語言來,讓香港人一聽而覺得親切,而不只是從作品名字上知道寫的是香港。

香港全無有代表性的音樂語言嗎?不見得,香港曾經是廣東音樂的重鎮,有過呂文成等名家,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粵劇、粵曲興旺一時,在音樂上有過很多創作,至今有廣大愛好者。到粵語流行曲興起,CantoPop 成為世界現象,可算是香港最有代表性的音樂品種。可是音樂學院出身的作曲家們似乎都不對這些垂青眼。相對之下,台灣近年湧現出大批有本土特色而得到不斷演奏的中樂作品。港台文化之相異,從兩地中樂近年的不同發展可見一斑。

朋友傳來音樂會消息,是愛樂民樂團六月十七日在西灣河文娛中心的「跨世代流行經典」音樂會,演奏的有傳統的經典如《十面埋伏》、《江河水》,但讓我感興趣的反而是一些香港電視劇金曲、懷舊老歌,如《倆忘煙水裡》、《明月千里寄相思》等,不知道會有什麼新意?

2018年6月8日 星期五

反思民主,在「歷史終結」近卅年之後

票箱,票箱,……
近數百年,特別是近二百餘年來,歐洲在科學、經濟、政治三個領域都有重大躍進,三者可以具體化為工業革命、市場經濟、民主制度。三者重疊而生,都發生在歐洲,後來又擴展到美國,泛稱西方。這是人類數千年文明史的偉大成就,多少代人一生見到的就是歐洲或西方主宰的世界,產生歐洲中心論或西方中心論不足為奇。

可是對比人類數千年文明史,這畢竟是短暫的。若以這二百餘年的成敗論英雄,西方有足夠的底氣。美國建國不久即稱霸世界,至今百多年,但以為世界因此都要以美國為楷模發展就非常可笑。哪個國家可以像美國開國的白人移民那樣在一大片土地上為所欲為,把北美的土生文明從人到物都殺光燒光,然後建設新的「文明」? 並譽之為世界最先進的制度?

 說到美式民主,都會說到美國日裔政治學者福山在冷戰結束後的論斷:歷史的終結。其中有一些東西其實被普遍忽視了,他在《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一文的原話是這樣的:

「如果人類社會經過數世紀發展都朝着自由民主這個唯一的社會政治組織形式演變或聚集,如果自由民主是唯一的最佳選擇,如果生活在自由民主制度下的人民對他的生活沒有表示根本的不滿,我們就可以說這場對話得出一個最後的決定性和終結性。」

他的「歷史的終結」其實是有三個「如果」作前提的。可是冷戰結束近三十年之後,誰還敢說西方的制度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最佳選擇? 誰敢說這種制度下的人民不會有「根本的不滿」?看看自願或被逼引進美式自由民主的國家這段時間發生了什麼:蘇聯一夜間土崩瓦解;東歐諸國要麼經歷生靈塗炭,要麼生活仍受煎熬;聽話的阿富汗、伊拉克與不聽話的敘利亞都差不多全國盡毀;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不但帶來大破壞,還製造千百萬難民,如潮湧向歐洲,美歐一起搬起的石頭砸傷了歐洲的腳。

都是火的教訓、血的洗禮,對人的認知有更強烈的衝擊,更鮮明的印象,比西方教師爺、比各地都為數眾多的「公知」的說教有說服力得多。在中國,大量被西方洗腦的精英「公知」也曾經喧囂一時。美國一次又一次的身教,特別是「茉莉花革命」的迅速演變,「利比亞模式」的活活生生演示,再加上中國本身埋頭苦幹的發展,讓中國人民知道該怎麼做。今天即使把美式自由民主說得天花亂墜,都沒有用了。

正因為內地的中國人經受過太多的苦難,以為「站起來」了之後,又試過「做又卅六,唔做又卅六」地鬰悶,他們對今天的日子倍覺珍惜。每年過億人次中國人出外旅遊,見識過西方的自由民主之後都「小小羊兒要回家」,不是很好的說明嗎?

倒是在西方,反思民主 (Rethinking Democracy) 成為熱門議題。二零一零年,英國劍橋大學英皇學院政治學榮譽教憂約翰·鄧恩 (John Montfort Dunn) 在美國《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雜誌發表了《民主的正反兩面》,就福山的「歷史的終結」回顧說,二十年前,多數人相信西方民主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可是如今,「對於民主的未來,人們的既定理念似乎出現了轉變,美國公民也不得不重新審視不斷在全球拓展國家利益的美國。回溯歷史,美國的民主在漫長的歲月中歷經滄桑並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是對於遠東地區及其他地區的國家而言,美國民主卻時常被視為痛苦的根源。」

他指出,就目前的形勢發展來看,美國民主至少要回答以下三個問題:一,美國應如何重組政府機制? 二,美國為什麼要重組政府機制? 三,為什麼美國民眾要賦予政府這種權力? 特朗普上台後,這三個問題更有現實意義了。

最大的問題是,在美國制度下,美國制度可以改弦易轍嗎? 看看美國的槍枝問題、醫療保險問題就思過半了。美國權力和制度的背後是龐大的經濟利益,誰動得了? 可以一人一票解決嗎? 別癡心妄想了。

鄧恩還在《民主作為幻想、理想與現實》一文中指出:「無論如何,都不能把(西方)民主視為一種具有毋庸置疑的價值,和明確的實踐意義的政治價值觀。企圖把它說成是二者之一 (更不用說二者兼備了),肯定不是內心混亂就是政治上故弄玄虛。」

這些同樣來自西方的見解,與坊間、街頭、傳媒喊得震天價響的「(西方) 民主呼聲」大異其趣 ── 但不是更值得深思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