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秋色美人紅

坐着旅遊巴士在佛山一帶走過，目光常被道旁一種花樹吸引。團友互相詢問，這是什麼花?這花樹有點特別，記得以前在深圳見過，名字卻是忘了。導遊也不知道，但立即從手機搜尋得知，是美人樹。

樹都不大高，約十公尺左右，盛放的都一樹粉紅，不帶葉子。遠看有點像也是這個季節開花的宮粉羊蹄甲，但見到葉子就知道誤會了。美人樹的樹幹布滿樹釘子，像木棉而常呈樽型，於是又叫大腹異木棉、絲綿樹、酩酊樹。這是從南美洲引進的樹種，目前正值花季盛期，從十月底起開花長達三個月。

佛山把它栽作路樹，市中心祖廟附近可以見到馬路繞着長長的粉紅色彩帶，顏色濃淡深淺相間。花開得早的，會慢慢淡化為白色。

回來才知道，香港也有美人樹，近日開花已惹來記者垂注。只是栽種似乎不多，迪欣湖一棵開得特別燦爛，兵頭花園、南蓮園池、青衣公園也有花蹤。不妨趁假期會會美人去。

大灣區：創新火花有望迸放

繁花滿天，佛山陳村花卉市場的美人樹。

可能因為剛到深圳、佛山參觀了四家高科技企業之故，對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相關的信息比較敏感，回來就接連讀到多條有關的新聞。

其一：深圳前天 (二十七日) 宣布，全市專營巴士全部實現純電動化，這是全國乃至全球特大型城市中第一個實現公共巴士純電動化。下一個目標，是在二零二零年實現的士 100％ 電動化。較早之前有報道說，無人駕駛巴士 ── 當然是電動的 ── 已在深圳上路了。

其二：多個國際機構日前 (二十六日) 在巴黎宣布「2017 中國最具投資潛力 50 強城市」名單，其中八強座落大灣區，依次為深圳、香港、廣州、澳門、佛山、東莞、珠海、中山。這是考察兩岸 128 個城市投資潛力的結果，評估了發展質量、法治化、創新活力、實體經濟、互聯網+、營商環境、投資政策、生態文明等八個方面十六項指標。

可以看到，深圳的高科技興市形象日益突出。深圳是《自然》雜誌評選出的「中國科研實力十強城市」之一，多年來，深圳每萬人發明專利擁有量居中國城市首位，二零一六年的每萬人發明專利擁有量達 80.1 件，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十倍。

頭角崢嶸，深圳南山一景。

內地企業發明專利授權量方面，我們剛在深圳參觀過的華為、中興都位列前四，華為居第二位，中興居第四位 (第一是國家電網公司，第三是中國石油)。看來，深圳的「創客之城」美譽並非浪得虛名，國家超級計算深圳中心（深圳雲計算中心）座落深圳亦非沒有道理。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日前 (二十五日)刊登了瑞銀中國證券研究主管侯延琨的一篇文章，題為〈中國創新火花為何點燃？〉，指出「我們的研究顯示一股創新風暴正在中國崛起，主要集中在IT和新興產業」。文章提到：

二零一五年，中國在 SCOPUS 雜誌上共發表的學術論文，全球排名第二，次於美國。不過學術論文的 H 指數（高強度引用）只排名 14。

二零一五年，中國授權 27.5 萬項專利，以微弱優勢超過日本，冠絕全球，佔全球五大專利局專利授權量的 28%。

根據全球五大知識產權辦公室的數據顯示，二零一五年以來，中國的專利申請數量為美國的 2.4 倍，表明中國的專利授權量有望在未來幾年有望大幅超過美國。

近年，從國內到國際，都對中國奇蹟能不能持續下去、能不能跨越「中等國家發展陷阱」多所議論。關鍵是能不能從「中國製造」進化為「中國設計」、「中國創新」。這很有希望，大灣區很可能是創新火花的迸發得最燦爛的地方。

夕陽伴我歸途上

從佛山坐旅遊巴士返深圳，經過廣州後，沿着深圳沿海高速走。到五時許，太陽慢慢下沉到天邊。這個時節，普遍吹偏北風，珠三角一帶的空氣較混濁，視野不清。大地被蓋上一層混黃的霧霾，好聽一點，是煙霞。太陽下沉到這層空氣中，把天氣染成橘紅，夕陽像鹹蛋黃一樣。若能配上高空雲彩，和前景景物的剪影或倒影，景色會更可觀。夕陽一路相伴，景色不斷變化，不愁旅途寂寞。雖然隔着車窗玻璃，用手機可以拍到不錯的照片。車窗玻璃若不太乾淨，但手機的鏡頭小，車窗玻璃的妨礙不太大。這些都是用華為 P10 手機拍攝的。

大灣區：高科技的超越

「華為基地」一角

粵港澳大灣區有多個城市，是由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東莞、肇慶、惠州、江門組成的城市群。放到世界版圖上，它堪稱富可敵國。據二零一五年的數據，這個城市群的 GDP 總量為 1.34 萬億美元，人均 GDP 為 20 255 美元，面積 4.22 萬平方千米，人口 5 720萬（2016年常住人口）。

論人口，它與六千餘萬人的法國、英國、意大利差不了多少，而與丹麥、芬蘭、斯洛伐克相若；面積與丹麥、荷蘭差無幾；生產總值，據國際貨基金組織 (2016)、世界銀行(2016)、聯合國(2015)不同年分的數據，大約與加拿大、韓國、俄羅斯、澳洲、西班牙相若，按 GDP 排位，約在世界第十至十四位之間；以人均 GDP 計算，相當於歐盟的中游位置。

內地大城市首推「北大廣深」，這個城市群就佔了其中兩席，還有港澳。過去論及大珠三角的龍頭，香港當仁不讓；如今則不好再以老大自居了。以 GDP 計算，廣州已超前，而深圳是不是也趕過頭，已沒有懸念，不再值得深究。這是高科技帶來的超越。

這次在深圳和佛山，參觀了四家高科技企業，兩家做 IT 通訊 (華為、中興)，一家做 LED (國聲光電)，一家做機械設備 (科達潔能)，都是行內的世界領跑者。它們的研究與生產與當代人的生活息息相關，但說到其中的科研、技術，老實說，我在參觀中能吸收到的甚少，尤其是在通訊技術的前沿研究上，因為基礎知識不足，很多連基本概念都不明白。一大堆專業名詞、英文簡稱轟炸式撲面而來，結果是「一舊雲」。華為與中興都是雲端技術、大數據運算研究的領頭羊，這「雲」既虛擬又實在，參觀多少增加了對「這舊雲」的感性認識。

華為在城市高清監控系統研發上走在前頭，一旦發生事故，城市監控系統可以輸入要追蹤的信息，例如行人、汽車等的特徵，迅速追尋目標。如果是人的話，可以迅速查到可疑者的身份證號碼，以助確認嫌疑人身份。這都在雲端進行。

據說，肯尼亞兩個治安欠佳的旅遊城市引進了華為的高清城市監控系統，消息一公布，系統還未安裝，已起到震懾作用，犯罪率應聲下降。系統已在應用，真想知道實際效果。在中國，街頭犯罪分子在若干小時甚至若干分鐘內被抓獲，已不是新聞了。BBC 記者在貴陽故意「以身試法」，結果七分鐘就「落網」了。

對於治安保障來說，這是非常犀利的武器。從隱私角度去評議，則可能有赤裸曝露之憂。它有助建立安全城市，也有助建立智慧城市，哪一個較重要?哪一個應優先考慮? 顯然，沒有安全，談不上智慧，哪有「不安全的智慧」?

華為和中興都在深圳，華為儼然是座小城市，地址上稱作「華為基地」，有若干條馬路縱橫其間，有公交車行走。我們只走進其中一座大樓的 showroom，所謂參觀，連跑馬看花都說不上，一如一般消費者只接觸到華為的手機，而不知道華為其實是「全球領先的下一代電信網絡解決方案供應商」。中興的大樓在南山區，深圳大學就在附近。我八十年代時到過深大，坐車在修建中的道路上一路顛簸抵達。如今在中興大樓附近一抬頭，所見都是玻璃幕牆大廈，名字告訴你，都是科工企業。顯然，這裡已成為高新科技技術與人才薈萃之地。

小遊珠三角，思考大灣區

大瀝過去是小鎮，屬南海，如今屬佛山的南海區，儼然是個新興城市。
這是早晨從酒店眺望大瀝一角。

跟一些朋友到珠三角走了兩天，去的其實只有深圳和佛山，參觀了幾個企業。我對珠三角不算陌生，一年裡總會到那兒探親、訪友、旅遊走走，到深圳的次數更多。只是由於那兒近年的發展太快，除了一些城市刻意保護的舊城區，和未受發展巨輪輾壓過的鄉村，隔一段時間重臨，所見到完全嶄新。

不少往來廣州、往來深圳的遠洋貨櫃船，往來珠江流域與維港的內河船，頻繁行走於屯門與大嶼山之間，在汲水門大橋下穿過。香港與內地的陸路人流物流交通更頻密。從地理上，混黃的珠江水卻只影響香港西邊水域，香港一般只歸入大珠三角，不屬「魚米之鄉」的珠三角。

今年年初，總理李克強在人大的工作報告中宣布了粵港澳大灣區概念，使香港在這個地區的地緣概念發生了變化。在香港與內地關係上，香港不少人忌諱「融入」之說，恐防因此失去自己「東方之珠」的獨特性和優越性。這不難理解，但是引力作用卻是無法抗拒，在物理學上、經濟學上、地緣政治學上都一樣。

隨着經濟發展，人類一直不斷傾向群聚而居，從三數戶人家守望相助，到逐步形成村落、鄉鎮、城市，接着出現大城市、超大型城市，人口從百萬級增加到千萬級。再進一步，相鄰的城市連成一片，以一個超大型城市為中心的城市群形成了，也叫都會區。這通常出現在便於海陸空內外交通的海灣，是為大灣區。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東京灣區是世界知名的三大灣區，粵港澳灣區可列為第四大灣區。環繞珠三角形成的城市群近三四十年來不斷提升經濟實力，國際間早就有人以灣區經濟視之，粵港澳灣區的概念在中央正式提出，意味着有規劃地協調其中各城市發展的條件成熟了。

大型城市、超大型城市給人的印象好壞參半。城市是社會進步的象徵，人們紛紛從農村遷移到城市，都是受利益吸引、驅動的，是為了脫農村的辛勞困苦，為了讓下一代有更好前途。但城市從一開始就產生新的貧困、治安、衛生、就業、教育等問題。歐洲工業革命之初的城市問題，成就了大量寫實主義文藝作品，《苦海孤雛》的歌聲至今響徹舞台。之後在第三世界形成的大城市，各種城市病成為痼疾，巴西里約熱內盧販毒、黑幫之猖獗是為典型。即使發達國家的大城市，如美國芝加哥、紐約等，亦有經濟上、治理上的棘手難題。歐洲城市則受到移民、恐怖襲擊等新考驗。

可是另一方面，大型城市、城市群的人口集中，有巨大的發展優勢，譬如人力物力資源的高效運用。上海交通大學經濟學教授陸銘在一篇文章中談到，「恰恰是因為中國人多，大城市才能解決大國的問題」。他指出，根據空間經濟學，當今全球人類的空間布局都向城市、大城市集中。科學家當然在人口密集，也就是人才密集的地方工作更好，因為這有利知識的創造和傳播，越是尖端，以思想、技術、知識為核心競爭力的產業，越是依賴人口密度。即使城市內部也須從空間經濟學角度研究布局，以有利就業、生活、交通和各種公共服務。

香港是 big city (大城市)，也是「逼 city」，有大量有效集中運用資源的經驗，在未來的大灣區建設中，香港可以發揮獨特作用。不過北上幾步走一走就可以見，香港真不可以固步自封。

「冚吧唥」：大江南北都在說

蘇州小河邊也可能聽到「冚吧唥」

「冚吧唥」在粵語區各地方言都存在，發音幾乎完全一樣。較特別的是台山話，說的是「冚吧唥生」，多一字音。我祖籍台山，台山話雖然掌握不好，對這短語是熟知的。為什麼有此不同，看來要下很大功夫去考究。放眼大江南北，有不少音相近、意相同的「冚吧唥」，看來都是語源相同的訛變語。

據〈粵語吳語虛詞比較〉一文，吳語、上海話乃至交通不便的崇明島，都有「亨孛冷」這個用語，寫的看來是借音字。三地所說的有輕微區別，崇明話中間一字讀輕聲，上海話常讀作四個音節，是為「亨孛冷打」。說「我個書亨孛冷裁撥你」，就是「我的書全給你」。該文比較粵語與吳語這相近用語，說「可以看出音、義相通，來源一致」。

日本學者千島英一在〈廣州話「冚棒(加口)唥」的來源再考〉一文引用資料說，宜興、童家橋、江陰、常州、無錫、常熟、昆山、上海、杭州、紹興都有相似用語，都四音，如宜興說「享孛冷當」。寧波則說「亨棚冷」，幾乎與粵語一樣。此外，閩語、客家話也有看來同源的用語，福州話寫作「含把擔」，廈門方言是為「含把攏」，雷州方言是「含巴蘭」，全部都是湊雜、總共的意思。

〈通過考本字看粵語中的百越語成分〉一文把這個三字或四字語分解為 1 + 2 或 1 + 3，頭一字疑源自「咸」字，據《廣韻》是「皆也，同也，悉也」，都有「全部」的意思。其後的二三字，疑源自「不刺」。據據中國語言文字學家張相（1877〜1945）之《詩詞曲語辭匯釋》一書，「不刺，語尾助詞。……蓋為襯墊語辭之用，無意義可言也。」。更早的明代閔遇五之《五劇箋疑》則說：「不剌，北方語助詞。」「不刺」是記音的口語詞，流傳各地，口音恆變，字形自難一致。元曲多用口語，有「不律」、「不劣」、「不喇」等寫法。

至今，北方廣泛有「不刺」的遺存，或寫作「巴拉」，如「費勁巴拉」；或寫作「不棱」、「不棱登」。北方土語還化作「不溜丟」，很灰講「灰不溜丟」，很酸講「酸不溜丟」。

經這麼扒梳，「冚吧唥」就不讓人覺得奇怪了，自是自北擴散而流變的產物。「不刺」這語尾助詞在粵語還有其他變化，如尖「不甩」、糖「不甩」、雜「巴唥」等。

至於北方的「不刺」從何而來，源流就更遠、更難考了，很可能源自胡語。中原自古民族雜處，中原漢族由多個部族融合而成之後，持續受到外圍各方遊牧民族覬覦、侵擾，一再淪於外族統治。自南北朝以降，北方各族文化不斷融合，過程中胡人被漢化，漢語則難免被「胡言亂語」。「不刺」大概就是「胡言亂語」的一個印記。

十九世紀，東來的一些西方傳教士為了傳教，努力學習漢語，而學習粵語倍感困難，常找不到相應的漢字。很多傳教士因而認為粵語不是方言，而是一種歷史悠久的語言。這是對中國文化無知之故。香港現在有些人標榜本土，硬把粵語說為一種語言，而不是方言。這就不僅是無知，而是別有用心了。從「冚吧唥」可見，嶺南文化與中原文化有着千絲萬縷關係。

(「冚吧唥」之下)

「冚吧唥」之南言北語

能對話嗎?

在內地一篇影評中讀到：「班主任老師讓她來一段展示展示自己的基本功，她卻傻不愣登地翻起了一串跟斗……。」若對北方語太陌生，會對「傻不愣登」摸不着頭腦，特別是「不愣登」。這其實相當於說「傻乎乎地」。其中的「愣」多寫作「棱」或「楞」。

翻查一下，百度收有「傻不楞登」，意思是「形容愚蠢，糊塗的樣子」，但對「不楞登」無解。《現代漢語詞典》有「紅不棱登」詞條，解作「紅 (帶厭惡意)」，例句「這件紅布大掛染得不好，太陽一曬變得紅不棱登的」；又有 「花不棱登」詞條，「形容顏色錯雜 (帶厭惡意)」，也沒有解釋「不棱登」的意思。

這三個字或音，看來是疊聲疊韻的形聲語，沒有特定語義，主要在口語中流傳，寫出來，只能借音，寫作諧音字，或加口旁造字。用拉丁拼音來標示可能更好，「不棱登」是為 blengden。

粵語有大量形聲而疊聲疊韻的熟語，其中三字熟語最具特色，第一第三字可為形容詞、動詞、名詞，餘兩字作修飾，多同音，常無正規或可解的書面字。如騰騰震、濕濕碎、立立亂、急急腳、側側膊、頻頻撲、凼凼轉，又如薄切切、生勾勾、肥腯腯、瘦蜢蜢、青必必、甜爺爺、沙沙滾。亦有同聲或同韻而不同音的，如尖不甩、雜巴唥、冚吧唥。

粵語以「生猛傳神」見稱，有許多獨具特色的字詞。魯迅說，「冚吧唥」是「凡有『外江佬』幾乎無不因為特別而記住的」。粵人都知道，這是統統、全部、所有、一股腦兒的意思。漢字都是單聲的，但「冚吧唥」聲如外語，可以擬音寫作 humblang，可以噴口而出，痛快有力。這話的意思明明白白，但語源則費猜疑，怎麼粵語中有這樣無厘頭的短語?

對之，坊間有各種說法。語言專家也紛紛作研究。據李婉薇的《清未民初的粵語書寫》一書，美國傳教士裨治文 (E. C. Bridgemen) 十九世紀到來，編了《廣東話文選》(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 Cantoese Dialect) 指出，粵語常有音無字，「喊棒 (原字加口旁)唥」是為一例。

《第七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中收有日本學者千島英一的《廣州話「冚棒(加口旁)唥」的來源再考〉，有深入而有趣的考據。他學廣州話時問及這詞，廣州一位資深記者給他一個「難忘」的答案：香港幾十年前有報道說，在華的洋行大班結算時，常以 home balance 代替 grand total (總額)。粵人據音訛變，是為「冚棒(加口旁)唥」。可是千島在英語詞典中找不到 home balance。

據中島的語源考據，這話有漢語說、土著(越)說、洋涇濱英語說、阿拉伯語說等等。

《第七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中的〈通過考本字看粵語中的百越語成分〉(澳門理工學院陳伯輝)，〈粵語吳語虛詞比較〉(河南師範大學張惠英，香港大學陸鏡光)，都對「冚吧唥」有論說。根據這些文章，中國很多地方有與「冚吧唥」意與音都相近的用語，分布之廣闊和久遠，超乎想像。「傻不棱登」與「冚吧唥」看似南轅北轍，看來是同語的變種。

(「冚吧唥」之上)

基建：美國的定時炸彈

二零零七年八月二日，密尼蘇達州密西西比河上
的 35W 州際公路橋在交通繁忙時間倒塌。

有些東西，你擁有了不等於一勞永逸，如果不好好保養，及時更新，到了一定時候會成為負累，成為尾大不掉的負資產。個人家裡都有這樣的「雞肋」，社會、國家老化的基本建設更難處置。這些東西積累多了，到了某個臨界點，會發生衰落性下陷。積累和老化都是緩慢發生的，不大為人覺察，即使警號響起，也不一定受注意。

美國的基建就是這樣。西雅圖火車出軌，亞特蘭大機場大停電，都是警号。「大嘴巴」總統特朗普就火車意外說，美國的基建太壞了，這是實話，可是因為不先慰問死傷，輿論又吵起來，連他要重振美國基建的大計也受到責難。

美國《國家》(The Nation)雜誌九月刊登了題為 Why American Democracy Has Descended into Collective Hysteria (美國民主為何淪為集體歇斯底里）的文章，指陳的就是類似的爭吵。作者 William Greider 指出：「目前，我們的政治體制呈現出集體的歇斯底里，情緒暴躁。大家都說特朗普是瘋子，其實整個政壇存在的問題比特朗普嚴重得多。兩黨都困在過去，懼怕面向未來。恐懼和困惑壓倒了當權者。他們對國家的未來毫無計劃，對從前形成的問題能躲則躲。」

對於怎麼改善老化的基建，美國就找不到可行辦法，能躲就躲。

摩根大通 CEO Jamie Dimon 據說曾獲特朗普政府邀請擔任財長，但他拒絕了。其中一個原因相信是知道難以在財政上解決美國面對的基建問題。他今年七月對記者說：「我剛去過以色列、愛爾蘭、法國、阿根廷，也跟中國和印度的總理見過面。這些國家都深刻認識到，基建、教育、稅改政策能夠增加企業活力，能促進就業，提高工資；遺憾的是，我們沒有意識到，美國曾以自由企業制度為傲，現在卻毫無優勢，無法建新的橋梁、機場，只有毒品氾濫。」

記者拿了他的原話作標題：It's almost an embarrassment being American (作為美國人幾乎是尷尬的事)。尷尬的相信就是《國家》雜誌文章說的：「我們是走下坡的強權，但是假裝沒有衰落。」

美國工程師協會 (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 三月發表了對美國基建的年度評估報告，據公路、橋梁、學校、港口等 16 方面的現況評估，美國的基建總分僅達 D+。這評分自一九九八年以來，就因為維修延誤和投資不足而一直在 D 級徘徊。

協會認為，要把美國基建提升到 B 級，得投資 4.59 萬億美元，約相當於每個美國人要負擔11, 250美元。特朗普的基建大計的投資額卻只得一萬億美元。錢從何來? 美國很多基建如公路、橋梁、水壩是各州擁有的，應由各州自己出錢，可是聯邦政府財力不足，各州更窮，都拿不出錢來。特朗普的基建大計於是主要靠私人投資。美國整體來說一點不窮，只是錢都在大財團手裡，在市場主導下，資金都往高利潤的金融領域跑，有多少會流向基建?特朗普的計劃可能「得個講字」。

BBC 把美國的基建危機形象地稱為 America's $4 tn infrastructure time bomb (美國的四萬億美元基建定時炸彈)。什麼時候爆炸?放心，不會在明天。

「莫為五十年的政治，拋棄五千年的文化」

香港一家學校的畢業禮發生了學生不尊重國歌而被驅逐的事件。從被逐學生的咆哮得知，這緣於不認同中國政府。據香港近年接連發生的類似事件，一些人因為否定中國政府，幾乎把所有與中國沾邊的事情都給否定了，台灣一些人亦有相同的極端行為。於是，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不接受普通話，香港一些人揮舞起殖民地時代的龍獅旗，台灣當局刻意削減中學教科書中的文言文課文，等等。一句話，要去中國化。

這可笑，復可悲。台灣的著名詩人余光中剛去世，一位朋友傳來他一句名言：「莫為五十年的政治，拋棄五千年的文化。」這是他在台灣，面對「像一柄無情的藍刀，把我的生命剖成兩半」的台灣海峽的抒懷。

香港也以島稱名，其實毗連大陸，山水相接，不過由於歷史的原因，一些人在很多事情上內地睽違。並不是從來如此的。大陸水深火熱時，在香港苟安的中國人對內地常有水濃於水的闗懷。

余光中上述名句出自他的《從母親到外遇》一文，文內以「大陸是母親，台灣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歐洲是外遇」作譬，從情到理細說了這四個地方感受。一些人瞧不起香港，他辯護說：「一九四零年三月五日，蔡元培逝於香港，五天后舉殯，全港下半旗誌哀。對一位文化領袖如此致敬，不記得其他華人城市曾有先例，至少胡適當年去世，台北不曾如此。」

中國大陸迅猛崛起後，香港一些人反而受不了。我常覺得這與地綠政治形成的島民心態有關。

在余光中的創作中，鄉情是永恆的題材。鄉情重在「情」，柔情似水，漫漫然，浸浸然，縱橫上下，無處不在，有別於理性的、意識形態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用他的話說：「鄉情是先天的，自然而然，不像民族主義會起政治的作用。把鄉情等同於民族主義，更在地理，人民，歷史、文化之外加上了政府，是一種『四捨五入』的含混觀念。」

《從母親到外遇》一文，該是他所謂的美文，他常通過這樣的美文來抒發情感，在遣詞用字上煞費苦心，讓讀者有感情上的滋潤，還有文字上的享受。譬如他就自己的不同身份這樣說：「我當然是台灣作家，也是廣義的台灣人，台灣的禍福榮辱當然都有份。但是我同時也是，而且一早就是，中國人了：華夏的河山、人民、文化、歷史都是我與生俱來的『家當』，怎麼當都當不掉的，而中國的禍福榮辱也是我鮮明的『胎記』，怎麼消也不能消除。然而今日的台灣，在不少場合，誰要做中國人，簡直就負有『原罪』。」香港也相似，一旦着了這「原罪」的魔，一些人精神錯亂了。

讀余光中的這些美文，讓人想起錢鐘書一個見解：「刻薄人善做文章。」這話充滿錢鐘書慣用的反諷、黠慧風格。他說：「立身之道，與文章異。做人處世要謹慎老實，文章卻應當寫得富有機心，委婉多變。」他因此對一些人愛對李商隐晦澀難明的詩句，作穿鑿附會的強解不以為然。

「大陸是母親，不用多說。燒我成灰，我的漢魂唐璞仍然縈繞着那一片后土。」余光中的鄉愁，和抒發鄉愁的文字，毫不晦澀，如果一些人難以接受，我唯有解釋：給洗腦了。

余光中：食洋不化與翻譯

余光中生前既勤於筆耕，又因為是傳道授業的教授，對文字運用，從詩都文，都有不少理論上的思考和論述。不過兩年前，他就在香港接受採訪談到現代漢語的種種歐化通病和翻譯等問題。

二零一五年二月，他應邀到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主持「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除了講「龔自珍與雪萊」、「中西田園詩的比較」，並出席「詩與音樂—前言與朗誦會」。演講偏於學術，他後來接受《明報》「明藝」版主編潘耀明和中大金聖華教授訪問，談得就比較「貼地」。

中國白話文的歷史很長，文言文出現之初，與當時的通用語 (白話) 較接近，佛經的翻譯使用了大量一般人易懂的白話，小說、戲曲以普羅群眾為對象，白話成分就更重。余光中指出，直至二十世紀初，歐化問題才出現。到五四時期，很多學者認為儒家太封建，道家太迷信，中文不夠好，不夠現代化，主張以拼音文字、英文、法文來代替漢字，引進西方思潮，用邏輯談問題，使中文越來越歐化。

余光中說，當時的學者像魯迅，本身舊學根柢扎實，無論怎樣歐化都有限；到了他們的下一代，惡性歐化便浮現。一代又一代之後，少數高手對歐化的影響時常警惕，可以善取善用，不能說張愛玲、金庸、錢鍾書退化了。可是，多數人退步而不自知，食洋不化！

談到「化簡為繁」的毛病，金聖華舉了個例子：收過一封信「請盡快落實繳費工作」，那不就是「請盡快繳費」麼？又例如，不能見到 share 就是分享，Never share anything with her mother 應是「從不與媽媽談心」，而不是「從不跟媽媽作分享」，更不該說「分享痛苦經驗」。金耀明指出，年輕人如今喜歡寫很長很長扭來扭去的仿西式句子，故弄玄虛，大部分寫不出乾淨的中文來。他說：「我不擔心簡體字，而擔心『簡體文』。」

對於長句的運用，余光中有自己的心得。他早期的名篇《聽聽那冷雨》，長句連綿兩行；後期則注重錘煉詩句的長度，據說以八字為限，力求變化。余光中則說，《聽聽那冷雨》屬於美文，至今我還堅持會這樣子寫。理論的文章，我寫得比較乾淨，但感性的創作，如美文，我有很多招數。

關於長句他說，英文語法明確，轉折的地方可以不用標點，主句後面可以跟着一連串形容詞子句。他那時候一個長句寫下來，轉折處都不用標點；後來，才悟到中英文標點的分別：中文打標點是為了「文氣」，英文打標點是為了「文法」。此外，下標點，是為了節奏。強迫讀者跟你一起換氣。

音樂在表情上講究呼吸，文一樣，詩更如是。

論及翻譯，余光中認為翻譯到了最後就是風格問題；要翻譯什麼像什麼，句子、字詞，乃至文氣都給重現出來，平白的譯得平白，疙瘩的跟着它起疙瘩。「戲劇翻譯得愈透明愈好，那是給觀眾聽的。詩，我是譯給個人讀的。」

他常跟學生講，翻譯時，你如果只想到一種翻譯，絕對不夠。你要立刻想到三種翻譯，無論是結構上的或字詞上的，那才能遊刃有餘。同樣一個形容詞，選擇一個最貼切的翻譯，那就是創作。

對於這些，你只要做過文字工作，應當聞之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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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藝‧特輯﹕專訪余光中談文學翻譯
https://news.mingpao.com/pns/%E6%98%8E%E8%97%9D%E2%80%A7%E7%89%B9%E8%BC%AF%EF%B9%95%E5%B0%88%E8%A8%AA%E4%BD%99%E5%85%89%E4%B8%AD%E8%AB%87%E6%96%87%E5%AD%B8%E7%BF%BB%E8%AD%AF/web_tc/article/20150411/s00005/1428689249605

余光中診斷「英式中文」

余光中昨天在台灣去世，相信華文世界傳媒都發布了消息，並都會冠之以「詩人」頭銜。余光中其實一手寫詩、一手為文，為文寫的是散文和評論。他的詩固然耐於咀嚼，而文章一樣值得好好品味。若要提高中文寫作水平，應細讀他關於詩和文的評論。

昨夜讀到他的《怎樣改進英式中文? ── 論中文的常態與變態》一文，文章一九八七年發表在香港《明報月刊》上，長一萬一千多字。雖然有點睏，還是一口氣讀完了。

我沒有讀過這篇文章，但對當中的見解甚有共鳴，有些還曾經對以前的同事作過告誡。香港的「港式中文」很大程度上是「英式中文」，這樣的中文充斥傳媒，從印刷傳媒到電字傳媒，很多毛病是記者筆下慣見的。耳濡目染之下，香港人下筆，會不自覺寫出來同樣的句子，我有時亦難免。讀了余光中的文章，如醍醐灌頂，既暢快，亦警醒。文章大概是針對港台情況而寫的，但據我的觀察，自大陸對外開放以來，文字寫作受到外來文化猛烈衝擊，學英語者越來越多，英式中文亦隨之泛濫。內地頗受歡迎的「觀察者」網在余光中病逝消息傳來當日，就把他的這篇舊文重刊，自是用心良苦。

余光中三十年前就觀察到，「中文的西化有重有輕，有暗有明，但其範圍愈益擴大，其現象愈益昭彰，頗有加速之勢。」三十年來的發展進一步印證了這先見。結果是「一般人筆下的白話文，西化的病態日漸嚴重」，而且「英文沒有學好，中文卻學壞了」。他系統地分析了英式中文在名詞、連接詞、介詞、副詞、形容詞、動詞等西化之病，希望讀者能舉一反三，知所防範。

他提出了中文自有生態的觀點，即中文以「措詞簡潔，句式靈活，聲調鏗鏘」為生命的常態。順着這樣的生態，就能長保中文的健康；否則，久而久之，中文就會污染而淤塞，危機日漸迫近。

一個不良的趨勢，是從精簡變繁瑣，從自然變生硬。他在文章之始就舉了這個例子：現在很多人不說「因此」，而愛說「基於這個原因」；不說「問題很多」，而愛說「有很多問題存在」。

余光中在台灣修讀外文系出身，後到美國進修，在愛荷華大學取得藝術碩士。他在港台是中文系教授，也是英文系教授，且曾任美國西密執根州立大學英文系副教授。他自言「有志於中文創新的試驗，自問並非語文的保守派」，但對不可取的英化不以為然。

他指出現代英文也視化簡為繁、化動為靜、化具體為抽象、化直接為迂迴為病態，識者以為，現代英文已到了「名詞成災」（noun-plague）的地步。他認為「新聞體」（journalese）文字的傳播是病因之一。記者為了讓新聞稿吸引眼球，往往在文字上故作緊急、權威、專業，習慣了，就是老套的「新聞體」。

注意：香港科班出身的記者學的是新聞採訪，中文寫作其實是副修。隨便舉一些例句：
健康比不健康更好……
聯合國非常震驚澳洲的……
英格蘭復仇荷蘭
警方在今天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入屋……
我相信呢個喺我所闗心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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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談怎樣改進英式中文：
http://www.guancha.cn/culture/2017_12_14_439185.shtml

日本失落一代的震撼與呼籲

讀到一句讓人打心底裡哽咽的話：「請允許我嘮叨一句：我是在泡沫經濟破滅的烏雲之下出生的。我活了26年，說實話，我從沒想過人們可以如此充滿希望地活着。」

一個人活到 26 歲，到了一個新地方，才像發現新世界一樣見到，人原來可以「如此充滿希望地」生活，震撼何等巨大！

對很多人來說，這樣的震撼並不新鮮，可能親身經歷過。人都要生存，都會為了活得更好而尋找新機會。困擾歐洲的難民問題就是這樣發生的，這現象在人類發展史上從來沒有停止過，人為的、自然的災難，不斷逼使難民四處流竄。難民到了一個可以安穩生存、安頓家小的地方，就會產生那位年輕人的感慨。

對於中國人來說，這更不新鮮了。中華文明的傳播、擴展歷史其實就是中國人逃難的血淚史。在南部和東南部的各個方言區就是中原難民為尋找生活希望集體逃亡而形成的。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曾經是大陸難民能「充滿希望地活着」的地方。

上述那位 26 歲青年看到的充滿希望的地方卻是中國，具體的說是深圳。他從日本第一次來到中國，從香港到深圳，發覺「自己的『常識』被從根本上顛覆了」。

他叫藤田祥平，一九九一年出生。上個月(十一月)受日本一家媒體委約，來中國採訪 VR (電子虛擬現實) 市場的情況。日前，他在日本「周刊現代」網站發表題為《日本被中國完敗的今天，26歲的我想和所有的大叔們說幾句》的文章，以日本「失落 20 年」一代之一員的身份發聲。「大叔們」，是指他們在社會上、職場上的前輩。

日本泡沫經濟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爆破，至今差不多三十年，足足一代人的時光。日本經濟戰後的繁榮造成巨大泡沫，美國則債務急升，貿易赤字不斷膨脹。美歐於是向日本施壓，在一九八五年達成「廣場協議」，日圓自此急速貶值約半，經濟爆破下沉，經濟真接損失估計超過六萬億美元，至今元氣難復。像藤田祥平這樣一九九一年出生的一輩年輕人，打從出生開始就沒有見過經濟繁榮，只見到通縮，沒見過通脹，即物價只降不升，人人都「惜買」，不敢花錢。

藤田受到震撼之下，顯然着急了，於是寫了「致我們的人生前輩們」的公開信，呼籲請看看如今日本的出生率數據，看看日本應屆畢業生的人均工資數據，看看日本的人均勞動時間數據，「我們這些年輕人如今疲憊不堪，食不果腹。如果仍然推行現在這樣明顯錯誤的戰略，我們就會逃離這個國家。請在你的公司裡找個年輕人送到中國去，不論他是誰。只要給他配個翻譯，他就可以做任何工作。」

「拜託了，不要把我們年輕人當作稻草人，當成你們抱怨的對象，請把我們當做經濟的子彈。你們年輕的時候，難道不是那樣認真對待美國市場的嗎？」「那麼，也請給我們這樣的機會。」

他建議，「請賣掉已經讀完的英語教材，買些中文教材回來。這意味着去參與一個充滿經濟機會的市場。」他甚至語帶威脅：「請給我們這些年輕人機會，請關心我們的想法。如果不這樣，我們就要拋棄日本，各行其是。也許大家不是一齊離開，而是有能力者首先離去！你們肯定知道，這樣的趨勢已經出現。」

深圳與香港僅一河之隔，但我相信，香港很多人如藤田一樣，對河那裡的認識，有着大量有待顛覆的「常識」。

粵語專家亦多從眾從俗

普通話有國家制定的語音標準，各種方言的讀音則沒有同樣受到重視，語音就常有參差，即使方言字典的注音亦一樣。

在香港，可以見到不少粵音字典。我手上有黃錫凌的《粵音韻彙 》、喬硯農的《中文字典》、饒秉才的《廣州音字典》，坊間還有商務印書館的《商務新詞典》，中華書局的《中華新字典》、李卓敏的《李氏中文字典》、《廣州話正音字典》、《粵音正讀手冊》等；香港教育當局還有供教師參考的《常用字廣州話讀音表》。它們的注音各有所依，往往同一個字有不同注音。所謂各有所依，其實是兩個傾向，一個是依照古韻書 (如北宋的《廣韻》的反切音)，或依民間的約定俗成，這會因應字典編著者的社會接觸面和年代不同而有異。

有了互聯網之後，在網上查找讀音方便得多，我最常用作參考的是中文大學的《粵語審音配詞字庫》，以及後來開發的《漢語多功能字庫》。它參考多本字典字彙定音，這其實是個統計概念，即以較多家採用的注音為準，較少採用的注音定為「異讀音」。

譬如「糾」字，注音為 gau2，讀如「九」，配詞如：糾正、糾紛、糾察、糾纏等；「抖」是異讀音。 據《廣韻》等書的「居黝」反切，該讀作「九」，但老師安排學生做「狗察」維持秩序，很礙耳吧? 「糾」其實還有個讀音是「矯」。「赳」與「糾」同音，「雄赳赳，氣昂昂」如讀作「雄九九，氣昂昂」亦奇怪。

廣州出版的《廣州音字典》的注音有「傳統讀音」、「今讀」、「舊」音、「俗」音之分。有些字的確是誤讀了，但社會上已「約定俗成」，書中的注音會注上「俗」字，「糾」讀作「抖」是為俗音。這比較切合實際。

這樣的莫衷一是，在專家中也存在。粵港澳之間有個每兩年舉行一次的「國際粵方言研討會」，參加者除了三地文字學專家，還有外國如日本的學者。香港的單周堯教授在一次會議 (一九九九年，第七屆，在香港大學舉行) 上曾就一些字的讀音即席讓 68 與會者投票 (舉手)，這是部分結果：
《論語》的「論」，讀 A：「倫」(如人倫的「倫」)? 還是 B：「論」(如討論的「論」)?
A：30 人(44.1%)
B：36 人(52.9%)

友誼的「誼」，讀 A：「宜」(陽平聲）？還是 B：「義」（陽去聲）？
A：56 人(82.4%)
B：8 人(11.8%)

屋檐 (簷)的「檐」，讀 A：「嫌」? 還是 B：「蟬」?
A：28 人(41.1%)
B：36 人(52.9%)

溝通的「溝」，讀 A：g 聲母? 還是 B：k 聲母?
A：9 人(13.2%)
B：58人(85.3%)

由此可見，除了個別專家不表態，大部分專家傾向於從眾從俗，而不刻板地按古韻書的反切音說話。

粵語「正音」：當代的?古代的?

廣州陳家祠

中國人都會為中華文化自豪，數千年不斷之文化源流，是祖宗給我們留下的最寶貴資產。可是有利也有弊，如果處理不當，傳統會成為束縛，成為前進的羈絆。粵語的讀音是個例子。香港有被一些人捧為粵語「正音」權威的教授，囿於傳統，要人把「時間」讀為「時奸」，把「溝通」讀為「X(粗口字)通」。

這是把千年前的古韻書視為不可有違的金科玉律之下發生的。對一般人而言，一個讀音要受千年前古人的口音束縛，簡直匪夷所思。放在古羅馬、古希臘文化早已中斷的西方，這就更奇怪。在英美等國家，權威字典會不斷修訂，一個字該怎麼讀，完全沒有以古為正的觀念，注音從今、從眾，不過也會標注異讀音。英語不會視莎士比亞時代的讀音為正音，美國的字典不會因為英語源自英國而視英國口音為正音。

英語是拼音字，口語音較易變化，書面字的拼寫要及時因應口語而改變則不易，這造成英語的讀音與拼寫日益脫節。漢語沒有這問題，硬要語音不變，可說是自討苦吃。近日讀到香港文字學權威單周堯教授花 12 年編纂的《當代粵語正音字典》快將面世的消息，大為高興，高興的是教授說這部字典的一大特色是「不離地」，即不會囿於古音而脫離現實。

香港近年出版過一些標榜「正音」的粵音字典，且刮起過一股標榜「正音」的歪風，不知道凭着什麼力量，使電視電台的播音員都跟着所謂「正音」說話，讓人不斷受到「時奸」之類邪音的轟炸。

單周堯教授與暨南大學文學院前院長詹伯慧教授共同主編的這部新字典也以「正音」為名，但這是「當代粵語正音」，即有別於「非當代」的粵語「正音」。

中國文人從來有崇古之風，愛以古為正宗，以古為雅純。事實上，語言、文字、藝術都有生命，生命之特徵是不斷變化、發展，正與俗，雅與俗都可以互為轉化。清人劉熙載就文字的演變說：「後世之所謂正體，由古人觀之，未必非俗體也，俗而久，則為正矣。」清人范寅亦有名言：「今之雅，古之俗也；今之俗，後之雅也。」只知從古，無異於畫地為牢。

語言從來都是大眾共同創造的，出於溝通的需要而約定俗成，只要大家都接受就可以。漢字並非拼音文字，粵語主要是口語，少書面語，束縛更少。可是坊間的粵語注音字典多與現實的粵語脫節，多拘泥於古韻書反切的讀音，或者標的是老一輩粵人的讀音。

若非單周堯指出真不知道，普普通通的「滴」字，坊間字典的標音都是「的」，而不是我們日常所讀的「敵」。不過我們口語中也把「滴」字讀作「的」的，如面頰上兩邊的鬢腳叫「的(滴)水」，武俠小說中有神秘武器「血的(滴)子」。可是你「正音」而說「的(滴)酒不沾」，「水的(滴)石穿」，就讓人側耳了。讀作「敵」錯了嗎? 沒有錯，這是「當代粵語正音」。

方言使用調查，令人心驚肉跳

網上一個叫「6-20歲能夠熟練使用方言人群比例」的調查圖表，頗引起不同方言人群的爭議。它渉及 26 個城市的五種方言，即官話 (包括不同的地區官話)吳語、贛語、粵語、閩語，七大方言中只欠了湘語和客語。蘇州在各市中墊底，只得 2.2%，即在 6-20 歲人群中，每一百人只有略多於兩人可「熟練使用」吳語 (蘇州話)。

這個調查標明是「各地本土出生人士方言使用情況調查」項目的「暑期社會實踐」，但不知道是哪個機構做的？什麼時候做的？什麼叫「熟練使用」?至於調查取了多少樣本，如何取樣就更不可知。有人認為，從「暑期實踐」看來，很可能是某學校（不一定是高校）的一項抽樣調查；學生的社會能量有限，調查的樣本數量不會太大，準確性值得懷疑。

儘管疑點不少，它看來反映了一個不可爭議的事實，就是各地方言都有萎縮之憂。

這個調查有其他年齡組別的統計，21-40 歲，41-60 歲，和 60 歲以上。對比一下可以清楚看到，掌握方言的能力隨着年齡下降而遞減。以蘇州來說，60 歲以上土生市民 93% 掌握吳語。至於粵語，廣州 60 歲以上的百分之百說聽無誤，6-20 歲的仍達 72.1%。

蘇州和旁邊的常州因為墊底了，都不以為然而大為緊張，兩地記者分別作了自己的調查，以證實 2.2% 之說不確。

蘇州記者的小範圍抽樣調查發現，兩家中學分別有 58％ 和 20％ 本地學生「會說蘇州話」，一家幼兒園兩個大班則只有 8%。

據常州當地網站今年九月做的關於常州孩子說常州話調查，57％ 網友表示能力一般，聽得懂但不會說；27％表示講得熟練；16％表示聽不懂也不會說。

儘管可以對那「暑期實踐」的調查數字「不以為然」，但方言退化「不容樂觀」是肯定的，更有人為之「心驚肉跳」。

粵語的覆蓋範圍橫跨兩廣。據以上調查，南寧 60 歲以上人口 82.8% 說白話 (當地的粵語)，6-20 歲一輩就只有 13% 能「熟練使用」了。

南寧有網民說：「本世紀以前，南寧的語言格局是城區說粵語，城郊說平話或壯話。」如今南寧白話「似乎有退出歷史舞台之勢」，「變成了老年人的專用語言」。

本地方言衰退已引起一些地方政府和民間的重視，並採取相應措施。常州一些學校把方言作為最重要的民俗教育內容，一年級學生要學常州童謠，二年級學常州吟誦，但每周只有一節課。蘇州二零一二年啟動了蘇州話保護工程，讓蘇州話進入試點幼兒園和中小學課堂，一些高校也把蘇州話納入必修課。蘇州巴士已推行方言報站。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汪平對蘇州話的保護做過專題研究，說蘇州在保護方言上一些工作甚至走在全國前列。

隨着經濟猛發展、人口加速流動，普通話作為通用語，流通是客觀需要，並已成為自然趨勢，互聯網、高速公路、高鐵、城市化都為之提供強大助力。這個時候提倡方言保護和教育，已不可能對經濟發展和國家統一構成障礙，而更應視為對地域文化的保護和傳承。

有句話說得很好：「普通話或許可以讓你走得更遠，但方言可以讓你記得從哪裡出發。」

感受湖南之怪

臍橙節嘉年華中，人們依瑤家習俗圍着篝火起舞。

據說湖南有三怪：無辣不成菜，說話像老外，嘴嚼木頭塊。

第一怪廣為人知，誰都知道湖南人嗜辣，無辣不歡，湖南菜的最大特點是辣。辣椒是從南美洲傳入的，瑪雅人五千年前就吃辣椒。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辣椒被帶回歐洲，自此流傳到全世界，在明朝晚期傳到中國。辣椒自兩廣傳入，貴州、湖南一帶最早在清乾隆年間開始吃辣椒，至道光時，黔湘已普遍吃辣；雲南、四川後來也無辣不歡了。

辣椒不在中國沿海而在內陸「泛濫」是地理環境使然，湘川雲貴等地都多山，陰寒而濕聚，辣椒則性熱而能祛濕散寒。當地百姓，無論是從中原陸續南下的漢族移民，還是原居的少數民族，一旦接觸辣椒即視之為恩物，嗜吃並廣種。

「嘴嚼木頭地」說的是嚼檳榔。湖南不長檳榔，檳榔是從海南島販賣來的。據說，湖南過去多瘴疫，有郎中從海南帶來檳榔，教人嚼之防病治病而有效，於是形成這一怪。不過湖南如今愛嚼檳榔的人不多了，因為知道其實有致癌等不良副作用。

「說話像老外」之怪則仍存。

新寧縣的臍橙節迎來不少客人。下榻的酒店是當地最高級的，第二天七時許吃自助早餐時，餐廳幾乎爆棚。我們在一張大圓桌「搭檯」，同桌的多人看來是內地人，他們說的話讓我很好奇。我努力去聽，卻是一句話、一個詞都聽不出來。他們與其他人交談說普通話，但彼此之間就說一種對我來說像「外語」的話 ── 音調有點像越南話。我不懂越南話，但對「北拗凍奶」的音調是記憶猶新的。

湘粵桂閩一帶，與後來形成的越南，過去都屬百越地區。所謂百越，可以理解為眾多的越族部落，而據語言學家的解釋，百越的意思實為「越人」，「百」是人，「越」是定語，按土語的語言習慣，定語放在主語之後。粵語至今有不少這樣的構詞，如雞公、人客等。苗瑤侗壯等少數民族的語言，卻不是一般漢人可懂的。

那天，崀山風景區的北門廣舉行了「臍橙節嘉年華」，有身穿瑤族服飾的男女歌手獻歌，司儀請歌手以瑤語同觀眾打招呼，然後問台下有人聽得懂嗎?對這好像「老外」的話，台下一個回應也沒有。可能有人聽得懂而不回應，但我相信沒有人聽得懂的可能性很大。新寧本該是少數民地區吧?崀山上最知名的八角寨住的一定不是漢人。但新寧的通用語一定是普通話，而不是瑤語、苗語或者是什麼語。

如今，中國少數民族被漢化的程度非常高，族人一般已在外表上看不出本身的民族身份。旅程的廣西導遊自我介紹說是侗族小伙子，已婚，說按侗族的母系社會習俗，他已被「嫁」出去了。他的相貌、打扮、說話，都完全看不出與其他漢人有什麼不同。

語言「十里不同音，隔山不同調」是在地理阻隔下形成的，隨着基建、經濟發展，這些阻隔逐漸消失，文化在互相影響下不可避免地趨同。溝通方便了，而文化的各種失落也發生了。

臍橙園裡的熱鬧派對

臍橙園很熱鬧，不是說遊人來了，而是說色彩繽紛，除了橙樹葉綠果紅，樹下野花連綿成片，爭妍鬥麗，熱鬧得像開派對。

「正是橙黃橘綠時」說臍橙

臍橙園裡花繁果熟

遊湖南崀山回來，行李重了不少，其中臍橙佔了不少分量，有好幾公斤。當下正是蘇東坡所云「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的好時節。崀山所在的新寧縣近年在政府的補貼和推廣下，廣種優良品種的臍橙，這時橙子黃熟，有臍橙節舉行。我們到了酒店，每位客人獲贈臍橙二點五公斤。翌日到橙園參觀，任吃樹上即摘的佳果，由於果味實在鮮美，臨走買了一些。於是臍橙豐收歸港。

我對參觀果園，本來只着意於攝影，對吃橙的興趣不大，以為味道不會有多好。在香港，吃橙多吃美國的，因為多汁無核，酸甜適中，橙味濃郁。大陸橙似乎不佔多少市場，有名的新會甜橙，味道清香，但多核，且纖維較粗，賣不了好價錢。那天參觀橙場時，氣溫在十度以下，晨霧未散，陰寒砭骨，就更不思剥皮吃橙了。

誰知一試，大出意料之外，橙味與美國橙旗鼓相當，如果作盲測，實難分軒輊。

回港後，日前在街市注意到有大陸臍橙擺賣，二十元八個，不知道是不是湘南來的。今天早上晨運回來，在附近的水果店見到，美國橙每二十元三個或四個。大陸橙與美國橙的價錢頗有距離。

我對甜橙與臍橙、美國橙與大陸橙之比較與區別毫無認識。由於新寧臍橙的意外驚喜，我搜尋資料一番，發覺背後頗有值得一記的故事。

橙子 (orange，學名 Citrus sinensis)，是芸香科柑橘屬植物橙樹的果實，是一種柑橘，由柚子（Citrus maxima）與橘子雜交而成。橙子原產於中國南部，南方各省都有分布，也稱甜橙。橙子的果皮含有芳香氣味，古人用它作薰香品。長沙馬王堆西漢古墓中就發現了橙子的種子，估計是當時是用作保存屍體的薰香料陪葬材料之一。蘇東坡吃到的就是這種橙子。

甜橙到十五世紀初 (明朝) 傳入歐洲，十五世紀末再傳到美洲。過了約四百年，一八二零年，巴西一個修道院一棵橙樹發生異變，結出的橙子有個小橙在尾部，是發育不全的次生小果子，形成了一個「臍」；橙子全是無籽的，口感大為改善。這個新品種因為有臍，而被稱作臍橙 (navel orange) 。

臍橙既無籽，繁植就只能嫁接引種。一八七零年，兩棵臍橙樹在美國加州嫁接成功。一八九三年，新奇士聯合公司在加州成立，臍橙自此迅猛廣種。至今，全球種植臍橙的國家和地區有一百多個，而繁植依然只靠嫁接。可以說，今天各地的臍橙仍留存着最初巴西那棵變異橙樹一樣的基因。

一九七八年，中國引進了美國的 Newhall 臍橙，其後逐步形成湘南、贛南、湖北秭歸、重慶雲陽奉節等知名產地。有農業專家說，湖南的臍橙不比美國新奇士橙差，有的品種甚至更好。從美國引種的臍橙品種更加適應中國的水土條件，具有優於美國臍橙的諸多特質，畢竟中國才是橙子的故鄉。

「正是橙黃橘綠時」，不妨多吃臍橙，蘇東坡可沒有這口福呢。

香江與漓江，傳統與創新

有一首著名的客家山歌叫《落水天》，我以前只見過歌譜，是短短的四句。我不懂客家話，但按着歌譜一唱便喜愛而難忘。

記得歌詞是這樣的：落水天 / 落水天 / 落水落到涯介身邊 / 又無雨帽 / 又無遮囉 / 渾身濕透 / 好可憐囉。

剛才在網上一搜尋，聽到不同的演唱版本，來自不同地方，大陸的，台灣的，馬來西亞的，還有看來是其他海外地方的，而且風格各異，有傳統山歌、藝術歌曲、合唱，還有始而傳統，繼而變化為爵士、藍調，以至填上英文歌詞的，曲調也隨之演變。歌詞原來有第二段，訴說「做人新抱 (媳婦) 甚艱難」之淒涼。有的在重複的第三段翻高引吭，完全是出自肺腑的控訴。

大抵是，越是簡樸而優美的旋律，越有作進一步演繹的潛力，原來的旋律已豐富而複雜，變化的餘地可能就局限了。

忽然從記憶中喚起《落水天》來，緣於昨晚在一場叫「香江與灕江」的音樂會上隱約聽到仿佛從雨中、從山間傳來的《落水天》歌聲。這是香港彈撥中樂團與廣西藝術學院室內樂團的音樂會，兩個樂團各有發揮，又聯合演奏，有改編的傳統樂曲，又有新的創作，頗多新意。

傳統與創新，似乎是所有藝術都要面對一對矛盾，兩者既對立又統一。太傳統了，可能被視為保守；太創新了，創作者自我感覺良好，而大眾會難以接受，都屬失敗。兩者之間，如何拿捏，最是累人。你說「太傳統」不好嗎?亦不一定，如果你真的傳統到家了，傳統到極致，如近年所推崇的「匠人精神」所做到，會有讓人耳目一新之效。

藝術與科學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範疇，可是其中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在試錯中進步。科學實驗不斷進行，理論不斷提出，不斷有失敗和錯誤，直至做對了，獲得公認。這樣的試錯是大家都知道和接受的。藝術作品亦一樣，經典作品其實建立在無數失敗作品的鋪墊之上。

我偏愛在傳統基礎上的出新，猶如老幹新芽，倍讓人珍愛。這有賴作曲家和演奏者一起貢獻。昨晚改編演出的傳統作品，不乏名家如曹文工、顧冠仁、李復斌等的手筆。也有新的創作，如姜瑩的《敦煌》，既有技術難度，富有新意，又入俗耳，更難得的是廣西一個僅十人的小樂隊演奏效果，不遜出大樂隊。本港作曲家陳明志更專門為音樂會創作了《三昧真火》。

曹文工的《雨》喚起我對《落水天》的記憶，一看解說，果然說道「曲調與廣東客家山歌極為相似」。曲中一些地方採用了人聲，效果非常好。彈撥樂的樂音呈顆粒性，融和性較差，笙和大提琴可作填充作用，再加入人聲，竟有天籟之效。若能在模仿雨聲上多做點功夫，加強意境就更好。

畫家吳冠中論畫，有「風箏不斷線」之說，以示創作與傳統的關係。這完全適用於音樂和其他藝術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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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文參考：音樂也該「風箏不斷線」
http://silverylines.blogspot.hk/2012/06/blog-post_19.html

湘桂銀杏醉金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