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自啟蒙運動以來，彰顯理性，產生了工業革命，走上了現代化道路，也形成了現代主義和現代性理論。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一種要超越啟蒙時代的思想和行動出現了。到戰後的六十年代，這種反現代並尋求超越現代的情緒擴展到各個文化藝術和社會政治領域去，都反對單一以理性為中心，反對二元對立，反對以特定方式來繼承固有或者既定的理念，更反對功能主義和實用主義為主的美式文化生活。
於是，周星馳那句「我希望能對那個女孩說我愛你，如果非要給這愛加一個期限的話，我希望是一萬年」無厘頭對白，被思想時髦的中國知識分子奉為反理性的後現代經典。
金耀基在一篇文章指出，後現代主義認為理性是受文化影響和制約的，亦即沒有一個超越一切文化的理性，因而質疑啟蒙的理性觀，否定理性的普世性格。現代主義強調同質性，文化一元論 ，而後現代主義則強調異質性、文化多元論。
金耀基說：「事實上，中國百年的現代化，乃到二十世紀非西方社會的現代化，所踫到的最根本問題就是文化問題。非西方社會的現代化或轉化過程 ，從來就不是『文化中立』的。根本地說，這是民族文化與西方啟蒙價值的踫撞，民族文化自願或不自願地、自主地或不自主地都會作出回應與適應。……而在多數情況中，民族文化，特別是有深厚底蘊的民族文化 (如中國、日本等)，總是作選擇性地接受，且必然加以改造……總之文化是無法缺位的，問題只在於本土文化在文化轉型中的自主性的高低與多少。」
這是金耀基在北京大學「費孝通紀念講座」上的致辭，演講題目是〈文化自覺、全球化與中國現代性之構建〉。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二零零五年去世，他在晚年見證了中國重新崛起，從學術角度提出了「文化自覺」的觀點。指出「文化自覺只是指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的特色和它的發展的趨向 ，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歸』，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文化轉型方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的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覺」之提出，不只是就中國而言的，也是對建立世界新秩序而言的。
從文化自覺，要建立起文化自信，堅信中華文化可以歷久彌新，煥發新意，走向現代。華東理工大學教授曹錦清認為，若以國家治理來衡量，中國無疑是世界上做得最好的，可與古往今來世界任何大國、帝國相比，在治理好一個版圖偌大，人口偌多的國家擁有獨特經驗和沿革。中國近五年反腐卓見成效的巡視制度，就是漢武帝時創立而歷代沿用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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