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去城門谷公園，去深圳洪湖(之一)

一塘荷夢

趁端午假期，到了深圳的洪湖公園拍荷花去。

這裡記述到城門谷公園拍荷花的文章，近日又有不少點擊，這提醒我，又到荷花盛放的季節了。可是最近一再聽到有人說，今年的荷花延遲了開放。五月底曾應朋友的邀請，一同到新會的五邑大學去，校園中有很大的荷花池，校長不無遺憾地說，今年的荷花開遲了，去年這時候，已是滿目荷花映日紅。又有人拍了錄像放到網上，說是洪湖公園五月最後一星期起舉行荷花節了，可是湖中找不到幾朵荷花。

「喲！怎麼都是綠的?」

那麼，昨天才去洪湖公園探花該正好吧?果然，花放滿塘，漪歟盛哉！那裡的荷花節原來延期了一星期舉行，舉行到本周末。據昨天所見，荷花的花期還未到最高潮，下星期可能才是最可觀的時候。

香港土地緊張，沒有幾個種植了大量荷花的湖面。城門谷公園種植荷花的水面，加起來大概只有一個籃球場大，而洪湖公園的種植水面，該以足球場計算，恐怕足有十個八個足球場那麼大。地方太大了，而且湖岸蜿蜒，實在很難估算。昨天，我在那裡盤桓了近四小時。

我是早上七時出門的，到紅磡坐上去落馬洲的火車，打算到上水轉車去羅湖過關，怎料埋頭看書之下一直坐到了落馬洲，於是在那兒過關，在福田坐地鐵到田貝站。這就拐了一個大彎，大概多花了近半小時。據去年的經驗，從C出口出站，一直往前走，上天橋越過馬路就是了。可是以售賣裝飾器材出名的田貝四路如今正大興土木，興建一條新的地鐵線，行人天橋沒有了，要沿着馬路右拐，多走幾分鐘，才有行人天橋連接到對面的洪湖公園正門去。進了門，九時剛過。

粉堆玉砌一娉婷

遊人非常多。有了去年的經驗，我知道不必在入口附近人多的地方轉，裡面大有空間可以取鏡，於是直往藕塘深處走去，目的是找一些光源、環境都比較特別的角落。

有了一些拍荷花的經驗之後，我發覺以現時的攝影器材，那怕用手提電話，也可以拍出不錯的荷花照片來。可是照片很容易流於「行貨」，「熟口熟面」，因為角度、構圖都大致差不多。怎樣才能有點新意?這是面對滿目荷花時，不斷思考的問題。出門時有點微雨，我不感到掃興，反而覺得雨水可以提供一些有所變化的新元素。誰料雨就只下了那麼幾點。

柵欄難阻我艷光

我發覺，不妨多往有樹蔭的湖邊走。在大樹遮掩下，光源會變成側光或逆光，比較有利拍攝。不利的是，荷花喜陽，有樹蔭，花就少了。我又盡量利用水的倒影拍攝，拍倒影的荷花、荷葉，其中有不同的美感和意境。

拍荷花，背景會很單調，可以利用的前景也不多。如何處理花之外的景物，就得花心思，如荷葉、荷梗的構圖，水光倒影的光與色，其他植物的枝葉等，最好能盡量簡化。蜻蜓嗎?昨天一只也看不到。

拍荷花，交點「行貨」不難，要有新意思，真不容易呢。

如光如幻，若輪若迴

藕塘深處是吾家

揉碎了一池春夢

難得清靜在荷塘

答非所問，日常應對必學

我唔知囉！

很多東西只能在校園範圍內成立，一旦離開校園，就失去意義了。你如果不能適應這一變化，而強拿校園的標準行事或量度身邊的人和事，就只會讓人失笑。最近接觸到的一個例子是答非所問事件。

在學校，學生自小接受的訓練，是答問題、作文要貼題，切忌答非所問。老師問東你答西，你肯定拿不到分。這是學生做功課、應試必須遵守的規則。

可是在現實社會中，你拿這個規則做事，無論在私在公，都一定吃虧。現實是，你常常不能為了提問者的利益，為了滿足提問者的求知欲、好奇心而把自己所知道的和盤托出，置自己或自己所屬機構的利害於不顧。何况，許多事情是你不知道的?

這即使在私人事務，例如在朋友、同事之間的談話中也會遇到。當有人問到你的私事，你出於各種原因不一定要「如實招來」。怎樣接招，要看各人的性格和待人接物技巧，或者倔頭倔腦地頂回去，或者四両撥千斤地卸除。

你若是某機構的發言人，或者有可能面對公眾或記者，甚至要就此接受訓練。朋友之間會互相尊重、講禮貌，一些明知不該問的問題就閉嘴了；公眾或記者問問題可就不客氣，可能專挑要讓你露乘出醜的問題──所謂「貌似尖銳而實質愚蠢的問題」──發問。這樣的問題，明知道不會有答案，而只不過是為了顯示記者的勇氣，如果惹得受訪者發火了，那是意外收穫，可以大做文章了。

面對大量這樣的問題，公眾人物有備而戰也就是必然的，或接受這方面的訓練，或想好應對答案。

中國外交部第一位發言人吳建民在《交流學十四講》一書中總結經驗談到，要善於「一個口徑，多種說法」；要學會「含糊」謀略；要有說廢話的能力；要懂得「迴避」之術；要善於用幽默語言應對尖銳問題。他還提到發言人並非有問必答，對假設性問題、政治上過於敏感問題可不作評論，但切忌濫用「無可奉告」。「無可奉告」作為官式語言，其實是表示「我知道，但不告訴你」。

記者與受訪者常常處於互相角力的狀態，就是爭取主動權。記者是提問者，若自覺扮演監察、揭露的角色，會處處進攻，要牽着對方的鼻子走；受訪者就要反制動，提防語言陷阱，於是答非所問不可避色。

黑格爾在《哲學演講錄》中提到這一招：否定問話的前提。一個例子是一詭辯家向某人質問：「你是否停止打你父親了?」這限制你只能答是或非，都表示你曾打過父親了。某人回答：「我從來沒有打過他。」以答非所問避免了落入語言陷阱。

香港的記者面對政府官員，都自動或者接受了編輯部的指示，提出大量類似的尖銳而愚蠢的問題，布置語言陷阱。要回應，就常得答非所問，例如用「搭橋法」，借力使力，跳到自己要說的話題去；或者用「電腦語言法」，把自己當作電腦答話機，單調地重複標準答案。

英國前首相貝理雅(布萊爾)非常善於答非所問，他的常用技巧包括：反詰法，例如反問你怎麼不問某某這個問題?他是怎麼回答的?；轉移視聽法，例如說「若你問某某這個問題，他一定尷尬死了」；鑽牛角尖法，例如被問到母性時說，你說的母性包括養父母嗎?母性是否也涵蓋母貓?聽說貓也非常愛子女。

同事給我看某報一篇評論特首梁振英答非所問的文章，我為之失笑，以為評論者是老師，在評梁振英的考試答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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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http://english.stackexchange.com/questions/42292/polite-way-to-refuse-to-answer-a-question

戰鬥不關乎政治宗教，只關乎水

也門一景

香港在上世紀的六十年代經歷過大旱，要實施每四天供水四小時的嚴厲措施。今天在也門，也有類似情況，每月供水約36小時。不同的是，香港多雨，雨季來了，水荒就過去；而且有大陸作靠山，後來得到「東江之水越山來」的紓緩。也門要靠地下水，前景就堪虞了。

也門屬於熱帶沙漠氣候，年降雨量只有50毫米(香港是1400毫米)。在八十年代，首都薩那打井已要打到六十公尺(大概二十層樓)才到達地下蓄水層，今天打井竟然要打到850至1000公尺。這超過當今世界最高的摩天大廈。前幾天看到一個消息說，中國要在長沙興建世界最高摩天大廈，高838公尺，有220層。

也門本來的15個蓄水層中，如今只有兩個可能持續供水。每當一個蓄水層斷水，就有新的衝突發生。

我們都知道水與油不相混，可是在也門，水與油的關係密不可分，水的問題，是因為油而起的。

這要追溯到七十年代。那是石油戰爭興起的年代，波斯灣的石油生產及其他基建踏進興旺時期。這吸引了二三百萬也門男人離鄉別井到沙特阿拉伯等國去打工，農村勞動力大量流失。男子去了開發化石能源，可是在缺乏勞動力的家裡，女子要打柴作燃料。林木因而大量被砍伐，山地出現嚴重的水土流失，進而使季節性河床受破壞。這些河床本來是也門最好的農地，一年可收三造，盛產著名的也門咖啡。很多農民為此改種對泥土肥力要求較低的其他經濟作物，最受歡迎的叫 qat，一種供嚼食的非洲茶，對人有害而會上癮，據說也門八成半成年人都好嚼 qat。種 qat 不必沃土，卻要豐水，大量種植進一步消耗也門不多的水源，使地下蓄水層受到更大破壞。

於是，也門有人說，也門有兩大毒品，一是qat，一是油元。被吸引去賺取似乎很易賺的油元的也門人，到沙特阿拉伯等地方做的是非技術工作，如今，他們大都被遣返了。也門過去幾十年有大量油元外匯，因而不務其他經濟發展，沒有發展製造業。也門人沒有學到技術之下回到自己的家園，發覺水源涸竭、農村凋弊，難以找到工作。

Thomas Friedman 問那兩名各有十名子女的也門鄉村領袖，到他們的十名子女又各有十名子女時，從哪裡找水?兩人開始時都支支吾吾，說「阿拉會打救」之類的話，後來又說可以把海水淡化。可是昂貴的成本怎麼解決?

也門人口，一九六零年只有五百餘萬，一九七五年有七百餘萬，到二零一一年已突破二千五百萬。

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發生過無數次因為人口生長失控、對環境開發過度以致文明毀滅的悲劇。這樣的悲劇有些發生在史前，有些發生在與其他文明隔絕的地方，例如太平洋的海島上，因而為人忽視。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崩潰：社會如何選擇成敗興亡》(Collapse)一書在這方面有非常豐富而可信的論述。至今，人們仍在重蹈這樣的覆轍。

也門一名軍事領袖明確地說，戰鬥「與政治無關，與穆斯林兄弟會無關，它關乎水」。Thomas Friedman 說，在也門，古老的意識形態之爭已成為奢侈品，現在爭奪只是水。

(中東爭什麼，下)

三個父親36名子女背後的災難

敘利亞已成鬼域

世間的問題常常非常複雜，由許許多多的因緣造成。有時，你以為問題簡單明白不過，輕率下個結論，就好像股市升了跌了立即有專家出來用幾句話指出因由一樣，往往會大錯特錯。假若事情不發生在身邊，你隔岸觀火，判斷就更難了。日前一連讀了 Thomas Friedman 從中東發回《紐約時報》的幾篇專欄文章，對中東戰禍經年的問題，有了迥然不同的認識。

Thomas Friedman 近年以《世界是平的》一書聲名大噪，最近為拍攝一部紀錄片訪問了也門、敘利亞等國。也門、敘利亞都不斷受到戰火蹂躪，敘利亞是從所謂「茉莉花革命」之後陷入嚴重分裂以致炮火連天的；也門的戰鬥沒有那麼激烈，但不同政治力量之間的武力對抗其實更經年累月，那裡有阿爾蓋達勢力盤踞，美國很多年前就以武力介入。

對於這兩個國家和鄰近地區的動蕩，人們很容易把問題歸咎於宗教、民族以至文化等。爆發了「茉莉花革命」之後，問題似乎更簡單了：是民主與獨裁的問題。Thomas Friedman 一篇文章的題目是 Tell Me How This Ends (告訴我這怎麼了結)，語中直有無語問蒼天的沉痛。問題顯然不是民主勝利了，就可以應刃而解。

他在其中一篇文章的開頭說到一個「有趣」的事實：他的紀錄片中有四名主要人物，兩人是也門的鄉村領袖，一人是「自由敘利亞軍」的領袖；三個人共有36名子女，分別是10個、10個、16個。

這一事實很好地點出了問題的一個癥結：人口失控地膨脹。使問題進一步惡化的另一癥結，是水。另一篇文章的題目是 Without Water, Revolution (無水則革命)。當然，這裡有政府的管治失誤問題，政府的無能使問題惡化至難以收拾，以致天下大亂。文章說：「這裡的真正問題是，經過50年的人口膨脹、環境失治和教育停滯之後，其中某些國家看似誰也管治不了、哪個意識形態也管治不了。」Thomas Friedman 很悲觀，所以才寫下了那個無語問蒼天的題目。

敘利亞處於中東的重要戰略位置，是各方勢力角力之地。在前敘利亞國王亞薩德的年代，強人統治下的敘利亞卻又是局勢以至醫療衛生都較好的地方。這使當地人口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大幅上升，人口又從農村擁入城鎮。本來只有二千人的小鎮，竟然可在約十年間變成為40萬人的城市。政府卻無法提供足夠的生活設施，教育、醫療、就業等等迅速惡化。據聯合國報告，在二零零六年到一一年期間，敘利亞六成農田受旱八十萬農民牧民受災。一旦發生革命，年輕的人口提供了大量革命的生力軍。

文章提到另一「有趣」的事：上述那名「自由敘利亞軍」領袖在介紹他的領導班子時是這樣說的：我的侄子，我的表兄，我的兄弟，我的表兄，我的侄子，我的兒子，我的表兄……。

這告訴人們，敘利亞正在進行的，是一場為個人、為家族生存而進行的戰鬥。

Thomas Friedman 把這稱為一場超級風暴，它在迅速膨脹了的人口遇上敘利亞現代史上從未遇到過的大旱，又加上政府無能、不同外國勢力上下其手，而美國又因為先後在拉克和阿富汗弄得焦頭爛額之下爆發。

(中東爭什麼，上)

領着津貼去學習的美事

培訓：第一天，坐下；第五天，拿去傳真。

一位退休同事回來探班。這位同事一向愛烹飪，以前就經常自製各種美食請同事享用，回來探班也例必帶來好吃的。這次探班，又帶來了芝士蛋糕。芝士蛋糕，不新鮮了，以前也吃過她炮製的，但同事說，這蛋糕有點不同，是以新方法製造的。一吃果然不一樣。其中的蛋糕部分不像一般用餅乾製成，而真的是蛋糕。

這位同事的學歷較低，過去做的是傳遞工作，身體也不大好，有點殘疾，但做事熱心，也好學，退休之後，繼續尋求進修，這蛋糕就是進修的成果。據她的描述，參加的估計是僱員再培訓局的課程吧，學製西式糕點。我一邊吃着芝士蛋糕，一邊了解她上課的情況，頗增長了一些認識。

同事上的是全日制課程，要上課二百四十幾小時，即要一個半月。這應當是面對失業或無就業人士的，有實践、有理論。坊間的烹飪班，每課教你造兩款糕點，而上課時間只有一兩小時，怎麼造得來?原來很多食材已是成品或半成品，先給學員備好了，學員不必動手備料。而僱員再培訓局的課程，要求學員自己一手一腳備料。

有些課程很吃香，要讀上不容易，還要面試等。要面試的原因之一，相信與學員可以得到津貼有關。那位同事，讀完了課程，可以拿三千多元。「有嘢學，有錢攞」，這算上是世間美事。津貼根據學員的條件有區分，年紀較大、教育程度較低的，津貼多一些。聽同事說，有些「同學」不滿意，那是屬於不到30歲，有中學程度的一群。

據同事估計，「同學」的平均年齡在四十歲上下。同事可能屬於最年長的了，還打算去打工嗎?答道，有機會的話做做兼職吧。其他「同學」看來差不多，即使年輕的，也不怎麼積極找工作。有一位不到三十的，老師覺得可以向這一行業發展，給他介紹工作，他卻是不願做，寧願繼續「待業」。同事知道一家高檔超市的曲奇餅部招聘售貨員，於是鼓勵一位約三十剛過的「女仔同學」去做，這「同學」卻只願做製餅師。熱心的同事很不理解：你該先踏足這行業，再謀進一步發展嘛，怎能一步到位?

同事還想接受煮咖啡的培訓，不過要先「過冷河」，就是不可以在規定時間內上太多的培訓課──拿太多津貼。過去也聽到，有人根本無意就業，卻為了打發時間又拿津貼去接受培訓。

到僱員再培訓局的網頁瀏覽一下，當中「盛況」令我眼界大開，提供的課程號稱「以市場為導向，就業為本，靈活配合市場變化」；合作的提供培訓的機構有115家，培訓中心有四百幾個，提供具市場需求及事業前景的培訓課程達八百多項，涵蓋近三十個行業。其中，陪月員證書課程就有近三十個。「一般就業掛鈎文憑課程」的每日津貼，由70元至153.8元。

在周邊經濟迅速發展下，香港不得不應變，九十年代初成立的僱員再培訓局在其中着重要角色。從同事反映的情況看來，這些培訓不一定起到重大作用，更令人擔心的是，有些人根本沒有想過要跟上變化的步伐。

爆竊：加州壞消息接二連三

日前，又接到美國加州的親戚傳來壞消息：又遭賊人入屋爆竊了。算來，這是近一兩年第四回聽到這樣的消息了，先後發生在兩位親戚的家中，每人的住所都一再遇刦。再打聽，還有一位親戚遭賊人光顧，停在家門前的汽車被打碎玻璃搜掠。

親戚以前三次被爆竊，都是家中搬了空城計之下發生的。最新的一回，是親戚夜裡在家中獨睡時被賊人闖入的。賊人用強光電筒照着驚醒的事主，強使大被蒙頭、不得聲張。親戚期間的所受之驚嚇一定非同小可，令人聞之心寒。

更令人心寒的是這樣的治安環境。親戚住的是彼邦人愛住的獨立屋，這樣的房子比較容易招盗，一旦出事呼救也較難。親戚吃過虧之後，已加強了保安措施，不想仍然重蹈覆轍。

我直接的反應是，事情與加州的經濟環境有關。稍作網上搜尋，發覺確有一定關係，但可能還有其他因素。

根據最新的二零一一年統計，加州的暴力罪行比率下降到了一九六八年以來的最低點(每十萬人413.3宗)。當年的爆竊案比率則上升了2.6%，是為每十萬人613宗，但仍然比一九六六年的高峰值下降了一半。以罪案發生的比率計算，加州目前其實處於自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的最低水平。

不過由於總人口大幅上升，罪案的絕對數字是另一回事。加州目前有三千八百萬人，比六十年代增加了一倍。可想而知，罪案的絕對數字難有改善。這從在囚人數不斷增加得到反映，到處的監獄都有「爆棚之盛」。這不僅是加州的問題，也是美國全國的問題。對應的方法之一，是監獄重組計劃，就是把「非嚴重、非暴力、非性侵犯」的囚犯，從州級監獄轉移到縣級監獄。這些囚犯一旦經轉移，常常就因為監獄不勝負荷而提前釋放了。

這引起很大爭議。加州的監獄重組計劃二零一一年十月實施後，罪案隨即增加。美國二零一一年的全國爆竊犯罪率有所下降，可是加州上升了。這一年的前三季數字下降2.4%，第四季卻上升4.5%之多。這正是在監獄重組計劃施行之後的事，予人立竿見影的感覺。三藩市一個志願團體則發表統計說，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加州69個人口超過十萬的城市當中，有40個的暴力加爆竊罪犯罪率上升了。這是二十年來最大的罪案惡化情況。

加州的罪案受害人的組織今年年初已要求給重組計劃煞車。這不但影響到加州，也影響到美國全國的同類計劃。沒有人可以確切知道監獄重組計劃與罪案上升是否有直接關係，但人們有所擔心是很自然的。

再說經濟。加州的失業率已從二零一零年中的12.4%高峰回落了不少，最新的二零一三年四月統計是9.0%。相對之下，紐約是7.8%，得克薩斯州是6.4%。可見加州的情況不如人意。

二零一三年快過了一半，已有人在展望明年的經濟了。英國《金融時報》今天一篇文章有這樣的標題：2014，美國經濟復蘇之年。自二零零九年起，每年到了這個時候都會有類似的預測，希望這一次是準確的。

「放下心中的牛」

日前翻出一行禪師的幾本書，手邊有一本是《放下心中的牛》，是一位曾到梅村修習的朋友送的。這是禪師在某個禪修營中一次開示的題目，也是書的第一篇文章。重新瀏覽了，覺得不妨摘錄下來：

記得我在第一個禪修營，告訴大家要「放牛」。如果人擁有太多牛，就沒有時間做其他事。可能你們當中有很多人沒有聽過「放牛」的故事。

有一天，佛陀和弟子在森林裡修習，他們以正念吃午飯，然後準備進行問答環節。那時候，一位農夫匆匆走過，見到佛陀便問：「請問你們有沒有見到我的牛?」

佛陀問：「什麼牛?」

「我擁有的牛之中有六只，不知道為什麼都在早上跑掉了。我種植的三畝芝麻，今年又全給昆蟲吃掉。我失去我的所有。」

佛陀回答：「親愛的朋友，我沒有見到你的牛，或許你到另一邊去找。」

農夫離開後，佛陀微笑着對眾比丘說：「親愛的比丘，你們是多麼幸福，任們沒有牛可以失去。」

有時候，我們擁有很多，以為這些東西對自己很重要，以為它們會為自己帶來安樂。但當我們深入觀察，可能會發現它們其實是幸福和快樂的障礙。如果你懂得放下，把「牛」釋放，幸福就會出現。

在那次禪修營中，我叫參加者把自己的「牛」寫下來，然後深入觀察，看看它們是否真的重要，是否真的能為我們帶來幸福快樂。假若不是，則要把「牛」釋放。可能我們覺得這樣才會快樂，那樣才會幸福，然後執着於這些觀念。這些觀念就是我們的「牛」，大大的「牛」。如果得不到某個職位，你不會快樂，那便是一只「牛」。有時候，我們的「牛」是一些宗旨、一些意念，以為沒有某些東西就不可能有幸福。

有些國家實行一些宗旨五十年，甚至七十年，令無數人民受苦，到最後才原意釋放這些「牛」。最難釋放的「牛」，是你對幸福和快福的觀念。你以為沒有這只「牛」，你便不能生存，然而，你確因為這只「牛」而受苦。

一行禪師又在講「逢佛殺佛」時講到一個人們熟知的故事：有個鰥夫回家發覺房子燒毀了，五歲的兒子也不見了，殘垣斷壁之間卻有一具小兒的焦尸。他深信兒子燒死了，把焦尸火化的骨灰日夜帶在身邊。兒子其實被強盗搶走了，一天夜裡逃回來，敲門找父親。帶着「兒子」骨灰的父親卻怎麼也不肯開門。終於，他真的失去了兒子。

一行禪師指出：所知障是開悟的最大障礙，如果我們囿於既有的知識不能自拔，那麼就喪失了超越知識、成就開悟的可能性。

人們在學習過程中都慣於通過概念上的思辯來學習，禪卻提倡真實的體驗。在禪的公案中，常見到禪師拒絕回答問題、或只說一些「無厘頭」說話的情況。禪師其實完全有能力引經據典解釋一番，不這樣做，是要把弟子從思辯的世界中拉出來。執着於思辯，無助開悟。

一行禪師說：「禪的世界就是無須概念、純粹體驗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