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可笑,復可悲。台灣的著名詩人余光中剛去世,一位朋友傳來他一句名言:「莫為五十年的政治,拋棄五千年的文化。」這是他在台灣,面對「像一柄無情的藍刀,把我的生命剖成兩半」的台灣海峽的抒懷。
香港也以島稱名,其實毗連大陸,山水相接,不過由於歷史的原因,一些人在很多事情上內地睽違。並不是從來如此的。大陸水深火熱時,在香港苟安的中國人對內地常有水濃於水的闗懷。
余光中上述名句出自他的《從母親到外遇》一文,文內以「大陸是母親,台灣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歐洲是外遇」作譬,從情到理細說了這四個地方感受。一些人瞧不起香港,他辯護說:「一九四零年三月五日,蔡元培逝於香港,五天后舉殯,全港下半旗誌哀。對一位文化領袖如此致敬,不記得其他華人城市曾有先例,至少胡適當年去世,台北不曾如此。」
中國大陸迅猛崛起後,香港一些人反而受不了。我常覺得這與地綠政治形成的島民心態有關。
在余光中的創作中,鄉情是永恆的題材。鄉情重在「情」,柔情似水,漫漫然,浸浸然,縱橫上下,無處不在,有別於理性的、意識形態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用他的話說:「鄉情是先天的,自然而然,不像民族主義會起政治的作用。把鄉情等同於民族主義,更在地理,人民,歷史、文化之外加上了政府,是一種『四捨五入』的含混觀念。」
《從母親到外遇》一文,該是他所謂的美文,他常通過這樣的美文來抒發情感,在遣詞用字上煞費苦心,讓讀者有感情上的滋潤,還有文字上的享受。譬如他就自己的不同身份這樣說:「我當然是台灣作家,也是廣義的台灣人,台灣的禍福榮辱當然都有份。但是我同時也是,而且一早就是,中國人了:華夏的河山、人民、文化、歷史都是我與生俱來的『家當』,怎麼當都當不掉的,而中國的禍福榮辱也是我鮮明的『胎記』,怎麼消也不能消除。然而今日的台灣,在不少場合,誰要做中國人,簡直就負有『原罪』。」香港也相似,一旦着了這「原罪」的魔,一些人精神錯亂了。
讀余光中的這些美文,讓人想起錢鐘書一個見解:「刻薄人善做文章。」這話充滿錢鐘書慣用的反諷、黠慧風格。他說:「立身之道,與文章異。做人處世要謹慎老實,文章卻應當寫得富有機心,委婉多變。」他因此對一些人愛對李商隐晦澀難明的詩句,作穿鑿附會的強解不以為然。
「大陸是母親,不用多說。燒我成灰,我的漢魂唐璞仍然縈繞着那一片后土。」余光中的鄉愁,和抒發鄉愁的文字,毫不晦澀,如果一些人難以接受,我唯有解釋:給洗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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