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二月，他應邀到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主持「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除了講「龔自珍與雪萊」、「中西田園詩的比較」，並出席「詩與音樂—前言與朗誦會」。演講偏於學術，他後來接受《明報》「明藝」版主編潘耀明和中大金聖華教授訪問，談得就比較「貼地」。
中國白話文的歷史很長，文言文出現之初，與當時的通用語 (白話) 較接近，佛經的翻譯使用了大量一般人易懂的白話，小說、戲曲以普羅群眾為對象，白話成分就更重。余光中指出，直至二十世紀初，歐化問題才出現。到五四時期，很多學者認為儒家太封建，道家太迷信，中文不夠好，不夠現代化，主張以拼音文字、英文、法文來代替漢字，引進西方思潮，用邏輯談問題，使中文越來越歐化。
余光中說，當時的學者像魯迅，本身舊學根柢扎實，無論怎樣歐化都有限；到了他們的下一代，惡性歐化便浮現。一代又一代之後，少數高手對歐化的影響時常警惕，可以善取善用，不能說張愛玲、金庸、錢鍾書退化了。可是，多數人退步而不自知，食洋不化！
談到「化簡為繁」的毛病，金聖華舉了個例子：收過一封信「請盡快落實繳費工作」，那不就是「請盡快繳費」麼？又例如，不能見到 share 就是分享，Never share anything with her mother 應是「從不與媽媽談心」，而不是「從不跟媽媽作分享」，更不該說「分享痛苦經驗」。金耀明指出，年輕人如今喜歡寫很長很長扭來扭去的仿西式句子，故弄玄虛，大部分寫不出乾淨的中文來。他說：「我不擔心簡體字，而擔心『簡體文』。」
對於長句的運用，余光中有自己的心得。他早期的名篇《聽聽那冷雨》，長句連綿兩行；後期則注重錘煉詩句的長度，據說以八字為限，力求變化。余光中則說，《聽聽那冷雨》屬於美文，至今我還堅持會這樣子寫。理論的文章，我寫得比較乾淨，但感性的創作，如美文，我有很多招數。
關於長句他說，英文語法明確，轉折的地方可以不用標點，主句後面可以跟着一連串形容詞子句。他那時候一個長句寫下來，轉折處都不用標點；後來，才悟到中英文標點的分別：中文打標點是為了「文氣」，英文打標點是為了「文法」。此外，下標點，是為了節奏。強迫讀者跟你一起換氣。
音樂在表情上講究呼吸，文一樣，詩更如是。
論及翻譯，余光中認為翻譯到了最後就是風格問題；要翻譯什麼像什麼，句子、字詞，乃至文氣都給重現出來，平白的譯得平白，疙瘩的跟着它起疙瘩。「戲劇翻譯得愈透明愈好，那是給觀眾聽的。詩，我是譯給個人讀的。」
他常跟學生講，翻譯時，你如果只想到一種翻譯，絕對不夠。你要立刻想到三種翻譯，無論是結構上的或字詞上的，那才能遊刃有餘。同樣一個形容詞，選擇一個最貼切的翻譯，那就是創作。
對於這些，你只要做過文字工作，應當聞之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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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藝‧特輯﹕專訪余光中談文學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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