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中,日本人非常拙於外語。國際間有這樣的笑話:在國際會議上有兩難,一是要印度人閉嘴,二是要日本人開口。這是假定彼此以英語交流而言的,是拿日本人說外語之笨拙開玩笑。一位經常與日本人打交道的朋友最近給我留言,卻改變了我這一印象。
日本人學習外語欠佳是他們的母語造成的。日語有所謂五十音,由五個元音配對十個聲母產生,沒有韻母,發音相對其他語言簡單得多。日本人長大後,要學習有韻母的外語,口舌便不靈,以至不敢張口。
可是那位朋友卻說到一些日本人學習粵語和普通話的熱情:我認識幾位在香港工作多年的日本朋友能說不少地道的香港廣東話。朋友不久前與這些日本人以及他們能說漢語普通話的日本友人聚會,能講一些香港廣東話的大受友儕羨慕,非常自豪。
另一位網友則說:認識一位在香港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日本人,除了懂幾句簡單的打招呼粵語,堅決不說不學粵語,你「在他面前說他壞話他也不曉得」。網友相信,這與他自認為高人一等有關。
這情況也發生在大量近年南來廣東、香港的同胞身上,一位朋友說,在粵三角常遇一些南來打工的服務員,每天面對操粵語的人以千百計,可就是堅持一句粤語不學不說。朋友說十年八年前,你說粵語,他們甚至會用普通話兇你;如今,情況有點改善,只是你說粵語,他會回以普通話。
以前,周總理鼓勵幹部到了一個地方要學當地群眾的語言,以深入群眾,而群眾路線是中共得天下的「三大法寶」之一。這法寶應是從前人學來的。
移居他方的人,是不是主動融入當地文化中去,要看有沒有足夠的動機和動力,也要看外部條件。在外國各地的唐人街,不少老一輩華人識不了幾句英文。他們沒有高人一等的階級觀念,不求騰達,只求在可能有嚴重歧視的環境下抱團生存。
努力學習當地語言的,通常有高於生存的動機。很多教士、僧侶精於語言學習,甚至是由語言學者晉身的。美國語言學家丹尼爾.艾弗列特 (Daniel Everett) 以傳教士身份到亞馬遜叢林與皮拉哈人 (Pirahas) 前後生活三十年後,寫成非常好看的《別睡,這裡有蛇》( Don’t Sleep, There are Snakes) 一書,是這種生涯的絕佳寫照。
朋友佩服十六世纪以來欧洲東來的傳教士,其中有人研究粵語,編成字典。的確是,他們堪稱是粵語研究的拓荒者,留下大量可貴資料。其實早自漢代始,東來的天竺和尚就從事這樣的工作,學習漢語,翻譯佛經。這樣的群眾路線,可傳教,可為政,都為了得天下。
那位與日本人多接觸的朋友還說,老一兩輩的日本人大都不學外語,島國的自我優越心態非常嚴重,吸收西方知識全靠專業翻譯的書刊。日本人翻譯外國書刊之勤快是出名的。但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全球化及數碼年代到來,日本知道嚴重吃虧了,開始重視學習英語。最近十年,學好中國語也成為年輕日本人的外語學習潮流。
他接觸到的日本年輕人,被公司派遣到香港和中國其他城市工作,一住五至七年,公司都要求他們必須學好當地語言。在一般日本人心目中,香港是國際大都會,東西文化薈萃,人文風土具有獨特魅力,於是對粵語有特殊興趣。
不久前,讀到九十後日本記者藤田祥平到深圳考察後驚呼「自己 (關於中國) 的『常識』被從根本上顛覆了」,從而向日本的前輩建議,「請賣掉已經讀完的英語教材,買些中文教材回來。這意味着去參與一個充滿經濟機會的市場。」
從根本上來說,語言是工具,工具掌握越多,越有利於競爭。不明白為什麼一些人缺乏這樣的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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