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從日本到中國

一位朋友在 fb 給這裡昨天寫的博文〈單語雙語，各有利弊〉留言，說到日本方言之間的隔閡，讓我增長了見識。再到網上一搜尋，日本方言之複雜多樣，令我大吃一驚。

朋友所言的情況，是多年前從一位上了年紀的日本朋友口中聽來的，這讓他知道原來小小的島國日本，自古以來方言繁多。據說，直到上個世紀初，不少東京居民還聽不懂來自大阪的人說的話，而大阪人又聽不懂北海道的人說的話，諸如此類。那位日本朋友說，現在全國通用的日語，是隨着留聲機、廣播電台在日本發展而通行起來的；到上世紀六十年代，電視機也普及了，以東京口音為基礎的日本語隨而在全日本普及，由東京口語形成的書面日文通過報章推廣到全日本，全國學校亦統一以之為教學用語。這就是日本的「普通話」，全日本國民今天沒有人不琅琅上口。

據維基百科，日本本土語分為東日本方言、八丈方言、西日本方言、九州方言和琉球日語方言，共五種。每種方言之下又細分、再細分，枝繁葉茂。譬如東京方言不過是東日本方言之中的關東方言之中的一種，在同一層次，還有東關東、西關東、首都圈方言；而東京方言之內又有江戶言葉方言與水手言葉方言之分。大阪話則屬於五大方言之中西日本話中的近畿方言。這就難怪東京與大阪兩地的人溝通困難了。

方言是同一語言的變體，族群流動之下，互相受地理阻隔，交通不便，再加上戰亂、政治等人為因素，隔山隔水的人群各自發展，一段日子之後，語言就會出現差異。往歷史追尋，則可以在語音、語法、語匯上找到共同的來源。它們彼此可以視為方言關係。

中國早在西漢時就有楊雄寫成《方言》一書，首先使用「方言」這詞，注意到各地話語不同，並作了紀錄。方言在當時就是相對於已在人群中形成的共同語「通話」而言的。「通話」也叫「通名」、「凡語」等。

這種在漢民族之間使用的共同語產生在什麼年代，還難以確定。可以肯定的是，夏商周和春秋時期，中原地區就形成了共同語，叫「雅言」，這就是包括孔子在內的諸子百家在列國之間往來爭鳴時使用的語言。孔子是魯國人，三千弟子來自五湖四海，方音不同，而孔子講學時用的是大家都懂的雅言。

出現科舉後，各地學子要考取功名，非得掌握流通的共同語不可，於是歷代都有由朝庭下令編寫的韻書，以統一語音，這不只是為了吟詩作對用的。到了明清，這稱為官話，即英文之 mandarin。至晚清和民國改稱為國語。

普通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為了顯示民族平等而採用的名稱，用現在話語，是為了「政治正確」。按定義是，普通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通用的現代標準漢語」。可是實際上，普通話已不僅是「現代漢語」，而是真真正正的中國「國語」了。

有需要「必也正名」乎?

單語雙語，各有利弊

全球化的時代是強調溝通的時代，包括語言溝通、思想溝通、信息溝通、技術溝通、物資溝通，等等。中國對應全球化的名稱「互聯互通」，或許更突顯這個時代的特點。

什麼的互聯、什麼的互通，都離不開語言，這是一切信息的基礎。這時，如果你只懂一種語言，吃虧就大了，你起碼得掌握雙語。你懂對方的語言，而對方不懂你的語言，誰更有利是明顯的。個人如是，國家如是。香港提倡兩文三語，培養的人才該有較大優勢，這與香港得天獨厚的地緣優勢相匹配，內外兼得，海闊天空。

在這個時代，英語是事實上的世界語，以英語為母語的人自然「着數」。可是事物總是得失、利弊並存的。英國人和美國人有這樣的「着數」之下，學習外語的動力都不足，以致雙語人才短缺。英國《金融時報》曾經刊文指出，英國青少年如今已不必為學習外語煩惱了，法語己掉出英國 16 歲學生必學的十大科目之列。一個吊譫的事實是，他們一旦學會一種外語就可能失去以英語為母語的優勢，因為在國際會議上可能要被逼以外語發言。為保「優勢」，不學外語算了。

目前資訊科技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是語言翻譯，已有即時傳譯機。我不知道它們的實際應用價值有多大，是否可以應付包括網上信息的情報分析、篩選、翻譯。據美國網絡戰專家 Adam Segal 說，美國缺乏明白哪些外國信息最重要的語言專家，相對之下俄羅斯和中國有很多知識淵博的人才，他們勝任從英語材料篩選情報的工作。

莫名其妙的英國脫歐居然會發生，據英國傳媒說，也關乎英國欠缺外語人才。「英國的兩個政治權力中心——議會和小報——幾乎都只通曉一種語言。因此，英國人隨隨便便地就投票支持退歐，對於歐洲其他國家將作什麽反應一無所知。」

美國由五百多名兩黨及無黨派市長與商界領袖組成的「美國新經濟」組織 (New American Economy) 去年針對美國語言人才發表了一個調查報告，名為「別失敗在翻譯之上：外語技能在美國就業市場日益重要」。報告說，美國二零一零年對雙語人才的需求約為 24 萬，至二零一五年，需求達 63 萬，增加 1.6 倍。能操雙語的金融經理、編輯、工程師等高端職位的需要增長最快。二零一五年招聘能說中文──別假設是粵語──人才的職位增加了兩倍多。要懂西班牙語、阿拉伯語的，增加一點五倍。美國銀行招聘的職位，有三分之一須懂外語。

在香港，大學生畢業後進入職場打拼，懂兩文三語是基本要求，不妨打開任何招聘刊物、網頁看看。兩文三語缺一 ──例如不懂普通話 ──可以嗎? ── 可以考慮配備智能翻譯機，若老闆通融的話。

法國總統的豪言與粵語

對於自己的母語，人都會有特殊感情。語言是廣義文化的產物，鍾愛自己的母語，是出於鍾愛自己的文化，而一種語言能不能在語言淘汰賽中生存下去，又取決於經濟、政治實力。隨着網絡世界出現，其中又滲入高科技元素。於是，愛護自己的母語不可偏執於語言本身，否則，可能適得其反，用意識形態作主導則是別有用心了。

法國總統馬克龍不久前訪問非洲國家布基納法索 (Burkina Faso)，在大學發表演講時對青年學生說，在非洲大陸隨大流說英語是沒有前途的，而法語有未來，法語的魅力和吸引力不應只屬於法國，並進一步激動預言，法語將成為非洲第一語言，甚至有可能成為世界第一語言。

布基納法索是西非的法國前殖民地，法語是官方語言，人口不到二千萬。在法國以外，法語主要在各個前殖民地中使用。殖民地時期，大英帝國也把英文推廣到「日不落」的各個殖民地去。戰後，殖民地紛紛獨立，英法勢力向本士收縮。英語卻得到強大的美國接力傳播，法語的地位則持續下降。法國人一直對自己的語言非常自豪，對此十分不忿，力圖抗擊英語文化滲入，設有法語事務部。儘管如此，法語在國際間的應用，難與英語同日而語。

馬克龍的豪言被譏為癡心妄想，英國報章不吝譏諷，連西非傳媒也揶揄一番。他的豪言不是絲毫沒有根據的，非洲法語國家很高的人口出生率可能讓他憧憬。而在歐洲，英國脫歐了，又為法語在歐洲大陸再興起燃點希望。

可是在英語成為國際主要溝通、商務語言之後，又成為網上語言主流，在國際上形成強大的路徑依賴效應。非洲青年長大後，接觸到外部世界，亦難免要學習英語、使用英語。

一種語言是否會成為共同語，取決於各種因素，語言的優劣是其次，更重要的是語言背後的文化、經濟、政治實力。

在一個不同語言或方言交集的地方，其中政經文化中心的語言或口音，會自然而然地成為主流，周邊人群會不自覺地向它靠攏。珠三角粵語區以廣府話為標準是必然的。在上海發展的過程中，當地主流口音經歷了以嘉興、蘇州、寧波話為主導的變化，最後形成上海話。如今，當地又出現普通話主導。在地方語言中心之上，從國家到世界，都有更強大的語言「磁場」，這是各種元素的綜合力量。

在中國，語言角力最激烈的是中原地區。漢語本身是綜合產生的，不但是原華夏族內各種方言的混合，也融合了南北東西不同外族的語言，是「胡言亂語」的結果。吊詭的是，藉着入主中原而亂了漢語的不同民族的「胡言」都式微以至消亡了。

各種語言、各種母語都值得保護和傳承，要做的是去蕪存菁，發揚光大。更重要的鞏固語言背後的實力基礎，否則撐什麼語言都是空話。在香港，有些人撐粵語、撐本土而大講粗口，適可暴露了這些人的淺薄無知，和別有意識形態用心。

深圳梅園，花影如幻

深圳梅園，花好月半圓

日本人之學習英語漢語熱

在我的印象中，日本人非常拙於外語。國際間有這樣的笑話：在國際會議上有兩難，一是要印度人閉嘴，二是要日本人開口。這是假定彼此以英語交流而言的，是拿日本人說外語之笨拙開玩笑。一位經常與日本人打交道的朋友最近給我留言，卻改變了我這一印象。

日本人學習外語欠佳是他們的母語造成的。日語有所謂五十音，由五個元音配對十個聲母產生，沒有韻母，發音相對其他語言簡單得多。日本人長大後，要學習有韻母的外語，口舌便不靈，以至不敢張口。

可是那位朋友卻說到一些日本人學習粵語和普通話的熱情：我認識幾位在香港工作多年的日本朋友能說不少地道的香港廣東話。朋友不久前與這些日本人以及他們能說漢語普通話的日本友人聚會，能講一些香港廣東話的大受友儕羨慕，非常自豪。

另一位網友則說：認識一位在香港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日本人，除了懂幾句簡單的打招呼粵語，堅決不說不學粵語，你「在他面前說他壞話他也不曉得」。網友相信，這與他自認為高人一等有關。

這情況也發生在大量近年南來廣東、香港的同胞身上，一位朋友說，在粵三角常遇一些南來打工的服務員，每天面對操粵語的人以千百計，可就是堅持一句粤語不學不說。朋友說十年八年前，你說粵語，他們甚至會用普通話兇你；如今，情況有點改善，只是你說粵語，他會回以普通話。

以前，周總理鼓勵幹部到了一個地方要學當地群眾的語言，以深入群眾，而群眾路線是中共得天下的「三大法寶」之一。這法寶應是從前人學來的。

移居他方的人，是不是主動融入當地文化中去，要看有沒有足夠的動機和動力，也要看外部條件。在外國各地的唐人街，不少老一輩華人識不了幾句英文。他們沒有高人一等的階級觀念，不求騰達，只求在可能有嚴重歧視的環境下抱團生存。

努力學習當地語言的，通常有高於生存的動機。很多教士、僧侶精於語言學習，甚至是由語言學者晉身的。美國語言學家丹尼爾．艾弗列特 (Daniel Everett) 以傳教士身份到亞馬遜叢林與皮拉哈人 (Pirahas) 前後生活三十年後，寫成非常好看的《別睡，這裡有蛇》( Don’t Sleep, There are Snakes) 一書，是這種生涯的絕佳寫照。

朋友佩服十六世纪以來欧洲東來的傳教士，其中有人研究粵語，編成字典。的確是，他們堪稱是粵語研究的拓荒者，留下大量可貴資料。其實早自漢代始，東來的天竺和尚就從事這樣的工作，學習漢語，翻譯佛經。這樣的群眾路線，可傳教，可為政，都為了得天下。

那位與日本人多接觸的朋友還說，老一兩輩的日本人大都不學外語，島國的自我優越心態非常嚴重，吸收西方知識全靠專業翻譯的書刊。日本人翻譯外國書刊之勤快是出名的。但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全球化及數碼年代到來，日本知道嚴重吃虧了，開始重視學習英語。最近十年，學好中國語也成為年輕日本人的外語學習潮流。

他接觸到的日本年輕人，被公司派遣到香港和中國其他城市工作，一住五至七年，公司都要求他們必須學好當地語言。在一般日本人心目中，香港是國際大都會，東西文化薈萃，人文風土具有獨特魅力，於是對粵語有特殊興趣。

不久前，讀到九十後日本記者藤田祥平到深圳考察後驚呼「自己 (關於中國) 的『常識』被從根本上顛覆了」，從而向日本的前輩建議，「請賣掉已經讀完的英語教材，買些中文教材回來。這意味着去參與一個充滿經濟機會的市場。」

從根本上來說，語言是工具，工具掌握越多，越有利於競爭。不明白為什麼一些人缺乏這樣的常識。

深圳梅林：千樹萬樹梅花開

香港有傳媒日前報道，大埔某道觀梅花盛開。有朋友相約踄涉前往拍攝，結果大失所望，說觀內只有梅樹數株，且花事已過，只餘幾朵梅花可供入鏡。朋友與陸續而至的其他拍友都敗興而回。我與這位朋友相約昨天到深圳梅園去拍攝，所見大不一樣了，得以興盡而返。

梅花主要生長在江南各省，香港濱臨南海，梅花鮮見。間有種植的，不少是孤梅一樹，越顯梅花高潔。種植較多的是嘉道理農場，朋友傳來農場花訊說，梅花和鐘花櫻桃都盛開了。不過以梅花而論，一河之隔的深圳真不可同日而語。

昨日從梅園的介紹資料知道，梅園所在的深圳梅林區經近年努力經營，在區內種植的梅樹已數達一萬餘株，梅園是其中的亮點。

中國很多地方愛從本地山川人文特點取名，以梅為名的，很可能曾經梅樹廣植。大埔消防局旁有幾株白梅，不遠處有梅樹坑。我曾走進梅樹坑公園尋覓，卻不見梅花蹤影。深圳的梅林如今是個頗大的社區，有地鐵九號線貫通，區內設幾個站。梅林區位於塘朗山南麓，當地山上原來曾經遍種果梅樹，以生產梅子。後來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梅林消失了，空餘梅林之名。

當地管理當局近年決定恢復梅林的原來生態風貌，為社區營造獨特的文化內涵。為此，組識過專家論證，並派人到廣東梅州的梅花養殖研究所考察。從二零一零年起，梅林區以梅園為中心，引種多個經馴化改良的梅花品種，梅林綠道、梅花山公園、梅林公園、梅林一村、梅東三路道路綠化帶等，都大量種植，初步形成梅樹「成片成林」之勢。

我幾年前摸索着去過梅林公園，也在梅林區路旁見到以梅樹作路樹，卻是不知道還有梅花山公園。回來細看地園，才知道這公園就在梅園背後的山上。山上有梅林水厙，有梅林綠道繞水厙而走。

前年的梅園，設施很簡陋，如今大有改善。新建的洗水間內，沖廁、洗手等都自動感應操作。

昨天並非假日，梅園的遊人卻不少，大都是來拍照的。男方老少都有備而來，一些大媽聯群結隊，除了帶備包括反光板等講究的攝影器材，還有不同服裝。有來自拍的，也穿上梅花圖案的旗袍。

梅園種槙了五個品種的梅花，即潮塘宮粉、桃紅宮粉、美人梅、朱砂梅、綠萼梅，顏色、大小不一，花期有異。入口處的潮塘宮粉、桃紅宮粉，花開正盛，細看，花蕾滿枝，看來還有梅花二弄、梅花三弄上演。山坡上，一些品種還在蓄勢待發。經那位熱心的管理員指點，看到美人梅林子裡，第一位「美人」搶先露出俏面了，特點是花蕊點點殷紅，似美人酟唇。

梅花一株孤放，更能彰顯梅花之高雅脫俗；而梅花千樹萬樹，如海似雪，則可讓人胸懷擴展。兩者兼而欣賞，似更可領略梅花「一花獨報天下春」之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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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去梅園：到深圳坐地鐵蛇口線(2號線)，到僑香站下車，走C出口，橫過僑香路，到對面右轉，走約三四百米，左轉入安托山九路，走約三百餘米是北環大道，從行人隧道穿越，出口處右邊即是梅園。宜帶備糧水。

白沙灣：帆影，水色，天光

白沙灣：帆影，美食，星空

新月白沙灣

生活在香港，對星空該久違了。前天傍晚在白沙灣海上一抬頭，見到一天繁星，讓人驚喜。

在香港市區，不能說一顆星星也看不到。夏天的晚上，我曾一再在陽台仰望，努力細數能看到幾多顆星光。結果最多是十餘顆。視力好一點的，興許能多數出幾顆若隱若現的，相信頂多有廿顆。香港夜晚的華燈，燦似銀河落地，天上則失色了。有時在新界，會特意仰望夜空，亦失望。曾看到有人在香港拍出星軌旋天、銀河貫空的照片來，是到西貢萬宜水塘附近通宵不寐拍攝的，可知香港與神秘天宇的聯繫並未切斷，只要你願意付出努力去親近。

對這樣的星空，我感到陌生，但招呼我們到白沙灣船上去的朋友很熟悉。朋友熱愛乘風破浪，有一艘遊艇，一艘帆船。遊艇泊在白沙灣，可招呼朋友上船享受海上清風，並親手烹製美食款待。他更喜愛駕上帆船，遨遊碧海。

原來，在香港揚帆暢遊的活動範圍比我想像的大得多。我在陽台可見到帆船在銅鑼灣避風塘進出，每到周末，有帆楫結隊的盛況。都是早上出海，向鯉海門方向駛去，太陽快下山了，便迎着夕暉歸航。

朋友卻告訴我，他揚帆出海，不僅可竟日而遊，且常常航行到香港某個海灣，夜泊一宿，天明再啟航，如是者三天兩夜，才倦遊回到白沙灣。向南，可以暢遊港島南岸與維港，到南丫島吃海鮮；向西，可以先到長洲度一宵，繞大嶼山到珠江口轉一圈，再到屯門黃金海岸夜泊；向北，可繞香港美麗的後花園西貢，賞覽靜謐幽深的印洲塘。

那天，登上朋友的帆船到牛尾海轉悠了約兩小時，非常愜意。天氣難得的好，正值大寒，卻一點不冷。早上，天空還布着密雲，天文台預報說有幾陣雨。在遊艇會吃過午飯，陰雲就開始消散。到了海上，雲淡風輕，冬陽荏弱。在海面閃爍銀光中，煙霞如紗，遠山海島，層次掩映。遠處，有帆船比賽在進行，船帆都鼓得虎虎有生氣。

這樣「瀟灑走一回」的付出其實不少，並不輕鬆，這是就「船長」而言的。駕駛帆船大有學問，朋友受過專門訓練，又有經驗，可以一人控帆掌舵，而其實勞心勞力。好在另一朋友有點經驗，給他打打下手。

回遊艇上，用二胡與一位琵琶高手朋友合作了《漁舟唱晚》，回首船外，佳景正天造地設。一彎新月升起，反射着落到釣魚翁山後面太陽的光輝，在黯淡了的天幕上特別耀眼，黝黑的天際線之下，海面和岸邊燈火點點。

朋友還善烹飪西餐，回到遊艇上，他又忙着張羅吃的，炮製了焗羊腿。對於羊，我並不特別垂涎，對羊的羶腥有抗拒，每次都淺嘗輒止。遊內蒙時，當地人說，好的羊不羶，他們也不喜歡吃羶腥的羊肉。可是這樣的羊肉難得吃到，還有人說，不羶腥的算是羊肉?朋友捧上來的焗羊腿，卻就是一點不羶腥，味鮮肉嫩，讓我一吃再吃。佐餚的，還有浸了幾年的上好梅酒。

值得把朋友的烹飪心得紀錄下來，因為知道有不少朋友這時候又為羊肉大動食指了：
選用羊腿 (羊架價高肉少，不划算)，自然解凍(不要浸水解凍)，稍沖洗，抹乾；用刀在羊腿兩邊插孔，塞入剝好的蒜頭十餘顆；灑鹽，給羊腿「按摩」；灑黑胡椒粉，再「按摩」；撒上香料迷迭香 (rose mary)，不妨多放；用兩層錫紙包裹，置入焗爐 (用焗爐最高火力的八九成) 焗 45 分鐘；倒出肉汁血水，以備加入約三粒 OXO 調味料製成醬汁；若羊肉還嫌太生，可稍返焗；切件上桌。

飽吃後在船頭聊天，談話中不乏人生睿智的體驗和總結，是非常豐盛一天的裊裊餘韻。船隨着水波靜靜漂移，那彎新月一會兒左，一會兒右。天上雲層又滿布，坐上小艇回岸時，星月都隱沒了，只留下美麗的記憶。

語言消亡，就在澳門香港

一種語言的誕生不容易，但可以很快消失。在當今迅速發展的全球化時代，這默默地發生着，就在我們身邊。澳門土生葡語 Maquista 就正在這樣的命運中掙扎。據說二零零零年時，會講澳門土語的人估計只剩五十人，多數是老人。二零零九年，它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極度瀕危」語言。十八年過去，懂澳門葡語的老人陸續離去，它應當更瀕危了。

英國《衛報》的記者最近到澳門就此採訪，報道了澳門土語的近況，和一些有心人的努力「拯救」行動，包括在澳門藝術節上演土語戲劇，字幕要翻譯為英文、中文、葡文。不過這些有心人不敢樂觀，「相信 Maquista 終將消亡」。

以前也聽說過澳門有這樣一種土話，但從不在意，也沒有接觸過。想接觸可能不難，到澳門的老字號葡餐館，那老邁的店主，可能是葡人，也可能是與嫁予葡人的華人，或許會說。

Maquista 是一種雜交語言，即 creole language。這是指在某個時空由不同語言，可能兩種，可能更多，混合而成的語言，所謂洋涇浜是也。在長期演變下，混合語同原來語言越來越疏遠，未必能溝通。澳門土語的形成經歷了不同時空。十六世紀上半葉，一些葡萄牙人到馬六甲落地生根，葡語與馬來語第一次混合。這些葡萄牙人蛙跳到了澳門，語言又融合了粵語。其中還可找到葡萄牙人航海貿易沿途的其他語言痕跡。

很多葡萄牙男人與澳門本地女子結婚生子，家裡說的就是這種土語。到澳門辦起教育，學校裡教的是葡語、華語，視土語為不正規，會禁說禁用。土語於是只能在土生葡人之間、在家庭裡使用，逐漸邊沿化，以至瀕於消亡。

但這畢竟是一個群體的母語，如一位拯救 Maquista 者所說「是我們的語言，是我們的過去」，拯救是要「奪回真正代表我們的文化和我們的精神的東西」。

能起死回生嗎?很悲觀，土語雖然有其文化和歷史價值，但不再有溝通功用。如一位在網上教澳門土語者說，這就等如把父母用過的一本筆記本、一個茶罐珍重保留，明知沒有用，但捨不得丟棄。

這樣的事情也在我們身邊、我們身上發生。我們的祖輩，多半從某個鄉下而來，說的是鄉下的語言。即使是香港土生的，當年的語言不會是如今的粵語，而可能是圍頭話、客家語，甚至是蜑家話。香港的年輕人會說祖輩「土得丟渣」的家鄉語麼？圍村裡還會有圍頭人、客家人，可能自中原某地、江西某地流徙而來。流家泛宅的蜑家人則絕大部分已上岸，作為一個群體，已消失在社會裡。蜑家人流布廣泛，各地的蜑家話與本地話混合而不同。香港蜑家語，何止是「極度瀕危」語言?

事物的發展有客觀規律，有些東西，眼看着它消亡，為之難過．惋惜，但無可奈何。給它們在博物館裡留個位置，可能是最適合的。

法治減少了個人自由?

現代社會都講法治，很難想像一個地方沒有完善的法治而能現代化。但對法治有五花八門的理解。於是一些人明明做着有違公眾利益、明明犯法的事，卻在高喊法治精神。

對法治，常常是從相對的角度去認識的，例如相對之於人治。在人治中，掌權者置身於法律之上。這樣的人治，中外社會都有過，常見於王權社會。可是法治也是通過人去執行的，這就有治人者是不是賢人，善不善治之別。猶如刀是好刀，使用者善不善操刀，效果絕不一樣。所以法治與人治也並非載然相對。

殖民主義者在撤出佔領地時，往往留下了制度和法律，只是縱觀世界，戰後魚貫獨立的原殖民地多半一榻糊塗。依樣畫葫蘆之下，民生、經濟、政治都泛善足陳，法律反成為一些人上下其手的工具。

法治可以是「以法治國」 (rule by law)，可以是「依法治國」 (rule of law)。法治這用語，先秦時期的法家著述就採用，是以法治國的政治思想，目的是成霸業，如晏子之言：「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現代的法治除強調以法治國、依法辦事，更強調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約權力、保障權利等價值、原則和精神。

法治對權力的制約和保障，對個人和政府都一樣。在個人，西方價值觀中最大的權力是民主、自由，這構成西方的人權。法治要制約民主、自由權力，就形成矛盾。吊詭的是，民主與自由又是一對矛盾，民主靠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運作，多數即使只比少數多一票，也可以凌架於少數之上，是所謂「多數暴力」。少數的意願被剝奪，談何自由?自由主義民主 (liberal democracy) 正在這個根本意義上引起西方一些學者反思。歐洲和美國的民主制度運行得越來越不暢順，不同政黨以不同方式競選上台，都管治乏力，為反思提供了大量例證。

就法治與自由這對矛盾而言，換一個角度去看，卻並不矛盾：治律其實無意限制人的自由。

法律的最重要意義，不在於懲罰，不在於讓人動輒得究，讓人時刻處於恐懼之中。法律的最大目的，是通過立法提倡、彰顯社會大多數人都同意的價值觀念，為人定出一定的行為標準。必要的執法，是時不時敲敲警鐘，以儆效尤，保證社會有效運作，目的不是懲罰違法的人。

人的自由是不是因此而減少了?我以為，並沒有，只是受到制約，人其實是還是有絕對自由的。法律規定不可為非作歹、作奸犯科、殺人放火。可是你要做還是可以的 ── 你絕對有做的自由，只是，你得願意承擔自己的責任，甘心接受法律的裁決，所謂「食得鹹魚抵得渴」，誰制止你吃鹹魚來了?但執法者努力制約傷害別人自由的行為，這超越了個人自由。

法律雖有嚴肅性，許多法律其實不會嚴厲執行。什麼事情都嚴厲執法，根本行不通，有執法成本問題，也有擾民之嫌。譬如關於公共衛生、行人過馬路、吸煙等等法律、法例，其實都屬備而不用、引而不發，主要為了指導市民行為。就此可以說，法律不外人情。人情都理解的法，何須勞動執法者嚴厲執行?

人情是常人可感受之情。公然攔馬路、斷交通，公然扔磚頭、辱警察，而大言不慚言公義，豈是香港常人接受之情?既然要有這樣的行為自由，承擔責任好了。

新移民學習粵語的動力

維港今天早上的精采

香港是個文化大熔爐，這與美國有點相似。在語言上，美國的主流語言是英語，不同國家到來的移民都主動學習英語這一強勢語言。香港的主流語言是粵語，社會上九成的人說粵語。可是粵語的強勢顯然在弱化。這可以從外來人口──工作的、定居的──學習粵語的能動性感覺到。

戰後，香港人口猛增，廣東各地、大江南北都有人不斷湧來，操着不同方言。說的廣東方言就混雜，有屬於粵語次方言的順德話、四邑話，有異於粵語的客家話、潮州話，還有外省的福建話、上海話、國語。這些語言不但在街頭巷尾，從街坊鄰里聽到，看電影、聽電台也聽到。那時有大量國語電影、國語流行曲，還有潮語的，舞台上有不少潮州戲、潮州音樂表演。但人們都努力掌握粵語，社會上說各種口音粵語的人很多。一些藝人甚以明顯的上海、潮州口音的粵語作「招牌」，沒有人以之為忤。

當時的現實是，在香港謀生搵食，非掌握粵語不可。

幾十年過去，情況改變了。一方面是第一代移民的下一代、下下一代土生土長，洗脫了父母的原籍口音，而且對國語有認知。另方面，內地新來移民學習粵語的積極性下降。我的感覺是，社會不似從前各種南腔北調五音雜陳了，要麼說國語 (普通話)，要麼說粵語，此外是英語。

……昨天傍晚的精采

源自內地的移民可按學歷略分為二，學歷高的 (包括海歸的) 學粵語的主動性最低，有些可以說根本沒想過要掌握這種限於本地的方言。主要原因是在生活上、工作上缺乏學習動力。以前，你起碼要到街市與人溝通。現在，不與本地人溝通，生活照樣過；到超市買菜，可以不說一句話。高科技鼓勵你切斷人與人的直接溝通。更何況，本地人說國語的能力提高了不少，他們體諒你學習粵語之困難，會主動說你的語言，間接鼓勵這些人放棄學習被一些北方人視為「鳥語」的粵語。

在較高學歷者的工作環境裡，就更沒問題了。幾天前到一個文化機構去，開門的女士一開口就是普通話，看來根本沒有考慮來者何人。在他們的概念中，他們說的是全國通用語言，你不懂是你的不該。進一步是，他們會覺得不必學習你只在小地域流通的語言。

一位有個中原媳婦的朋友對此深有感受，因為媳婦到香港定居幾年了，至今不說粵語，看來也無學習之意。

可是不能說所有內地新移民都不學粵語，注意一下會發現社會上有不少努力學說粵語的新移民。譬如到酒樓吃飯，到超市、便利店買東西，到剛結束的工展會搶購……可以從口音發覺一些店員、售貨員是到港生活不久的。她們 (多數是女性)，可能因為學歷較低，只能到職場的低層謀生，要與公眾打交道，非學習粵語不可。

這些人也有拒絕進入主流社會的，例如住在天水圍等較偏遠地區的，年紀偏高，會缺乏走進社會的動力，而樂於與「同聲同氣」的鄉親抱團生活。

我不拒絕普通話，且努力去學習，但為一些人到了香港而不知粵語之精采而可惜。

晃眼又一年，怎麼解釋?

公曆元旦過去，農曆春節一個月後又來臨。日前，已為朋友寫過年揮春了。不少朋友慨歎，日子過得真快，一晃眼又一年了。感到「老去光陰速可驚」的，多是上了年紀的「老友記」。年紀越大，越覺得時間過得快。為什麼?

時間變化的速度不會時快時慢，你感覺時光之箭加速了，肯定是主觀感受使然。但為什麼年長了會有這樣的感覺?而年輕時沒有?這是一個謎題，關乎人對過去的感知，不少心理學家有專門研究。

英國女作家 Claudia Hammond (克劳迪娅·哈蒙德) 寫了一本書  Time Warped: Unlocking the Mysteries of Time Perception，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譯本叫《錯覺在或不在，時間都在：人對時間的感知如何形成》，其中一章名為「飛速流逝」，說的正是人年紀越大越覺得時光加速的感覺。

時間總是不緊不慢的流逝，但在人的不同主觀感受下，譬如為趕時間焦灼地候車，與愛人甜蜜地相偎，一分鐘就長短懸殊。不過一般而言，對短時間的感受不會因年齡不同而有異，小孩子對一天的感覺，與成年人沒有多大不同。對較長時間跨度，例如十年，感受就很不一樣。

踏進二零一八年，對十年前有什麼深刻記憶?北京奧運，劉翔退賽，汶川地震，三鹿奶粉，金融海嘯，奧巴馬當選，香港爆出艷照門，西班牙奪得歐洲杯……，怎麼都是十年前的事了?

有人用數學比例理論來解釋。對一個小孩，十年可能是他生命的全部，而對於你卻是人生的若干分之一。只是這解釋不了對短時間的體驗。即使對於長者，出外旅行兩三天，可能就覺得離家很久了，一個兩星期的歐洲遊更顯得漫長。

有人提出，對時間的距離的感覺，會據記憶的清晰度來判斷。如果一件事在記憶中模糊了，我們便會覺得它發生在較久以前。可是這不好解釋年長了對短暫記憶衰退而對長遠記憶較清晰作出的判斷。

又有一個理論叫「懷舊記憶膨脹」（retro bump），這主要是對發生在15-25歲間，即從青春期到成熟期之間的記憶。人的大腦這時發育成熟，人對自我身份有了認同，在走向自立過程中不斷面對人生的種種第一次，各種事件層出不窮，人生充滿新鮮感。對於小孩，各種新鮮感更多，注意力隨時會被身邊事物吸引過去而浸滛其中，一只小狗，一只蝴蝶，一顆露珠……，他們最懂得享受每個當下。

新鮮感充沛，時間仿佛延長了，而這樣的事情隨着年長、生活趨於穩定而減少，生活甚至變得單調，缺乏驚喜。儘管度日如年，可是時光一過去，反有飛逝之嘆。

朋友昨天傳來蔡瀾的一篇文章說得好：「老了，我們也要以孩童般的率性純真看待世間百態……生活一定會變得有滋有味，有情有調。」

一個「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之勢

正想花點時間搜尋一下美國學者 Larry Diamond 關於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論述，特別想了解他近年對世界民主浪潮的觀察，不想今天早上就讀到一篇相關的精采綜述。若自己到網上和圖書館搜尋這樣完整的資料，恐怕花上百倍功夫也辦不到。

這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講座教授王紹光的文章，題為《人間正道是滄桑》，長八千多字。去年年末，上海舉行了「二零一八年，中國與世界新時代的樣子」年度論壇，王紹光發表演講，上文是他的演講文本。內地觀察者網發表此文時還有個副題：「當中國政體從被質疑到引起西方恐慌」。

王紹光在北京大學(與李克強同班)畢業後，負笈美國，後任教於耶魯大學政治系。蘇聯解體後，美國專家到莫斯科「教路」，他曾隨行，對蘇東波的政經轉變有不少觀察。他的演講開宗明義，說明講的是世界政治大勢，是三十年來「天下大勢，浩浩蕩盪，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之「勢」。

從一九八七年算起的三十年間，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正合中國人說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一九八七年，美國總統里根到西柏林勃蘭登堡門前向蘇聯喊話：「摧毀這(柏林)圍牆。」誰也想不到，這標誌着東西方冷戰的圍牆三年後真的倒了。蘇聯隨即土崩瓦解，東歐各國悉數變色，西式民主浪潮看似席捲世界，西式政體有走向全球勝利、走向「歷史的終結」之勢。美國接着揮軍伊拉克，策動一個個顏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民主浪潮更加勢不可擋。「中國崩潰論」隨之高唱入雲。

有「民主先生」之稱的 Larry Diamond 自此為宣揚西式民主勞心勞力，著述繁多。他是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美國國務院和美國開發署的顧問，更是美國政府資助的民主基金會機關刊物《民主研究》自一九九零年創刊至今的主編。

他不斷發表的著述顯示了一個從意氣風發到遲疑沮喪的清晰變化。在九十年代，他認為「當今世界盡在民主革命掌控之中」，在「邁向民主鞏固」，「全球大勢：建立民主的世界秩序」，預言「在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的某一時刻，世界將迎來第四波民主化浪潮」。進入新世紀後，他發表的文章在標題後面卻經常出現問號，看來信心下降了，如「巴基斯坦開啟了未來的逆流嗎?」，「普世民主?」，「中東歐開倒車了嗎?」，「為什麼阿拉伯世界沒有民主?」

二零一四年，「民主衰退日益惡化」這樣的標題出現了；接着更有「直面民主衰退」，直言「民主衰退最讓人擔心的層面也許是，西方(包括美國)自身民主的功效、能量、自信都在不斷下滑」。二零一七年，他意興闌珊了，只發表過「自由民主是否存在危機?」一文。

對西式民的憂慮當然不限於「民主先生」一人，如王紹光指出，不僅西方主流輿論開始關注，西方主流學者們也開始自我懷疑。去年十月，近五十位研究民主理論的重要學者聚集耶魯大學，討論題目是「民主是如何分崩離析的：它可能在發生美國嗎?」(How Do Democracies Fall Apart：And Could It Happen Here?)。與會者有這樣的結論：「目前這種趨勢再持續 20 到 30 年，民主就完蛋了」。

香港的泛民注意到這樣的大勢嗎?

南極冰層下的迷團

南極一角

對於大自然，包括氣候變化，科學家還有大量解不開的迷團。一個例子，是南極冰層莫名其妙的變化。《自然》(Nature) 網一篇相關報道用上這樣的字眼 the baffling rise and fall of sea ice around Antarctica (南極周邊海冰莫名其妙的增減)。關於北極海冰減少，傳媒有很多嚇人報道，關於南極變化就就少得多。有的話，都是南極哪裡的冰層斷裂了，在海上形成巨型冰山，這通常發生南極洲的西面，即接近智利的一邊，是南極考察隊較易到達的地方。

很值注意的是，最近幾十年的紀錄顯示，南極冰面的面積不斷在時伸時縮中擴大，到二零一四年達到最高峰，然後在去年大幅減小到自一九七九年有衛星探測紀錄以來的最低水平。沒有人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不過《自然》網一篇報道指出，衛星觀察只能準確量度南極冰封的面積變化，而不能量度冰層和其上雪的厚度變化。積累的雪會把浮冰壓到水裡，這變化就更無法量度了。

南極冰面的變化很難預測，這使南極觀光旅遊存在不少風險。二零一四年以來，隨着南極海冰減少，南極觀光熱鬧起來。二零一六年，估計有五十艘遊輪載了三萬五千遊客到南極海面觀光。二零一七年可能吸引更多人。這主要發生在靠近智利的南極西部。在澳洲那邊，海冰變化較大，海面有時會忽然冰封，困住觀光遊輪。

南極之謎還有另一方面。南極洲其實是個水火交併的世界，科學過去在那裡發現了47 座火山。英國愛丁堡大學的科學家去年有更大發現，他們分析南極洲西部過去的陸海空探測數據，然後對比衛星的太空探測數據，據火山的圓椎形特徵發現了 91 座新火山，高度從一百米到接近四千米。世界有不少火山帶，火山最密集的是東非火山帶。南極西部新發現的火山帶，比東非更密集。相信那裡還有不少火山未被發現。

這些火山有的可見，有的在海底，多被陸上或海底的冰層嚴嚴封鎖。這引起嚴重憂慮：這些火山有多活躍?過去有過怎樣的發展史?萬一某座火山特別是海底被冰層包裹着的再爆發，會有什麼後果?

地球目前的火山活動，主要發生在一萬餘年前冰川期結束後從冰川下裸露出來的地區，例如冰島、阿拉斯加。那裡的冰川融化後，壓力釋放，火山於是活躍起來。這情況會不會在南極發生?

《自然》網的文章提出了多個疑問：為什麼南極與北極的的冰幾十年來一增一減?南極冰面增長幾十年後忽然從猛減，會不會持續下去?兩極冰面的變動幅度是不是比人們想像的大?為什麼關注南極冰層變化的電腦氣候模型，都一直預測南極冰量下降，而事實卻相反?還有，對於大氣、海洋與海冰之間的互動、反饋，電腦模型缺少了什麼，而人為因素有多少?

全球暖化、氣候變化的預測都是靠電腦模型推算出來的，這同經濟專家的預測沒有多少差別，而經濟專家預測失準是常見的。

西方科學界有這樣的說法：所有電腦模型都是錯的，不過這不代表電腦模型無用 (All models are wrong, but that doesn’t mean they are not useful)。

電腦模擬是虛擬的，有別於真實世界。歷史紀錄則是實在的。歷史裡，中西的文化大發展都發生在氣候溫暖期。歷史裡的溫暖期並不可怕。

天宇廓清，驅霾有望

今天早上的維港

香港空氣中的水分被南下的冷鋒擠出，幾天來又濕又冷。今天，陰雲化作片片白羽，天藍起來，冬日暖陽露面了。空氣被清新過，視野廓清。早些日子，一位朋友在家裡遙望，拍來大廈縫隙間的獅子山照片。在空氣欠佳的秋冬，隔海較難清晰見到獅子山。朋友於是寄望，能多見到藍天。其實，在夏日的香港，藍天白雲一點不稀罕。到了秋冬，北方內陸空氣南下，情況才變差。

不過，照趨勢看來，情況在好轉。如今是北方最寒冷的數九日子，也是嚴重霧霾天氣常見的日子。去年這個時候，華北毒霧彌漫，治霾成為熱門話題。今年，情況好多了。到訪的法國總統馬克龍日前遊覽故宮，背景的紅牆黃瓦藍天，色彩明艷十分。

據日前公布的數據，北京市二零一七年空氣質量優良天數 226 天，比二零一六年增加 28 天，比二零一三年更多 50 天；重污染日 23 天，比 2016 年減少16天。

表面看來，北方的霧霾是盲目發展經濟造成的。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確付出了環境代價，這是所有經濟發展初期為了填飽肚子不得不作出的犧牲。美國已故經濟學家西蒙．庫茲納茨(Simon Kuznets) 創製了顯示經濟發展與環境關係的「庫茲納茨環境曲線(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據此，當一個地方的人均生產總值達到五千美元，就會致力保護和改善環境。中國以 14 億人口的巨大基數計算，人均生產總值都已達九千餘美元，發達的沿海地區和城市更加遠超此數，發財立品順理成章。不必唱「保護地球」的高調，改善環境，首先是為了自己生活得更好。

商討減排二氧化碳的國際會議二零零九年在哥本哈根舉行時，時任總理的溫家寶出席，就中國主動減排指出，這是中國根據國情採取的自主行動，是對中國人民和全人類負責的，不附加任何條件，不與任何國家的減排目標掛鉤；無論會議達成什麼成果，中國都將堅定不移地為實現，甚至超過這個目標而努力。話說得實在極了，中國也一直這樣做。

事實上，中國已成為全球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也是世界人工造林面積最大的國家。

至於減排，京津冀及周邊要求已完成以電代煤、以氣代煤取暖的地區，秋冬不得燃煤。可是「煤改氣」工程未能如期完成，而天然氣供應又跟不上，不少人入冬後捱凍了。當局「以保障群眾溫暖過冬為第一原則」，迅速調整政策。香港卻有「公信力第一」的報章斥之為「朝令夕改」，這是負面用語，報章的意思仿佛是，中國當局錯了，政策應當雷厲風行，讓人繼續捱凍才對。這豈只是文字水平低劣問題?

北方霧霾的一個重要成因是燒煤取暖，散燒煤污染是電煤 15 倍以上。北方農戶一年燒煤一至四噸，中國二零一六年散燒煤達七至八億噸，主要用於取暖。中國一九八六年全國煤炭產量才只有 8.9 億噸呢。農戶怎麼燒那麼多煤?這是近年才發生的，因為經濟改善，日子好了，大家都要過得暖和些。因此，當局有了以電代煤、以氣代煤政策。

剛剛在一年前寫過〈中國治霾也要花二三十年嗎?〉一文，那是與倫敦和洛杉磯比較的。這不是天問，若不存偏見，答案易得。

捱冷了，又要「全球暖化」揹黑鍋.

南冰洋下的幼海豹

香港終於有點像冬天了，今天早上起來，天文台的氣溫只有 8 攝氏度。半夜裡的氣溫更低，大帽山錄到負0.8度，可能又有人冒寒上山看「雪」去了 ── 那其實是草木上寒凝的冰。冰雪不分，是很多南方人的常識通病。

這輪寒潮中，華南很多地方的雪下得白茫茫一片，有朋友專程到湖南賞雪去。其實，只要到粵北韶關就可以看到大地銀妝素裹，山野雪蓋冰封。美國東部從新年開始也風雪漫漫，很多地方創下低溫紀錄，連以陽光海灘馳名的佛羅里達州也下起雪來。每逢遇上罕見的嚴寒，就會有人抽出「元兇」，拿「全球暖化」說事。這次也不例外。

天氣熱得冒火了，例如澳洲近日有些地方接近五十度，加州山林大火連綿，罪責固然壓到「全球暖化」之上；哪裡跌到冰窟裡去了，「全球暖化」揹黑鍋也不能倖免，因為很多人，包括很多科學家，認為氣候極端化，是「全球暖化」的必然後果。

我認為，這是懶漢的僵化思維定式，只是它披着科學的外衣，很易迷惑人。

地球氣溫暖化很值得關心，這不難感受到，而一些人描繪出的未來景象十分駭人。譬如新西蘭維多利亞大學南極研究中心一位教授去年七月警告，南極冰山斷裂和溶化，會使海面上升 3.3 米！

比較關注氣候暖化問題的人卻發現，「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 這詞在悄悄退潮，取而代之的是「氣候變化」或「氣候變遷」(climate change)，這用語比較客觀、中性，不那麼煽情、嚇人。台灣中央氣象局解釋「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時指出：「近年來『全球暖化』的名詞漸漸被『氣候變遷』取代，強調氣候的改變，並且不僅僅只有溫度的變化。『全球暖化』或『氣候變遷』名詞出現的初期主要是指人為活動對氣候的影響，IPCC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 的2001年第 3 次評估報告即明顯不局限於評估人為活動對氣候的影響，氣候自然變化也是評估的重點。」

「全球暖化」這詞從一開始就強調人為因素，而「氣候變化」關注各種影響因素，如大陸漂移、太陽輻射、地球軌道變化、火山活動、洋流變化等，人為因素不過其中之一。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全球暖化」派控制了話語權，現在似乎有所改變了。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副所長丁一凡日前發表一篇長文：〈構建中國話語體系有多重要美國人早就用行動證明了〉。文中談到很多在西方掌握話語權下製造的「神話」，例如在經濟方面，「減稅有助於富人投資與民眾消費」說，「任何政府干預都破壞市場之完善」說，「國有企業無效」說，等等；政治方面，如「民主是歷史之終結」說，「民主國家之間不打仗」說，「民主能自我校正，不會出現極端現象」說，等等。

丁一凡還說到一個神話：全球暖化，二氧化碳是元兇。我一向對「全球暖化」存疑，見到中國有官方背景的高層人士說出這樣的觀點，還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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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有關部分摘錄如下，關心全球氣候變化者不妨一讀：

這個問題實際上到目前為止根本是一個假設，誰也沒搞清楚是怎麼回事。炮製這個事情的完全有可能是一些金融集團。因為有很多證據表明，有很多金融集團手裡握着大量的碳排放權交易產品。也就是一旦要把二氧化碳排放權作為一種交易的金融產品的時候，會造成巨大的金融財富。次貸危機房地產泡沫破滅了以後，損失了一大片，所以金融機構必須找到新的代替產品。否則他們創造出來的巨大的金融財富就會無處可去，就會成為泡沫，所以一定要創造各種各樣的東西來。

然後他們就想出了一個更加子虛烏有地東西，就是二氧化碳排放權。這是一個說不清楚的東西，到底該排放多少，該以多少為準？他們就打算將這個東西賣來賣去，他們手裡現在已經攢了大量的這種產品。美國的很多很多金融機構和政治學家，包括羅伯特·戈爾在內，都持這種觀點。戈爾是一個特別有名的反二氧化碳排放的專家，他曾經做了一個關於全球回暖的片子，還得了諾貝爾獎，諾貝爾委員會跟這個事情直接有關。

實際上全球回暖是一個根本沒有依據的說法，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找到比較可信的證據，證明人類的工業活動造成了全球變暖。這個說法就是根據最近幾年的變化，尤其是近幾年人類工業活動發展比較快來嚇唬人。我發現還有很多的中國老百姓相信，出於善意地理解這個事情，出於公益活動保衛地球，保護地球之類的想法。但這個善意很容易被別人利用。在你還不知道這個事情是怎麼回事的時候，就很積極地去做，而這個事情可能什麼都不是。

唐朝的平均氣溫要比現在高得多，而且唐朝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經濟體。唐朝的史書記載，在黃河流域有大象出沒。當時種荔枝的地方不光是在現在的廣東，海南，還有湖南，湖北，所以當時說楊貴妃愛吃荔枝，用快馬將荔枝送到長安。那不是從廣東那一帶運過去的，而是從湖南湖北運過去的，所以路程並不那麼遠。而且當時長安種了很多橘樹，皇帝李世民摘橘子下來分給大臣吃。今天再在西安種橘樹就會凍死，因為氣溫比當時低得多，橘樹今天在西安根本種不活。可當年長安城裡種的到處都是橘樹，所以這些歷史資料證明了全球變暖根本就是子虛烏有。因為現在的氣溫要比那個時候低得多，不然我剛才說的事情就不可能實現。

好在中國是一個歷史記錄比較多的國家，通過這些我們可以知道，歷史有回暖的過程，也有回冷的過程。宋朝是一個不斷回冷的過程，所以我們才輪番經歷北方民族南下。一會兒跟契丹人打，一會兒跟金人打，一會兒跟蒙古人打，就是因為北方民族在北方活不下去了，一定要往南走。在宋朝的時候，江西，湖北這些地方的橘子樹全部凍死，就是因為太冷，氣候變化不是人類造成的，氣候變化是正常的，可能會有咱們還沒完全掌握的週期。人類絕沒有那麼“偉大”，人類一點工業活動排放的二氧化碳就把冰川都融化了？這多半都是瞎編的故事。

年終一個字，世界百般情

「路」，大馬選出二零一七年度漢字。

二零一八年剛過了一星期，現在回顧二零一七年還未算過時。不妨綜合一下，從一個個中英文年度單字稍作回顧。

日本自一九九五年起評選年度漢字，每年漢字日 (十二月十二日）在京都清水寺公布，由住持揮毫寫上，供奉在寺裡千手觀音菩薩尊前。其他漢字地區受影響之下，紛紛舉行自己的年度漢字評選。

日本去年選出了「北」字，反映出民眾對北朝鮮危機、九州北部雨災等等與北字有關事件的憂慮。

中國大陸選出了「享」字，這可用中國今年特別熱鬧的「分享經濟」來解釋，可以分享的從單車、雨傘、住房到汽車等。這都始於人大二零一六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其中提出發展分享經濟，以提高資源利用效率、讓更多人富裕起來。

台灣選擇了「茫」字，原因是「全球氣候變遷瀕臨僵局，極端天氣持續加大；兩岸關係，台灣未來的發展也是『茫然』」。還值得注意的是，從第二至第十名候選字 ── 勞、憂、亂、虛、盪、滯、厭、變 ── 都是意思負面的字。

馬來西亞選了「路」字，突顯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的影響。新加坡則選了「恐」字，反映對全球恐襲浪潮的憂慮。香港由民建聯選出的年度漢字是「貴」，反映出市民對物價尤其是樓價飆升之痛。

至於英語，反映的主要是英國和美國政局的動盪。

英國和美國的《牛津字典》共同選出了 post-truth，字面上可譯為「後真相」或「後真理」，指的是公眾在某個事件之後的憣然醒悟。它的定義是 relating to or denoting circumstances in which objective facts are less influential in shaping public opinion than appeals to emotion and personal belief，強調的是在公眾輿論形成的環境中，基本客觀事實的影響，不及公眾情緒與己見的影響。這個字可說是對英國脫歐和美國選出特朗普這兩個大型民主投票後，痛定思痛的簡明總結，中文「後知後覺」 庶幾相近。

英國《牛津字典》另外就英國情況選出了 youthquake (青年震盪)，這是英國首相文翠珊六月提前舉行大選後傳媒經常採用的字。年輕選民投票率出乎意料飆升，使保守黨措手不及，議席不升反跌，文翠珊「偷雞不到蝕把米」。

英國 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則選出了 fake news (假消息)，着眼點在大西洋彼岸。這是特朗普普自競選總統以來幾乎每天掛在嘴邊的字眼，反映了他與傳媒及既得利益精英階層關係的惡劣。日前，美國報章根據一個偽造的「中共中央文件」生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也以一句 fake news 頂回去。

網上英文字典 Dictionary.com 網選出了 complicit (有同謀關係的，串通一氣的)，反映的也是美國大選以來美俄門、性騷擾醜聞、槍擊事件……不斷的混沌政局。這也是一個香水品牌，特朗普的女兒伊萬卡出席香水一個推活動後，被記者問到她與丈夫在美俄門中的 complicit 角色時，表示不懂這個字是什麼意思。欲蓋彌彰，她使這個字更吃香起來了。

著名的 Merriam-Webster's 字典則選出了 feminism (女權主義)，這不是新字眼，但在去年增加了豐富內涵，反映了美國女性在這一年的反抗和自覺，從年初反對特朗普歧視女性的大遊行，到年末女性名人紛紛自爆被侵犯，Me Too 風潮波及世界不少地方。

對年度字之評選，中英方法不同，漢字源自主觀感受，英文則基於統計，但都反映了世局之劇變。

語文與破窗效應

讀者 Old-2 在日前拙文〈西化句子，「進行」到底〉後留言，舉出網上見到的一個病句：「仍有 32％ 的人被發現有維生素 D 缺乏」。句子的意思還是可以理解的，但決不是好句子，不是中文的表達方式。鍵入鏈接，知道原文不是通篇的翻譯，至於以上句子是不是翻譯而來則不知道。即使不是翻譯而來，句子的表達方式絕對西化。

余光中《怎樣改進英式中文? ── 論中文的常態與變態》一文說到，動詞西化的危機有兩端，一是把單純動詞分解為「弱動詞 + 抽象名詞」，另一端是愛用被動詞語氣。「仍有 32％ 的人被發現有維生素 D 缺乏」是兼具以上兩端的很好例句，一是把「缺乏维生素 D」寫成「有维生素 D 缺乏」，以萬用動詞「有」代替單純動詞「缺乏」(句子中的「有」不只一個)；二是不用主動句式說「發現」，而用被動句式說「被發現」。

句子改寫成「仍發現 32% 的人缺乏维生素 D」好得多，簡單明暢。

類似的句子，在香港滿目皆是，滿耳充盈，只要稍為注意就能發現，印媒、網媒、廣告、電視、電台都習以為常。語言、文字都是耳濡目染而習得的，生活中的學習可能比學校中的學習更重要。學習語言是人的本能行為，你不必強逼，人從生下來就自動學習語言，以與母親、與外部世界溝通，以求生存。

西方有個「破窗效應（Broken windows theory）」理論，說一幢建築物如果所有窗戶完好，窗戶會完好下去；若有一扇窗戶打破了而不加理會，會有更多窗戶被人打破，並可能誘發更大的破壞。這個犯罪學理論，也可以應用到其他方面，例如語言、文字的應用上去。記者、專家、官員都可以說的破話、寫的破文，廣告文案寫手字斟句酌後廣告天下的莫名其妙文字，例如「領先一步科學」之類，會誘發更多人，特別是學習語言文字的年輕人跟着說破話、寫破文。

香港專欄作家林燕妮多年前真斥香港報章的文字已「低落到青樓妓女的程度，只說趣事讓客笑，依偎青客襟頭任君摸」。在她的記憶中「報紙其實是我們上學之外的另一間學校啊！」悲哀的是，香港學生要上通識課，要大量接觸這樣的文字。

孔子說「辭，達而已」。這不能簡單地從表面理解，以為只要達意就怎麼說都可以。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黃裕生說，辭的使用有三種可能，一是辭不達意，對語辭掌握能力不足，二是對所言事物認識不清，三是辭達其意，或曰辭意相符。

第一第二種情況都不足、不實，以至不善、不達。

香港一些寫作人公開反對語文要規範，反對標準漢語，認為這有違創作自由原則。無規矩不成方圓。達意是為了溝通，是言辭的最基本要求，沒有互相認可的規矩，溝通得了麼?如果連這個也做不到、做不好，談何創作?除非只滿足於自己小圈子的溝通，這是百獸百鳥都做得到的。

西化句子，「進行」到底

一位讀者昨天在這裡留言，指出香港很多人濫用「進行」一詞。這其實不僅是香港的流行病句，在內地和台灣，以至在世界各地的華文書刊都隨處可見。「進行」是很多人詬病的「萬用動詞」之一。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十多年後刊文批評香港學生的「英式中文」，就說到「目前最流行的萬能動詞，是『作出』和『進行』，惡勢力之大，幾乎要吃掉一半的正規動詞。」

那位讀者舉了以下例句：「明年3月11日進行補選」，「八達通卡及儀器亦會進行鑑定」，「為了方便登記局進行查核」。刪掉句中的「進行」，是不是較簡潔、明確、有力?

我相信，很多人習非成是，習慣了「進行」、「作出」之類句式，刪掉這些字眼，會覺得奇怪。

不是不能說「進行」，而是不可什麼事情都「進行」一番，難道要進行用餐、進行洗澡?顯然，有些事可以「進行」，有些事不必「進行」。分別在哪裡?據《現代漢語詞典》，「進行」是「從事 (某種活動)」，但書中以「注意」特別標示：「『進行』總是用在持續性的和正式、嚴肅的行為，短暫性的和日常生活中的行為不用『進行』，例如不說『進行午睡』，『進行叫喊』。」

怎麼才叫持續性較易界定，但怎麼界定正式、嚴肅較困難，於是有些事情宜不宜「進行」較難掌握。若下筆用心，就得多掂量掂量，特別是面向公眾的文字，譬如記者、官員為文，應常記「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可是就香港所見，他們偏偏不怎麼用心，愛「進行」到底。那位讀者所舉的病句，看來都出自他們筆下。

香港的「官方文章」較愛「進行」是有原因的，因為公務員受英文句法的影響較深，起草的文字常常先英後中，中文容易受英式行文拘束。中文西化的一個毛病是余光中所說的「動詞西化的危機」，把「單純動詞分解為『弱動詞+抽象名詞』的複合動詞」，「迂迴作態」。「進行」貌似萬能，其實是毫無個性的弱動詞。補選、鑑定、核查等本來是有力的動詞，一旦變作抽象名詞，就弱化了。

英文是形合式文字，動詞有很多時態，進行時的動詞加上 ing，可化為名詞使用，例如 swim 是動詞，swimming 可作名詞。中文是意合式文字，很靈活，「游泳」可作動詞，也可作名詞。若模仿英文，既不能加 ing，有人就加上「進行」──「進行游泳」！「營業進行中」 的牌子到處可見，說不定也有「休息進行中」。

其實英語專家也認為動詞表意優於名詞和動詞片語 (phrasal verb)，視濫用名詞為病態，是noun-plague (名詞成災) 。手邊一本由香港理工大學編寫的 Business English Kit for HK High Fliers 小冊子，就有 Using Strong Verbs 一章，指導以單一的動詞取代若干個字的動詞片語，例如說說 prepare 好過說 set up，說 omit 好過說 leave out，都求直接、簡潔、有力。

「英文沒有學好，中文卻學壞了」(余光中語) 這現象，舉目可見。

新年祝進步，舊年進幾許?

鵬程萬里，維尼斯聖馬可廣場的海鷗。

又迎來新的一年，二零一八。各方友好的新年祝賀似雪片飛來，互祝新年快樂，新年進步。多年來，這些賀辭接收得很多很多，誰都來者不拒，亦不加深究；舊歲將辭、新元將至之際，不會歲晚盤點， 看看快樂與進步的盈虧如何?是賺是蝕?

人們鼓勵朝前看之時，其實不否定也向後望，而只有向後望，你才知道自己是不是進步了，進步了多少。去旅行，去行山，沿路風光不絕，我總會在前行路上不斷回頭看。風景迎面，你以為看過了；走過之後回頭一看，卻才知道同一景物別有風光。沉緬於從前固然不智，不回頭看看跋涉了多少山水，進步了幾許，一樣不智。

「進步」並非現代詞，前人詩詞中不鮮見。宋朝的和尚很愛說「進步」，如「荊棘林中暗坐時，百尺竿頭須進步」，是宋代釋卿的詩偈。以前，進步多指舉步前行；後來借指向前發展，有所改進，富積極意義。梁啟超的《志未酬》說：「志未酬，志未酬，問君之志幾時酬？志亦無盡量，酬亦無盡時。世界進步靡有止期，吾之希望亦靡有止期。」「進步」已不限於個人，而指向世界了。

古人或無現代意識的「進步」，卻是歷來有奮力向前之志。孔子不斷要求進步，自言：「發奮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大學》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讀書人沒有不知的。

湊巧讀到一篇關於《大學》的文章，這是英國的中國問題專家珍妮─瑪麗．蓋思徹 (Jeanne-Marie Gescher) 在《金融時報》中文網發表的〈中國「新時代」思想是一個轉折點〉。她認為習近平所提出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源自孔子所倡導的「大學」(Great Learning) 思想，它要求統治者真誠地積累知識，即「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習近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以之為基礎提出來的。

她認為，中共十九大這套治黨治國的「新時代」思想，「可能改變我們當今的世界」。她期望西方國家也可以開始自己的「格物」，開啟一個對政治家、商界領袖、廣大人民進行政治教育的新時代，誠意地修其身，努力檢討自己的價值觀和表現。她卻也知道，西方世界的現狀是群龍無首。

Gescher 做律師出身，一九八九年起在北京住了 25 年，給英國大使做法律顧問，並在這過程不斷深入了解中國，二零一七年出版了 Becoming China, The Story Behind the State (《成為中國：中國背後的故事》一書。

不斷進步，是客觀世界的需要。沒有進步、拒絕進步是可以的，大家都知道這意味着什麼，而且知道不進則退，因而都會在新年互祝「新年進步」。

與朋友言及近況，驀然回首，我曾自言，興幸不斷有進步，沒有固步自封，踟蹰不前。

新年伊始，恭祝大家都身體健康，不斷進步。

祝願新進步 迎來新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