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24日 星期五

冰室:從復興到北上

旺角一家冰室
我家附近有一條「食街」。這街道本來沒有什麼特色,到近十年八載,食肆多起來了,說是鱗次櫛比並不為過。食肆還向與主街交接的橫街蔓延,絕大部分都是只有一個鋪位甚至半個鋪位的小店,菜式品種十分多元,南北東西美食紛呈。這些食肆的經營一定不容易,店鋪租金昂貴,食客口味難測,「這花謝了那花開」是常態。一幢新落成大夏的臨街鋪店有一家洋派的咖啡店,我打從那裡經過,常想到的是,這裡以前是一家「冰室」。

冰室是香港的土特產,外地人來到會對它摸不着頭腦。冰室其實就是茶餐廳的前身,茶餐廳也屬「香港製造」。如今到大陸旅行,很多地方都可以見到茶餐廳,都以港式口味作招徠。冰室說不定也會北上。

那家已成陳跡的冰室一度頗有名氣。它開設在一幢舊唐樓的樓下,利用特別高的樓層高度,加設了閣樓,裝修看似「五十年不變」,很可能真的是戰後初期就開設下來的,記得地面鋪着綠白相間的「紙皮石」(馬賽克),天花垂着吊扇。據說,多部港產電影曾在這裡取鏡, 相信從冰室哪個角度拍攝都滿溢着香港五六十年代的味道。

我二十多年前搬到附近居住後,就注意到這家冰室。那時,「冰室」這名字已近乎陳跡了,在香港街頭難得一見。我一直想去光顧,可總是沒有進去過。幾年前,那唐樓清拆了,如今在面積不大的地盤上拔地而起的是一座「鉛筆樓」住宅式酒店。

「冰室」讓人聯想到梁啟超。他一九一一年結束日本的避難回到中國,在天津建了一所兩層高的義大利房子,其中的書齋命名為「飲冰室」,並自號為「飲冰室主人」。「飲冰」兩字源自《莊子》的「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吾其內熱乎?」它反映的其實是梁啟超憂國憂民的「內熱」。有人說,有梁的家鄉人後來因之開設了飲食的冰室。

香港的冰室未必真這樣的微言大義。戰後的香港在復甦中興起了冷飲,又學了英國人飲下午茶,雪糕、汽水大受歡迎,供應這些小食的小店於是應運而生,紛紛名之為冰室。據說「冰室」當初不可明爐煮食,要明爐煮食得領新牌照,這就是後起的茶餐廳,而冰室亦紛紛改領新牌而「冰火」並融,但不少冰室名稱一貫如舊,雖則已名實不符,並日漸淡出市場。

大陸改革開放後,港式口味受歡迎,茶餐廳乘勢北上,但「橘過淮而成枳」,這不是說品質,而是風格變了。茶餐廳在香港是很草根的東西,大陸沿海城市的餐廳卻高檔化。香港近年出現走高檔路線的茶餐廳,其實是受到大陸的「反作用」影響。

在這貪新而又懷舊的潮流下,香港的冰室出現復興之勢。北角最近開設了一家以冰室為名的茶餐廳,裝潢新潮而懷舊,是西環一個老字號冰室東進的分店。日前到深圳,逛了少年宮的書城後,到樓上一家換了招牌的餐廳吃晚飯,竟然也叫冰室──高檔化的冰室,當然也標榜香港口味 。墊桌的餐紙上,印上關於「冰室」的說明,說至梁啟超,說到香港。

不知道天津有沒有港式冰室?

2017年2月23日 星期四

福山:憂心民主的未來

九十年代初冷戰結束時,美國學者福山認為西方民主體制將成為人類社會的終極體制,因而大膽地宣布「歷史的終結」,並因而譽滿全球。近年,世界局勢的發展讓他有所反思。《華盛頓郵報》日前報道了對他的電話訪問,題目赫然是「宣布『歷史終結』者憂心民主的未來」(The man who declared the ‘end of history’ fears for democracy’s future),報道了他自美國特朗普上台等一系列發展後對西方民主的擔憂。

「目前,正當自由主義民主 (liberal democracy) 看來在整個西方都陷入危機之際,福山也對它的前途憂心忡忡了。」福山說:「廿五年前,我沒有意識到民主國家會倒退,也沒有這方面的理論。(如今,)我認為它們是顯然會 (倒退) 的。」

這真是莫大的歷史諷刺。在西方揭櫫的意識形態中,自由與民主好像是孿生兒,是共昌共榮、相提並論的。可是回過頭去看,兩者其實都有限度,限於對象,也限於範圍。這就好像「人人生而平等」一樣,所謂「人」是有所界定的,對它的倡導者而言,「非人」者沒有資格講平等是天公地義的事,美國的黑人因此在「解放黑奴」一百年後才爭取到投票權,英國的婦女亦相似。西方列強打着自由貿易的旗號把勢力推向全世界,到第二次世大戰之後,被稱為「自由世界」的西方進一步借着自由之風向全世界推廣民主。全球化隨而大盛,成為西方自由主義民主的強大動力和載體,帶來西方冷戰的勝利。福山的「歷史的終結」結論就是這時作出的。

可是世界繼續向前發展,沒有終結之意。福山近年就自己的觀點不斷有所修訂。在二零一七年一月號的英國《展望》(Prospect Magazine) 月刊上,他發表了 America: the Failed State (美國,失敗的國家) 長文,根據美國特朗普總統上台的新發展,對西方民主「旗艦」美國式的民主大施鞭撻。

文章的最後結語是:「自由民主中的『民主』部分正在發動起義,向『自由』那一部分報復。」

這就是說,自由與民主看似聯體並生,而實際是一對矛盾。在當下,其中的自由以全球化為標誌,而民主的標誌是在美國和歐洲興起的民粹主義。民粹主義民主不但威脅到全球化,還切實地威脅到個人自由。

他看到,在這浪潮中,美國和歐洲的政治體制都在慢慢腐蝕 (a slow erosion of institutions),特朗普在不惜代價地削弱美國的民主標準,對司法系統、政治對手、主流媒體都大棒橫揮。他說:「當民主國家向自己開刀、自毀其合法性時,那麼,你的麻煩就更大更嚴重了。」

不過,福山安慰他的讀者,要有耐性,不必恐慌,局面怎麼演進還不知道呢。歐洲接着舉行的多場選舉,特朗普會在黨內遇到什麼阻力等等都有待觀察。

這個世界,怎一個「亂」字了得。

2017年2月22日 星期三

撐母語面對的現實

昨天是聯合國的「國際母語日」(International Mother Language Day)。香港很多人撐粵語──此地絕大部分人的母語,但這個日子不見得受到重視。倒是大陸的傳媒上有多篇相關文章,其中包括《人民日報》發表了一位學者寫的〈母語怎可成為「繁盛的荒原」〉,上海的澎湃網則發表了社論〈母語傳承,不能排斥方言〉。從標題可以看到,都「 撐」母語。在中國,對大部分人來說,母語就意味着方言、次方言,哪怕在北方官話地區亦一樣。在北京,相當部分北京人在家裡、胡同裡說的北京話,也是不等同於普通話的方言。

有些人對自己的語言被視為方言而不舒服,卻是不知道方言是最自然的語言,與母語是最自然的語言的道理一樣。在語言非常複雜、方言(包括次方言)非常繁多的中國,人們生活中的用語主要是方言,在家庭、在關係親密人群例如本地鄉親坊眾中使用的語言都是本地的方言,這是具體的生活用語。到了社會上,交際對象廣泛時,使用的可能是不同的共同語 ── 一種語言。珠江三角洲是粵語地區,那裡鄉下人說粵語,但到了省城廣州,要說同屬粵語的廣州話 (廣府話)。同樣,上海周邊地區的人以前到上海,要說由多種周邊方言納雜而成的上海話。

可以說,在有方言差異的社會裡,人們總是用某一種方言說話的。方言是實在的、具體的存在,你自出親胎就接觸到。

而「對於『方言』而言,『語言』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人們在口頭上使用的是『方言』而不是『語言』。」(據《方言與中國文化》一書) 也就是說,「語言」其實是個糊模的、籠統的概念。它並不實際存在,是通過它所包含的不同方言抽象而成的。在兩廣粵語區,粵語就是這樣的抽象,而它本身在中國又是一種方言。中國古有之雅言,今日之普通話、國語、華語更加是經人為加工製定的語言,是方言的一個集合體。

語言也好,方言也好,都有生命,都有前世今生而又在不斷變化成長,要在這過程中不斷吸納其他語言 (方言) 的成分,以自我豐富,加強表達能力。語言的世界就像大自然一樣,「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如今全世界的政經、科技、人文變化都在不斷加劇,語言之間的競爭更激烈。你的適應能力越是高強,你背後的政經、文化支持力量越是強大,越是能夠壯大發展。英語是這樣發展成為實際的世界語的。

在大自然中,生死相隨,在語言世界亦一樣。世界究竟有多少種語言,誰也說不出確數,大概是五六千種。可以肯定的是,語言數量不斷減少,隨時隨地都有某種語言在消亡,各國一樣。中國一些少數民族語言在瀕危以至消失了,不少年輕人都少說甚至不懂自己的母語。澳大利亞在十八世紀時有 250 多種語言,現在仍在使用的卻只有 20 多種。美國是移民國家,移民都是帶着自己的母語到美國去的,只是過了一代二代三代,母語就會在他們的家庭中消失,那裡每個華人家庭都在見證這樣的變化。

香港亦一樣。撐粵語的人自己的母語不見得都是粵語,更不必去追究他們的父母、祖父母的母語了。
**
舊文參閱:母語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hk/search?q=%E6%AF%8D%E8%AA%9E

2017年2月21日 星期二

托夫勒關於特朗普的預見

我讀書常常「不求甚解」,加上記憶不好,好些書讀過後忘之者八九,重新翻閱常有驚喜如初讀。昨天在網上得知,托夫勒 (Alvin Toffler) 二十幾年前在 Power Shift 一書中已關注到特朗普之流可能晉身美國總統行列的趨勢。我讀過這本書,卻是對此沒有留下絲毫印象。把書翻出來一看,果然有這樣的話。

這本書的大陸譯本叫《權力的轉移》,香港有台灣的博益版,叫《大未來》。托夫勒是美國著名的未來學家。他自一九七零年起每十年出版一部影響世界的書,第一本是《未來的衝擊》(Future Shock),第二本是《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第三本就是《權力的轉移》。這三本書引入中國時,正值中國從十年浩刦中走出來,開始「改革開放」。托夫勒對未來的高瞻遠矚,對中國領導層和年輕人都產生了巨大影響。他的分析讓中國人看到,中國儘管錯失了第二次浪潮的機遇,但「改革開放」正好發生在人類社會迎來訊資革命浪潮之際,是為民族復興千載一時的良機。中國在這三十幾年中創下了人類經濟發展的奇蹟,與托夫勒「未來三部曲」這三本書有莫大關係。

《權力的轉移》預見到世界會在急劇的發展中出現重大的權力轉移,指出世界在二十世紀最後十年進入權力轉移期。蘇聯解體了,美國也在沒落,連美國國內各種傳統權力結構也在瓦解,通用汽車、IBM、三大電視網絡等在迅速萎縮。如今叱吒風雲的蘋果、谷歌等等,那時要麼才萌芽,要麼根本不存在。他也預見到日本經濟的基石開始鬆動。歐盟尚在艱難組合,歐元還未面世,而托夫勒已預言歐洲的權力正從各國轉移到布魯塞爾和柏林之間。

所謂權力,是對暴力、財力和知識的運用。知識包括資訊,「捏造的事實或尚有爭議的事實,也反映了社會中權力鬥爭的產品或武器。無論是捏造的謊言、真正的事實、科學定律 ,甚至宗教「真理」都是當今權力遊戲的彈藥。」從此後恐怖主義肆虛,到最近的美國大選,可作為這段話的註腳。

在這樣的背景下,托夫勒指出大企業家日益成為大戲的主角,他們在公關人員的包裝和塑造下,名聲與荷里活明星媲美,例如大起大落的川普 (特朗普) 和在挽救福特與佳士拿汽車中反敗為勝 的艾科卡。他們的自傳成為暢銷書 ,「甚至已經展開躋身總統候選人的活動」。托夫勒看到特朗普擊敗了黨內對手成為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但未及看到特朗普真箇當選總統,就在去年六月病逝。

托夫勒在書中沒有多少關於中國的着墨,沒有預見過去三十幾年來世界最重大的權力轉移──中國崛起改變了整個世界的政經格局。

未來學仍在發展,但對於這門上世紀四十年代才出現的學科算不算科學,頗有爭議。

2017年2月20日 星期一

以治而亂:法治的流弊

中國傳統智慧的一個重心是陰陽概念,它指出事物都有相對的二元,二者既對立又可以互相轉換。中國人誰都會說出幾包含這種智慧的成語,如物極必反、盛極必衰、過猶不及……等等,說明即使是好東西,一旦過分了也會變成壞東西。中國有一本古書專講這道理,叫《反經》。

老實說,我是近日才知道這本書的。南懷瑾有一本講學紀錄叫《歷史的經驗》,講的主要就是《反經》。他開宗明義地指出,所謂「反」,就是任何一件事沒有絕對的好壞,看歷史、看政治制度、看時代變化都沒有什麼絕對的好壞;本來好的東西,過了一段日子,情況改變了,可能變成壞東西。

《資治通鑑》歷來是為政者的參考書,《反經》被視為縱橫家的謀略之說,有旁門左道之嫌則為讀書人少談。少談卻不等於不讀,《反經》其實與《資治通鑑》一起,是「兩本書歷來作為領導者政治教育必修的參考書」。

它是唐代趙蕤所著,在百度的詞條中,被譽為「集諸子百家學說於一體,融合儒、道、兵、法、陰陽諸家思想,所講內容涉及政治、外交、軍事等各種領域,並且還能自成一家,形成一部邏輯體系嚴密、涵蓋文韜武略的謀略全書。」

其中有大量過猶不及事例,如仁愛、仗義、禮樂、名器、法制、刑賞、學識、尚賢等等,只要過了度,都會成為流弊,出現反效果。例如它引用《韓詩外傳》說「士有五反」,富、貴、勇、智、貌都會向相反方向轉化:富而「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會成為反富;貴而「不以愛人行義理,而反以暴傲」,會成為反貴,同理,會有反勇、反智、反貌 (﹛男子〕貌美好不以統朝位人,而反以蠱女縱欲)。

它借用姜太公的話說,明罰、明察、明賞固然是必要的,但也不可過了頭。刑罰過嚴反而容易引發變亂;明察的同時,也要講厚道,包容一點;明賞過分,則易招貪而生怨,是為「以治而亂」。

這就如《道德經》說的:「法令滋彰,盗賊多有。」賈宜則說:「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此乖分也。」南懷瑾解釋說,一個社會法令越多,犯法的人就越多;法令規定越繁,空隙漏洞就越大。古代的例子是秦始皇的法令那麼森嚴,還是有人革命;劉邦打入咸陽,只約法三章,老百姓反而乖乖的了。

現代例子中最好的是美國,立法最繁而入獄者最多,監獄不勝負荷。真正會犯罪的,往往還是最懂法律的人。特朗普這樣的超級富豪可以不交稅,反公然以聰明自詡。

所以,法治並非如想像的好,這可能正好讓別有用心者有空子可讚。三權分立?請看看美國兩黨、兩位總統為最高法院法官空缺的明爭暗鬥。

2017年2月17日 星期五

文言雖美,難免被白話取代

買了一本吾三省編著的《古代漢語八千詞》。這是查找古文用詞的工具書,編排很有特色,有別於一般只按詞條排列的工具書,不是查找某個詞的釋義,也可以閱讀,隨便翻到哪裡讀一兩頁也有裨益。

它吸取古代類書之所長,採擇習見常用的詞語 ,按詞義的相同、相近、相關,分門別類地集中起來,以篇為單位串聯解釋,每篇釋詞從幾條到幾十條不等,一般長一兩頁,從中可以比較同類詞、同義詞的差別,又可從引述的古書原文中豐富文史知識。它也有按詞條排列的索引,要查找某個詞的釋義很方便。

隨便翻到〈發酵酒和蒸餾酒〉一篇就很有趣,讓你知道上古時代人們飲的發酵酒中味厚的叫醇,味薄的叫醨,甜酒叫醴,汁滓混合的叫醪,即酒釀,是濁酒,過濾了是為清酒。蒸餾酒技術是七百年前的明代才從阿拉伯引入的。酬酢是互相敬酒,主敬客是酬,客敬主則為酢。如今稱有酒量、有氣量為雅量,其中的雅原指酒器,大者為伯雅,中者為仲雅,小者為季雅。

〈五風十雨〉一篇說到八個方向的風各有稱謂,這就是佛印戲謔蘇東坡的「八風吹不到,一屁過江來」的八風。《呂氏春秋》、《淮南子》、《說文》 中的八風不一樣,例如香港近來澟烈的東風,三本書分別稱為滔風、條風、明庶風。「涼風有信」的涼風,據後兩書是指西南風。

從中,益發知道前人對事物指稱細緻分明,而白話文把這些都簡化了。簡化的最大好處是減了繁瑣,以簡馭繁。文言亦有以簡馭繁的優點,可是它的簡其實又繁,因為每個事物都有單字專名,特別是在先秦。如白色的公羊曰羒,黑色的公羊曰羖,黃羊曰羳。隨着社會日益紛繁複雜,漢字若不斷增加單字詞來應付新事物,字數不斷增多,會超乎人們的記憶負荷。《康熙字典》收字四萬多,誰應付得了? 為了提高固有字詞的利用率,漢字往往一字而賦予多義,以及一音多字。這顯然也不可能無限發展,以免造成語意混亂。漢字由聲母、韻母、聲調構成的發音系統,實在也無法產生足夠可以容易辨別的字音來。

於是人們想到了增加多音節詞的方法,雙音節詞不斷產生。據《漢語白話發展史》,從理論上計算,漢語的一千四百多個音節互相搭配,可組成一百九十六萬個雙字詞,三千個常用字交叉匯編則可記載九百萬個雙字詞。王力因而指出,不管增加多少新詞,漢語原則上都不需要增加新字。在白話文中,雙字詞因而遠多於單字詞。羒、羖、羳等字於是成為冷僻字,不學不記也無所謂,除非閱讀古文。

可以看到,文言文儘管有言簡意賅、文辭雅潔等優點,卻是必然無法抗拒被白話文取代的命運。然而不必把文言與白話對立起來,兩者各有所長,各美其美,偏廢其一,對個人對民族、對文化都是重大損失。

2017年2月15日 星期三

漢字:歷史功勞與現代優勢

被淘汰了的中文打字機
中華文化是當今世上唯一源流不斷、繁衍數千年的文化,原因是什麼? 香港大學前副校長李焯芬曾就此向饒宗頤教授請教,教授認為這是漢字的功勞。余光中教授亦有同樣的見解,把漢字譽為「文化長城」。

漢字長城縱橫時空,在時間上傳承了中華文化,在空間上融合了中華廣袤大地上南腔北調的族群,甚至在海外形成大中華文化圈。中國人毋須經過太多訓練就能直接閱讀祖先二千多年前的文章,感悟傳統智慧,這是世界其他文明的人們難以想像的。莎士比亞四百餘年前寫作的英語,是由古英語向現代英語演變的文字 ,原文如今在英語世界已不易讀懂了。

拼音文字易於把口語的發音轉化為文字,文字又易於還原為口語讀音,學習和傳意都堪稱方便。口語音會不斷變化,有人群內部自然而然的變化,有受外來文化影響的變化。文字經過加工成為書面語,卻有一定的穩定性,變化速度肯定落後於口語,隨着時間推移,兩者之間的差距必然越來越大。這在英語非常明顯,就是字的拼寫日益與讀音分離,大量的拼寫己讀不出當今的讀音來,根據讀音又難拼寫出文字。多年來,英國不斷有人呼籲改革、簡化英語,讓寫與讀一致,可是積重難返,見不到進展。互聯網興起後,簡化的英語「網文」和美式英語對保守勢力的壓力大增,英文與時代脫節之弊或者有望改善。

過去多以為拼音文字方便而「先進」。然而事物總有兩重性,拼音文字亦一樣,如今看來,它也有僵化之弊。文字的拼寫若要與時俱進,過去的文字就難免日益與人們的認知脫節。

漢字自然有它的不利之處,自「五四」以來,這方面的討論以至對撻伐如汗牛充棟,許多有識之士判它以死刑,魯迅甚至有「漢字不滅,中國必亡」之恨判。可是漢字在艱難地跨過了一個又一個門檻,特別是電腦資訊革命的現代門檻之後,不但沒有如一些人的判決「死於電腦時代」,還打開了豁然開朗的前景。

不久前,美國《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發表了一篇題為 Chinese Characters Are Futuristic and the Alphabet Is Old News (漢字有未來,字母老舊了) 的報道,指出代表拼音文字的 QWERTY 鍵盤曾經是世界的驕子,如今卻已落後。這是美國史丹福大學中國歷史系副教授 Tom Mullaney 的見解,他通過對中文打字機歷史和中文電腦化的研究發覺,中文在輸入電腦時能充分利用電腦的智能,你按下一個鍵,它就聯想你打的是什麼漢字;可是在英文,你按下 a 就只是 a。這是我們如今在智能手機上都知道的,即使是手寫輸入,手機也能根據筆劃迅速聯想起來,又接着通過詞組作進一步的聯想,人機互動。「換句話說,鍵入一個漢字,本質上就是鍵入一組指令。」 但是西方世界,人們大多仍在鍵盤上逐字鍵入,對電腦智能的利用不多。漢字對電腦的利用於是優於拼音文字。這一發展出乎人們意料之外。

你會在鍵盤上輸入中文嗎?──手寫輸入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