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質彬彬中的休閑

中華文化悠遠綿長，值得驕傲，可是不少東西會因為歷史久遠，而在流傳中走樣變形。很多用語就有這樣的遭遇，以訛傳訛，與原來不一樣。剛才翻書就見到這樣的例子：文質彬彬。

日常用語、成語改變了意思，以致約定俗成、將錯就錯的例子很多，有用字錯了的，有意思變了的，其中有些改變情有可原，變了反為淺白易明。對於「文質彬彬」，人們多從字面去猜測用意，理解為舉止溫文有禮。這大體上沒錯，確是文質彬彬者的行止。

仔細去看則發覺這理解較粗疏。先說「彬」字，據《說文解字》：「彬，古文份。」「份」就是份額，「文質彬彬」本作「文質份份」。其中「文質」其實是兩個單字詞的組合，即「文」與「質」，兩者兼備，各有其份，是為「文質彬彬」。

《論語》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文」是文采、修飾，「質」是實質、厚樸。在儒家的觀點中，兩者要均稱配合，無過而無不及。就是說一個有文化修養的人，不可過度文飾以至流於浮滑，亦不可過於質樸而顯得粗鄙。文與質適當相配而得其中，是為「儒雅」。如今人們多把「文質」當作一回事去理解而偏於「文」，就難免有誤了。

查看書法字典，逸字總少寫
一點。人們的閑逸也總少一點。

無論是「質勝於文」或「文勝於質」，都過猶不及。就眼前社會所見，似乎「質勝於文」者居多而矚目，用孔子的話說是「狂狷」，狂者過度有情，狷者過度無情，兩者往往合於一身，對某些事過度有情，對另些事過度無情。總之是失其中而不和。

儒家所追求的文質彬彬、儒雅風度，都在學習、修身中得來，包括禮、樂、射、御、書、數之六藝。不管是《周禮》的古六藝和孔子提出春秋後的新六藝，內容都很廣泛，不只要求苦讀，當中有大量可視為休閑的內容，如樂分六樂，書分六書。西方有 liberal arts education，源自古希臘培養社會管治人才的教育理念，要求文體各方面均衡發展，後來之通識教育由此而來。六藝這種高等教育與之相似，而更重視仁心的修養，相同的是都有休閑的一面。

大抵是，苦讀苦練都只能呈一時之勇，難以貫徹一生；休閑的學習和修練，才可以樂之不疲，終生不輟。

中國傳統文化，不管儒釋道，都有大量寓修心於休閑的內容，有豐富而獨特的內涵和形式，詩詞歌賦、琴棋書畫、遊山玩水、品茗喝酒、造園築池、戲曲小說，都可以把休閑享樂與修身修心結合，端視你怎麼看待，以怎樣的心態去休閑玩樂。

我很喜歡孔子「游於藝」之說，「游」是遊戲，是油然自得。有人說，「游」的心態有三義：達觀、閑適、忘我。席勒說：「只有當人充分是人的時候，他才遊戲；只有當人遊戲的時候，他才完全是人。」這是完全自我享受的心態。文質彬彬，則是這種心態與修養的自然表現。

閑人之所忙，忙人之所閑

香港人有句口頭禪：「幾時得閑飲茶。」這不是徵詢語，不是問你什麼時候有空一起「飲茶」，也不是建議，多數在匆匆打個招呼之後隨口而說的應酬話，接着是「拜拜」。過後，「事如春夢了無痕」，彼此都不會記在心上。

香港到處是酒樓茶樓，「飲茶」顧客很多，可是得閑的不多，人人都「好唔得閑」。這自然與現實環境有關，人人都在「搏殺」，打工仔有打工仔的拼搏，老闆有老闆的拼搏，加班加點是常態。Work hard 之餘，也 play hard，放工、放假了，一樣以各種消費、娛樂拼搏，一樣很不得閑。當然，也有人為了加強競爭力而進修。

日前上了城市大學的「中國文化中心」網瀏覽，裡面有豐富內容，有文章，有講座，有文化活動，很多是向社會開放的，不是城大學生也可以參加。多年前，我曾去聽過閔惠芬的二胡示範講座，免費的。這個中心為了提高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而設，是大學通識教育的一部分，還着眼於推動各種學術交流和研究，渉及廣泛的文化藝術領域，包括詩詞、音樂、繪畫、戲曲、書法、陶瓷、品茗、園林、建築、歷史等。參與其中，可得到文化進修，也得到身心陶冶。若是學生，最好能閑下心來，不把它當作大學的功課，而視之為人生的必要修習。對上述各領域培養出興趣來，可以是陪伴終身的雅興。中國的文人雅士，哪個沒有這方面或那方面的嗜好? 而這些東西都與「閑」字分不開。

中國古人自讀書識字起，學習就技與藝並重，志於學而游於藝，既要掌握入士的必要技能，同時在書法、詩詞等方面有所修為，並以能在其中出類拔萃為人器重。很多人當了大官，仍把作詩寫詞、揮毫習字作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曾國藩每日「早起習寸大字一百」，李鴻章除了習字早課，還晚臨寫《聖教序》。自小的訓練讓他們能在百忙中不失閑心和雅興。

對於中國文人，閑與雅不可分。中國文人很多窮愁潦倒，甚至命途多舛，好在都有能助散懷的閑情雅興，都不費錢，於是陶淵明、蘇東坡一旦投閑置散，反而文名鵲起，流芳千古。

這讓人聯想到日本的武士。日本自古資源匱乏，日本人據說從明治維新才開始食用豬肉牛肉，之前只吃蔬果和水產。武士的社會地位高尚，但其實收入微薄。有日本學者估計，武士的平均年俸不過相當於農民的收入，只夠生存，養家都成問題。他們卻要維持高人一等的體面，日子十分不好過。結果，是如《菊與刀》一書指出的，培養出良好的武士家規 ── 節儉。

武士要依附有錢有勢的主公，要文武兼習以顯高貴。他們又是有閑階級，於是弄出不少苦中作樂的創作來，把一小片漬物 (如醃蘿卜、酸梅、鹹菜) 也擺弄得美輪美奂。今天，越是高級的日本料理，越是賣弄武士的節倹傳統。

如今，閑雅不必愁苦，但閑下心來仍是必要的，要能從雜務中抽身而出。這關乎利和名，「盛名多累，閑逸多適」。

清人張潮有語云：「能閑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人之所閑。」每個人一天都只有 24 小時，如何安排，只能自己權量得失以決定。昨天給友人寫字後，利用餘墨寫下這話以自醒。

打風的日子：逐年減少

西北太平洋熱帶氣旋 (TC) 逐年數量趨勢

香港有一個名詞叫「抽水」，就是順手撈點好處，這個打麻將用語已廣泛應用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政客藉個什麼事件「抽水」是慣見現象。科學上也常見，一遇到自然災害發生，常有「有識之士」和傳媒把災害簡單地歸咎於「全球暖化」，有時甚至製造不必要的恐慌。

昨日收到的一段免費報章報道，就有「抽水」之嫌。報道引述本港某大學一名助理教授的話說，「全球暖化會令颱風增強，同時加劇風暴潮和洪災，海平面亦將升高」；有研究說，「香港人若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到本世紀末，香港附近海域水平面可升高達一米或以上，屆時像『天鴿』帶來的水位上升將不再是極端情況，而是常態。」

我不知道記者的理解和報道準不準確，這「發現」非常驚人。其中涉及兩點，一是颱風會增強；二是平面上升 ── 香港幾百萬人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就可以把附近海平面升高一米。

關於「全球暖化」下海平面上升，有種種不同預測，由於渉及非常複雜的測量、計算、預設，預測的差異很大。用美國《國家地理雜誌》一個報道的講法，這些都是「非精確科學」(inexact science)。照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 (IPCC) 的預測，海平面到本世紀末會上升 28 到 98 厘米 ── 這數字本身就十分「非精確」。

海平面之上升，理論上是因為氣溫上升下海水受熱膨脹、兩極融冰等因素造成的，而大氣和海洋都是開放系統，香港人何來那麼大的能力把附近海面上升一米?

至於颱風，在香港可以感受到，打風的日子少了。上海中心氣象台三位研究人員二零一六年八月發表了名為《西北太平洋熱帶氣旋生成的源地和年代際變化特徵》的研究報告，印證了這感覺。中國有個簡稱為《颱風年鑒》的《熱帶氣旋年鑒》，上述研究報告根據年鑒自一九四九年至二零一零年的資料，分析了西北太平洋熱帶氣旋生成的時空變化特徵，結果表明熱帶氣旋的數量近年來呈現遞減趨勢。

熱帶氣旋主要生成於三個海域，即西北太平洋（包括南海），西北大西洋（包括加勒比海和墨西哥灣），和印度洋的孟加拉灣。其中西北太平洋佔全球總數的36％，颱風強度也是全球最強的，因而最有代表性。

根據報告，每年全球約有 80 個熱帶氣旋形成。其中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有 33.9 個，多時可達 40 個以上，少時不足20。從圖表可以看到，由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七二年，熱帶氣旋數目呈明顯上升趨勢，極大值出現在一九六七年，共有 53 個。

至八十年代後期和九十年代，基本維持下降趨勢；一九九八年以後更是明顯下滑，除二零零四年以外，熱帶氣旋數都不足 30 個，二零一零年更只得 18 個，是為近 60 年的最低值。

這解釋了為什麼香港上世紀六十年代風災頻繁，十號風球六度高掛，而之後十號風球日漸罕見，本世紀頭十年更是一次都沒有。

報告預測：「從目前的趨勢來看，未來十年的颱風數量可能會呈現平穩略有上升的趨勢，但不能排除個別年份颱風數量異常。」報告亦指出：「近10年，熱帶氣旋數量減少，但強度較過去51年有所增強。」

愛護環境、減少資源浪費，應是現代人的「通識」，但「有識之士」和傳媒不必誇大事實以嚇人。

風雨後陽台上的對話

「告訴你，昨天夜裡，風雨大得嚇人……。」
「你知道嗎? 我昨天給吹得趴了下來，可是你看我現在。」
「又是風又是雨又如何，你看，我不是又綻放了?」
「我們在風中起舞，舞姿整齊得不得了。」

風聲雨聲，涼薄淺薄

颶風來了，美國得州名叫 Otis 的老狗叼着狗糧逃難去

這幾天都在風聲雨聲裡過，兩個颱風先後在香港西南吹掠而去，香港一度掛起十號風球，可幸沒有大災害。澳門幾乎被正面吹襲，受災嚴重得多。在地球的另一面，美國得州也受到颱風──那邊稱作颶風──襲擊，得州和休斯敦 (美國第四大城市) 廣泛地區沒入水中，已有四人死亡。當局在救援乏力之下，呼籲被洪水圍困的災民上屋頂待援。

各地訊息伴着風雨而至，有令人膽戰心驚的，也有讓人感奮、溫暖的。剛剛看到美國風災中的一幅照片：公路上，一頭老狗叼着一袋狗糧孤身上路。原來，主人給狗只留下水和糧就逃難去了，狗最後也逃了出來，不忘叼上自己的糧食，照片還上了fb，成為「網紅」。

同時傳來的還有風言風語，是隔岸觀風雨的涼薄說話。

香港又逃過一劫，可以戲說香港是福地。這自然並非風水好所致，而是百多年來經歷過一次又一次重大風災雨災之後，不斷改進應對之道的成果。回看歷史可以知道，香港之安全不是必然的。

早上起來，收到朋友傳來的一段短片，是香港電台幾年前關於「溫黛」風災的紀錄片。「溫黛」一九六二年九月一日襲港時，創下兩項至今未破的紀錄，一是在大老山錄得的時速 284 公里最高陣風紀錄 ；二是 982.5 pascal 的香港最低氣壓紀錄。氣壓低意味着風力強、海潮高。溫黛的移動路線與「天鴿」和「帕卡」相似，都在香港西南掠過。據香港天文台前台長林超英說，這是對香港最差的路線，因為香港會吹東北風。「溫黛」也遇上天文大潮，東北風令吐露港出現二十英尺 (約六米) 高的海嘯，仍是鄉村的沙田整個被沖毀。

根據紀錄片，單是沙田就死了 150 人，全港死亡人數近千。是為香港戰後最大的風災。

不過，回看戰前，這不算什麼。

一回在一個香港收藏家的展覽上看到幾幅香港戰前風災的舊照片，說明指出當時的遇難者數以萬計。我大為驚駭，香港竟然發生過這麼重大的自然災害? 翻查資料發現，的確如是，死傷者成千上萬的風災，香港曾一再發生。

據中大研究「香港歷史與社會」網的〈大自然的挑戰 ── 歷年天災的回顧〉一文，傷亡最嚴重的是一九零六年風災，即丙午風災，約一萬五千人死亡。次為一九三七年的丁丑風災，亦約一萬五千人死亡。

文章指出：「單從傷亡數字來看，1906年與1937年的颱風是歷年來人命損失最嚴重的風災，單是死亡人數已超過一萬多，其中又以1906年的傷亡最為慘重，死亡人數佔同年全港 32 萬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受傷及失蹤人數眾多；1937年全港總人口約有一百萬，是年的風災也有一萬多的死亡人數，約佔同年全港總人口的百分之一。」

當時的統計非常不準確，例如受傷人數，一九零六年風災僅 220 人，一九三七年風災更只為 88 人，都與死亡人數非常懸殊。在自然災難中，死裡逃生而僅受傷的人數一般都比死亡人數大。

而這僅是香港天文台一八八六年成立之後的數字。此前的一八七四年，發生了庚戌風災，約五千人死亡。香港天文台是因為這次風災而決定成立的。

香港整個城市如今應對颱風之來襲，有條不紊，交通雖然會擠擁而有序；地面交通停頓了，地鐵仍然維持有限度服務，傳媒的「交通癱瘓」之說實在是套話。不過面對大自然的威力決不可自滿。在「天鴿」來襲時，港島多座「甲級寫字樓」有玻璃從幾十層樓上飛脫而下，令人瞠目，顯示有隱患潛在。

但西環、旺角、深水埗以前屢次發生的水浸不見了，元朗一帶也沒有水浸，吐露港海潮升高五米多安然無恙。顯然，各個排水、防水工程發揮了重大作用。

在享受香港這「福地」的安全之時，需要感恩。若在這時說些涼薄、刻薄說話，不管是對香港還是對其他地方而言，既是涼薄，也是淺薄，而且是對香港先輩數以萬計死難災民的不敬。

西方的鐘擺：新自由主義之後

朋友對這裡昨天〈中國一位八十後的三次思想顛覆〉一文留言說：「過猶不及，鐘擺不是在這一方，就盪至另一方！」這是就中國情況而說的。

這的確是中國百多年來動盪的特點，無數志士仁人為尋找國家民族出路摸着石頭過河，前進忽左忽右，有時甚至倒退。路向飄忽的一個原因，是心裡失去依靠。在西方堅船、利炮、科技、思潮的逼迫下，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有土崩瓦解之勢，看來靠不住了，技術上靠不住，制度上靠不住，文化也靠不住。在大船快要沉沒有之際，既摸不到石頭，就稻草也得抓一把，以祈救命。但哪一根稻草可以救命，誰也不知道，只能不斷試錯以求對，證偽而存真。這過程持續了近兩個世紀，八十後的李曉鵬的三次思想顛覆，是這過程的繼續。

這其實也是所有國家和社會發展的規律。一種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是否可行，是否對人民有利，只能在實踐中驗證，鐘擺因而不斷擺。從老百姓的角度去看，只希望制度有所改善，也希望鐘擺的幅度能有所控制，不要過猶不及，減少起義、暴動、革命這樣的翻天覆地動盪。

在大船上，人缺少了參照物，有時會感覺不到船的波動，要放眼外面，才知道波濤汹湧。看看歐美的情況，動盪其實很厲利，作為西方「旗艦」的美國最矚目，奧巴馬的重大政策一個一個推翻了，而特朗普自己的許諾亦像鐘擺一樣從這一端盪到另一端，最新的例子是美軍在阿富汗之是留?是駐?是增?

擺動與制度有關。在西方民主選舉下，常常有毫無行政經驗的候選人在競選時為了拉票，「誓神劈願」地作空頭承諾而當選。幾年之後搞出個「大頭佛」，選民便又行使「神聖權利」，用選票換上另一個說得更動聽的。這樣的走馬燈遊戲有時會呈現潮流，特別是在歐洲，有時左派得勢，有時右翼興起。最近，則是右傾的民粹主義囂張，歐美一樣。

各方評論把歐美目前的困境歸咎於全球化，主要是經濟貿易全球化。吊詭的是，這本來是西方，主要是英美為了雄霸全球而倡導起來的。到它們自己受到全球化負面因素打擊而無法適應，又發動起逆全球化來。

後面其實是它的指導理論被證偽了，就是在實踐中被證明行不通。這就是新自由主義理論。

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榮譽退休教授 Noam Chomsky (諾姆‧喬姆斯基) 在《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Neoliberalism and Global Order) 中對新自由主義有這樣的概括：「『新自由主義』，顧名思義，就是在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個新的理論體系，亞當·斯密被認為是其創始人，該理論體系也被稱為『華盛頓共識』，包含了一些有關全球秩序方面的內容。」

而所謂「華盛頓共識」，「是以市場為導向的一系列理論，它們由美國政府及其控制的國際組織所制定，並由他們通過各種方式實施 ── 在經濟脆弱的國家，這些理論經常用做嚴厲的結構調整方案其基本原則簡單地說就是：貿易自由化，價格市場化和私有化」。

這套理論自七十年代石油危機之後開始在西方吃香，英國戴卓爾夫人率先大張旗鼓以之施政，美國里根總統接着推行。到冷戰結束，西方又把這一套向東推進。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國際貨幣基金組 (IMF) 「援助」受災國家的條件，就是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一波又一波的「顏色革命」、茉莉花革命，其實都是新自由主義的擴張，在「普世價值」的旗幟下，要求的不僅是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上與西方接軌。

福山是在新自由主義的節節勝利下宣布「歷史的終結」的。這證實錯了，歷史繼續發展，西方要尋找新路向。

日前 (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美國智庫雜誌 The American Prospect (美國展望) 發表了華盛頓經濟戰略研究所總裁 Clyde Prestowitz 的文章 Competing with China (與中國較量)，提出美國要摒棄來自芝加哥學派 ── 新自由主義權威 ── 的桎梏，效法中國將經濟規劃提高到政府層面，不應該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轟炸別的小國或者策動其他國家的顏色革命上，而是多關注一下經濟貿易。

西方的鐘擺會怎麼擺?

中國一位八十後的三次思想顛覆

美國《華爾街日報》上月刊登了題為 New Challenge to U.S. Power: Chinese Exceptionalism (對美國權威的新挑戰：中國的例外主義)。在後來的中文版上，題目改為《美國的新挑戰：中國年輕人不再崇洋》。報道主要是對中國青年學者李曉鵬的採訪，34 歲的八十後博士李曉鵬後來在中國「觀察者」網發表了一篇長達七頁的文章，講述了自己思想轉變的經歷。閱讀了報道和李曉鵬的文章，對中國能夠在這三十多年中走過來、取得今天的成就頗覺驚心動魄。

李曉鵬來自重慶農村，憑着苦讀一級一級突圍而出，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再到劍橋大學、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他隨着「改革開放」成長，自懂事起經歷了三次意識形態的重大顛覆：第一次，以為是壞人的孔子變成好人了；第二次，到北京讀書大學後改變對中國的認識，「我們普遍相信中國會崩潰」；第三次，到英美一對比，才知道中國確實有很多很厲害的地方。

這其實是整整一代年輕人的思想顛覆，中國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激烈社會動盪就是年輕人「普遍相信中國會崩潰」下發生的。《華爾街日報》的報道說：「那些自由派的老師把他們的思想觀點帶進課堂，和學生們討論」，「他們會說，中國沒有法治，沒有人權」。李曉鵬「翻牆」上網廣泛閱讀，對中國的認同激烈動搖，越益崇拜西方的富有、自由、政治。

待他到劍橋呆了半年，看到英國基礎設施破舊、辦一張銀行卡要花數天之久，對西方的疑慮悄然升起。二零一零年再去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做訪問學者一年，把西方與中國對比思考之下，思想轉變加速。

之後，他讀到張五常在《中國的經濟制度》中一段讓「我有茅塞頓開」感覺的話：「我可以在一個星期內寫一本厚厚的批評中國的書。然而，在有那麼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國的高速增長持續了那麼久，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中國一定是做了非常對的事才產生了我們見到的經濟奇蹟。那是什麼呢？這才是真正的問題。」

就這個問題，李曉鵬二零一二年寫成《這個國家會好嗎 ── 中國崛起的經濟學分析》一書，「標誌着我再一次完成了巨大的思想轉變 ── 從堅信中國應該走西方道路，變為堅信西方應該學習中國走中國道路」。

《華爾街日報》引述了《中國青年研究》雜誌二零一四年發表一項涉及美國、歐洲、澳大利亞、日本和韓國的131名中國留學生的小型調查。調查發現，他們在離開中國前並沒有明顯的愛國熱情，但近 80% 說在出國後感覺更愛國了。差不多三分之二的人說認可習近平的「中國夢」。李曉鵬很喜歡中國年輕人現在常說的話：出國才知愛國，「不出國，就無法真正明白中國有多偉大」。

《華爾街日報》指出中國二三十歲年輕人民族自豪感在上升，是「中國新的民族主義者」(China’s new nationalist)。

照李曉鵬的觀察，他的思想「顛覆」在同齡人中有一定代表性，而「比我更年輕的九十後，零零後一代，像我以前那樣認為中國應該完全學習西方體制的比例已經不高了」，他們有政治意識的時候中國就已經成為了世界第二大強國，如果告訴他們西方的制度多麼多麼好，他們不太會接受。他們從小就比較自信，從根子上認可自己的國家，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一定是越來越有信心。

李曉鵬有句話很值得注意：「我們在大學期間曾經頂禮膜拜的意見領袖，像茅于軾、張維迎這些人，片面主張中國應該學習西方，他們的論調不僅被轉變了思想的 80 後拋棄，在 90 後、00 後中間也越來越沒有市場，越來越不受歡迎了。」

可是，這樣的「有識之士」香港多着，尤其是在課堂裡，在年輕人中仍大有市場。